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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qiangqiang 2020-06-09 23:42

王缉宪:50年前的后浪


作者简介:王缉宪,1954年北京出生,人民大学计统系生产布局专业78级本科、香港大学地理学硕士,多伦多大学地理学博士。在香港大学任教24年,香港大学地理系前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港口城市的演变及运输枢纽地理。被世界银行和上海、香港、广州、珠海等城市及研究机构聘为专家顾问。参与超过40个国内外港口、机场及港口城市、城市群规划战略研究项目咨询。著有《中国港口城市的互动与发展》《世界级枢纽:香港的对外交通》等。

青春

1970年6月24日,一辆北京当时不常见的方头交通牌卡车,停到了海淀中学门内。我和其他一共三十个初中毕业的同学,连行李带人,一起上了这辆货车。货车经过颐和园北宫门,沿着京密引水渠向西北,半个小时就把我们拉到西六里屯砖瓦厂。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不到16岁的我日后八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摄于1963年的全家福。前排左起:母亲夏蔚霞、父亲王力、王缉宪。后排左起:王缉惠、王缉慈、王缉志、王缉思

在此前一个月,我们正在农场“学农”时,突然提前回到学校。说是要提前“分配”了。我1968年1月被分配到海淀中学念初中,两年多里,数学学到一元二次方程,生理卫生课学如何针灸,我用妈妈做“白老鼠”;英语是一个学俄语的老师教;上地理课,唯一记住的,是那位山东口音老师用粉笔写完黑板后,回身开始讲课时,总要先用两个手腕提一提因写黑板而掉低的裤腰。历史老师是个福建人,口音更重,我听不太懂,但很努力地关注,他其他方面没办法引起任何人注意:他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因为他买了两件,挂在自己住校的宿舍墙上,每天早上起身时,看哪件干净就穿哪件,从来不洗,直到两件都太脏,就再买两件。

我们毕业后去哪儿,属于“被分配”,没得选,但总体感觉是幸运的。毕竟,之前几届都没能留在北京:66-68届(即所谓“老三届”)多去了陕西、山西和内蒙;69届初中毕业的,多去了黑龙江和云南。因为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分配”,不是考的,所以,我们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从幼儿园直到中学都在一起。我和一起长大的北大教授的孩子看法一致: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一条出路——去最苦的地方。虽然我们去了砖瓦厂之后,发现有同班同学分配到北大校办厂工作,甚至就在我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北阁或我读书的北大附小,但我们并不羡慕他们,因为我们不配。

交通牌卡车直接把我拉到我工作的“三连”宿舍。那时,车间不叫车间,叫连队。我即将上班的地方是三连。我入住的宿舍是离开车间只有几十米的两排平房中最大的一间。里面有十张床,头顶头,脚对脚,一张挨着一张,沿着墙绕房间排了一圈。每个人除了床底下的空间可以放东西,就是在墙上钉钉,挂衣服。有些来得久的,墙上还有架子,可以放水杯、小镜子、相框什么的。屋子中间,有两张有抽屉的桌子和几把椅子,谁可以有抽屉,谁可以用椅子,我从来没有弄清楚过。屋子中间还有一个地方,是留给冬天放取暖煤炉子的。

第二天,支部书记带我们参观了车间。它是制造湿瓦胚的一条流水线:在机房的后面,是一个庞大的土坨。过去几年从窑坑里采掘出来的土,经过自然风化,“土性”变得比较温和,制胚不易干裂。几个工人一锹一锹、一车一车地把土运到机房的一个入口。每个工人都很壮,也都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其中一个跟我打了声招呼,他是前一年清华附中毕业的,后来我们成了工厂乒乓球队的挚友。多年后,他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另一个弯着腰用耙子向输送带配土的老工人,瘦高,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高,因为从我到工厂到我离开,从没有见到他的腰和腿都直起来的时候。他退休回老家后一年就去世了。大家猜,他没法适应不用天天干活的日子。

这位老工人耙进搅拌机的土,经输送带被送进一个挤出机。瓦胚像牙膏一样被挤出来,切割成一块块的,承托到木板上。几个女工将它们码放到小推车上,每车三十块。然后,推小车的工人将它们一车车推送到外面大约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一行行码放起来。风干一周后,将瓦胚抽出另外放置,再陆续拉去窑洞焙烧成瓦。那些瓦板再由推车工拉回车间流水线,循环往复。

我后来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推小车的工人,每车200多斤重的瓦胚要搬到架上,每小时平均六个来回,每个来回走100-250米,每天走8小时,大约6-10公里,或者按照我们今天手机“微信运动”的算法,就是每天走9000到15000步,每年从三月中走到十月底,我走了整整六年。

