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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文革简论》三十九节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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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陆洲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文革简论》十九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浙江省革命群众批判省委执行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二、浙江省军区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话纪要  
这四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在军区的同学要好好地招待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医院绝食的同学让他们见院长;第三件是我派飞机接张司令员和同学跟红卫兵代表十个人,如果何以祥能来就同时来;第四件事情是派军用飞机、派军医、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检查完了能从飞机就飞机来,不能坐飞机就火车来。这四件事,我们在北京谈的时候,你们在杭州的情况要照旧,不要发生任何情况,你要负责的。经常跟总参谋部保持电话联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等《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  
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江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五人受伤)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  
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并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  
第一,夺权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一定要反动群众,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宁可暂时不夺,要一个一个单位来夺。造反派要联合起来。造反派要占优势,如果不能团结起来,怎么夺?<红旗>十五期社论已经写了。工人要联合,学生要联合,不联合怎么夺权,要把真正造反派联合起来,中心问题是你们要抓大问题。现在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旗帜打出去,首先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要抓小事,不要陷入宗派主义旋涡里去。浙江是国防前线,不宜夺权太晚。  
夺权是夺当权派的权,但对当权派要分析:  
1、三反分子,反党集团,是黑帮。  
2、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3、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这是前三种,还有后两种:  
4、有严重错误,但改得比较快。  
5、问题不严重,改得也比较好。  
第二条,以造反派为核心来夺权,争取团结大多数,造反派不能看人数多少,而是看是不是占优势。保守派瓦解了,中间派形不成组织,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要争取团结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长期的工作。  
第三条,夺权应该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面革命造反派为辅,革命总是靠自己嘛!特殊的单位,如领导烂掉,本单位造反派还未形成组织,那可以暂时由外面造反派去帮助,帮助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但不能包办代替。  
第四条,夺权,一般是夺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监督权。有些单位可以全部夺过来,连生产,业务的权都夺过来,有的单位先夺革命领导权,慢慢再夺业务权。  
第五条,一个部,一个省的夺权,总是从上而下地夺。先把一个部或一个省夺过来,省里不夺,地,县委一起来更被动,省里夺了,省里可以派人到下面去煽风点火。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  
1967.01.30;中发[67]32号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月廿三日的决定,遵照中央军委一月廿八日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  
(三)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四)中央对在上述斗争中一切受伤或受辱的同志,不论事出何处,一律表示同情和慰问,伤的应予治疗,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果查出幕后有策动群众斗群众的主使人,应予严办。  
(五)为迅速平复这一事态,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央特派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偕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和中央办公厅丁均同志前往杭州,会同浙江省军委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负责查办此事及其有关问题,并将结果报中央批准。  
(六)凡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包括在这次斗争中的材料,统统由杜平同志、丁均同志会同省委、军区、造反总部派人负责清查集中,然后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理,不许有任何隐瞒。  
(七)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  
(八)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对此事向群众作深刻的检讨。  
(九)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在未离开前,双方不许再有任何挑动对方的言论和广播,传单宣传。  
(十)中央号召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粉碎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路线!  
中央号召浙江军区和全体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以利浙江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  
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自从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于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总结四十天来情况,省军区和部队同志在处理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贯彻执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质。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中央也高兴地看到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二月二十日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也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我们相信,有了这一表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同人民解放军合作,更好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中央号召浙江省军区和所属全体人民解放军当此关键时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历次命令,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积极支持和参加夺权斗争;同时,注意大局、警惕敌人,严守纪律,巩固队伍,加强战备,坚决贯彻执行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三、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地方各级军管会相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各级军管会成立后,努力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安排人民生活,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  
当国家财产眼看要被烈火吞没的时候,他奋身冲进火海,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三月,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  
南萍、陈励耘认为:省军管会主要领导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  
一些群众到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要军管会改变工作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对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的批示  
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以必要的保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  
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  
(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此事为由,说张永生与陈励耘、X X等人策划,平息肖山、富阳等地武斗,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其中肖山县打死二十七人;富阳县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伤致残的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被砸单位一百六十六个,受害家庭二千零五户。)  
   
四、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即“两个改组”)。  
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红暴派代表时的讲话  
周总理:  
你们怎么啦,没好好的干吗?帮助、批评、联合,这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毛主席批了示,说明你们不同于湖北百万雄师,但不等于没有错误,主席批的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与浙江的红卫军也不同。  
现在军管会是空五军、廿军,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那就是说:说到最后你还是站在保江华,保龙潜的立场上,你们立场到现在正是站错了,还没有站过来,难怪别人要说你保江保龙了。  
你要求翁森鹤不代表红暴,因翁森鹤已发表声明退出红暴,这要求合理的,可以给你们解决吗!翁就不代表你们,最近杭州发生了很多谣言,康生怎样,春桥怎样,杨代总长怎样,在京西宾馆发出了电话,(方即阻止不承认,说有坏人挑拨离间,并攻击南、陈两政委把话带开去了,)(总长:红暴不等于没有坏人,当然是少数,浙江是很复杂的地方,如温州不可能没有美蒋特务)温州左派政策上有点过激,但温联总是坏的,这不等于是省联总不好,你们又怎么去和他们联系的呢,要提高警惕,还有很多谣传什么空五军、二十军有分歧,南、陈为了夺第一把手在争权夺利抢位置。所以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有黑手黑帮,南萍在中央检查七次,这全是造谣。你们在上海开会就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  
总理说:  
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我们和军队同志谈时也讲了,军队内对龙潜的批判不要搞到社会上,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是军区政委,批判应放在军内,你们在少年宫广场大庭广众下批判,让坏人照了相,送到台湾就是敌人攻击我们的好材料,香港、日本就是想搞这个。  
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地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温州造反派在政策上掌握不好,不大符合主席的教育,争取,分化的方针,要有他们自己揪出坏人,走资派。工总司没有做好这工作,现在还有几百人在山上,武器在他们手里,这里还有些是劳动人民。工总司有些口号提得不当,非要叫老保,要他们投降。  
北京回去后,的确红暴有一部分人被省联总的人斗来斗去,方剑文他们讲的有夸张,但他被关近一百天是事实,这一点总是你们理亏。可能各个厂象方剑文这种情况不少。在一个厂是少数,加在一起有几十个人就不少,有几百人就更多了。你们斗龙潜,叫红暴六个学生陪斗就不好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代表团红暴派临时指挥部代表的讲话  
总理:承认错误,多做自我批评,这样主动,二是承认空五军、二十军,军管会,而不是只承认军管会,不能把领导人和群众分开,有些话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承认两个改组,你们初期受压,我们很同情,支持你们,当然,空五军、二十军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他们会改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一、你们浙大能不能带头达成几条协议,今天晚上就达成协议。  
二、关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浙江要迅速推动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局。现在在这里水到渠成。今天五号了,我看再学习一个星期最多了。如果在十号以前,就在这里达成协议,马上把三结合和干部商量好。回去共同学习,各单位搞大联合,推动全省三结合。总之,在二月份要搞好。你们怎么能等到八月钱江潮吧!现在已成立革委会有十四个省,最近有六个省准备马上搞,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吉林、新疆。你们弄不好连中游也赶不上了,落在二十个省后面,那不是下游吗?浙江地处下游,难道甘居下游吗?”  
三、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  
四、大联合问题和三结合问题达成协议。我(对?)红暴讲了五条:  
1)红暴比省联总犯的错误要重,刘英,石耘他们自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  
2)对解放军,红暴要支持解放军。两个改组以后,五军,廿军,二部分海军支左方向对嘛!军管会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他们会作自我批评的。  
3)红暴不要拉队伍。因为一个已联合了,拉队伍要分裂开,另一个,原来没有红暴的地方,建立红暴,势必会搞打,砸,抢与走资派有联系的组织拉进来,那么,老造反派就变落后了。  
4)促使大联合,任何一个单位,十几个人也要大联合,红暴也要推动。  
5)推动三结合。后来,总理又说:还要推动大联合这一条。  
凡成立革委会的,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扩大,加强,吸收他们(红暴)参加。这样他们答应了。  
五、关于正确对待红暴问题。  
总理说:“人家站错队,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应该联合他们。保守派难道永远是保守派?他前进了嘛!你造反派,难道永远是造反派?老本吃不了多久。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军管会及“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的谈话  
南萍同志向总理汇报去年七月北京会议后,紧接着二个改组,开展革命大批判,九月份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月进行政权教育,当时考虑省革委会条件具备,接着批判刘邓反动建党路线,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围剿派性,增强党性,浙江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工作也存在缺点,一度事务忙乱,当时政策性问题缺乏有力措施。特别对红暴方面工作抓得不紧。南萍同志提出,大家要做大好形势促进派,要从大局想问题,多想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面问题,具体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派性问题了。  
你们的协议起草很好,具体化了。  
前一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  
第二,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第三,对解放军要支持;这条好。  
第四,要批走资派;在浙江的代理。  
第五条是具体的,促进支持基层革命大联合,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已经建立革委会的不要再拉了。总的是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  
第六条“三代会”不能推翻,这个对的。  
第七条省联总,红暴派逐步完成历史使命,提得很有策略性,接下去是活动范围。  
第八条铁路,公、检、法……  
第九条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清理队伍,这是很重要。  
第十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在浙江更重要了。  
第十一条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你们协议达成了。  
最后一条准备在二月份成立革委会,既然如此,那就要很快在今天(16日)达成协议,签了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的批示  
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来京代表,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实行自我批评,达成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同时,浙江大学两派也达成了《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肃清其流毒。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进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警惕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要继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为争取早日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五、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驻军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九十四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工人三十六名,农民二十一名,学生十九名,一般干部十二名,机动六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五十命代表中,安排十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三十七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十五名(工人七名,学生四名,农民三名,机关干部一名),包括“红暴派”代表三名;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暂安排六名);军队干部十一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  
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  
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  
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  
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  
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  
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  
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  
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  
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周建人(原省长)。  
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  
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  
南 萍(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  
熊应堂(二十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  
朱全林(二十军副军长)。  
孟昭玉(五十九师政委)。  
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  
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  
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四、革委会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各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办公人员暂定二百人左右。  
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准备在革委会中建立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主要负责党员组成,并组织一个精干班子,作为核心小组办公机构。  
考虑到革委会机构新建,要立即全部接替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大批干部一时也无法处理。因此,将原各部、委厅、局暂时保留,逐步精简、改造。遵照中央决定,各部、委、厅、局都成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搞好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革命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经中央批准的两派在京代表达成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应认真执行。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大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国防要地,所有革命群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严防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动活动,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总理讲话:  
希望回去以后要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中央的批示中,这次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点得这么多,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批示,要重视路线的斗争,“要斗私,批修”。  
批语的第二条中说,希望你们在路线斗争中,在斗私批修的学习班中,革命大联合要促进。这个问题在浙江有争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联合起来。十二条协议中央已经批准了,要很好地执行。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  
江青讲话:  
大好形势下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种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的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种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使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革命委员会,特别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党斗争历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出现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康生讲话:  
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年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29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36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同志插话: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他们调转了(江青同志: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  
据我们知道,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有五条任务:(1)企图在今年三月27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在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不是九·五讲话讲过了,现在的特务在边境,调查人民解放军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情况泄露出去。(3)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各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出来。(4)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别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反动组织,问题在他有潜伏的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5)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警惕,千万要注意,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些是你们的纲领,敌人是妄想,三千一百万人民会识破这些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上当。不提高警惕,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上当。  
陈伯达讲话:  
四大家族(除了孔祥熙)都出在江浙两省,四大家族是在江浙财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浙江的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宁波,国民党军阀很多都是从浙江出来的,蒋介石、胡宗南(总理: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江苏、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党内走资派在浙江有特别的活动,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现在所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他们都是代表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包括浙江的走资派,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浙江的胜利是特殊的作用。  
要做阶级分析,江浙财办成了四大家族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强大的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六、一些地区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参与阴谋活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张永生同xxx等人,带领“宣传队”去浙南,发生武斗,仅丽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十一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  
   
一九六九年二月“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开始后,南萍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期间,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  
   
一九六九年五月,张永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至四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150多人到北京告状。  
1969年6月6日,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1969年6月12日,“红暴”派近200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1969年6月20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1969年6月25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3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1969年7月11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6月26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1969年7月12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200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人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有人对“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 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散发传单说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温联总头头叶少华、姚国麟等人组成八人小组。  
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共计TNT炸药5700斤,赤磷1471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温联总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身中六弹,壮烈牺牲。  
在几十分钟内,温联总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数百名温联总人员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  
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抓走而死。  
温联总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  
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  
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  
他们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一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人被驱散,停止治疗。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温联总”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  
温联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温联总守在最高处--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把钟楼炸开了。经过两天两夜,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65 17部队进驻温州城。  
“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扬言要吃掉65 17部队,来多少吃多少。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早晨。“温联总”红楼指挥部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束的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接着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编辑部《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一九七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2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一九七0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七0年以来,南萍、熊应堂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  
南萍、熊应堂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彪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这个工程是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南萍、熊应堂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  
   
一九七○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  
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  
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  
   
一九七○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  
   
一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xxx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  
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  
   
一九七○年七月,陈励耘把林彪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一九七0年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  
   
一九七0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  
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  
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六日,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  
   
一九七0年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  
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  
   
一九七O年九月,翁森鹤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副主席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  
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  
   
一九七○年,南、熊根据林彪“六大块四小块”的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一九七○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  
   
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  
会场门口挂的林彪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  
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南萍在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  
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彪达到了高潮,   
   
一九七一年一月,在省党代会上,南萍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  
   
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彪的书给南萍。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彪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  
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  
   
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南萍、熊应堂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  
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  
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南萍从王维国处回来后,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毛泽东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  
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  
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  
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  
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  
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  
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  
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  
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  
   
一九七一年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公然刊登了林彪的画像。  
   
七、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的负责人南 萍 熊应堂 铁 瑛、王子达 白宗善 马 龙、张孝烈 万振西 夏 琦、侯建新到北京开会。  
这次会议由许世友主持,联系浙江实际,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对浙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观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至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一)会议收获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四)今后意见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复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悉。  
中央同意你们根据主席、中央指示原则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经过你们审查后,可派负责干部护送南、熊两人来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浙江省委传达中央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  
   
一九七二年,铁瑛任省委副书记。  
   
一九七三年五月,谭启龙任浙江省委书记。  
   
八、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接着就来了一个整顿  
   
一九七三年十月,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先后以释放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被释放了的在押犯有一百七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省“三全会”。 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  
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 16” 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向省委建议提干五十余名。  
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样板,  
   
一九七四年,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后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翁森鹤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  
大搞“请财神”、“砸破庙”。 翁森鹤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  
(据说,有一百二十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张永生到金华、巨县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  
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翁森鹤被拘留审查。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七五年七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扰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  
(后因毛泽东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五年十月,谭启龙和铁瑛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400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  
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  
此事被毛泽东发现,批示:“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张永生平了反,谭启龙留北京审查。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永生坐镇北京,与冯仰澄等制订“批邓联纪打谭”的方针,策划召开“省两全会”。   
张永生说:“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就是咬掉几只牙也不能放过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要抓住战机”,“向走资派再一次夺权”。  
   
一九七六年四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为省委书记。  
   
九、十月政变后对革命者的镇压  
   
一九七六年十月,张永生将大批材料转移至北京,后又将其中的一大批运到杭州。张永生说:“不上他们的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不讲”。  
张永生指使省广播电台徐力印制传单,到南京、广州、南昌、上海等城市散发。  
张永生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表示“反正是个死”,要“发动一些人,豁出命来干一场”;“准备丢掉一切幻想去斗争,乞求是条死路”;提出要“上山打游击”,“把造反派串连起来,坚持和他们斗”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显通(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届毕业生, 1968年3月18日 被任命为浙江省革委会常委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被在全省首先隔离审查和批斗。  
在“揭、批、查”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李显通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原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对李显通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翁森鹤被逮捕。  
   
一九七七年二月,铁瑛任浙江省委书记。(至一九八三年三月)  
   
一九七七年七月,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年第十四期上刊登的文章说:对付帮派骨干分子“要像当年对待“日本鬼子”、“国民党”以及“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都不为过,并提出“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  
   
自1976年11月到1980年2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  
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  
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  
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  
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  
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人,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  
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  
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  
就在铁瑛眼皮子底下的省城杭州,这里仅举两个厂的例子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了: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查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194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年12月2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24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1981年,“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十分惊讶!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何、孔二人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1981年6月10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晚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66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  
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查”中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职工一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查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  
台州被判处死刑的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  
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  
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  
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在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如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江山县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张永生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案经审核查明:原审认定上诉人张永生……上诉人在上诉中的所谓: “不能把我过去积极追随和卖力执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都归咎于反革命性质加以定罪”,云云,纯属狡辩。原审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上诉人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完全正确,特此判决如下:  
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翁森鹤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出于反革命罪恶目的,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无恶不作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之一,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判处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杭西法刑字[79]第74号)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罪名, “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回杭后 “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 1974年,抵制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 “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解决。  
以反革命罪判处李显通五年徒刑。  
   
一九八0年某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决书(杭法刑上[80]74号)  
裁定:李显通案维持原判。  
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李显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  
(1981年11月20日,李显通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在李显通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1985年4月突然通知李显通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给厂里布置对李显通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份;旅游学院借用李显通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孩子和亲属。)  
   
一九八0年,方剑文被提拔为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  
(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领“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三千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上均摘自《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P123、128和130)。)  
(后因倒卖钢材被判刑五年)  
   
一九八0年,姚国麟被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  
(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  
(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一九八0年,杨秀珠被提拔为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为省建设厅副厅长。  
(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却突然携巨款外逃,至今未逮捕归案。)  
   
二00七年九月,李显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  
铁瑛在三十年前一手制造的浙江冤假错案后果之严重,为害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其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罕见。那些遭受铁瑛极左路线打击和迫害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被无理审查、批斗,不知有多少被撤职戴帽开除,被殴打致伤致残,不知有多少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不知有多少被迫害致死。这三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上访、申诉,仍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至今仍饱受着贫病和心灵创伤的煎熬,而且还累及到我们的亲属和子女,这对“和谐”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多的人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死的已经死了,就算“死者长已矣”,那么活着的人总还是多数,还有他们的子女那就更多了。然而,这些人均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是耄耋迟暮之年,来日无多,他们为国家辛辛苦苦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劳保福利、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都被剥夺,总不能让这么多的人统统含冤衔恨地离开人世吧!  
我相信,浙江现任省委尤其是赵洪祝书记直接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派来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必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一定会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借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强劲东风能抓住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编者按:  
一、浙江省委执行错误路线及群众对它的批判,材料收集不多,情况不明。  
二、浙江省军区因保省委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而驻浙部队与省军区观点不一,也产生了矛盾。中央决定对浙江实行军管,成立军管会,未能解决上述矛盾。只得又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三、“红暴”是一个“老造反派”(材料不清楚)。但它后来支持军区未经审查和批判就保彭冲,因此犯了错误。虽然中央在处理浙江问题时强调要联合,在成立革委会后,地位不平等,在某些地区还受压。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有军分区、人武部的支持。因此两派斗争不断,武斗升级。  
四、南萍任省革委会主任以后,不仅一个时期、时期一些地区压制了原红暴派的群众,也在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中打击了原革联派的群众。他还参与了林彪集团的派别活动。  
五、在批林批孔中,张永生、翁森鹤等人乘势而起,要求解决清队、打反、清查中发生的问题。以谭启龙、铁瑛为首的省委领导,在政治高压下步步为营,有求必应。而到整顿时就反守为攻,置造反派于死地。  
六、铁瑛建国以来一直在浙江省工作,1977至1983年任省委书记。他在文革中及政变后的表演,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变色龙、复辟狂。“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走资派要革命派的命”,是这样吗?  
   
