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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蒸霞蔚火火龙 我的红卫兵生涯:杭州四中红卫兵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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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yangharrylg 从 文革回忆 移动到本区(2018-08-26) —
我的红卫兵生涯
--作者:云蒸霞蔚火火龙
1966年8月18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天。
这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特地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
一个新名词“红卫兵”--横空出世。
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头戴红帽徽,臂挂红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消息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响彻全国。
毛主席在城楼上亲切地问宋任穷的女公子叫啥名儿?她答:宋彬彬。主席说:要武嘛。她立马将名字改成“宋要武”。
风起云涌。
当晚,一张“四中红卫兵连宣告成立”的大红通告飞上杭州四中校园大墙:以张进沪,李兴国,苏革命等30余人署名,清一色“革干革军革烈子女”。
“吹皱一池春水”。那年我14岁,是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杭州四中初一学生。
当我听到毛主席号令:“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岂能不热血沸腾吗?由于我家离校不过百米之遥,闻讯即赶往校园。
与此同时,两条对联贴满了全校几乎各个角落:“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我知道“四中红卫兵连”署名为连长的张进沪正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公子。
我问:苏革命是谁。旁边的校友答说就是“三好学生”,革干女儿苏小黎。
次晨,“红卫兵连”就杀出校园冲向社会,开始了大动作的“革命行动”:破四旧,改路名——用大红纸覆盖路牌,说原先的蓝底白字路牌是“青天白日”的阴谋。他们学北京红卫兵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改成“反帝路”“反修路”,把杭州的大街小巷都变成了“红彤彤”的名字。比如将“延龄路”改为“延安路”,“河坊街”改作“红卫兵路”【后正式路名为“勤俭路”】,“将军路”改“人民路”,“清泰街”改“立新路”,“所巷”改“红巷”等。
这批“革命小将”胆子真大,竟敢将正在街头值勤的交警大盖帽强行摘下,抛向空中,嘴里还叫骂着:“你他妈的神气啥?不过一帮罗瑞卿的兵”。
听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百姓子弟口惊目呆。
接着,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大街变成“战场”:目标就是扫荡“小裤脚”和“飞机头”。
他们手握大剪刀,看到摩登女的长波浪和高跟鞋,假华侨的小脚裤或喇叭裤,不由分说,上前就是“咔嚓“一刀!到后来,凡是发现路人谁的裤脚小了或发型洋气,甚至只要是他们认定的“奇装异服”,二话不说,拉住就是一剪刀!
于是满大街的乱象:被处理者大多呆若木鸡,偶尔有一二敢哭的敢闹的,又招来一顿夹头夹脑的武装带抽打。
说心里话,多剌激呀!我们这些围观的14~15岁小毛孩也真有点莫名的兴奋,天天追着去看热闹。眼泪见多了,麻木了。看着,也开始跟着起哄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也在这“改名风潮”中“蠢蠢欲动”,自己跑去刻字店,叫刻字匠制作了“杨承武”的名章,盖在新发的《毛选》扉页上--我特崇拜刚荣升总长的杨成武上将,读过《红旗飘飘》,记得那位长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遣团长。我觉得:学鲁迅随母姓,杨总是成武,我是继承武。裁缝老爸发现了我的名章,笑着骂道:你呀,真当叫“扬尘舞蹈”了呀!【杭州方言:表示人发飘,不知姓甚名谁。】由于老爸出声反对,我的改名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快,四中“红卫兵连”有了更大的动作,拉起队伍去砸庙宇。
关于“灵隐砸菩萨”事件,我是此事亲历者。
