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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裙中 2020-11-30 21:35

钱文军 那一年春节后及补遗

那一年春节后
发表于 2002 年 03 月 08 日 由 钱文军
(2002-03-08)
一九六八年我们这一派斗败了,而我正是这支败军之将。

在我们这间铁路中学里,败者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占90%以上。但权力是不容怀疑的,胜利的那一派学生,“人少好过年”,全都分配在城市郊区插队,有些人甚至就在离家不到3公里的地方。而我们这些失败者中,除了属于普通群众的一半在12月以前分在至少50公里左右的县份之外,积极点的另一半在办完“学习班”之后,几乎全都分到了边远山区。

好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父辈们几乎全都是外省来的。于是许多分配在大山里的同学们便利用了“回原籍”的许可,回老家去插队。最远的甚至到了新疆、黑龙江,更多的就在中原各省。有的回不了原籍,就“投亲靠友”,到那些有原籍可回的同学的老家去。最聪明的例子是:一位回河北老家的同学,没法帮别人弄到接收证明,急得团团转。一天他在县知青办一个人等待工作人员“天天读”结束,忽然发现“宝书台”上毛选四卷的扉页上都盖着县知青办的公章。于是他把这四页有公章的白纸都裁了下来,开出了同意接收十几位同学的证明。此举竟然成功!这些同学到达目的地之后,该地知青办认为反正在哪儿安置都无所谓,就收留他们了。没想到本地的知青办收执了那四张证明后,总觉得有问题,于是派人外调,终于漏馅。这十几位同学被他们硬追了回来。

等到我被“宽大处理”,已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分配地在黔桂交界的大山里。我坐了一天的火车、汽车,只到公社。在公社伙房呆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走山路出发,跋山涉水直到天快黑才到那个山村。我跑到那个极小的集市上,竟然发现还有三元面值的人民币在流通!于是我明白了,这里不是插队的地方,而是隔离的处所。没想到,回到学校领高中毕业证时就接到通知,专案组叫我去一趟。过去一问,张组长说,接到上级通知,你必须回原籍插队。于是我极其情愿地回家办理回原籍河南插队的手续,到年底办完。

文革时废止了春节,六九年的春节其实也没过。一九七○年春节,各地的同学都回来了。这年算是真正的春节。大多数回原籍的同学是下乡后首次回家,不少人还是写信相约后回来的,于是就有非同寻常的热闹。欢聚一堂之后,便又各奔前程。我与回湖北的“袁猴”、“匪婆”;回湖南的“丘九”相约,结伴同行。知青办发给我35元钱,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机会自由支配这么多钱。我把这笔路费拿来买了把“星海牌”吉他,托回湖北的两位女同学莎莎和凯凯带到武汉,再把其它行李托运到信阳,托运单寄给另一个同学的舅舅,他在信阳火车站工作,请他代领。于是我们几个就可以轻装上路,逃票坐“霸王车”。

当然会有各式各样的怨言。因为从前铁路职工是有私用免票的,那是“二七”大罢工时,先烈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权利。每年每人12张。解放了,工人当家做了主人,于是改成两张。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权利被彻底取消了,因为它是“经济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埋怨是无用的,现实并不理会怨言,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出发的日子到了。这天夜晚,我们从车站背后一个单位的院子里,翻过围墙进到铁路边。工人纠察队在站台上巡逻,戒备十分森严。未几,昆明到上海的直快列车进站,列车停稳后,我们从列车背面钻车底上了站台,混杂于旅客中上了车。车上人很多,这对于我们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因为那样便不容易被查票查出来。

列车开动以后,待到列车员都进他们的乘务房休息,我们按照原来的约定聚在一起。然后在茶炉间门口挤出一小块地方,席地而坐。经过大串联的老油条,这点苦还是吃得了的。唯一需要警戒的,就是查票。我们于是商定,谁最后睡着,就不许睡,要看动静。结果只能轮到我。他们三个说笑不久便陆续进入梦乡,而我却必须注意着车厢里的动静。直到天快亮了,我也迷糊过去。列车发出有节奏的喀嗒声成了催眠曲。

等我被人叫醒,还是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列车员推着水车来打开水。

天已经亮了,从车窗外的景色看,已经进入湖南境内。他们三个也先后醒过来,首先庆幸的是平安混过一夜,不过我们这些吃铁路饭长大的都很明白,一旦被查票查出来,如果没有证据,那是要从始发站算起,补票罚款的。

没多久,火车到达冷水滩车站。我们知道这里要换火车头,停时较长。于是车刚停稳,我便下车跑出站外,当然没忘记跟车站检票员打声招呼。出了火车站就直奔公共汽车站,到那儿马上找别人扔掉的公共汽车票,找那些干净一点的。然后又跑回来,主动谢谢检票员,回到列车上。万一被查出来,这些公共汽车票就可以证明我们是从冷水滩上的车。

开车不久,又有一位列车茶水员过来给开水车上开水。我忍痛递给他一根“大前门”香烟,那是过年省下来的。接着跟他聊天,套出来他们在“天天读”之后,还得查票,不过那要到衡阳开车以后。

于是我们商量。“袁猴”建议在衡阳下车,京广线上车多,再爬下一趟车走。“丘九”不干,他的目的地在株洲,躲过这一关便可以平安到达了。我们于是商量如何躲过查票的办法。“匪婆”叫他钻到座椅下边去,但这看来行不通,因为车上人还不至于多到钻椅子的地步。“袁猴”叫他干脆耍赖,反正是知青,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人都是国家的,国家的火车凭什么不让国家的儿女坐?莫衷一是,都被“丘九”否定了。

我忽然问,你有好烟没有?他说带了一条“牡丹”,那可是五角一分才能买一包的,带回去招待乡亲们和大队干部。他和“袁猴”都不抽烟,我叫他开出来,招待我们半包,留下半包,到衡阳时再去与那位茶炉工套近乎,查票时你就帮他打开水,准能混过去。他想了一下,觉得是个办法,便在行李包里掏了半天,终于掏出一包“牡丹”香烟来。“匪婆”迫不及待地接过来,撕开烟盒,抽出五枝给我,然后自己又抽出五枝,剩下的递给“丘九”。“袁猴”在一边直笑,说我们在“打土豪分田地”。“丘九”在生产队里当“鸭司令”,放牧着几千只鸭子。他诚恳地邀请我们到他的生产队里去玩几天,并保证让我们吃鸭子,直到不想吃为止。这使我们动心。但他的生产队在醴陵乡下,传说是炎帝的故乡。要坐许久汽车,我们囊中羞涩,而且又约定了要到岳阳“老太婆”那里去,也就作罢。

说着列车就到了衡阳。“丘九”很舍不得我们下车,说:你们跟王连举是一路货,遇到风险就逃跑。我们则反唇相讥道:你是个蠢货,下车就意味着安全,再下一站就到株洲了,明知就要查票,何必找麻烦?挖苦声中,火车停下来了。我们下到站台一看,立即后悔不该离开“丘九”。满站台到处是戴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站台两头把得很严,即使蒙混出去再进来也难。等会儿这趟车开走,肯定还要清理站台,怎么办?“袁猴”说:与其过工纠这一关,不如过查票那一关。干脆上车,陪“丘九”到株洲,走一段算一段。

正犹豫着,我忽然发现二站台有一列车进站。于是我说,到二站台去。“匪婆”说,那是南下的列车,你想去广州不成?我道,先过去,等会这趟车开了,站台一空,我们非被抓住不可。正说着,预备发车的铃响了,我说声:“快!”就立即钻车底过去,接着又钻了一列车底,爬上了二站台。这时才顾得找他俩,还不知他们究竟是钻过来了,仰或再次上了那趟车。在站台的人群中转悠,发现他俩也过来了。果然那边火车开走后就开始清理站台,于是我开始自吹,他俩则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总不能南下到郴州或广州再想办法。

眼看这边火车又要开了,我们同样面临清理站台的局面。没想到,我们刚才离开的那个站台又进站一趟车,于是我喊了声:“钻回去!”于是马不停蹄下了站台,钻过车底,又爬回原来的站台。他俩同样也过来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趟车是往北的。只是列车员把门很严,怎么也上不去。晃悠了许久,总是没空子可钻。直到快开车,我们只好从车窗外把简单的行李递进去,那时的旅客还是很帮忙的。然后空手走过去买上一盒最便宜的食品,在开车铃响时,冲向车门口。“匪婆”去的那节车厢,已经放下踏板的列车员,竟然还把他拉了上去,并埋怨他为什么不早点上车。