   
贰、本节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王力同志:  
你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讲得很好。同志们反映了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不要变颜色,大家不要受二遍苦,不能让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自己掌握起来。  
工人阶级是最关心生产的,大家离开生产岗位是被迫的,大家迫切希望解决问题,很快回去搞好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口号,我们相信靠工人自己是能够妥善安排好革命和生产的。  
我们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一定很好地研究。党中央正在研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彻底。  
大家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大家最关心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作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行!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但革命要靠自己。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有好几千人,为什么不能回去干!坚决向与毛主席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斗争到底。你们要精神变物质,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  
文化革命的命运你们自己掌握起来。工作队在背后操纵搞起来的文革委员会,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工人自己创造的原则)进行全面选举,选举前要充分反复酝酿讨论,真正选出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来,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罢掉。你们文革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建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  
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果不能领导就以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说得对,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好生产为谁?说得很好。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来压你们,你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毛主席和你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你们。革命、生产都靠你们。工人阶级是最拥护毛主席路线的,对一切反对毛主席路线的都要批判斗争。  
你们一个厂的力量就这么大,杭州市还可以联合起来,你们要团结绝大多数工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主义机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主义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  
罢官问题,(指大家要求罢工作队长徐钊的官)她的文革职务,你们不赞成就算罢啦,至于其它职务,是否今天定要在这里罢?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要求的,认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里罢掉不合干部处理手续,对你们的斗争也不利,为什么不能由你们自己回去把她斗倒、斗垮呢!(姚文元插话:革命要有反面教员)你们回去自己去斗,我们支持你们,斗出个结果来。你们把她的事情都摆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她斗倒、斗垮,罢掉一个人,换一个人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要把错误路线批臭。但应叫她随叫随到。签了字还不来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还要求刘钊(副省长)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钊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  
同志们这样多的人到北京来,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你们对华东局有意见也可以提。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提。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出个样子来。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的心愿,我们一定负责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想见大家。毛主席的心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的。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产。  
姚文元同志:  
我们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姊妹。你们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不是首长,是你们的同志、勤务员、战友,是和你们一道来闹革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大家批评有些人这样怕群众,这样压制群众,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非常关心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把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学校里搞,现在我们工人阶级起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毛主席思想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大家不受二遍苦。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不仅要关心一个厂、一个市,还要关心整个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徐钊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个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  
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一定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搞掉,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要罢徐钊的官,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个时期的经验证明,革命需要反面教员,把她留着进行批斗,由你们回去斗争。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  
过去搞土改就有过两种搞法:一种是领导把地主抓起来;一种是群众起来把地主斗倒。后一个办法才是真正巩固的。你们要靠自己斗争。  
总的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方针。有人把这个口号说成抓生产压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工人阶级应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精神化为物质。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做出妥善安排,做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大家回去再继续去斗争。有些人对你们来北京是仇恨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就没有问题了,要靠你们自己去进行斗争。  
大家回去后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付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1966.12.29;中发[66]622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话纪要  
〖全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于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指出:“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证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军队内部不仅存在,而且是尖锐的、复杂的。”“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毫无疑义的,决不能借口军队情况特殊,而有丝毫的动摇!”但是,浙江省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窝藏黑材料,隐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包庇杀人凶手。它还纵容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践踏十六条,挑动解放军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火烧吗?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炮轰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揪出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打倒吗?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揪出!一个个打倒。  
对于浙江军区的一系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曾多次向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反映,一月十七日凌晨,周总理与革命造反派的代表通了电话,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们无限的关怀,给革命造反派带来巨大的鼓舞。为了使革命同志能详尽了解这一革命行动的情况,现将总理与我们的通话公布于下。〗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四时正  
接电话地点:军区  
周总理:你是不是军区的代表?  
军区代表:是。  
总理:你们不是有几位代表吗?  
军区代表:有十个。  
总理:请他们推选一个代表出来我跟他通电话。(清华大学代表接电话)  
总理:你是哪一位、哪个学校的?  
清代:我是清华大学的,参加三司联络站工作的。  
总理:那浙江本区的人呢?  
清代:好,浙江同学跟你谈话。(浙大刘英接电话)  
刘:周总理,我就是浙江的。  
总理,你是哪一位同学?  
刘:我是刘英。  
总理:你是浙江大学的?  
刘:是。  
总理,你们现在在浙江军区多少人?  
刘:现在大约有二百个。  
总理:你们这个问题在浙江不容易谈好。我们中央很关心你们的事,怕你们事件耽搁久了不好。我们想叫你们派几个代表,也想叫省委的同志和军区的同志到北京来谈。你看好不好?你们想派几个代表?  
刘:派十个。  
总理:造反的有没有北京同学在内啊?  
刘:有的。  
总理:你们同意的话,我们把浙江军区负责人张秀龙就是你们说犯有严重错误的,龙潜就是政委,还有何以祥叫到北京来。何以祥你知不知道?  
刘:我们要求是政委江华、龙潜、张秀龙。  
总理:我问你,何以祥要不要他去呀?  
刘:我们认为不需要他去。  
总理:按照你们的意思,就是江华、龙潜、张秀龙。是吗?龙潜、张秀龙是没问题的罗!龙潜被弄到衢州去了,许多同学把他包围起来,你们知道不知道?  
刘:不知道。  
总理:这样好不好?张秀龙是肯定会来的罗!因为他人是在杭州。肯定在杭州,可以同你们一道来的。龙潜听说在衢州,我们打电话去问他。如果在衢州,我们在衢州派几个学生代表把龙潜带来。第三个江华同志一直在上海养病,如果他病不是很重的话,我们可以把他找来,如果他病很重的话,可以把李丰平找来。  
刘:不!李丰平不在。江华是一定可以去的。  
总理:那我们打电话去问他,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在上海养病,没到北京来,也没到杭州去。我们可打电话问。同学,我们和空军商量,杭州有飞机的话,明天就是十七日上午九时坐飞机起身行不行?  
刘:好。周总理,我跟你讲一个事情。  
总理:你讲啊!  
刘:十三日那天我们浙江省杭州市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要阮副司令一起到北京去。  
总理:什么司令?  
刘:这是紧急事情。有个副司令员叫阮贤榜,它是新从新疆调来的。现在他住在医院里,心脏病很严重,生命有危险。这几天我们根据很多现象判断,军区附属医院耍了一个政治大阴谋,他们想害死阮副司令员。  
总理:我不清楚浙江军区的情况。  
刘:张秀龙事件发生后,他来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大会上他表示了态度,是比较好的。后来在医院里他讲的话态度也是比较好的。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可是他在医院里受到很坏的待遇。一个副司令员病床非常简陋,非常寒冷。这个病房不是一个高级首长的病房,是在门诊部旁边的一个病房。他是犯有严重心脏病的,这个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床以外没有其他东西,还有二只狗,这二只狗还是后来搬进去的。他开始入院时,病情还不是那么坏,据说打了一针后就打坏了,病就越来越严重,起不来了。曾经发生休克,休克以后给他输氧,输氧输到半中间,氧气发生故障。  
总理:哦!  
刘:然后发现他有痰,将痰从喉咙里吸出来,利用电动吸痰,后来电源切断了。  
总理:啊哟!  
刘:经过抢救,活过来了,还是用血。二次都发生严重错误。我们同学看到护士医师都在那儿很忙碌,出了不少差错,找这样东西没有,找那样东西没有,反正很乱。我们觉得这儿是有阴谋的。阴谋有二个方面。第一方面生病起因,由于他参加群众会议以后身体疲劳,起先病没有那么严重。这个会是革命造反派开的,开好后他就离开了,到医院里去了。我们可以说阮副司令员如果死了,那他们可以给革命造反派加一个罪名,就是阮副司令员是给我们逼死的。  
总理:噢,我懂了。  
刘:第二方面,我们根据阮副司令员的谈话来看,他对浙江军区其他一小撮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和张秀龙、龙潜观点不太一致的。他在医院里曾对我们说:我离毛主席路线很远了,我有罪。我要到革命师生中去,毛主席的红卫兵万岁!我很想到革命师生中去。他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他很感动,我们听来是发自肺腑的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护士拦住,不让他继续给我们讲下去。我们觉得他们有个企图要把阮副司令员拖垮,拖死,企图灭口。我们觉得有这么个问题。  
总理:噢!  
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紧急,阮副司令这个情况很严重。我们有七个同学采取了绝食行动来抗议他们的罪行,(总理:哦!)抗议这种政治上的陷害,抗议他们执迷不悟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有43小时左右了。我们现在有个同学汽车接到这儿来了,她身体已很虚弱了,让她跟你讲几句话好吗?就是参加绝食中七个(后来有八个)中的一个。  
总理:她现在吃了一点东西没有?  
刘:她现在还没有吃。  
总理:现在吃点东西,反正我们用飞机把阮副司令接到北京来嘛!  
刘:现在让她谈几句话好吗?  
总理:好!好!好!  
(赵大岭按电话)  
赵:喂!  
总理:哪一个?  
赵:你是周总理吗?  
总理:是。  
赵:我是赵大岭。  
总理:我说你赶快吃点东西吧!你饿着我心里难过。  
赵:我给你讲,我们到医院以后,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做得不对,对副司令员采用这种态度是不人道的。(总理: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要见院长,需要了解情况。  
总理:对!对!  
赵:他们骗人说院长不在,有的说院长在开会,有的说院长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总理:他住什么医院?  
赵:他住117。  
总理:噢!117医院。  
赵:军事医院。  
总理:117,我晓得了。  
赵:我们要见院长,他不见我们。我们问他们院长叫什么名字,他们说是军事秘密,不告诉我们。  
总理:你们见到阮副司令没有?  
赵:见到了。  
总理:待遇不好,是吗?  
赵:嗯。  
总理:这样子,他现在能不能坐飞机?你们看看。  
赵:我也不知道,起先他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是学生,我是中学学生,不懂医术。所以他让我进去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们来医生了,他不让我们进去看。  
总理:哦!  
赵:我们原来没有医生的时候,他让我们看病历,让我们跟他们一起讨论。在讨论中发生了许多差错,他们有的药开错了。可后来我们请来了医生,我们说让我们医生研究病历,他说他不相信。我说那你让我们去看病历,他也不让去。他们说相信我不相信他们。我说那我担保,他说那不行。这样我们昨天跟他辩论了一夜,他还是不答应。  
总理:嗯,不答应。  
赵:我们说我们坚决要见阮副司令,我们看他情况到底怎么样?他们有六十多个人围牢病房门口。  
总理:哦!  
赵:我们一走进病房,他们马上就起来,原来不是病房,就是门诊部。我们觉得他们的现象可怪,我们要汇报中央军委。我们就要照相,他们就大喊大吵,使劲嚷。他们知道阮副司令需要安静,不能嚷,他们还存心嚷。我们提出强烈抗议。我们说你们要辩论到下面辩,不要进行政治迫害。  
总理:对!  
赵:他见我们照相,就追我们,把我们锁在一个房间里,不让我们出去,要查我们。后来我们说你们没有权利查我们,他们不让我们出去,当时房间里很乱,我们提出抗议,我们非要出去不可,他们不让出去,我们就要跳楼。从楼上跳下去,跑出去。后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他才肯让我们出去。我们照相的时候,他本来嘛,都是使劲喊,在下面屋子里他们先动手打人的,我们没还手,他们打人了。后来我们要照相了,他们就遮,他们有的拿语录都拿倒了。  
总理:哦!  
赵:我们都乐,我们觉得他们太虚伪了,中国人民子弟兵嘛,怎么搞的?我们都觉得丢脸。后来我们就提出抗议,因为我们十四日就说我们要见院长,他一直不理我们,我们到十五日以后,我们就开始强硬手段,我们进行绝食。我们不吃饭,也不喝水,我们已绝食四十三个小时了。可是他还不出来接见,他们昨天宣读了中央军委指示,都是涂改过的,本来的题目是关于对于群众挑动……什么,反正是“中共中央关于炮打解放军”,他把“解放”两个字划掉、换了“队”、变成“军队”了,在阮副司令进院的时候,他们没有高音喇叭,因为医院是不适于安的,但是马上就安上了,(总理:哦!)从早上五点一刻开始广播,一直广播到下午。我们提出抗议,他们不接受,我们就自己上去把喇叭拆下来了,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就是不对,是政治迫害,所以我们就不走,他们就哄我们走,他们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压我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小房间,他们说这个房间要看病,叫我们出去,他宣读内容以后,他们的人就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扣押我们的证件,要我们登记。我们提出了抗议。原来理我们,现在不理我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只要我们走到那个房间,离那个房间将近十多米他们就拦住了,六十多个人拦住。  
总理:还是六十多个人?  
赵:是他们六十多个人,有一会儿,我们走过去,他们就高喊,你看,他们打人啦!“你轻点嚷”,我说“你要嚷就下去讲”。他们打人的人开始还冲锋陷阵,挡在最前面,死劲堵住门不让我们出去。后来我们说你们职工打人啦!他们就慢慢地从后面偷偷溜掉,我们要求进医院病房,他们根本不让我们去,他们骗人,所以我们说应该把他带到北京去,你派一名有名的军医来,给他看看。  
总理:同学,你们绝食有多少人哪?  
赵:我们有八个人绝食。  
总理:好,这样子,我今天天亮以后派一个小分队去,医生、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如果身体可以的话,接到北京来,你们看好不好?  
赵:我看好!因为我们来医生他不相信哪!他说是骗人,他说我们的医生都是牛鬼蛇神,不可信的。  
总理:噢,这样子,我派护士、医生去,跟你们一道见面。你们这八位同学现在在医院,还是在军区?  
赵:在医院里。  
总理:你们还在医院里,好,但是我请你们吃点东西好不好?  
赵:不,我们一定要见院长,我们不见院长一定不吃东西,院长见了我们再吃东西。  
总理:你们要见院长是不是?我给副司令打电话,叫院长一定要见你们。但是你们见到院长吃点东西好不好?  
赵:我们见到院长马上就吃。  
总理:那好,那好!这样子,你们吃了东西不要走,你们还是留在医院里。  
赵:好,我们留在医院里。  
总理:明天天亮以后,我们派了飞机送医生、护士去了以后,你们见了北京军委派的军医、护士以后,你们跟他们一道去看阮副司令。  
赵:周伯伯,这样好不好,你派了医生来一定到一一七医院找我们,让我们及时同我们的吴同志一起去好不好?(总理:好,对!)因为我们派的医生都是造反派的(总理:对!对!)是可信的。他们说普通医生医术不高不可信。我们找的是主任以上的,他们说主任以上的都是当权派了,是牛鬼蛇神,更不可信了。  
总理:这样子,你叫什么名字?  
赵:我叫赵大岭。  
总理:你是哪个学校的?  
赵:我是北京女五中的。  
总理:你们8个同学还是在医院,告诉他们七个同学,我现在给浙江军区副司令打电话,叫他通知院长一定要见你们。见完了以后你们去吃点东西。  
赵:好。  
总理:在医院里休息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军委里的医生护士到了以后,跟你们谈话,然后检查阮副司令员的身体,如果他身体还可以,就乘飞机来,你们同学派几个陪他来,好好?(赵:好!)由专门医生给他检查。明天天亮以后,派一架军用飞机,带一名军医和二个护士到杭州,然后去找医院,跟你们接头,跟院长一起去看阮副司令员。如果他能够坐飞机就坐飞机上北京,你们派几个同学陪一道来好不好? (赵:好!)就这样子!  
赵:我们《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不肯见,他们说我们没有请你们来。他们可变啦!他们骂人、也打人,根本不象人民解放军。我们说,他们如果再骂人、再打人的话,我们打算把他领章拉下来。  
总理:这样子,我叫院长一定要接见你们,让解放军报的记者也跑进去看一看。现在你们吃一点东西,慢慢地、认真地休息!  
赵:你等一下,让工人讲讲话。  
总理:那好。  
总理:喂,你是哪一位?  
工人:我是工人,我是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我姓徐,叫徐红。  
总理:你是那个工厂的?  
工人:杭州针织厂。我们杭州的工人也参加了这个运动。(总理:很好嘛!)  
总理:你们都是造反派吗?  
工人:我们都是造反派!我是代表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我受工人的委托去看阮副司令,可是他们不给我们进去看,因为我们不懂医术,就派了几个医生跟我们去看,委托他们看了以后向我们杭州工人讲阮副司令的病情。他们也拒绝了,不让我们看。他们讲是病情紧急的时候,不能看。我们讲我们一起进去看。  
总理:你们做得对啊!  
工人:谢谢周总理!  
三司红卫兵杭州联络站代表林刚:总理我给你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军区,就是后来我们跟秘书讲了一个情况以后,秘书说他们走了很多,可是最后啊,还剩下三个工人二个机要员,另外还有二个省委的同志也参加了接电话。我们封闭了军区。从冲进军区后他们一直对我们同学进行了白色恐怖。(周总理:我们知道了一点)我们的同学被打了,有的打伤了,一个昏过去了,鼻子出了很多血耳朵打伤了一点。昨天(十五号)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发生了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同学对一个解放军同志进行辩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解放军同志有二十几个人,不知道那一个人,一个坏蛋,挑动了他打了我们一个同学,鼻子打伤了,流了很多血,耳朵也打坏了,人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们把他扶进去,扶到房间里,睡了很久很久,然后把他送医院了,我们觉得很痛心呢!解放军同志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殴打我们革命的同学,他沾污了解放军的名字,总理啊!浙江军区就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我们的枪杆子怎么能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们调动部队镇压我们学生,挑动解放军同志镇压我们学生,他们利用解放军同志,解放军战士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还说自己呢就是毛主席就是党的化身,有的解放军战士受蒙蔽很深,他们说我们保卫张司令员就是保卫毛主席,就是为了张司令去冲啊!我们觉得枪杆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实在太危险了,所以我们才采取了这样造反的行动啊!把军区封了,把权夺回来,我们要把权交给毛主席,交给林副主席交给中央军委。要中央军委派出得力的干部,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来接管军区。(周总理:对!对!对!)我们认为浙江军区是资产阶级反动堡垒,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再这样下去啊要把我们部队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了。他们根本不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总理;你们这样引起是因为怎样原因啊?我们看了几个消息我们很着急,直接跟你们通电话,所以决定今天白天把你们接到北京来谈,我们意见,在北京中央和军委直接给你们来解决,一会儿就来。  
代表:他们的人现在依然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刚才浙江军区有个人想溜出去,是一个副参谋长,我们认为浙江军区很多行动是有鬼的,我们到军区来,盯了我们的梢,说我们是特务。我们跟你总理直接通电话时他们也要捣鬼。  
周总理:哦!那是不应该的。我们谈的是差不多了。  
代表:最后,我们要戴副司令负责(总理:对!对!)还有我们的同学安全、生活要军区负责。我们这里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被子都没有。我们这里很多同学、很多同志连被子都没有坐在那里过夜,杭州冬天夜里还是比较冷的,屋子里很冷,不象北京有暖气或者有火炉,是比较冷的。  
总理:你们现在在军区大约有多少同学?  
代表:有二百来人。  
总理:这个事情我叫戴司令办。  
代表:我们是要保护大楼的,他们军区广播内对我们威胁:你们不能守围我们,要对大楼负责。是这样威胁我们的。我们是要保护大楼的,我们要对大楼负责。一定要把浙江军区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不把这个反造到底,我们是决不离开大楼的。  
总理:你是不是戴××同志?  
戴:是啊!  
总理:我告诉你,我是周总理,中央、军委、国务院现在给你几件事,我告诉你。第一件事对于学生,在军区里,大礼堂,大楼里的学生不要威胁他们,要保护他们。告诉解放军战士要对他们很好。没有盖的要每个人给他们军毯盖,并且给他们搞东西吃。(戴:好!)要等待北京解决了以后。  
戴:听到了!  
总理:第二件事,你要打电话给一一七医院,告诉医院院长,要给阮副司令很好的待遇,同时要给八位绝食的同学让他们去看一看阮副司令员。同时要医院院长接待他们八位同学,见了面以后要接待他们,就可以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后就可以看看阮副司令员。  
戴:坚决执行。  
总理:你对第二件事情要照办。(戴:好!)第三件事,我们要派一只军用飞机到杭州接张秀龙司令员和他们十位代表,明天白天赶到北京来。我问你,龙潜政委现在是在衢州吗? (戴答:是在衢州。)那我另外打电话到衢州去好了。你叫张秀龙司令员跟李丰平一道来,本来应该叫何以祥也来的,他们说不要他来,如果他自己愿意来也可以来,懂吗?这是一架飞机,另外再一架飞机,我们派出军医和护士到杭州以后你们负责把他送对117医院,他们负责检查一下子阮副司令员的身体,如果身体可以,能够坐飞机来就把他接到北京来住。如果身体不行,由医生、护士和同学陪他经过上海坐火车来。不管飞机来还是火车来,都要绝食的那几位同学派几个代表来。这四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在军区的同学要好好地招待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医院绝食的同学让他们见院长;第三件是我派飞机接张司令员和同学跟红卫兵代表十个人,如果何以祥能来就同时来;第四件事情是派军用飞机、派军医、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检查完了能从飞机就飞机来,不能坐飞机就火车来。这四件事,我们在北京谈的时候,你们在杭州的情况要照旧,不要发生任何情况,你要负责的。经常跟总参谋部保持电话联络。  
戴:好!好!  
(接着浙炮李龙华同学反映117医院情况,三司赵大岭同学问总理是否可以照相,总理说可以的,你同院长说)。  
浙江杭州工人造反总部代表要求周总理代向毛主席问候、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总理问起浙江省委没有人,只有一个王起副省长,总理就跟王起通话。总理问他李丰平在哪里?王起说被化工学院的同学叫到北京去了,现在在南京。一个同学问:总理,军区十五号半夜里广播了一个中央指示,指示的名字叫做“不准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指示。  
总理:我跟你讲,中央确实有这个文件,现在你们那个情况跟这个情况不同,不适用啊!我告诉你,这个文件确实有的,是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指示的,我们把你们的情况弄清楚了,我们报告了你们的情况不适用的。  
同学:对对对!那是对地方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的,现在他们把它扣到革命派头上来了。最后高呼:  
毛主席万岁!  
(来源:《红色风暴》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编印,第四期 1967年1月18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等《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浙江省农村中轰轰烈烈展开。广大的贫下中农纷纷起来投入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他们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形势好得很!  
这一场大革命的胜利必将在我国农村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促进广大农民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  
这一场大革命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决战,大搏斗,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当前,农村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已陷入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但并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他们和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刮起了一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黑风,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利用一部分落后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破坏农村集体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  
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大搞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在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特点。  
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造反”、“串连”之名,蒙蔽一部分群众离开农业生产岗位,他们故意制造纠纷,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挑起武斗;他们叫喊“造超产征购的反”,或者无理要求国家以高价来收购超产粮,煽动群众拒绝国家对超产粮的征购,破坏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损害国家利益,发展农村的自由市场;他们以“关心群众生活”为名,大量私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储备粮;他们甚至以种种借口向国家大量贷款,并到银行、信用社强行取款。最近,在年终分配到来时,有的地方还提出了“吃光分净”的资本主义口号,少留甚至完全不留公共积累和生产资金,妄图挖空集体经济,并把农业生产搞垮,以达到他们扼杀正在浙江省广大农村迅猛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的罪恶目的,把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失败。  
我们革命造反派,广大的贫下中农绝对不能让阶级敌人的这个恶毒阴谋得逞!  
年终决算、分配即将开始,当前农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为了彻底粉碎农村中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玩弄的一切阴谋诡计,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保证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我们特发出以下通告。  
一、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革命干部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一方面要积极参加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私”立“公”,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一方面要坚守农业生产岗位,争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二、坚决遵循毛主席“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教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的三者关系,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并要力争提前超额完成,为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市场供应作出贡献。  
三、年终决算和分配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按照六十条中有关分配的政策办事,不准“吃光分净”,必须按适当的比例留下公共积累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资金和物资。这些资金和物资在留下后不得擅自私分或挪作它用。  
四、为了维护集体经济,防止坏人利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墙脚,生产大队、生产队自合作化以来到一九六六年为止的全部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储备粮一律暂时冻结,不得加入年终分配。(社员个人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不冻结)  
五、农村中任何组织和个人在社会上破“四旧”中所获得的财物,除按党的政策应归还原主的以外,其它一切均应上交银行及公安等有关部门,归国家所有,而不得为任何单位、任何组织或任何个人私自占有。各级党政机关、公安等有关部门必须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对这些财物迅速予以处理。任何生产队、生产大队或公社,均不得将这类财物隐瞒私分,也不得用于集体生产和基本建设。  
对于借破“四旧”为名,抢掠民财,贪污盗窃,强占集体房屋,破坏国家财产和欺压群众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处。  
六、各级财务会计人员,保管人员,银行、信用社干部必须坚守岗位,坚持原则。凡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和本通告规定的财务开支,不论是哪一级领导批准的,一律拒付。一九六七年的农业贷款在年终分配之前暂时冻结,待年终分配后,经过调查研究,再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发放。  
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要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对各级党政组织的财务审批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对于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错误决定,必须坚决抵制。  
七、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听信坏人的挑动和欺骗,盲目流入城镇,以免使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  
八、省、地(市)、县各级干部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绝对不准任何人耍阴谋、放暗箭,用经济主义来腐蚀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不准借口“串连”、“造反”,躺倒不干,破坏文化大革命和集体生产。  
九、农村中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分子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惩。  
十、农村的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武装部门和民兵组织,必须切实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支持革命左派,严禁武斗。凡违反以上各条以及犯有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不法行为的,都要严肃查处。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有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陷害和镇压的,要依法严惩。  
责令省、地(市)、县各级党政机关自接到本通告之日起,立即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具体措施,保证本通告的贯彻执行。并派出革命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原原本本地宣读本通告及有关的政策规定,做到家喻户晓。贯彻执行本通告的有关情况,各地要及时向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汇报。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浙江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杭州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杭州联络站
杭州市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
杭州重工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
杭州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红卫兵战斗队
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总站
浙江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
浙江日报革命造反兵团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革命造反兵团
浙江省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浙江省新文艺战斗兵团
杭州日报革命造反总部
金华大中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金华地区“11·3”革命造反团
 一月二十日 
(原载于 1967年2月1日 《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并责令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到会。〗  
周总理一到会场,就亲切地与被接见的代表一一握手,然后还个个问情况。现将接见时周总理的重要指示摘录如下:  
当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和红雷丝织厂代表向总理汇报他俩都是转业军人,都参加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时,  
总理说:“你们四个工人代表中,有两个就是转业军人。都参加本单位的革命造反组织,转业军人就不需要单独成立什么组织嘛!”  
当杭州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先向总理汇报杭州市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有关临时工,合同工的问题。  
总理对谭副总理说:他们的话说明了一条真理,这个问题六月一日以前有,六月一日以后也有,过去的临时工,都是农民来做的,亦工亦农不是很好吗?都变成了正式工,行吗?你们脑子里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变成正式工,国家的财政开支合理吗?到底是产业工人,他们懂得这件事,我们没有他们懂。不要以为他们哭哭啼啼都是有道理的,有些人生活很困难,就作个别问题处理,个别问题个别解决。刘,邓反动路线一定要批判。什么问题都是刘,邓反动路线,这样不科学,我非常赞成你们夺权,国家大事大家来处理,我们化了几十年才取得一些经验,你们比我们幸福,有毛主席领导,不用那么多时间,有句封建的话:“当家才知柴米贵”,这句话是封建的,但反映了一部分的真理。  
当代表们谈到工人与学生联合的问题时,  
总理说:每个工厂夺权后的组织里,可吸收一个大学生参加,但不要当权,主要是取得知识,可半天参加劳动,半天参加管理,如做秘书工作,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取得知识,不要把革命看得那么简单。  
当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代表向总理汇报了省委内部一小撮人大搞经济主义,给步行串连学生发六大件等情况时,  
总理说:我准备向中央提个建议,春节以后,初中生可以考虑开课,数理化可以教,语文与政治可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教师不行,你们大学生可以去教嘛!中学教师有没有,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不能都打倒,打倒了没有事好做了。  
当省级机关造反派总部代表向总理汇报了省委内部阶级斗争与省机关革命造反派情况,时,  
总理说:你们机关造反派那么多,发展那么快,恐怕还没经过大的斗争的考验,你们的组织要好好的整顿。  
总理向浙江日报代表说:你们报纸改变后,有没有学生参加工作?  
代表回答说:有二十多个学生参加,原来编辑有十几个,每星期炮轰一次,不断地改!  
总理说:不断改革,错了就改嘛!阿Q正传的作者在浙江。阿Q可以革命,你们普通人有点错误,当然可以革命。  
当总理听了代表们汇报了最近有关军区的事件后,  
总理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  
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江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五人受伤)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  
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并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  
关于两个孩子的问题,应交到杭州市公安局去,公安部也派一个代表去。有原告,有造反派代表,按中央规定原则,严肃处理。打人的可能不止两个。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在谈到如何处理军区事件时,  
总理谆谆教导代表说:你们搞政治斗争,应抓大是大非问题,不要抓一句两句错误的话,我们党内有一批人是从东方大学回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不少牺牲了,但他们的作风不好,尽抓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有一些从中山大学回来的更坏,大家讲话,他不发言,都记下来,到党小组会上整你,搞特务活动,弄得大家一天到晚过那惶恐生活。主席从遵义会议后,就抓党内整风,抓了十年,才把党内思想统一了,"七大"主席作了报告,三年多时间,取得了全国胜利。  
听完代表的汇报,总理最后向大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我想同你们再谈谈夺权问题:  
下面纷纷夺权,本来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但是夺权引起了连锁反映,成了一个普遍的呼声。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同意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从省到下面,夺权如何夺,主要还是十六条上写的,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矛头对准这里。有些单位不一定是这样也要夺,我们归纳为两句话,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取业务上的监督权。也就是领导人要由群众管。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  
第一,夺权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一定要反动群众,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宁可暂时不夺,要一个一个单位来夺。造反派要联合起来。造反派要占优势,如果不能团结起来,怎么夺?<红旗>十五期社论已经写了。工人要联合,学生要联合,不联合怎么夺权,要把真正造反派联合起来,中心问题是你们要抓大问题。现在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旗帜打出去,首先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要抓小事,不要陷入宗派主义旋涡里去。浙江是国防前线,不宜夺权太晚。  
夺权是夺当权派的权,但对当权派要分析:  
1、三反分子,反党集团,是黑帮。  
2、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3、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这是前三种,还有后两种:  
4、有严重错误,但改得比较快。  
5、问题不严重,改得也比较好。  
解放后干部是由上而下地委派的,不能说没有一点错误与缺点。讲群众路线,我们比苏联好得多,但干部自上而下地委派,就不是彻底的群众路线。  
六二年主席在十中全会上阐明阶级斗争学说,六三年又出来了十条,搞四清,但这样公开贴大字报还是第一次。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后,一声春雷,接着大串联,大民主就来了。原来设想以文化各部门,党政领导机关为重点,后来看不行,十二月底把城市十条发表了,后农村十条也发表了,把运动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上海不是起来了吗?最高领导一提倡,高潮就起来了。我们有五个伟大:伟大的中国人民,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伟大领袖,组织了伟大的军队,诞生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五个伟大集中表现于毛泽东思想。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史无前例的民主,所以要高度集中,这个高度的集中即集中在中央,毛主席。为什么这次运动对你们特别容易接受,因为你们没有包袱,没有框框,那些领导干部的包袱,框框就特别多,这些问题要向你们讲清楚,如果我们一味的捧你们,你们进来也要犯错误,你们做得对就支持你们,你们做错了,就提醒你们。  
第二条,以造反派为核心来夺权,争取团结大多数,造反派不能看人数多少,而是看是不是占优势。保守派瓦解了,中间派形不成组织,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要争取团结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长期的工作。  
第三条,夺权应该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面革命造反派为辅,革命总是靠自己嘛!特殊的单位,如领导烂掉,本单位造反派还未形成组织,那可以暂时由外面造反派去帮助,帮助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但不能包办代替。  
第四条,夺权,一般是夺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监督权。有些单位可以全部夺过来,连生产,业务的权都夺过来,有的单位先夺革命领导权,慢慢再夺业务权。  
第五条,一个部,一个省的夺权,总是从上而下地夺。先把一个部或一个省夺过来,省里不夺,地,县委一起来更被动,省里夺了,省里可以派人到下面去煽风点火。  
处理方法,贵州提了几条,抓一批,罢一批,调一批,用一批,提一批。北京几个部门有几种不同形式,一种是允许他们工作,第二撤职留用,第三停职留用(以观后效),第四监督工作。  
这样,就让革命青年学会搞政治斗争,不陷入事物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  
1967.01.30;中发[67]32号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月廿三日的决定,遵照中央军委一月廿八日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  
(三)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四)中央对在上述斗争中一切受伤或受辱的同志,不论事出何处,一律表示同情和慰问,伤的应予治疗,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果查出幕后有策动群众斗群众的主使人,应予严办。  
(五)为迅速平复这一事态,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央特派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偕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和中央办公厅丁均同志前往杭州,会同浙江省军委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负责查办此事及其有关问题,并将结果报中央批准。  
(六)凡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包括在这次斗争中的材料,统统由杜平同志、丁均同志会同省委、军区、造反总部派人负责清查集中,然后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理,不许有任何隐瞒。  
(七)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  
(八)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对此事向群众作深刻的检讨。  
(九)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在未离开前,双方不许再有任何挑动对方的言论和广播,传单宣传。  
(十)中央号召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粉碎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路线!  
中央号召浙江军区和全体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以利浙江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卅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于一月二十九日到首都,受到周总理的两次接见,在一月三十一日又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接见了我们,接见中王力同志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王力同志在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见到总理吗?(答:总理接见过两次了。)什么时候回去?越快越好,大革命要快,越快越好。  
王力同志举起手中当天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红旗》杂志的社论说:这篇文章是主席亲自修正的,是指导当前运动非常重要的文件。要好好学习。  
王力同志询问总指挥部的主要领导核心是那些人?主要领导人是谁?有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总部设在哪里?现在革命群众团体同你们的关系好不好?(代表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王力同志说:要真正联合,主要真正联合,主要是工厂、学校、机关,首先是重要工厂、重要的学校、重要的机关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才行。北京没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生组织,和工厂中的石景山钢铁厂等单位的革命组织,造反派就很难维持局面,杭州也要有大的学校,对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大工厂等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起来,这样就能站得住了。  
当杭州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汇报了杭州丝联厂两个革命组织闹纠纷,自觉革命造反团接管了厂里的一切权力,事先没有同红色造反团商量,后来红色造反兵团又造了自觉兵团的反。  
王力同志说:接管前应当同他们商量,他们有那么多群众,他们砸了自觉兵团当然不对,接管不同红色造反兵团商量是错误的。  
当代表谈到红色兵团翁森鹤,到处说自己同中央文革小组挂过钩,卖老资格时,  
王力同志说:谈不上什么挂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特殊联系,他们来了嘛,我们要接待,要做思想工作,要帮助解决问题,谈不上什么挂钩,你们来了同样要接待。他有问题可以揭露,他下面还有不少群众,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处理,你们找他们谈谈,人民内部矛盾,批评与自我批评。  
代表们汇报到杭州红色劳动者总部,拿了中央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文件,要合同工临时工统统转正时,  
王力同志说:总工会、劳动部那个文件是非法的,临时工都统统接受进来,扩大了工人队伍,又要重犯五八年的错误,要有几条办法。  
上海也是这样,合同工、临时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精简回乡的工人,回去了一百多万人,都要求分配工作。成立了这个总部,这些组织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组织,要取缔。他们在那里做工就参加那里的革命组织,不要单独搞什么组织。  
总工会、劳动部发那个文件,是故意捣乱,对文化大革命是破坏。造反派要讲原则,讲道理,他们要斗你就让斗吧,斗得光荣,全红总(指“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部”)的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组织也已经瓦解了。造反派要讲原则,要坚持原则。临时工、合同工问题要搞几条,请你们先写几条给我们参考,一条是反对这个制度,一条是在运动中不能打击他们,一条是按原则办事,该回去的还是回去。再一条是不能单独建立组织。请你们根据下面碰到的问题,写四、五条,最多六条,再不要多了。  
  
