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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2020-11-05 08:04

蔡晓鹏:我的农民与工人生涯


蔡晓鹏,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后调农口,杜润生门下弟子,曾任职中央农研室、农业部。现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原题

布 衣 春 秋

(节选)

作者 | 蔡晓鹏


上山下乡

我是1968年12月26日那天离家,下乡插队的。那天是毛主席诞辰,大雪纷飞,奇寒。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先爬上合肥去裕溪口的煤车,再从裕溪口过江到芜湖坐客轮到上海。这比直接坐火车,可节约几块钱。冬天坐在煤车顶上,满头满身是雪花、煤灰,车停停开开,大约6、7个小时,又湿又冻又脏。到芜湖后,船票很难买。幸亏P派红卫兵领袖,安师大程正伟的夫人盛爱莲分在客轮公司当调度,帮我买到了三等仓的便宜票。候船期间,又在公司职工澡堂洗了个澡,喝碗热面条汤,才慢慢缓过来。

我下乡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和同学们一起,自由组合,到安徽指定农村插队;二是投亲靠友,回老家。我选择了回上海南汇的老家,这主要出于生计考量。老家的经济远比安徽发达,我要去的南汇县书院公社中久大队,又是上海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渔米之乡。而且,有奶奶、叔叔、姑姑等亲人照应,可解人生地不熟之困。

我本来有机会争取留城就业的名额,但要等待。那时我老妈和全院一百多个“牛鬼蛇神”被关进军代表和造反派私设的“劳改营”(牛棚),实行“群众专政”。他们都睡在水泥地上,冬天也只准铺层草;每天半天强迫劳动,半天批斗、写交待;每天伙食只限0·3元。他们的工资全停发了,每人每月只发10元生活费。那时候我妹妹蔡宁娜才8岁,老妈被关押后,我俩相依为命。

如果我下放,根据当时政策,则有换回我老妈临时照顾小妹的可能。我和驻院军代表和造反派,谈了多次,都被蛮横拒绝。后来我直接去找了市军管会主任郝一针。我说“要么放我妈回家,要么把我妹也关进去。不解决,我不下乡。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责任,谁负?”郝政委也认为,把9岁女童关“牛棚”太不人道,就帮了我一忙。双方谈判的妥协结果:“群众专政”不解除,但可早出晚归。我下乡前一天,终于被批准在“专政大队”监视下见老妈一面。老妈表面很平静地说:“你不要担心我,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你要听毛主席话,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下乡之日,也是我老妈回家之时。想到这一点,下乡再苦再累也值了。

我在老家插队一年后,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啥活都不会干的城里学生,磨练成能插秧、犁田、养猪、烧砖、拉纤、撑船、盖房子、捕鱼、挑重担的壮劳力。一开始,给我的工分和老人一样,每天只有6分,后来就长到和一等壮劳力一样,每天10分工。我们那里还有特等劳力,每天十二分,但这个级别只有几个最精壮的、且有技术特长的壮年农民可得。队里每月民主评议一次,大家根据每个人的表现,用不计名投票方式核定每人工分,程序算比较公平。

我们最苦的活,是到海塘挑芦苇捆,200多斤,草鞋粗布袜,在满地芦苇茬的泥浆滩地,不能停顿,一口气挑20多里。每走一步都眼冒金花,脚板被芦苇茬扎得奇痛无比。

最危险的活,是从土砖窑内挑出热砖来,再挑到船上。在窑内,脚下踩的是悬空结构的约20公分宽的桥板,两边是还在冒烟的红砖,闪下去非死即伤。出窑后再挑砖上船,桥板一头在岸上,一头在船上,一走一晃,稍不慎失足,落水还好,跌进船仓,也非死即伤。

最熬人的活,是冬天背船拉纤,从乡下到上海杨浦区的上钢五厂,一天拉几十里水路。真是餐风沐雪,饥肠辘辘。

不过江南水多鱼多虾多,我们队还有桃园,有捕鱼队、水泥加工场、塑胶加工厂。家里养羊、养鸡,有一分自留地种菜。队内分水蜜桃,折5分钱1斤计价;分的小黃鱼、梭子蟹,折2毛钱一斤计价。农民不爱吃机器粮,水稻脱壳,高粱、小麦磨面都是纯手工。因我们那里是全国产棉区,每人每年还可分到几斤棉花。妇女自己纺线、染纱、织布,或作新衣,或积存起来。嫁女儿时,谁陪嫁的老布匹数多,谁家就光彩。