8月24日一早,我校广播站振臂一呼,哗啦啦拉起队伍去“砸菩萨”。
我到校迟了,与班里同学匆忙向大队伍追赶。出清波门,过长桥,赶到净寺一看,寺庙内尘土飞扬,大殿中狼籍一片,可怜的“四大金刚”全倒在地上,化作一摊烂泥。
听骑车回校的同学报信:岳庙也已拆庙宇,毁佛像,被“杭州六中战友”抢先一步砸烂。只有灵隐是唯一的目标了。
我们急急地抄小路,走赤山埠,茅家埠,沿着“上香古道”的黄土小路,直奔灵隐。当刚拐上大路,走出白乐桥,正追上了我校的大队人马。
我问:怎么了,这么急?答说:刚才在洪春桥时,遇上有人阻挠。争论几句后,双方都紧追急赶地拼命向灵隐狂奔。
恰此时,又有一些骑自行车的浙大学生超了上去。
据说我校“红卫兵连”的先遣队20余人到达灵隐寺时,正好与浙江大学机械系的10位学生不期而遇。先遣队是手持棍棒、绳索和铁锨,做着冲锋的准备。浙大学生也早有思想准备,见状后马上关闭了通向天王殿的东西侧门,并接过该寺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将所有入口锁了个严严实实。同时,他们还在天王殿门前筑起一道小小的“人墙”, 并且急中生智地用一张“红宝像”封在庙门中央,使我方不敢轻举妄动。
原来赤手空拳的浙大学生知道势单力薄的10人之微,怎么能抵挡即将赶来的数千人之众?于是,他们一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给学校广播站打电话求援;一面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浙江大学广播站接到灵隐寺告急的电话后,立即在校园里播出紧急通知。很快集合起三四千人,跑步赶往增援,并且抢先一步赶到了灵隐寺的“头大殿”山门前,形成一道越来越厚重的“人圈”。
灵隐寺前双方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只差几分钟之隔,以杭州四中红卫兵为首,包括浙大附中、杭二中、杭六中、杭七中、杭八中、杭十中等学校的约2000名红卫兵,也踩着脚跟到达了灵隐寺【其中还有极少数的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

突然红卫兵中有人站在山门高台上喊:大家静一静,刚接到“中央文革”指示:“灵隐寺是否要保护,请革命群众自行决定。”
这又燃起了红卫兵的“砸菩萨”激情。
为首的我校“红卫兵连”不甘心功亏一篑,就口吐白沬地向浙大方示威,还扬起武装带。可大学生毕竟见过大世面,不为所动,他们提出:“灵隐寺能不能砸,我们要辩论”。“大辩论”是中央倡导的,红卫兵无法拒绝,且对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要想再趁着人多势众一举冲进庙门去已无可能。
到中午,人越聚越多,双方都“调兵遣将”。
我看到现场双方对峙着,一时也出不了结果。应该没我们普通群众什么事儿了,就和几位同班的往回走。一路从九里松,岳庙走苏堤回校了。
接下来的日子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按我校“红卫兵连”的官方语言说,全杭州的人都分成了两大派:“砸菩萨派”和“保菩萨派”。辩论战场也移到四中大门口的小广场上。
“砸菩萨派”是少数派,可气势夺人,手里还拎着“铜头皮带”。“保菩萨派”得道多助,路人也多指责“砸派”。图穷匕首现,“红卫兵连”好几回冲出校门去抓了人,尤其是被认出了持对方观点的“黑六类”或“狗崽子”, 就一涌而上地拖进校门来,暴打一顿。
“灵隐事件”中,前后有数千群众在寺院周围守护到最紧张的月底,直到传来敬爱的周总理电话指示,“灵隐暂加封闭”。这一风波终告平息。
一波连一波。杭州四中“红卫兵连”等组成“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和“红卫兵纠察队”,张进沪是“一司司令”,红流涌向杭州四面八方,掀起了“抄家潮”。
“抄家打人风”在四中最早的受害者是美术老师俞子青的家属,她倒在血泊中。
如今想来最不可思议的“丢弃财富风”来势汹涌:不时有哪里的粪池中捞出一袋金器,哪里的垃圾中发现一包大洋等等传至耳边。明明是丢弃者,还混在人群中矢口否认。
其实,如我家这样的市民也在忙着清理和舍弃“四旧”,我就含泪把辛苦收集齐的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卖到废品站了。面对生存威胁的恐惧者,抛弃财富是必然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谭力夫的“血统论”和那副“鬼见愁”对联风行全国。
其曰“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绝对如此”。
校园广播白天黑夜狂热地播放着《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歌曲。
“红卫兵连”的好汉们有恃无恐,说一不二,他们既有与“首都红卫兵”直线联系之便,又有能看有关文件的优势。他们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张贴出大幅标语“一切权力归红卫兵”,宣布接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