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整理
浙江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驻京联络站
大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京联络站翻印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  
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1967.02.23;中发[67]64号  
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自从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于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总结四十天来情况,省军区和部队同志在处理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贯彻执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质。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中央也高兴地看到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二月二十日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也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我们相信,有了这一表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同人民解放军合作,更好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中央号召浙江省军区和所属全体人民解放军当此关键时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历次命令,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积极支持和参加夺权斗争;同时,注意大局、警惕敌人,严守纪律,巩固队伍,加强战备,坚决贯彻执行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浙江《革命造反报》第3、4期, 1967年3月7日 )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地方各级军管会相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各级军管会成立后,努力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安排人民生活,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  
阳光雨露育青松,毛泽东思想哺英雄。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国千百万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正在健康地、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郭嘉宏烈士,就是这样一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出来的。他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代表。  
当祖国一声召唤,需要为农业生产贡献力量的时候,他抛开了所谓“个人前途”“家庭牵挂”,成了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兴妖作怪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坚决斗争,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闯将;当国家财产眼看要被烈火吞没的时候,他奋身冲进火海,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竟被镇江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成了“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甚至被非法关押、残酷斗争达四个月之久,直到他牺牲前夕还拒不给他平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这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何其毒也!  
郭嘉宏同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毫不动摇,英勇斗争。他坚定地宣告:“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给我们撑腰……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烈士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郭嘉宏同志的斗争事迹,正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强烈的控诉,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热情的赞歌!  
郭嘉宏同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何而来?  
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他的头脑,是他坚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断破私立公的结果。  
无私才能无畏。  
只有无私,才能成为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压倒一切的革命勇气,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  
只有无私,才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能不断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腐蚀,不断地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污垢;香风刮不倒,糖弹打不中,不希罕金钱财物,不贪图名誉地位。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人民的事业,永远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林彪同志也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破私立公的大革命,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扫除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革命。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阶段。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各种社会思潮,都纷纷出来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显得更为重要。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认真学习郭嘉宏同志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搞臭无政府主义,搞臭风头主义,搞臭小团体主义,搞臭个人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以更高昂的斗志,更整齐的步伐,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战斗!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载《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社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  
南萍、陈励耘认为:省军管会主要领导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  
一些群众到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要军管会改变工作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  
四月以来,浙江发生的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这是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弄各种卑鄙阴谋,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所造成的。浙江“省联总"“红暴派"代表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中央四次接见两派代表,总理、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首长,对目前浙江出现的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心,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表示坚决拥护、坚决照办。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和浙江省委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对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揭露和批判,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一致表示,双方代表六月三十日对《六·二四》通知已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为了保证《六·二四》通知能在浙江实现,经双方再次协商,达成以下十二条协议,共同遵守执行。  
一、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六·二四》通知,立即将该通知传达到所属基层组织,严格遵守 ,逐条执行。  
二、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抓人、不打人、不抄家,不私设公堂,不变相体罚,不逼、供、信。已抓的人,必须立即释放。立即拆除武斗工事。用于武斗的土枪、土炮、雷管、炸药、梭镖、匕首、木棍、铁器、砖头、石灰以及六六六粉和三酸等化学用品,应分别封存或交还原仓库。对于调查属实的专业打手组织,应立即解散,以保证四大和人身安全。医疗部门对各方伤员要一视同仁,不得因观点不同而拒绝治疗,保证救死扶伤工作正常进行。  
三、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守生产、工作岗位、保证生产,生活资料的正常供应。双方派到各县的人员应立即撤回原地。对无故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立即动员返回原生产、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对屡教不改的,应作旷工处理。  
四、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不准拦路、拦车(包括火车)、拦船。不得动用国家粮食、现金,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今后如再发生唆使农民离开生产岗位、进城参加武斗的事件,对其首要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在人民公社生产队内,对持有不同观点的社员,不准克扣口粮,工分,肥料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  
五、坚决维护交通秩序,保证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畅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许破坏交通工具,不得调动车辆、船只参加武斗。  
六、消除武斗因素。各群众组织的广播宣传车,应立即取消,用于互相攻击而设置的高音喇叭,一律拆除。特别是公共场所的高音喇叭要拆除。  
七、必须坚持节约闹革命,不准破坏国家和集体财产。各方占用的车辆、机具、设备、器材等,一律送还原单位,用于生产;其他公私财物,主动归还本人和原单位。  
八、不夺枪,不开枪,不冲击军事、专政机关。各单位现有枪支、弹药,由当地军事机关收回或封存起来。不准重新发放枪支、弹药。今后如再发生冲击军事、专政机关,盗窃国家机密,抢劫枪支、弹药、国家档案的事件,对其首要分子,应依法惩办。  
九、保证通讯、读报自由,不阻挠报刊发行,不拦截邮车、扣压拆查邮件、扣押投递人员。不阻挠新闻记者采访、摄影活动。  
十、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许盗用、捏造中央指示,不许造谣惑众。一切由于造谣惑众而引起的不良后果,应由肇事者负责,情节严重的,应予法办。  
十一、上述协议,由省军管会和双方派出对等代表,组成监督小组,共同监督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执,应平等协商解决。  
十二、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日起生效,双方应立即电话通知所属组织,广泛宣传,遵照执行,违者应按《六·六》通令处理。  
  
省联总赴京代表(签字):
张永生 孙宏兴 贺贤春 骆风生 韩贯虹
红暴派赴京代表(签字):
翁森鹤 周信忠 方剑文 王明远 张金木
省军管会(签字):
龙潜 阮贤榜 陈励耘 南萍 曹思明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于北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对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的批示  
1967.07.19; 中发 [67] 223 号  
中共中央批示:  
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以必要的保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  
浙江现在有敌情,你们都知道嘛!敌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蒋介石很可能搞乱子,你们要提高警惕。  
省军区直属机关搞四大。司、政、局直属学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团也可以搞。军队不能搞四大,军委早规定了,军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可以用发扬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评,不能用四大的形式。  
最高统帅、付统帅早就规定了部队搞正面教育,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不能搞四大。但是,他们有权批评省军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进行讨论。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部队不能乱,部队一乱,就不能作战了。  
浙江是前线,部队更不能这样,独立二师是公安部队改编的,他们的领导人自己不好,有错误,激起了部队的反感,可以允许他们民主讨论,用三大民主,不用四大的方法,要说服独立二师。  
对二十多县来的造反派要动员他们回本县闹革命,通过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他们,使各地方军分区、人武部的态度明朗起来。当然有的支持,有的还会不支持。要劝二十多县的造反派回去闹革命。你们支持他们,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主要从政治上满足。  
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队不要串联,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你们可以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关起门来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乱了,部队秩序乱了对敌人有利。  
杭州湾、浙江沿海敌人很容易钻空子,你们也可以设想设想。  
对浙江省军区所属各部队,由造反派说服他们。不要搞四大,部队搞正面教育,发扬三大民主。  
现在红暴会怎么样?(陈励耘北京回来后,已在分化了。)那就是说,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即“两个改组”)。  
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红暴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8年1月18日,19时~22时30分,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杨代总长接见红暴方面代表。〗  
周总理:  
你们怎么啦,没好好的干吗?帮助、批评、联合,这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毛主席批了示,说明你们不同于湖北百万雄师,但不等于没有错误,主席批的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与浙江的红卫军也不同。要听这句话与百万雄师比,百万雄师多臭啊,主席这一批示就是在关心你们呀,可是你们东串联西跑的,还到处造谣言,简直不象话了,什么杨成武传达主席指示,批评空五军、二十军,要帮你们树旗,那有这么回事,造谣造到中央,中央是集体领导的,还什么王力怎么的,王力与浙江有什么相干的,我说同志,你们干革命怎么能这样子呀,你们挑拨离间,破坏中央名誉,过去你们与军区合造谣说翁森鹤死了,你看翁森鹤不是在吗?还说他老婆也死了,哪有这回事。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者革命的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们为什么不在浙江开会要跑到上海去开?还说上海工总司叫什么潘国平支持你们,我们也要批评他们的,这样子不对,我今天一起来就给你们一闷棍。就是要批评你们,不批评不行了,尾巴翘得老高。我们天天批评派性,可是你们头脑里就是派性,你们要说此实在的话,我们要帮助你们解题,我们中央忙得没法子呀!你们进来我还在看文件啦,你们住哪里,都住在京西宾馆吗?那更好,有两位政委在一起商量的,你们到会后,我和代总长就找了你们的政委,一起商量问题,根本是在一起的么,怎么又去造谣说我们批评他们七、八次了,那有这事。今天姚文元同志请假没有来,他去参加一个宣传工作会议了,现在我帮助你们,我就早决定你们来了后先找你们谈谈,联总方面不谈不急事,已经管事了么,有了“12·2”指示你们又去把乱七八糟的队伍拉起来了,要明白,并不是叫你们去把队伍拉出来,连红卫军这样的一些保守组织都去拉,还不是拉了杂牌队伍了吗?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了。  
你长期脱离了生产,作了小头头已经有些变了,不了解群众的情况,象你这样尾巴翘到那里去了。你想拉队伍,想拉多大的,拉到那里去了呀,想到歧途去呀,文汇报十大罪状看过没有,你们桌上都有,你是工人是小头头,就闹,想队伍拉大,你那一搞,反而搞坏了(杨代总长插话:社论很尖锐,要好好学习。)你有话就说吗,(方剑文说不出来),怎么当面不说,当面不说,背后去说,这那象一个工人阶级,上海工总司潘国平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支持你们呀?他怎么给你讲的呀,(方剑文说:讲了怎么实现革命大联合,要斗私批修,给我们讲话就表示支持我们呀?)(腾铸说:杭州有谣言,说姚文元打电话有三点指示:一、不要去串联,二、不要去拉队伍,三、不要重犯过去错误,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翁森鹤讲有这个意思。但不是你这个说法的,一、二、三电话是张春桥同志打的,不会错。)这意思可能有。可能不那么正确,因为电话不是我亲自打的,这意思是对的,因为你拉山头,我们不同意,不赞成,这样要搞分裂了,我们反对这样搞,外县的情况怎样,你们怎么弄在一起了,(方剑文说:外县我们金华、温州都有联系,军管会把我们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什么匪的,什么匪的都有)那么这样的事,没有什么根据吗?是谁给你说的那一套不实在的谣言,我刚才听说你被打了,很同情地听你讲话,从七点开始听你讲了一个半小时,我亲自作对象,很耐心,很冷静地听你讲话,可是你就是那么不老实的说实话,你这个人真没法了,你不讲道理,真没办法讲。想听你讲老实的话,好给他们解决问题,你总是那么不老实,同志干革命呀,不能瞎搞一气呀!就是尽量由你算,两个专区也没有一千六百万人,(方剑文说:我刚讲的全部人口数)就算全部人口数也没那么多,难道都是你们的人吗?(杨代总长说:还有独立思考,还有农民,那能都算你们的人)你看刚说出口又变样了,刚才说一千六百万人被打成反革命,现在说全部人口数,一点也不老实,(方剑文说:这是军管会自己出的通告中写着的)你这种讲话一点不符合逻辑。你怎么能这样讲,这不是军管会自己在脸上抹黑了,把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还出通告,还光荣吗?军管会那能这样作,你把文化大革命形势说成这个样子,这一说影响多不好,外国人听了都成实话了,还不是浙江有50%以上的人成反革命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着搞的,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这样不是把军管会说成一塌糊涂了,又把矛头对准军管会了,现在军管会是空五军、廿军,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那就是说:说到最后你还是站在保江华,保龙潜的立场上,你们立场到现在正是站错了,还没有站过来,难怪别人要说你保江保龙了。全国有七亿人口,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抓的文化大革命但也没七亿人口都参加,你一个人一讲就是一千六百万,难道你的威力比主席还大吗?同志:你在中央面前讲话,不能那样不老实,你老用一顶大帽子,想把人家压住,如果你不这么说那又闹成严重对立了。不是又冲突了吗?你的立场就是站错了,想把军管会压垮,刚才我同情你,因为你被打了,但你要老实点说话好解决问题,可你又是这个样子,同志我说你吗?太不谦虚了,你把矛头对准空五军、二十军就是立场站错了,从这里看你的立场是错的,同志怎么能这样的错法吗?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首先我找你谈,你们这样子满肚子委曲情绪,带着气那就不对了,你们口口声声不是为了个人,谈的问题都是离不开个人,你们说,你们到底有如何打算,要求如何你们说,主席的指示是最高的,用主席的指示亲自给你们说了,该平了反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要敲锣打鼓给你们送上天安门去吗?这个最高指示,目的也不仅是为了解决你们的红暴,问题因为其他的省市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都应该要这么解决的,不是讲你的一个组织,也不是讲连保守组织也要这样搞法,你们尽听谣言,当心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你们受压制钻空子搞分裂,继续大乱,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看,你刚才一算一讲就是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你这一宣传,政治影响多坏,你有否关心一下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呢,你说诸暨12月11日下火车就开枪打伤三百多人,打死了七人,那会有这样的事呀,铁路我们都有解放军押车,那有这样的事。我先问你,我可负责调查一下,我要调查有这回事,我负责办,杨代总长在这里我们负责办。如果没有这回事你怎么说,你能答应吗?(方谨慎地说:没有这回事,中央处分)这不是处分的问题呀,是一个立场认识问题呀,你们说的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的事,也不是处分的问题呀,是一个认识问题呀,你这是在中央面前说话呀,同志,你不要是听什么人讲了,你身边的人,不一定都是好的,你这话在我们面前讲,我可以给你调查,(叫联络员负责查)要是说到另外群众那里那又不是煽动起来挑起武斗,那势必会冲突更大,(杨代总长:你们要弄清楚目前是一个什么形势,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什么,应不折不扣听主席的话,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全面落实,条条落实最新指示)我先问你几件事,你要求翁森鹤不代表红暴,因翁森鹤已发表声明退出红暴,这要求合理的,可以给你们解决吗!翁就不代表你们,最近杭州发生了很多谣言,康生怎样,春桥怎样,杨代总长怎样,在京西宾馆发出了电话,(方即阻止不承认,说有坏人挑拨离间,并攻击南、陈两政委把话带开去了,)(总长:红暴不等于没有坏人,当然是少数,浙江是很复杂的地方,如温州不可能没有美蒋特务)温州左派政策上有点过激,但温联总是坏的,这不等于是省联总不好,你们又怎么去和他们联系的呢,要提高警惕,还有很多谣传什么空五军、二十军有分歧,南、陈为了夺第一把手在争权夺利抢位置。所以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有黑手黑帮,南萍在中央检查七次,这全是造谣。你们在上海开会就是错误的,上海什么潘国平有没有支持你们?你们在外地到处设联络站,南京、北京,当然在处理温州的问题政策有点过激是有的,上海各地、县都有吗?(方:不承认)没有就好,有的话统统撤回去。  
你们在上海开会都有其他地县参加的吗?(方说:金华、宁波、诸暨、温州、嘉兴、兰溪,等一百人参加。)召集各地县的开啥呀!现在还有人住在上海吗?(方:都回去了)回去了就好的,我再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说:浙江成立革委会我们要采取一顶二拖的办法,有否讲呀!(方:没有这么讲过)没有吗?没有就好了。(方:现在两大派还没有大联合,成立不妥当吧!我们红暴总是一派的吗?)现在基层都联合,你再要去出来恢复什么的就可以不必要了(方:那是被吃掉的)联合也是不断完善的,如果有的确实被压下去的,可采取补的办法,在革委会中充实他们中选拔些人充实领导班子就行了吗!过去的有错误的检讨一下,同心同德搞好生产,不然的话生产搞不好,二派不要严重对立了,矛盾也颠倒转化了,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了,原来基层组织中的红暴,现在还没有联合好的,我们就承认你们,同意你们联合吗!已没有组织那就不要恢复了,再恢复就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了,岂非变了,联合分裂了吗?杭州的问题好办,确实有吃掉的受压服少数派,可适当的选挑一些人送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样可以,不要再去搞反复了。过去有“联总”对你们压一下,这是很可能的,但你们反过来再反一下就不行了。现在你们既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更不能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要冷静一下。(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材料没有拿来。)材料不要那么多,我一听就清楚的,省联总压你们会犯一些错误,因为他们处掌权地位了,肯定有压别人的现象了,但如果你们认为以前犯了错误,现在毛主席给你们讲话,一定要来一下子反案那不行了,搞错事总是有的,比如我们在过去红卫军时候,抓人抓错绑架打错人,这些事情,也是发生的,只要讲清楚了,是好人就是误会吗!我过去同你们说过,干革命嘛,有时还要付出生命代价,革命总是要代价的吗!省联总也来了吗,我没有去找他们谈,张金木、车广无可以不回去,下一次也一起叫他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再谈一次,你们要注意,不要被坏人利用,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现在就是大批判,斗、批、改,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要专门考虑争地位,争名次多少,以后省联总来了以后也是要批评他们的,他们也有很多错误,对他们我也谈很多错误,对你们谈你们的错误,我就是这样做工作。  
(结束时总理同翁森鹤握手时嘱咐不要把今天的谈话告诉省联总的人,否则又要不团结。)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陈励耘、南萍、石英、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  
总理、文元同志一一询问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有关浙江省和本单位大批判,大联合,解放干部等情况。  
总理:(在询问美院教学改革情况之后)美院要搞个彻底的教改方案。美院学生要到工农兵中去,劳动一两年,到部队去搞一搞。  
在谈到塑造主席形象时  
总理说:雕塑,画,如何体现主席形象,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现在有一种毛主席语录,上面有贴金的主席象,这是非常不好,用贴金的办法,这是封建主义的办法,把主席形象歪曲了。主席历来主张朴素,应该体验主席庄严,朴素,伟大。这是美术界的责任。(文元:有的毛主席像章也根本不好,花样越来越多,不朴素,应该很庄严,朴素。)北京美术学院在江丰,华君武等人搞了后,风气不好,那时他们排斥徐悲鸿。真正有点硬功夫,而且有正义感的是徐悲鸿。徐悲鸿死的那天,正在听我在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我叫他不要听了,但他很热情地要听完。主席对他有一定的估价,但许多人压他,这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有正义感。他很想画主席像,想接近主席。有次画后,不成熟,我看了后劝他暂时不要拿出来,他就不拿出。美术到底如何搞基本功,接近工农兵,怎样把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任务实现。  
在问省联总的同志联系本单位的情况时,  
总理说:以后革委会建立,革委会中的成员不能脱离本单位。你们一方面参加革委会,一方面不能脱离本单位生产,工作。  
(在听说刘福元在省联总工作很少回厂时,  
总理说:你不大回厂,不大好罗,一个星期回去一次,一个月只有四天就少了些。  
(在问刘福元是否知道方剑文在重型机器厂待过。刘回答不知道,厂里没有告诉时,  
总理说:你当时不知道,你们那个组织不报告,这个就不好了。那组织纪律性到那里去了,工人阶级是最讲纪律的。你是厂里负责人之一,是代表厂里参加省联总的负责人,把方剑文弄到厂里,就不告诉你,方剑文总是红暴的头头。你们总有点派性。这样做不对,这就是中央讲的私自抓人、扣人。有关这件事,中央去年一共发了四个文件,按六·六通知不行,按九·五命令更不许可,按公安六条更不行。去年一年你们是造反的,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这样做就不好了,这样大事不管,关了一百天不请示,军管会也不知道,如果打,审问,就是私设公堂,不符合中央规定。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去年从北京回去,你们应该作他们的工作,结果你们与军区内结合起来批判龙潜,这一点我们和军队同志谈时也讲了,军队内对龙潜的批判不要搞到社会上,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是军区政委,批判应放在军内,你们在少年宫广场大庭广众下批判,让坏人照了相,送到台湾就是敌人攻击我们的好材料,香港、日本就是想搞这个。江青同志“九·五”讲话讲了三个保卫,第一是毛主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是解放军,第三是革命委员会。解放军有错误要在内部解决,搞到社会上就不好,可能受揪军内一小撮的影响,这是北京先搞的,宣传上有错误。  
(当省联总汇报北师大还有两个同学在浙江造谣要揪王、关黑手时,  
总理说:你们打电话回去查一下,北京还有什么人在浙江,如果还有,很快报告我们,我们通令他们回来,他们这时候再去串联,就是帮倒忙了。  
(当省联总汇报到有的学生到公安厅串联时,  
总理说:公、检、法的组织不允许与外面联系,只许在内部搞揭发,不能到社会上去串联。因为它是专政机关,一手拿枪,一手搞群众运动就要搞乱了。  
(当了解到省军区干部来北京学习,没通知红暴参加时,  
总理说:那是个缺点,我们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地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温州造反派在政策上掌握不好,不大符合主席的教育,争取,分化的方针,要有他们自己揪出坏人,走资派。工总司没有做好这工作,现在还有几百人在山上,武器在他们手里,这里还有些是劳动人民。工总司有些口号提得不当,非要叫老保,要他们投降。人民大会堂 (指北京)有个工作人员,全家是工总司,就是一个哥哥在温联总,大家都批评他,但他说他们要我投降我就不服气,我是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不过被他们 (指走资派)欺骗走错路了。要把黑手,走资派,坏头头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因为他是走资派操纵利用的。温联总有点百万雄师的样子,你们是多数派,在全省也是多数。占优势了。现在已开了工代会,红代会建立革委会更是多数。正是这样,更要高姿态。(姚文元同志插话政策特别重要)每一步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要做模范。要比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和他们斤斤计较一些小事,光注意一些小节。例如杭州机械厂把方剑文弄去,你(刘福元同志)不知道,你跟方剑文道个歉。红暴的错误是要批评,这种批评由我们去批评,你们不要批评。你们多说自己的缺点。这样批评我们就更有利了。你们虽然只来了一个人,但是代表多数,他们来的多,并不代表多数。要采取高姿态,讲政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元旦社论要好好学习,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红暴问题不解决,我们不好批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否则革命委员会成立,他不参加要到处闹,革委会基础就不巩固。许多省的革委会也是这样,一直闹到现在,象山西、山东部分地区,黑龙江闹得更厉害。你们在这里多花一点功夫有好处的。宁可在这里多花几点功夫,帮助教育,第一帮助,第二批评,第三联合。你们采取高姿态,我们就更有力量做工作,他们说错话,我们就批评。你们立场站对了,还要政策抓得好。立场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如果政策不当,就不能保证,要注意这一点。  
要采取高姿态,在工代会、红代会代表中给红暴留点席位。红代会只留一名常委就不够了,组织上采取高姿态。当然,他们要在全省搞对等,平起平坐是不对的。人数对等不行。但你们要有精神准备,要设想他们参加工代会,红代会,革委会的人数比你们原来设想的要多一些。  
北京学习班 (指军区、人武部干部学习班)没有叫红暴来,红代会,工代会开得太快一点,这是你们缺理的。如果不在革委会成立以前谈好会带来干扰。  
极“左”思想必然要和右的结合,将来总有一天要暴露的。现在形势大好,大联合队伍不断扩大,在革委会成立前做好这个思想工作,红暴中凡是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都团结起来,剩下极少数人还胡闹,那背后就有黑手了。将来会看见的。这些人的工作做好,省革委会就可以成立,你们现在对黑手就没有找出。温州就不同了,但也要把坏人和群众分开来,要把坏人王芳抓出来,把操纵他们的走资派抓出来,就可以分化他们,就可以解除群众的对立情绪。  
你们把工作做好了,将来他们再出来闹,就是他们缺理。你们除了多作自我批评,不讲他们的缺点外,就是红代会,工代会多增加一些名额,革委会名额多增加一些,从思想上,组织上都做到仁至义尽,具体搞要一些时间,我提议把几个人都找来作点工作,把周信忠,韩贯虹,刘英,石云等找来,找他十几个人,你们这边也来一些人做工作。用学习的办法,来教育他们,草草批准,回去成立大会必定开不好。原则上在北京把他们说服了,总还有一部人要闹的,大部分人说服了,少数人闹就不怕了。宁可在这里多作工作,一起学习,不经过这个步骤,革委会成立也不巩固。  
红暴已参加大联合了,就不算红暴了,如翁森鹤。不应再拉队伍,恢复组织。没有联合的要和他们联合。  
(当省联总代表提出全省有些组织是保守组织时,  
总理说:如果参加保守组织的是群众,不联合你还没有办法,他总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么!总不能保守一辈子,不能老叫人家黑老保。  
由于你们两派长期对立,北京回去后,的确红暴有一部分人被省联总的人斗来斗去,方剑文他们讲的有夸张,但他被关近一百天是事实,这一点总是你们理亏。可能各个厂象方剑文这种情况不少。在一个厂是少数,加在一起有几十个人就不少,有几百人就更多了。你们斗龙潜,叫红暴六个学生陪斗就不好了。你们输理的地方,你们不说清楚,他们就抓住不放。  
你是多数,不否认,但对少数的工作不做好,你们的政策不对,他还要发展,而且连你已经联合起来的,他还会再拉过去,你们不要相信你们那个联合就那么巩固。你们一定要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掌握好政策。不要太相信那个多数。  
这次叫红暴再来几个人,就等于补这个课。当然你们也可以找个可以做红暴工作的人来,当面把问题说清楚。红暴多来几个比只和这两个人谈问题好,不至于回去把舆论造乱了。现在有些群众组织,在中央接见后,只宣传对他有利的,不讲对他不利的。多来几个人,大家都知道,如果他还贴那样的大字报,一下子就会被戳穿。  
姚文元:(在谈到总理,杨代总长接见红暴后,杭州贴出许多传单与总理谈的精神不符时)任何一个组织,还是要靠毛泽东思想,靠路线、靠政策对头,靠小动作欺骗是不行的。人数多少也是相对的。  
(总理:对!人数多,如果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对,多数也会变少数。到这里来谈,对红暴有好处,对你们也有好处,可以说这是革委会成立前,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思想准备阶段。  
杨代总长:你们要高姿态,你们高姿态,工作就主动。所谓高姿态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要去争一个席位。浙江形势不错,很好么!  
姚文元:现在有个有利条件,主席的最新指示越来越为更多的群众所掌握。什么人歪曲主席指示,那只是暂时的现象。全国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人都在学习么!一个革命组织占多数时,一定要注意政策,在关键时刻,政策掌握得好,就发展得顺利,不注意政策不行。许多教训告诉我们,越是胜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就会发生曲折。  
总理:你们这方面也可以多来几个。革命干部把赖可可同志找来。在这里多用几天只有好处。不然匆匆忙忙批准,将来还会有问题。(九点钟,周总理有事情先走了。)  
姚文元:对红暴,他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红暴自己要采取正确的态度,不然就会在关键时刻重犯错误。  
(当省联总谈到去年四月一日浙大红暴会挑起武斗,军管会就表态指出他们是造反派犯错误时),  
那个时候认识能有主席批示后这么高吗?不可能么!  
(当省联总自我检查说对红暴有对立,思想工作跟不上时)  
不管那一派,心中都要有一个公字,无产阶级的公字。丢掉资产阶级私字,去掉的这个私字中,就包括派性这个东西。革委会成立起来后,几个代会,都要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听毛主席的话,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是为某一个派别服务,不管是大派小派。这是一个根本观点,不管那个组织,那个人,那个革命干部,不把这个根本观点解决好,不把派性搞掉,就要犯这样那样错误,这个问题教训已经很多。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搞掉。  
各地到北京来第一条就是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然后再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三结合成立革委会的问题,群众组织问题,就在这里先定下来。好好斗私批修。然后再成立要好一些。  
(当谈到红暴提出要地县来人时)  
地县不要来,总理刚才没有说要地县来。  
你们不要把接见记录马上打电话回去,这样没有好处。这种事出的太多了,这里一接见,马上打电话回去。大字报就出来了,结果增加了中央解决问题的困难。  
(当谈到有人拼命拉省暴的时候)  
我看重新拉省暴不一定会拉起来,形势发展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深入落实,全国都在搞大联合,三结合么,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要在席位上考虑太多。  
(当联总汇报省,市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时)  
一些情况我们都知道,不要怕保守组织。不要因为保守组织就干扰,影响到我们的政策。刚才讲了,任何一个组织,他要拉起来,要靠毛泽东思想,靠他的方针,政策,路线对头。  
文化大革命不光揪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要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一方面要把敌人,走资派、叛徒、特务打倒,一方面要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自己的觉悟。元旦社论,提出要整党,整顿共青团,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一面要打倒走资派,一面要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当然一部分可能很自觉,一部分可能不自觉。文化大革命越是向前发展,越是胜利,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就越是提到我们自己面前。如参加革委会,就不仅代表自己的组织,还要代表全体革命群众。这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元旦社论提出五项任务,好多工作还没有做,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工作。早一点来谈一谈,学习一下,对今后工作有好处。  
  