就这样,当天夜晚我们到了岳阳。岳阳车站也有工纠守卫,只是没有衡阳车站那么多,而且较松。天下着不大不小的雨,他们都在雨棚下烤火,我们三个故意说说笑笑,大摇大摆地从站台南头走出车站。只是,这一圈绕得太远,但总算进了岳阳市。接下来就该“匪婆”显神通了,他的同班同学“夫子”回原籍后,被特招进了一个单位的宣传队,就在岳阳市。而且春节前“匪婆”还到过他住处,然后一起回去过春节的。我们也都认识他。只是他要上班,早就回来了,并要求我们回去时,到岳阳下车玩几天。文化大革命,年级和班级的界限早就不复存在,派性已经化成友谊甚至情感,在一同武斗和被工宣队与军宣队整过之后,更是成为共过患难的生死之交了。寒风冷雨,饥肠辘辘,只盼望快点找到他。“袁猴”说:“到了‘夫子’家,先煮碗姜汤喝,老子快要冻死了。”

没想到这位“匪婆”,怎么也找不到路。我们在街上转来转去,直到半夜。“袁猴”不禁骂起来:“该死的‘匪婆’,哪个给你起的外号,该得诺贝尔奖!简直是一头的蠢筋!春节前你还来过,不过一个月,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你还是上山为匪的好,进不得城。”然后提议,我们俩找个地方躲雨,让他一个人找。找到了再回来领我们去。我笑道,要是找不到,我们是否还得来找他?他肯定是找不到我们的,如果有本事找到我们,也就不会找不到“夫子”了。“匪婆”被骂急了,看哪里都像是要找的地方。最后,我看不行了,就提议干脆直接到港口,反正我们要坐船去陆城找“老太婆”他们的,要是今晚有船,干脆直接过陆城去。“袁猴”同意,“匪婆”总有点不服气,还想找。我们叫他自己找,我们到港口等他。他终于服输,我们便到了港口。

这个港口的候船室其实更像一个只能遮风避雨的大棚屋。里面挤满了人,多数是农民。进到里面立即感到暖烘烘的。我们的棉衣几乎湿透了,不小心碰到别人立即遭到抗议。没有票卖,据说还有一班船,但不知会下多少人,当然更不知能卖多少票。肚子饿得咕咕响,却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卖。“袁猴”连骂街的力气也没有了,直后悔没有接受“丘九”的邀请,要是去醴陵,绝不会遭这份罪。他念叨着:“跟‘丘九’走,现在肯定睡在鸭棚里,打嗝、放屁都是鸭肉味。”“匪婆”的态度特别好,似乎既不冷又不饿。只要我们说什么,他就会立即照办。“袁猴”忍不住笑道:“你长这么大,头一次这么乖!”

港口的喇叭还不知疲倦地响着,只是声音并不大,转播收音机的广播。烟味、各色体臭味、还有说不出的味儿弥漫着,并没有人表示不满。外边的风雨越来越大,我们庆幸没有继续找下去,“袁猴”说,要是还在外边,他保证死给我们看。他还说,要是有一碗热粥,他愿意拿所有的财产来换。我笑道,恐怕你的全部财产,还顶不上一碗粥。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是瞎扯来驱逐难受与无聊。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喊:“船来了!”几乎一大半人都急忙跑出去,站到用木船和跳板构筑的码头上。远远地看见一些灯火,那就是我们企盼的船。原来旅客上下是靠小渡船摆渡来去的。我们在风雨中等候了一阵,身后的喇叭忽然大声响起来,它通知说,因为风浪太大,摆渡不安全,所有旅客都不再上船,请回候船室等候下一班。人群中立即喧喧嚷嚷,我们总算明白,下一班也就意味着要等天亮以后了。人们并不甘心,站在略为摇晃的码头上不肯离去。我感到有点不舒服,咽喉也有点疼,就叫他俩回候船室去算了。等也白搭。说完就自己走了。

候船室里依旧那么暖和,还有长椅空了出来。我找到一处长些的空位,蜷缩着躺下。没多久他俩也回来了,告知,这班船根本就不停陆城。广播里还在叫大家回候船室。随着人们陆续回来,候船室又恢复了原来的热闹,我也被赶起来,不过至少有个座位。等到安静许多之后,喇叭里依旧低声播放着电台的节目。在漂移不定的声音里,我忽然发现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于是告诉“匪婆”。他仔细听了一会儿,确认是的。记不得广播些什么,我们挤着,半迷糊半清醒地一直挨到天亮。我们商量还找不找“夫子”,白天可以找单位,可能容易找到。“袁猴”反对,他说,这么大一个岳阳,像“匪婆”那么蠢的向导,找得到也该天黑了。于是我们决定先出去解决肚子问题,反正这船还早。

在离港口不远处,有一家开门了的饮食店,已经有人排队买早点了。过去看看,甜酒、鸡蛋、豆浆、油条、包子等等,“匪婆”自报奋勇去买票,“袁猴”排着领食品的队。我去占座位。只记得“袁猴”同那个女服务员争起来,他说给了六碗甜酒的牌子,那位说只有五碗。然后问卖牌子的,她却记不清楚了。最后终于端来六碗。吃着看见人少,“匪婆”悄悄笑道,我只买了五碗,因为我不喜欢喝甜酒。“袁猴”说,我知道。然后又说,这么小一碗,不敲他一碗对不起毛主席。接着说,妈的,多要一碗都不肯,这个小调羹倒蛮精致,偷两个回去舀油盐还是不错的。说着乘服务员没注意,从旁边的桌子上拿了两个小瓷调羹装进棉衣口袋。

我们出得门来,“匪婆”到附近一问,原来“夫子”的单位就在附近不远处。我们很快就走到了,“夫子”还没来上班。他的同事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坐,我们宁愿留在传达室,因为那里有一个火炉,可以烤快湿透了的棉衣。门卫也很热心地找来竹竿,让我们脱下来烤。看着从棉衣里冒出来的丝丝蒸汽,我不由得佩服我们昨天夜里怎么也能穿得住。

没多久,“夫子”来了。大吃一惊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然后是热情地拥抱、寒喧。“袁猴”不失时机地把“匪婆”的愚蠢数落了一通,“夫子”赞同地对“匪婆”说:“晓得你蠢,不晓得你这么蠢!我回来之前要给你画张图,你说不用。你看,知道你们要来,我这两天赶走两个单身回家住。特地让出床位来。冤枉,太冤枉了!”“夫子”能写、能画,还拉得一手好提琴,手风琴也拉得不错,文革中又学会了吹小号。原来是我们的“‘大喊大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回原籍插队不到半年,他家那个大队土地全部被征用,就特招了。聊了一阵后得知,春节回来以后,他被调来工代会搞宣传,现在已经是干部编制了。

“袁猴”立即说:“请客,请客。祝贺老九荣升!不要搞什么‘百鸡宴’了,两只鸡拉倒。老子昨晚又冷又饿,他妈的,红军长征恐怕也不过如此。”他顺手一掏口袋:“咦,怎么到裤子口袋里来了?”于是拿出那两个刚才偷来的小调羹,塞给“夫子”。然后说:“送给你。蛮精致漂亮的。你够条件可以结婚了!这算是我送的结婚礼物,小两口一人一个。本来我想留给自己结婚的,妈的,那些村姑不上当,我们孝感人是九头鸟里面的九头鸟!只好忍痛割爱,先成全老弟了。”看见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们全都笑得前仰后合。疲倦都不见了。

雨还在大一阵小一阵地下,只是越来越小。“夫子”去向领导请假却只准假半天,陪着我们逛了岳阳楼。我们难免要发一通“处江湖之远”的感慨。中午在一家餐馆请我们吃饭,说着文革和下乡的趣事,真有点乐不思蜀的情调。他想留我们多住几天,我们看他工作很忙,幸运却没有自由了,也有些感叹。考虑到他刚提拔,也不想让他受影响,决定尽快到陆城“老太婆”他们那里去。“夫子”真心挽留,但又不能陪我们,也只好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说在港务局有朋友,那边正在建设云溪化工厂和长岭炼油厂,经常有运东西的船过陆城。于是他带着我们到港务局,没想到港务局有一只汽船正要去陆城接人,经他的朋友安排,我们就坐这只汽船过去了。

