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回忆录：站在毛泽东右边的人

bluesky

（译按：冀朝铸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长期翻译，有「红墙第一翻译」之称。他对毛泽东有近身的观察。）

（•••通过激发人之本能中的自我膨胀、权利欲来调动与领导人的兴奋力，为我所用。所以毛总是寻找可以打击的小比例的对象，寻找敌人，以此为靶子，来调动一大批人的力量。毛泽东的本领就在于始终能把握往强大的力量，让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地利用。在解放前，他找到地主、国民党为靶子；解放后，他先是把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作为打击的靶子，后来把一些自己的政敌定为一小撮革命队伍中的走资派，成为新的靶子。）

目录

初会毛泽东
大跃进与毛周关系
文革序幕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上、下）
外交风云—丢人现眼的丑剧和闹剧
中美关系的启动（一—四）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一—四）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设立（一—四）
周恩来逝世（上、下）
卷入乔冠华的政治斗争中
毛泽东的「几件事」
从费孝通说开去 — 兼论翻译被偷窃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



初会毛泽东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译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车子风驰电掣的驶过市区。它拐了一个弯以避开麇集在闹市道路准备游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简单的指示，不久便发觉自己身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遥望毛泽东所在的地方，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广场现在是沸腾着上百万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红旗在招展着。大批军队正在队列而过，连同各种各样的兵器和辎重。群众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在城楼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著名人物：苏联的赫鲁晓夫、北韩的金日成，以及华沙公约国的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和众多宾客在天安门塔楼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换客套话语。

天安门是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那时我在哈佛。当我读到他的讲词时。我两眼充满喜悦的泪光。毛说我们站起来了，我们的国家不再受人欺凌和侮辱了。

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在城楼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毛的继承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以及许多早期参加斗争而现在是国家领导人的老革命。

这些都是现代中国的创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总是坐在主人的右面。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大跃进与毛周关系

到了1961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闹饥荒。我们把原因归咎于干旱，这只是部分正确而已。加拿大送来了小麦。即使美国也表达了人道的关注。（当时美国仍然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在外交上也敌视中国。）联邦法庭的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显示美国人「有清明的良知，而且古道热肠。」他是对的，但可惜这个建议没人附和，因而失去了一个和中国沟通的机会。但是，即使肯尼地总统和一些美国私人团体愿意提供援助，恐怕中国也不会公开、直接地加以接受，因为这会使毛泽东——造成饥荒的人——更加失面子。

为了减少城市粮食压力，二千五百万人被令离开城市迁移到农村去。大跃进时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比解放初期多了五千万人。

在有些地方，当地的军人向市民下手，成为抢匪，而非保护人民的人。中国正在分解，而虽然毛主席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宣布去位，退居「二线」，但是他清楚表示，他期望这些领导人按他的「思想」去管理国家。这意思是「继续革命」和「痛打落水狗」的政策不改。

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多次下乡调查，亲自看看情况差得怎样。静静地，而且勇敢地（因为有违毛泽东的政策），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农民分配到一些土地，以耕种粮食。全民大炼钢停止了，而公社食堂也无声结束。透过层层乌云，一丝实用主义破绽而出。

但对彭德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无情镇压，却对当时政治气氛注入了毒素。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毛泽东的「智慧」，无论是过去的或现在的，说三道四或提出公开的质疑。

毛泽东是转换命题的大师，特别是当他辩论失败的时候。现在他要发起一个新的群众运动，目的是铲除封建的物质残余。这意味有系统地拆除古城墙，包括北京的万里长城。我们在外交部的一些人被发动起来参与此事，组织一个工作组用铁锤和铁锄去「对付」那巨大的石块。

万里长城是千年前用砖和水泥混和糯米浆而成，其意是永垂千秋。许多石块上刻着记号，说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所造，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之物。这对我一个喜爱古物的人，真是心碎的事情。大部分的砖都打碎了，而较为完整的则运走作为建造厕所或猪舍的材料。

侥幸的是，领导人之中有些还是头脑清醒的，特别是邓小平——一个老革命，当时的总书记。他反对拆除古墙。他当时在南京，南京有着中国最美丽和最完整建于五百年前的城墙。邓静悄悄地反抗毛泽东的命令，他发出指示严禁任何人触动城墙。南京城墙因此今天仍是耸立着，但所有其他的城墙，包括好些其他难以弥补的古物，都差不多打掉了。

比毁坏物质遗产还可怕的是，对政府和党的各级官员的谴责，而这些官员都是匡补大跃进所引生的问题的人。他们成为毛泽东的打手所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打手乘机利用这个机会打倒政敌和夺权。

1962年初，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大跃进和公社运动作一个不愠不火、毫无诚意的自我批评。他对引致千万人死亡和亿万人痛苦毫不表示悔意。他着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承认错误。于是，所有人都奉命自责，包括周总理。

许多外国的历史学家都不能理解中国这时的气氛。他们经常引周总理，认为他对毛主席过份臣服。但我经常和周总理在一起，并时常见到这两个人在一块。我觉得他们的关系远比所谓「臣服」为复杂。在外国宾客离去后他们有空坐下时，从任何角度看他们都像两个老战友一样，说说笑话或讲讲旧事。我从没听过他们彼此间有尖酸的语言。

接着以后的十数年，毛把许多和他一起打江山的老同志加以惩罚或消灭，因为这些人或真或假地要取代他，又或这些人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他不愿意见到的地方去。周总理也遭到谴责，但他没有向毛反抗或与反毛的人结盟。他只是对毛的说话唯唯诺诺，而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例如在60年代中期当毛正和苏联抬杠时，周恩来和苏联签订合同共同向北越提供援助，并让苏联利用中国的铁路运送军用器材。当毛知道这事后，他暴跳如雷，但却没有对周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似乎是最少野心和最希望调和的人，不论是在中国内部或对外皆是如此。和谐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所谓「以和为贵」。毛泽东对每一事物都看到矛盾，周恩来却每事追求和谐。周恩来有一个本领，便是在不论什么情况下，他都可以「拆弹」，缓和矛盾，或在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共同立场。他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宝贵的财富。他是天才的演说家。他有敏捷的头脑，且能善听人言。

国内的政治气氛愈来愈糟。彭德怀元帅发觉（以后其他人也同样发觉），你不必搞阴谋也可招致杀身之祸。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的反应是贬抑爱国者和破坏中国传统，这使我们非常懊恼和丧气，但有谁知道，这只是重头戏的前奏，而这重头戏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序幕（上）


大跃进「拨乱反正」后，随着地方官员和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经济不断有所改善。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管理国家大事。这维持到六十年代中期，然后毛泽东又「不甘寂寞」，蠢蠢欲动了。天边乌云开始积聚，暴风雨即将来临，把中国推入了大混乱和大倒退的境界。

党开展了两个新运动，号召干部回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要在农民中培养政治忠诚，而四清运动则要清理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当时有愈来愈多的人投诉地方干部贪污舞弊、欺压农民，以及胡乱夸大生产数字。

我在很多年前已曾被下放农村，喂了一年半的猪，现在是工作排得满满的。但即使如此，在1965年年底，外交部翻译组的领导仍认为我应该再下去，接受农民的锻炼。

一天，翻译组的政委着我回家收拾，准备与组内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遥远的湖南作长期的蹲点。政委告诉我们这些翻译，之所以派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要我们熟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湖南腔调。

向同正怀着第二胎，预产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请求待婴儿出生后才出发。政委严肃地看着我，责备道：「是你的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赶快去!」于是我顺从地和同僚们坐火车出发。我们坐着硬席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抵达湖南长沙，再转长途车到浏阳县。该县以爆竹业著名。

在我整个蹲点期间，我和最贫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改变过几次睡眠的地方，因为屋内的气味令人非常难受。我希望找一个空气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当地的习惯是把尿缸放在屋内，让它发酵。在第一个家里，我问户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

「不，不，不!」他说。「这样会给人偷去的。」他解释说尿是如此宝贵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无人看管的话，是冒很大的风险。我决定睡在马厩里，与马为邻，那里马粪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跟玫瑰花一样香。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发掘贪污，予以铲除。我们鼓励农民举报他们的队长或大队长。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里有新的家俱，便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毫无所获。

我们不断被要求不要怕苦，并要成为干部的样板，勤勤恳恳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类似的经验，努力表现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干部。可是在湖南，条件更为艰辛。这里，环境更为肮脏，气味更为难闻，冷天更冻，因为南方的屋一般没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设备，以助度过短而潮湿的冬天。

这里总是下雨，但农民并不理会，照常下田作活。我们不能例外。我自从1959年下放农村后，从那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的革命热情大减。经过几天的湿雨和冰冻后，我们（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并且认为假设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当天气不好时，留在屋里不出去。

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农民喜庆的佳节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如释重负，立即赶回家去，因为向同快要临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当还在熟睡的时候，向同推醒了我，说她感觉是时候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间。这之后我便要返回湖南了。

回程的火车非常挤迫，不幸取暖的设备也坏了。我的咳嗽还没有好，一路上捱着冷，等到抵达省会长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竟然瘫倒在我过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送往医院。一路上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担心在这情况下会说出一些「反动」的话，我不断重复说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医生诊断我是严重支气管炎，如果不及时治理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肺炎。我被送到一个单人病房里，留医七日，然后返回生产大队。此时我发觉我们的工作重心改变了，变为清理地方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也不同了，现在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这实在是什么回事，只好按上级的指示去做。


文革序幕（下）


积压多时的乌云，挟着暴风雨，现在开始侵袭人们。毛泽东对国家的管理方式，愈来愈不满意。到了1965年年底，在他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的私下接触中，他抱怨党的领导人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在12月26日庆祝他七十一岁生日的宴会上，他直接点名批评刘邓，说他们有反马克思思想，并警告要搞斗争以「整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人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因为毛泽东年纪已经老迈，而且他已经退到「二线」。

但一些看不见的发展却静静地进行着。毛的妻子江青，（她数年前曾患了癌症）现在成为毛的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江青是神憎鬼厌的人物，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说她好话。她疑神疑鬼，凡事要作主。而且眼红别人，野心大，又天真和任性。她许多年前已不是毛的女人，但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谁便咬谁。

此外，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军事人物，发动起一个空前规模的个人崇拜运动。他把毛的说话编辑起来，称为「毛语录」，又叫「小红书」。这本有红色塑料封皮的书被印行了亿万本。

1966年五月中旬，政治局发出了一个通告，首次攻击那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并号召发起一个伟大的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我突然被命令收拾一切，返回北京。在北京，我发觉北京市长彭真被公开抨击。彭是刘少奇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亲密盟友。现在我们这些在政府工作的人，已经很清楚看到一场政治大动荡即将发生。

在所有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是有惊无险，只受到很温和的攻击，所以这次我也不特别担心。我返回北京后，便立即有任务，陪同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说英语，而我们的外交部也不乏说罗语和阿语的人才。过去，在周总理访问非英语国家的期间，我通常留在国内。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我的责任是做笔记。但我的速记是用英语写的，而我的中文书写能力仍相当差劲。我出席周总理的所有正式活动，协助速记员和口译员誊写会议记录。但事实上我的贡献不多，因此我的整个行程就像假期一样。为什么周总理要带我到国外访问？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可能是，因为国内已开始动荡，周总理要保护我。无论如何，当代表团返回北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闹起来了。不多久，无数的无辜中国人被杀戮。中国进入黑暗时代。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上）


关于文革的个人回忆和官方记录，在图书馆中随处可见。文革发生于1966年8月至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9月其间的十年。在这期间，千百万人死亡，而死亡的人中，不知多少是受虐而死。文化大革命是这么恐怖和不理性，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奇怪，怎么可以发生这些事。当然，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

让事实来说清楚吧。毛泽东从他的半隐居地方回到城市，清除那些妨碍他重新掌权的人，代之以怕马屁者、激烈分子和对他从不说「不」的人。这些人都指望当毛泽东归天时能够霸占权力地位。这次毛泽东又再鼓动群众以助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群众不是被饥饿逼迫的农民，而是充满激情的学生。这些学生被纵容可以任意胡为。

公安警察不止被命不要干涉，而且协助学生搞破坏。公安部长谢富治给高级干部发出指令，其中有这样的话：杀了人的红卫兵应该不应该受责？我的意见是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这不关我们的事。.......人民警察应该站在红卫兵的一方。我们要向红卫兵提供地富反右坏的资料。

年青人的狂热和反叛性，加上不受约束的环境，造成极大的带荒谬性的悲剧。据估计，在北京每条里弄上，红卫兵（有些只有十三岁）最低限度打死一个人；而杀人事件发生在全国范围里。有学者说：「这是在地球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度里、受到国家政权允许的、在整个社会出现的『发狂症』。」在街上走着的人，随时可以被截停，盘问他们的背景，并被拷打，即使他们的背景毫无需要隐瞒之处。孩子们出卖父母，工作同僚互相举报，夫妻彼此批评谩骂。

文革最早的受害人之一，是67岁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和二十多名知识分子一道，被扣上红卫兵臂带的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从家中拉出来，集中在一座旧的孔庙里，剃上阴阳头--即一边头发被剃光，另边则保存。在整个屈辱过程中，老舍和其他人不断被高声喝骂和拳打脚踢。他们面上被涂黑（黑资产阶级分子），戴上牛鬼蛇神的标志，被打倒在地上。当老舍回到家后，他的妻子要把他的衣服剪开才能除下，因为衣服都给凝结的血迹酱死了。医疗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没有医院敢接收他，也没有医生敢医治他。第二天，他挣扎地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个湖边，投水自杀。

红卫兵是革命的孩子，他们大部分是解放后出生的。在官方的鼓励下，他们开展了自己的革命—为毛泽东奋斗的革命。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大肆破坏和杀人。教师们被枪毙、或生葬，甚或被迫坐在火药上引爆。夫妻被命令互相殴打，有时甚至打死。红卫兵虐待人和杀人的方式，「千奇百怪」，非普通人所能想及。