(内部口头传达,不要抄成大字报上街,不要张贴。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代表团红暴派临时指挥部代表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军管会首长有南萍政委、石英副参谋长、董明儒副政委,孟祥海副主任等。〗  
总理:你们来了十多天了。(南萍:共九天,春节放假一天。)啊!你们放假,我们是没有放假。  
南萍:有的同志没有来过北京,去玩了。  
总理:学生都来过了,一千三百万红卫兵来过北京。(接着总理点红暴名单)  
总理:于明和,你工作多久?海暴有多少人?你参过军?(于明和:作了回答,当谈到高压时)什么高压,十二条协议还在这里,你们在协议上签字的,你们都应对历史负责。你是解放军么,要起模范作用。老家是山东,山东革委会成立了。红根,你是附中的,你们有多少人,红暴多少?  
红根:我是抗大附中的,红暴还有20人。  
总理:20多人也不要紧么,人不在多少么!你是负责的吧?  
红根:我是代表中学来的。  
总理:胡忠亭,你们学校里有多少人红暴有多少?两派联合了没有?  
胡:学校共有二千五百多人,去年北京会议时,红委会有一千三百多人,造反总部只有一千人左右,现在红委会有四百多人,至今还没联合……  
总理:人不在多少么,你们学校另一个组织是否属于省联总?(胡:是的。)  
总理:周信忠,你们浙大多少人,现在红暴多少人?你们有没有办学习班 (周信忠一一作了回答,当答到大联合的名额时),你们受了些压,主席对红暴讲了几句话。你们就叫12·2公社,这个名字一起就将了对方的军了。你们就拿这个压人家,为什么不按毛泽东思想大联合?浙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不是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你们浙江大学要带个头么!不管省联总的,红暴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吗?你们两派的勤务组都在这里吗?名单不一定在这里协商,协商一个名额。  
总理:王明远,你是大军过江时到浙江的,你在民政厅作副处长,民政厅有多少人?过去是红暴派的?(王明远:是的,民政厅有45人)  
总理:人这么少?啊,精简了,这是霍士廉在浙江搞的。准备搞个点。陕西到你们那里调查过霍士廉吗?你们怎么说的?(王明远:调查过。)霍士廉在浙江工作十六年,实际上工作是他做得比较多。整个浙江工作比较稳,乱子出得少,在这一点上是有功的,当然还要靠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军保护。(又问王明远)你是老红暴吗?没有人说你是叛徒吗?主席思想就是大联合,旗帜不倒是暂时的,旗子只有一面。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派就是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  
姚文元同志:这个旗子最光荣。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最光荣。  
总理:开始总有点分歧,总有这个偏向的,你们大联合是自己搞的,所以分歧是对省联总还是军管会?(王明远:主要是对红暴政策有不同看法)你们要斗私批修,主要是打内战,本单位的斗批改就放松了,这个要纠正过来。(当问到民政厅老造反派是谁时,王明远说是×××)应当把他提上来。接着总理对省军管会南萍说:象民政厅这么少的单位军管会要保护。  
总理问张来根:你是老红暴吗?生产队有多少人?红暴有多少人?你们生产队在什么地方?你们是农暴五个公社之一吗?你们大联合了吗?张来根说:还没有大联合,办个毛泽东思想训练班。  
姚文元问:贫代会成立了没有?(南萍:杭州市成立了)问张来根你们有没有参加。(张答:没有)  
总理问南萍:杭州市贫代会代表是否是各大队贫下中农选出来的?(南萍:没有张答:没有)  
总理:你参加没有?参加几次会?(张答:没有参加,只成立革委会时参加一次)总理问刘英,你现在不是勤务组的,你回家去了吧?(刘作了回答)总理:你是辽宁的,那个县,你父亲在浙江工作吗?你考上大学靠毛主席(刘:是毛主席给我们幸福)  
总理:你的看法如何?(刘作了回答:当答到不管人多少,只要是一个旗帜就要联合的)对。十二条不是有监督小组吗?(没有)那时候我找不到你们(刘:说起来话来长了,把七月以后的情况谈了谈到省暴问题时)你们过去省暴没有吗?(刘:省临时指挥部的)(张金木:这是简称)全称叫什么?(张: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省联总全称叫什么?(张: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总理(点点头):上次你们把我的话歪曲了,现在证明林刚是不好的,是不是他们挑动你们,是林刚还是龙潜挑动你们(刘:这个是我们自己搞的)中央不是打电话给你们(刘英:我们不知道)对江华那时我有点希望,不是肯定。(在刘谈到曹时)  
总理:曹不是当时说了这个人不好。林刚与你们是否有直接关系呀?以后全国七、八、九极“左”思潮你们有没有影响(车讲红色风暴上揪许世友的事情)总理:这报纸上有没有?(车:回去带来)总理:你们有没有参加(答:没有)(石耘:关于拥军大会问题,搞这也是一种派性。)你们可以说服他们的。(方:提到宣传队)总理:我们可以做工作,你们这次开会(2·6)不自己开,还要九人(点了几个名,红革命等)。  
姚文元:这个大会不对呀!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一周年,也没有开庆祝会呀,只开了一个总结会,报纸也没登,这个总比你们大吧?  
杨:这次军队加入一周年,也没有开庆祝会。  
周:本来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吧!开头就派性出来了,容易造成对立,这不是越来越对立吗?把钢二司,新华工……他们都请来闹派性吗?北京现在比你们落后,你们赶上去了,很好,你们看南大不是联合起来了吗?  
姚:中央给他们一个担子。  
总理继续讲:把人家请来,要向人家赔礼道歉,这样做。不节约闹革命。这是派性的活动(刘:是的,这是说明了我们的派性还没有完全克服)对!不要不服气,以为压了一下,把气冲出来,那就是犯更大错误。青年人受点压,有好处的!锻炼么!我是出身在封建家庭,也要压制。借债还讲排场,这种生活太虚伪了,开始是无政府主义的,后来就慢慢认识了共产主义,青年人受点压制有好处。现在是毛泽东思想时代,大压是不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青年人总是会有波动的;现在是毛泽东思想时代,敌人来了就有反抗,那是同仇敌了同学之间的压,不过只是打架,总比打仗损失少,受点压,受了伤,流了血,甚至死了人,要把仇恨集中到走资派身上,坏人,敌人身上,内部就团结了,错误两方面都有,不会只有一方面,对方也有错误,听说你们在算错误的时间,这没有意思,算这个干什么,石英同志很好,承认那时犯了严重错误。错误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计算,李立三路线只有三个月,但危害性很大,三个月就坏了大事,后来王明搞了调和路线,犯错误一分时间长短,瞿秋白的盲动时间也不太长,毛主席说是白色恐怖把我们压回农村,当然主要也是靠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时间不要去算,看错误大小,红暴不要去算细帐,你们受了锻炼是好事,主席在12月份看了一个材料,作了批示,给我们看了,要我们研究,根据主席指示,我们向全国发了指示,我们考虑,全国也有同样性质的组织,拿你们作例子,现在有些完全靠打砸抢的组织,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中国红旗军,也说自己是老造反派,也想拉起来,主席不是讲了吗?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么!(总理读批示……)主要要我们中央一些同志(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研究的,方剑文,腾铸同志来,我们就是从帮助,批评出发,红暴你们把我们的话歪曲了,在杭州扩大了,批评得少了,对你们有利的话你们说,不利的话不说,以后发到军管会方面的同志传达了,就不是那样了,你们不要负责任吗?  
方剑文向总理做了说明,并且把朱××同志的公开传达的十二条送给总理看,你们说给你们平反了,那有这样的事。  
方剑文又将军管会印发的讲话给总理看,总理看了好长时间,然后送给姚文元看姚文元对南萍讲,这个时候,大家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总理问,这个文件是谁印的?(众说:是军管会印的。)  
总理又仔细地看了十二条近十分钟。  
总理:你们搞了这么多呀?(方:军管传达是总理同意的)我没有看过,我当时说军管去传达是可以的,那晓得搞得这么复杂,联总的还有个吗?(南萍政委:有的,联总的联总传达,红暴的红暴传达。)  
总理:你们得到联总的吗?(答:没有)反正都会得到的。(董副政委:我们先把纪录交给总理联络员各一份,交给沈秘书一份,打电话请示,第二天他说总理同意传达)内部的座谈就是内部的,贴出来就不大好,学习学习,是可以的,我把你们的意见都听了,他们(指方腾)记得比我多,这里夸张了,性质变了,这是量变到质变,军管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以后去两方面联系起来,各自作自我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姚:要看大方向,这一点是应该肯定下来。)首先应该肯定两个改组,因为在改组前,空五军,二十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当时省联总与你们都是冲军区的,当时两派都是在一起的。那时张,龙不承认错误,杜平要去。部队起哄。你们受到更大的压,后来了个红暴,红暴是支持龙潜,保江华,当然你们检查了就好,你们承认犯了严重错误是好的。北京会议以后,你们受压,省联总姿态不高,有错误的,那时军管会首先还保护你们,你们几个头头,方剑文,翁森鹤不是都到军队里去了吗?但七、八、九月两个说明后,军管会当时注意力放在到处闹事的问题上,这时解决××,××,××等地区,当时注意力都集中到那里,那些地方,不是你们的,是保守派,他们是保江,龙,保当地的走资派,你们知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过杭州,主席经过一次就解决了××问题,我们那时还不放心,每天打电话,9月底经过浙江,原来是浙江军区为主的么,不负责任,到七月份,到北京开会,那时候你们红暴就保江,这个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回去后又解决××,××问题,比较忙,××,××是保省委内走资派,也有保地方上走资派的,象温州保王芳,你们也在省联总和保守派中间,一个从右,一个从“左”干扰斗争大方向,在××省联总没有把地方联总搞在一块,因此他们支持了造反派,你们从左的左在一块,省联总把你们当成保守势力,也是有客观原因。(又看记录)看来军管会不要把我们的话搞得这么多,这么复杂,我批评你们,要是告诉了他们,我批评他们的,要是告诉了你们,这不是挑拨了吗?  
当时八、九月份到处闹,他们这样看法也有客观原因,他们写成这样的声明(关于浙大……)过份一点,我会同他们说的,不要去算旧帐,你们先把自己搞好,政治上就主动了。我劝你们不要算旧帐,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请罪不要,主席一向反对青年人这样搞,只要改了就好,除非当了坏头头,和走资派坏人一起。  
现在有些坏人集中一些集团,在徐州破坏铁路,桥梁,那是反革命集团,这是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姚:要有敌情观念)多做自我批评,调查自己组织内部是否有坏人,是否有坏人在挑动,浙江是沿海地区,蒋介石的老家,陈诚,二陈 (果夫,立夫)军统头子在江山,都出在浙江,多了,一大堆,说不尽的了,那有在家乡没有影响的吗?浙江也有窜进来的(杨代总长:蒋介石不就出在浙江)还有空降的,地、富、反、坏。  
总理讲:要辨别真假,刚才你们说有人利用红暴名义发了传单 (杨代总长讲了天台汽球爆炸,撒下传单一事)  
总理:现在第一点:你们过去错误要深刻检查,第二:对你们不要拉队伍,过去联合了,好么,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把权夺过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而分派性夺权,如果派性的话,那还不是刘少奇夺权了吗?不是刘,邓,陶夺权了吗?因为派性是资产阶级的,刘、邓、陶人下去了,思想还在。  
我们已报告最高统帅和林副统帅,凡是破坏铁路,桥梁都作为反革命,昨晚就出了一件事,解放军不开炮也有限度,阶级敌人叫小将去抢枪,反正解放军不会打你们小将的,这是大煽动,这种人就是坏人。九·五命令就是要执行了,致至下了五个月了。  
江青同志九·五讲话说你们放一放,说得很亲切。所以对你们不要拉队伍,现在红暴的,就仍是红暴,已经脱离红暴的,就不要拉出来了,比方说翁森鹤已经成为杭丝联工人代表就很好么,红暴也是临时的么。  
……  
总理:这样就要分裂了,不管你们多少人,只要是造反派,第一,承认错误,第二,不拉队伍不要脱产,不管你们人少到如何,不管你们在那一个基层,每一个地区,省也好,都要劝联总与你们联合,如果他们不愿意,就是他们不对,我们就要说服他们,如果以到红代会去了,那就不要退出来了,如果没有进去,就要大联合。那么基本精神就是这样讲过。  
总理:承认错误,多做自我批评,这样主动,二是承认空五军、二十军,军管会,而不是只承认军管会,不能把领导人和群众分开,有些话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承认两个改组,你们初期受压,我们很同情,支持你们,当然,空五军、二十军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他们会改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纪要  
〖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总理用一个多小时,详细询问浙大大联合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一、你们浙大能不能带头达成几条协议,今天晚上就达成协议。  
总理看了五十多个单位的关于浙大大联合的声明,说:“你们上纲上得太高了,与中央批示就不一致了,现在被动了。首先你们学校大联合,你们高姿态,人数多么,作出榜样,就在这里达成协议,共同办学习班。你们应当批判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在教育界的流毒。陈伟达不是你们的校长吗?对陈伟达,陈冰多搞一些大批判。叛徒陆定一管文教,要把矛头,痛恨对准他们。你们姿态要更高一点,抓大批判。要向南大学习,学习南大,超过南大。你们要和南大比,为什么不能超过南大,南大已超过北大,你们没有南大对立,应该超过南大。”  
“关于浙大大联合的班子,我劝他们(红暴)是五比六,我劝你们六比六,看谁姿态高。”  
二、关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浙江要迅速推动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局。现在在这里水到渠成。今天五号了,我看再学习一个星期最多了。如果在十号以前,就在这里达成协议,马上把三结合和干部商量好。回去共同学习,各单位搞大联合,推动全省三结合。总之,在二月份要搞好。你们怎么能等到八月钱江潮吧!现在已成立革委会有十四个省,最近有六个省准备马上搞,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吉林、新疆。你们弄不好连中游也赶不上了,落在二十个省后面,那不是下游吗?浙江地处下游,难道甘居下游吗?”  
三、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  
总理讲:“省联总搞二,三百人搞工作,住旅馆,那不真成了官僚机构了?官僚主义助长派性。三代会也搞得太多了。我们已变成小班子了。才能为你们服务。一年能见到你们好几次。我劝你们赶快把那些机构撤销掉,工代会十个人,红代会十个人,农代会八个人就行了。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五十个就足够了,还是霍士廉搞得比较少。民政厅四十五个人。在全国还是树立榜样。搞小的领导班子,办好事。”  
王子达讲:杭州市革命委员会是三部二室。  
总理讲:“你这个部就糟糕了,我只有一个值班室,而你反而还有个办公室,你们几个组,不要搞部。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搞个专政的。内蒙古搞得好,他们叫群众专政。再搞一个生产指挥,这样你就可以经常到群众中去了。红暴派临时指挥部,我对他们说搞十个人,你们省联总大一点,二十个人,连三代会五十个人就够了。”  
四、大联合问题和三结合问题达成协议。我(对?)红暴讲了五条:  
1)红暴比省联总犯的错误要重,刘英,石耘他们自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  
2)对解放军,红暴要支持解放军。两个改组以后,五军,廿军,二部分海军支左方向对嘛!军管会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他们会作自我批评的。  
3)红暴不要拉队伍。因为一个已联合了,拉队伍要分裂开,另一个,原来没有红暴的地方,建立红暴,势必会搞打,砸,抢与走资派有联系的组织拉进来,那么,老造反派就变落后了。  
4)促使大联合,任何一个单位,十几个人也要大联合,红暴也要推动。  
5)推动三结合。后来,总理又说:还要推动大联合这一条。  
凡成立革委会的,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扩大,加强,吸收他们(红暴)参加。这样他们答应了。  
五、关于正确对待红暴问题。  
去年二月,怪他们。他们后来要请罪,我说:“请什么罪,改了就行啦!现在已经改了嘛!”  
农大代表汇报说:“我有一个活思想,农大同浙大不同。农大红委会是两次站错队的。”  
总理说:“人家站错队,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应该联合他们。保守派难道永远是保守派?他前进了嘛!你造反派,难道永远是造反派?老本吃不了多久。党内有许多老将,你不能说他没有功劳吧!靠吃老本不行,要立新功。陈再道革命了四十年,结果还出了大乱子,跌倒了,重新站起来。人家革命四十年,你们才二十个月,不立新功。人是在变化的,老造反派会变保守派,落后派。他人数小,你人数多,就要与他联合,平等待他。当然不一定要对等数目。”  
农民代表汇报了大队一些情况。  
总理讲:“那里有红暴派,你承认他,联合起来办学习班,开贫代会。”主席说过:“贫下中农是一家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总理讲:“八条,十二条,回去后,如果按这个协议办事,要好得多。他们犯了大错误,灰溜溜了。你们压了一下,他阵营就站不住了。翁森鹤觉悟高的,站出来了,(退出了红暴)这样,他们压力更大了,特别是工厂,斗方剑文,斗得比较厉害,有的跑到上海去了,不是春节前,在上海开了会嘛!当然这样做是不对,但是,是有点逼成的,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没有想通。”  
“不要认为他们人数少,应该重视不同意见,这是主席的思想。不同意见在一起,能补充不足,有好处。如果他错了,也可以考虑他为什么错,如果你错他对了,你就把他的吸收过来。”  
有的同志讲:杭州如果搞红暴临时指挥部,会不会把已成立的革委会搞垮,我看,还是用补充名额的办法好。  
总理讲:“他是一派嘛!怎么能不承认?主席批评了,你不承认怎么行!没有红暴,还有黑暴,不要想那么一大同,有个对立面有好处,可以使你头脑冷静一些。浙江红暴比是比较好的,比较听话的,如果是别的省,那可不容易,就要吵起来了。”  
“要大学特学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行。第一条学习,学习是保证,多作自我批评,第二条,不拉队伍,不搞分裂,第三条,支持解放军,第四条,有革委会,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加强,扩大。工厂里有,也不要推翻,增加几个人就是了(安排红暴),促进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总理讲:“应该顺其自然,按照主席自然辩证法。承认他,再搞几条,不使他乱来,允许他参加红代会,工代会。”  
“以前,你们好象很(此处原来有一个空格),那是与论压力,你不能允许他存在,否则不是反对主席最新批示了?他是一派吗?共产党那么大,民建那么小,还是承认他。承认他,又不会动摇共产党的伟大。你们趁他犯重错误,借大联合的口号,把他们吞进去,现在还得吐出来,我劝你们高姿态。”  
省联总刘福元汇报讲:九月高潮已经实现按系统大联合了,红暴派已失灵了,……  
(总理发火了)总理讲:“你,那个时候是带压的,我今天不批评你,现在他不失灵了,主席这个批示一下来,不是失灵,而是灵得很!当然他要拉出来,你就不提自己的错误。我尽量地说服他们。他们都同意了嘛!你们犯了错误,应该受惩罚。你承认他。他就会支持你。说穿了,你是一个一个把人家吞下去,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大团体主义!吃下去,还得吞出来。他们(红暴)承认了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采取高姿态,你们应该还要高,你就能用事实说服他,不要拉省暴。”  
“主席九月十六日在杭州,跟南萍讲了: 要帮助,批评,联合,你们那时气焰很高,没有拿出来。一直到十二月,主席的批示下来,主席说得很清楚,要帮助,批评,联合。最好在这里达成协议。我们帮助你们推动。”  
有一个同志对总理讲,红暴原来没有组织机构的。  
总理说:“这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本身问题是他存在,大联合一定要联合,分裂不对,他拉出十多人,还得和他联合,他不来,那他错了。特别是工人阶级应该带头。浙江省有那些客观的东西存在。如果有坏人,暴露了更好。你们里边,有没有坏人?浙江嘛!是蒋介石的家乡,很多反动军官都出在浙江,你们不要对接受你们意见的就支持,不要分裂他们(红暴),要照顾他们。如果与你们说的都一样,就不起作用嘛!是一分为二嘛!浙江不会那么平静,打倒派性。打倒分裂,不要促退,不要拉队伍。工代会,红代会,革委会的原则,都在这里定。各单位也是,浙江带头,回去不执行,那是他的错,要以执行不执行协议,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  
(电话记录稿,仅供参考,口头传达)  
 1968年2月8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军管会及“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的谈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你们搞协议把我找来了,你们总是想单独接见,我总要联合接见。  
(总理秘书孙秋玉,递给总理一张红暴驻沪记者站的传单,姚文元同志说这张传单是怎么回事,你们解释解释看?总理:啥传单。)  
总理:搞这个东西干什么?那一天?二月五日的,你们这里不是写了浙江红暴派临时指挥部,这倒给我们抓住了,没有一个“省”字,就一言为定吧!方剑文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扩大影响,你们管不了那么多,还是老老实实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好学,我们也如此。  
(姚文元:你们要斗私批修)  
你们离开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离开军队,什么都不行,这样非出大乱子不可,你们觉得了不起,我们可不能象广东赵紫阳那样,随便让位。革命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出智慧,毛主席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你们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你们协议我看了,大体不错。  
先请南萍同志讲几句,我再讲。  
南萍:主要向总理汇报一下,过去一段工作我们没有做好,这次在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也是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方协议由于一个字没有定下来。  
然后南萍同志向总理汇报去年七月北京会议后,紧接着二个改组,开展革命大批判,九月份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月进行政权教育,当时考虑省革委会条件具备,接着批判刘邓反动建党路线,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围剿派性,增强党性,浙江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工作也存在缺点,一度事务忙乱,当时政策性问题缺乏有力措施。特别对红暴方面工作抓得不紧。南萍同志提出,大家要做大好形势促进派,要从大局想问题,多想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面问题,具体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派性问题了。  
总理:南萍同志已经讲了过去情况,要向前看,协议中的好处是解决当前问题,又向前看。  
带头的是浙江大学二月五日签了字,成立大联委,送到我处,感到是一件大喜事。江苏,南大带头了,推动了江苏好多地方联合,甚至闹得最凶的镇江二派也联合了,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联合了,造成大联合气氛,江苏军管会,南京军区,考虑不经过革筹小组实行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浙江地、县联合得早一些,现在浙江带头了,要把回家的同学找回来,春节已过,今天是正月十七日了,再不回来就不象话了,要号召他们回校,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现在大学落后于工人运动,北京把21所大学头头都找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北大二大派,清华二大派……都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二十一个月了。还要讲教育,青年人总是这样派性特别强,如果你们还要闹,也把你们请来学习。  
你们在北京达成协议,要求你们贯彻执行。家里一些小头头可能象去年那样,说你们“修”了,这是个反动口号“你们屈服了”。这就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身边达成协议怎么可以说“修”了呢?去年你们十二条协议没有贯彻好,南萍同志已经讲了。新的协议达成了,就要贯彻好。你们有的同志在家里做逍遥派 ,发一个声明就说你们“修”了,除了认识错误,就是有坏人在挑拨,如果不改,就会走向反面。怎么可以说在北京达成协议是 “修”了呢?今年是1968年,不能这样说,你们既然作为代表,不管代表多少,你们是有代表性的,要挺起腰杆来,达成协议,群众是会支持你们的,不满意总是少数。  
姚文元:去年达成协议,群众也是欢迎的。  
总理:有的大头头来了,二头头在家不满意。二头头来了,大头头在幕后指挥,这完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作风,是资产阶级政客作风,北京这个地方,过去出皇帝,北洋军阀,那是今天说了,明天不算,翻云覆雨,那是五十年前。现在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国,为什么出现这一套,是因为你们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以前宣传部陆定一这是坏人,尽搞资产阶级教育,他有一个反动透顶的怪道理,先学封建主义,后学资本主义,再学社会主义,这是反动的,荒谬的,他如果在中央讲,主席一定会批判的,他是到下面去放毒。把封、资、修装满头脑,社会主义就装不进去,林彪同志讲:“头脑里不是无产阶级阵地,就是资产阶级阵地”。你们小学,中学到大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你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头脑里想的是一回事,北京就有这样情况,我们中央文革,政治局常委每星期一次碰头会,然后报告主席,林副主席,我和姚文元同志讲话都是商量过的,可是跟学生讲话,他们就看脸色,那一个声音大,那一个声音小,然后找差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学了资产阶级政客作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有多次反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学到大学,文史方面很多旧的,上课又不发讲义,写在黑板上叫大家抄,死背讲义,束缚头脑,就是政治课,受杨献珍那一套,他是唯心主义的,冒充马列主义,实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心主义的,合二为一的,作为马列主义教育,就是散布修正主义流毒。主席论教育革命要好好读一读,对照对照,以前有许多不符合主席教育思想,要彻底批。靠谁,真正斗批改要靠你们,浙大的同学最了解浙大,你们学校走资派陈伟达,还有陈冰在后头,这两个人在文教战线影响很大,要很好批判。斗批改要落入到改上面。浙江省革委会你们要参加,但你们主要的要把浙大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教学方式这样,不一定一个样子。浙大,南大,北大可以创造,试点,主席厉来主张典型试验,那个好,推行那个,你们的主要任务在学校,当然你们的革命精神反映到革委会,又把革委会的决定贯彻到群众中去,浙大带个头是好的,你们要起推动作用。  
工人阶级,浙江虽然不象江苏多,但是还有点底子吧!杭州工人阶级有多少?(答18万)是产业工人?连财贸系统……(答27万)杭州人口一百多万,连家属算起来,是多数,是领导杭州,浙江的主力。不光杭州,金华县地,地方也有工业,工人阶级要带头,浙江省,市工代会都开过,拿这个做依靠,加以扩大充实。红暴中工人有代表性的参加进来,进去后就代表工人阶级,联总红暴旗子要逐步倒的,工人是主力,还有和广大贫下中农结成联盟,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要很好开起来。浙江农业是很发展的,工人,贫下中农这是二个基础。学生应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先锋,但要跟工农结合,大学毕业生到那里去?到工厂,农村去劳动,到农村中去锻炼。然后,按所学的到生产单位去,就是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说的:“把青年教育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青年,不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无法实现。现在机关大得很,已经够大了……浙江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100多人就够了,你们省联总有二百多了(姚文元:主席说革委会只要二十多人到一百人)只要二十人就行了。你们打个电话回去做个模范给红暴看。你们要带头,张永生同志,别的事可以不打电话,这个事要打电话回去,这是毛主席的声音。(姚文元:主席是很强调的)联总要精简,有几个可以固定,有的可轮流,一个礼拜,二个礼拜一下,做联络的也可以今天这个厂,明天那个厂。这样不脱离生产,顶多出一些交通费。你们在那里办公?(张永生:工人文化宫)。有多少房子?(张:20多间)你们让出几间给红暴,一起办公。他们就不会到处搞房子,要节约闹革命,这是主席的提议,一定要照办。你们协议中有这一条,现在红暴天天到军管会去闹,要经费,怎么批?  
不管你们过去怎么好,或者犯了多少错误。主要还是要现在,是否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符合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就是右派,这是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省联总既然按照主席的主张, 二十个人,房子分出八间给红暴,联总十二间。在一起办公,就联起来了,难道还打架。你们本来是战斗在一起的,以前冲军区是一起的,这我可作见证,千真万确的,难道现在可以绝对,吵了一顿架,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石云说,那一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支持这句。因为开始保江华,后来又被军区龙潜利用,后来我看浙大协议上签字没有石云,是不是石云讲了几句公道话不要她签字了。(石云答:不是的) 去年十二条协议签定后,没有说取消红暴,省联总想把红暴吃掉,给你们上纲上线去,这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张永生答:我们政策上有错误)你是吃不掉的,说明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要改。不要争论过去谁错误大。当然错误还是红暴大,所以把他们找来,帮助,批判,联合他们。也不要做观潮派。钱塘江潮每月有一次,难道还要等到八月秋潮吗?去年八月错过了,难道还要等今年八月吗?你们做促进派不行,做观潮派也不行!要把自己推到潮头上去。鲁迅写过“弄潮儿”。鲁迅当时承认自己是观潮派,认识还是进化论者,还没有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后来他作了促进派。你们为了一个字争论十几个小时,还达不成协议,为什么拖,还要壮大队伍,队伍是毛主席的,人数多,政策不对,不行,人数少的更同样。你看北京来了一批人(指浙江地县的暴派),方剑文也责成叫他们回去。(方剑文:我没有做好工作,现在是下面脱勾)你们在上海开会把他们(地县)弄起来了,他们在上海开会到了多少县,(邵素珍:第一次20多个县,昨天来了五,六个县)这个会你参加了?(指方剑文)最近一次多少县,(方剑文:这次多是我开的,有38个县)什么时候开的?(方剑文:一月六日至一月八日)上海工总司有位同志叫什么名字(方剑文:叫潘国平)他讲大联合问题,不去也不好,去了,倒象大联合,你们那些人,就是主张把红暴拉大来,现在看不见的对你们有利。譬如最近来北京的,舟山是四大总部的,岱山联指,金华革造总,绍兴绍联总与温联总差不多,嵊县大联委,宁波宁联总……都该脱钩(姚文元:中央早有通知)看来杂得很,地方挂起钩来有什么好处,不要他们支持你们,你们就承认他们。地方上有军管会,革筹小组可解决。(方剑文:来的人政治面目不清,舟山有个姓沈的,政治面目很不好)我已经通知把他们安排下来,组织他们学习。当然要一分为二,有的通过教育。会认清楚的,还是劝他们回去,由地方上军管会解决挂红暴旗子,省联总名字很香,温联总就不香了,你们红暴不要忙于招降纳叛,这是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既然来了,组织他们学习,让他们听听毛主席的声音。当然不能作为代表,学几天回去,为什么造成这个,就是你们在上海的联络站,现在联络站撤销他们有埋怨情绪,他们会怪你们,我给你们说。双方都把联络站撤了。各回单位,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元旦社论是怎样说的,你们按照毛主席声音办事,不要怕人家说你们“修”了,只要我们站得正,打破了头也要坚持。打破头有什么关系,为有牺牲多壮志么!文化革命,在思想、政治、经济、组织上都要革命。每一个人的头脑都要革一革,林副主席说,“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又要当作革命对象,否则就不是一个彻底革命者。”  
你们的协议起草很好,具体化了,别的省还没有这样具体,何必争一二个字呢,你看(拿起红暴自己的传单示意)传单上写的明明是浙江红暴临时指挥部,这总不是我造成的,你们不要搞全省的。  
(接着红暴和省联总各自阐明要不要加“省”字的理由。方剑文说:总理联络员郭长安同志说不要省字是总理指示)。  
总理:是的,浙江的红暴,怎么能说明杭州市的。(方剑文:在杭州,省军管会不同意和不承认我们是省的)不是么!到底中央的话算数还是军管会的个别人的话算数。我就同意主席的批示,帮助,批评你们,我是有根据的,去年十二条协议也是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我觉得没有一个“省”字更爽快。  
总理接下去谈协议(逐条)前一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第二,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第三,对解放军要支持;这条好。第四,要批走资派;在浙江的代理。这条要说明,你们贴标语,要保李丰平,这是谁出的主意?这不对,李丰平还有许多问题没搞清楚。你们保江华,现在江华站不出来。你们说他们保曹祥仁,也站不出来。李丰平本来希望他回去,把他的历史研究一下很复杂,最后要中央决定,干部问题,把走资派揪出来,不能说那一派的功劳,这是革命造反派的功。曹祥仁开始没有辨别出来,保一下后来放弃了。你们保江华是不对的,那时是保他的身体,那时候省联总把江华送到北京,你们就保江华,林刚挑动你们吧?现在你们又贴大字报,要保李丰平,不对,这是资产阶级政客作风,小将,工人阶级有这种作风是很恶劣的,听了很难过……  
第五条协议,你们第五条是具体的,促进支持基层革命大联合,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已经建立革委会的不要再拉了。总的是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你们两个组织总要取消的。难道永远分二派,高兴去做民主党派吗?周建人是“民进”,又是党员,今天同你们讲,可以结合的。他是不要“民进”最好是党交给他的位子。都要搞派性,让你们到资产阶级派中去,不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当民主党派?!  
“省”字关系不大,当时我说不要用“省”字,还不是浙江的,最后派的名字都要取消的。暂时不倒旗,不是永远不倒旗。承认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大联合,还搞什么山头。如浙大的高革委会,就要统一到革委会下面。你们再要闹,就调到北京来学习。不要以为你们头头了不起,中央一句话好了,现在刘少奇都揪出来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绝对权威。过去北京有联动,“五·一六”不过是跳梁小丑,你们当头头不过二十个月?不要背功劳包袱。有的几十年的老革命,还不是一败涂地。坚持不改,屡教不改,还是搞垮。(北京有个朱成昭,谁愿做朱成昭?)谁要对抗中央指示没有好结果,我也向你们学习,从你们的错误中学习。看你们派性怎么闹的,为了一个字争了二三天。你们承认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革委会成立了不能拉出来,原来不是红暴指挥部的组织不许拉队伍,不树红暴旗帜,下面分六类;已成立革委会的,要维护权威,不准拉。如果你们再闹,把所有的头头都调到北京来学习,福建闹得最凶的革造会头头,中央叫他来,他也只得来了,陈再道要他来,他也来了,你们只有二十个月,陈再道已经40年了,一旦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跌倒了。主席在批示中对陈再道还加了 “同志”二个字,主席讲 “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有内,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取得群众谅解,可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他现在还在学习,住在京西宾馆,因为年纪大了,给他一定的物质照顾,否则就不能活了。湖北的张体学,已站出来了,跟王任重跟得很紧,一旦认识错误,痛哭流涕。群众谅解,现在是湖北革委会副主任。你们二十多个月,这么骄傲!一调就可以调来学习,你们回去一条条宣传协议按协议办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革委会不能推翻,要推翻是错误的,凡有红暴没有保留一定名额的,应充实,这条也对,象麻纺厂就充实么;不要脱产,不要搞官僚机构,否则打倒一个官僚机构,树立一个小官僚机构,国务院办公机构原八九百人,现在是个值班室只有五个人,加上联络员四、五十人,今后各省革委会搞起来,人还要少,浙麻革委会多少人?(来成德:30个人) 不脱产几个?(来成德答:4个)不脱产的太少了。(姚文元:主席提倡党支书也不要脱产)革委会30个人,脱产5个,你们3个,他们2个,这就气魄大(对来成德讲)大家都经费,纸张,那时革命初期搞的,现在不行。再那样搞,就象江青同志“九·五”讲话中讲的是败家子了。  
原二派革命大联合比较好的,应进一步巩固,浙江大学搞起来了,你们要搞革委会,你(指周信忠)有许多派性,还有藤铸、刘英……石云他们开始闹得最厉害,你们是后起的,你们做了头头了,而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现在却又凶起来了,毛主席一批示,尾巴又翘起来了。  
浙大要带头,回去成立革委会(朱和瑞:要求中央给协议作个批示)可以么。已经联合,不完整的,要促其完善的。已经联合,又拉出队伍,要劝他们不要另立山头,这很好么。原红暴组织已解散了,不要再树旗帜,何必还要树?杭丝联有点麻烦吧!  
(翁:已经解决好了)联合不好的,再充入么。尚未实现大联合要实现大联合,这六点是对基层讲的。  
总理:(谈第六条)“三代会”不能推翻,这个对的。红暴派参加进去,这是个代表机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三代会名额在这里商量好,请军管会批准就行了。  
省联总,红暴派逐步完成历史使命,提得很有策略性,接下去是活动范围。为“省”字有争论,杭州市,还是杭州地区有争论,到的杭州那几个县有红暴?(方剑文:临安、建德……)限于杭州,再写上几个县,就这样定下来,有个“省”字有什么可怕,如再拉,就是他们的问题了。限于杭州,写明几个地方,这样加个“省”字可以减少他们回去解释的困难,这也好么!底下一条也是好的(谈第八条,铁路,公、检、法…… 略)这都有了。(张永生:汽车,航运是否属于这个范围)长江航运公司已作了规定,钱江也是跨码头的,与地方搞在一起不好。交通运输部门,包括方剑文同志的这个运输段,你那种组织要独立,不要和地方挂钩,当然有代表性人物要参加省革委会,你们革委会成立,不需要红暴派参加,当然三代会要参加(姚文元:你永远代表那个红暴派,你就是永远代表省联总,这不符合辩证法吧?)不然你参加民主党派去。  
姚文元:我还有事,要早走了,先讲几句。协议很好,希望在这里达成,总理给大家讲了很多话,无非希望大家更快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浙江省革委会的成立。希望浙大搞彻底,浙大有没有陈企霞(答:杭州大学的)是丁玲集团的头子,是叛徒,要彻底搞一下,不要把这些人包起来,上次我说过一个意见,树什么旗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今天两派都有派性,派性是有阶级性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浙江省革委会排到最后,天也不会塌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地球照样在转动。你们为一个字,争三天三夜,这是无产阶级风格吗?资产阶级派性是一条大毒蛇,又是个陷坑,陷进去就是坐井观天,希望你们斗私批修,把派性去掉。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打倒一小撮走资派是革命的需要,现在打倒派性,增强党性也是革命的需要,你们有没有人想做中国共产党员(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认为能够称得上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要努力奋斗,要斗私,批修。革命到底,北京有少数人,党中央正在挽救他们,如不接受这个挽救,就是走向反面。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一定是省联总,红暴派最光荣,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还光荣?事物不是静止的,是发展的,这一点希望你们考虑。  
另外,还是要拥军爱民,三相信,三依靠,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是大方向。  
要节约闹革命,不要争房子,前年主席讲过,用金钱收买造反派的,是走资派的手段,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精兵简政。有些可以用口讲,不一定用报纸,有的组织有那么多喇叭车,不讲毛泽东思想,有什么用?  
最后讲一个作风问题,就是要培养言行一致的作风,说的和做的一样,理论联系实际作风,你们参加革命的时间还不长,不培养好作风,对革命是不利的,在青年时代,尤其要培养言行一致的作风,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表里一致,象刘邓陶就是反革命二面派,刘少奇看一篇 “态度问题”文章,就是叫人耍二面派。  
革命思想要用革命行动来检验,要斗私,批修,搞小动作要及早去掉它。无产阶级搞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取得胜利。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整顿,我们看得很多,是教训,提醒同志们。  
希望你们协议能达成,能签字,更重要的是实现,然后二派一起在这里就干部问题达成协议。(姚文元同志有事先走了)  
总理:刚才姚文元同志讲的很重要,青年人一定要注意作风。  
(谈协议第九条)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清理队伍,这是很重要,不但不要拉队伍,还要清理队伍,你队伍大有什么用!只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只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按主席指明的方向前进,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都取得胜利。  
各省市革委会,现在已搞了一半了,你们浙江不赶不行。前二十名赶不上了,广东已批准,十五名,吉林十六名,辽宁、江苏回去准备,还有浙江、新疆,搞得好,还有前二十名可能。湖南干部已经站出来,可以三结合,但出现一个反动的“应光明”(?)现在正在批判。还有个宁夏在准备了,搞不好,浙江搞到二十名以后,你们一定要推迟也没有办法。  
要做促进派,队伍要纯洁,不靠人数多,靠领导骨干强,不要搞私心杂念,一点私心杂念没有不唯物的,因为受了家庭,学校的影响,但是要不断革命,封建社会还有大义灭亲人,何况现在社会主义社会。过去打、砸、抢的,很坏的,把他们招降纳叛来有什么好处?每个组织都要整顿队伍问题,人不在多,看谁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紧,何必要人多,人多只是打架有好处。军队过去是“四不”因为将刚起来,保护先锋队 现在形势不同了。“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后,不管那一派,对解放军,对工厂,对铁路破坏 那就不是革命派,而是反革命,运动初期解放军保护你们,现在解放军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全面胜利。  
底下一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在浙江更重要了。  
对了,被扣工资问题,只要确实被赶出去,有困难不能回来应该解决,但要二派协商解决,上级帮助解决。  
现在还有个问题,学生不回校,还要拿助学金,毕业生拿工资,在家里,要规定一个限期回来,不回来就开除学籍,难道培养一批逍遥派?  
还要节约闹革命,三代会应有点文革经费,省联总、红暴派有点经费,应按节约原则。过去省联总开支大了,红暴不要拿省联总做样子,军管会要卡紧,省联总不等回去前就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减到20人,那就算彻底革命了,省联总要做模范,要节约,红暴派更节约就更好,三代会也要节约。省工代会有多少脱产干部(郭志松答:三十多人)用不了那么多,红代会呢?(李回答:二十多包括一个报纸)等红暴名额商量好,办一个统一的报纸,纸张要节约(张永生:后来打算工人报,红卫兵报并刊《红色风暴》是大报,到农村不大便当。)  
分部都不设立,这是很好的。  
下面一条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你们协议达成了,由军管会与你们协商,当然还要经过中央批准,革命干部第一批结合少一点,好一点。李丰平历史问题复杂,就不能提出来,其他可共同调查,这就好办了,我这是讲省级的,厅局级可以大胆解放。  
总理:揪出坏人,不尽是走资派,革命队伍里还有坏人,浙江这个省我已讲过了,蒋介石的党政军要员都是浙江出去的,他们还可以从海上钻进来,揪坏人在浙江要注意的面要宽些,在学校,在工厂、机关,铁路交通运输各部都要注意,大联合后各派清理自己的坏人。每一派先把自己搞起来。  
最后一条,你们在协议说,准备在二月份成立革委会,既然如此,那就要很快在今天(16日)达成协议,签了字。  
把附件搞出来,然后军管会把干部提出来,名额问题,干部问题,你们讨论好回去。  
我是想把这个协议和浙大的协议加在一起。中央加个批示,可以先回去几个人传达,你们可以在这里商量三结合问题。(张永生:反映北京有些学校到西范和红暴联系)  
总理:到西范大旅社,把出入搞严一点……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的批示  
1968.02.22;中发[68]34号  
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来京代表,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实行自我批评,达成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同时,浙江大学两派也达成了《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肃清其流毒。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进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警惕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要继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为争取早日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驻军代表时的指示  
〖3月14日晚上9∶00~2012∶55,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同志接见浙江军代表南萍、白崇善等同志。中央对浙江情况非常了解,非常关怀,对代表团在京汇报学习思想的提高表示满意,在汇报时,中央首长作了许多指示。〗  
1、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副主任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工人一名暂缺,最后还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义批。  
在谈到副主任时,中央说周建人在浙江有影响,赖可可中央非常了解,  
法宪同志说赖可可1929年入党后参加长征,一贯忠诚老实,艰苦朴素,  
康老说在山东时向明问题上有错误,态度很好,这我清楚。  
当总理、江青同志说到革委会中没有女同志不行时,军管会介绍了华银凤情况。她是东阳良种场长,饲养员,38岁,党员,丈夫在抽水站工作,华同志思想作风、家庭出身都好,1954年以后四次到北京参加劳模、先进工作者会议,有几次参加主席团,三次同主席合影,一直表现很好,主席写信给她,寄照片给她,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一个,中央认为不错。  
现在革委会委员产生74名,打算150名,中央认为,不要一下子搞全,要求严一些好,可能有一些优秀的好充实。  
2、南萍同志说打算在省革委建立后,大大推动地县大联合三结合,力争在三月底杭州和全省五个专区一片红(舟山、宁波、绍兴、加兴、金华)  
江青同志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是跟不跟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问题。  
3、军管会汇报到去年上半年宁波、台州等地曾经成立过革命委员会,这怎么办?中央说:一、缺乏群众基础,二、上级没有批准。在经过两个改组以后,这两个专区都成立了军管会。这些革委会已不存在,不要恢复。  
4、江青同志批评了浙江过去演鬼戏,演四郎探母等坏戏。讲到陶铸到浙江奉化去蒋介石的家,还批评浙江有人为蒋介石修祖墓。中央认为要把蒋介石的墓统统砸烂,种上粮食,灭敌人的威风。  
5、许世友同志在南大革委会成立大会上号召南大学浙大、赶浙大、超浙大。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现将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省革命委员会筹建工作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越来越好。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彻底粉碎了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妄图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拔除了中国赫鲁晓夫按在浙江的一个重要据点。毛主席视察浙江的喜讯,极大的激励了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斗志。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大加快了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步伐。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广泛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肃清其流毒;深入进行了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各条战线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毛主席关于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落实。全省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县、市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杭州市和十六个县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十二个县正在筹建革委会。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干部已站出来的有六名,占百分之四十三。省级机关、厅、局、处、级干部已站出来的有五百五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农业生产,战胜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丰收的一九六四年。工业生产,在缺电的困难条件下,不少产品的产量,都比一九六六年有所增长。市场供应情况良好。铁路运输、公路交通和内河航运畅通无阻。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秩序稳定。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综观全省大好形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殷切期望。全省军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更大的努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用更新的成就迎接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二)  
一年来,驻浙部队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  
一、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去年三月军管以后,驻浙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疯狂反扑,一度使运动出现了曲折。经过反复斗争,特别是去年七月北京汇报,中央对浙江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为扭转全省局势打下了基础。接着,按照中央决定,对省军管会实行了改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受蒙蔽群众迅速觉悟,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发展壮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浙江取得了统治地位。  
二、加强沿海战备,稳定浙江局势。省军管会改组后,我们迅速调整了作战部队的部署;进一步加深了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召开沿海守备部队干部会议,部署战备工作。建立杭州警备区,保证杭州局势稳定。及时封存和收交流散的武器弹药,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所有这些,使全省出现了一个稳定局面。  
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浙江视察的巨大鼓舞和推动下,不断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高潮。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批示和中央“一二·二通知”的下达,进一步促使我们按照“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大大推动了革命大联合。今年一月初,又展开了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群众运动。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地提高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  
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力加强驻浙三军的团结。去年八月份,二十军、空五军党委分别作出了互相学习的决定,在两军中掀起了群众性的互相学习的热潮。这一活动,很快普及到省军区和驻浙各部队。各兄弟部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军队内部的团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团结,使驻浙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思想更加一致,步伐更加整齐。军队的团结又进一步带动了军民团结,拥军爱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五、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建立了各级生产领导班子,保证生产指挥不断线。派出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和工矿企业,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复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革命的工农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们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学得不深,吃得不透;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还不紧。在处理红暴问题上,思想政治工作做的不够,在一段时间内掌握政策有偏差。  
今年一月上旬,省军管会、革命领导干部以及“省联总”和“红暴派”的代表赴京汇报。在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汇报期间,中央首长对“省联总”和“红暴派”实行革命大联合问题做了重要指示,经过反复协商,“省联总”和“红暴派”达成了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我们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坚决贯彻中央批示,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努力。  
(三)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九十四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工人三十六名,农民二十一名,学生十九名,一般干部十二名,机动六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五十命代表中,安排十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三十七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十五名(工人七名,学生四名,农民三名,机关干部一名),包括“红暴派”代表三名;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暂安排六名);军队干部十一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  
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  
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  
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  
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  
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  
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  
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  
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  
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周建人(原省长)。  
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  
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  
南 萍(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  
熊应堂(二十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  
朱全林(二十军副军长)。  
孟昭玉(五十九师政委)。  
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  
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  
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四、革委会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各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办公人员暂定二百人左右。  
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准备在革委会中建立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主要负责党员组成,并组织一个精干班子,作为核心小组办公机构。  
考虑到革委会机构新建,要立即全部接替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大批干部一时也无法处理。因此,将原各部、委厅、局暂时保留,逐步精简、改造。遵照中央决定,各部、委、厅、局都成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搞好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3.18;中发[68]4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革命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经中央批准的两派在京代表达成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应认真执行。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大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国防要地,所有革命群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严防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动活动,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三月十八日夜间至次日凌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等同志接见了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稿系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等中央首长健步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伯达:现在开会,先请姚文元同志念批示。  
姚文元同志念批示,念到毛主席批示:照办时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姚文元同志每念完一段,全场都高呼口号。  
当念到“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各个阵地……”时,江青同志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  
姚文元同志念完后,大家高呼口号。  
伯达:现在请总理讲话。(众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  
总理: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因为你们今天表示的气氛是到北京三次中最好的一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了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实现这样空前团结的气氛,我们深为感动,觉得很高兴。预祝同志们回去后开一个伟大的、浩浩荡荡的成立和庆祝大会。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都来祝贺,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杜平同志都来参加你们会议。(众高呼向许世友、杜平同志学习、致敬)  
总理:毛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首先在杭州向军管会主任谈了话,后来发表了这个谈话,实际上对你们是个开端。去年一月风暴,上海工人阶级带头杀了出来,夺了党内走资派的权,夺了刘邓陶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权,树立了榜样,当时我们认为一定有影响的。但是运动总是有过程,总是有曲折的。浙江、江苏靠近上海,现在批准你们浙江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姚文元同志,读这篇批示一定很高兴,浙江会推动福建、江苏、安徽,估计三月份形成高潮。现在北京讨论成立革委会的有六七个省,你们第一个批准是好事,你们应珍惜这个光荣,希望回去以后要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中央的批示中,这次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点得这么多,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批示,要重视路线的斗争,“要斗私,批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好,总要有目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还不止这些,这是点得比较多的一次。刘、邓、陶、彭、罗、陆、杨在浙江都有他们的代理人,你们以后的反修斗争中,把他们挖掘出来,通过群众的发动,把他们挖掘出来。联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修正主义之的,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思想上联合起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联合起来。支左不支派,就是指这个,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不支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你们回去后的任务。(众呼口号)  
批语的第二条中说,希望你们在路线斗争中,在斗私批修的学习班中,革命大联合要促进。这个问题在浙江有争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联合起来。十二条协议中央已经批准了,要很好地执行。当然在这一阶段学习,你们有很大的提高,你们希望在中央把一切问题都解决,这个不能的。比如常委你们红暴就给了三位,副主任有一名工人代表,二派有争论,等你们回去后在学习中,交换意见,水到渠成,就能解决问题的。革委会的委员,杭州地区50名,给红暴安排了10名,你们回去后经过学习,就会解决的,除杭州地区外,44名由其他专区推荐,你们希望一切都在中央解决是不可能的,你们回去后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现在只有一派,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你们到革委会去后,就不是哪一派了。  
现在参加革委会的常委要担负起责任来,特别十二条是中央批示上所说的,作为你们战斗的纲领,共同来遵守。今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像你们刚才说的,要有个忠字,要忠于毛泽东思想,要破私字,用这样来考验你们。因此在解决外地的问题都应由外地自己解决,不论那派都不能搞联络站,红暴在上海原来有联络站,现在撤了,地县也这样,省联总也不要去干涉。地县的那派自己解决,其他专署你们都不要去搞,省联总也不要去搞,实际上地县的联总是与相反的,如温联总、省联总。其他专署的问题,你们不要干涉,都要脱钩。现在要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现在革委会中委员没有全部定,不要紧,逐步充实是个好办法,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干部不要急于一下都全,中央会议上,对干部我们也进行讨论。你们回去联合审查,由革委会组织人员审查,不是站在派性立场上,在统一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审查,这样更加踏实。那群众代表也同样,今后各地到上来的更妥当,逐步充实是个好办法,用这样来试点,解决干部也逐步搞。(高呼口号:向中央首长学习,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总理: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江青同志插话: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建议我们和同志们都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奋勇前进。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但是跟人数来比,当然是很少的,按比例来说是不少的。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你们不是在奉化把蒋介石的祖坟砸掉了吗,这很好。那里地方观点很强,最近有几多,残留在那里,要搞你们,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主要靠革委会,公检法要军管,要改造,根据北京经验,公检法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转业军人来加强。一些窜至大陆上的特务,暗藏起来的,当然是个别的,大家如不擦亮眼睛,就要上当。刚才讲到打倒彭真,他们有的爪牙在浙江伸长手,他们做了很多坏事,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浙江都有代理人。江青同志在杭州养病,就受到迫害,这说明有黑手,你们不要上当。我们查出来由中央处理,你们得到材料要报告中央,你们不要上当,不要听到几句口号,就认为是响当当的哪派,许多地方都发生这些事,浙江不是特殊的,将更加严重一些。但严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们坚定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就一定能搞出来。 [江青同志插话:他们在主席、林副主席住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偷听电话,搞特务手段,浙江的公检法要彻底解决。北京是选拔优秀的解放军、退伍军人去作工作。过去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你们那里文化战线也很复杂,六十年代女人演男人的越剧这个戏就出来,你们那儿我就看不惯,还提不得意见,造了我的好多谣言,要彻底砸烂。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简直比以前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凶,这一点周建人有揭发,其他同志也有揭发,南萍同志也有。公检法要彻底砸烂。你们那里不是有一个陈企霞,他是哪里的?(答:杭大的,已揪出来了。)不但是他,还有不少。(大家呼口号)]  
要彻底砸烂,所以你们回去后要有敌情观念,你们要有这个决心,不能让美蒋特务做任何坏事,擦亮眼睛就会查出来的。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个个揭发出来,砸烂公检法,文教战线上许多坏事要改造。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领导浙江三千一百万劳动人民的,要保卫三千一百万劳动人民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决不能让美蒋来窜犯大陆。(大家呼口号)(江青同志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杜平同志呼口号: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要有雄心壮志,要把黑线一个个揪出来,不允许他们捣鬼,需要两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勇敢前进。首先要拥军,过去军区犯了错误,现在军管会个别同志也犯了错误,错了就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有优良革命传统。现在海陆空三军都支持你们,不要为一二件事就对立起来,这样黑线黑手就会钻空子。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帮助、批评、联合。不仅杭州,其他地、县也要这样。但你们自己不要去发展队伍,让人家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自己会搞的,要抓革命促生产。浙江去年这样大的旱灾还增产,这说明广大劳动人民是紧跟毛主席的,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些话不多说,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祝你们胜利。(大家呼口号)  
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大家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们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众呼口号)首先让我们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鼓掌,呼口号)我想没有很多话讲。刚才总理讲了很多,我同意。我想讲一下形势。  
目前全国形势大好,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委会。浙江地处国防前线,东海海防,浙江今天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想这是非常好的形势。我只讲革命形势,不讲工农业生产。目前形势,当然要和生产上一对比,很必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二年,我们生产货币是很稳定的。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国家里,日子很不好过,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些东西,国际上金融很混乱,这是以往所没有的。黄金要抢购,出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抗日战争时代金圆币那样。小将们没有体会,咱们老将就有体会。周建人同志很知道,货币一变,生产一定要大变。苏修日子就不好过,这样一对比就能看出我们的形势大好,对不对?(众答:对!)大好形势下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种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的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种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使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革命委员会,特别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党斗争历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出现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浙江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知道了一点。我听了一次汇报。浙江跨行业的组织多一些。省联总、红暴会都有,当然现在是实现革命大联合,也就是总理讲的,归口大联合。大联合是手段,其目的是共同对敌。不搞好大联合,坏人就有藏身之处,搞好了革命大联合,坏人就没有空子可钻,这个问题,总理又讲得很多。我不再重复了。逐步实现归口大联合,这样是有利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搞得不好,就不能实现。刚才有的小将喊打倒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得了的,群众思想工作要做细致的工作。不过群众思想工作也好做,讲道理,讲清楚了是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在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要善于识别两面派。坏人钻入革命队伍中来,总要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他不容易钻入。当然对这样的人有一些认识过程,有的是表现够充分了,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搞出来。你们浙江有这样一个人,大部分材料未整理好,我们根据主席的教导,帮助批评了他,看其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能揭发刘邓的问题,是否能进行触及灵魂的检查。当我知道他的综合材料后向主席反映,浙江公安厅有许多坏事都与他有关。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主席汇报,他们盯梢,他们对我每走一步路,都盯梢,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坏。(叶群同志高呼:要砸烂公检法)你们的材料我看了一些,打倒反动的公检法,我们还是在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奋勇前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向浙江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祝贺同志们胜利!(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伯达: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众呼:向康生同志学习!向康生同志致敬!)  
康生: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委会成立,这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完全同意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对浙江省了解的很少,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伟大统帅毛主席、林副主席转批的中央批示,中央希望: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路线斗争,总理讲了这个批示了,点了这么许多名,希望同志们特别引起注意,有的地方,也出现反复,刚才江青同志说,思想上有分裂主义的苗头,表现在路线斗争不强调。浙江情况我不清楚。中央的指示同志们要深刻的理解,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这是毛主席讲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许多同志的右倾思想未看到这一点,中央的批示,特别讲这些问题。(江青同志插话:右倾不是苗子,已有行动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一点同志们特别应当注意。下面讲到大联合问题,祝贺两派大联合协议的达成,大联合是要巩固下去,批示中讲了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浙江地处沿海国防要地,美蒋特务及其组织很多。总理讲,浙江是蒋介石的老窝,蒋介石的人在浙江很多,蒋家王朝,浙江是要地,我还记得上海有个×会长是浙江人,这样的人很多,买办阶级,美蒋特务很多,浙江还有一个特点,封建文化特别厉害,和尚尼姑很多,尼姑让她嫁人嘛!(江青同志插话:马路上逛来逛去,每天有几万人。)过去他们说学了有收获,其实是假的,到底还有多少和尚庙。(伯达:浙江文人也多。)  
康生:这点……(脱稿)。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众呼口号)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年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29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36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众呼口号)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众高呼口号)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同志插话: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他们调转了(江青同志: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现在江青同志讲了国内形势大好,浙江省革委会成立了,有17个省成立了革委会,还有六七个省在北京谈,革命形势大好,刚才江青同志讲了,国际金融抢购黄金,美国国防部长撤职,帝国主义出现经济危机,在这形势下,敌人在灭亡之时越是挣扎,越要提高警惕,在浙江要特别注意,据我们知道,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有五条任务:(1)企图在今年三月27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在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不是九·五讲话讲过了,现在的特务在边境,调查人民解放军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情况泄露出去。(3)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各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出来。(4)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别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反动组织,问题在他有潜伏的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5)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警惕,千万要注意,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些是你们的纲领,敌人是妄想,三千一百万人民会识破这些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上当。不提高警惕,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上当。当前从思想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分裂主义,组织上搞黑手、坏人,要拥护解放军,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相信同志们能按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巩固已成立的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指引下,要把浙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胜利。现在文化大革命,革委会刚成立,可能遇到反复,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小的曲折会出现,但整个大局形势是不会变的,希望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祝你们胜利!  
(康老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伯达:现在请许世友同志讲话。  
许世友:刚才总理、江青、康老讲了很多。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批下来了,我们坚决照办。(众呼口号。江青:向革命小将学习、致敬。)我们坚决地好好地支左不支派。要提高警惕,如果敌人来了就坚决消灭。(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众:口号)  
伯达:省联总、红暴代表是否有讲话,若没有准备,不要讲了。  
方剑文、张永生代表两派向中央首长表示决心(略)  
伯达:(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今天会议发言就到这里,我说几句(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向同志们学习致敬!我没有什么可学的,我是同志们的小学生,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我们参加了好几个省市的会,对今天浙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样的联合大会特别印象很好,(口号)你们两派都表现得非常之好,省联总、红暴两派姿态表现得很高,说明你们对毛泽东思想很热爱,使我们跟你们在一起开会很高兴,刚才总理、江青、康生、许世友同志的讲话我都同意,同志们刚才讲话提到毛主席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关于这一点浙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值得深思,四大家族(除了孔祥熙)都出在江浙两省,四大家族是在江浙财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浙江的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宁波,国民党军阀很多都是从浙江出来的,蒋介石、胡宗南(总理: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江苏、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江青同志:还有伟大的鲁迅在浙江。康生:我们周总理的家乡也在浙江)。  
总理:我是出生在封建家庭里,封建家庭要打倒,绍兴等地不回去,至死不回家。  
伯达: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党内走资派在浙江有特别的活动,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现在所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他们都是代表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包括浙江的走资派,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浙江的胜利是特殊的作用。  
总理:伯达同志特别勉励我们浙江,要谢谢他。  
江青:江浙两省是中央直辖市的两翼。  
许世友: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江苏省的问题。  
总理:许世友同志来了,江苏省革委会即要成立,祝他们胜利。  
伯达:要做阶级分析,江浙财办成了四大家族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强大的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姚文元:上海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听到浙江省革委会的成立,一定会非常高兴。)  
总理:江青同志在上海作艰苦的地下工作,三十年代就受压迫,讲她是内奸, 从哪儿出来?(江青同志:学习鲁迅硬骨头精神)。  
伯达:她不愧为硬骨头。  
江青:应该向革命同志学习,我是小学生。  
伯达:可以这么说,江苏、浙江的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斗争是很坚决的,有很顽固的反革命,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强大了。你们的胜利是必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你们那里胜利是必然的。当然也要注意一些反复的可能性,这一点我提出来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以为革委会成立就可以睡觉,大量的工作在等我们去做,斗批改,公检法,文教系统。精兵简政也可以研究,革委会工作人员不要那么多,回去研究一下,不一定这么多,开始可以少一点。  
江青:不要搞滚雪球。  
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很少人办很大的事。  
总理:红暴与省联总有否搬在一起?(张永生答)你们是否脱离生产岗位?(张答)  
伯达: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学习,不要脱离本单位的工作,开会要精简,有些要精简,革委会不一定要集中开,开两个钟头的会就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刚才江青同志提到二月逆流的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样有点翻案风,谭震林这批坏人想翻案,想复辟,这股翻案风也可能吹到你们那里去,你们那里也有人喜欢二月逆流翻案,象江华、李丰华、陈伟达、陈冰,不要以为他们在睡觉,他们在活动,复辟资本主义活动,搞翻案复辟,今天这个会就这样完了,各方面都说了。  
毛泽东思想在浙江胜利万岁!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万岁!  
预祝你们胜利,要继续前进,戒骄戒躁,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  
最后由周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要,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来了几天,只找了一部分同志交换了意见。今天是和同志们交换一些意见,不是作指示。  
(当有的同志提出,保守组织承认了错误,能不能联合时)  
保守组织承认了错误,基层可以联合,但不能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搞对等联合,平起平坐。保守组织根本不应该拉队伍。都可以拉,那还有什么界限?上海赤卫队还能拉?!个人改了可以,队伍不能拉。否则这个革命大联合就得再分裂再联合,为什么要绕那么大个弯?  
(当有的同志谈到第一把手问题时)  
谁是第一把手的问题,不是看谁安在什么位置上,而是看谁执行毛主席路线,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名义上是第一把手,尽干坏事,那有什么用!刘少奇原来是第几把手!国家主席。现在不是垮了!你原来是第几把手?第七亿把手。现在当了委员。问题不在什么位置,要从实际斗争、实际工作中去看。我在上海说过,如果我是好意的话,我劝你,不要争第一把手;如果我是恶意的话,就推你上去,让你表现无能,很快垮台。但是如果群众要我们干,信任我们,那也不能因为怕垮台就不干。有些干部就是怕犯错误、怕挨整就不干。要勇敢上前线,在斗争中改正错误,为人民立新功。世界上凡是争第一把手的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王明、赫鲁晓夫争第一把手,还不是垮了!  
(当有人谈到今年二月有股翻案风,把矛头指向造反派时)  
一定有人挑动。现在矛头还指向群众,一定有人挑动,我的话百分之百的正确。  
(有一些同志汇报了情况,提了一些问题后,张春桥同志作了如下指示)  
现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还是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这次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这几个月在上海工作,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前进,我们的工作就比较顺利;只要我们稍为放松一些,那问题就来了,自己内部就乱了,敌人就高兴了。这个情况可以回溯到去年九月。去年九月上海的形势很好,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国庆节的时候,我和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看看形势很好,因此我们两个也就有点放松了,特别是我在大好形势面前,就没有具体的抓几件事,把工作布置得具体一些,使主席的最新指示能够得到落实。因此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一个多月样子,上海的局势那是不算好,就乱了。右的东西也出来了,刚刚批判了“揪军的一小撮”啊,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批判了三个东西,批判了极“左”思潮,我们一整极“左”,右的东西就又出来了,“共向东”这样一个思潮就来了,而且他们已经在那里开会啊,准备拉队伍要夺权了。那个夺权就是向造反派夺权了。他就觉得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够坐天下,要坐天下还是我们这些人。这是明显的右的保守思潮。另外极“左”的思潮也来了,另外一种形式出来的。机关里面就利用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里面关于九大的问题的信里面有一段话,就是机关要精简,就利用“机关精简”这个口号要把机关马上分散下去,那就机关的斗批改就不管了,统统要下放,就闹得乌烟瘴气。有些人就要冲市革命委员会了。你们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还没有挨冲,就准备大家冲就是了,总要准备冲的。那个时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冲了,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开会,机关干部就来冲了,要求接见,唱着“造反有理”歌来了。实际上是右的,形“左”实右。那么一种乱,这种紊乱,它就弄得联合的组织又垮了,好多组织联合了又垮了,又分裂了。有一批保守组织又想出来了。上海的红卫军又要出来了,要打旗子。街上出大标语,说它要恢复组织。赤卫队也想出来了,上海赤卫队多次想出来,但是因为上海造反派没有分裂,所以有点不敢,总是试探。有次在群众大会上我还讲,我说你这个赤卫队老搞秘密活动干什么,老讲恢复,我说你要恢复就恢复,你没有办公室给你一个。你愿意戴袖章,欢迎,把队伍拉出来,拉出来咱们再干,造反派现在闲着没事,要跟你斗了,出来好了。我这样一说,它开了一个会,说张春桥搞阴谋不能出来,它又不敢出来。所以你们不要那么怕,刚才说的,有些同志感到这个事没办法,让它出来嘛,怕什么?!真理在谁手里,那要在斗争中来检查,人民群众会辩明的。所以我对于拉队伍,我向来是采取这个态度。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我们是反对的,但你要拉就拉,你要分裂就分裂嘛,这个有什么办法?要武斗,干!我是不赞成武斗的,但是你要武斗,也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呵!这样把问题想开一点,我看可能胆子壮一些。但是我们自己要考虑好政策,不要只想这一面,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这样一个形势,怎么办?我们就首先抓了学习,再重新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强调全面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反复地落实不是一次落实,而是要反复地落实。我们这个时期没有别的口号,就是全面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因为主席在视察中间所谈的话,所作的指示,已经把我们面临的问题都解决了。问题是落实问题,不过片面的落实,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原原本本地照主席的指示办。一次学不通,再学一次。我们革命领导干部也好,造反派的战士也好,加果不抓紧学习呀,是非常危险的,我这几天接触中间,我就感到有些同志学习很差。如果要是老早就学习主席的指示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如果学习了以后照主席的办哪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又不学习,又不照办,那非犯错误不可。有一些组织原来完全是保守组织嘛,早就瘫痪了的、垮了的,为什么又要恢复起来!我觉得没有道理。但是这个问题,一个我们要看走资派那方面的问题,有人挑动;另外一个方面造反派的工作做得不够好,支左部队的工作也有问题,没有在这些人中间很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才有人能够把队伍拉起来。人家为什么能够拉起来?还不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还是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主席老早就讲了的,对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艰难的,但只能采取这个方针去争取群众。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在政策上考虑得不周到,或者不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上海保守派的组织当时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现在拉不起来呀,我觉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政策上作了若干措施有关系的。比如说吧,杨富珍是个纺织女工,很有名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她有这么高的名望,陈丕显他们就利用她。她刚刚从国外回来,出国了,回来时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利用她的名望发了一个声明支持保守派赤卫队。她稀里糊涂地就支持了赤卫队。她的这个声明,市委就大量印发,影响非常之大,那是直接打击了造反派罗!所以这个人物如何处理就成了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就比较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去年二月,我们就帮助杨富珍站出来,我们要树一个标兵,就是杨富珍。这样的一个人,又是劳动模范,又是老工人,但是站错了队,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作检讨,站起来揭发批判陈丕显,揭陈丕显如何利用她,这样就可以使一大批老工人,一大批赤卫队员安下心来,就和造反派不那么对立了。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措施。造反派就帮助她,我们的思想工作还做得比较细致,先开小会让她把自己的错误认识清楚了,然后叫她去参加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大会,去发言,面对面的斗争,这样造反派就对她谅解罗!在造反派谅解她以后,就让她参加一些造反派的活动。这个人现在很好。她这样一个标兵就使那些犯过错误的老工人安了心,说我虽然站错了队,不会挨整的,你看杨富珍都站出来了嘛!不会整我的,我应该向杨富珍学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得一批劳动模范安了心,犯错误的劳动模范很多,市委尽量利用这些人,我们就把这些人也争取过来了。老工人、老劳动模范就和造反派站到一起了。这样再有赤卫队的什么头头想拉队伍就不容易拉了,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望。如果杨富珍这些人出来拉,那靠不住呀,她还是很有名望的。  
当然还有一个造反派的工作做到得到群众的信任。所以在政策上也值得考虑。一方面我们不赞成他们拉队伍,这个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的话,一个我们可能是右的,光讲联合,不讲是非,那是不行的。你是错就是错,你保过就是保过,你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就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不能现在说你一贯正确,那有这么回事呀?就是造反派,哪个人敢讲一贯正确呀,是不能翻案的。是保守组织就是保守组织,怎么能翻成革命造反派组织呢,如果那样的话,咱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这个不行!造反派就是造反派,保守派就是保守派,但是我们允许他改正错误。你队伍已经垮了,就不应该再拉出来,而且还用原来的名字,你那怎么样,你是不是还要打出你那保守派的旗帜呀?而且必须要有自我批评,既然讲是非就应该有自我批评。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都经过自我批评的呀!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你就变成造反派啦?!那不行的。特别是对有些头头,不过不要喷气式,不要罚跪,那些不要干罗!我讲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教育的。但他们必须要有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那联合起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造反派对他们在政策上有错误,我们也自我批评,这样子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力量对比不一样,有些走资派玩的花头也不完全一样,还是要引导他们把矛头对着走资派,不要对着我们造反派,咱们的共同敌人是刘邓陶。你现在要谁平反呀?是要军管会给你平反,还是要造反派给平反?你自己错了嘛!但是也可能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你怎么说服也说服不了他,他就是要干,那我的想法他要干就干吧,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让他再表演一阵。不一定纠缠在那上面,我们紧紧地掌握着大方向,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是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始终坚持对他们的争取,是不是用这样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因为这都是最近出现的新问题。据我个人看是和二月逆流翻案有关。因为谭震林在浙江就那么几个人呀?靠不住!我看还可能有一些人念念不忘谭震林哩!浙江省的第一任书记就是谭震林嘛?后来他在华东局嘛!华东局还是管浙江呀!二月逆流他是干将咯!打头阵的,矛头对着中央,对着主席,对着中央文革,口口声声为老干部叫好、抱屈。这些人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所以我们的矛头还是应该对着走资派,不要对着群众,因为这些群众现在还是受蒙蔽的,又是什么老保,还能保个几代吗?!这个完全是煽动原来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这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有些群众他背了个包袱,参加过保守组织,将来写档案要写进去了。我们应该向这些群众做好工作这些群众只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他就不是保守派了,只要站过来就好了,这个主席说过的,最新指示里面有的,你可以给他讲嘛!主席讲了的,站错队的,只要站过来就好了,并不是不能回来的,这些主席都讲了的嘛!  
革命委员会只能够逐渐地完善。开头我也说过上海的情况,上海是很不完善的,我们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能逐步地完善起来,开头可能不大完善,因为他在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嘛!有一阵保守派想那么闹嘛,就是我刚才讲的赤卫队那段话,是我去年六月时讲的。赤卫队一闹,我们就说过那个话,谁要是想搞反夺权就是否定一月革命,我们支持了这些片面夺权,因为都是造反派夺的权。如果说这些片面夺权都是无效的,那上海就大乱,造反派被人家整,我们只好支持造反派。但是这些造反派的同志啊,你就快点补台嘛!上级支持你,你聪明一点就快补台。噢!他就觉得,你看,市革命委员会支持我们,那你就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就否定一月革命,就压人家,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批评造反派,说你这个不对,多数委员会就接受了这个意见,把大联合解决了,补台问题解决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编辑部《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血洗鹿城谁凶手? 王、关之流。  
王芳及其死党王福堂、关克涛之流,呼风唤雨,兴波作浪,举起血淋淋的指挥刀,向革命造反派杀奔而来。其势之凶猛,真无法形容!  
王芳之流为了挽救其日薄西山的命运,施展了种种伎俩,玩弄了种种花招。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一年多战火洗炼的造反派面前,都一一告败。于是,王芳之流终于“图穷匕首见”,赤膊上阵了。倾刻,反革命的黑云密集在浙南上空,鹿城到处鬼叫神豪,腥风血两交加,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瓯江之滨。  
人们打开用鲜血写成的六月史册,就预感到王芳死党关克涛、王福堂之流操纵着他的御用军“温联总”,正在策划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镇压正在孕育着呵。  
六月十四日,“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名暴徒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谁知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真是打人有功,被打者有罪。助纣为虐,荒唐已极。王芳之流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对其御用军“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 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在其主子的授旨下,一边招降纳叛,收罗社会渣滓。招买拳师打手,操兵演马;一面散发着血腥袭袭的传单。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制造恐怖的气氛,大造反革命舆论,流血事件已是一触即发了。  
七月十一日,天色阴沉,乌云浮游,温联总匪首叶少华、姚国麟在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王福堂的授意和指挥下,拚凑了一个所谓八人小组,同时,一个武装叛乱的方案也随之泡制成了。自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暴匪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包围革命造反派。勾结军内一小撮坏蛋,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之流指使他的爪牙把枪枝弹药奉送给暴徒--温联总。就这样,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还被温联匪抢劫去了TNT炸药5700斤,赤磷1471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暴匪四设防岗,修建工事,警戒森严。处处是荷枪实弹,马嘶人叫。  
海风在呼啸,瓯江在怒吼。  
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正,温联总匪徒兽性大发,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围剿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同志,身中六弹,壮烈牺牲。于是,王芳之流及温联匪中一小撮坏头头所精心策划的武装暴乱的序幕就此揭开了。紧接着,匪徒在几十分钟内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身披弹带,手持双枪的匪徒也开始向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靠近。时钟在一秒一秒地过,暴徒一步一步地靠近。可是在医院里却住着500多位病员。有的因为动手术被麻醉而失去了知觉,有的气息奄奄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产妇正因分娩的剧痛而呻吟。怎么办?怎么办!工总司的战士这时向军管会提出了保障医院病员及革命造反派人身安全的正义要求,但是关克涛和王福堂默然不语,拒不表态。就这样,七月二〇日上午十时,数百名匪徒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血溅惊飞乌,硝烟掩蓝天  
机枪扫射封锁了附医大门及附近的街道。前后夹攻,匪徒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疯狂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匪徒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匪徒抓走而死。就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工总司、红总司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抢救阶级兄弟,可是却遭到温联总匪徒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革命组织革联站的全体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被匪徒强行拖走。一个没有参加温联总、也没有参加工总司的怀孕的工作人员也被五花大绑拖去毒打。匪徒们的铁棍雨点般落在他们的身上、头上,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真是目不忍睹。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Wenge wang.org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对无辜的病员亦实施少见的法西斯暴行。匪徒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一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被匪徒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 wenge wang.org 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级兄弟被驱散,停止治疗。生命遭到严重的威胁。炮火还在隆隆,战争在继续进行,情况在不断恶化。  
二十五日另时另分,一个接一个红绿信号弹划破了漆黑的温州夜空。接着,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响起。“温联总”匪徒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在工总司战士的英勇阻击下,匪徒们不能前进一步。残忍的温联匪暴徒们竟从南门绑架了二十七名无辜群众,捆绑成队,排成人墙,肩架机枪,以作自己的掩体。工总司战士见此不忍开枪,怕打死群众。于是,温联匪们就乘机抢占了伊斯兰、小天津等阵地,廿七位无辜群众见此情景,愤怒填膺,向着工总司的战士高喊,“同志们,不要顾我们,你们快开枪呀!”匪徒又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纵火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海风又猛,真是鸡飞犬叫、天昏地暗。居民扶老携幼背着包袱到处奔窜逃难。匪徒又挨户进行大逮捕,老人小孩也不能幸免,有的当场枪死示众,有的被活活打死,大部分被蒙上眼睛推上汽车整车整车的运送,或秘密杀害,或活埋, 或掷在江里。到处是尸首白骨,碧血横流。W engewang.org  
今天已是廿七日了,匪徒死守在最高处--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的战士几次冲上去都未成功,而光荣牺牲了。钟楼不能拿下,对战士们冲上去是不利的。火线指挥部的一位负责同志焦急的问大家怎么办。一个红卫兵小将斩钉截铁地说:成立爆破组,把钟楼炸开。对,把它炸开,同志们表示同意了这一看法.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这一个红卫兵小将抱着爆破筒冲过去了,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五米,两米,这位红卫兵小将刚要举起爆破简,突然,一颗无情的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开了,红卫兵小将躺在血泊中。人们的心弦在急剧的跳跃,人人切齿咬牙,为烈士报仇! 喊声振天,使匪徒心惊肉跳.魂不附体。看,又一个冲上去了,冲上去了。隆,火光冲天,钟楼炸开了,匪徒的机枪哑了,匪徒慌作一团。 喊爹叫娘,弃枪逃去。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匪徒再一次在溃败时焚烧邮电分局、新华书店……经过两天两夜,无数的消防队员和救火战士在匪徒的机枪下倒下了,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居民流离失所,子散妻离,真是: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wengewang.org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革命造反派战士想念毛泽东,盼呀,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亲人解放军。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进驻温州城。  
毛主席亲自派来的65 17部队来温的消息传遍了鹿城的每一个角落。革命造反派欢欣鼓午,奔走相告,凌晨,无数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走上街头,张贴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可是,惨无人道的“温联总”匪徒竟用机枪扫射,无数的战士和群众倒下了,碧血染红了标语。关克涛王福堂见机不妙、马上召集“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阴谋策划对付65 1 7部队,扬言要吃掉65 17部队,来多少吃多少,真是胆大包天,嚣张至极,妄图垂死挣扎。全城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挨门登记,企图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暴的“温联总”匪徒为了残杀革命造反派,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们把抓去的人都关在人间地狱--集中营里。温州医学院集中营,是关押“罪恶”最严重的一个地狱。在集中营内通往大门口的路面上, 布下排排小尖刀。许多难友赤脚跨刀山,脚板划开条条血口,血染黄沙,疼痛穿心。这真是“跨进鬼门关,鲜血流一滩。” wengewang.org  
集中营里为“犯人”设计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就是大小便,也不准叫“报告”违者挨打,而只能“举手”,存心刁难的狱吏又故装作没看见,弄得许多人只好把屎尿拉在裤裆里。受过酷刑生了病的人,不准呻吟,“哼”一声就招来一顿打。古云:蜀遭难,难如上青天,然而,“犯人”平日想讨点水喝比蜀道尚难呵! 杀人,已经成为这群野兽的游戏。匪徒为了“教育”“犯人”,经常拉人出去当众活活打死。残忍啦,鹿城倒退到希特勒时代的集中营。  
深夜,每间牢房里伯来了劈劈拍拍的皮鞭声,多少阶级兄弟在痛苦中渡过这漫长的黑夜呵!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他们没有被匪徒的淫威吓倒。地狱里燃起了熊熊的斗争烈火。巧妙地建立了各牢房之间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传递小纸条相互鼓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位卫校东风红卫兵小将鼓励难友同志:我们是革命者,不怕坐牢砍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他还低声崇敬地朗诵毛主席的诗词:“钟山风两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wengewang.org  
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总司》战士,多么想念您!  
同志们每天定时学习最高指示,唱主席语录歌,唱《东方红》,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匪徒们涌来干涉,歇斯底里号叫:“不准读,不准唱!”可是,这群历史舞台上的小丑的声音象蚊子一般,岂能干扰震撼大地的春雷!  
八月十三日早晨。叛匪红楼指挥部乱成一团,惊慌异常。上午十时,匪徒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束的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  
分批大屠杀开始了。一群匪徒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楼下牢房的战友这时高声朗读起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段语录刚念完,匪徒的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wengewang.org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快来吧!快来吧,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忽然,集中营外面枪声大作,“拍拍!”牢门被打开了,一位解放军战士高喊着 “同志们,你们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整座集中营。地狱,被炸碎了。呼声震憾着东海,海在呼啸。难友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双手扯下蒙眼布,交错着悲欢的眼泪象泉水般涌出来……。  
“温联匪”在溃败逃窜之际,砸毁了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全城枯干漆黑。残忍的暴徒又一次纵火焚烧鹿城,雄伟的温州城又一次硝烟冲天,火海一片。  
匪徒们往近郊牛山一带窜逃,企图死守。可怜近郊人民沦陷在暴徒之手,在白色恐怖中挣扎。  
温州市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恶贯满盈,真是罄南山之竹为纸,决东海之波为墨,难书匪徒罪恶之万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仇恨凝集在刀尖上,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向温州地区一小撮“走资派”冲去。直捣黄龙府,绞死王芳之流!  
王芳之流终究是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胜利定然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wengewang.org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自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温州第一期,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北京卫戍区处理浙江“红暴派”组织赴京告状的通知的批示  
1969年6月2日至7月12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制造赴京静坐事件。  
6月2日至4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150多人到北京告状,  
6日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6月12日,“红暴”派近200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20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25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3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7月11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6月26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12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200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七0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2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  
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  
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  
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先后来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开会。一个月来,我们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还听取和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许世友同志的主持和帮助下,我们联系浙江省的实际,愤怒地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使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四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浙江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并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解决浙江问题的方向。我们表示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现将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浙江省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逐步深入地开展了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这场斗争,使全省军民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激起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观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贼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查,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解决浙江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搞深搞透。各级党委一定要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到底。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彻底揭发林彪一伙的罪行。  
首先召开包括省军区、二十军、空五军、海军、舟嵊要塞区等主要负责同志在内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二步,扩大到地委常委和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学习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并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查交代,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三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县、团一级。关于如何向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传达的问题,将另行请示。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强调:浙江省广大军民,包括空五军、二十军指战员在内,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根据地”、“固守浙江”、“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只不过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陈励耘那么一小撮。在浙江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个别人。在揭发批判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错误时,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只要犯错误的同志认真检讨和交代问题,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陈励耘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就应当欢迎。要严格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搞人人过关。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吸取教训。同时,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大局为重,防止反复。  
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几年以来驻浙部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现在,“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左人员一律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各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凡涉及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如战备、民兵、征兵、复员退伍安置等工作,均应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统一部署和实施。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和民兵工作,“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要经常地扎扎实实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地方党委应把地区性的工作,通知所在地的驻军;军队应主动配合,大力协助,经常主动征求地方的意见,听取对部队的批评。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破坏军队的团结,妄图分裂驻浙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的指示,使陆海空三军各部队亲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驻浙各部队都要尊重南京军区党委的领导。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的教导,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军民、军队之间,有问题要主动商量,有意见要及时交换,有困难要互相帮助,有缺点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沾了边的,甚至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相信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以路线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在省委领导下,建立专案清查小组,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把浙江的工农业生产搞好。现在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各级党组织切记勿违农时。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  
由于浙江情况比较复杂,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得更好,必须加强领导,除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外,建议中央派人指导帮助。  
以上报告,请批示。  
  
