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望 一位贵州老人的自传：人生不过几件事情（连载）

tuffy05

写了一本书
　　
　　退休生活大概都是平静而且平淡的，至少我是如此。在退休以后的10余年间，既没有发生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什么超出个人范围的事情。无论世界对我还是我对世界，彼此渐渐变得陌生起来，然后是越来越疏远仿佛彼此不存在似的。曾经熟悉的机关工作，正在变成渐行渐远的历史。
　　
　　当然退休对我，不只是得到了期望得到的可由自己支配的10年时间，其实还获得了想要获得的那种生活。甚至还获得了离婚那年想要获得的那一小块天空：我想有一小块属于我的天空。那就是了：一间陋室，一张小床，几卷书，几页纸。这在1994年4月离婚时只不过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向往，但是到了1997年3月退休时，已经成了如同离婚那样真实的现实。
　　
　　现在想做也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读书，实现1973年拟订并在1992年修改的读书计划。在工商局的几年里，尽管既未读书更未写作，但从来也没有停止思考，尤其没有忘记自己想做的事情。1994年11月13日，第一次正式拟订了想写的题为《大一统帝国的兴起》一书的提纲;1995年5月13日，又对提纲再次作了修订。这一提纲总共包含五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其余四章打算分别写史前及夏商时代、西周时代、东周时代和秦汉时代。
　　
　　这实际上成了最后的读书计划。退休之后有过一段调整和适应退休生活的过渡时期，毕竟退休同时也是放弃已经获得的地位，以及可能获得的更高的地位。不过从1998年起，重新开始了中断5年之久的读书，读书范围也从原来的经济领域扩大到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其中特别包括原先被自己忽略了的“意识形态”这一上层建筑，包括古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
　　
　　读书的同时，重新开始构思自己想写的那一本书。1998年10月5日，第一次将书名定为《中国帝国的兴起》。自己认为，这应该比《大一统帝国的兴起》更准确些。尽管“大一统”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尽管自己现在关注的也是大一统帝国究竟是怎样兴起的，但用在书名里还是不太妥当。
　　
　　差不多两年后，2000年9月13日，拟订了《中国帝国的兴起》一书的写作提纲。这个提纲把原来想写的东周时代改为两章，分别讨论帝国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秦汉时代仍然保留，这样一来全书就有六章。不过在写作过程中，觉得在这本书里同时写秦汉帝国不合适。2002年3月15日，最后一次修订提纲，放弃了这一章，同时也放弃了秦汉以后的历史。
　　
　　退休后的第四年，也就是2000年10月1日，正式开始写这本书。当时计划3年写完，到2003年8月19日，终于写完并且作了一次修改。然后请人将书稿录入自己的电脑，随即开始再次修改，至2004年3月9日基本上修改定稿。全部写作时间超过了原计划的3年，好歹总算写成了一本书。
　　
　　书稿写成之后，在自己的电脑里打印一份留作纪念。拿着这份书稿，当时的感觉不仅仅是如释重负，不仅仅是兴奋，更有一些悲哀一些苍凉。其实早在手稿完成之时，早在2003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就记录了这样的苍凉感。日记里没说高兴的话，却说：写完之后，竟有一种茫然、悲哀的感觉。
　　
　　在1994年以来的10年间，先是失去妻子失去家庭，后是放弃工作放弃地位。自己的一生，也从步入中年到步入老年，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在退休后的几年里，必须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必须忍受寂寞忍受孤独。惟一维系和支持自己存在的东西，便是夜以继日的读书和写作。而惟一的收获就是这个书稿，它承载的不是什么希望，而是我这一生的苦涩和艰辛。
　　
　　当然应该庆幸自己终于写成了一本书。假如不放弃工作不放弃地位，自己这一辈子都写不了这一本书。也该感谢自己工作过的机关，它保证了自己有一份稳定的退休金，不必担心下岗无法维持生活。还得感谢上帝，他不但给了我足够长的生存时间，更保证了这段时间几乎从不生病的身体健康。确实，假如生病，独自一人生活的我将立即面临灾难，岂能写书？
　　
　　令人欣慰的不只是写了一本书，还出版了这一本书。写书很难出书更不容易，何况自己写的不是历史故事之类的畅销书，而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很少有人看的书。在书写完后的两年时间里，自己也曾一度为出书而苦恼。不过等待两年之后，2006年6月，贵州人民出版社终于出版了这本书。
　　
　　假如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不但自己的付出失去意义，大概也没有人相信是否真的写了一本书。假如出版了一本根本没有人愿意看的书，姑且不说出版社的心情，至少它的作者有些沮丧。出书一年后的2007年7月，终于在网上后又在《博览群书》的杂志上，看到了一位教授写的书评。
　　
　　这对于我，自然是极高的奖赏更是莫大的安慰。尽管不像1983年发表那篇论文能给自己带来鼓励，对于如今的我，有这样的安慰已经够了。