面对风云变幻,四中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最初的手足无措中渐渐被震醒过来:“红五类”们兴高采烈,仿佛走进了扬眉吐气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时代;“黑六类”胆战心惊,随时随地都处于恐惧之中;“非红非黑”者则不知所措。师生们迅速地分化着。
“血统论”对校园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造成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别说是对“黑六类”子女的震慑,就是对一般成份子弟的恐惧也很巨大。比如,我班就发生了强迫绰号“小四眼”的工程师儿子吃青草的事:几个“红五类”在校园草坪上,喊着“让‘食草动物’吃草”,逼着住校生的他强吞从地上拔起的杂草。在他含泪强咽时,被闻讯赶来的班上大多数的我们解救。
我们班的高干子弟也昂首挺胸了,但当他们向“红卫兵连”恭恭敬敬地递上“申请书”时,却意外地遭遇拒绝,说是还得在运动中经受考验。这盆冷水好凉,浇醒了头脑发热的“红五类”们,也让我心中对这帮“革命闯将”有了些许鲁迅笔下“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的不良感觉。
所谓“红五类”即“三革”革干,革军,革烈子弟与“血统工人”“贫雇农”子弟;他们公开宣称“红卫兵专政”时代开始了,“红色恐怖”来了,“牛棚”诞生了:老校长王鸿礼,语文教师陆鉴三,英语教师王婵运等被关押在黑屋中,被迫唱着《鬼见愁》歌。
记得一次“控诉大会”上,苏革命一手持话筒,一手握针钻,声嘶力竭地“控诉”一句,用针钻猛扎一下王校长的屁股。老校长悲惨的尖叫,震得大食堂顶棚上的灰尘纷纷落下,令人胆战。真不可想象,前不久还都是校级,市级的“三好学生”竟会对师长作出如此残忍的举动。。。
“血统论”猖獗一时,笼罩着校园。
当我对此有所抵触与不解时,就会找来《湖南农运考察报告》看到“矫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矫往”, 心气儿也一点一点儿地硬起来了。我们从进小学那天就接受党的教育,深刻地痛恨“阶级敌人”,牢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老妈对我说:孩子,别忘了我们只是老百姓,不能跟着当官的儿子们折腾,他们朝中有人,你有啥?他们既使进了局子,有叔叔伯伯的关照,最不济“一个员儿”还能顶三年刑期。你就省省息吧。我心中不服:毛主席叫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是被伟大领袖寄以无限希望的一代呀。
“红卫兵连”一派独大的局面终于迎来了挑战。
十月初,由从“红卫兵连”中分裂出来的初二“革干”宋国胜联手高二陈杭中,初一王晓阳等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由于我公开宣称自己的成份是“半无产阶级”,竟引起某些人的妒忌,胡扯说:“半无产,那么还有是‘半资产’罗”。竟从别的班级搬来了高干子弟张宁新,趁我不备,一下子用“铜头皮带”甩在我脸上,至使我眼角膜受伤,上浙一眼科挂急诊,用了很久的药才好转。这姓张的混小子还“一鼓作气”地抽过我班数位同学。潘益德同学的家长是泥水工,东阳人,约上工地数位工友直冲校园,吓得张跳窗翻墙,落荒而逃。
此时,我的第一任务就是迫切地要证明自己的“阶级成份”。按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我从未谋面过的爷爷是小贩,我裁缝老爸“解放前三年”是手工业雇工,“解放后三年”先是雇工,后失业,凑钱买了洋车自谋职业,还是应划为手工工人。老妈“前三后三”都是茶厂的季节工,属典型的工人阶级。
我拼命地翻阅“红宝书”,抄录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中有关“手工工人”的段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手工工人出身,属“红五类”,当然的“红后代”就有组建“红卫兵”的天然权利。就在我手持“校文革”介绍信去派出所查阅“家庭解放前三年后三年经济情况”的那天,正好碰上那终生难忘的混乱一幕:手持铜扣皮带的红卫兵们,押来一队队手提日杂用具,肩扛铺盖的“黑六类”,集结送乡下去劳改,美其名曰“城市大扫除”:将“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净化城市。
今天回首:再令人发指的事情,后人看来,都是过往云烟!可谁人能真正体会当事人的感受呢?没有见过那种不堪的日子的小屁孩们,没有见过那时节当红卫兵的儿孙辈用军用武装带,拼死命的击打自己父亲那一辈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和磨灭!