南 萍 熊应堂 铁 瑛
王子达 白宗善 马 龙
张孝烈 万振西 夏 琦
侯建新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1972.04.25;中发 [1972] 16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06.28;省委[1972]9号  
省委扩大会议,从六月七日开始,到今天结束,历时二十二天。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四月十五日、二十五日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和中央[1972]4号、12号、16号文件。许世友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到会多次作了指示。到会同志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决策,英明正确,非常适时,完全表达了全省军民的热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一)会议收获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16号文件。到会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揭发批判,到会同志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家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会议开得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拼凑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他们在杭州策划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为林贼建造了指挥反革命政变的“行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勾当。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妄图在江浙一带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会同志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贼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越揭,对林贼及其死党越恨;越揭,越感到这场斗争非搞不可。通过揭发批判,大大增强了把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南、熊多次拒绝、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教育,以种种恶劣手段,打保票,定调子,捂盖子,压制群众,阻挠和破坏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基础上,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事实证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南、熊同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走在一条黑线上,坐在一条贼船上,陷得很深。正如同志们所说:问题越揭越深,南、熊的面目也越看越清。过去南、熊把自己打扮成“浙江正确路线的代表”,现在看穿了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林彪反党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过去南,熊宣扬同陈励耘是有“斗争”的,现在看穿了他们是互相勾结,疯狂向党进攻;过去南、熊伪装“老实”,现在看穿了他们欺上骗下,搞阴谋诡计,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经过这场斗争,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理解,提高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同志们说,过去南、熊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了不少同志,现在认清了他们的丑恶本质,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彻底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解决好浙江问题,肃清林彪反党路线的流毒,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以大局为重,搞党性,不搞派性,着重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对跟着南、熊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不打横炮,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斗争中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会议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个别同志也出现过一些急躁、抵触情绪。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常委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引导不够。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贼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贼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贼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xxx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xxx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一六”分子林岗等人领受王、关、戚的黑指示,三次窜到浙江。南萍和陈励耘多次接见他们,让他们参加军管会的重要会议,安排他们住到公安机关,听凭他们在专政机构内部盗窃机密,收集、整理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经过南萍和陈励耘审阅后交给了关锋、戚本禹。  
南萍和陈励耘与林岗等人共同策划,大刮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要在浙江搞出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样板”。他们勾结南京军区下放干部组织的“批资总部”,对抗毛主席指示,反对南京军区领导和许世友同志。他们对抗中央关于军以下机关不开展“四大”的指示,插手驻浙部队,煽动军内起来“造反”。在他们的策划下,省军区部队从上到下,纷纷建立“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揪斗各级干部。他们公然支持舟嵊部队中少数不守纪律的分子搞“四大”,造舟嵊要塞区党委的反,南萍说“革命那有经过批准的”,“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南、熊伙同林岗等人,策划和挑起了一系列武斗事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省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恶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南,熊极力抵制,定了许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使我省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始终开展不起来。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黑旨意,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分裂军队。他们大反南京军区领导,长期阻挠舟山问题的解决。他们不但破坏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团结,而且在部队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对省军区,他们建立了“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之上,搞单线领导,严密控制。他们妄图通过搞驻浙陆、海、空三军“团结”决议,统帅驻浙部队,夺南京军区的权,为林贼“一块一块拿到手”效劳。  
南萍、熊应堂极力阻挠和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分裂干部、群众。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多次指示,对有些已经审查清楚的干部迟迟不予解放,解放了的也不妥善安排使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他们违背党对群众组织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打击不同观点的群众。  
南、熊否定十七年来公安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硬说浙江的公检法是“特情专政”,把全部特情名单公布于众,进行批斗,同时大砍劳改单位,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对敌斗争的一些必要手段作为通敌的罪证,伪造证据,欺骗中央。去年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后,他们对抗毛主席指示,封锁总理的批评,一意孤行,不思悔改。  
几年来,南萍、熊应堂封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推行林彪的反党路线,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革命团结;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正常生活;在农村大搞形“左”实右,破坏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经济政策,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些地方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在林贼自我爆炸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等待了南萍,熊应堂半年之久,他们不但不觉悟,反而千方百计定调子,捂盖子,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批评。中央调他们到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他们却收集黑材料,准备“打官司”;讲假话,欺骗中央。回来后,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教育下,南、熊虽然被迫承认了一些事实,但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向党交心,态度很不老实。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让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南、熊积极投靠林贼,参与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是政变反政变,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关系到浙江三千三百万军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场斗争。我们要站在党性立场上,从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和意义,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作坚决的斗争。如果站在派性立场上,从个人得失来看问题,那就会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走到邪路上去,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下贼船。只要他们向党和群众交心,彻底交代问题,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我们还是欢迎的。至于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过去,南、熊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事实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许多干扰和破坏的。他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不但有阶级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大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就逐步投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他们的反党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会议,他们就上了贼船,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我们揭发南、熊的错误和罪行,必须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但也必然要联系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罪行,决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它只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真正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毛主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驻浙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浙江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过去有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一些隔阂和对立,有些群众过去受了压,肚里有点气,有些群众还有派性,这是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的破坏和南、熊推行林彪反党路线的结果。要把这笔账记在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身上,记在南、熊身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我们不团结,阶级敌人就会乘机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大好形势。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些同志过去在南,熊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执行了错误路线,这是受骗上当的问题。对这些同志,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热情帮助,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好弯子,也应当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过程。这些同志自己应当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和群众站在一起,积极揭发批判,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取得主动权。有些同志过去受了压,挨了整,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集中目标,重点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全省广大军民必将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激发战斗意志,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今后意见  
扩大传达中央[1972)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县为单位,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步,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工人、社员,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  
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先传达到党员、干部,然后传达到工人、社员。  
驻浙部队,第一步,以团为单位,传达到排以上党员干部;第二步,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具体安排,由军以上单位自定。各军分区、县人武部分别由地、县委统一组织贯彻。  
在传达贯彻中,要坚决按照16号文件和许世友同志、王洪文同志的指示去办,切实掌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揭大批,不能捂盖子。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促上去。  
第二,认真学习中央[1972]16号文件,弄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揭发批判南、熊的问题,养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好风气。对贯彻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经过请示批准,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第三,以路线为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传达贯彻期间,各级党委要分成两套班子,科学分工,既要贯彻好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又要扎扎实实把当前工农业生产搞好,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即将到来,各地一定要不违农时,集中方量把这一仗打好。  
第四,要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防止反复。浙江地处海防前线,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排除“左”右干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各级领导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经常分析党内外思想情况,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发现问题,抓紧解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要贴大字报。重要揭发材料可直送省委专案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复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悉。  
中央同意你们根据主席、中央指示原则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经过你们审查后,可派负责干部护送南、熊两人来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浙江省委传达中央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  
1972.07.02;省委[1972]11号  
各地(市)、县委(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批复印发给你们,请你们随同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按省委既定的传达步骤,同时向下传达。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1975.07.17; 中发 [1975] 16 号  
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浙江省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人民公社社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和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路线觉悟普遍提高,“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工农与各大战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省呈现了一片大好形势。  
正当全省人民意气风发,鼓足干劲,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革命运动时,以林彪、刘少奇一伙在浙江省死党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它们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狼狈为奸,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张永生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浙检一起字(79)9号  
被告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家庭出身手工业工人,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浙江美术学院学生,一九六九年五月混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窃取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等职。一九七五年十月调离浙江下放河北农村劳动。一九七七年二月因反革命一案,经党中央批准,押回浙江审查。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公安机关的专案调查,经本院审理,证实被告犯有下列主要罪行:  
一、张永生出于反革命本性,肆无忌惮地进行挑拨、煽动,制造各种事端,诽谤诬蔑和陷害从中央到地方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收集和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挑拨和离间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团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  
二、张永生投靠、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群众。他竭力鼓吹江青的“文攻武卫”“不仅有国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条新鲜经验”,并书写黑文,大肆宣场。纠集打砸抢分子,拼凑“飞虎队”、“西湖纵队”等打手队。一九六七年他与陈励耘、X X等人秘密策划,制造了闻名全省武装镇压肖山、富阳等地革命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其中肖山县打死二十七人,绝大部分是抓去后活活打死的;富阳县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伤致残的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被砸单位一百六十六个,受害家庭二千零五户。一九六八年八月,他伙同xxx等人,带领所谓“宣传队”去浙南,血腥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仅丽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群众十一人。一九七四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后,逼迫省委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反革命第二武装,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同年十二月,窜到金华、巨县等地策划破坏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的贯彻、执行。指使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三、张永生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他投机钻营,为林彪、“四人帮”所赏识,得到“四人帮”多次接见,向“四人帮”提供大量黑材料,仅查获的表忠信、告密信就有三十三件之多。  
在贯彻中央(72)十六号文件时,多方破坏抵制批林整风,竭力反对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九七三年十月,伙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结帮发难,冲击党委,并先后以强行释放杀人犯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反革命的“闹监”翻案风。据不完全统计,被强行释放了的在押杀人犯就有一百七十四名,造成严重恶果。we ngewang.org  
一九七四年四月为首策划召开省“三全会”,层层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同时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篡夺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伙同翁森鹤、贺贤春一次就突击提干五十余名,安插在省级各部门控制党政财文大权,并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双突”党委的样板,流毒全省,使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曾一度被篡夺。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一九七六年三月,他坐镇北京,与冯仰澄等人遥控指挥浙江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他竭力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推销“四人帮”授意炮制的“批邓联纪打谭”的黑方针,大翻中央(75)十六号文件的案,策划召开翻案复辟的“省两全会”。疯狂扬言“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就是咬掉几只牙也不能放过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狂妄宣称“要抓住战机”,“向走资派再一次夺权”。紧密配合“四人帮”,妄图打倒各级革命领导干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张永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策划反革命应变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将大批黑材料转移至北京,后又将其中的一大批偷运到杭州。并与同伙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扬言“不上他们的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不讲”。还指使省广播电台徐力印制反革命传单,到南京、广州、南昌、上海等城市散发,疯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召开黑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表示“反正是个死”,要“发动一些人,豁出命来干一场”。疯狂叫嚣“准备丢掉一切幻想去斗争,乞求是条死路”,要“上山打游击”,“把造反派串连起来,坚持和他们斗”等。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此外,张永生道德败坏,生活腐化,长期与两名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他人婚姻家庭。  
张永生被依法逮捕后,对要害问题,有的避重就轻,有的拒不交代,认罪态度极差。  
本院认为:被告张永生思想极端反动,在“四人帮”的怂恿和支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重要头目,是大乱整个浙江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策划者和指挥者,是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全民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总任务的顺利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的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予依法判处。w engewang.org  
此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杭法刑初字(79)第5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罪犯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浙江美术学院学生,一九六九年五月混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窃取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等职。一九七五年十月调离浙江下放劳动,现在押。  
案由:现行反革命。  
案经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公安机关调查、预审,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审理,查明:  
罪犯张永生,思想极端反动,野心勃勃,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搞篡党夺权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张犯积极投靠、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杀人犯、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以来不断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死党及其代理人秘密策划,多次制造武装镇压广大革命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仅肖山、丽水、诸暨等地就被打死打伤六百余人,烧毁大批民房,造成不少干部、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九七四年,张犯伙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在全省普遍建立了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第二武装,任意抓人,私设监狱,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在全省挑起大规模的武斗,造成不少地区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交通阻塞,邮电中断,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使全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wengewang.org  
张犯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向“四人帮”提供了大批黑材料。张犯根据“四人帮”的旨意,竭力破坏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张犯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千方百计强行释放大批在押的杀人犯,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恶,残害人民,造成严重恶果。张犯积极策划建立“批林批孔小组”,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狂叫“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  “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一度篡夺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we ngewang.org  
张犯肆无忌惮地收集和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诽谤、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极端仇视这一伟大胜利。策划反革命应变,转移窝藏大批黑材料,研究对策,订立攻守同盟,叫嚣要“豁出命来干一场!”还煽动他人印制、散发反革命传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出于其反革命罪恶目的,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一个罪恶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总头目,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策划者和指挥者,是大乱整个浙江的罪魁祸首。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为了严肃国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特判决如下:we ngewang.org  
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后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浙法(79)刑上宇第2l号  
上诉人: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出身工人,成分学生。为现行反革命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初字(79)第5号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案经审核查明:原审认定上诉人张永生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诽谤、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等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有目共睹,铁证如山。上诉人在上诉中的所谓:  “不能把我过去积极追随和卖力执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都归咎于反革命性质加以定罪”,云云,纯属狡辩。原审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上诉人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完全正确,特此判决如下:wengewang.org  
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审判长  卢管彤  
审判员  张  松  
审判员  沈沛源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殷美清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翁森鹤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浙检一(78)5号  
被告翁森鹤,男,四十一岁,浙江省慈溪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一九七O年九月混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窃取“杭丝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等职。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拘留审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公安机关的专案调查,经本院审理,证实被告犯有下列主要罪行:  
一、翁森鹤出于反革命本性,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收集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二、翁森鹤长期以来追随林彪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猖狂地向省委和各级党委进攻。积极进行反党乱军和结帮篡党的阴谋活动,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伙同张永生、贺贤春等人,分裂群众,挑动武斗,破坏安定团结。他倚仗权势,称王称霸,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唆使一小撮坏人,制造事端,大搞打砸抢,扰乱社会秩序,残害人民。如在一九七四年,翁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多起打砸抢事件,被打、被抓群众达一百余人;他为非作歹,私设公堂,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所谓“请财神”、“砸破庙”。凶恶地煽动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在他的唆使和授意下,仅一九七四年就有一百二十名革命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wengew ang.org  
三、翁森鹤秉承“四人帮”旨意,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煽动停工停产。大肆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谬论,叫嚷:“凡是党委机器还在转动的,就是形势不好,就要想尽办法砸烂它”。在他煽动下,造成浙江许多党政机关一度瘫痪半瘫痪,厂矿一度停产半停产,使我省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四、翁森鹤品质极其恶劣,贪污盗窃,敲诈勒索,腐化堕落,奸污妇女,无所不为。从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他就利用职权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人民币七千一百八十元,粮票一千二百五十八斤,这些钱和粮票除被翁及其身边人员集体吃喝挥霍掉以外,他一人侵吞的就有五千五百五十二元,粮票八百九十八斤。被他奸污的妇女,仅据已查证的就有六名。  
一九七五年,翁森鹤的罪行被揭露后,他负隅顽抗,策划应变,转移和毁灭罪证,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拘捕后,仍不思悔改,拒不交代主要罪行,甚至记变天账,妄图反攻倒算,态度很坏。  
本院认为:翁森鹤思想极端反动,在“四人帮”的怂恿和支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重要头目,是大乱浙江的祸首之一,是穷凶极恶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为全省人民所切齿痛恨。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的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予依法判处。wengewang.org  
此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8)杭法刑初字第2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翁森鹤,男,四十一岁,浙江省慈溪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先后窃取“杭丝联”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杭州市委委员、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等职。现在押。案由:新生反革命。案经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和公安机关专案调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审理,查明:  
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大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疯狂破坏党、破坏社会主义。给浙江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翁犯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收集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  
翁犯反革命野心很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造反”与“反潮流”的旗号,疯狂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反革命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狂叫“要建立一支庞大的队伍”,做“四人帮”的基础,巩固“四人帮”的地位。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大搞反党乱军,盗窃国家机密,建立第二武装,妄图代替我人民解放军和专政机关、进行篡党夺权。wengewang.org  
翁犯竭力煽动打砸抢,挑动武斗,伙同张永生、贺贤春等强占屏风山、三台山招待所作为反革命指挥据点,不断制造事端,在全省挑起大规模武斗,造成人心惶惶,交通阻塞,邮电中断等严重恶果。  
翁犯网罗包庇坏人,为非作歹,大搞“砸破庙”、“请财神”,私设公堂、监牢,实行法西斯专政。他凶恶地煽动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许多干部群众遭受残害,有的被打成终身残废,搞得家破人亡。  
翁犯出于反革命目的,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狂叫并实行“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凡是党委机器还在转动的,就是形势不好,就要想尽办法砸烂它”,造成全省许多党政机关一度瘫痪半瘫痪,厂矿一度停产半停产,学校停课半停课。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翁犯品质极为恶劣,奸污妇女、贪污盗窃。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他利用职权,以虚报冒领等手段,贪污人民币七千一百余元,粮票一千二百余斤。  
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出于反革命罪恶目的,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无恶不作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之一,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为了严肃国法,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镇压打砸抢者,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破坏活动,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判决如下:  
判处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缴获之赃款、赃物,除归还原主的外,其余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另附清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后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叁、本节研究资料  
   