在陆城找“老太婆”毫不费劲,只问了一个人就知道路了,但是走到他那里却有些吃力。雨停了,路依旧很烂。“匪婆”的鞋在岳阳湿透了,到汽船上就换了一双在家时新买的棉鞋。这下可苦了,不过几里路,我们的解放鞋多少还耐点水,他的鞋很快又湿透了。于是轮到他对我们发动攻击,抱怨声没完没了。还没进到村口,就听见有人呼唤我们。顺着喊声看过去,原来是“老太婆”的大妹妹小丹,她说道:“你们还真的来了,我们还以为你们不会来呢。”“袁猴”反唇相讥道:“搞了半天,你们的邀请原来是虚情假意啊!那我们回头。”小丹急得脸都红了,连忙解释,他们见又是风又是雨的,还那么冷,估计我们不会来。

小丹带我们走进屋子,“老太婆”和“雄头”正在屋里下围棋。小丹对着“老太婆”喊了一声:“哥!”“老太婆”抬头刚想说什么,见是我们,惊喜过望地:“嘿!你们真的来了,快坐下。”“雄头”也发出类似的感叹。“匪婆”道:“看,看,几个人都一个腔调。‘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原来你们从心里不欢迎我们。”“雄头”当胸给他一拳,笑骂道:“你他妈的钻什么空子,当心我锤扁你!”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欢乐的情绪想必扬出去很远,很远。

“袁猴”过去看了一下棋盘,问道:“几时学会下围棋了?臭手的水平如何?”“雄头”问:“你的手几时变香了?有种上来试试,让你三子。”“袁猴”乐了:“论下围棋,我只用左手,放你们三个一起上!”我插嘴说:“又狂妄起来了。看来工宣队打的‘颅底出血’还没彻底好透。”

他在1968年9月开始的“斗、批、改”时期因“态度狂妄”曾被工宣队隔离审查,住在学校不准回家。有一天早晨刚起床,穿鞋时看见鞋子破了一个洞,诗兴大发,随口吟道:“唤起破鞋千百万,床上干。”没想到刚好被过来巡视的军代表听见了,于是被工宣队抓去,以“恶毒篡改毛主席诗词”为由予以“批判”,打得他颅底出血,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小命。大家都知道他的这段经历,时过境迁,也就成了谈说的话题。

他笑笑,说:“狗改不了吃屎,这个血看来要永远出下去了。人他妈的不狂妄一点,活起来岂不窝囊!哎,对了,怎么没看见‘小霸王’?”“老太婆”说他小妹积极得很,生产队组织社员去长岭炼油厂工地平整土地挣钱,参加的回队里记工分。她参加了,早出晚归,差不多快放工了。“袁猴”感叹道:“看来文革还没有把她教育好,怪不得老毛说文革还要搞几次。像我们这样才算合格。对了,今晚吃什么?你们写信说‘尺把长的鱼满滩都是’,弄几条好鱼吃吃怎么样?”

“老太婆”略显抱歉地说道:“你们来的不是时候,现在不是季节,真还没有鱼。”这下可捣了马蜂窝,我们三个一起指责他们吹牛。“老太婆”只好叫小丹到他亲戚家看看,有没有过年剩下的干鱼。结果仍旧是没逃过一顿谴责。“雄头”的原籍在浏阳不在陆城,借“投靠亲友”跟着“老太婆”他们结伴来的。我们曾经怀疑他一定是看上了这两个妹妹中的一个,只是那时什么玩笑都开,唯独不敢涉及他的这个方面。

因为困倦,晚饭后我们三个很快就睡了。我感觉喉咙火辣辣的,似乎真有点发烧。但倦意太深,没多久便进入梦乡。

次日早晨,“匪婆”发现他的新棉鞋少了一只。找寻的结果是,昨晚小丹把我们的湿鞋放到炉灶边,利用棉柴的余烬烘烤。不知何故,那只棉鞋掉进炉灶里,烧成了灰。我们看时,那堆白灰还是鞋的形状。“匪婆”哭丧着脸,喃喃道这双新鞋只穿了几里路,我们则幸灾乐祸。我建议他把另一只也丢进炉灶里去,留一只鞋反正没用,不如让它也发一份热为好。“袁猴”反对,称那样会把一锅饭都搞出臭咸鱼味来。

天还在下雨,外边是一片泥泞。我们坐在屋里,聊起了许多旧时的往事。“小霸王”也不去假积极了,她是个泼辣的女孩,老初一的。问起“匪婆”插队的地方情况如何。那时回原籍的多数同学失去了已经习惯的集体生活,于是都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匪婆”一个人回到湖北黄岗,离他家十几里有武汉知青,他有时会过去玩耍。但有的武汉知青把他当成“回乡知青”,多少有那么点歧视。

忽然他自报奋勇要唱知青的歌,我们当然表示热烈欢迎。顿一下嗓子,他唱道:“正当我走向那黄岗的路上,有一位姑娘送我下乡。眼泪唰唰地流湿了衣裳,姑娘为什么这样悲伤?我俩是一对天生的鸳鸯,从小就相爱不离身旁,如今听说我要去农村,你说姑娘怎能不悲伤。”他的嗓子不错,我们鼓掌倒使他有点不自在。

他反过来要“老太婆”唱,他道:“这里就我们四个。除非自己编,哪有什么知青的歌?”在推脱了几个回合之后,“袁猴”也亮开了五音不全的歌喉:“每天早上天都还没亮呀,我就要去插秧。汗水湿透了身上的衣裳还有那泥和浆。晚上回来想起我那可爱的武汉那,什么时候才能听到江汉关的钟声响?”我们“称赞”他唱的比“匪婆”唱的还要“好”。

只听了两首歌,心情便欢快不起来。我知道,“袁猴”唱的这首歌套用的是一支韩国歌的旋律。当年流亡到中国的韩国爱国者为怀念被日本蹂躏下的祖国而创作的歌。那歌词原是:“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呀,我亲爱的祖国。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苍茫和辽阔。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故乡的山河,静静的夜啊冷冷的风啊月月向西落。”如今却被天才的武汉知青套成自己的歌了。看起来多少有点失去了原来的宽广,变得狭窄。但是如果国家把你的理想、抱负全都践踏了,强迫你成为简单的谋食者,作为柔弱的小青年,你又能如何呢?这类歌子,与其说是为自己的命运悲鸣,不如说是为失去理想和报国的机会而惆怅。如果你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从豪情万丈的革命小将,一下子变成躬耕垅亩的农夫,不发泄那才是懦夫!这种发泄,绝非仅仅是为个人的得失哀怨。恰恰相反,它是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融为一体之后才可能具有的忧伤。

不唱歌了,大家说起了别的话题。一九六八年五月,我和“老太婆”、“雄头”曾经一道到长沙,专门寻访了杨曦光的母校。“老太婆”的表弟也在这所中学,经他联络我们询问了杨的同学,证明了他那篇《中国向何处去?》是自己写的,根本没有康生所说的“黑手”。现在自然要说起那次拜访的故事。“袁猴”也说起在工宣队里挨打的故事。我们又分别从各人所处的位置,分别说过了武斗中几次战斗的情况。说着,很遗憾没有把“夫子”拉来,不然该有多热闹。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招工了,没有这种自由。“袁猴”叹道,羡慕他招工,又遗憾他没有自由,难啊!他忽然有所发现地说:“朗诵一首诗给你们听:‘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招工!’啊,你们说,是不是啊?”我们全都笑了,“匪婆”说,又想‘颅底出血’了。

就这样说着,度过了这一整个雨天。

再过一天,天虽然阴沉,却没有雨了。“老太婆”和“雄头”带领我们参观了陆城。一个小小的村镇,据说那个“一文矶”还算古迹。“匪婆”大不服气,称:“那我住的那间队屋可以算名胜了。”“老太婆”挖苦说:“算故居。挂一块搓衣板,写上‘土匪婆故居’更合适。”说说笑笑间,“老太婆”忽然想起来,城陵矶编组站还有一个朋友,他的初中同班同学,没考上高中就顶职上班了。后来挨整,他老家是临湘的,去年调到城陵矶编组站,你们走的时候,喊他找一个运转车长带着坐守车走。

洞庭湖口的长江,景色别有一种风韵。但江风很大,我从岳阳开始就一直感觉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鼻子又不塞。咽喉有点疼,似乎还略为发烧。于是建议回家算了。到镇上,小丹带我看了医生,他说是着凉了。按他的嘱咐到药店买了几粒“牛黄解毒丸”,吃下去一粒。他们开始下围棋,我也懒得参战,干脆躺到床上去。这几个家伙的被面竟然全都是用“红卫兵”袖章缝合而成的,昨晚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我笑话说,你们早就留了一手,有点远见啊。小丹说,原来她有收集袖章的爱好,想以后作个纪念。下乡以后一恼火,去他的,纪念个屁!废物利用算了,便缝成了被面。