言归正传。这天,我在延安路市府大墙的大字报长廊前,有传单塞进手来,“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分队”--这一下子触发了我热血青年渴望推进世界革命的冲动。于是我相约几位同学从吴山脚下徒步行走数里,去玉泉的浙江大学校园找组织。在行政楼一角,有“浙大大队”的同志接待了我们,并给了我们一只红袖章作样本:在“国际”两个标准字中央是环绕着“毛主席万岁”袖标的一枚地球,下书“红卫兵”三个毛体字。使我眼前一亮,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无疑充满自豪。
我联络了以本班王吉炎,8班赵金灿,章志明,中二任光惠等10余人,找到“校文革”,打出刻制公章的证明,跑去刻了按“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浙大大队”那个中央有地球标识的大红公章,订制出带地球标识的“杭州四中中队”队旗。
我在与论中心的校大礼堂前贴出“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的成立宣言。这是校园中继“红卫兵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成立的第三个红卫兵组织。

10月30日那天,我们终于拿到了盖着“校文革”红印章的“上京介绍信”。于是由杭州四中中一【二】班同学为主的串连小分队正式启程了。一行10余人直奔城站,熬了一通宵,挤入北上的“红卫兵专列”。
都说:凭学生证加介绍信,一路吃住行统统不要钱。但老实巴脚的父亲还是悄悄地塞给我15块钱,说是“穷家富路”的,拿着放心,快去快回。
头一次出远门很兴奋,虽说得知“红卫兵专列”要在明晨才发车,但我们还是早早地进了城站。在月台上转悠了一整夜,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累。
曙色中列车启动。始发站嘛,并不很挤。但只上不下的专列,一过嘉兴上海就不行了,车门根本无法打开,就从车窗口爬进来一拨拨的各地师生们,挤呀挤,叠罗汉。瞧,座位底下钻的,行李架上爬的,连过道和洗漱间都挤成不留缝儿的“肉堆”。你没法儿上厕所,憋着吧!
车过南京,滔滔长江上出现了“火车开上轮船过渡”的难忘一幕,叫我们一阵惊叹。
在辽阔的淮海平原上,我们北上的与南下的两辆“专列”擦肩而过。对方朝我们喊:“北上的红卫兵战友们,毛主席将在这两天接见你们了,你们真幸福!”喜讯沸腾了车厢。
列车进行了两天两夜呵,到2日清晨总算进了永定门火车站。跨出车门,我就直奔厕所。
首都大串连接待站设在“工体”,人山人海中我们排队等待,从早上到傍晚,轮到安排去了西直门的“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总社是大机关,大楼前一幅“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让我们热泪盈眶。
当晚,传达了“毛主席明天接见红卫兵”的喜讯。
由部队派来的军人将我们这些“五湖四海”集合起来,宣布纪律,还排练了编队和齐步走。
1966年11月3日凌晨三点,集合哨声中,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壮举开启了,据统计那天共有两百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接受检阅。
我们向天安门进发。走着走着,只见一支支的红卫兵队伍从两边的胡同和小巷涌向大街,汇流成浩浩荡荡的人潮。年青人,热情高,真是一路踏歌声呵,此起彼伏的是《语录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流行红歌。
天亮了,我们走到了王府井大街。队伍如长龙滚滚,不见首尾。
10点10分,《东方红》乐曲声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典开始了。人太多太挤,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的,而马路两侧高挂的广播喇叭里正直播着天安门广场那海涛般的声音。
队伍里,有新结识的朝鲜族,藏族或维吾尔族的红卫兵,为我们在自带的“红宝书”扉页上签写各种民族文字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突然有人惊叫:那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呀?我们都涌上前,让蒙族少女龙梅和玉荣加入题签。
队伍的长龙,摇摆着摇摆着,拐进长安街,一步步地走近天安门。
当晚霞染红我们双颊时,才真正进入广场。人海如呼啸的涌潮,哗一下推过来,又哗一下挤过去。在这集体的大海中,个体只能随波飘摇。千万只喉咙直喊着“毛主席万岁”,我们亢奋,我们拼尽全力,为的是心中的太阳,为的是在人潮中不被挤倒,一旦失脚必成肉酱。
我亲眼看见了高高城楼上高大的毛主席,真伟大呵,他老人家已经屹立了六七小时啦!