二00七年九月,李显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  
我叫李显通,今年65岁,是毛主席逝世后浙江省揭批查扩大化中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我原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届毕业生,1968年3月18日被周总理任命、经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浙江省革委会常委(详见中共中央中发[68]47号文件),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1月21日,以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1976年4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为省委书记的浙江省委个别领导为了彻底推翻周总理对浙江文革中的很多重大处理决定,并利用揭批查公报私仇,在全省首先将我隔离审查和批斗。他们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们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时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原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鲁迅先生的胞弟)是我的叔叔辈。早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总理曾当着南萍、陈励耘的面委托周建人老人做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并指示南、陈将张永生推荐为“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陈励耘为了讨好张春桥,把张永生的名额让给了上海的于会泳或陈敢峰。  
在“揭、批、查”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后因整人有功而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我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而原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更是咬牙切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并说什么“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正因为这样,自1976年11月到1980年2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人,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子底下的省城杭州,这里仅举两个厂的例子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了: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查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其他部份地县的有关情况见附件。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由此,在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如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江山县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铁瑛在浙江制造冤假错案堪称一流,其中由他一手提拔的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查”中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最为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邹宗仁本来就是丽水地区派性十足的一派头头,一上台就大搞派性,压一派抬一派,一派做官,一派坐牢,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职工一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查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真是狠毒之极!  
又如省城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194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年12月2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24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十分惊讶!中共杭州市委个别头头竟然以权代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即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此时何、孔二人恼羞成怒,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同年6月10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晚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66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可见他们对法律的践踏到了何等的程度!这哪有一点像共产党的样子!?  
铁瑛在浙江“揭、批、查”过程中任意践踏人权的情况尤为严重。在对待张永生同志的问题上充分表现出铁瑛的为人及其残忍的本性。1967年7、8、9三个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铁瑛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南京军区炮兵学院政委陈德先以身试法重提这个问题,结果得了个反革命的可悲下场。省革委会成立后,张永生当上副主任,每次开会,铁瑛碰见张永生时总是先立正,然后敬个军礼并叫声“首长好”。这种情况我亦见到过多次。可是1972年铁瑛当上了省委副书记后,多次与谭启龙一起对张永生同志进行一次次政治陷害: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铁瑛“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 16” 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1975年7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同志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扰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后因毛主席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同年10月谭、铁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造谣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400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此事被毛主席发现后亲自给张永生同志平了反,而对谭启龙则作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北京接受审查的处理。主席当年的批示是:“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6年底开始的“揭、批、查”中,铁瑛便抓住机会,向中央打报告把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然后罗织罪名,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欲把张永生置于死地而后快,完全置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而不顾抢在新刑法实施前夕先宣判后办理判决手续,不仅将张永生判了无期徒刑,而且毫不顾忌地把他送往青海大漠服刑,一关就长达三十年之久,创下了世界政治犯关押时间之最的历史记录。  
铁瑛在揭批查中草菅人命,捏造罪名,还直接指使各地县枪毙了不少造反派头头:如台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他们要接受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当时党中央已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社论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查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的情况下干的。尤其是1977年春,陈云同志在杭州休养期间曾特别提醒铁瑛:“在省里清查造反派头头问题时,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不要因为他们曾经批斗过我们,就像某些人要求的那样抓住他们不放,完全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而是先将他们调离原领导岗位或工作单位,实事求是地给以处理。”可铁瑛实际上完全违背了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另搞一套,在浙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摘自《征途》杂志2005年第二期P14铁瑛:《实事求是的楷模》)
我本人于 1979年12月27日 在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程序下被西湖区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了五年徒刑(详见杭西法刑字[79]第74号:《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及杭法刑上[80]74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决书》复印件)。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我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 1981年11月20日 我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后在我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我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1985年4月突然通知我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为名,说是发挥我的一技之长,实际上给厂里布置对我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我的份;旅游学院借用我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我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我们的孩子和亲属。  
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血性男儿,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大学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共青团员”;在学生时期一直担任少先队长,学生班长以及大学里的校、系学生干部和学生基干民兵连长、营长等职。校系领导把我作为系主任接班人来培养。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按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杭大组织了东方红兵团并参与筹建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多次赴京聆听过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教诲,曾接受过周总理指示直接向他老人家反映过浙江文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将省委一些主要领导安排在杭大留学生宿舍采取保护性措施;与此同时还接受过东海舰队司令员梅江声同志的邀请和省军管会主要领导的指派去宁波帮助处理驻甬部队与地方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宁波当时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本人是在杨海波同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杭大党委工作时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党直接教育与长期培养的结果。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了,作为参与者的我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不管怎么错,也不至于错到非要“先后窃取了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等职”不可!如果真是这样,那铁瑛等人究竟把毛主席、周总理置于何地?!这使我不得不怀疑铁瑛自己的这个省委书记职位是怎么窃取到的?!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都属于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把省委派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以及回杭后谭启龙主持、铁瑛在主席台上压阵的汇报会也被说成是“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1974年,抵制由王洪文直接控制并一手举办的所谓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有背于周总理对浙江问题的处理精神)也作为我“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条主要罪状!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铁瑛违背党中央的一贯方针、政策,在浙江另搞一套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工具,胡说什么对付我们要像当年对待“日本鬼子”、“国民党”以及“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都不为过,并提出“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出自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年第十四期)。他们无中生有胡说我在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曾召集军区一些干部开黑会,准备上山打游击;还编造什么在江青的笔记本中发现“四人帮”一旦上台,我将担任团中央书记等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及所谓的事实真相。他们的所作所为颠倒了历史事实和敌我的性质,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铁瑛在“揭、批、查”中一方面对我们实行残酷镇压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原“红暴会”(即原红色暴动革命委员会的简称)中个别劣迹斑斑的头头则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 1969年2月8日 带领“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三千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上均摘自《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P123、128和130)。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  
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他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十六岁就当了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后一下子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却突然携巨款外逃,并震动了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在把我们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人们打成反革命的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自己灵魂深处的丑恶一面,我们亦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整人者的可悲下场。但是,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的沉冤一定要予以纠正,这样做不仅可以抚慰一大批深受伤害的人们及其子女的心灵,而且更有利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如胡耀帮同志所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里的“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铁瑛在三十年前一手制造的浙江冤假错案后果之严重,为害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其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罕见。那些遭受铁瑛极左路线打击和迫害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被无理审查、批斗,不知有多少被撤职戴帽开除,被殴打致伤致残,不知有多少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不知有多少被迫害致死。这三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上访、申诉,仍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至今仍饱受着贫病和心灵创伤的煎熬,而且还累及到我们的亲属和子女,这对“和谐”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那么多的人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死的已经死了,就算“死者长已矣”,那么活着的人总还是多数,还有他们的子女那就更多了。然而,这些人均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是耄耋迟暮之年,来日无多,他们为国家辛辛苦苦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劳保福利、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都被剥夺,总不能让这么多的人统统含冤衔恨地离开人世吧!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会议还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并号召党的组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要“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解决好本地区本部门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相信,浙江现任省委尤其是赵洪祝书记直接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派来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必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一定会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借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强劲东风能抓住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我恳请赵洪祝书记对两手沾满浙江人民鲜血的铁瑛当选为十七大代表一事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希望您能在百忙中拨冗接见我们一次,让我们可当面向您反映一些重要情况。这样或许对解决好浙江所存在的问题更加有利。当否,请酌情考虑!
顺致
崇高的敬礼!
                   翘首以待的受害者原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李显通  
   
