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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薇 2020-07-22 00:47

徐小棣:造假轶事


我说不清的是,规则一旦紊乱,人们是该选择利益还是操守?是动荡的社会和无常的秩序造就了我们,还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我们败坏了风气?

诚实曾经是我们崇尚的品德,可是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开始选择造假和欺骗。

1969年我去内蒙古边疆时,“组织”承诺的是“每年有12天探亲假”,不过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是:“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每年有12天探亲假”在1970年的某天忽然变为“3年后每年有12天探亲假”。加强战备、反修防修需要那样,谁都无话可说。改变规定的文件宣布后,“父病危,速回”、“母病危,速回”的电报就与日俱增,其中的水分不言而喻,大家心知肚明却都大言不惭起来。

“红色公主”肖力一张“大字报”强加给赵易亚将军莫须有的罪名,将军温馨的家便在1968年某天顷刻坍塌。1972年夏天,已家徒四壁的将军之女小冬从插队的地方——遥远的呼伦贝尔回到北京,被专案组告之母亲在一年前由于精神分裂死于北京半步桥狱中,衣物都撕毁,什么遗物也没有。将军仍关押在秦城监狱。

小冬为食宿四处游击,有时就住在我家。聊天时她给我讲了使用假火车票的事。在生活异常艰苦的呼伦贝尔,知青收入太低,又不享受探亲假,落难的干部子女断绝了经济后盾,使用假火车票乘车就被默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假火车票是经过涂改的过期车票或改变了到站地点的车票。小冬推荐了一位叫王XX的造假技术高手,住在和平里一区,母亲是“文革”初著名的“赤帮分子”。王X有些自制工具和药水,能做各种巧妙的涂改,,他无偿满足朋友改票造假的需求,也为别人涂改的假票把关,王X看不出破绽的假票就一定不会有麻烦了。

小冬在京处理完她的事就弄了张假票回呼伦贝尔,王X过目把关让她放心。在齐齐哈尔,小冬给我们来了电文“平安”的电报,到达后又来信细说了乘警验票那一刻她心惊胆战的感受。使用假票回去不久,她被提拔为莫里达瓦旗的共青团团委书记。我们认为假电报、假车票顺理成章,哪怕是堂堂的团委书记,说起这些都非常公开,谁也不觉得羞耻。

1974年开始,军队干部子女陆续参军,改变了知青身份,掌握实权的干部也纷纷把孩子调离农村、边疆。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中,也悄悄渗进了私下的交易,没有门路的人忽然意识到得为自己的权益抗争,造假一时间成为更加天经地义的事。

我所在的团有一位“大侠”,他自己早就办好了“病退”回北京的合法手续,却乐意留守在8连马号那狗窝似的宿舍里,迟迟不回北京,专门帮助搞不到诊断书的倒霉蛋儿。我当时不开窍儿,明知同学们得的五花八门的病是假的,可站在大夫面前仍然“主诉”不出要命的病情。已经“病退”回北京的一个好友就写信把我托付给了大侠。

那一天我去拜见大侠。宿舍里光线昏暗,他披着破棉衣蜷缩在床铺的一角,我捏着好友的“介绍信”吃力地说明来意,他瞟了我一眼,信都不看就答应次日陪我去乌拉特前旗师部医院看病。我说着“谢谢”诺诺告退,大侠就倒下继续睡觉了。

次日我才看清大侠,他是个清瘦的大高个儿,长发遮住半边脸,表情冷漠,脸色苍白,带点痞气,和与我常常来往的同学气质很不同。去乌拉特前旗我们一路坐车一路沉默,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到了乌拉特前旗,他带我直奔一片家属住宅区。“记着,你不理亏,这也不是求人。”在敲门前他这么教导了我一下。

他轻车熟路地叫门,称开门的中年妇女“云大夫”。云大夫开门后还在分辩来人,大侠已经盘腿坐在了铺着毛毡的热炕上。云大夫脸色很难看,不像和大侠有什么交情。我尴尬地站在一旁。

大侠自己点了支烟悠悠地吸起来。吐了几口烟雾,他脸色阴沉沉地开门见山:“云大夫,她是我妹妹,得了高血压,肾性的,您给看看。”不穿白大衣的云大夫看上去像是河套的农村妇女,但是她确实是大夫,拉开小抽屉就有盖好章的诊断书。她厌恶地看了大侠一眼,没有二话,问了我的姓名,提笔就开了“肾性高血压”的诊断书。我发愁一年多的事瞬间有了进展。