毛主席在挥手。呵,挥手之间。
当我们涌近金水桥时,广播里说“红司令的亲切接见”到此结束。
我们看到那转身离去的魁梧背影,泪流满面。
我们一行没被挤散的五个同学就面对城楼正式组成了“一一三”红卫兵。由于“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四中中队”成立在前,我们一致同意一支队伍两面旗帜。
我们举臂宣誓: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下!
华灯初上,我们从广场步行回西直门。
由于旅途疲惫,次日我发了高烧,吃病号饭,打奎宁针。好在年青,很快退了烧。
在京期间,我去游览了动物园,参观了景山公园的泥塑《收租院》和军事博物馆,上“清华”“北大”和王府井的“中国文联”看大字报。当时的学徒工月薪才15块,在同行者中我算是“富翁”了。小孩嘴馋,在西单看到食品柜中有最爱吃的“百果年糕”“玫瑰年糕”就掏钱了。
此外,我还特意怀着朝圣的心情,一路去海甸寻找到中央财经学院,因为这儿是“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正式发起单位。我跑遍了几乎整个校园,总算找到一个留守人士。他告诉我说:到这儿来联系的各地战友已很多了,可是主要的“勤务组负责人”都赶往革命圣地--井冈山,筹备在新年元旦的革命摇篮井冈山,隆重召开“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成立大会。希望同志们把这一讯息带回各地,并选派优秀代表前往参加盛会。
只因北京吃饭不要钱,又有机会再次接受毛主席检阅,我的小伙伴都赖着不想走。于是我只身南下走天津。经接待站分配,住进了“财贸干校”。出门不远,就看到了海河之上那座“平津战役”中胜利会师的大铁桥。和北京一样,得到一张免费乘车证,住宿不要钱,但食堂得买餐劵。我看电影,买日用品,买“语录胸牌”和书籍也化了不少。
天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东南角,东北角,西南角和西北角”地名--特好玩。尤其是坐着“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一路绕行,感觉真的好极了!在“水上公园”的温室区,我第一次看到了奇异的各色热带鱼,活泼泼地特逗。一住就是半个月。
我到了上海,被分配住在“十六铺”,那时的浦东还较冷僻,交通也不便,天天坐轮渡。好在免费交通,老往南京路跑。大上海吃的零食不少,十里洋场有遗风,好吃的“水果甜羹”啦,“炸龙虾片”啦把我仅剩的钱“骗”得精光。我在接待处借了餐劵,又趁邮寄“红宝书”不用邮资,夹带一纸便箋。老爸看到便箋上我写的“一分钱也没有了”,急忙从邮局寄来10块钱。拿到汇款,我立马再奔南京路,吃了个“肚儿圆”。【后来“上海接待站”发函向我讨要欠款,老爸赶紧汇钱去还了。其实当时好多人用“假校假名”让欠款成了“白条”。】
11月25~26两天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至此已有1200万人次的红卫兵上京了。中央终于发出了“天气转冷,请各地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返回原地,等明年开春后再行串联”的通知,还强调“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后来知道是毛主席的原话】。
我在天津和上海参观和串联了一些大中学校,到十一月底回杭。老妈翻看我那件新丝棉袄--因要出远门特意制作的,惊得尖叫起来:“啊呀,这么多的‘老白虱’!”我一看:不得了,虱子像白芝麻撒满棉袄里子中。看到自己身带这么多“小动物”,我浑身的汗毛也不由竖了起来。于是马上拆开,抽出丝棉芯,将棉夹衣用碱水煮泡,然后拎到河埠头漂洗,足足折腾了一整天。