我们那个村只有大队部可用柴油机自发电。村里没有井,没有自来水。家家门前有河渠,淘米、洗菜、涮马桶、洗衣服都在一条河里。河水是咸的,因靠海近有倒灌,水是海水和淡水的混合体。每家在河渠边有个小小石码头,妇女在河边用木棒捶洗衣服,极少用肥皂。家家厕所是口大粪缸,粪肥上交,可折工分。便后不用纸,用破布头,实在太脏了,就到河里涮涮再用。

那里可以说一切都很原生态,但不卫生。冬天海滨湿冷,但没有取暖习俗;夏天闷热、蚊蝇很多,蚊帐一定是必备的。海滩上长有一种刚草,发红,韧性好。人人都自己打草鞋,防滑透气,关键是不花钱。其实村里的妇女最辛苦,也最勤劳。她们干农活,管自留地,做全部家务,还带孩子,一有空就纺纱、织布。我奶奶80多了,也天天纺纱织布,这已成当地妇女们的生活习惯,谁都停不下来。

这里的民宅,都是砖瓦结构,独立住宅,一家家相隔很远。夏天相互串门,要远远就喊:“XX在家吗”?因老家风俗,已婚妇女夏天都不穿上衣,有外来人,才进屋暂避。当然关系非常熟悉的,也不回避。

我下乡头年,收获不小。先是入了团,政治上进步了一个台阶;年终分配,我出勤满工300多天,分了400多元。扣除实物支付,净分现金320元。算算收入比城里二级工还高。

我们的大队书记韩妙艮,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标兵,兼任南汇县委副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对我非常关照。他一回村,就找我去谈天聊地。韩书记是那种既能带头苦干,又能关注农民切身利益,作风踏实朴素、亲和力极强的带头人。他群众威信很高,有焦裕禄之风,是那个年代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当时是韩书记的主要笔杆子之一。他很有个性,总嫌县革委会的笔杆子们代写的报告稿“假大空”,不切实际。他的经验总结、演讲报告、大会指示,就常找我代笔。我出手快,又知己知彼,配合默契。他用我的提纲讲起来也很顺。那时候给领导代笔,好写又不好写。说好写,文风一律程式化的“穿靴戴帽、当中实货”;说不好写,是当中这一段既要有干货,有说服力,有领导个性,又要符合大形势,不出格。

我根据中久大队的实践经验,给韩书记定制了对外宣传的一个三十五字的纲目,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粮棉挂帅、科学种田、因地制宜、全面发展、按劳分配”。在各纲目下,内容随机变化;不同场合,可讲不同重点。在纲目框架内自由发挥,既生动丰富,又不出格。把握两条底线:讲政治,要理论联系合实际,言之有物;讲生产,要有科学依据,不出洋相。为写出各方面满意的提纲讲稿,我也是真下功夫,一头扎在基层走访、调研,搜集一手数据、事例;一头搜集并参照上海和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典型的宣传资料,还要阅读各类农业科普书籍,有机会再去各地先进农村考察参观一下。这一段代笔经验的积累,让我终生受用。

但我还是萌生了去意。动因之一是家乡亲友们对我太厚爱,奶奶、姑姑、叔叔们,老张罗要给我“盖新房、讨媳妇”。但我无心久留,恐负了亲人的好意。韩书记也希望我留下,暗示有机会可借调到县革委会写作班子。但考虑再三,我最后还是离开了。

转战太平

1971年春天,我转迁到安徽皖东滁县地区嘉山县石坝公社太平大队。滁县分两大片区:南片区条件较好,是当地的富区;北片区包括定远、凤阳、嘉山县,农业生产条件极差,是全省的贫困区。定远县是李克强的故乡。凤阳出了个朱元璋,十年九荒,以“大包干”发源地出名的小岗村,就在凤阳。“凤阳花鼓”是这一带有数百年传统的民间乞讨形式。嘉山县则是汪道涵的老家。滁县地区的大部,抗战时期属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的地盘,是离华中日军司令部和汪伪大本营——南京最近的中共抗日根据地。

石坝公社太平大队是嘉山最穷的大队之一,为省委书记宋佩璋亲自蹲点的重点帮扶点。宋佩璋不可能亲自蹲点,就钦点省红代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委员、团省委副书记、政治新星程正伟,挂职嘉山县革委会副主任,代表省革委会和他本人,率“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进驻太平大队。

红卫兵领袖出身的程正伟热情很高,决心很大,但不懂经济,更不懂农业,是其致命短板。他极富理想主义色彩,想组织一批上海知青,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路,把知青培养成为他在太平实现“改天换地”理想的突击力量。省里批准调给他50多名上海知青。我是老知青,又是上海人,是他心目中凝聚上海知青的最佳人选,没有第二。他三顾茅庐,把我给忽悠过去了。

