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筱薇 |
2020-08-15 12:17 |
姜和平： 革命左派徐叔叔—文革点滴记忆之一 (徐非光)
徐叔叔名叫徐非光，和我们住邻居。他文革前是教育部政治教育司的处长。教育部大院里人差不多都知道，徐叔叔是红小鬼出身。他虽然没上过多少学，但是理论水平特高，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特深。他中等个，戴眼镜，长相颇似张春桥。文革中，他在教育部成了有名的“坚定的革命左派”。这是因为1966年6月初，文革刚开始，徐叔叔是率先揭发批判高教部长蒋南翔的五大反蒋英雄之一。他是这五大左派中唯一的处级干部，另外四位赵秀山、肖克杰、韩保虎、张君实都是司局级。徐叔叔因此受到对立派的攻击，被安上“反革命黑手”、“政治扒手”和“跳梁小丑”等罪名。他为此挨了不少斗，也挨了拳打脚踢。在斗争会上，尽管徐叔叔被反扭双臂坐“喷气式”，两手还被泼上了墨汁，还在挣扎着顽强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左派归左派，徐叔叔对院里我们这些小孩儿很和蔼。他说话又风趣又有水平，小孩们都挺喜欢他。文革前夕，我得到过一次徐叔叔的教诲。那是1966年5月，阳光明媚的一天。我在朋友小宁家玩抓羊拐。正玩得高兴，和小宁爸爸谈论国家大事的徐叔叔走过来，笑盈盈地和我们打招呼，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们说。
徐叔叔先给我们讲当前形势。他说，现在我们正在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吗？”徐叔叔开导式地提问。我们张口结舌说不上来。
“因为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就会变修！”徐叔叔严肃地说。
“咱们国家变修会是什么样啊？”我们问。
“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象你、我，咱们都得人头落地！”徐叔叔异常严峻。我们感到形势如此严重。
“我们要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燕山夜话》。他们借着写杂文来反党，多恶毒！” 徐叔叔拿过最近的一期《中国少年报》，诲人不倦地启发，“你们看，这篇文章写得多好，‘批判吴晗为《我和姐姐争冠军》写的序言’。你们虽然年纪小，也应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革命大批判，长大才能接无产阶级的班。”
《我和姐姐争冠军》是北京市少年优秀作文选第二集，是我最喜欢看的书之一。 “那我们怎么参加革命大批判呀？”我们迫不及待地问。
“你们来看，《今天我喂鸡》少年作文选第一集的序言也是吴晗写的，现在还没人批。如果你们写篇批判稿，你们就是打头炮、抢头功啰！”
徐叔叔一番话，激励得我们亢奋无比。“好！我们长大了要接无产阶级的班。我们现在就要反修防修，批判吴晗。”我们坚决地表示。
“你们看看，能看出吴晗这里放什么毒吗？”徐叔叔拿出一本早已准备好的《今天我喂鸡》，循循善诱地继续引导。
我仔细读了两遍吴晗为《今天我喂鸡》写的序言，说，“看不出来有什么毒哇。”
“这就需要政治嗅觉灵敏，才能识别香花和毒草。”徐叔叔说。
“怎么才能把政治嗅觉弄得灵一点儿呢？”我们都有点急了。
“看看吴晗写的这句话：‘从这些小作者中，将来会出现作家、画家、工程师……’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这不是鼓励你们长大以后成名成家吗？他怎么不让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呢！他怎么没说让你们长大当工农兵呢！这就是毒害少年儿童嘛！吴晗写的这个序言是一棵大毒草！你们应该写一篇批判稿，投给少年报，用实际行动参加文化大革命。”徐叔叔口气坚定地鼓励着我们。
我顿时感到天降大任。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彻底批判《今天我喂鸡》的序言”。徐叔叔说，“要想把他批倒、批臭，就一定要点出吴晗的名字来”。他建议加个副标题“少先队员要坚决和吴晗作斗争。”我按照徐叔叔的指点郑重其事地写了一篇大批判，比平时做作业都更加认真。这是生平第一次写批判稿。寄给少年报社后，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
十二年后的1978年，我上大学后又见到了徐叔叔，他风采依旧。
我问，“您现在还在教育部工作吗？”
徐说，“不，我在文化部政研室工作，负责起草文化部的重要文件。”
“那您工作很忙吧？”我问。
“忙啊！十年动乱，积重难返啊！”徐叔叔语气十分沉重。
“您见过文化部长王蒙吗？”我又问。
“文化部长何止见过，很熟哇！我们的办公室就是里外间嘛。”徐叔叔以自豪的口吻回答。
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文革前夕徐叔叔给我们的这次绝妙教育，他不仅教我们文革式大批判，而且教我们政治投机。
写于2006年3月22日，文革四十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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