tuffy05

后记
　　
　　就像我这一生已经走到终点，在“人生不过几件事情”这个题目下想写的东西，也到了该写“后记”的时候。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手稿直接在电脑里写几件事情，仿佛快速浏览几十年的个人历史。自己并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这样做，也许是一种心境也许是一种交代，也许什么都不是。
　　
　　既然独自活着而且还将独自死去，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大概没有谁会管这些闲人的这些闲事。其实这些闲人原本不闲。无论叫做共和国的同龄人还是称为老三届，整个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许多或大或小的事件，还目睹了不少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变化。至少起初他们并不是旁观者，至少他们也曾有意或无意想做一些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本身就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人。
　　
　　作为这一代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快速浏览自己的个人历史之后发现，自己的一生竟然并不连贯。尽管一生的经历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然而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变化未必是必然发生的。比如从工厂工人到机关干部这样的变化，对我而言算是一生的转折，但是同样对我而言，这一转折又是意想不到的突然变故。它不在自己的想象和控制中，而且在另外一种同样完全不由自己控制的情况下，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也许，生活本身有它的逻辑，而这逻辑往往不是个人所能了解更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尽管如此，自己的一生仍然存在一种非常连贯的东西，它才是真正的支配自己一生命运的可以称为决定因素的那种东西，这就是纯属个人爱好的读书。稍感遗憾的是，自己无法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甚至读到硕士博士，但这并不影响在几乎长达40年的时间里，自己一直在努力的读书。它是自己从未改变的兴趣所在，同时也是自己的不幸所在。
　　
　　在2004年写了那本书之后，本来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家庭，然后度过悠闲的晚年。但从2005年起，又重新开始读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书，这便是基督教和与之相关的罗马史。此前不能说对西方一无所知，然而必须说直到写这“人生不过几件事情”的时候，古代西方对我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想要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和别人生活的世界，其实是1973年的那个读书计划里就有的念头。此后几十年间也经历过不少事情，但是真正想做的实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读书了解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中的整个未知世界。也许应该奇怪的不是很早就有了那样的念头，而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从来不曾放弃最初有些幼稚的想法。我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惟一明白而且非常清楚的是，这些念头和想法使得自己始终生活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也让自己始终背负着不该有的沉重压力。
　　
　　（全文完）