我一开始就认定这个“乌托邦”计划的成功概率不到百分之一。程正伟则坦言:“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的真实想法,也是想借宋佩章挂帅、省委工作组这个有利平台,做出些不凡业绩,增加我取得“共产党员”政治资本的表现积累。

一到农村实际,我和程正伟在抓哪个“牛鼻子”上,就是两股劲。他强调:“政治路线决定一切”,以“狠抓阶级斗争”为突破口,天天“突出政治”,给农民讲“阶级敌人是屋檐下的洋葱,皮焦肉烂心不死”,以及“为革命种田”、“解放天下受苦人”的大道理。老百姓背后说,“老程真能讲!死人都讲得活!天天讲解放全世界受苦人,就是不讲讲怎么解放我们这样的受苦人!”他们省里工作组还有另外两个下放干部:省文联的刘天明、省农业厅行政处长老许。
                
我认为“穷根子”不在老百姓不搞阶级斗争,而是缺少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能力和条件。三大实践,两大实践是短板。如何发展生产力,这方面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事,但需扎扎实实从小处做起。

我所在的张猫小队,每天十分工,总共折合8分钱。一个整劳力,全年出勤300个工,总收入24元!扣除口粮款,每年还亏空一大块。全村穷到啥状态呢?论房,全是土坯草房;论门窗,全村就民办教师一家有扇木板旧门,其它全是高粱秆编的门;论床,全村也仅民办教师家有一张木床,其它全是土坯垒的芦席草铺;论家具,全村只有一个木箱,一架木柜。农民储物,在墙上挖个土洞就装东西;论吃,终年半饥半饱,主食是玉米糊糊+红薯;红薯面饼、贴玉米饼是敬上宾的好饭。不要说鸡、鸭、鱼、肉,平常连蔬菜也吃不上。

我刚去时,一度寄食在生产队长家。半年没有一点油水,全家十来口,半碗生辣椒、大蒜捣碎,搅上半碗大粒炒盐,用筷子头,沾上一、二滴菜油,这碗盐菜就是全家全天的主菜。一年也吃不上个炒鸡蛋、炒青菜。卖鸡蛋,是每个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油、盐、酱、醋、粮、烟、酒、针线,穿衣上学、点灯治病,全指望鸡屁股的这点财富。但鸡也限制饲养,每人不准超过一只;超过了限数的鸡,叫“资本主义鸡”,要被“共产主义”——即被大队干部没收当夜宵。

“共产鸡”的理由很荒唐,说是不准“资本主义鸡”吃“社会主义稻”。村里没有电,没有机械,没有井水。吃水、用水要到几里外的土水库挑。每到冬闲,多半人拉家带口出去讨食。外出讨来食物,用水冲冲,捏成团,晒干,带回家以度“春饥”。

队长家腾出猪圈给我当宿舍,恶臭。臭虫、跳蚤、蚊子、苍蝇成堆,我买了一大瓶“敌敌畏”和几斤六六粉,才驱灭。冬天,一出太阳,全村人都脱了衣服抓虱子。

这年开春,我问生产队长,你今年最大愿望是啥?他说:“如果丰收了,生产队请全村爷们吃顿大馍、喝顿大酒!”生产队副队长说:“我十年没吃过鸡了。我就盼头今年8月15能就着炒小公鸡,抽飞马烟,喝明光大曲。死了也值!”

张猫村只有两个“四类分子”。一个富农,是个田姓老太太。一调查,老男人们都偷偷笑。说当年老太太是城里人下嫁,也风光过;后来老公抽鸦片,把家败了,抽死了。剩下三亩薄田,老太太干不了农活,就和村里男人睡,有两个光棍轮流“拉边套”。白天谁干活,晚上谁进屋吃喝睡觉。老太太土改时,徐娘半老,尚有几分姿色。土改队长要硬睡,老太太不干。于是,领导就说她雇长工,被定为富农成分。还有一个“刑满释放坏分子”,姓陈。1960年偷了生产队四捆牛草,卖了5元钱,被定为“盗窃集体财产”罪,判到巢湖附近的白湖农场劳改三年。他说:“当时幸亏我被判进去了,虽让我耕田很累,但有口饭吃。要留在村里,我早就饿死了。我真心实意感激政府,是政府救了我一条命!”