多年以后,我忽然想起他们的被面,于是问过小丹。这位小学校长说:“别提这事!我们招工时全扔了。后悔死了,真的‘锤胸锤背’!你收集的传单、小报呢?”我告诉她,都保存得很好,新初一的刘锋全部借去了,说是发现了“金矿”。刘现在是国家一级作家,正埋头创作一部大部头直述老三届历史的长篇,已经埋头20年了!还不肯端出来。

晚饭时,“袁猴”大发牢骚:“他妈的,几个破鱼头,吃了三天还舍不得丢!”他指的是来那天做的辣椒干鱼,还剩两个鱼头。另外那碟蒜炒腊肉他却故意不提,弄得主人真的不好意思。他接着又说:“以后你们到汉口,我请你们吃武昌鱼!”“雄头”挺认真地问,武昌鱼到底什么样?“袁猴”笑了:“哪有什么‘武昌鱼’!毛老头写了那首诗,武昌的死蛇癞蛤蟆都叫武昌鱼了。请你们吃什么?我也搞几个烂鱼头,让你们吃三天。”

次日我们决定走人,因为恐怕“于修”带着两位女将,在武汉等不耐烦了。他们也不强留。天还是阴沉却无雨,不过似乎随时都会下起来。“老太婆”叫他妹妹去联系长岭炼油厂汽车队,他们天天有车到路口铺火车站的。两位男士陪着我们去。

路过长岭炼油厂的建设工地,虽然还谈不上轰轰烈烈,但也是相当繁忙。汽车、装载机、推土机往来奔走,一个相当规模的地盘已经初露端倪。“老太婆”说,陆城这一带将要建成码头、贮油库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成为岳阳的一个城区。这个场面正是我们从小就渴望投身其中的,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最大力量是我们的崇高理想。没料到,恰在我们可以出力的时候,却被赶下农村自食其力以求温饱了。祖国的建设似乎不需要我们,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油然涌上心头。昨天说起这些,“雄头”自我解嘲说:“管他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其实没有谁内心深处能回避这种理想破灭的痛苦,无可奈何之余恐怕也只能对酒当歌而已。谁让我们投胎到这个以感情压抑为荣的民族里来呢?

到了城陵矶编组站,找到“老太婆”的同学,原来大家都认识。他是车辆段搞列检的,叫阿陈。文革期间,这小子经常跑到我们学校。我觉得似乎那几粒“牛黄解毒丸”没解决什么问题,就问他,车站上有医院没有?他马上带我到卫生室,医生检查了一阵,说是上呼吸道感染,然后打了一针。开了些药,当然都用他的名字,算是公费医疗,为的是帮助我节省宝贵的铜板。中午在车站食堂开饭,然后他俩回陆城,不然怕没有车了。我们三个在宿舍等阿陈的回话,这一阵上边管得严,车长们不敢带人坐车。

差不多快下班时分,阿陈匆匆赶来,叫我们快点过去,说是好不容易说通了一个车长,跟他的车走。到了那列货车尾部,车长叫我们等发车前再上车,免得被人看见不好说话。阿陈告诉我们,这位车长只跑到蒲圻,已经交代他,交接班时跟接班的车长打招呼,让我们一直坐到武昌。未几,发车信号灯亮了,车长叫我们快上。我们进入守车刚坐下,车就开了。挥手同阿陈告别,这次不用担心查票。

途中,车长告诉我们,你们几个都是男的,否则我不带。问及原因,他说,过年以前有一个女知青搭车,那个车长有疝气的毛病,久不久要动一下下边。被那个女伢看见了,以为他有坏心,就站起来往车门口靠。车长怕她太近门口不安全,就叫她进来一点。谁知越叫她越往门口去,车长站起来打算拦住她。她竟然跑出门口跳车,这一下就摔成重伤,在医院抢救了两天,还是死了。车长也被抓了,她自己也很冤枉。其实,这个车长老实得很,我们都知道他有那个毛病。上边下命令今后不准带人,今天是小陈求我,才带你们的。

夜晚到蒲圻,这里是广州铁路局与武汉铁路局的交接站。停车后,接班的车长死活不肯带我们。求到最后,他干脆说,你们到前面去,看哪节车厢空着就上去坐,我不赶你们,也不想惹麻烦。我们只好下车往前走。这列车根本看不到空车厢,而且基本上是高边车。我们还走着,就听见发车信号响了,赶紧跑着向前,终于看见一节高边车是空的,连忙往上爬。进去一看,钢板车底。列车已经出发,只好将就。

没多久该死的老天又开始下雨。我们只好用棉衣连头一起包住,缩在前进方向的车帮下,这样风小些。又湿又冷,脚都冻麻了,不一会儿就得在车厢里边跑几圈,不然根本顶不住。原想蒲圻离武汉并不远,谁知道这回感觉比上天还要遥远。时间好像根本不动了,我们三个开始还说话,“匪婆”还大声唱歌。后来三个人牙齿都在打架,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我本来就发烧,这下就更难受,浑身像散了架一般。“袁猴”颤颤抖抖地说,学那个女伢,跳车算了。好在雨下了一阵就不再下了,我觉得周身都在打抖,手脚全不听使唤。甚至闪过一个念头,到武汉时,人家会不会发现三具僵尸?生活在铁路上,几乎每年冬天都会听说北方南下的货车上发现被冻死的扒车人的尸首的事情。而且大都是出来乞讨的农民,他们往往被作为无主尸体火化了事。

因为浑身不舒服,觉得发烧,非常疲乏。我就把小行李包垫在屁股下边,蜷缩在车厢的一角。“袁猴”叫我别睡着了,天寒地冻,睡过去会死人的。我答应了。

喉咙依旧火辣辣的,周身如同散架般难受。特别讨厌的是,那只瞌睡虫就像赶不走的苍蝇,老在围着我嗡嗡叫。我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双手搂着双腿。不知不觉中,神志渐渐清醒起来,咽喉似乎不疼了,身上也不觉得难受。看见车厢里逐渐明亮,就好似有什么灯在照。如果更形象一些,就如同明月当空一般。

我看见他俩在兜圈子慢跑,不时还忘不了说两句逗乐子的风凉话。没多久,他们竟然玩起“单脚跳”来了。这是儿时的游戏。大家缩回一只脚,只用另一只脚蹦着对撞。谁要是两脚落地,谁就算输。于是想挖苦他们。

不想竟然说不出来。我拼足劲企图大喊一声,但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急了,想站起来,手脚都不听使唤。无论我怎么努力,那双手依旧搂着那双脚,纹丝不动。于是我开始恐惧,清清楚楚听见他们说话,不时还发出笑声。但我就是发不出半点声音。火车轮敲击铁轨,格噔声非常有节奏。车厢也很有节奏地晃动,真希望来一个急刹车,让我倒地就好了。却没有发生。我看见“袁猴”被撞过一边,他输了,却责怪匪婆耍赖。我真想喊:快过来,拉我一把!还是没有声音。我想,完蛋了,大概要死了。该不会是梦幻吧?