tuffy05

转发一篇王大卫对郭成望的怀念文章，发表在8月13日的贵州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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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卫：生命的记忆
　　
　　 惊悉郭成望走了,是在云南丽江。
　　
　　　　那天下午,我正与北京群学文化影视公司丽江束河影视基地总策划、总导演黄群学讨论一个电影剧本问题,突然接到妻子朱莉从贵阳打来电话:“今天(7月23日)在《贵州都市报》上看见王令、刘援朝、许明的回忆与纪念文章,郭成望已经走了。”
　　
　　　　妻子知道我与郭成望、王令是神交。
　　
　　　　顾及不了黄导和北京作家梦阳在场,两行泪水从我眼里流淌出来。
　　
　　　　不像王令、援朝、许明将郭成望称谓为“郭老”,我是一直叫他“郭子”。郭成望很在意这个称呼,每次这样叫他时,他紧紧抿合的嘴唇,总会自然地漾溢出浅淡、纯真的微笑。
　　
　　　　我与郭成望(以下简称“郭子”。当面背面,我从来都是这样称呼他的),是同时进一家当时最大的国有制药企业工作的。我与他同年,也同属喜欢读书的人,只是阅读方向稍有不同,他喜欢读历史和经济学类的书,而我则喜欢读历史、文学和人类文明史、思想史之类的书。尽管阅读分野不尽相同,但并不影响我们成为好朋友。从我们彼此之间的称谓,以及见面时自然呈现出来的笑容,可见我们之间的深挚情谊。
　　
　　　　我与郭子在性格与追求上,也比较相似,都属内向、好静、孤独,有理想一类,也总想了结一些存放在心里的愿望——或做一个作家,或做一个学者。说小点,是圆青年时代的梦,说大一点,是一种责任担当。尽管我们心中各自萌动着“事业”的心志,但我与郭子在企业里都是手执粗长钢铁撬棍的锅炉工。从表面上看,好像都很淡然,很认命,其实心里是炽热的,不安分的,只是在恬淡隐忍。
　　
　　　　1976年3月,在李洪刚组织、策划下,我与郭子先后参与了“七人大字报”行动,这次行动,本来是没有我的,因我“家庭出身”不好,李洪刚担心会给大字报性质投下阴影。后来,迫于无奈,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才邀我参与。其时,大字报已由郭子执笔完成,我只是负责用毛笔一字一句,将这篇在当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鸿篇巨制抄写出来,并提浆糊将其张贴到紫林庵一堵长长的墙壁上。用现在的话说,只是一名“打工者”。
　　
　　　　其实,我与郭子一样,并不是“搞政治”的人,也不想去从政,仕途不是我们的选择。当时之所以去参与这项“政治行动”,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是非感、责任感、正义感。这项行动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影响是鸿烈煊赫的,但事后,我和郭子都很少提及乃至不提及——因为那不是我们要终极追求的目标。尽管我与郭子都先后进入党政机关。
　　
　　　　从党政机关出来后,我们都身心自由地去践行各自的理想了。“退休”后的10余年时间,我与郭子有过几次见面,每次见面,先是莞尔一笑,然后再谈“正事”——最近读了什么好书,写了什么东西。告辞时,也是莞尔一笑,淡淡的,自然的,虔诚的。莞尔一笑,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思想和精神默契。只有我们清楚,莞尔一笑内涵的深邃意思。
　　
　　　　每次见面,郭子都会与我谈及生与死的问题,每次都少不了那句话:“属于我的时间不多了。”这句话,给我以绝然悲壮、凄美的感觉,也给予我冷峻的提醒。没有郭子的提醒,我不可能以追赶生命的速度,每两年完成(出版、再版)一部20余万字的著作。
　　
　　　　郭子最后去写文学类作品,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感觉里,他是做学问、做理论研究的。如果他写文学类作品,甚至写小说了,那小说里,一定有他的原型,有他的思想和精神,有他的价值观。小说只是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和精神载体。
　　
　　　　郭子写文学类作品,我想与王令对他的劝说有关。王令曾告诉我,他劝过郭子:“学术著作阅读者甚微,借助文学语言(形式),传达学术思想,会有更广泛的读者。”我相信,郭子是接受了王令的建议的。
　　
　　　　回忆这些往事,我忽然觉得,在云南丽江惊悉郭子走了时的那种悲痛感正在淡化。在我看来,郭子的离去与他的生命存在一样,都是有意义的。郭子生在一种精神状态里,“走”也在一种精神状态里。他的生与死,都是令人肃然景仰的。有的人,虽生犹死;有的人,虽死犹生。
　　
　　　　北京的史君鸿女士最近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人完成地上的使命后,便会到天堂里去安息。”这话是对她刚逝世的父亲,著名文史专家、书法家史昱正先生说的。但我认为,它也完全适用于郭子。郭子是一位对自己有使命感而且完成了使命的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到天堂去休息了。
　　
　　　　郭子走了,其实走亦未走。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价值观,以著作的形态,留给了他的亲朋好友,留给了读者,留给了社会,留给了历史。他是活着的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