我向工作组汇报,要说是这两个“四类分子”搞阶级破坏,把生产队弄穷了?太扯!不要说批斗,就是把他俩全整死了,全村没有一个阶级敌人了,老百姓也不可能因此吃饱肚子啊。

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让知青接受再教育。唱“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人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然后上来一个张姓贫农,张口就说那几年大饥荒,我家饿死了谁谁谁,真苦啊!一问,哪年的事?1960年。大队书记老卞说:滚!只能说解放前受地主老财的“苦”!贫农说:咱这一片没有地主老财,有土匪!老卞说:那就说说受土匪的“苦”吧?一位老中农说:那时候我家有两头牛,每年打菜油两大缸,水稻二十来担。就怕土匪抢,家里不敢藏,都藏在野地里。为躲土匪,冬天不敢回家。后来,买了枪搞联防,才敢回家睡觉。老卞问:这不是说明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吗?农民们说:“是,新社会没土匪,好。”大伙又七嘴八舌起哄:“这年头,土匪也早饿死了!旧社会农民家里,还有东西可抢;现在老百姓穷得光想当土匪,就是没啥可抢的!”

如此忆苦思甜大会,那些上海知青们,想笑不敢笑。我小学时,也遇到过此类适得其反的“忆苦思甜”。1960年,学校组织到省博物馆参观模拟的淮南煤矿“万人坑”,吃“忆苦饭”——玉米面和野菜做的窝头。那是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的孩子们平常在家哪能吃上这么好的食物啊,个个狼吞虎咽。老师问:“窝头难吃不”?孩子们答:“好吃!还要!”……

脱贫之道

张猫队的状况已经够呛了吧,但还不是最穷的。最穷的牛郢小队,每天工分值1分6厘。要改变这么极穷极贫的状况,光想着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招,显然行不通。

根据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做出正确认知必须有几个条件: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二、正确把握内外因关系,三、分析并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四、重要的不仅是认识世界,而是如何改造世界。

我对太平大队调查研究后,分析结论如下:太平大队落后的主要制约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差,土层浅、肥力差、水利设施严重不足。二是各类种养殖结构不合理;三是生产手段落后,与几千年传统耕作方式相比,没有质的变化;四是缺乏改善生产的条件技术和资金能力;五是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由于劳、收比例失调,缺乏主动性。

针对上述几大因素,我提出把调整种养殖结构,作为快速提高农民收入的首要突破口。

首先,调整稻、棉与旱粮的种植比例。压稻压棉,扩大旱粮(小麦、红薯、土豆、绿豆、红豆、黄豆)的比例。这可以解决两大矛盾:一水源有限,稻田与旱粮争水严重。二当地土壤属粘性,PH值偏酸,不适合棉花生长。棉花产量极低,亩产不到6斤,产值10元左右;若改种旱作物,亩产值可提高到100元。计算下来,调整种植结构一项,农民可增收10倍,日均工分值从平均8分,跃至0·8元。

其次,大力发展草食畜禽业(兔、豚鼠、鹅、羊)。太平大队向东、向东南有两大隔离封闭区:省麻疯病院及隔离区、南京军区军马场隔离区。这两大隔离区内的荒丘、荒山多达万亩,牧草资源丰富。我和省麻疯病院领导和军马场领导谈妥,允许我队有组织进驻搞草食畜禽业,每年只象征性收点费用,还可以用畜禽实物折抵。当时一只兔可卖2·5元,一只豚鼠可卖2元,一只鹅可卖3元,一只山羊可卖10元,自由市场需求旺盛。

而种一亩水稻,亩产800斤,国家收购价8元/100斤,总收入64元,扣除种子、农药、肥料,纯收入不到40元/亩。而且水田资源极为有限,提高单产、总产都不易。如果兔、鼠、鹅、羊副业的收入大幅增长,还有大量粪肥还田,可提高种植产量。我预算每个生产队养2000只鹅,5000只兔鼠,100只羊,可使每年生产队可分配收入,从1000元增加到1万5以上。仅此一项每户每年可增收200元左右,农民收入可以翻10倍以上,生存状态将有较大改善。若利用荒地植桑,还可搞蚕业,供销社收购。

但这个调整方案,没有得到上级支持。上级认为,稻、棉是国家计划制征购产品,只能增量,不能减产;搞草畜禽副业,上自由市场,是助长农民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非但不能大规模集体搞,还要进一步限制农民家庭搞。至于可否植桑养蚕,要上级省里批,但从此就没有下文了。

农村政策比上海“左”得多,管得很“死”。不仅农民没有自主权,生产队、大队、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都没有自主决定权。生产什么,卖给谁,留给农民多少?都有强制行的计划指标,谁不执行到位,就要以“阶级斗争新动向”为名组织批斗,轻则没收重罚,重则吊打、关押、判刑。民兵到处设卡,发现谁做买卖,就抓人抢东西,比今天的城管要凶狠百倍。