一句不经意的说话，便足可让红卫兵对被怀疑是资产阶级的人上门抄家，砸烂他们所有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财物，并拷打屋内的人，不论这人是年迈的长者或幼稚的小儿。就这方面来说，可称「一视同仁」，而且被伤害者是「投诉无门」。

我和我的同僚都被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外交部也有同情红卫兵的激烈分子。每人都知道，部内有人已经或可能成为红卫兵攻击的目标。

我对自己担心不大。我倒担心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成为斗争的重要目标。我想出一个方法保护他们。此法虽然有风险，但我有信心它能够收效。无论如何，坐着不动风险更大。

这个时候，很多报章刊有毛泽东和宾客交谈的场面，而在两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便是戴着黑边眼镜的我。我站在毛泽东的右边，一个没有名字的翻译员。我把这些图片中的一帧加以放大，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文革正在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把这张照片拿下来，挂在我父亲经常坐着的沙发上面一个显著的位置上。

我大声给戴着助听器的父亲说：「你坐在这里，不要动，也不要说什么话。我很快便回来。」说完，我找着街道上的红卫兵代表，「举报」我的父亲。「他是地主阶级，是资本主义分子，」我告诉他，并装得高度拥护文革剿除社会「黑五类」的样子。「他就住在附近，请跟我来，帮我闹革命。」这年轻人中了我的饵。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领着一群个个如狼似虎、准备粉碎一切的学生操向街道尽头我的家。到了家门前，我推开故意不关好的门。（避免要我父亲或母亲来开门。）

当我领着这些红卫兵经过回廊时，一个说：「看这资本主义家俱。」说时，他指着一张我父亲读书的已陈旧非常的座椅。我继续带着他们走过大堂，进入起居间，那里我父亲端端正正地坐着，以困惑的神情透过厚厚的眼镜观望这些陌生人。

一个红卫兵留意到他的藏书。「我们要烧掉这些书，」他说。正当他们要采取行动时，他们一个一个看到我父亲头上挂着的那幅图片，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望着那幅相，又望望戴着黑边眼镜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我。他们的情绪好像左右晃动的悬垂。

「同志，很抱歉，骚扰了你，」红卫兵的头目跟我说，并向我躬身为礼。「我不知道你有这么革命的家庭，请原谅我们。」于是他率队离开，而我也透了一口大气。在返回办公室前，我告诉父亲务必把相片挂在墙上，不要除下。而事实上，文革噩梦还刚开始，无人知道会持续多久。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题目借用巴金先生语，因手边缺乏参考书，引词容或有误，敬请读者指正。）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下）


几个星期过去了，又是几个月，疯狂的日子没有结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走到街上，随处可以见到疯狂的痕迹。屋子被搜掠，女人被剃光头，人们面部被涂黑。每人手拿着毛语录，而且要被人看到拿着毛语录，否则后果自负，甚或连累他人。每天早上十时要向「毛主席请示」，晚间则向「毛主席汇报」。接电话的时候，开口要说：「为人民服务」，而对方则回答：「完全地、全心地!」如果你不这样说，红卫兵就可能找上门。

中国成语说：「骑虎难下」。红卫兵是「虎」，毛泽东和他的一帮骑上了「虎」背。这「虎」造成了政府最高层的波动和紊乱。曾经有一次，近千个唱着革命歌曲的红卫兵包围国务院的大门，要求周总理交出刘少奇，以处罚他对毛主席的「不忠」。「老虎」已到了不受驾驭的地步。国务院要求红卫兵离开北京，同时让军队介入。然而，混乱依然继续。

这时，所有小、中、大学都被捣乱了，而且像这个样子持续了许多年。大学教授和学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而高等学校只能教授毛泽东著作。在外交部，我们尽己所能和极左派纠缠。我也被命出席一些斗争大会，并逐步被褫夺去一些职务，例如我再不能给毛泽东翻译，虽则仍然可以给周总理服务。外交部的正常活动停顿了，而虽然周总理竭尽所能把我们和政治隔离，我们的外交机器仍是处于半瘫痪状态。一天我回到家里，躺在我小房间的地板上，望着墙上的毛主席挂像，我对他说：「毛主席，你是否疯了？」

在这个乱疯疯的时代，出现的一个讽刺的事件是涉及唐闻生的，我父亲办报时的伙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这个当我们住在陋室时给我们送来热水的女孩，现在已完成学业并在外交部工作。由于几年之后我便满四十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翻译员来说，是继续在外交团队里向另一个部门发展或向上升级的年龄，鉴于唐闻生的英语很好，我建议她代替我的位置。

由于她是我通家之好，也是我的同事，我有许多机会跟她谈国家的形势。让我大为懊恼的是，她也变成极左派。我们比较彼此的笔记，然后开始辩论，互揭短长，最后成为争拗。唐闻生不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会伤害许多无辜民众和危害中国的前途。最后，有一天，她控制不了大哭起来。这是我们就这个问题最后一次的谈论。我们的友谊结束了。后来，她进入了毛泽东的内层。当我想到我和她曾有争论，我感觉不安。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约一年后，我收到来自父亲的消息，说他要见我。我到达他家的时候，见他发烧得很厉害，亟须即时医治。他招我走到他的面前，意图说些什么，可是我无法听清楚。我只能不断地点头，并好言安慰他。送他到医院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都被红卫兵控制了，他们热衷于在病人中找出「隐藏的反动分子」。我听到有些老年病人在医院中，不止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被强迫参加斗争大会，完后任其自生自灭。

红卫兵从毛泽东处学到的，是谁的学问愈大，谁便愈反动。在医院里，医生经常被命令洗厕所和擦地板，而护士和杂工则有时做医治病人的工作。翻译部俄罗斯组有一个年轻的革命派，他从没有受过医学训练，有一次在我面前自夸说，他刚给一个病人开了刀：「很容易，很简单!」

如果父亲要死的话，那就死在家里，这比在医院任人宰割或在斗争大会中让人鱼肉为佳。

我尽量在父亲面前显得温柔，掩饰我的不满和愤怒，直至他逝世为止。我父亲为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多，到后来国家竟然对他弃而不顾。在此之前，我已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指为「保皇党」了，因此我不敢申请放假以照料我父亲的丧事，也不敢戴上黑纱，以免给予造反派口实乘机斗争我这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儿子。到最后，由于造反派的作梗，我申请死亡证以殓葬父亲也出了问题。父亲死时官职是中国红十字会山西省分会主席。最后，多得内子向同的奔走，由红十字会发出了死亡证。


外交风云—丢人现眼的丑剧和闹剧


大约在我父亲过世一星期后，外交部又遭遇到红卫兵另一波的冲击。这次主力是外语学院一群最激烈的学生，他们要「横扫」外交部的所有「保皇派」。鼓动红卫兵搞事的是姚登山，一个中年的外交官员。他在印尼被驱逐回国，原因是他煽动当地的华人反对政府歧视。

姚登山触犯了所有的外交规则，惹怒了周恩来。但是毛主席和江青（现时已是文革中最有权势地位的人）却公开欢迎他回来。当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包围着外交部的大门，叫嚣着要进来时，我见到姚登山喜形于色。我和并非文革派的同僚决定死守外交部，因为我们知道外交部，像国防部一样，收藏着国家的秘密。一旦红卫兵冲进来的话，凭着他们「打倒一切」的本事，必然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失。此外，我们知道红卫兵还怀有其他的目的，便是搜索档案，以找出不利于刘少奇（已倒台的国家主席）、陈毅（当时的外长），以及周总理的资料。

我和其他几百名的外交部人员一道，用身体顶着外交部的大门，不让红卫兵闯入。但我们人数始终吃亏，给他们攻破大门，并冲散了我们。他们一窝蜂的涌进外交部，受到姚登山一伙的欢迎，其中包括唐闻生。我们已无反抗之力，准备任由鱼肉，可是姚登山等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便是捉拿陈毅，并开会斗争他。陈毅的办公室，和周总理的一起，都在人民大会堂。红卫兵于是重新组织，操往大会堂，而我和我的同僚赶在他们的前头，意图加以阻止。我们手扣着手，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组成人链。红卫兵到达后，高声叫骂，要我们交出陈毅。

在这闹嚷嚷的当儿，大会堂的门突然打开，走出了周恩来总理。他浓密的眉毛交织在一起，面容绷紧，充满怒气，准备和这些学生交锋。他一手叉腰，一手戟指向着学生，眼睛像鹰眼一般锐利，扫过学生的面：「中国是你们管的，还是毛主席管的？你们已经闯进了政府机关，拿走了大批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胡作非为只有让敌人高兴。」学生们停下来，交头接耳，声音沉静下来。但是，他们的首领仍是要求交出陈毅。总理双手抱在胸前，两脚迈开，站在门前，斩钉截铁地说：「你要陈毅，便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吧!」

群众平静了下来。他们在想，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接着总理和学生展开了艰辛的谈判。总理同意学生可以开会申述他们的意见，但他会陪同陈毅一起出席。群众选出了代表进入一个大会议室。在这里，总理坐上好几个小时，听学生对陈毅的批判。最后，学生似乎已宣泄完毕，周总理站起来要上厕所。就在这当儿有几个红卫兵冲上台来要抓陈毅。侥幸陈毅的警卫早料到有此一着，迅速把陈毅推到后台去，从后门离开，那里周总理早已准备好一部车子，把陈毅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周总理的声望很高，但极左派总是质疑他的政治资历。他们批评周总理迎合敌人，对帝国主义者过于友善。然而，在官方文件和报纸社论中，周总理都被认为和毛主席、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同样「清白」。利用他的地位和忠于党忠于国家的声誉，周总理在幕后做了很多事保护政府高层官员，包括那些早已被打倒和受虐待的官员。他把一些部长收藏起来，谁也不告诉，包括江青在内，因为江青是专门找麻烦的人。

外交风暴正在酝酿中，姚登山一伙对外国使馆进行攻击，并鼓动极左分子在香港搞事。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象征。红卫兵攻击苏联、印度和缅甸大使馆，其猛烈程度一次比一次厉害。他们聚集在苏使馆门前叫骂，并把苏使馆所在地的使馆街改名为反修路。他们打破了印度使馆的窗户。

由于受到国内事件的鼓励，以及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姚登山，国外使馆的左派也步国内激进分子的后尘。在伦敦，极左派公开示威，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仰光，左派的使馆职员和警方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这消息传到北京后，人们群情汹涌，姚登山认为要对缅甸驻京使馆进行报复。

这使我们这些头脑较为冷静的使馆人员大为吃惊，但我们已没有上级可以投报此事。总理去了其他地方「扑火」，不在北京，而外长陈毅和其他副外长都已经成为红卫兵的攻击对象，他们也不敢出头。从上数到下，还可以发号施令的，便只有姚登山了。他的官职是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权力可大可小。我们派出几个人去到他的办事处，要求他叫停学生的行为。学生攻击外国使馆违反了所有外交规则，并可能被认为是战争行为。历史上，1899年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我们不希望重现。但姚登山不理会我们，他继续指挥造反派在使馆捣乱。有一个男孩子向他报告，学生开始抢掠。此时姚突然严肃起来，宣布：「不准抢掠! 把地方砸乱，但是不准偷抢!」在他的意念里，抢掠属于资本主义行为，而破坏则是革命。

外交风潮在1967年8月达到了高峰。在要求英国归还香港殖民地不遂后，姚登山计划袭击英国在京代办处。红卫兵给予英国代办48小时应允要求，但由于这个要求没有官方正式支持，英方不予理会。香港的文革派早已跑到街头斗争，大陆的激烈分子也已准备好大干一番。在北京，造反派于最后限期届满不获答复后即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攻入英国代办处属地。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由于我曾极力反对这些疯狂行为，我已被命靠边站了。我现在是无所事事，因此在火烧英办的当天我很早便回家休息。我的家正就在英办附近。我回家不久，便听到人声鼎沸。我见到数以百计的人，冲到英办所在地。我跑出街外，听到的是一浪又一浪的叫嚣声。约在晚上十一时，我见到了火光。我不相信的事竟然发生了。红卫兵放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世界真是疯了！

消防车到来救火，但是给红卫兵阻止了。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红卫兵一样不理，甚而加以殴打。这次姚登山是太过份了。红卫兵不只把英代办处捣得一塌糊涂，还因为英代办霍普逊（Hopson）拒绝低头认错而打了他。此外，英代办处的几个职员也受到了攻击。这次不只周恩来大为震怒，连毛主席也干涉了，宣称负责这事的人是反革命分子，应受惩罚。现在政治风向又变改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将被清洗。一夜之间，外交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姚登山及其一伙从「真正的革命派」变为反革命派，而像我那样的「保皇派」却因为顶着这些过火行为而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一）


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因为边境纠纷而变得愈来愈恶劣。苏联对中共的威胁，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美国。但是一些细微的发展，似乎对中国有利。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刚上任，他公开表示有意访问中国。美国解开了本国人访问中国的限制。此外，在1969年10月，美国撤走了两艘一直巡逻台湾海峡的驱逐舰。

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瞥见了中国驻华沙代办。他走上前去意图转达一个信息：美国已做好和中国进行严肃谈判的准备。可是我们的怯懦的代办不想和敌人交好，也不知怎样应付这个场面，唯有夺路逃跑，走下了楼梯。代办的翻译避进了洗手间，被斯托塞尔追及。于是在这个洗手间里，美方代表向中方代表（一个惊惶失措的翻译）传达了这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划时代的信息。

为了证明斯托塞尔这个信息是正式的而非他本人一时的狂想，美国国务部在第二天的中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斯托塞尔和中国代表曾有短暂交谈。

不久后，高级副外交部长罗贵波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中国和美国已经展开秘密接触，只有几个人被选派参与此事，我是其中之一。罗贵波说:「你所有其他的责任都要让路给这项工作。从现在起，你要开始阅读所有提供给你的材料。」