正在此时,只见“袁猴”对我喊:“喂!起来活动一下,总这么坐着不行的。”说完又准备玩下一个回合。我想叫他过来拉我一把,依旧是无声无息。

不知是否真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似乎感觉到什么,自言自语说:“妈的,这小子不会是睡着了吧?”说着就走过来,用脚轻轻踢我的脚,没感觉。他又低下头,对着我的眼睛越来越近地看:“你睁着眼睛看什么鸟?快起来!”说完就拉我的手。忽然他惊恐地大声叫:“匪婆,快来!”我看见“匪婆”急忙跑过来,拉我的另一只手,惊叫:“他妈的,怎么这么冷!”接着我就被他俩拉起来了。

感觉有一股东西,可能是血吧,从脚下直涌上头顶。接着感到晕眩,胃里也泛酸,直往嗓子眼里冒。觉得脚麻得很。他俩架着我跑开了,嘴里还在说什么。这回真的听不清,难受的感觉又回来了,双手被他俩架着,开始有点疼痛感。

我说:“行了,放开让我自己走。”这次有声音了,他们都听得见。“袁猴”说:“你行不行?吓死人了!”我道:“没事,可以走。”他俩小心地松开我,我向前走了两步,脚还是麻的,走得也东摇西摆,但是能走。然后我开始伸胳膊,再使劲地甩。逐渐就行动自如些了。

他俩都站在那里注视着我,我回头看见他们的身影,“灯光”没有了,“月光”也没有了,四周是一片黑暗。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脸上一定是怪异的表情。我说:“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干吗不玩‘单脚蹦’了?”“袁猴”大声说:“你他妈的装什么鬼?你怎么知道我们玩什么?”我说真的知道,也听见你们说的话。就是动弹不了。他们都将信将疑。我们开始核对我看见的和听见的,确实是他们做的和说的。

“匪婆”说:“你是不是中了邪?我刚拉住你的手时,又冷又硬,跟死人似的。”“袁猴”对他骂道:“你他妈才中邪!再晚一点恐怕就真的要死人了!”转过来问我:“你晓得事情干吗不喊?”我告诉他,我喊了,就是没有声音发出来,急得没办法。再说了一会话,“匪婆”说:“你要是真死在这里,我们那些弟兄们绝对饶不了我们俩。”“袁猴”吼起来:“别讲那么不吉利的话,坏头头命大得很。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这算什么!”接着又笑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列车终于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车帮比我们高,看不见外面的情况。头顶上的照明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编组站。由于没有风吹,感觉上好了许多。等了很久,车厢一会前进,一会后退。我们知道这是在编组作业。“袁猴”突然问道:“不会编成南下列车,又回岳阳去吧?”我说,这绝不可能。随即听见车厢外有说话声,一个人爬上车厢,用电瓶灯一照,用武汉话说:“还不出来,解放军来了。”说完就下去了。

我们从车厢里爬出来,这才发现,我们坐的这节车厢早就被摘挂,成了孤车。刚走了几步路,就听见一声喝:“站住!别动!”再一看两名解放军战士正用冲锋枪对着我们。于是乖乖地站在那里。又听见一声:“这边走!”再乖乖地跟着他们走。行走中看见一个站牌:“新余家湾”。进了一间办公室,里边还有一个军人,用标准的京腔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知青,回生产队去的。他要证明,我们便拿出来给他看。看完后,他露出微笑:“扒车多危险。省点钱是吧?”然后和蔼地让我们坐下,还倒了热开水给我们喝。

他告诉我们,他也是北京下乡的知青,去年当兵的。这个车站专门编组过长江大桥的货车,是绝对不允许有人扒车的。我们问离武汉还有多远?他说没多远了,不过走路是不行的。现在四点多了,等到六点有通勤火车直到江岸,你们可以坐那个车去武汉。如果饿了,先到对面食堂,买一点东西吃,那里24小时开饭。吃点东西就暖和了。然后命令道:“去吧!”出门时,抓我们的那个战士说:“我们班长照顾你们。要不然这里抓住扒车的都送收容所的。”

到铁路对面的食堂,我看见炉灶燃着熊熊大火,就不愿走了。浑身发冷,腿软得提不起来,于是叫他们俩去吃东西,我在这里烤火。说完就蜷缩到灶门口。火烤得脸上热辣辣的,可身上还是发抖,棉衣散发着蒸汽。未几,“袁猴”端来一碗热粥,我不想吃。他说吃一点好,能吃多少算多少。我试着喝一点,还真不错,感觉舒服些了。接着不知不觉竟然把这碗白粥喝完,这大约是我一生中最美味的一碗粥。然后,我就睡着了。

去年,我到汉口,在“袁猴”家里,说到三十一年前的这个晚上,我们都记忆犹新。都忘不了那碗白粥。“袁猴”说:“现在吃龙肉都没有那碗粥那么香。”如今,我坐着飞机满世界乱飞,不时就会想起在高边车里的那个夜晚。

不知睡了多久,他们把我摇醒,通勤车来了。我半迷糊地跟着他们上了车。似乎烧退了一些,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天晴了,还挂着个太阳。我们的目的地在解放公园附近的惠济路,“于修”他们在长航宿舍他舅舅家等我们。我问“袁猴”,会不会犯某某人在岳阳的错误?他俩都笑了,“袁猴”夸口说,闭着眼睛也错不了。通勤车不时停站上下乘客,我们坐着瞎聊。在一个站停车时,“袁猴”忽然叫道:“到了,下车。”我们下车走在站台上,我看着站牌问道:“这个硚口站离那里还有多远?”他一愣:“什么?硚口?”我说站牌上写着呢。他大声说:“错了,快上车!”车已经开动,我们连忙跑着追,结果我们俩总算上了车。“袁猴”没跟上,他在站台上跑着大声喊:“到汉口站下车等我!”

通勤车行进着,这回轮到“匪婆”幸灾乐祸了:“哈哈,等下我要问他,闭着眼睛也错不了是什么感觉。”到汉口站时,我估计这小子要走到中午才可能到汉口。我们看来要有耐心。我们坐在站台南头金鱼池边上等了约一个小时,才见他沿着铁路从循礼门方向走来。一见面我们就打哈哈:“这个长跑成绩还是不错的嘛!”他尴尬地笑着说:“老子坐了公共汽车赶过来的。怕你们两个给人家拐走了。”少不了一通挖苦、打趣。到惠济路时真的快中午了。

见了“于修”他们又是一通欢乐。莎莎是“于修”的女朋友,据“于修”招供,他们俩早在文革前就偷偷相好了。凯凯是“于修”的妹妹,都是同学加战友。大家讲述着路途上的辛苦、快乐,“袁猴”他俩少不了互相揭发带错路的经历,攻击对方的愚蠢。“于修”评价说,那还是把硚口当成汉口更蠢些,何况还是大白天。“袁猴”争辩道:“本来汉阳开车就应该到汉口才停挲,哪个晓得这火车还会乱停。麽子硚口,根本就不是车站它也停。”无意中,“于修”的舅母碰到我的手,她立即在我额头上一摸,大声说:“该死,这伢发高烧咧。快拿体温表来!”量过体温,将近40度。大家都慌了神,我反而不觉得太难受,比高边车里、新余家湾车站上强多了。几个人陪着我到长航医院,一检查,急性大叶性肺炎。注射链霉素,在观察室躺着。这才觉得太困倦了,一觉睡了过去。这一觉竟然睡到第二天清早。

护士来量体温,已经恢复正常。她笑道:“昨天打了两次针都不晓得醒来。来,再打一针。”我感觉非常好,只是咽喉还有点不适感,肚子很饿,算起来差不多有一整天没吃什么东西了。“于修”和他舅舅一到,我就问他们俩在哪?“于修”乐呵呵地说:“我们准备给你送花圈,昨天晚上‘袁猴’要给你写悼词。哎哟,你不晓得,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你那么多好话,没有一句坏话。唯一不太好的,就是说‘他一生都没有碰过女人,这是他终身的遗憾’。喂,你听了伤心吧,回河南赶快找个村姑,把婚结了,免得他嚼舌头。”于舅舅看着我们欢乐说笑的样子,说:“还是年轻好。只有年轻人才会有这么快乐。”

医生跟于舅舅很熟,问我情况怎样。我说可以走了,想去吃他一大碗馄饨。医生也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可以走了,只是不要抽烟。不过按正常情况是要住院的。又是公费医疗,用于舅舅的名字。我忽然想到,以后在农村,万一病了怎么办?如果没有于修的舅舅,我这次已经破产了。因为我口袋里总共不过十来块钱而已。

看见我已经完全痊愈,精神面貌今非昨比,“袁猴”一口咬定我昨天装死,浪费了他的一片真情,白做了一篇悼词。我让他交给我,以后我来为他宣读。“于修”的舅母不明底里,责怪他乱说。莎莎对她说:“他们一贯如此,开玩笑的。外头人不晓得还以为他们在吵架咧!”说说笑笑之中,舅母做好一大碗馄饨面。我把它稀里哗啦倒进肚子里,直吃得满头大汗。舅母高兴地说,能吃,又发了一身汗,病好得快些。

我的病虽然好了,但总有点虚弱的感觉。舅母特地让我靠着棉被,依在床上。

听见我们这里的热闹,邻居也过来了几位。

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当老师的黄阿姨。三十出头的年纪,显示出成年女性的美。而那种大方却又不失斯文的举止,又有知识女性的风韵。我忍不住要偷偷地多看她两眼,暗暗想入非非:要是我早生十年八年,我一定会追求她做我的妻子。如果现在能有像她这样的女性,我一定会竭力追求的。转念一想,又觉得可笑:一个下乡知青,已经是农村户口了,痴心妄想!更何况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尽管属于“从宽处理”,这辈子也别想翻身了!真的结婚,生下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该多么可怕!孩子是无辜的,为什么一来到人世就要遭此厄运呢?算了,我不禁打了个冷颤,收敛了那些非分之想。但我始终克制不住要偷偷多看她两眼。

“于修”是个快乐的家伙,在我们的男同学中,算是最帅的。他过早地被莎莎霸占,我想,一定有许多女同学在咬牙切齿,尽管莎莎也是很漂亮的姑娘。

谈笑中,说起武斗中的往事。“于修”道:“那天晚上,这个‘坏头头’命令我们一支队上去把磨滩村夺回来……”

“袁猴”打断他:“你莫在这里瞎扯!你们自己抢到要上,不安排你还发脾气!”