这一年,我尽了最大努力,只为农民做了几件事。一是弄了台柴油抽水机,使部分旱田有了灌溉条件;二是我自学了繁菌技术,通过薄膜育苗移栽和生物菌肥运用,使棉花单产从几斤跃升至50多斤,放了颗“卫星”。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余棉分配,家家添置了床新棉被。三是组织知青和农民去“隔离区”砍秋草。每家二大车,到县城每车可卖50元。四是组织农民冬天上水利工程挖方。国家虽不给钱,但按土石方的量有口粮配给。有了水利活和口粮配给,农民就不用外出讨饭了。

到了秋天,上海知青来到太平,多是十六、七岁的女学生。说是高中生,文革开始时才是小学五、六年级的“红小兵”,所学文化知识不到初一水平。我们小队这时也有了“知青点”,我们点上有八位男知青。别说干活,光让他们学会挑水、烧柴灶,做熟饭、菜就费了不少功夫。上海知青流行唱些“知青之歌”、爱看手抄本,不如安徽的知青吃苦耐劳。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政治形势剧变。一批当权的军人下台了,一批“黑帮”解放了。“黑帮”们一解放,就找关系,走后门,把散在农村的子女们,或安插进军队,或调回城,更多的成为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中校友中高干子女多,沾光的更多。所以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加上个“批走后门”。结果后门没封住,脱离农村的各种前门之路也被“咸鱼翻身”的红色贵族后代们和造反新贵们挤破。普通广大知青已沦为“无权、无势、无门路”的“咸鱼”,知青们曾经的所谓光荣感,随着阶层权利差别所导致的知青群体在城乡、在体制内外的大分化,已逐步走向沮丧、失落。

1972年夏天,十二军副政委、省委书记宋佩章到太平大队考察,在我们知青点召开知青座谈会。宋书记从天上到地下,侃侃而谈,鼓励知青要有“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雄心壮志,要永当“革命螺丝钉”,要有“为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但谈话中对如何解决贫困点以及农村的经济发展,却没有什么实际对策。我一边听,心里想:蒙谁呢!你那么多子女,咋都不当螺丝钉?怎么一个也不在农村插队?这帮子所谓革命领导,真他妈的个个是两面派!!

不过宋佩章之行,给程正伟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决心要坚持下去,大干一场。但我已看得很明白:不改变发展思路,不调整农村政策,不把满足农民现实经济利益需求放在压倒一切的第一位,靠空喊政治口号,哪怕再喊一百年,也无济于事。当年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是两大国家政策枷锁:一是统购统销的低价格、高指标,压得农民喘不过气。如太平大队种的稻、麦,农民一斤也不让分,全部上交折实物税,这比历代地主、封建王朝、国民政府、日伪政府的盘剥、抢掠更甚。二是以消灭资本主义萌芽为由,竭力限制农民个体和集体经济在计划统购外的一切发展空间。所谓农村阶级斗争,主要目的就是维护这两大枷锁对农民自主发展权的控制、打压。这是政治大势,不是基层可以“自我解放”的。

长袖初舞

我与嘉山县领导的人脉还不错。县委书记肖华,是原省公安厅副厅长;县委副书记曾平的老公江厥城,也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当时被打倒闲居嘉山。他们是我父母的故旧,两个女儿江黎、江舒和我是一中的同学。我去县城,就去他们的住所吃个便饭,聊个天,给老妈打个长途电话,倒也平常。有天,在肖华家,我给老妈打电话。老妈当时已解放,没安排工作,在家养病。当时省立医院的新人造反上位了,就动员下台的老干部和老医务人员下乡。于是老妈主动申请下乡,初选了来安县的龙山公社,原因是抗战时期她在这一带战斗过。老妈电话嘱咐我,让我先去踩踩点,有啥情况和需要可早做准备。

我在来安县没有熟人。先去滁县地委找了我父亲老部下陈作霖书记(后来当了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他打了电话,让我去找来安县曹县长,原来省林业厅的下放干部。曹县长很给面,给龙山公社江书记打了电话,说是地委陈书记交待的事,派了部吉普车送我过去。

到龙山公社,公社党委班子不知我是哪路“尊神”,很隆重地摆了酒席。龙山公社医院,院长姓曹,是外科医生。这个医院只有医专毕业的医生两名,医士、护士三名。龙山公社党委,想借省立医院老医务人员“被”下放之机,大大提升医院水平。于是托我转告老妈,想法多动员几位高明医师到龙山。老妈很认真,动员了她在“牛棚”的几位难友,同她一起下放到龙山医院来。