由这时开始，我的工作—即利用我的特别技能给政策服务—变为集中在研究政策本身。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仍是总理的一个全职翻译。今天我可能在一个与非洲某国元首的会议中担当翻译，明天要应酬的客人可能是一个欧洲的大使，而后天我可能陪伴总理访问某一亚洲国家。接受了这个任务，意味我要随时候命。我还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例如我到过哪里或将要到什么地方，包括我的妻子向同在内。

工作小组包括我的韩战老友过家鼎、王海容、（毛泽东的孙侄女）唐闻生和其他少数几个人。领导是章文晋。章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在德国留学。他也曾担任周恩来的翻译。

1970年初当美国秘密轰炸柬埔寨以切断北越的援助线之后，中美关系修好的前景变得暗淡，直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该年七月，周总理会见了美国作家斯诺。斯诺是1938年出版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或译《西行漫记》）的作者，此书把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在中国版图上，因此他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并被允许访问中国。在北京的乒乓球赛事上，他和周总理并肩而坐欣赏比赛。周问了很多关于美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周惊奇地发现斯诺认为美国正要从越战泥潭中抽身而出。美国陷于越战中不能自拔，而这情况的造成正是由于我们对河内的援助，以及我们容许苏联利用我们的铁路运送军用物质给北越。

周总理告诉斯诺，虽然来自南方和东方的威胁有所缓和，但来自北方的威胁却没有减少。斯诺问：「哪个较为省力，和苏联谈判修好，还是和美国？」周总理含笑回答：「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周总理的回答令我十分高兴，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及失去了和糟塌了这么多的机会之后，我至爱的两个国家再次找到了共同立场。

隔了一个多月，在庆祝十月一日的国庆典礼上，我被召到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周总理和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翻译。一如既往，我站在领导人几步之后候命。我瞧见周总理领着斯诺和他的夫人走向毛主席。我立即趋前给他们传话。毛首先对斯诺和他的夫人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向他们介绍国庆游行的情况。他接着告诉斯诺庆典完了之后，他想和斯诺多谈几句。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和一个美国人表现亲密，这事本身已经非常耐人寻味。但还叫人更加惊奇的是，一直站在毛、斯两人身旁的林彪元帅，当记者开始按动快门拍摄时，突然一言不发地离开现场。第二天所有中国报纸的头版上都刊登一幅大照片，载着一方是态度安详的毛泽东，一方是满头白发的斯诺，而我则站在他们中间。我因此广为世人所知，包括我童时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在内。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毛主席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中国最神圣的地方）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人。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二）


斯诺过去曾在延安山区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相处了一段时期。他明白这一刻—即与毛泽东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一刻—的意义。因此他后来写道：「中国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一切表现，都是有目的的。」新华社向全世界发放这帧照片，其信息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再清楚没有了：毛主席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兴趣。但不幸，正如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来打趣地说：「我们西方迟钝的头脑完全接收不到这个信息。」

被委派了新的任务之后，我不再是毛泽东的主要英语翻译员了—这角色由唐闻生担负起来。但我仍是周总理的第一英语翻译。斯诺给周做了一个访问，整整用了一个晚上。谈话中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周总理告诉斯诺，中国已准备好和美国讨论美方在保护台湾流亡政府方面的角色。

稍后，毛泽东亲自告诉斯诺，他欢迎尼克松来中国，「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也好，以旅行者的身份亦好。」中国信息是否到了白宫，我们不知道，但无论怎样，我们间接得到了白宫的回应。1970年11月10日，我为周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做翻译。正如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除了我之外，还有记录员和其他的外交部人员，以及叶海亚汗一方的人员。会谈涉及双方有兴趣的问题，其中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当会谈将近结束的时候，叶海亚汗突然说：「我想和总理私下谈谈，希望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但总理立即同意了。他指指我：「小冀，跟我来。」

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说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这时，我感到血脉亢张、呼吸紧迫。美国总统要直接给中国总理一个信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尼克松先生委托我告诉中国，美国人认为改善中美关系是必需的，」叶海亚汗说。「此外，总统先生还说美国不会参加任何针对中国的联盟组织。他愿意派遣一个高层密使来北京，讨论所有两国尚待解决的问题，以期最后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我不知道周总理是怎样保持冷静的。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好像是梦想成真。就我而言，这是个人问题；而对于周总理来说，我知道他一开始便认为中美应该是盟友。现在总算是有这个可能了。

事隔一个多月后，周总理才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中国一向所愿望的，也是经常努力尝试的，是透过和平方式谈判。为了讨论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派遣特使来北京商谈。」周总理还提到了，虽然美国还从不同的渠道传达许多不同的信息，但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元首给另外两国国家元首传语。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对这个口信十分重视。」

最大的公开的突破发生在1971年春天。那时日本正举行国际乒乓球赛事，中国第一次派出队伍往国外比赛。美国队中一个选手在闲谈中，向中国选手表示有兴趣探访北京。周总理获悉此事，他跟毛主席请示此事是否可以进行。毛初时认为不好，但旋即改变他的看法。于是外交部立即发出邀请。中国向美国选手铺了红地毯，「乒乓外交」成为国际媒介的头条新闻。

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接见美国运动员，而我是这次会见的翻译。总理告诉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他们正在为中美关系展开新的一页。「我有信心中美友谊的再次开展，必然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他说。美国选手静静地听着，不知怎样回应。周总理逐一观看他们年轻的面孔，然后问：「你们同意我吗？」运动员们报以如雷掌声。这之后周总理还会见了好些美国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他的符合人性的言论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也没有隐瞒中国的问题，例如人口过多。接着的发展涉及到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我在这里简述如下。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自华盛顿安得鲁斯机场乘机起飞，对外宣布的原因是访问西贡、曼谷和新德里，最后以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马巴德为终站。但他真正的目的是秘密前往中国，进行中美建交前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基辛格诈作肠胃不适。参与这个秘密任务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公开表示关注，并对媒介说准备把基辛格送到他的山区别墅，以便他能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康复。事实上，在第二天7月9日天刚破晓，基辛格和他的随从乘坐巴基斯坦军车到了查克拉拉机场。一个英国记者凑巧因其他事务也在现场。他看见基辛格，立即打电报给他的伦敦上司。这位上司认为不可能，没有理会，结果白白溜失了一个独家报导的机会。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三）


基辛格登上了一架巴基斯坦波音707客机，这飞机刚从北京回来，机上载有陪伴基辛格前往北京的人员，包括翻译唐闻生在内。至于我，亦已和其他主要官员先期等候在钓鱼台国宾馆。妻子向同并不知道我在这里，还以为我在地球另一面工作。飞机降落后，缓缓驶到机场一个不公开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的代表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到来。叶剑英，政治局的资深成员，和我陪伴基辛格到国宾馆。我们乘坐的是黑色红旗牌轿车，窗帘闭得严严实实。一路上，叶帅对基辛格没有多少言语，只说周总理会在当天稍后接见他。

当天下午，周总理来到国宾馆。由于得到预先通知，基辛格等已在门前恭候。当周总理下车时，基辛格显得有点紧张，但总理的微笑以及从容不迫的态度使气氛缓和起来。基辛格伸出手，总理和他握手，然后两人一起进入客厅。吃过茶和寒喧后，双方连同各自的随从走进隔壁的会议室。会议开始时，周总理先致欢迎辞，然后请基辛格讲话。基辛格从他的公事包拿出一叠厚厚的、早已打好字的纸张，翻了一会，然后开始念。至于总理，则面前只放了一张空白的纸。基辛格顺畅地读了好几分钟，然后念到了这一句：「许多游客来到这个美丽，然而对我们说是神秘的地方。」这时，总理微笑着打断他的话：「当你认识了这地方后，你便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神秘了。」这话把彼此的距离拉近起来。

第一天的会谈，（其中包括一个工作午餐）差不多持续了七个小时。会议结束时，已到了午夜时分，总理照例还要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告。由于毛和周两人都是通宵工作，于是第二天早上基辛格被安排参观紫禁城。

唐闻生和我轮流为这个会议作翻译。当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往外参观名胜古迹时，通常是由我负责翻译。在第二天的会谈中，总理列出中美的所有重大分歧。他问，彼此的分歧既然这么严重，是不是还有需要邀请美国总统来中国探访呢？对此问题，基辛格似乎有点措手不及，但他随即冷静地回答，是否有此需要，由中方来考虑决定。吃午饭的时候，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很详细的介绍。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总统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但总理说，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在他的长篇叙述中，周总理似乎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批评自己。后来我细心一想，这可能是总理对基辛格暗示，他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吃过午饭后，会谈继续。周总理告诉基辛格下一年的暑天，即1972年的暑天，可能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适当时机。基辛格绽开了笑容，他不再担心了，很明显周恩来先前的关于中美分歧的话不是当真的。最后，双方同意把访问订于1972年的春天，这样不会妨碍美国的大选活动。在怎样宣布这个消息的谈判中，有两个主要考虑。第一，尼克松的访问是尼克松本人要求的，还是中国提出邀请的？这涉及一个重大的「面子」问题。第二，而这对中国更为重要，提不提台湾和怎样去提？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公告便发不出；联合公告发不出，尼克松访华便不能成行。

第二天早上，外交部副部长黄华提出了一个新的联合公告文本，以在双方不失面子的情况下解决上述两个困难。基辛格作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便接受了。这个联合公告震动了整个世界：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 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 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的第一段解决了第一个困难。使用「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接的表达方式，双方很巧妙地避开了谁采取主动的问题。第二段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退让，因为任何美国改变支持台湾的暗示，都会在大选年中置尼克松于不利的地位：他的对手会乘机攻击他对共产国家不够强硬。自然，「双方关心的问题」在定义上可以包括台湾在内。在外交实务中，任何一个字眼都重要，因此都要计较和争辩。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四）


访华公告发表后，最受这个公告震荡的国家，可能是日本，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友。然而，虽然日本可能因这个消息而感到不快，但她迅速反应，立即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国家都不甘后人，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月间，台湾失去了她在联合国的地位。有分参与尼克松访华谈判的黄华，成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三个月之后，基辛格再次访华，但这次是公开的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准备尼克松访华后的联合公报。我参与了联合公报的准备和定稿的讨论。

正当我们的对外发展进行得十分顺利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一宗当代中国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事。林彪，国家副主席和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中国。关于此事有许多解说，但基本事实是林彪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周总理对他亦没有使用价值。根据一个传说，该年较早的时候，林彪曾试图暗杀总理。林彪的儿子，一个空军将官，涉及暗杀毛泽东的不可思议的阴谋。也有传言说，林彪曾意图在广州设立另一个政权。根据我从政府内部和外部所得到的消息，事实是林彪知道他已内定为被清算的对象，而他不想坐以待毙。他的儿子安排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他正在度假的海滨住地。飞机载了林彪、他的妻子和司机。林家计划沿着最短的航线逃离中国，即北向俄罗斯飞行。

林彪的儿子调动飞机的消息，传到了周总理处，周立即告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把飞机打下来。毛说：「让他去吧！」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决定，因为把共产党副主席打下来极可能被视为一宗谋杀，可能引发动乱。然而，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飞机烧光了汽油，紧急降落时堕毁在外蒙，机上所有人全部死亡。苏联的法医证明了死者的身份。

经此事后，毛泽东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中。他的老同志和亲密战友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倒为叛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反革命，或被控以各种各样的政治罪名。国家的知识分子在鸣放和反右运动中被搞得遍体鳞伤。文化大革命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砸烂了党的体制。仍然对毛泽东保持忠心的人，是那些当过红卫兵的年轻人，以及他的亲信。他的亲信个个都野心勃勃，觊觎权力，并利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气氛清除政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场合，是在电视上会见北越新总理。看到这纪录片的人都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老了许多。他的肩膀佝偻着，双腿无力，摇晃不定。1972年1月，我敬爱得像父亲一样的陈毅元帅因癌病逝世。我如丧考妣，哭得像泪人一样。陈毅是文革的另一无辜受害者，死的时候尚未平反。在零度以下的天气中，毛泽东亲临陈毅的丧礼。他看起来举步维艰。根据在场的人所述，毛的情况很坏，非常衰弱。告别礼完了之后，他对周总理说：「我不行了，要靠你了。.....我死了之后，一切都交给你了。这算是我的遗嘱吧。」

周总理说不好，但毛的妻子江青疯了起来。她是一个心怀叵测、专搞阴谋的人，意图在毛死后继承毛的地位，或指定毛的继承人。她认为毛的周围有一个「间谍网」。由于她是政治局成员，她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夜进行，其间她宣称「主席身体很好」，并指责周恩来「强迫主席交权力给你」。其实，自从文革开始，江青便阴谋中伤总理。现在更是关键的时候了，因为倘若毛泽东这时逝世并把权力交给总理的话，江青和她一帮的日子便不好过。因此她竭力打击周恩来及周恩来的人，包括我在内。

在这当儿，亦即在毛的身体发出警号及林彪事件发生仅一个月之后，基辛格来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这时 -- 1971年秋天—中国的情况十分紧张。美国代表团入住宾馆之后，他们发觉迎接他们的，是张贴在他们房间墙上的反美口号和标语。谁命令张贴这些标语？无人知道，也无人承认。周总理不会这样做，而我相信也不大可能是毛的意思。幕后黑手应该是江青，她现在是进行殊死战，而她不希望基辛格访问成功，因为这会给周恩来脸上贴金。

基辛格明显地因这个耻辱而愠怒，但他把这处理得大方得体，符合他的作风。他命团员把所有的大字报和标语拿下来，集中在一起，送往我们的礼宾处。他并给足我们面子，说这可能是上一团人留下来的。双方的紧张关系，在周恩来当天稍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代表团时立即被消解了。周在这个场合发挥他无比的魅力和亲和感。在接着的酒会中，他致辞欢迎美国客人。这个欢迎辞从未正式发表，它是基辛格第二次访问成功的基础：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分隔后，中美关系现在又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而这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还必须有一个领路人，这人便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地方。

