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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qiangqiang 2020-06-09 23:38

李其容:“狗崽子”串联记


作者简介: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说实在的,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并不具有参加“大串联”的资格。我是“狗崽子”。

我不属于生下来就被列定为“另册”的那种,譬如地富子女。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不知怎么,1957年的那场风暴竟然把他卷了进去,就变成“地富反坏右”中的老五了。不过,那时我的家人都扪心自问,他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家栽跟斗,纯属“冤枉”。

于是乎,这“冤枉”情结便使得我较之前四类子弟稍稍生出些“优越”感来。也正是这种“阿Q”式的“优越”,使我在“史无前例”的时代初期,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甚至于竟敢将贴在我家大门口的大字报撕了下来。所以,挨了一顿“正宗”红卫兵、红五类们的毒打是在所难免:谁让你自个儿感觉特别良好——又没有别人承认你这点“优越”。

1966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在孤山脚下面对西湖的一幢木楼里,我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看书。我所看的书全是从地下捡起来的破书——我家被“红卫兵小将”们频频的毁灭性抄家后,连一把热水瓶都未能幸免,被撕烂的书页铺在地上足有半尺厚,他们懒得送造纸厂回炉,我也懒得清理,只是时不时地从地上捡起本残缺不全的书翻翻,聊以解闷——晚上一个人呆着怪凄惨的,我也不指望什么人在这种日子里来看望我。

“笃笃。”忽然,临马路的窗上响起了两下敲打声。

我心里陡然一紧:母亲早逝,父亲关在牛棚,什么人,这么晚来找我?我可是才20出头的姑娘啊!

“李其容。”

我松了口气,这是我班一个男生的声气,他家成分是“小业主”,他属于“可以教育好”的之列。“李其容,明早在火车站集合,去串联。”

“我们有资格串联?”我本能地问。

“红卫兵、红五类上北京是接受检阅,我们不去北京就是了。再说,大串联是主席的号召,谁也怪罪不了我们。我们能上哪儿就上哪儿吧!”

杭州站广场和往昔大不相同,地上黑压压的净是坐着候车的人。各种不同的口音,各种不同的打扮,但都是年轻人。一眼望去,大城市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学生娃,眼里闪着兴奋的光。瞧我眼前的这个乡下娃子,黑黑矮矮的,看上去最多只十二、三岁的模样,虽然穿的是一身旧衣服,但绿布缝成的仿军用书包却是簇新的,上面还用鲜亮的红丝线精心地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字。

“哪儿来的?”

“江西。”他接着又不无得意地补充道:“老根据地。”

“路上很累吧?”我不禁又问了一句。

“累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大串联,再苦再累也不怕!我们还坐了汽车,还坐了火车呢!”

“你这是第一次坐火车?”我顿生几分怜意。

“嗯,我爹说,我还是咱村第一个坐火车的,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一时觉得这个大眼睛忽闪忽闪、带着浓浓乡音的小男孩特别有趣,兴致上来,打算为他画一张速写。

他马上站立起来,严肃地整了整显得过大的军帽,束好紧紧的皮带,右手端着那本小红书,眼里显现出一副虔诚的神情。

“同学,你就这么画。”他吩咐我并做好了拍照的准备。

我自小随父母工作的调动走南闯北,火车倒也坐了几次,可这次乘的列车却叫我吓了一跳:行李架上、坐椅下边都躺着人,站着的人也是脸对脸、脚碰脚地贴在一起,可真让我想起苏联小说里形容的“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虽说沙丁鱼是啥样的至今我也没瞅见过。

到了上海站,更是让我泄气了。本来我们打算就在车站里转车去北方的,但眼瞅人们上车的那个劲,根本不是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女孩所能及的。想从车门里进去是妄想,最常见的,是双手在车窗沿上一撑,而后从扁狭的窗缝中像过铁丝网似地钻过去——这大都是男生们的解数,女生们可就像包袱似地让人们托着屁股举着脚硬塞到车窗里去。

我不敢想象我会是这副狼狈相,更不敢想象从这么高的车窗上往下蹦的情景——要知道,我在学校里体育只是个勉强打三分的学生。

在上海,我只在亲戚家转了两天,就打道回府了,手里还提着亲戚硬塞进手的、沉甸甸的三四斤糯米年糕。

转回杭州的火车倒没那么挤了,也用不着我爬车窗,因为让我们这些去杭州的学生坐的是“闷罐子车”,又叫“猪猡车”的那种,没有座位,但也不用站着,各人都有一小块地方可以坐。