这几位医师,有省医妇产科主任储成敏,省医内科陈副主任、中医科主治大夫许仲景。他们解放前在国民政府、国军医院从过医。储当过“国大代表”,陆和许是上校军医,虽个个精通医术,但当时都戴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在省医劳动改造,不让执医。到了乡村医院后,他们重新受到尊重,有了处方权,更受到患者们的热爱和崇拜,积极性很高。许老中医,尤善疑难病症,真有“妙手回春”的绝招。男性死精子、三叉神经痛、习惯性打喷嚏(过敏性鼻炎)、面瘫这类西医无解之症,都是一剂治愈。当时规定,公费转院到省里诊治,必须由地区人民医院开转院手续,一般人都开不出来。恰好院长钟立明是抗战时老妈在七师卫生所的护理员,这样,找老妈求医的人很多。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龙山公社医院聚集了几位省级名医后,名声远播。县里、邻县、地区的头头脑脑们,自己或亲属有病常往这儿跑,或者派车请专家上门会诊。“龙山医院”,成为地方各界人士云集的热点。老妈还义务去中学代英文课,抽选知青,给每个大队培训一名赤脚医生、设医务站;在每个生产队培训一名卫生员、配急救箱。成了那个时代的“NGO”。滁县地区的一些新四军老战友,不论台上台下,凡到来安,必到龙山。一来看看老妈,二来看看病。

龙山公社还想借老妈的人际资源,多做一些事,尤其是沟通上层政界的关系。但老妈原则是除了“寻医问药”,其它事一概不过问。

龙山公社党委转而动员我以照顾母亲为由,转迁龙山。党委江书记找我谈了几次,大致意思是让我转龙山后,协助党委做三件事:一是配合公社批林批孔运动,编写宣讲批判文稿;二是想办法为公社的社办企业“合金刀具厂”,解决废旧原材料来源和产品定向销路。三是有需要时,为公社跑“公关”,沟通与上级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公社党委承诺的条件是:一、一年后有招工、招生指标,优先推荐;二、如果表现突出,两年内解决入党问题。后一条,当时对我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1972年11月,我转迁到滁县地区来安县公社桃园大队。这个大队靠近山地水库,水田多,养猪多,比较富裕,劳动力日均的工分值达到1元左右。我平时食宿在老乡家,与太平大队相比,生活条件好多了。我每月在生产队干活约20天,到公社帮忙约10天,半脱产,比较特殊。

我的活动范围,也从以生产队为中心,转到以公社为中心,空间和平台大多了。我下放龙山公社这两年,除了地里干活、编文稿耍笔杆、跑“公关”,包括陪同公社、区、县、地部门领导到省立医院看病、住院,也做成了几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实事。

一是为“合金刀具厂”攻克了废旧材料采购和产品定向销售两大难关。废旧料来源是通过关系,找到安徽舒城晓天兵工厂的军代表,他当过我父亲警卫员史大昌(舒城茶厂厂长、书记)的警卫员,经他特批解决了废旧料的问题。公社党委特批,要送给军代表一块“英纳格”手表,这是我第一次为公“行贿”。产品的销路,是通过省经委主任、我父亲当年的助手倪则耕出面,把刀具厂的产品纳入了省机床厂刀具采购目录。

这个小厂当年就赚了10来万元。当时全公社含干部工资在内的行政经费每年还不过1万元!用这个厂赚的钱,公社买了柴油发电机,办公室、医院、工厂开始有了电;建了“户户通”的有线广播站,政令即时下达通畅;公社还买了部东方红四轮拖拉机,不时地载人、拉货,也耕田,都有点额外收入,可补贴公社的行政招待费。公社领导集体上县城开会,也有了“坐骑”。

二是找地区分管农业、水利的杨副主任,增批下了两年冬天水利工程任务指标。上水利工程,可按土方量下拨“水利粮”;“以劳换粮”,对农村冬天闲置劳力很有吸引力,当时指标确是“僧多粥少”。

最出彩的是1974年夏天,我为公社搞到了100吨日本尿素。日本尿素当年是最紧俏的国营农资。这一年春旱,玉米长势差,如夏季不用化肥补势,秋粮的大减产就难以逆转了。可是县里、地区的化肥指标早就用完了。公社急需30吨化肥救灾,就让我到上海去想想办法。我找到上海财贸办主管的副主任张锡理,他是我家世交盛慕莱烈士的女婿。他说,上海每年储备一批准备调剂全国灾区的日本尿素,但做计划只对省级,不对基层。我又找到父母老战友,安徽省驻沪办主任、物资局副局长沈君常叔叔商量,上报省革委会主管农业的王光宇副主任,让省革委会出公函,以安徽受重大水灾为由,向上海市革委会求援。