拿到诊断书,大侠马上告退。我拙笨地把15斤粉尘(极细的河套白面粉)放在云大夫的桌子上。粉尘装在一个我用旧衣服拼的小口袋里,像个可怜巴巴的小枕头。云大夫只当没有看见它,又给了我一张空白化验单,对我说,诊断书必须与一个当天的化验结果匹配才有意义。大侠听见了就讽刺:“您不帮人帮到底了?”云大夫正要解释,大侠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她的小院。

当日的化验结果到哪去弄?大侠带我在家属转了两圈,一时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来到医院化验室前,在长椅上坐着。我想和大侠聊天消愁,他昏昏欲睡不给我机会。我问:“我留尿吗?”他翻了翻眼皮简练地说:“真病?”两个字让我无地自容,只好又老实坐着。

化验室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在我们面前经过。有个穿白大衣的知青衣袂飘飘地经过时,大侠忽然睁开半闭的眼睛起身拦住他,阴阳怪气地问:“哥们儿,你过得还滋润吧?”那化验员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大侠把我的化验单递过去:“你看,她得的肾性高血压。”化验员看了大侠一眼说:“留尿!”大侠冷笑:“是吗?我怎么听说没这规矩!”化验员迟疑着不接化验单,身材高大的大侠逼近他严厉地压低声音说:“哥位儿帮忙!”

不附尿样的化验单进了化验室,递出来时,各项指标都高得可怕,一个假的化验单原来是这样来的。我不禁问:“你怎么都办者成?”大侠冷冷地说:“我不理亏。”

大侠的脸色、语气、目光确实不一般,我觉得他看透了什么,他俯瞰着我难以断然抛弃的正派和斯文。我又问:“我怎么谢你?”他回答:“别傻,别把下面的事(手续)办砸。”这是在鼓励我设法伪造日期为1969年9月以前的病史材料,写好不适应内蒙古高原生活的“病退”申请报告。

我“病退”的所有假材料终于一应俱全。报送北京方面等待批准时,竟遇到了意外的障碍。我妈妈去世几年了,北京知青办公室知道我在京没有法定抚养人的事。批准我回京就意味着街道办事处要多一个社会救济的对象。他们向我办理“病退”的代理人——我的好朋友说明,将会由于这一点拒绝批准我回北京。

我的好朋友一听就急了:“你们这样可没有道理,她也是北京知青!”她忽然急中生智:“她是我未来的嫂子,我哥哥的未婚妻,她回来就结婚,不用救济!”知青办公室的干部笑了:“空口无凭不行,你哥哥的单位得出证明,你哥哥也得写保证书”。,

好朋友的哥哥是工艺美院毕业的玩具设计师,当时确实还没有未婚妻。好朋友把事情和她家里说了,当即口授保证书,让玩具设计师笔录。她的爸爸妈妈面面相觑,问:“是真的未婚妻不是”,好朋友干脆地回答:“假的,不必你们真管!”玩具设计师在任性的妹妹面前无可奈何地写好保证书,保证在“未婚妻”被安排工作前,生活和医疗他有能力负责。次日他的工会主席签署了“情况属实”的字样,又加盖了工作单位的公章。有了这份材料备案,我才在1977年底以患“肾性高血压”和“高度近视1300度”的名义“病退”回到北京。

制造和使用过假电报、假车票、假诊断书、假材料的小冬,王X、大侠、云大夫、化验员、好友、玩具设计师和我不计其数,正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已经从满头青丝变得两鬓苍苍。那个时代塑了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我们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我们是受益了还是受害了?

社会已经由于失去诚信而乌烟瘴气,让人追悔莫及。当我看见过街地道肮脏的墙壁上制造假证件的联系电话,当兜售假发票的贩子迎面而来,有时我会刻薄地问自己,造假行为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我教育为逃避责罚而伪造家长签字的学生,当我为自己的孩子涂改分数而疾言厉色,有时我会由于突然怀疑自己的资格而黯然神伤;当我踌躇不决地在柜台前艰难地分辨真伪,或为买了假货而痛心疾首时,有时我又明白造假的国民只配生活在假货充斥的国度。

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自有法则,人类社会更是如此。道德或许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我说不清是,规则一旦紊乱,人们是该选择利益还是操守?是动荡的社会和无常的秩序造就了我们,还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我们败坏了风气?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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