在正式上班之前,这个工厂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不像我想象中的工厂。它坐落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旁,没有高大的厂房,不仅大多数工人没有什么技术,甚至有的是文盲。在这里,工人其实是半机械化,随着机器的节奏,干着机器一时还不能干的工作。砖瓦厂这部分工作,不需要多少技术和知识,靠的就是体力。很像个球员,老了就不行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解放前深受资本家剥削”的老工人。

在这个厂当工人,一开始有两点比其他工厂的工人待遇更高。一个是粮食定量,另一个是收入。粮食定量即一个月可拿到的粮票,夏天推小车是53斤,冬天挖土是57斤。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北京一般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每月粮食定量是26-32斤,而我在清华舢板队的姐姐,36斤。定量高的原因很简单,体力活靠吃才能干下来。我不仅吃得多,还比上山下乡的哥哥姐姐们,吃得好多了。食堂必须好,也必须干净,这是整个工厂非常关键的环节。

至于收入,在其他工厂当个钳工、车工什么的,都要学徒,16元月工资起步。我不用学徒,进厂就是“一级壮工”,日工资一块三;第二年开始,就是二级壮工,每天一块五,就是三个“五毛”。一个月25天半工作日,38.25元,再也没变过。38元一个月,什么概念?当时我每个月吃掉24元,买一双北京著名的“懒汉鞋”4.22元,要想买辆自行车,就得省吃俭用攒一阵子钱了——183元,还得巴结领导,否则拿不到“购车券”。不过,因为收入低和开销少,而且当时没有彩电,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所以生活简单。再说,一天上班下来,16岁的我累得够呛,没有什么兴致做业余活动,先活过来再说。

既然收入和技术差别不大,这里“人以类聚”,也就奇特地分成了三类:老工人、合同工和“学生”,在这个600人的厂子里,这三类人约各占三分之一。

所谓老工人,其实并不老,只是来得早。他们平均年龄大约33岁,女的老工人最小的28岁,男的平均年龄稍大,也就大概36岁。他们来时也是十七八岁,已在这里工作超过十年。老工人与“学生”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程度”。大多数女老工人都不识字,但已有了几个孩子。男的多数最多上过小学。他们是在这里刚完成劳改犯工厂的使命时,即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从河北和山东被招来当北京工人的。虽然不过十几年,不少人身上已落下各种慢性职业病,比如关节炎、胃病、肝炎、腰肌劳损、静脉曲张等,我们的到来,已经让他们提前变成“前浪”。

“学生”,有两批。一批是我这一届从三个学校招来的九十几个初中毕业生,还有一批是上一年来的近九十个“老三届”的人,加在一起成了180人的一个群体。这三个群体的身份识别,除了来源地,最主要就是口音。讲北京话的一定是学生,而有唐县或三河口音的一定是合同工,剩下有任何其他口音的都是老工人。我们整个车间只有两个例外,就是1964年高中毕业,因家庭出身不被大学录取而来到这里的两位“老工人”。

“合同工”则是两三年签约一次的那种,从河北唐县和三河等地招来。连一张饭票值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不是一个两个,但干起力气活来,个个都是好手。特别是,到了冬季,男劳力都要到抽干了水的窑坑挖土,我这样的“学生”都希望可以与一个“合同工”搭伴,他们挖一铁锹土,顶我们一锹半,两人负责装满一个“轱辘马”(即在铁轨上用电动钢缆拉上放下的矿车)的土,有一个合同工配合,总能比别人先装满,换来多一分钟的休息。

在那个年代,那个工厂,所有人都没有“钱途”:壮工只分三级——一天一块三、一块五或一块八。一块五还是一块八,是看你干的活有多重而分。绝大多数人也都没有“前途”——除非你百里挑一,被选中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们这200个“学生”中,还真有一个,他是人大附中来的高中生,工作好,人品好,身体好,出身好,还是少数民族。当然,对于我这种“坏”出身的,这种机会属于不可能事件。我看到的那些有各种伤病的“前浪”,就是十几年后的我。

这里基本上没有技术进步。增产,靠的是延长工作时间。比如,如果晚上八点半全国新闻联播中传出一个XX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我们本来应该凌晨2点下夜班,就要干到早上6点,即下一班来上班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我们人人面无血色。我呢,就算拖着两条几乎走不了路的腿,也要骑自行车赶到食堂,吃一块刚炸出来又香又脆的油饼,然后洗个澡,回房间倒在床上一分钟就睡着了。每每我们这么做,都是属于以增产向党向祖国或向什么活动献礼,不论一年有几次,都不会得到额外加班费。大多数人也不会把这种加班活动与收入连在一起。