然后,我又找到上海分管经济的市委书记马天水,他和老爸在上海工作时相熟,他还真给批了,一下子给了整整2000吨!听到这个消息,省、地、县三级供销社都要抢这个蛋糕,纷纷派人跑到上海找我和驻沪办事处。我向驻沪办事处提出我的配额条件,其余由其处置。最后协调的结果,给滁县地区500吨,指定来安县调拨200吨,其中带帽给龙山公社100吨。给我的奖励是,给我所在的桃园大队调拨了20吨。这批化肥及时下拨,对当地秋粮丰收起了决定性作用。桃园大队许多农民,用使用过的尼龙化肥袋做了套头衫。老百姓兴高采烈,编了顺口溜:桃园一大怪,男女化肥袋;前头是日本,后头是尿素。

当年风气好,办这么大件事,只在上海新亚饭店办了桌酒席,谢请安徽驻沪办、上海财贸办的负责人,一共花费20元。不过那时20元一席已极为丰盛,今天5000元也不一定能拿下。这笔钱也是我自费,从每天10元包干的差旅、住宿、伙补、交际费中扣下来的。颇有意思的是,服务员边服务边说:“要节约闹革命”。

我兑现了对龙山公社的承诺,还意外立了奇功,成了省、地、县政府和供销系统的传奇名人。龙山公社党委也够意思。为了排除我入党政审上的关卡,他们煞费苦心,化了一年多时间,找了几十位当时在安徽政坛上的新四军老同志,按1962年华东监委定的“对革命有贡献”、“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调子,为老爸写证明,包括滁县地委书记陈作霖、地区革委会主任涂竹西等。在确保政治风险万无一失后,终于在1974年春天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又推荐我参加了当年大学招生的文化通考。

这次开卷考试,我总分排名地区第一。考分出来后,合工大招生组面试,内定录取合肥工大大学机械系。

但世间就是风云莫测。在我出差上海期间,有人偷偷以县里决定选拔我“以农代干”到县供销社工作为由,以他人顶替了我的入学名额。等我知道结果,大学招生已经结束了。县里领导找我谈话,两个意见:一、如果同意留下来,县里安排到县供销社当挂名副主任,主管农资供销,给工人编制,以工代干,先干着,有机会再转干;二、如果不愿留,先到供销社工作,明年大学招生优先推荐。我认为,升学被“狸猫换太子”这事干得太损,而且政策多变,夜长梦多,还是早日回城为上。曹县长说,或许地区还有候补名额,你去试试。我当即赶到滁县,把陈作霖书记堵在家里,讨要“说法”。陈书记找了地区招生办,只剩下两个技工学校名额可选:南京铁路学校和淮南化校(化工部三化建的技校),前者归铁道部,后者归燃化部。我选择了后者。

产业工人

我的这种选择完全是个人机会主义的利害导向。我想,先上学,解决回城和今后分配央企的工作,实现谋生立足的目的。有机会,再争取上大学深造,进而实现“工转仕”这一跳。对择机实现第二跳,我当时信心满满。因为我当时已经深知“熟人社会”的厉害关系。现实是,“人和”这个因素,关键时往往比“苦干”更重要。恰好,淮南市委书记丁继哲,化三建党委副书记武江,都是父母故旧;化校的蔡校长,是原北京化工学院的教务长,下放干部,是我舅公侯祥麟文革前当石油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时的学生。有这些故旧人脉,万一有疑难杂症,或多或少,总会有点照应。

淮南化校有三个专业:车工、焊工、铆工。铆工专业性最强,常用平面几何,制图放样。我分在铆工二班。第一年当班长,第二年当校学生会主席。入学后,有了良好的学习空间。我对理工科没兴趣,主要精力放在阅读文、史、哲书籍上。当时已有些“供批判”用的内部参考书可读。一类是苏联小说,如《落角》、《多雪的冬天》类;一类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二战启示录》及尼克松、田中角荣、戴高乐、朱可夫、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名人传记。在校期间,我结识了原淮南二中的一帮干部子女,有管小毛、管小岚兄妹,吴小矛、潘小弟、陈丽娜、王珉等,我们常聚在一起聊天。淮南二中是安徽中学的名校,“十八大”出了四个中央委员。比合肥八中还多两个。已被“双规”的前吉林省委书记王珉也是其中之一。