「中美人民同是伟大的人民。虽然中美两国被辽阔的太平洋所分隔，但是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起来。今年，在接待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我们还接待了好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以新的精神迎接新的时代。

「我建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为基辛格博士和所有其他朋友的健康乾杯。」

晚宴之后，周总理穿梭宴会厅和基辛格代表团中所有的人碰杯，包括基辛格的各个秘书和飞行人员。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合照，这是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的第一张合照。

在公报上、怎样提台湾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还是基辛格有办法。他用了以下的表述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虽然中美公报的其他内容还须修改，但上述聪明的说法成为经典的表达方式。


会谈后，正当基辛格的飞机徐徐驶往起飞跑道结束他的第二次访华旅程的时候，消息传来台湾已被取消她的联合国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我们每人兴高采烈，但是无暇庆祝，因为我们要马上装备几个月之后的美国总统的正式访问。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一）


短短的时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

三年前当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站在白宫前的石阶上宣称，他的愿望是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生活在愤怒的隔离中。」那时，人民日报即时作出反应，骂道：「尼克松的头部已套在绳索中，竟然还有心思讲将来的问题。.....他的一只脚已踏进坟墓中，还在自我陶醉，讲天堂的美梦。这是一个垂死的阶级的呻吟和挣扎。」

三年之后，一只脚踏进坟墓的，是毛泽东。那时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决定他身后谁继承他的大位的问题。有许多年，毛泽东总在谈他的身后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将来临一样。我曾经为他在许多会见外国政要和名人的场合中作翻译，这些人都希望和他谈实质性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而周恩来才是干实事的经理。对于他不想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惯用的手法，是摆摆手，说：「哦，我还要担心什么? 老天爷正准备给我请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国家问题不受他控制了。

这是他的政治权术。确实，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爷的请帖，而即使捱过了1971年，他的时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当尼克松访华的日期愈来愈接近时，毛泽东竟然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整个人振奋起来，就像一个过气的、失去状态的拳王要为争标作最后的努力一样。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医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脏病。他练习站高坐低，并在扶持之下走几步。他对于能够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感觉愈来愈兴奋，因为这又是历史的契机，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过并加以模仿的古时帝王一样，他的名字会地老天荒而不堕。

但是长时间的压力和抽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全身浮肿，想吐痰也没有气力。他对传统医术有戒心，并坚持认为对于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实况。毛说：「不要告诉这个病人病况，不要做手术，这样他可以活得长一些，可以多干活。」基本上，毛的侍从和党的高级官员需要进行重大手术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当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头子，被诊断患上膀胱癌时，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术「之苦」。不论毛此举是出于好意还是意图除掉康生，几年之后，康生一命呜呼了。康生死后，许多人控诉他以毛的名义犯下许多迫害无辜和残害同志的事情。

正当这个时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压力。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便已经靠边站了。后来，姚登山冲击外国使馆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极左行为，使我得以平反，并升了职。跟我一起平反的，还有许多受尽红卫兵凌辱的老干部和老领导。即使毛泽东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错误下放或开除党籍的高级官员。

但在外交部内，政治风云仍在激荡，没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极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断批评我对反革命分子太过软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制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为我得到周总理的全面信任。我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渐加重。在政府里面，没有那一个人像我那样长时间参与周总理和外人的会谈。我对周总理了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个手势，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他臂弯的旧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还是政府内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闲话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学生在饭厅里闲谈一样，而周总理对此完全信任我。这使我成为一个不能缺少的人。还不止此，我成为周总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经常问我有什么事情发生、谁在背后说谁的坏话、他的敌人现在有什么动作、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是怎样，等等。我时常给他提供消息，并且跟他说现在有什么好人正受到攻击而需要保护。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对头人是唐闻生。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二）


唐闻生现在直接替毛泽东工作，因此她属于江青一伙，成为毛的内线的一员。这些人都恐怕毛死后周恩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周总理背后抗拒毛的命令，保护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对于江青，他曾当面拒绝透露她要追寻的人的去向。江青攻击周恩来架空毛主席，虽然她内心非常清楚，周恩来完全没有在毛死后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国的严父，而周是中国的慈母。可是，周已经七十四岁，岁月的痕迹已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事实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担心他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日渐消瘦。

另一方面，唐闻生充当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协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况，以及打探周总理一派的活动。（当然包括我在内）

到后来，唐闻生更发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以及毛泽东的孙侄女。这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的说话和行为挑骨头。她们两人年纪都约三十岁，在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竭力为毛、江、康生等人卖力。她俩是死死咬着我不放的可怕的敌人。

生活对我是复杂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现在协助外交部长黄华、副外长乔冠华和周恩来的特别顾问章文晋准备尼克松访华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访问后对外发表的联合公报。（即后来的上海公报）这份公报是到现在为止的中美关系的起点和基础，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拟定的。

此时，毛泽东仍在锻炼身体以便能够站起来，及和尼克松进行会谈，而周恩来则召集他的团队做好准备，以使这个访问成功。一天，他集合我们，就过去的中美关系给我们作一个长篇的演讲。他说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一开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总是发生了阻滞而让机会溜走了。他希望这次走得正确。他提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将军，这两国将军都曾经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服役于中国。史迪威将军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并无好感。赫尔利将军是一个吹牛的人，他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突然造访延安。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曾托赫尔利带信息给罗斯福总统：他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和罗斯福总统会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到华盛顿去。当时，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尔利递信是最方便的选择。苏联那时靠不住，毛、周认为和美国结盟是平衡苏联一个恰当的做法。可是赫尔利强烈反共，他没有转告信息，而罗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说，另一个失去的机会是1949年刚刚解放后，那时苏联随同国民党逃走，反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大使留下来。司徒雷登向毛、周转告一个重要消息：美国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二十亿美元。这数额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例如中国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司徒雷登没有亲自转述这个消息，而是委托一个中间人，一个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国官员。正当这人动身启程前往北京的当天，恰巧是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毛泽东宣布与苏联结盟，苏联援助中国三亿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从没有递交中国。他立即被召回美国，而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国务院因「失去」了中国而受到国内强烈的指责。接着是韩战的悲剧，中美在战场上交手。1954年的日内瓦和平谈判，上演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周总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关系无法发展。

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变化即将出现，而这变化在1972年二月廿一日的一个灰暗阴冷的早上由美国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北京机场而启开序幕。在场的人不多，只包括十余个我方人员和一群报馆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然而，这情景全世界都透过电视即时观看了。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三）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他没有忘记一件事。较早的时候，基辛格曾就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一事表示歉意，他也自然向尼克松提到这事。因此，尼克松着意创造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空军一号降落后，缓缓驶往欢迎区。当门打开后，尼克松一个人出现在舱门，步下舷梯。他之前吩咐他的整个代表团，包括他的夫人在内，暂时留在机舱内，直至他和周总理握手为止。这个握手是热烈的和经过刻意安排的。

我站在总理的身后右面。我记得尼克松说：「我这手是从太平洋另外一面伸过来，这是友谊之手。」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意味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总理回答说：「总统先生，中国欢迎你。」然后他询问尼克松旅途是否愉快。接着是介绍第一夫人，此时尼克松的随从鱼贯而下走下舷梯。美国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正式开始。

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的头版都报导这历史性的时刻，并且登载着我俯身向总理耳边说话的图片。只有中国例外。在中国当时荒谬的政治气氛下，国内所有报章所刊登的图片，都把我抹掉了。而在我原先站着的地方，出现了王海容！

外交部这两个女人真是忙!

正如基辛格来访一样，我参加了所有总理和尼克松的会谈，至于毛主席和尼克松的会面，则由唐闻生做翻译。总理对这次尼克松的访华，照料可称无微不至，以确定这次外交活动的顺利和成功。我们知道尼克松故意隔开他的国务卿罗杰斯，不让他参加重要的会议。他着罗杰斯出席一些无关宏旨的会议，或应酬观光，而由他和基辛格出席和毛、周的会议。国务院和白宫不咬弦，这点罗杰斯也曾当着我的面前抱怨。如果让罗杰斯这样不开心返回美国，这对中国没好处，这将会影响中美未来的关系。总理要改变这个情况，但这样做的同时，又要避免开罪白宫。

在美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总理亲自检查尼克松和他的随从下榻的地方。他不想重复上次基辛格的情况，那时他们的房间贴满了反美标语。罗杰斯在上海逗留时，他的房间原是分配在一座饭店的十三楼，我告诉总理美国人对十三认为不吉利：「许多大厦都没有十三楼。」总理于是吩咐立即给罗杰斯调换。他甚而特别私人邀请罗杰斯午饭，由我陪伴和翻译。总理对待这位国务卿有如尊敬的朋友，并感谢他对促进中美相互了解的贡献和致力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成功。罗杰斯指出联合公报最后草稿中的一个错漏，让我们得以及时改正。

尼克松访华可称成功落幕，此事可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健康损耗甚大。虽然我看起来高大健硕，并且发育的时候在美国，营养丰富，但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却体质欠佳，故此我有时担心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倒下来。我因此从翻译的位置上正式退下来，只做文件工作，为中美正式建交和中国返回联合国作准备。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仍然以一个较为隐蔽的方式继续着。那两个女人—她们现在已成为毛主席其中几个最受保护的人了—仍然在外交部工作，并集中火力对付我和其他跟她们不同路的人。她们的动机阴险、手段狡黠，擅于拉一派打一派。她们在总理的眼皮下胡作非为，其能够如此，全赖江青给她们壮胆，而江青已被公认是头脑发疯、难以应付的人。

江青喜欢看西方电影，特别是莎莎嘉宝当主角的电影。当她看这些电影时，有时找我做翻译。我坐在她沙发旁边的一张小凳上，她完全不跟我打招呼或说话，除非批评我太大声或太小声。关于她的古怪、不正常的行为以及她待人的态度，已经有许多故事流传。开罪她可不是好玩，意味流放或坐牢，而外交部这两个女人是她的帮凶。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四）


我早已升了职，成为外交部翻译部门的副主任。有一天，我被通知我需要接受农民的另一轮的教育。我知道谁在背后搞鬼。我将被下放到农村去「清除隐藏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地点不要太过偏远。结果，我被派往山西省我原省籍—的五七干校，那是很不错的了。

我在五七干校蹲了不太长的时间，又是周总理救了我。他来到外交部，问：「小冀到了哪里？我要找他!」于是1972年的夏末，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返回北京的旅程中，我顺道探访凤阳的老家，那个我在1938年离开的乡间。在凤阳，我受到了党和机关的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知道我为总理工作，也从报纸上看过我站在毛泽东右面的图片。我在那家三十六年前逃离日寇之前住过的屋子过了一夜，感觉好像回到家里一样。我回家乡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拜祭我的祖父。他在我们赴纽约前住在汉口时那一年逝世。我的哥哥返回中国后，几经艰辛把祖父的骸骨从汉口迁回家乡去，那是一个近着镇市中心的务农区域。

当我向凤阳县的官员表达我的意向，要到墓地拜祭我的祖父时，他们涨红了脸，抱歉地告诉我，我爷爷的坟墓在文革的早期已给红卫兵砸了。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起，我爷爷的遗骨被打碎，被风吹掉。他现在已尸骨无存，是文革的另一受害者。我抱着遗憾的心情返回北京。

虽然原则上我在翻译的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仍然继续给周总理当英语翻译。此外，我还是外交部翻译部门主管的副手，协助整理重要文件。在此期间，基辛格多次造访中国，为中美两国的建交商讨细节，包括各在对方首都设置大使馆。周总理和基辛格两人现在是老朋友了。周欣赏基辛格的智慧、幽默和客观的做事方法。基辛格处事实际，不受意识形态所束缚。讽刺的是，基辛格的非美国背景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美国代表。他的犹太父母逃离纳粹德国，来到纽约，比我们为逃避日寇到达同一个城市早一年。我们三个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开会的时候大家是客气和诚恳的。我们没有像韩战的谈判那样，互相拍桌子漫骂。

1973年春季某一天，当我在一个庆祝妇女节酒会上为总理翻译时，总理趁无人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要派我到美国去，作为在华盛顿建立联络处的先头部队。我私下曾期望有这个机会，但这消息的到来确让我雀跃万分。经过了二十年的分隔，我终能够重回我另一个心爱的地方。还更高兴的是，毛主席同意我的内子随我出发。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设立（一）


前往华盛顿设立驻美联络处的先头部队，由外交部联络处的副主任韩叙率领。韩的仕途这几年拾级而上，从一个礼宾部的官员开始，现在已经是大使级人员了。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为驻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家眷寻找合适的工作地点和住所。一切妥当后，黄镇大使便和其余的人员和家属来美。

1973年4月，在我们出发前几天，周总理邀请代表团各成员到他家吃饺子。他就我们在美国的工作作出训示。完了之后，他突然说出了惊人的说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们了，也是最后一次跟你们吃饭了。」这有如晴天霹雳。我听到有人在饮泣，有人在用纸巾抹泪。我则心潮汹涌澎湃，并混着恐惧。总理近来变得消瘦憔悴，他是不是病了呢？还是他在江青那一帮人的围攻下，将被清算呢？他的宣布对我和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

总理最近宴请了一些在华工作的西方人士。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人，不少更在中共政府工作，主要是翻译和编辑宣传文件。1960年初，当我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时，我曾和他们合作过，其中包括美国人爱德乐（Sol Ader） 和柯弗兰 （Frank Coe）。柯是马克思经济学家，曾在美国财政部工作。他在麦卡锡时代逃往中国。爱德乐则是在英国出生的美籍人士，也是经济学家，曾与柯弗兰共事。

周总理热情地和这些外国朋友拥抱，并对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表示歉意。那时，我觉得周的表现意味中国往好的方面转变。现在，我结合周的说话看起来，这无疑是一个人在利用他余下的时间，解决他心中尚存的问题。