《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宋宏亮)·  
  温州在中国有了名气,是因为它的私有经济走在全中国前列。但今天有多少人  
还记得,温州在文革时代亦是一座武斗名城。  
  1968年温州在文化大革命鼎盛年代,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相互进行了激烈  
的武装冲突,双方凭借各自政治军事后台,动用正规军武器装备,战斗之激烈为温  
州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温州武斗最后以有江青和林彪支持的工总司派胜利为结束  
。为了悼念本派牺牲的同志,工总司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宏伟的烈士群墓  
,墓碑上有名有姓的阵亡者上千,加上伤亡更重的另一派温联总阵亡者,温州武斗  
直接阵亡军民应该在三千上下,伤者无计其数。财产损失以市中区最为惨重。双方  
火攻对方总部,市中区连带建筑全部化为灰烬,温州元气大伤。  
◇ 温柔富贵之州  
  温州位于瓯江入海口,地势三面环山,一面朝海,这块瓯江的冲积平原与飞云  
江出海口瑞安市相连,沿海狭长伸延,大约有300平方公里的世外桃源。这里山  
明水秀,人灵地杰。  
  温州往内地陆路交通不便,火车直到1998年5月才通车。人文传统是出海  
经商,不问内地政治争纷,因而历史上从无剧烈战事,明末皇帝南逃,曾在温州得  
以喘气,曾经争取地方豪强支持以图再起,竟然无人响应,愤而浮海出走。温州人  
擅长买卖和小手工业,倦于政治,长期的国共内斗,在温州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  
迹。民风和平,没人愿意铤而走险。  
  30年代,温州监狱曾经是全国模范监狱,抗战期间,日军以一个排的兵力占  
领温州而未遭抵抗,解放军进城也是未费一枪一弹。温州人得益这个和平心态,政  
治安定而没有兵灾战乱,混合经济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历代下来,民间积累了无  
数的财富,一旦制度开放,私有财产犹如冰山一角冒出水面,一旦制度稳定,温州  
民间财富还要更浮出一层,使世人惊讶!  
◇ 保皇派和造反派  
  温州文革运动走势大致如全国其他边远一样,先是本地籍在京读书的红卫兵回  
家乡点火,再是造反派抓斗当权派,成立各级革委会成为权力中心,当权派通过未  
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夺权,双方血战,最后背靠林彪江青的一派取胜  
,终于全国山河一片红。  
  一派温联总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  
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温联总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分区和人武  
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本是文革前制度的拥护或既得利益者,共产党的基层干  
部和群众,定名为保皇派正是名副其实。  
  工总司方面则通过温州籍的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直线联系,占据当时温州最  
高建筑电报大楼,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基本群众为文革前制度  
的反对或受害者,定性为造反派恰如其分。  
◇ 强龙压住地头蛇  
  上述温州两派政治特征在当时全国各城市两派特征基本一样,但也有其特殊之  
处:温州地方各级政权49年以后为共产党接管,干部来自两个系统:许世友带来  
的山东籍部队军官和龙潜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干部。浙江共产党于1930年前后在  
浙南山区组织游击队,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主要领导人物为项英和龙潜,项英于  
皖南事变被俘处死,龙潜坚持下来,文革时任浙江军区副司令。两派时称北佬派和  
浙南派,一贯明争暗斗,每次较量总是强龙压住地头蛇。文革时期温州两派对立至  
于血战。除了全国性的老军头和政治暴发户之争外,还有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的因素  
在内:温联总背后有山东强龙,工总司背后有浙南地头蛇。  
◇ 铁杆保皇派王福堂  
  温州武斗战事特别激烈是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温州属于对台作战的  
前沿,温州军分区当时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军分区级单位,编制等于加强师。分区  
司令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部下作战,长征时期跟着许世友一起受张  
国焘误导,陷入西康沼泽地区,被马步芳骑兵围歼,他追随许世友得以突围,与其  
结下生死知交。许世友最为毛泽东爱将,当时以南京军区司令至尊统管华东军事,  
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买造反派的账。对江青出言不逊。在他的授意下,温州军分  
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温州市委让出市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  
地,温联总在分区军事顾问的策划下,指定了一举歼灭工总司的作战计划。  
  工总司口号是誓死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受浙南干部派暗中支持,当地  
底层民众中有广泛同情者,加上北京有人,通天有线,所以政治上一直占上风。军  
事上却处于劣势,工总司领导层面基本由两类人组成: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文人,  
痛恨官僚体制,向往四大自由的青年工人。他们均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所以武斗之  
始就以守为攻,据点求援,占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拼命向中央  
文革求援。温联总很快扫清外围障碍,但是久攻不下两个制高点,1968年8月  
,终于,用火攻拿下了温州酒家,但最繁华的市中区却烧成一片废墟。温州历史名  
人谢灵运故居,如今只剩下墨池巷一个空名。至此,工总司孤守电报大楼,温联总  
全胜只日可待。  
◇ 梅岙渡口阻击战  
  就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文革终于跟林彪达成政治交易,林彪命令驻浙  
野战军20军火速赴温州武装支左。20军毕叔普团为先头部队,从金华下火车,  
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扑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  
企图延缓20军的到来,战场选在离温州15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温州军  
分区基层军官着便衣直接投入梅岙阻击战,毕叔普团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猛烈  
的阻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毕叔普发起野性,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惨  
重伤亡之后得逞,一路浴血杀向温州。1968年8月的梅岙阻击战是温州武斗最  
激烈的一场战斗,也是温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事。梅岙阻击战实际上是南京军区  
的地方部队和林彪的野战军对阵。三十年过去了,参加场这场战斗官兵是否还记得  
那激烈的战斗场面和在这场战斗中失去生命的兄弟?温州梅岙渡口阻击战应写入解  
放军战史,它和六·四一样永远是解放军的耻辱的一章。  
◇ 追捕匪首姚国麟  
  毕叔普团终于打进温州,在最后一刻解工总司之围。温州立刻实行军管,温联  
总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参加过武斗的被定性为土匪。温州军分区被彻底解散,王  
福堂被残酷批斗,批斗者将王福堂架起飞机,手指强箝他的两个鼻孔向后拉,老脸  
几乎被撕裂,场面惨不忍睹。  
  毕叔普接管温州军分区和主掌温州军管会,全力组织索剿温联总残余力量。温  
州所属七个县,各县军分区人武部都有温联总的同情势力。毕叔普的清缴土匪工作  
非常艰难。匪首姚国麟几次眼皮底下脱身,其惊险离奇可著书拍电影。当时温州主  
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麟进展。姚国麟曾经北蹿逃进文成的  
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当时如有台湾接应,他可能会逃出大陆,该犯最后在  
温州北部藤桥山区被围数日,亲信打散,孤身持双枪拒捕,终于被轰毙。姚国麟尸  
照,成了毕叔普向九大献礼的材料。  
  姚国麟事迹具有传奇色彩,此处不是重点不于赘述,有一点可以能定,如果他  
能活到四人帮倒台,政治前景看好。王福堂遭难时曾对造反派明言:文革后骑马的  
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果然,邓小平时代,王福堂以老病之身升任浙江军区  
第一付司令,对曾经死保过他的人当会重报。  
◇ 祝福温州  
  三十年前我亲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在温州市中区大火燃起之日,我们全家逃  
往瓯江对岸避难,暮色已浓,小船在江心摇荡,目睹市区烟火冲天,恐怖深深打入  
我的童年的记忆之中。今天梅岙渡口早已不见了,但每次车驶过梅岙大桥都使我激  
动。我祝愿温州和平富饶!温州人民幸福安宁!  
□ 寄自songhongl@yahoo.com  
   