淮南有三大王牌企业,淮南煤矿、淮南化肥厂、燃化部“三化建”。“三化建”是央企,有2万多员工。武江,原是副书记、总经理,文革初期被打倒,饱受批斗、毒打、屈辱。1968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秘密关押至长丰县麻疯病院遭刑讯逼供。武江夫人李亦民阿姨急了,跑到合肥找到省军管会主任、省委书记李德生求救。武江是山西武乡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随“二野”南下大别山,渡江时在李德生那个师当机要科长。李德生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令12军张季伦副军长、淮南军管会主任,坐镇寻人。查了一个多星期,才找到人。武江当时已被打碎四条肋骨,一条腿也瘸了,内脏出血,危在旦夕。李德生下令连夜开军车送到上海瑞金医院抢救,才死里逃生。“九大”以后,武江被解放出来,复任“化三建”党委副书记。

我那时常去他家蹭饭聊天,和老爷子夫妇结成忘年交。他家住淮南化肥厂宿舍区,田家庵区泉山安化村15号楼2单元3层。他的楼下一层,住着被疏散到淮南“软禁”的“刘少奇叛徒集团”主犯,前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由儿子安民陪着他。安老爷子很低调,又被“监禁”,不准出远门,只是偶尔悄悄出来散散步。倒是武江有胆,常去陪安老爷子下盘棋,聊点闲天。为政治避嫌,有时也让我陪着去,怕万一有小人发难,有我好作证之意。除了安民常住陪同,我也见过安黎去看老爷子。

1976年8月,我化校毕业后分配到燃化部三化建安庆石化基建指挥部,参加引进法国的成套30万吨炼油和化肥设备的安装项目。“化三建”为燃化部直属重化一级企业,施工期间在野外干活,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艰苦。我们住在油毛毡和毛竹搭的简易工棚里,冬寒夏暑,多蝇多蚊多蛇。不过待遇特别好。二级重工月工资38·5元,加上野外驻勤补助、暑季施工补助、冬季施工补助、夜班补助、加班补助,最高月收入可达120多元,比当时部队营级干部的工资还高。这么一比,心情很舒畅。工地伙食相对不错,品种多,价格便宜,24小时开餐。蔬菜5分一份、荤菜1毛一份、炖鱼炖肉也就2毛一份。两份就盛满一大饭盒。

我在化三建当工人

淮南人性格单纯豪爽,工人们下班后,天天在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接着打牌,消磨时间。我吃肉喝酒,但不打牌,有空看看书,心底里上大学的梦想之星还在闪烁。施工时,每道工序都有法国专家指导。我们用粉笔计算,他们用小型计算器复算,方式差别很大。化三建的中老年技术骨干,是从东北原日资企业调来的,在日本人手下学过艺,手艺很好。有次,一辆重型卡车的大轴被撞得扭曲成麻花了,机修队有位老技工,三锤砸下去就还原了,精准、简捷,法国人惊叹不已,我更自愧远远不如。

安庆是鱼米之乡,大江、河流、湖泊、山地、平原,生物丰富多样。那时的农贸市场开始繁荣,食材丰富便宜,野生桂鱼、大螃蟹、甲鱼一般1元2斤,普通野杂鱼1元5斤。那么多廉价美味的已逝岁月,令人回味至今。但那里夏天酷热难熬。城里的居民,晚上都在街巷上搭铺歇凉睡觉。男人短裤赤身,女人短裤背心。我们进出城这是必经之路,我们的工人们戏称为“肉林路上奶头山”。

1968年~1978年,整整十年,我沉浸在基层的江湖中摸爬滚打,先后在南汇、嘉山、来安三处农村插队,在淮南、安庆两处城市学习、工作,经历过风雨,也见过彩虹。我政治上曾深深受到父母被整肃的牵连,也大大沾过父母“革命人脉”的光。与许许多多同样付出不懈努力,同样经历艰苦磨难,但最终未能挣脱阶层屏障的同代人相比,我能实现入党、回城、进央企、上大学、转干的“五级跳”,属于逆袭成功的极少数幸运儿,真是天大侥幸。我只能感谢上苍眷顾、祖宗德佑。

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为什么成为当代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的特殊共性,究竟应怎么定义?我的定义是,在文革特殊历史条件下,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洗礼,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练,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机会的“老三届”群体中,一大批人自觉冲破文化蒙昧的桎梏,以自学形式尽可能地学习吸收中外文明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将对个人命运转变的思考与对国家、社会命运转变的思考紧密相联。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觉悟者,历经磨难、卧薪尝胆、坚忍不拔,从而在文革结束后,有能力顺势而为,承担起复兴中华文明、促进变革、阻击文革复燃的历史重任,成为了继往开来、避免中华精英断代的一代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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