总理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追问。而正正因为总理说得这样简短，意味可能将有大事发生。我们同事间经常谈到总理这些话，但没有人知道它具体的意义。我们知道和看到的是，周总理老得很快。他不抽烟，但他看起来非常疲倦，就像一棵老树将要枯萎一样。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早上的时候，中国代表团起程前往美国。途中我们在日本东京过了一个晚上。翌天下午，我们换乘一架波音747客机。这是我首次乘搭这种庞然巨物在空中飞行。我们虽然是下级干部，却被带到客机上层的头等舱里，这无疑是航空公司给我们的特殊款待，像皇室成员一样。我们的成员中包括了大使的司机。他也跟我们先头出发以熟悉美国的交通法例及考取驾驶执照。他并会协助购买一部房车，以供大使之用。这位司机属中年年纪，个性随和，略肥。由于是高干的侍从，他看起来颇有尊严。客机的机舱服务员见到他这个派头，以为他便是中国大使了。她称呼他为「大使先生」，殷勤款待。这位司机不懂英语，只是微笑，许多时候庄严地点点头。所以，每次服务员来的时候，我们都好容易才不笑出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洛杉矶。我最后见它的时候，是二十三年前了，当时我正乘坐轮船来美国。现在再来的时候，我已经是饱经忧患的中年汉了。在机上用过晚餐后不久，播音器突然传来了机长的声音：「各位乘客，我是机长。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留意到，飞机的一个引擎正发生火警。请不要过份惊恐。747客机的设计，是只有两只引擎也可以正常飞行。同时这种飞机的设计，可以在空中把引擎除掉。我现在正准备这样做。当我把引擎抛掉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飞机有轻微的震动和摇摆。请不要担心。并请留在座位上，扣紧安全带。客机将会在夏威夷紧急降落，乘客可转乘另一班机继续前往目的地。」

几分钟后，飞机果然摇了一下。从我的座位，我看不到什么景象，但我可以想象到一个着火的引擎，从机翼脱离出来，跌向下面的茫茫大海。我见到我的同僚有些满头冷汗，眼睛睁得有如铜铃大。至于头等机舱那位服务员，她是震颤得这样厉害，竟把一杯橙汁倒在我新造的西服上。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设立（二）


我经常坐飞机陪同总理东征西走，「身经百战」，对飞机发生事故并不害怕。我怜惜的反然是我的新西服。到了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后，美国国务院从洛杉矶赶来的人员以及本地的官员非常惊惶失措地向我们表示歉意。我可以想象到当他们收到载着中国第一批使馆人员的飞机机件出了问题，可能掉进太平洋的消息时，面上会是怎样的惶恐。如果我们真正没入太平洋，我想飞机失事的阴谋理论会成为人们的千古话题。

小休之后，我们继续旅程。这次安然无事抵达洛杉矶。我们被送往机场附近一所酒店。人人都显得疲惫异常，一早睡觉，但我却不能入寐。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非常渴望在外面走一下。但我们的纪律非常严格，在国外旅行时，一个人不准出外，更何况这里是美国呢。因此，我只能困坐在房间里，遥望外面城市的灯光，回忆过去一切。

第二天，我们飞往华盛顿，由两国美国国务院的人员伴随我们。他们并对各种安排给我们作了一般的介绍。飞机在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在走出机场出口时，我一眼便看到我的哈佛宿舍房友黎赫白（Herb Levin）。我们热烈握手，欢畅地交换笑容。能够和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再见面，像往日一样互相取笑，这感觉是蛮好的。

我们住在五月花酒店，距离白宫仅五个路口。在我们这个小群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感觉到回到家里一样。黎赫白和国务院的其他同僚也协助我们物色联络处地址。我们来自中央的指示是，要找一座独立的屋宇，以免「隔墙有耳」，给人偷听。由于我的英语能力，以及我对美国文化的熟悉，我成为我的同僚的顾问。他们总是问：「朝铸，你觉得怎样？」

一天，我们驾车外出，正要驶过石溪桥（在华盛顿西北方）的时候，我瞥见一座叫温莎公园（Windsor Park）的古老而别致的、维多利亚建筑式样的酒店正在出售。这酒店附近有几个使馆，我认为正合我们之用。黄镇大使也同意了，于是我们用略为超过五百万美元的价钱买下了。地产经纪告诉我们，日后我们把它出售时，将会赚大钱。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附近购买了两个物业，其中一个附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准备给高级官员之用。

虽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热诚地帮助我们，但我们抵达华府的时候，正值美国出现自从南北战争以来总统最大的危机—水门事件。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前的一天，尼克松总统公开承认，政府中可能有人涉及用不法手段针对他的政治对手。我们的新朋友遇上了麻烦了。而当我为我的同僚翻译电视报导的时候，我见到他们都甚为担心。「他会被清算吗？」他们问。我尽力回忆我读过的美国宪政史，但却不记得美国总统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轰下台。我把我们的忧虑告诉黎赫白，他着我们不必担心：「告诉你们的同志放心。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让尼克松卷入麻烦的原因。你们不必作任何表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水门事件的逐步发展，而几个月之后副总统艾格纽也因贪污丑闻而宣告辞职了。

黄镇大使于五月来美就任。他来的时候穿着毛装，戴起平头软帽。我们在机场迎接他。他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家，政治上算是一个「好人」，我在他手下干事感觉十分放心，也感到受尊重。他曾驻节印尼和法国。他之前在军队中是个将军，曾参与长征，和日本、蒋介石打过仗。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艺术天份，长征中留下了好几幅素描画。他是唯一有中央委员身份的外交人员。

由于黄镇上任时，我们的住所和办公室仍未装修好，因此我们仍然在五月花酒店住宿和办公。为了工作需要，我们与白宫之间安装了热线电话，以便韩叙和我可以和基辛格的副手史高哥罗夫将军 （Gen. Scowcroft）直接联系。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和美方人员开会是很多的。到后来我们搬到温莎公园后，我和韩叙的办公室都各自安了热线。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设立（三） 。


像周总理一样，黄镇大使对我非常信任，鼓励我在美国体制内认识多些朋友。我被任命为政治部联络处的副主任，主要对手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部的人员。除此之外，黄镇大使也着我广泛结交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和大使有许多次的谈话，研究谁是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并起草名单，以决定谁应该拜访，谁应该邀请吃晚饭。自从49年解放及美国决定支持台湾后，国民党在美国国会中已建立起强大的游说团。黄镇大使明白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和好些政治人物会面。黄镇认为我们的一些规矩，例如不能和外国人单独会面，荒谬不当，因为这会使外国人不能畅所欲言。他运用他的权力着我们和某些人士单独会面，例如他派我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赖斯顿（J. Reston） 的访问。而我也乘机刺探水门事件的进展及不公开的内情。

联络处的第二号人物韩叙，则非常注意和遵守一对一的禁条。我时常陪同他参加聚会，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身边。有时我走开同其他人握手，他也不满意。1974年，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又再炽热起来，人人自危。联络处的左派也开始批评黄镇。而由于我的美国背景和与美国官员的良好关系，我亦难免受到怀疑。

1974年1月，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来自中国的同事一起办公，他们告诉我邓小平复出和恢复政治局委员地位的消息，我高兴得在房间里跳起舞来。邓小平是好人，他是周恩来的盟友。然而，即使如此，随着毛泽东健康的恶化，中国政局愈来愈不稳定。周恩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也似乎在褪色中。江青利用毛泽东的病情为所欲为。她力图压制周恩来，大力鼓吹「不破不立、先破后立」。一班老革命家被有计划地清算、流放，有些更被杀或自杀。彭德怀元帅，韩战我军的最高统帅，被红卫兵毒打，受尽折磨而死，时间是1974年11月。我的妻子向同也因为她和台湾的关系，（她的父亲49年去了台湾）而迟迟不被批准来美和我相聚。

还有一事，也是荒谬得可以。文化部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上纽约州的康宁玻璃器皿公司，目的是商量合作生产电视。这是江青的意思，她希望透过电视把她的革命样板戏向全国传播。访问结束的时候，康宁公司致送一个纪念品给客人--一个手工制作的水晶蜗牛。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外交部一个极左派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控诉代表团团长接受这个礼物是卖国行为。

信中说这是对中国的一个侮辱，讥笑中国的进步像蜗牛那样缓慢。

江青把愤怒发泄到总理身上，因为总理批准这个访问。她要求驻美联络处发出正式声明，抗议此事。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连联络处的左派也不同意。结果我们发回一封长长的电报，解释情况，最后「蜗牛事件」不了了之。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设立 （四）


1974年年初，我的好朋友黎赫白已经离开国务院，回到哈佛任教。我们两人安排黄镇大使和联络处一些人员访问哈佛。黎赫白从哈佛所在的波士顿剑桥区飞来华盛顿陪我们到哈佛。我们在国家机场会合。在登机前接受行李检查的当儿，黄镇大使对黎赫白说：「我不要检查行李。」

黎赫白向他解释：「大使先生，你是享有外交辖免权，但这只限於小袋子，至于带上飞机的手提行李，是要接受武器和爆炸品检查的，每人都要这样，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但黄镇大使，一个不习惯接受命令的将军，有点犹疑不决。他不满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没有武器，也没有炸弹。」

「这个自然，」黎赫白说。「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要接受检查。没有人可以例外。」僵持了一会之后，黄镇大使最后交出他的行李，让X光机检查。检查员停了他的输送带，指着荧光幕。黎赫白探头一望：「这好像一把长刀。」黄镇大使交代说：「自从对日抗战开始，我便随身携带这刀。睡觉的时候，我把这刀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这是我的习惯。」

我吓了一跳，我曾经和他同一个房间睡觉!

我完全不知他枕头下面有一把刀。后来我发觉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这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只能猜测，这可能是迷信或作为一个吉祥物。

黎赫白安慰黄镇大使说，他会把这刀交给机长保管，旅程完毕后再交回给他。大使没有办法，唯有接受。我有兴趣知道这把刀背后的故事，以及有多少日本人的血在这刀上流过。



我在驻美联络处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不愉快和失落。因为虽然周总理已经发出指令，而毛主席也批准了有关名单，可是我的妻子向同仍然不能够来美。经过了两年，我的头发已白了很多，我的健康也因压力和心情郁闷而日走下坡。

接着是更加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韩叙探亲后自北京回来，他私下告诉我周总理患了癌病，而且正在尿血。我最担心的事情最后发生了。韩叙告诉我不必太担心，因为病情「不严重」。我不相信他，也不信任他。我非常疲倦、苦闷和寂寞。我告诉他我应该回国了。他大为惊奇，问：「你怎么知道？不久你便会收到回国的通知了。」黄镇大使反对我回国，但是没有办法。

基辛格听到我快要回国的消息，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一叙。他说他听到周恩来总理患癌病的消息：「如果你们接受的话，我可以安排美国最好的癌病专家到中国给周总理治病。」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大帮忙，而且也可以回答总理这么多年对外的照顾。我把基辛格的好意电告北京，可是毫无回音。于是我只好怅然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听到总理病得很重，看来我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就像他两年前说过一样。而且，我也被委派负责其他工作，再不过问任何与中美关系有关的事情。在我离开中国的两年期间，外交部的两个女人盘踞了外交部。她们利用可以上通天庭（即毛泽东）的关系，代毛起草外交指示，而这些指示必须照实执行。我已经47岁了，我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无论在外交部，或在其他地方。我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


周恩来逝世 （上）


1975年春天，我在调派海外工作两年后，返回北京。迎接我的是妻子向同和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返回家里，我的心情和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如释重负和心存希望，另方面则是心力交瘁，疲惫消沉。我给家里带回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在过境东京时购买的彩色电视机。我和向同虽然在政治上是卑微者，但是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在一夜间成为名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们小小的客厅成为附近的孩子们的电影院。每个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外交部大院的所有孩子都来敲我们的门来观看每天一次的广播。我们欢迎这些孩子，因为这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忧伤。可是有时我们感觉疲倦想早点休息时，我们看到孩子们如痴如醉地盯着电视，我们都不忍着他们离去，于是每个晚上都弄到十时电视台做完节目为止。

回到外交部后，我多次问起周总理的情况，并要求去见他。答复总是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和我没有关系，同时总理也事务繁多，没有时间和下属应酬。谣言满天飞，空气中充满焦虑。现在没有人怀疑总理已经时日无多了。在十一月的时候，有人见到他在北京饭店的餐厅，一边工作一边吃饭，外表非常衰弱。有人说毛主席最初的时候不批准周进行膀胱癌手术，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江青和她三个最亲密的战友，现在被人称为「四人帮」。其中两人是文胆，替毛泽东起草许多文告，另一人则曾经打过韩战。这四人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其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听毛的说话，毛叫他们咬谁便咬谁。此外，他们也咬那些威胁他们位置的人。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需要毛泽东屹立不倒，以及周要死在毛的前面。因为如果毛先死，他们便失去保护，势必受到那些他们整过的人的反击和报复。许多年来，他们用尽方法打倒总理。现在总理重病，正是他们的机会，透过干扰总理的治疗，令他早日「归西」。据说有一次江青着医生暂停给总理输血，借口是她有「重大」的事情和总理商量。但是总理得到许多人的敬爱，包括海外人士，所以他最后还是得到应有的照顾。他接受过许多次的手术及传统的中医治疗，可是一切都来得太迟了，我们都屏息静气，以极其悲痛的心情，等待那随时到来的一刻。

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外交部的那两个女人便想把我外放，要我到外语学院教书。那意味一个很大的降级：从天安门城楼下降到白粉纷飞的教室。可是，新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另有计划。乔冠华是周总理的一个忠心的老部下，他向副总理邓小平负责。邓已经被打倒两次，但都再能爬起来。邓不同意党内经常搞政治斗争，去抓什么右派分子。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吃得饱，而且「不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便是好猫。」