真是天地翻覆呵!才过了一个月,我重回杭州四中校园时惊讶地发现:形势大变,气壮如牛的“红卫兵连”已基本在校园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群雄蜂起”,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七一红卫兵”等等。不过最大的是“四中红旗”,成为“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杭州红三司】属下。
我参与组建了“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杭州市指挥部”。
当时在拱墅区“地球兵”【因袖章中央有地球标志】实力最强,不但仅有的三个中学:杭三中,拱辰初中,沈塘初中都成立了,连杭链厂等也有工人组建,并成立了“区联指”。市内有八中的毛瑞虎,二中的王镨,钱小弟,十一中的霍克克,张力力,三中的小方,拱中的小宣,水电技校的小袁,机械技校的小桑,印刷技校等。为指挥部寻址,我们进驻了浙江省文史馆。
位于横河桥大河下的省文史馆环境优静,本是“世外桃源”式的去处,但文革一来就宁静不再,进馆门是一个大天井,往西走过客厅是一条两旁厢房的甬道,拐北出园洞门即二进,又是大天井,朝南为主建筑的平房,一明两暗三开间的大厅堂,原先堆满书籍,现作“指挥部”办公室,写上“勤务组”“组织组”“宣传组”“直属大队”等。日后读台湾名家高阳【即许晏骈】回忆录说:清末横河桥大河下并列四大宅,西起头一座为望族许宅,至今有碑为证。东邻即庾园。我们进庾园时,园内仍有巨石“玉玲珑”,以“瘦皱透”闻名。平房后一座大假山,沿蹬道上山,假山上有座精致的亭子,可俯瞰流水曲桥和水池中的红鱼与莲荷。
由于传来复转军人组成的“红卫军”被取缔的消息,我们商议着改为“红卫兵杭州市指挥部”,自称“红四司”,与北京作了切割,再没派员参加井冈山的所谓“中国支队”大会。
由“杭州市委市政府文革联络站”单扬签字,给“红四司”批了几辆崭新的自行车,一溜儿出发,还是挺招摇的。一如《奇袭》的台词:“摩托队好威风呀。”
“一月风暴”后,“省联总”基本在杭州夺了权,我们就趁“复课闹革命”解体回校了。
关于浙江“冲军区”事件,就我所见:
此事起因是当时的与论认为:杭州四中“红卫兵连”连长张进沪要对俞子青美术老师死难的家属负责任,于是“向军区司令张秀龙讨要‘打人凶手’”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控诉“资反路线”大会的主题。
在控诉大会后,我随造反派人群涌向清波门的浙江省军区,进驻了司令部的部分区域。有那么两三天的紧张对峙。“前线指挥部”主要是“省联总”也包括后来的“红暴”派及赫赫有名的“浙炮”【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
在“革命大联合”的声浪中,“四中红旗”成了校园主力,我们“一一三”也集体加入了。在军区大院,我们去食堂里吃了几餐“兵伙食”,有肉有菜饭管饱,挺不错的。
后来,传达了“中央指示”,内有“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等词语。最后有“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
如此,数天后“省联总”派就撤离军区了。因杭州四中而起的事件至此不了了之。
在我看来,“复课闹革命”把红卫兵招回校园,虽说还有过打派仗,搞武斗等余波,但杭州的红卫兵运动也基本上进入了“尾声”。 我也和全国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结束了“经风雨见世面”的闯荡生涯。
那年,若干只红袖章被裁缝老爸拼制成了两条游泳裤,我穿着它“到江河湖海游泳去”。
【2013年9月15日~10月1日草成】

转自《共识网》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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