天色渐暗,沉重的车门一关上后,就更是只能看到幢幢黑影,虽不致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伴着单调的“轰隆、轰隆”的车轮转动声,人们开始纷纷和同伴们聊开了天。因为我们一伙到了上海便呈鸟兽散,这天回杭的也只有我一个孤鬼儿,我就只好一人伏在怀里的那篮年糕上,在车厢角落里呆呆地想心事。

不知是谁,先哼起歌来,那是当时较为流行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歌是有感染力的,不一会儿,整个车厢年轻的嗓子都随之哼唱了起来。像是上了瘾,大家伙儿一支接着一支唱,一发不可收拾:《毛主席的光芒》《北京的金山上》《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临行喝妈一碗酒》……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轮番过瘾,也很解闷。声音也由低哼到唱,甚至到吼。

有趣的是,革命歌曲中,大家对语录歌倒是没有像对民族风味的歌曲那样钟情,大约是作曲家的匆匆应命之作总不太那么上口,总有些像念经文念咒语之类的感觉,而地方民歌是那么优美,有着难以言喻的千般风情。

当唱到《五彩云霞》时,大家更是卖劲地唱,但到了“索玛花一朵朵”这句时,我听见整节车厢里就只是我自己的嗓音了。

这支歌,最后是由我一个人唱完的。好久没有这么抒一抒嗓音,我真忘情了。也难怪,这近半年来,我这个全校的“最佳女高音”不许“乱说乱动”,哪还敢引吭高歌呢?再说了,会唱歌的人就像会打球的人见了球会脚痒一样,听到了曲子,喉咙也会发痒的。

唱完了,静场。一下子,爆发了一阵掌声。

“再来一支!”“再来一支!”是年轻人热情的邀请。

昏暗中,我感到脸上发烧。这兴奋,不亚于在舞台上谢幕时的感觉。

“这么疯?!再唱,被人家认出来了怎么办?”一个声音在我心里提醒。“没关系,反正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谁认识谁呀?再说,周围黑糊糊的,也没人看清我。”另一个声音在心里反驳。

爱出风头的虚荣心到底战胜了小心谨慎的处世铭,我就再也不顾一切地把我所能唱的(当然不能唱外国歌、爱情歌)都倾泻了出来。

车停了。“怎么,到了?好快!”

“临时停车。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可以出来解小便!”

不管男女,大家都纷纷跳下车自寻方便。幸好天空中没有什么星月,再说人有“三急”,除了出生、吃饭外,拉屎拉尿也算“一急”,大家伙儿便顾不得什么难为情,就男一伙、女一伙地去发泄痛快去了。

上车门时,忽然,有两条电筒光向我们几个女孩照来:“喂,你们哪个是唱歌的小夜莺?”

我的虚荣心毕竟还没膨胀到答应的程度,再说,这也是几个初中毛头小伙子,傻里傻气的,没意思结交,我也就一缩脖子上了已点了昏暗电灯的车厢。

“咦,这不是苏政委吗?”握电筒的一个小伙子终于发现了一个熟人。

这年头的司令部如雨后春笋,司令政委满天飞,我当然不会认为会有一个留着落腮胡子、四五十岁的“政委”上了我们车厢。

“咦,你们怎么认得我?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这是个姑娘的尖尖声气,怎么,还好生耳熟?

“谁不认识红一司的苏革命苏政委?我不是你们杭四中的,但我也是红一司的。”

猛地,我的头皮都要发炸了:老天呀,真是“山不转路转”,我怎么会在这儿碰到这位响当当的“苏革命”的!我刚才大唱特唱叫她认出来可怎么得了?!

她原并不叫“苏革命”,本有一个相当女孩子气的名字“苏小丽”。读小学时,她也相当女孩子气,喜欢看苏联芭蕾舞,喜欢收集美女图片。她比我小一级,是从北京转来的军干子女,当她知道我擅画公主、仙女之类的美女时,就央告我为她画一套“灰姑娘”人物,还非上色不可。

自小学毕业后,我就再没见到她,可1966年夏她的事我可听说了不少。倒也并非是“道听途说”,因为我所在的班级墙上就曾贴过“红一司”的小报之类,上有“苏政委”的发言转载。在发言里,她痛斥自己名字带有“封资修”的浓重气息,所以,她要和这个名字决裂,她决心革命到底,以后就叫“苏革命”了。

“嘻嘻,叫‘苏造反’不更好了?”当时,我们班里就有人私下取笑过。取笑的人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狗崽子”,我们岂敢!