乔冠华几年前和一个富有的律师的女儿结了婚。这律师早年曾资助毛泽东的武装队伍。（译按：律师是章士钊，其女是章含之。）

章含之受过良好教育，是英语专家，在回外交部工作之前曾在外国生活。她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之一，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她曾协助翻译。乔冠华没有把我「放逐」出去，他任命我为国际司的副司长，负责统筹我方和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联系工作。在我上任之前，我第四次被派到五七干校「学习」。

周恩来与疾病的斗争在1976年1月8日结束。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二天透过电台和播音器向全国广播。正式宣布消息之前，是令人悲伤的哀乐。全国人民同声一哭。据说，有一列火车，载的全是人民解放军，在得知消息后，全车大声痛哭，很远的地方都听到。

和毛泽东不同，周恩来没有搞个人崇拜。而虽然周的敌人多方设法中伤他和陷害他，中国的八亿人民都敬爱着周总理。他像慈父一样关怀人民。他出现在大灾难的场面里。他随时停下车来和老乡交谈，以明白农耕收成的情况。他是一个时常面带笑容、风度翩翩、散发着个人魅力的外交家，赢取了不少外国朋友。

当我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寒冷的天气里在农场喂饲猪只。我的哀伤是无限的，我为自己而哭，为总理所受的苦而哭，为中国而哭。一盏在大风大浪的海面上的明灯熄灭了。除了尼克松的到访和其他外交成就之外，中国自从文革开始后，已倒退了十年。中国的前途现在正握在一个被群小包围的垂死的帝王手上。


周恩来逝世 （下）


在全国哀悼期间，我获准返回家里。总理的讣闻，除了通常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老套说话外，还特别提到他接受了「精心治疗」，但还是「医治无效」。这些虚假的说话无疑是为了回答愈来愈多的批评，说周总理只得了有限的照料，同时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总理的遗体，经处理后，被存放在他逝世的医院里。周要求死后火化，但当局决定他的遗体不准备公开给人瞻仰。我非常愤怒，因为我知道许多其他的人都被准许在总理病危期间去探访他，即使在床边站一会儿也好，可是我却被剥夺了这机会。

幸运的是，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侍卫领班打电话到我家中。我在跟随总理时认识他，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他待我如家人一样。我们互相慰问之后，他说：「总理明天便要送去火葬场了。如果你要见他最后一面的话，你可立即来天安门广场，我带你去见他。」放下电话后，我立即穿上大衣，戴起暖帽，飞奔出门。侍卫领班开车送我到医院，从一道小门走进私人瞻仰室。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若然给人发觉，特别是给总理的敌人发觉的话，我们两人便有很大的麻烦。因此我要赶快完成对总理的瞻仰。我已不记得现场的环境怎样了，只有一个印象是一支点亮的洋烛和一副简陋的棺木。总理的面容非常清瞿。我强压着心头的悲痛，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是最后一次，我和总理单独在一起。我默然说：「总理，再见了! 地老天荒，我会记着你。」我对他的遗体三鞠躬，再静默一会，然后转身离去。翌天下午，总理的遗体将会移送火葬场，并且不会有任何仪式。四人帮宣布不会有公开追悼活动。可是，那天一早，灵车经过的长安街便挤满人群——超过一百万人，他们都在这里送别总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在家里。领导千叮万嘱，着我们该天不要上街致哀。于是我们只好在家里看晚上的电视转播。我们噙着眼泪看着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缓缓驶下，大街两旁是各式各样的人：带着孩子的父母、年轻的学生、工厂工人、农民、家庭主妇、抱着婴孩的母亲....... 每人都在哭，向敬爱的总理告别。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追悼会。我获准参加。大会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并宣读悼辞。当他一开始发言说到「我们的总理」时，他也不由哽咽了一下。为了表达我对总理的感情，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发表。但过了几个星期，文章仍未见登出。于是我打电话到报社去查询，接电话的职员说没有收到我的文章，便随即收线。

一月是农历新年龙年的到来，而按中国传统龙年是不吉利的年。二月初，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出现，指责他是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消息，因为我们希望有改革思想的邓成为周恩来的继承人。三月，当清明节快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份杂志发表一篇尖锐抨击周恩来的文章。几小时后，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在行走全国的火车的车身上髹上标语，一个抗议行动开始酝酿。

我这时已返回干部学校了。那些从北京回来的同僚告诉我，人们纷纷拿着花圈和丝织菊花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花圈堆积成了一个小山。此外，人们还在纪念碑上贴满了诗歌和赞词，其中一个名句是：「我哭豺狼笑」。党委和外交部给我们三申五令，不准抄写天安门上的诗句和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但没有人加以理会。四人帮认为是邓小平的阴谋。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不需要被引导去宣泄他们的愤懑。广场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在广场上漫步并互相交流不满情绪成为千千万万人每天的节目。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政府开始清场，派出卡车和上千计的人员搬走广场上的花圈和鲜花，并逮捕在场的人。接着，冲突开始。政府加派人手，出动上万手持木棍的民兵武力清场。结果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及被架走。这事被称为「五四天安门事件」。


卷入乔冠华的政治斗争中


天安门四五事件一两个星期之后，一部从北京开来的车驶到干部学校，要载我立即去见外交部长乔冠华。车子在石家胡同乔冠华的私邸前放下我，这大宅以前属于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乔冠华亲自在门前迎接，把我引入书房，早已有三杯茶放着。乔冠华和他的夫人章含之都显得有点神色紧张。

乔冠华开口说：「小冀，你也知道，外交部的唐闻生和王海容是一个大问题。情况现在更加变得不可能了。我做什么都要她们批准。她们事事干涉，整天开斗争会，现在更斗到我头上，说我是右派。」

我没有答话，但我和乔冠华一样紧张。章含之说她曾经写信给毛主席，投诉这两个女人。她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她父亲在解放前曾长期支持毛泽东，她相信她的信有影响力。但是信件被人阻截了。总之是，她的信全无下文。

「我相信主席对这两个女人的胡作非为一无所知，」乔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主席知道。」乔冠华坚决的口吻让我血脉翻腾。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阴谋，但是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和这两个女人斗争。

「我需要和主席亲自说一次话，告诉他真正的情况，及摆脱这两个女人，」乔继续说。

「但现在她们把持一切，我很难打进去。她们不给我机会。如果主席让你到他的住处做翻译，她们不能阻止，因为是主席的意思。假如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她们也不能阻拦，因为我是外交部长。因此，我已经决定再派你做主席的翻译。」

「我已经没有为主席翻译许多年了，」我说。「他有唐闻生，为什么还要我？」

乔说他已经和毛的私人秘书张玉凤安排好。由于此事无关痛痒，张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我认为没有用，因为我相信这两个女人一眼便望穿乔的计谋。但乔解释说唐闻生和王海容正与江青吵架，环绕着毛泽东周围的权力斗争正随着毛的健康的恶化而愈演愈烈。「唯一可以赶走这两个女人的方法，是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影响主席，」他说。

我简直不相信，乔冠华要行这个险着。我说：「这非常危险。江青犯众人怒，这是最差最差的方法。」

乔狡猾地微微对我一笑，「你知吗，小冀，这是以毒攻毒。」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容忍这个情况：他身为外交部长，负上重大责任，但却经常听命和受制于这两个女人。我重覆表示这太危险了。但乔、章两人非常坚持。乔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你不明白其中的复杂性。」是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没有选择。外交部长命令我给毛翻译，我不能拒绝。自从我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和斯诺翻译后，时间已过去六年了。我对许多事不知道。乔冠华把我收藏在他家里几天，在这几天里，他把进行中的政治斗争，从政治局以下，逐层向我解释。

最后有一天，司机把我和乔冠华载到毛泽东的住处，替他和纽西兰总理莫尔顿（Muldoon）作翻译。这是莫尔顿的第一次官式访华。我看见了毛泽东的衰弱情况，这把我吓呆了。他说话的能力已下降到喃喃自语的地步。翻译的时候，他嗫嚅一些话语，然后等张玉凤用清楚的说话给他复述。如果张玉凤说得对，他便点头，我便根据张的复述用英语翻译出来。如果张玉凤说得不对，他便摇头，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协助张玉凤了解他的意思。

毛泽东是八十二岁了，自己不能站起来。当客人要离去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搀扶他的臂弯，把他架起来。当他握手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支撑他的手，软弱无力地给对方握一下。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这么衰弱，他的头脑却运作得很好。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但却并非说昏话。

于是我再一次为毛作翻译，而这对我是带有危险性的，因为我卷入了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政治阴谋。翻译完成后，我松了一口气，立即返回干校，继续我的养猪种菜「事业」。

我最后一次给毛翻译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的时候，日期是1976年5月27日。毛已经不能把头抬起来。他身体浮肿，咀部不能合紧，眼睛鼓起，头靠在沙发上。当他后来看见这次接见的官方图片时，他说他不再接见外宾了。

几个月之后，江青倒了台，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开始整肃乔冠华，连带我也被批判。我被迫参加一连串的斗争大会，目的是要把我赶离外交部。乔冠华被外交部那两个女人指控和江青搞在一起。几年后，乔患癌病逝世，他的以毒攻毒的计策未能成功。乔死后许多年，他的遗孀章含之承认：「乔冠华和我太天真了。」

龙年确是名不虚传，7月26日，距离北京东南12里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大地震。二十五万人死亡，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人数受伤。这是中国四百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地震时我刚好在北京，全城都震动起来，但损毁却属轻微。当时人们都担心有大的余震到来，我立即安排家人飞往较远的西安。向同在那里有亲人，她和孩子可以留在那里直至情况稳定为止。至于我，则留守大本营，像其他数以万计的人一样，睡在首都的街道上，以策安全。

中国的传说，在帝皇驾崩之前，总有凶兆，这些凶兆或许是自然大灾害。9月9日，即唐山发生大地震45天之后，毛泽东逝世。和周恩来死的时候人们自发哀悼不同，毛的丧礼非常形式化和人工化。9月18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堆拥着各个机关的干部，他们被命令与学生、工人、农民、兵士等一道出席丧礼。每人都戴起黑袖章，站在行人路指定的地点。我和我的外交部同僚站在一起。时序是初秋，天气仍然相当懊热。仪式进行了许多小时。有些群众在哭，但我们大部分人感觉到的是口渴和疲倦。当仪式最后结束我正在走回家的时候，听到向同在后面叫我的声音。我回头一望，见到她手里拿着两支冰棒满面笑容走过来。对于我来说，她和冰棒都是我欢迎的景象。


毛泽东的「几件事」


毛泽东晚年的时候，说了以下一段话：「....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这话的时候是1976年，有人估计是在一月或六月，大概是现在公开传出来毛泽东逝世之前最后的话语。

对于这段说话，我最初读的时候，大惑不解。再读几次，也还是不明。为什么毛泽东把「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算作一件事。这明明是三件事，时间不同，性质不同，对象不同，怎可以混为一谈当作一件事？

我想，是不是他老糊涂了，或病得头脑混乱了？毛泽东死于1976年九月，而根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所述，毛泽东在1974年得到了运动神经元病，此外他还有许多其他疾病，到了1976年他已经是重病在身，可以随时死亡。

然而，他的病不是在脑部，而且他说这些话时，不是在昏迷中的呓语。何况这是一段不太短的说话，内中涉及几件历史大事，而且其中还有评论，还有感想。他说到前一件事，（即打蒋介石等等）「异议的人不多」，而后一件事，（即文革）「反对的人不少」。所以，「老糊涂」或「病得头脑混乱」不能成立。

是不是传话时错误了？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最后的日子，他说话困难，言语不清，据说听得懂他的说话的，只有一个人，便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逢毛泽东要说话时，张玉凤便俯耳细听，然后大声转述出来，对，毛泽东便点头，不对，毛泽东便摇头。有时连张玉凤也听不清，毛泽东便艰苦地写字条。那么，有没有可能张玉凤是传错话了？

但，这情况也不大可能。第一，张玉凤读书少，本来只是列车上的勤劳员，历史知识不多，不大可能乱堆砌历史事件。其次，传话时有政治大员在场，（据介绍，当时华国锋、王洪文等在场）而毛泽东也听着，错的机会不大。

如此说来，上述的说话是毛泽东清醒的时候的由衷之言了。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为什么不说我一生干了几件事，然后由蒋介石一路说下去，说到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他把这些事一分为二，变作两件事呢?