信念

支撑着我,多累都能熬过来的,除了无限的青春以外,还有信念。我在三车间当过几年班长,管理三十来号人。这逼着我学会了解别人的想法,学会调动他人的积极性。信念,在我理解,就是一个人的想法里,那种不假思索就会不断坚持的东西。而每个人的信念都可能不一样。

在社会底层,其实不少人的信念很简单。一次,我班上一个合同工无论如何不肯上班,吓唬他说要记旷工也没用,我完全无法理解。但他一个老乡几句话就说服了他。事后我问,到底什么状况,这位老乡告诉我,因为有领导表扬了一个他认为不如自己的另一位老乡,而没有同时表扬他。而他坚信,自己永远在任何一方面都比那位老乡强,所以觉得不公,不上班就要讨个公道。

我不能理解这种思维逻辑以及背后的信念。我的信念和背后的逻辑,可能也一样简单,也不被人理解。

我还在读初中时,我大姐叮嘱我的话,就是我的信念:“我们出身不好,只有样样事情上都加倍努力。”出身不好,是因父亲在六六年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住在北大的劳改大院,每周拉出来批斗。数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到砖瓦厂当工人时,“老工人”们从八卦的车间领导那里知道,我父亲的工资是他们的数倍,工人的思维很简单,他们不明白也不理会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只知道,能人才可能拿到高薪水。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我努力工作的动力。我的信念他们一样不曾理解。

努力成为工人阶级一份子,不是靠多卖力干活就行。要跟大家同心同德言行一致,那时叫“要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我做到了。我可以像他们一样骂人,什么脏字都说得出来的那种;我会和他们一起,盼望“天上不管什么云,地上总是雨淋淋”,因为这样的天,根本不能开工,我们就歇了;和他们一起,在每天八小时工作外的一小时政治学习时间里,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负责读报,我不光挑着读,还跳着读,只读我觉得有意思的段落,反正也没有人在听;而其他人,有织毛衣的,有把乡下带来的烟叶搓成碎末、自制“手卷”的,当然,还有打情骂俏、动手动脚的。学习一结束,该洗衣服的洗衣服,该吃饭的吃饭,该打牌的打牌,又是一天。简单,质朴,有什么说什么,坦荡荡活在一个没有人关注的世界。除了领导和想当领导的,没有人需要撒谎。大多数人也不会撒谎,要脸红的。

这样过下去,对我而言,如果说还有什么不适应,就是每个周末回到北大父母的家里。那是另一个世界。有一次晚饭桌旁,我不小心,说出了半句脏话,好在收住了,母亲耳朵不好,父亲对北方的脏字大概不那么敏感,混过去了。我并不知道我的父母对我越来越“工人”有没有感觉。只是记得,我第一次拿到工资,买了一瓶“玫瑰香红葡萄酒”给父亲。母亲很激动,也是晚饭桌旁,眼泪在眼眶里转,说了一句:“你最小的儿子也挣钱了,知道孝敬你了。”



身份

前文说到,工厂和家是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实际距离,其实只有15公里。夏天,这距离骑车45分钟肯定到,早晨五点出发六点上班,凉快。到了冬天,这条路就是北京西北风的源风口。凌晨的风,像刀割。用我一个海淀中学一起进厂的工友的话说,骑到西北旺,就对得起那一天的一块五了。坐公共汽车就更难,不仅因为班次少要更早出门,而且下了车还要在寒风中走半小时才能到。但就算这样,我们这些“学生”,大部分还是每个周末都回家。那些老工人有时会问一句,“你周末回北京了吗?”

的确,那里的老工人和合同工们,只有少数到过他们口中的“北京”。就算到过,也是像今天的后浪到过拉美或非洲那种,一辈子去过一两次,然后说上无数次。他们不会像我们“学生”穿双回力牌球鞋(相当于今天用上了“爱疯”手机)。有钱就要攒下。对合同工而言,第一件事是回老家娶个媳妇,然后带回来,让老工人教教怎么能生个儿子。

我不是他们。那我是谁?这不是个哲学问题,是个身份认同问题。有一次,我作为厂里跟着那辆交通牌卡车拉货的搬运工“上北京”拉水泥,从仓库把25公斤一袋的水泥一袋一袋扛到车上,漏出来的干粉混着汗,都硬化在脖子上、衣服上。就这个样子,我们几个搬运工进了个小饭馆饱吃了一顿炒饼(因为出外勤有五毛钱伙食补贴,所以吃完8两炒饼还有钱找),然后大摇大摆走进了旁边的百货商场。当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所有的人都躲着我们这几个不知哪个地洞钻出来的水泥人。我呢,真正地感受着做工人的滋味,在社会上。