后来有关她的消息又陆陆续续地传到我耳中,剃老师的阴阳头啦、打“狗崽子”啦……反正,听到的有关她的种种行径,我是怎么也不能和那位五官秀丽、向我索要美女画的女孩儿对上号,但我相信,迷信的狂热会改变人们的性情。

“苏政委,你们从哪里来?”楞小子问。

“北京呗,你们呢?”

“也是北京。本来,我们是要去参加北京联动的,但他们不收。”

“为什么?”

“因为,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爸爸级别不够格,够不上中央高干的份。其实,我爸爸是厅长,十二级呢!”

“哼,真小瞧人,那你们就回来好好干!”

“真的,我们抄家、打狗崽子,哪样没好好干过?我们学校老师的一个保姆,查出来是反动军官的小老婆,我们还灌肥皂水给她喝,那老太婆口吐白沫沫,可真像个大螃蟹呢!哈哈哈!”

“你们还真这么干?”

“可不,‘老子反动儿混蛋’嘛!对反革命和狗崽子,就得动真格的,决不手软!”

我只觉得背上阵阵发凉,刚才的春风得意,早已丢到了“爪哇国”里。怎么就会碰到这几位凶神?还有这位“苏革命”同志。我真是后悔刚才出什么风头,万一他们认出我来,见到“狗崽子”混迹于“大串联”的队伍中,不会利索地把我从火车上推下去才怪!我情不自禁地又往角落里缩了缩,用“李铁梅”式的大围巾把脸包得只剩下两只眼睛,虽然晃动着的十五瓦灯泡给车厢里带来的只是一片混沌的黄光。

“轰隆轰隆轰隆”,车轮声依旧单调,这种单调这会儿给了我一种车轮转得出奇慢的感觉,仿佛永远转不到头似的。

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无心去细听灯下“红爷爷”“红奶奶”们侃些什么,间或,只有一两句话飘到我耳里。

  “我早看出来了,学校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所以,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两分。”那个楞小子说。

“我可都是五分!”是苏小丽颇为自得的声气。

  真不知过了多久,“轰”地一顿,火车停住了。好!这下子真到了!我松了口气,也庆幸这一路上没被苏小丽认出来。我匆匆抓起那篮年糕,背着灯光,往车厢门边挤。还好,他们正在收拾物件呢,没瞧见我。

   我急急冲出站门,往七路汽车站走去。还好,他们被我拉得远远的,没机会碰到我。

  “李其容!”猛的一叫。

  是苏小丽的声音!但我的脚步没停下,也没应声,装聋作哑罢!

  “李其容!”比前次更响了,随着又是一阵脚步声,我再也装不了了,只得停了下来,等待发落。

   却是一张笑脸。

  “瞧你走得多快,我差点撵不上!”

  我心里可直犯嘀咕:苏小丽冲我笑嘻嘻的,什么意思?

“李其容,瞧你这篮子挺沉,我俩一起提着到车站吧!“

“不,不,”我忙不迭地回绝:“我拎得动,拎得动。”

“逞什么能,你不是坐七路车吗?咱俩顺路,一块走!”

“别,别。我要搭一路电车,我自个儿走。”——敢情她还不晓得我父亲是右派,才对我这么热情。我还是躲着点吧,露了馅可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逃也似地往一路电车站跑去,这可真是“南辕北辙“。

  撇下发愣不解、呆呆站着的她。

1980年代初,我在浙江美术学院资料室又碰到苏小丽,这时她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某副教授的夫人了,正陪同先生前来找资料。

  大家见了面,当然是感慨一番——十几年的岁月,都给彼此的面容上刻划出了痕迹。后来,她又说到,她曾把我在小学画的那些美女都挺钟爱地保留了很长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

  说到这儿,我冷丁地问了她一句:“小丽,那回大串联回杭州,在火车站分手你硬要替我拎包的时候,晓不晓得我是右派的女儿?”

“知道呀,我一直知道。”

我默然。看来,就是在史无前例的那会儿,阶级情还是没有完全替代掉人情。


本文选自刘涛主编《大串连》,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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