“于修”笑起来:“你急麽嘶!还护到‘坏头头’,怪不得当常委。我不抢到任务回去,这帮弟兄就不把我当支队长了!晓得不。你们不晓得,那个磨滩村里头都是些复员兵,特等射手就有好几个!要怪就怪‘匪婆’他们六支队,守不住就撤,应该‘军法处置’。”

“匪婆”站起来想争辩,“袁猴”制止他:“莫吵,听他讲!”于是就坐下了。

“于修”继续:“那时候心里头几后悔哟,晓得就不争了,让九支队上。爬到木材厂围墙上,不敢跳下去。不晓得有没有地雷。“袁猴”跟我在一起,要先跳下去。怎么样,猴子,本人还是蛮帮你讲话的吧?我跟他讲,你等一下,你是常委,比我这个支队长重要些,我先下。要是死了,你带队再上。”

“莫急,还讲了麽嘶?”“袁猴”皮笑肉不笑地打住他。

“冒得麽嘶了,哪来时间讲那些话?”“于修”有点愕然。

“袁猴”不急不慌说道:“那我就讲了。他说:‘我要是死了,你帮我告诉莎莎:莫哭,快点改嫁!’”我们马上听出这是他胡编,都笑得不可收拾。莎莎哭笑不得,从床上操起个扫床的小扫帚,对着“袁猴”就打。反而是“于修”大笑着拍手:“好,好。猴子兄弟作证,看我对你几真心哟!生死关头都想到你。”

笑了一通,那个黄阿姨抹着泪说:“修修,快些讲下去呀!”

“我往下一跳,要死!跳到一个粪坑里头。臭巴巴淹到胸口,还糊了一脸!我赶紧喊:‘猴子,莫下来!’你们不晓得,那时候硬是一个‘苕’!还把冲锋枪高高举起,生怕臭巴巴搞到枪上头。”

又是一通笑声。

舅母最着急:“后来呢?后来麽样了?赶快去洗干净呀!”

“洗个鬼呀!打到仗的,一直摸到天亮。整个村子冒得一个人!人家早都撤退了。”

说笑着就快到午餐时间了。舅母问大家想吃什么?“匪婆”却声言不吃了,他想下午就走,回他的黄岗去。

几个人劝他明天一块到孝感,到“于修”他们四个人插队的地方去住两天。他说反正离得不远,以后再说。“袁猴”说:“没什么以后,这次不去以后也不准去!”总之,说不拢。于是我和“袁猴”一起送他,舅母叫吃完中午饭再走,并担心我病刚好,出门可能对身体不好。我们还是走了。“于修”中午有别的事,就此同“匪婆”告别。我们三个到了长江大桥,在司门口吃了中午饭。“匪婆”提议照张相,纪念这次艰辛的生死旅途。于是到一家照相馆拍了张照片。这张照片今天还在我的相簿里,正是偶然看了这张照片,勾起许多回忆,才想起写这篇文字。

在黄鹤楼旁,望着滔滔长江,我们谈了许多话。对未来大家都觉得渺茫,比起当年那位“心潮逐浪高”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俩都希望我干脆把插队关系转到他们那里去,大家在一起,也有个伴。我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都还年轻,来日方长。尽管目前下乡插队,我不相信它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它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我打算在乡下只管读书,总没有坏处。“匪婆”说,读了又有什么用?我反驳说,世界上最没出息的就是这句话。如果居然还这么做,那整个人都朽了。

这话我说过也就忘记了。1996年我们中学母校50年校庆,“匪婆”对我提起了当年在黄鹤楼边的往事,并说,他此生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听从我的那一席话。那时他已经是公安局的一个科长。

告别了“匪婆”,次日我就随“于修”、“袁猴”、莎莎、凯凯到他们插队的地方。我们乘坐火车到了祝家湾火车站,然后下车走到他们插队的地方,走了有20多公里。他们住的房子比陆城的好得多,说是“于修”堂叔的房子。我们坐在小竹椅上说着话,一位很端庄的少妇走过来,手里还做着针线活。她先问了想吃什么之后,又问了些我们的情况。她走后,莎莎笑着对我说:“这是‘于修’的婶婶。你应该夏天来,最好是七、八月。”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她吃吃笑了一阵才说:“夏天她光膀子,只穿个花裤衩。你就可以开眼界了,这里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女人,夏天都这样。‘袁猴’都看饱了,所以借写悼词来讥笑你。”

未几,“于修”的亲戚又送来“孝感麻糖”,陆陆续续还有些亲戚朋友过来探望。生产队长也来了,问寒问暖地还责怪他们不在父母身边多住些时候,多尽些孝道。我顿时感到这里的人情味也比陆城好多了,可能“于修”他们也会做人些。

为了使我能迁到孝感,“于修”领着到了公社知青办,其实也就是公社民政室,多挂一块牌子,依旧是一个人管。那位民政助理好像是姓蔡,记不清了,姑且就算是老蔡吧,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天天读”,于是我们只好等候。“于修”坐在老蔡的办公桌后,摆出一副办公的样子。没想到进来一对怯生生的青年男女,那小伙子见人就递香烟。“于修”问:“你们有麽子事啊?”那小伙子怪不好意思地说,来登记结婚的。“于修”就问,大队证明开了没有?小伙子连忙拿给他看。

“于修”接着就来精神了:“你们今天能结婚,全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你们想一想,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连饭都吃不饱,穷的冒得办法,那里还能结婚哟,是不是?”小伙子忙不迭地点头称是,那姑娘已经面露羞赧了。“于修”满脸笑容,对他们说:“莫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是大喜事,应该的嘛。不过你们快活的时候莫忘了阶级苦,还要想一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他们哪里结得到婚挲?所以更应该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来,站到毛主席像前面,站好,排拢一些。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三鞠躬。听我喊,一鞠躬!不行,这样子弯一下腰哪里行。要认真一些,九十度。再来,一鞠躬!蛮好,就这样。二鞠躬!不错。三鞠躬!哎,这才像回事嘛!心里头要怀到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限深情,鞠躬才能认真些。”

俩新人以为完事了,刚转身,“于修”又喊:“莫急!小年轻,刚结婚心里头是要急些,还冒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挲。带到语录本冒?就带了一本呀,那怎么行?‘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遇到问题学起来。’你们应该记得的。好,算了,两个人共用一本也可以。一起举到,准备,开始!”那俩同声念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回两个年轻人没有转身了,只是扭头看。“于修”接着说:“会唱语录歌不会?不会唱歌呀!那是不好。年纪轻轻的,不会唱歌那哪么子行咧。那就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来一遍‘老三段’。麽嘶?不晓得‘老三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晓不晓得?记不到?那您家结麽嘶婚咧!”看见那俩年轻人不知所措的样子,于修道:“算了,算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总晓得唱吧?晓得。那好,唱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就算了。好吧?”于是这俩年轻人,曲不成调地唱了起来。还没登记,就被“于修”闹了一次洞房。

那个民政助理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当那俩正唱的时候,“于修”也看见了助理。做了一个鬼脸,等他俩唱完,助理进门,“于修”大声说:“蔡助理回来啦!这两个伢要办结婚登记,我已经把前头的事情搞完了。你看还有麽嘶手续需要办,办给他们算了。”一副领导口气。助理看来是强忍着笑,一声没吭就从抽屉里拿出张表,填写了一下,交给那两位年轻人,交代他们先去公社卫生院做婚前体检,然后再回来办手续。那俩诚惶诚恐地走了。蔡助理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他在门外大概听了一会。他说:“笑得我腰都直不起来。”然后对“于修”说:“小于呀,你们这帮学生伢,开玩笑也太出格了些。要是他们弄清白了,不跟你打架才是怪事!”