这需要解读，分析毛泽东说话的逻辑。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的心境和萦系他心中的重要的事。

我认为，毛泽东临终前的这些说话，是突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之中，干了许多大事，数之不尽，说之不完。他这段话，首先把他的事业分作两个时期：解放前和解放后。解放前的「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几件事，贯串着武力夺权，建立由共产党统治的政府。打蒋介石，打日本，虽然对象不同，内外有异，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因此他当是一件事。

至于解放后，其实毛泽东所做的也不少：打韩战、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一路到文化大革命，也是运动频频、「战绩」可观。可是他却单单举出文化大革命，认为是他干的「两件事」之一，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比重。

为什么毛泽东在解放后，光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情有独钟」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解放后毛泽东的所有业绩中，都乏善可陈。打韩战，死了七十万士兵（估计），连儿子也赔上了；反右，搞阳谋，实际上是掌自己耳光；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更不要说了，饿死三千万人，彻底失败，被迫退居二线。就是因为他不满意这些「政绩」，才精心策划，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革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他不足挂齿。

第二，毛泽东好斗成性，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令他十分过瘾。全中国六亿人民你争我夺，文有文斗，武有武打，快何如之。而且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被神化到登峰造极，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任何忤逆他的人都已被打倒，全中国只有他一人说话算数。他今天说白，全中国的人都说白，明天说黑，全中国的人（由周恩来带头）都跟着说黑，还有比这更爽的吗？所以文革是毛泽东的「宠儿」，毛泽东不死，文革也不会完。他在一生大事中解放后只提文革，那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好玩，并且玩了十年，但是他要告辞了，因为马克思要召见他了。他是以怏怏的心情说上述这段话的。他的感叹，不是因为乱局还未理好，也不是因为人命死亡、经济瘫痪、文物破坏、「万户萧疏」；而是，很简单，他要走了，不能主持大局了。他是含恨而终的，文革还未玩完，因而他临死也不能忘记此事。

然而，文革十年，再下去，他不死，中国也要亡了。


从费孝通说开去—兼论翻译被偷窃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


我和费孝通先生没有关系。我们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在更是人鬼殊途的人。（费先生于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

如果我有兴趣写一写费先生，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学科兴趣—社会学。

说起来，我第一次接触「费孝通」的名字，是在香港一份杂志里。该杂志叫「人物」，是份自由知识分子的刊物。当时「人物」曾连续许多期每期都选载费孝通一篇旧文，是关于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的。我读了十分佩服。当时，（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所以这一系列的文章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同时，杂志编者对费孝通先生的介绍，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又叙述他在大瑶山作调查研究时不慎掉进捕虎陷阱中，其妻王同惠女士召人救援时跌下溪涧丧生，读后不胜唏嘘。更由此觉得费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真是全个生命投入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然而费先生的背景如何，当时身在何处，我却一无所知，亦无暇寻求，只是觉得费先生十分遥远，高不可攀。（其实，当时费先生在大陆，作为大右派正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农民再教育。）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文大学和美国匹斯堡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有合作计划，由后者派来教授主持我们的社会学课程。他们的教授真是不同凡响，使我们眼界大开。我记得有一位教授，上课时就是滔滔不绝的讲。假如你能够做速记，把他的说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这些教授中最独特的一个，是杨庆坤教授。（「坤」字应写作方、方、土，本输入法无此字。）

杨教授的名字，一看便知是华人，而且他是广东人。他说有意尝试用中文教社会学，而且是用广东话教社会学。当时我们用的教科书全都是英文的，他在美国教书当然也是用英文，所以可称是大胆的尝试。但无论如何，他在整个学期里坚持下来，虽然讲的时候不免吞吞吐吐，时有困难。

杨教授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告诉我们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大学同学，而且还是宿舍里的同室好友，一个睡上格床，一个睡下格床，而且有数年之久。这把我在迷蒙中的费孝通一下拉到现实来。起码，我面前对着的杨教授，是费孝通的同学，那么年纪应该不相上下了。可惜，那时中国仍是消息封闭的竹幕国家，杨教授和费孝通先生也已断绝消息多年了。（他们直至中国开放，费先生访问美国时才再度见面。）

他不知道费先生正在「抛妻弃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干校「不务正业」。

自此之后，费孝通的名字便深植在我的脑海中，虽然大学毕业后，我已经和社会学绝了缘，也没有靠它生活。中国开放改革后，费先生又在社会界和学术界活动，我有时看到关于他的报导。再之后，在书店中也看到了他的新写的文章的结集，例如《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录》等，知道他又恢复了他的老本行的社会研究，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他努力不懈的从事学术的追寻，也十分敬重和佩服。从报章上看到他的相片，总是挂着开朗的笑容，我直觉这是一个「老好人」。

事实上，费孝通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这么的好，我曾经尝试把一本书送给他。事缘我移民美国后，有机会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高教授，倾谈之下我表示现在已退休，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以我的条件来说，做学术研究是太迟了，但翻译也还可以。他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有意出版一套古典名着丛书，他回北京后会与有关方面商讨，看是否需要我的帮忙。

这位高教授回到北京后，果然不久联络我，说他们决定让我翻译马林诺斯基（Malino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特别是因为马林诺斯基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同时，我也萌生了译好这书送给费先生的意念。这书篇幅庞大，我日以继夜的工作，并把全文打进电脑里，穷九个月之力完成。我把全稿寄往北京，可是许久都没有收到回音。我本来打算收到他们的消息后，写一篇序，（这是我每译完一本书后的习惯）再写几个字把本书呈献给费先生。

我把马书译竣后，随即开始翻译另一本书。我并不担心马书的编辑和出版，因为这是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出版计划，应该不会出乱子。我一心等候他们的回复，然后把序文和献辞送上。谁想不然，出了大乱子。书是出版了，但书的封面竟然多了一个叫梁永佳的翻译，而且他的排名还在我的前面，变成他是主译，我是副译。我十分惶恐，去信找姓梁的一问，问他翻译了哪些篇章。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花了很多时间修订文字。这人当时是博士生。他还说，加进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所里一个叫王华华的教授的决定。我依稀记得该研究所一个姓王的教授曾被指控抄袭他人着作，不知是否此人？一查，竟然正是。是则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弄虚作假，是有前科的了。最后梁说他同意出第二版时，把译者的次序调换一下，我第一，他第二。这真是不知什么话!

还不止此，梁还分了我四成的稿费。

这本书搞得这样不愉快，是一个遗憾。而我送不成这本书给费孝通先生以表敬意，也是一个遗憾，因为再没有机会了。

我写本文的一个导因，是因为我刚读完了费先生的文集《人生漫笔》。这书是由他的儿子（和媳妇?） 辑成的，内里包括费先生各个人生阶段（由青年期到老年期）的各类文章（论文、散文、杂文和书信）。从这本文集看出，费先生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文人。他一生笔耕不绝，可称著作等身。费先生文笔细腻典雅，叙事清晰，推理如抽丝剥茧，举重若轻，讲人生遭遇不温不火，怨而不怒，有极高的涵养。

我由费先生的文字联想到一个较为广泛的问题，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共治下，特别是头三十年中共的治下，知识分子吃尽苦头，愈高级的则苦头愈多。假设是学术权威，则能够苟全性命已属不错。那些没有吃苦头的，则噤若寒蝉，或按中共的官方路线作文、说话，又或充当中共的探子，举报或陷害同僚。思想窒息，与外国断绝来往，几无交流。这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最大的惩罚。他们在这个政权底下浪费了三十年的青春，这是他们最精壮的时期，也是学术生命最丰盛的时期，这不啻是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照理，他们应该对这个政权并无好感。他们应该批判、诅咒、鄙弃这个政权。

然而，当一切平复后，这些知识分子又被「解放」后，他们许多只是额手称庆，高兴风潮已过，自己又渡过一个险滩。复出后他们许多依然故我，有些甚而又对政权歌功颂德，好像全无反省的样子。这不像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有反省力的，有批判力的，有独立思考的。我对这个现象大惑不解。

费孝通先生属于这类知识分子。论知识、论学养、论人品，费先生无疑都是上上的。他有独立思想、科学态度、客观精神，这是不容怀疑的，你读他的学术文章便可知道。但是，为什么他复出后对这个政权又再亲和接受，好像完全没有事情发生过呢？不要说自己，就看中共建国后前三十年中国人受的苦难，中国文化的受到摧残，中国文物的受到破坏，都是他们眼见的，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费先生的言论，凡谈到中共的劣政，都轻轻带过，不敢说一辞。为什么这样呢？我想找出一个解释。

像费先生这样表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不少。事实上，费先生已不算太差了，起码在我读到的资料中，他没有怎样歌功颂德。前不久「国宝」季羡林过世，我便觉得在修为上他不及费先生，因为他讲自己的学术成就时十分「谦虚」，但他也有一些吹捧政权极度肉麻的话。

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怎么可以看到中共这么长时间的胡作非为，而视若无睹呢？我们在海外，只是间接地知道中共的罪恶，便已「怒发冲冠」了，他们在国内深受其害，为什么没有自省呢？是不能吗？不见得，因为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自省是大有人在的，每一次运动过后，都有人觉醒、反省，认为共产制度是不行的，而中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竟然不能觉悟，复出后还为这个政权卖力。为什么他不把精力用在向当权者进谏方面，甚而向他们力争呢？（他们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当权者。）

前些年当钱钟书先生逝世的时候，有些人便在「盖棺论定」时批评他，说他过于「明哲保身」，对中共恶行视而不见，完全没有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可见你是一个出名的知识分子，人们是对你有要求的。

当时我觉得这未免对钱先生求全责备。学问出名不是钱先生的责任，是人们加给他的名誉而已。在他自己，在中共治下，是宁愿寂寂无名的。钱先生是聪明人，深知生活在中共的淫威下，不要当「出头鸟」的道理，所以他埋首于故纸堆中，光做学问，对现实生活种种不置一辞，做「避世者」。我们不应该对他深责，他没有害人，也没有出卖朋友，这在当时的社会，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我曾翻译过一本张申府的传记。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是最早和陈独秀、李大钊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并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后来退党，49年之后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可是就是他，在反右的时候还是被迫出来揭发朋友。他感觉无奈，但是当时不表态不行。所以对于钱钟书先生，我们毋宁应该同情他，诅咒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没有给他机会发出更多的亮光。

费孝通先生则不然，复出后他非常活跃，在做着中共允许他做的事。他配合政策，和钱钟书的「不求闻达」不同。费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说要追回失去的时间，但却没有深究，是什么让他失去那些宝贵的时间?

他有没有思考一下，或做些什么，以使他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们，的宝贵时间再不会失去呢？看来是没有了。

他是贪生怕死吗?

他是害怕那些当权者吗？他是要追求名利吗？都有一些吧，但这是不足为奇，也不应责难的。谁能免俗呢？贪生怕死等等，都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要求人们不怕死，不怕有权势的人，不追求名利。但是中共犯了弥天大错，干了滔天恶行，而你仍能和共干们把酒言欢，妄加奉承，中共一招手便如蚁赴膻地扑身而上，忘记过去一切，那真是不可思议。（我在香港的时候，在公务和活动上，有许多机会和左共分子握手。每次握手，我都觉得不是握着一只人手，而是一条毒蛇，浑身疙瘩，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想了许久，以求对这个现象找出一个解释。有人说是人性，我不以为然，因为不是人人都这样。和费先生相反，有不少的中共信徒觉醒了，忏悔了，甚而走到反面，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口诛笔伐。那又怎样解释呢？这不是人性吗？不是代表善良那一面的人性吗？如果这又是人性，那又是人性，这样空泛，实在不能以之解释社会现象。

我最后想到，是了，这些知识分子虽有独立思想，却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因而不能顶天立地，而要时常依附一个主子，即握有权势的人或组织。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不能寂寞，（由此表现出来是不甘寂寞）

因为让他一个人的话，他会感到空虚，没有安全感。换句话说，这些人任何时间都要有一个「码头」停泊。因此有些人虽然给中共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过去后，中共向他一招手，或给他一个媚眼，他便急不及待地又「投怀送抱」了。

费先生正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想到六四。在学生静坐高潮的时候，费先生曾联同一些社会名人上书当局，希望当局接纳学生的意见。但枪声一响，费先生便不敢再作声了，甚而按中共的口径说话了。费先生没有想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手无寸铁的纯真的学生开枪屠杀。

我说费先生「没有独立人格」，丝毫没有贬意，（我仍然是尊敬费先生的）也没有责难之心。我这的语不属价值判断。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要找一个有力的依傍，以「安身立命」，如此而已。他没有害人，在中共的社会里，我们还祈求什么呢？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


不知为什么，根据赵紫阳口述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虽然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我总是不能发心去读，更不用说去买。这跟杨继绳的《墓碑》不同。这书我也不打算去读，但却买了，而且买了不止一本，送给朋友。为什么有这个不同，大概是杨着是写实，而且是搜索了很多材料的写实，而赵书是个人自述的回忆，以及他的感想，据说还包括了他的晚年的一些感悟，这就打动不了我。一个原因，我素来不喜欢共产党员。

老实说，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大部分都是为自己辩说，真能说得平实、客观，甚至忏悔，少之又少。这些着述，我读过不少。说起来，很奇怪的是，国民党要员的回忆录，例如《李宗仁回忆录》、陈立夫的《成败之鉴》等，都是一味责怪别人，自我反省甚少。而共产党的要人所写的，例如黄克诚、聂荣臻等的回忆录，却比较就事论事，个人的内心剖白甚少。其原因大概是国民党还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当然是说今天）可以对历史事件畅所欲言，而共产党仍然高度控制言论，历史事件的阐释要和党对口径，即使是党国大员，也是如此。此所以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要偷运出口，在中国以外出版。人们估计他有心里话，有「秘闻」，而其书的重要性在于此。

我没有读这部回忆录，但开放杂志在六月号摘录了一部分，仅几页，我相信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却让我看到了一句很不通、很不合逻辑的说话。赵紫阳在回忆录里说：「审查结束，应恢复我的自由。」赵紫阳应该知道，共产党做事，合乎它的利益，它便守法，不合乎它的利益的，便有法不依。赵紫阳的下台，便是老人家的一句说话，没有法律依据，也不跟法律程序。所以他说：「审查结束，应恢复我的自由」，是明知故问，难道他不明共产党的做事习惯？这是第一点。其次是，不要说共产国家，就是一般法治的地方，也不是「审查结束，应恢复自由」的。如果「审查结束」，发觉是没有罪，当然「恢复自由」。但是若有犯罪嫌疑的话，则不是「恢复自由」，而是把你扣押，择日送上法庭了。之后是否能够「恢复自由」，便看法庭的宣判了。由此，「审查结束，应恢复我的自由」，放在哪里，都是不通的。以赵紫阳来说，他没有犯法，只是老人家不喜，当然不会给他「公平审讯」。但又不能随他乱跑，到处说话，于是来一个软禁，监视行动。这些事例，共产党还少吗?

现在还不是仍是这样吗？异见人士在国内被软禁、被控制行动，现在还不是一样吗?

门外经常有公安便装在把守，有什么事的时候把你架到一个不知什么的地方。这是什么的国度？！

赵紫阳当政时不诅咒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这种行为赵紫阳也取缔不了，只要共产党继续一党专政，这种行为便会永远存在，所以我不说「取缔」）现在可称自吃苦果，还要求「恢复自由」呢?