在工厂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从一开始,我就是一名“可教育好的子女”(1968年12月26日某中央文件所规定的九类人的子女,后来范围不断扩大,把我扩了进去)。所以,我可以做“民兵”,但不能做“基干民兵”,即我不可以摸到枪;我可以被吸收入团,但不可以做团干部。总之,我的“身份天花板”比别人低很多。因此,政治,对我而言,不论国家大事,还是身边大事,最后对我的影响总和别人不一样。

当然,在这个厂里,我不是唯一这种情况的。类似的包括另外四个与我从幼儿园一起长大的发小。工余,他们有的自学英语,有的自学美术,有的自学数学。不过那时,机会不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是留给有背景和关系的人。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切才改变。我1978年夏天考进了人民大学。我们厂77、78两届考走了13个人,是整个北京建材系统考上大学最多的,包括我们五个发小。

异化

往事如烟。半个世纪虽对我是弹指一挥间,但现在16-24岁的后浪,多数已难以体会我那个年龄段的往事,他们能随着我的笔读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毕竟社会变化太大。

我如此努力地回忆往事,是因为不久前得知,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傅去世了。她今年80高龄,是因为用了10年的美国制造的心脏起搏器电池失效,无法更换又不能手术而离去的。悲伤的我觉得这样一种数着自己最后的日子而离开的方式太唏嘘;乐观的我却发现,因为到位的医保和全球化带来的先进设备让她享受多十年的退休生活,证明着社会的长足进步。

50年巨变,带给今天“后浪”与当年“后浪”的最大不同,是信息流动的方式和范围。今天的00后,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能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抖音视频给他人传播信息。做得出彩的,不论因为什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吸引上万、上百万关注或转发。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后浪”不可想象的。

我前文提到的所有人,从我的发小到砖瓦厂的工友和师傅们,在今天的信息海洋中,基本上处在三个层次。第一种,是那些已退休多年、不识字的老工人,他们根本不会用智能手机。世界停留在电视时代,他们已经在高速信息的海洋之外。第二种,是大多数退休的当年的“学生”,他们每天在手机上发一发开心的动图或照片,不过,他们的微信群和他们居住的小区一样,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圈外信息无论真伪,基本上是单向进入的,他们大多不向社会发放信息。就像生活在一个远离大海的地方,信息海洋的水,就像风云带来的雨滴,落到他们的房顶。第三种,就是像我这样的极少数,仍在关注世界最新的演变,随着信息海洋的水流来流去,努力分辨各种浪起浪落,以及原因和趋势,时不时还在水里冒个泡。

而今天的“后浪”,却是有机会在信息海洋中冲浪前进。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瞬间“网红”,但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比如这个六一儿童节期间,一个小学组织孩子做古典画的cosplay,突然红遍全国。不过,不要忘了一个事实:2018年《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则关于2006-2013年在“推特”上传播的真假新闻的比较研究,结果是假消息(disinformation)的传播速度是真信息的6倍!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其中,人们更倾向相信自己希望发生和看到的情况、查证真相困难、有机构刻意为政治目的或商业动机传播假新闻,是三个重要原因。

在我还是“后浪”的1970年代,这些原因一样存在。不过,不论真假消息,口耳相传总是很慢,而且可以消失于无形。记得当年有人教我,如果有人追查,你关于XX的消息是哪来的,你就说是在如厕时,听隔壁女厕所传过来的。但今天,消息不论真假,都在你的手机上,在数字社交圈中。更重要的是,你发的信息可能到达一些你既不认识,也可能永远不知道的人群,并永久地记录在网络某处!年轻的“后浪”们,你们在享受冲浪的时候,真的想过这一切吗?

而作为个体,一些年轻的“后浪”,更会充分利用高科技,获取自己的利益。网上带货难道不比地摊经济覆盖面更广?但你确定,在实现“财务自由”的过程中,不会想要在网上或地摊上发布虚假信息,而获得更高的青睐和回报?

从某种意义上,我感觉,信息科技的进步已走在人类价值观体系和治理制度的前面。正如演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他2012年的著作《群的征服》(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中所总结,今天的社会存在是一个以“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类似神一样的技术”的奇异组合。

谈及情感,不论我当年工厂的同事那种对“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的感慨,还是今天我年轻朋友那种对纯真人间感情的向往,都似乎与那“类似神一样的技术”关系不大。科技甚至可能起负面作用,减少亲人在一起的机会,并弱化其重要性。而各种社会制度,中国的、美国的、北欧的、东亚的,似乎都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事实可能是,神一样的技术,会拐带它们到自己目前并不知道的地方。

网上近来讨论的“前浪”“后浪”,说的是人的代际关系。而AlphaGo Zero 超越它的前两代,只用了几小时。会不会有一天,你的手机弹出一条信息,嘲笑人类,谈论自己的“前浪”“后浪”是很过时的事?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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