谈起正事,助理说,上边已经有了新的精神,回原籍、投亲靠友都不办了。原则上今后下乡插队都要尽量搞农场,已经插到生产队里的,有条件的地方要创办农场,逐步解决。据说,全国各地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发生了蛮多问题,个别地方还比较严重,甚至发生了农民与知识青年之间斗殴的情况。

于是,什么都不用说了。

寻思着这一路已经走了太多日子,老是在异乡为异客,感觉上也有些不是滋味。虽然这些同学都是真诚热情的,特别是“袁猴”,一心想让我迁移过来,为此还不死心,认真地问过队长,看还有没有办法。但我的归宿并不会因为换个地方就能改变的,于是产生了思乡的念头。其实我的老家我并没有去过,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弄不清楚。

尽管他们一再挽留,我还是离开了。

“于修”和“猿猴”送我,从祝家湾上了武昌到信阳的慢车。车上很空,但在孝感车站却上来一群我的老乡,大多是农村妇女和孩子,有民政部门的人员押送。这群人大约许久没有洗过澡,甚至没有洗过脸!脖子上都是一层明显的腻甲。

也许是我那把吉他引发了好奇心,几个半大孩子始终不愿离开。我拨拉起吉他,只会半生不熟地拨拉那支《送你一束玫瑰花》的前奏曲。这个演奏水平连我自己都不能吸引,更别说吸引别人了。小家伙逐渐散去,但有一个八九岁的小乞丐却始终坐在对面,全神贯注地看着。也许这个孩子是个音乐人才,如果有条件接受训练的话,难说不会成为音乐家。但他注定只是个小乞丐,将来成为一个躬耕垅亩的公社社员。

李准写的歌:“向前看,永向前。我们是人民公社社员,集体道路宽广无限;意志坚定不怕困难。改造那旧世界的决心谁也不能阻拦!嘿,嘿嘿信心充足眼睛亮。嘿嘿一条大道在眼前!嘿嘿,嘿嘿在眼前,在眼前,在眼前,一条大道在眼前!”在眼前的就是这些乞讨被遣送的人民公社社员。现实与宣传相差多么遥远!我不禁想到,要过多少年,我也会与我的这些老乡们一个样子呢?想着便下意识地苦笑起来。

火车驶过大别山,这边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貌。我于是体会到,这座山为什么叫“大别”了。汽车在公路上奔跑,信阳汽车站竟然用解放牌大卡车运客,而且连篷布都没有。天空是灰黄色,无边的大平原是土黄色,草房子、土坯墙都是泥黄色的。路边的树木都落光了叶子,光溜溜的枝条在寒风中摇摆,也是一片灰黄。只有背风处还残留的一点雪,显现出洁白。还有路上的汽车,或绿,或红,装点了一下这片黄色统治的大地。但车过处马上就扬起了漫天的尘土,立即淹没掉这瞬间耀眼的异彩。

越来越近的故乡究竟会是啥样?它寄托着我的理想,我的梦幻,我的青春,我的未来。它会欢迎我吗?或者仅仅是无可奈何的接待?(2002.3.8发广阔天地)

http://qian-wenjun.hxwk.org/2002/03/08/%e9%82%a3%e4%b8%80%e5%b9%b4%e6%98%a5%e8%8a%82%e5%90%8e/

深入裙中 2020-11-30 21:36

(2002-03-20)
拙帖《那一年春节后》粘上网了,谢谢缺月的鼓励。惟觉得我的帖子被拒甚多,做一个个人主页也许并不现实。如果被拒的帖子也上不了个人主页,那还不如不“主”的好。当然不想怪罪版主,“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与“天塌下来会有高个子顶着”是沾不上边的,塌下来的不是天,而是檐,你这个网站再矮,人家也没法顶得住。

试想还有那么多的知青网民,大家的棚子让你一个人搞垮了,人家上哪儿乘凉去?何况支起这个棚子实在不容易,自己也应该体谅人家的心情。

不过明人就别指望那床被面了,十几年前我就打它的主意。因为我忽然发现那个东西太有意义了,原本豪情万丈的袖章,一下子就变成遮体避寒的被面!这反差,简直可以扬于高天之上,迎风招摇。留着,到死都是个纪念。可惜人家招工时都扔了,连小丹自己都在锤胸锤背,只叹自己没有远见。

前两天,袁猴打来电话,张口就是一通责骂。原来他在儿子的招呼声中看到了我的“杰作”,他这个当父亲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损伤。我笑道:原来你骗了儿子二十年,活该!

但他还是纠正了我的错误。

一是我们被赶下守车的地方是蒲圻而不是咸宁。“那里离岳阳只有一点点远,是广州铁路局与武汉铁路局的交接站。离武汉就远多了,至少多一倍!要不然哪会有那么多罪受。”

“还有,你在高边车里那个狼狈劲,为什么不说?怕丑是不是?”

他也许是对的。只不过不是怕丑,而是实在有说不明白。而我恰恰是什么牛鬼蛇神都不怕也不信的,这现象我实在没法解释,说了怕人家不信,反倒成了“老鼠屎”。不过既然被揭发了,而且这粒“老鼠屎”也已经不在汤里,就补遗吧!

我把小行李包垫在屁股下边,蜷缩在车厢的一角。袁猴叫我别睡着了,天寒地冻,睡过去会死人的。我答应了。

喉咙依旧火辣辣的,周身如同散架般难受。特别讨厌的是,那只瞌睡虫就像赶不走的苍蝇,老在围着我嗡嗡叫。我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双手搂着双腿。不知觉中,神志渐渐清醒起来,咽喉似乎不疼了,身上也不觉得难受。看见车厢里逐渐明亮,就好似有什么灯在照。如果更形象一些,就如同明月当空一般。

我看见他俩在兜圈子慢跑,不时还忘不了说两句逗乐子的风凉话。没多久,他们竟然玩起“单脚跳”来了。这是儿时的游戏。大家缩回一只脚,只用另一只脚蹦着对撞。谁要是两脚落地,谁就算输。于是想挖苦他们。

不想竟然说不出来。我拼足劲企图大喊一声,但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急了,想站起来,手脚都不听使唤。无论我怎么努力,那双手依旧搂着那双脚,纹丝不动。于是我开始恐惧,清清楚楚听见他们说话,不时还发出笑声。但我就是发不出半点声音。火车轮敲击铁轨,格噔声非常有节奏。车厢也很有节奏地晃动,真希望来一个急刹车,让我倒地就好了。却没有发生。我看见袁猴被撞过一边,他输了,却责怪匪婆耍赖。我真想喊:快过来,拉我一把!还是没有声音。我想,完蛋了,大概要死了。该不会是梦幻吧?

正在此时,只见袁猴对我喊:“喂!起来活动一下,总这么坐着不行的。”说完又准备玩下一个回合。我想叫他过来拉我一把,依旧是无声无息。

不知是否真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似乎感觉到什么,自言自语说:“妈的,这小子不会是睡着了吧?”说着就走过来,用脚轻轻踢我的脚,没感觉。他又低下头,对着我的眼睛越来越近地看:“你睁着眼睛看什么鸟?快起来!”说完就拉我的手。忽然他惊恐地大声叫:“匪婆,快来!”我看见匪婆急忙跑过来,拉我的另一只手,惊叫:“他妈的,怎么这么冷!”接着我就被他俩拉起来了。

感觉有一股东西,可能是血吧,从脚下直涌上头顶。接着感到晕眩,胃里也泛酸,直往嗓子眼里冒。觉得脚麻得很。他俩架着我跑开了,嘴里还在说什么。这回真的听不清,难受的感觉又回来了,双手被他俩架着,开始有点疼痛感。

我说:“行了,放开让我自己走。”这次有声音了,他们都听得见。袁猴说:“你行不行?吓死人了!”我道:“没事,可以走。”他俩小心地松开我,我向前走了两步,脚还是麻的,走得也东摇西摆,但是能走。然后我开始伸胳膊,再使劲地甩。逐渐就行动自如些了。

他俩都站在那里注视着我,我回头看见他们的身影,“灯光”没有了,“月光”也没有了,四周是一片黑暗。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脸上一定是怪异的表情。我说:“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干吗不玩‘单脚蹦’了?”袁猴大声说:“你他妈的装什么鬼?你怎么知道我们玩什么?”我说真的知道,也听见你们说的话。就是动弹不了。他们都将信将疑。我们开始核对我看见的和听见的,确实是他们做的和说的。

