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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裙中 2020-10-24 11:25

谢庆 战场在哪里?

战场在哪里?



1967年7、8月份,江青等人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文革”的斗争矛头开始指向军队,一些“造反派”弄到了武器,对立的群众组织已不是“拿起笔作刀枪”,而是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我们军队院校自然是有军械库的。当时造反派动用了武器,一些头头配上了枪。我们这些所谓“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当然得不到武器,大部分学员不愿在别人的枪口下度日,纷纷离开了学院。我虽然还在学院里“坚持斗争”,但也不得不转入“地下”,不敢公开露面。

一天,我和同学小沈发牢骚:“文化大革命,居然变成了‘武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过去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死了算是革命烈士;现在被人打死,算是什么?”小沈苦笑了一声说:“算你倒霉。”

确实,自从“文革”以来,学院里已经有好几位干部和教员因为受不了批斗和体罚而自杀。还有一位年轻的勤务员小孙,不知怎么得罪了“造反派”,被关在屋里,打得浑身是伤,终于熬不住而自杀。由于他是个孤儿,很久没有人来料理他的后事。

我对小沈说:“我们是军人,不能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耗费生命,要死不如死在战场上!”“可是,战场在哪儿啊?”小沈问道。“在越南!”我脱口而出,“对!到越南去!”小沈兴奋地站起来,他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往往也爱想入非非。当时正值我国出兵越南、“抗美援越”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学外语的人才肯定能用上。于是,我们开始进行周密的计划,准备一个月后动身,入越参战的路线选择在广西“友谊关”。

可是不巧,总参第一届“学习毛著积极份子代表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总参军院校也要选派代表列席,我被选上了,赴越计划只得推迟。大会开始后,我等到接受毛主席接见后就请假离开了北京,直接赶往杭州与等候在那里的小沈汇合。

我们搭上了开往广西凭祥市的火车,然后又转车到达了“友谊关”。“友谊关”坐落在中越边境上的一个小镇,当时整个小镇都成为了总后的一个兵站。“友谊关”处于军事区,戒备很严,如果我们不穿军装、或不带证件,是很难进去的。

我们一到兵站,就找到了兵站的负责人于主任。他是一位很本份的军人,四十岁左右,显然不像我们那样充满浪漫激情。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希望能安排我们到前线去参战,也可以应用外语为军队服务。他默默地听完我的陈述,十分谨慎地说:“你们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你们要求参战是好的,外语人员也是需要的,不过我要向总参汇报一下,请你们在兵站招待所先住下,等待我的通知。”我们一看有门儿,一个劲儿地向他表示感谢。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现在有些红卫兵偷越边境,跑到越南去参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问题,你们是军人,还是要服从指挥。”

我们在小镇上一边等待、一边“体验生活”。这里完全没有内地那种“文革”的混乱局面,没有大字报,没有大批判。镇上充满了前线的战争气氛,军车满载着军用物资驶往前线。在小街上,到处可以见到越南军人在与当地军民交谈,广西的当地语言与越语相近,可以相互交流。镇上甚至也没有商店,似乎实行着供给制,我们在招待所吃饭也不交费。唯一可以买的是香蕉等一些水果,很甜、也很便宜。

镇上的小邮局总是挤满了人,大部分都是军人。我看到柜台上放着一个印章供人使用,拿起来一看,是“烈士遗物”四个字。原来,我们的战士牺牲了,就是从这里把遗物寄回家的,而他们却长眠在中越边境的山岗上。据说一个战士牺牲后,家属只能领到两、三千元的抚恤金,与我后来复员时领到的安置费差不多。

我们来到“友谊关”城楼,边防战士开始不让我们出关,我拿出照相机说,我们就要出国参战了,说不定回不来了,让我们留个纪念吧!战士看我说的真切,终于让我们走出关门,并站在“友谊关”之外留了个影。望着关外的越南山川,战士说前面就是“谅山”,那里就是战区。

终于,总参的电话来了。当我拿起听筒时,一个干部毫不客气地训斥到:“你们不要胡闹!就地等待学院派人来领你们,回校继续参加运动!”放下电话,我对小沈说:我们要求上前线是“胡闹”,回去打“派仗”、打“内战”就不是胡闹?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友谊关”留下的照片也日渐模糊,然而边陲小镇的战争气氛和那枚“烈士遗物”印章却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尽管我的军旅生涯很短暂,但却有过一次“上前线”的经历,也不枉军人的天职了。


照片:我在“友谊关”  



2002年10月20日


http://www.xiaolaotou.com/new/vietna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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