《也谈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老 陈)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五八期(zk9810b)所载宋宏亮的《三十年前的
温州武斗》一文写得不错。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如今个体经济繁荣的温州地区,当年在政治上竟经历过如此
的风云激荡;精明现实的温州人,当初却曾为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疯狂地自相残
杀着。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这一代温州人,实在是胜过了我们这一代。
  温州武斗的持续时间之长,对城市破坏之严重,战斗的酷烈及对战败者报复的
野蛮程度,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文革”武斗中实在
是很有代表性的。近年来一些“文革”史著述对此没有足够注意,可能跟掌握史料
不多有关。本人目睹了温州的十年武斗(从1967年到1976年),在此也来
谈几句:
  ㈠ 宋文关于温州武斗的背景分析,有一定深度。“强龙”与“地头蛇”之争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两派之争,南北干部之争,地方军与野战军之争,
以及各方内部的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长期武斗不息。温州的武斗,可以看成是“
文革”武斗的一个标本,了解温州的武斗,对研究“文革”武斗不无帮助。
  温州的武斗,起于1967年6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黄龙山军火库被抢,两派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
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温州的武斗历经多次反复与起伏。1967年夏,“支左部队”(属二十军)
开进温州后,“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起先在近郊仰义,牛山一带抵抗,后来退
到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
联匪”,“瑞联匪”。“工总司”几次进剿,伤亡惨重,终未能获全胜。
  “温联匪”在市郊西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1971年9月,林彪
事发。林彪在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
联匪”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
  但“温联匪”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工总
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1973到1975年间,两派又多次爆
发大规模武斗。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温联总”政治失势,
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工
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匪”。此时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
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
及社会闲杂人员。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
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积极备战。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
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工总司”作鸟兽散。“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
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被处决,温州十年武斗结束。
  ㈡ 1967年(宋文误为1968年)的梅岙渡口之战,只是温州多次武斗
之一役。当时“温联总”自封“左派”,其基层群众有的还以为“支左”部队是来
支持自己的。当然“温联总”的头头们是心中有数的。“温联总”的主力武装为保
存实力,避开了与“支左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冲突,维持住了自己的派系武装。
  ㈢ 宋文说“温联匪”头目姚国麟在“九大”前被“轰毙”,实属讹传。姚国
麟是温州武斗中的主要人物,曾多次被“工总司”宣布“击毙”,却每次都死里逃
生,化险为夷,几起几落,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
  姚及其帮派在“文革”中能武装割据多年,除了其机诈坚韧的个人素质和许世
友的暗中撑腰外,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姚的
经历将来可以成为温州历史故事的绝好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姚国麟,戴光荣(温一中学生,“温联总”名义总指挥)
及其派别终于翻身,姚与戴进入“文革”后的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
但未能进入党政权力核心。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㈣ 毕庶朴(宋文误为毕叔普)1967年“支左”有“功”,从二十军的一
个团职干部到掌握温州党政军财文大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虽然倒台,但并未被
认真清算过。
  ㈤ 1967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
城后,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
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
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
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
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
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些“烈士”集中的地方,浓
烈的气味飘出很远。
  “温联总”因为是“保皇派”,“斗争性”不及“工总司”,在报复对手方面
稍为和缓一些,但也不乏血的记录。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在南郊抓获了
贸然出城的陈春林(温一中学生,“红总司”头头)等数名“总司”派负责人。尽
管这些人立即丧失了“造反派的脾气”,百般求饶,依然遭到枪杀。“温联总”盘
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
物洗劫一空。
  ㈥ 温州两派武斗,最倒霉的还是百姓。历来军事行动,平民往往比军人死得
多。如果说温州两派死了三千人,加上平民死的要超过这个数好多。两派成员多为
年轻气盛的工人学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忽然间手中有了武器,单单玩枪走火就
死了不少人。派系武装盘踞西郊冷冻厂时,我有一天经过厂门口,见一群人围在门
口哭闹。原来有一农村少年因扒在门口看里边人玩枪,里头一个人挥动手中枪吓唬
他,失手把少年打死了。闹到后来的结果是,武装人员从冷库里拖出几爿冻猪肉来
作赔偿了事。第二天我再次从那里经过,见那少年的父亲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卖
猪肉,一脸呆滞麻木的样子,令我三十年忘不了。
  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在动乱之中,
中央政令无论出自哪一派,均无法完整贯彻到基层,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势力
”抬头。到“文革”后期,农村社队工业趁隙发展,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亦
已初具规模,为“文革”结束后温州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恐怕是发动
“文革”者始料未及的。
□ 寄自中国
   
 2008年7月3日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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