匪婆说:“你是不是中了邪?我刚拉住你的手时,又冷又硬,跟死人似的。”袁猴骂道:“你他妈才中邪!再晚一点恐怕就真的要死人了!”转过来问我:“你晓得事情干吗不喊?”我告诉他,我喊了,就是没有声音发出来,急得没办法。再说了一会话,匪婆说:“你要是真死在这里,我们那些弟兄们绝对饶不了我们俩。”袁猴道:“别讲那么不吉利的话,坏头头命大得很。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这算什么!”接着又笑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还告诉我,正是火车上的事才想起给我致悼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冻死的人会有这种感觉,那奇异的经历,或许真的是生命结束前的体验;或许只是一种幻觉。这次经历使我常常思索死亡的含义和它的意义,毛泽东说:负担太重的时候,死就是一种解脱。他的这句话,实在太对了。也许就是思考死亡的缘故,我在生日的诗情里,却是对死的感觉。后来读起来,连自己也觉得奇怪,再想下去,于是见怪也不怪了。生只是一个过程,只有死才是归宿。虽然只有生才是漫长的,而死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当一个人对于死亡有了理解,那他就会对生命有了认识。正因为我自信能够面对死亡微笑,所以我才觉得活得踏实。

我儿子在澳大利亚已经四年多了,已经有三年多没见过他。也许是受外国教育的缘故,那次我出车祸,把一部“奔驰”撞成了一堆废铁。好在人居然没受伤。儿子知道以后,打电话来问候。说着就叫我写好遗嘱,说是国外都是如此的。这很正常。我听了感觉挺高兴,能理智地看问题正是我希望于他的。

于是想试试留一份遗嘱。首先是身体,我居然非常健康,不但什么毛病都没有,五十大几的人了,竟然还没老花。我想,如果任何器官能为别人解决问题,都可以捐出去,烧掉怪可惜的。然后令我头疼的是那些书,没几个人会喜欢。儿子肯定不会要,他16岁就出国,现在据说看中文书不如看英文书顺畅。更何况我的这些书他毫无兴趣,整个身心都沉在“3D”里了。在悉尼的大学里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是什么专业,我确实闹不明白,只知道跟电脑有关。捐给希望工程,那就更别提了,他们更没兴趣。这尝试还是没有成功。

想下去就有些伤心,我可是费了不少力气,才精心选购回来这成千本书。要是我死了,竟然不知如何处理。我瞎研究些什么?这些个近、现代的历史、哲学,古代的诗词,原来并不知会有几个人感兴趣。不记得哪位名人说过:“只有借的书才会读。”意思是买回来的书一般都束之高阁了。但我读的书都是买回来的,书柜里这些书,没有我没读过的。

老天爷确实很会开玩笑。这辈人视作真理,下辈人就看成粪土。代沟怎么来得如此不可思议?忽而想起我自己的“名言”:“代沟意味着进步,没有代沟就意味着停滞不前。”怎么轮到自己头上,那感觉就怪怪的?

袁猴提醒后想起一件事。其实并没有忘记,只是我很难有整块时间写东西,一般都是写一段就出去奔忙,回来再捡起来写,于是常丢三落四。还经常虎头蛇尾,前面劲头十足,后面草草收兵。恰如小路指出的那样。不过下面这个故事多少还能反映当年知青的一点乐子,就补充在这里。

为了使我能迁到孝感,于修领着到了公社知青办,其实也就是公社民政室,多挂一块牌子,依旧是一个人管。那位民政助理好像是姓蔡,记不清了,姑且就算是老蔡吧,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天天读”,于是我们只好等候。于修坐在老蔡的办公桌后,摆出一副办公的样子。没想到进来一对怯生生的青年男女,那小伙子见人就递香烟。于修问:“你们有麽子事啊?”那小伙子怪不好意思地说,来登记结婚的。于修就问,大队证明开了没有?小伙子连忙拿给他看。

于修接着就来精神了:“你们今天能结婚,全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你们想一想,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连饭都吃不饱,穷的冒得办法,那里还能结婚哟,是不是?”小伙子忙不迭地点头称是,那姑娘已经面露羞赧了。于修满脸笑容,对他们说:“莫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是大喜事,应该的嘛。不过你们快活的时候莫忘了阶级苦,还要想一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他们哪里结得到婚挲?所以更应该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来,站到毛主席像前面,站好,排拢一些。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三鞠躬。听我喊,一鞠躬!不行,这样子弯一下腰哪里行。要认真一些,九十度。再来,一鞠躬!蛮好,就这样。二鞠躬!不错。三鞠躬!哎,这才像回事嘛!心里头要怀到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限深情,鞠躬才能认真些。”

俩新人以为完事了,刚转身,于修又喊:“莫急!小年轻,刚结婚心里头是要急些,还冒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挲。带到语录本冒?就带了一本呀,那怎么行?‘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遇到问题学起来。’你们应该记得的。好,算了,两个人共用一本也可以。一起举到,准备,开始!”那俩同声念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回两个年轻人没有转身了,只是扭头看。于修接着说:“会唱语录歌不会?不会唱歌呀!那是不好。年纪轻轻的,不会唱歌那哪么子行咧。那就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来一遍‘老三段’。麽嘶?不晓得‘老三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晓不晓得?记不到?那您家结麽嘶婚咧!”看见那俩年轻人不知所措的样子,于修道:“算了,算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总晓得唱吧?晓得。那好,唱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就算了。好吧?”于是这俩年轻人,曲不成调地唱了起来。还没登记,就被于修闹了一次洞房。

那个民政助理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当那俩正唱的时候,于修也看见了助理。做了一个鬼脸,等他俩唱完,助理进门,于修大声说:“蔡助理回来啦!这两个伢要办结婚登记,我已经把前头的事情搞完了。你看还有麽嘶手续需要办,办给他们算了。”一副领导口气。助理看来是强忍着笑,一声没吭就从抽屉里拿出张表,填写了一下,交给那两位年轻人,交代他们先去公社卫生院做婚前体检,然后再回来办手续。那俩诚惶诚恐地走了。蔡助理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他在门外大概听了一会。他说:“笑得我腰都直不起来。”然后对于修说:“小于呀,你们这帮学生伢,开玩笑也太出格了些。要是他们弄清白了,不跟你打架才是怪事!”

谈起正事,助理说,上边已经有了新的精神,回原籍、投亲靠友都不办了。原则上今后下乡插队都要尽量搞农场,已经插到生产队里的,有条件的地方要创办农场,逐步解决。据说,全国各地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发生了蛮多问题,个别地方还比较严重,甚至发生了农民与知识青年之间斗殴的情况。

于是,什么都不用说了。

断断续续,昨晚基本写完了这个东西。原来准备今天把最后两句写完,发出去,也算对网友的回复。没想到,中午一点半,正在办公室休息,妻子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地告诉我:“沙沙”死了。上一个关于狗的帖子说到它眼睛瞎了。以后情况一直不妙,食欲不振,日渐消瘦。最近已经五六天不进食,大量喝水。打了两次针也未见好转。再过几天,它就满13岁了。我马上开车回家,跑上楼顶,妻子正在收拾它的东西。

我摸着它的尸体,还是温暖的。妻子说,它钻到杂物的一个角落里,当她找到它时,把它抱了出来,只见它浑身一抖,渐渐地就伸直了腿。我看着它,也许没有实现天性注定的死亡方式,它还睁着茫然的眼睛。我替它把眼睛合上。小东西陪伴了我们十三年,给全家都带来许多乐趣,一下子没有了,伤感是必然的。这不只是一只小狗,它也是一条生命,和我们相依多年的生命。

在楼顶花园的葡萄根旁,我挖了一个坑,把它埋葬了。妻子仍在抽泣,我的心也很沉重。葡萄藤的枯枝上,已经绽放了许多新芽。我点燃一支香,插在土堆上。淡蓝色的轻烟,顺着葡萄藤袅袅升起。一个小生命终结了,另一个生命正努力显示它的活力。天阴沉沉的,不时飘下冷冷的雨雾,楼顶花园里的花草,却在这冷雨中展现出无限生机。

我想,大约正是这死亡,才孕育了生命最美丽的篇章。如果没有死亡,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2002.3.20发广阔天地)

http://qian-wenjun.hxwk.org/2002/03/20/%e3%80%8a%e9%82%a3%e4%b8%80%e5%b9%b4%e6%98%a5%e8%8a%82%e5%90%8e%e3%80%8b%e8%a1%a5%e9%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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