有人说，赵紫阳晚年看了很多书，有很多感悟，并认为中国应走西方的议会道路。赵紫阳有没有批评现在的中共政权不民主，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读过这本书。如果没有的话，则他的意思是，中共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中国的民主怎样走，走什么形式，以中国现状来说，这些问题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中共现政权正做着一切不利于发展民主的事情，（这里自然是指西方式的民主，而不是中共的「民主」）

当务之急是如何减少它的不民主，让人民的生命有保障，做到这点已经很好了。

我想说的是，赵紫阳是下了台，没有权力的人，（不要说他已经不在世间了）他说什么是没有影响的，没有用处的，也落实不到的。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他当权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说、这样做呢?

那时，他是最有机会这样做的。六四的时候，民主形势大好，全国都动员起来了，人们希望他因势利导，做中国的哥巴卓夫。香港的许多中共党徒，也都把筹码押在他身上了，可惜他只能含泪和学生告别，害得这班党徒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或说，赵紫阳下台后读了很多书，思考过很多问题，才有这个「大彻大悟」，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议会道路。这就是一个吊诡了，在台的时候没有这个思想，因为没空往这个方向思考，下台之后有了这个彻悟，而且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可惜做不到了，终归是废话。你以为中共的当权者会听你的说话吗？这个逻辑，同样可以应用在胡锦涛身上。

我想，赵紫阳可能有点不同的，是他还有一点人性，而不全是党性。如果他全是党性，他就会像许多其他被斗倒的中共政治人物一样，保持缄默，郁郁以终。他的人性告诉他他不能杀戮学生，他的下台是不合法和不合程序的，他要表达他的不满，他要对世人显示中共对他不公，他甚而形诸行动，有计划地把这记述下来，作为历史纪录。就这点来说，即反抗对他的不公来说，我认为他还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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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ky

冀朝铸回忆录：独特的人生经历

《中国丛谈》谈新书系列逐一介绍八本2008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的非小说类英文书。第六集介绍冀朝铸回忆录，《毛的得力助手 -- 从哈佛广场到天安门广场，我在中国外交部的生涯》，兰登书屋出版。

冀朝铸为之翻译最多的并不是毛泽东
冀朝铸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担任英文翻译。他在中国外交部40多年的生涯中，还曾出任驻英国大使和联合国副秘书长，也曾在五七干校种地。

不过，他这本英文回忆录的读者对象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对中国过去六十年历史并不十分了解的人。因为如果作为历史文献，书里记述的史料基本上都是已经被他人披露过的。

这本书的共同作者，美国专业“捉刀人”福斯特·怀楠斯解释说：

“我很清楚，在这本书里尝试讲述现代中国历史是不明智的，因为已经有很多人作了这件事。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通过一个知情者的观察讲述发生的各种事件”。

家世独特

冀朝铸的家世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颇为独特。年近80的冀朝铸，出生在山西太原，九岁随全家移居美国纽约，曾就读哈佛大学化学系。1950年韩战爆发后回国，插班就读于清华大学，后加入中国和谈代表团。

1952年，冀朝铸进入中国外交界，其后44年曾任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的英语翻译，出任过外交使节和联合国副秘书长，1996年退休。文革期间受到排挤和打击。

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出生山西名门望族，曾赴日本学法律，先后任山西教育厅长和北大法律系主任。1940年旅美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唐明照（唐闻生之父，后来曾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创办《华侨日报》并任总编。

冀朝铸同父异母的大哥冀朝鼎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受山西同乡前辈孔祥熙提携，在国民党政府财经界任要职，实际上是卧底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曾负责接收上海中国银行。

这本英文回忆录是在1997年出版的他的妻子汪向同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基础上完成的。他本人曾经出过一本中文回忆录，有书评称因顾忌太多，录下的回忆较多残缺、简略。 怀楠斯说，他有意避免把这本书写成历史书，因为他很清楚，冀朝铸不可能知道政治局成员的想法，也不会跟毛泽东坐下来讨论国际大事，甚至跟周恩来都不会有这样的讨论。

个人经历

他给冀朝铸的建议是尽量避开政治，避开纯粹的、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多讲个人经历。比如吃的是什么，在五七干校是什么情形，从田里被接回北京参加重要外事活动后，又回大田干活，是什么感受。

   
谈书系列之六
书名：The Man on Mao's Right -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出版社：兰登书屋(Random House)
作者：冀朝铸
还有，比如冀朝铸在哈佛读书时，因为学校附近一个餐馆老板看他皮肤黝黑，以为他是黑人而拒绝雇他当服务生，他为此跟同学发起抵制这家餐馆的活动，等等。

怀楠斯是经熟人介绍，接受这本书的项目的。他承认此前对中国一无所知。而且，他还透露说，就在接受这个项目前不久他还对人宣称，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他这辈子绝对不想去的，那就是中国，因为在他脑子里中国是个极其压抑的独裁国家。

书写完后，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改变了。

他说，每个要跟中国打交道、做生意的人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他对这本书的设想是让不了解中国的人读了之后对这个国家产生“第一印象”。

就这个目标而言，一个在美国长大，在哈佛上学，充满理想主义热情而到中国时中文不会说的一个山西显赫世家的公子，见证了韩战谈判、反右、文革、大饥荒、美中建交，改革开放，这么一个人的经历，应该说是难得的题材。

但是，如果读者期望从中找到中南海或者外交部的许多未曾披露的内幕，或者找到释读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新线索，也许会失望。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新说，在中国，翻译并不接触核心的决策。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外交官的职业习惯。

言多必失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专家黎安友教授在美国Slate网络杂志上评论这本回忆录说，它更像一本写给孙子辈的回忆录，而不是留给史学家的文献。书里的内容都是别人已经披露过的。

他认为，这本回忆录只是传递了一条信息，那就是一个专制独裁时代特有的“保持沉默”这条处世格言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他说，冀朝铸无意中为外界理解中国人的沉默和忍耐提供了线索，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而又怎么会持续到今天。

裴敏新认为，这本书最大的遗憾是，冀朝铸在中国经受了那样的磨难，到最后还没有认识到发生文革那样的事，根源在共产党极权制度。

怀楠斯说，据他分析，可能有两个因素：

“第一，冀朝铸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都到了他绝对不肯说中国任何坏话的程度。他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

“第二，我觉得中国人内心有很大的恐惧。历史上，在那里说真话的人就会失踪。挑战政权的人会丢失地位、身份、脸面。任何时候，你跟任何一个有点社会地位而且不愿意丢失这种地位、脸面的的中国人交谈，都会发现他们不怎么批评政府。”

从个人故事来说，冀朝铸的工作涉及很多普通人无从得知的情况，对普通读者来说还是新的。比如，中美恢复外交关系这个建议已开始被毛泽东认为是"坏主意"；还有，基辛格访华时在下榻的酒店房间里发现反美标语，据信是"四人帮"搞破坏。周恩来得知后当天晚宴时专门向美方每一个人敬酒，挽救局势。

不过，读者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冀朝铸把唐闻生视为"冤家对头"，而唐闻生又为什么像书中所写的那样"修理"冀朝铸夫妇，或许也会感到失望。因为书里除了说唐闻生给毛泽东当翻译，进了毛的核心圈，思想极左之外，关于两人的矛盾和关系的恶化并没有细说。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 ... 7801300/7801372.stm

bluesky

红墙第一翻译冀朝铸披露文革高层内幕

冀朝铸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长期翻译，有“红墙第一翻译”之称。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导人有着近距离观察的优势。晚年时期，冀朝铸在海外出版《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追忆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官生涯。书中叙述了他亲身参加过的朝鲜停战谈判、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和中美关系会谈等重要外交活动，更包括文革爆发后，在工作中接触到的高层动向。本文选自《北京之春》2013年7月号，以下为书中相关内容部分摘录。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交谈，冀朝铸担任翻译
初会毛泽东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译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车子风驰电掣的驶过市区。它拐了一个弯以避开麇集在闹市道路准备游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简单的指示，不久便发觉自己身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遥望毛泽东所在的地方，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广场现在是沸腾着上百万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红旗在招展着。大批军队正在队列而过，连同各种各样的兵器和辎重。群众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在城楼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著名人物：苏联的赫鲁晓夫、北韩的金日成，以及华沙公约国的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和众多宾客在天安门塔楼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换客套话语。
天安门是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那时我在哈佛。当我读到他的讲词时。我两眼充满喜悦的泪光。毛说我们站起来了，我们的国家不再受人欺凌和侮辱了。
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在城楼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毛的继承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以及许多早期参加斗争而现在是国家领导人的老革命。
这些都是现代中国的创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总是坐在主人的右面。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大跃进与毛周关系
到了1961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闹饥荒。我们把原因归咎于干旱，这只是部分正确而已。加拿大送来了小麦。即使美国也表达了人道的关注。（当时美国仍然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在外交上也敌视中国。）联邦法庭的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显示美国人“有清明的良知，而且古道热肠。”他是对的，但可惜这个建议没人附和，因而失去了一个和中国沟通的机会。但是，即使肯尼地总统和一些美国私人团体愿意提供援助，恐怕中国也不会公开、直接地加以接受，因为这会使毛泽东——造成饥荒的人——更加失面子。
为了减少城市粮食压力，二千五百万人被令离开城市迁移到农村去。大跃进时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比解放初期多了五千万人。
在有些地方，当地的军人向市民下手，成为抢匪，而非保护人民的人。中国正在分解，而虽然毛主席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宣布去位，退居“二线”，但是他清楚表示，他期望这些领导人按他的“思想”去管理国家。这意思是“继续革命”和“痛打落水狗”的政策不改。
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多次下乡调查，亲自看看情况差得怎样。静静地，而且勇敢地（因为有违毛泽东的政策），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农民分配到一些土地，以耕种粮食。全民大炼钢停止了，而公社食堂也无声结束。透过层层乌云，一丝实用主义破绽而出。
但对彭德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无情镇压，却对当时政治气氛注入了毒素。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毛泽东的“智慧”，无论是过去的或现在的，说三道四或提出公开的质疑。
毛泽东是转换命题的大师，特别是当他辩论失败的时候。现在他要发起一个新的群众运动，目的是铲除封建的物质残余。这意味有系统地拆除古城墙，包括北京的万里长城。我们在外交部的一些人被发动起来参与此事，组织一个工作组用铁锤和铁锄去“对付”那巨大的石块。
万里长城是千年前用砖和水泥混和糯米浆而成，其意是永垂千秋。许多石块上刻着记号，说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所造，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之物。这对我一个喜爱古物的人，真是心碎的事情。大部分的砖都打碎了，而较为完整的则运走作为建造厕所或猪舍的材料。
侥幸的是，领导人之中有些还是头脑清醒的，特别是邓小平——一个老革命，当时的总书记。他反对拆除古墙。他当时在南京，南京有着中国最美丽和最完整建于五百年前的城墙。邓静悄悄地反抗毛泽东的命令，他发出指示严禁任何人触动城墙。南京城墙因此今天仍是耸立着，但所有其他的城墙，包括好些其他难以弥补的古物，都差不多打掉了。
比毁坏物质遗产还可怕的是，对政府和党的各级官员的谴责，而这些官员都是匡补大跃进所引生的问题的人。他们成为毛泽东的打手所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打手乘机利用这个机会打倒政敌和夺权。
1962年初，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大跃进和公社运动作一个不愠不火、毫无诚意的自我批评。他对引致千万人死亡和亿万人痛苦毫不表示悔意。他着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承认错误。于是，所有人都奉命自责，包括周总理。
许多外国的历史学家都不能理解中国这时的气氛。他们经常引周总理，认为他对毛主席过份臣服。但我经常和周总理在一起，并时常见到这两个人在一块。我觉得他们的关系远比所谓“臣服”为复杂。在外国宾客离去后他们有空坐下时，从任何角度看他们都像两个老战友一样，说说笑话或讲讲旧事。我从没听过他们彼此间有尖酸的语言。
接着以后的十数年，毛把许多和他一起打江山的老同志加以惩罚或消灭，因为这些人或真或假地要取代他，又或这些人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他不愿意见到的地方去。周总理也遭到谴责，但他没有向毛反抗或与反毛的人结盟。他只是对毛的说话唯唯诺诺，而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例如在60年代中期当毛正和苏联抬杠时，周恩来和苏联签订合同共同向北越提供援助，并让苏联利用中国的铁路运送军用器材。当毛知道这事后，他暴跳如雷，但却没有对周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似乎是最少野心和最希望调和的人，不论是在中国内部或对外皆是如此。和谐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所谓“以和为贵”。毛泽东对每一事物都看到矛盾，周恩来却每事追求和谐。周恩来有一个本领，便是在不论什么情况下，他都可以“拆弹”，缓和矛盾，或在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共同立场。他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宝贵的财富。他是天才的演说家。他有敏捷的头脑，且能善听人言。
国内的政治气氛愈来愈糟。彭德怀元帅发觉（以后其他人也同样发觉），你不必搞阴谋也可招致杀身之祸。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的反应是贬抑爱国者和破坏中国传统，这使我们非常懊恼和丧气，但有谁知道，这只是重头戏的前奏，而这重头戏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序幕（上）
大跃进“拨乱反正”后，随着地方官员和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经济不断有所改善。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管理国家大事。这维持到六十年代中期，然后毛泽东又“不甘寂寞”，蠢蠢欲动了。天边乌云开始积聚，暴风雨即将来临，把中国推入了大混乱和大倒退的境界。
党开展了两个新运动，号召干部回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要在农民中培养政治忠诚，而四清运动则要清理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当时有愈来愈多的人投诉地方干部贪污舞弊、欺压农民，以及胡乱夸大生产数字。
我在很多年前已曾被下放农村，喂了一年半的猪，现在是工作排得满满的。但即使如此，在1965年年底，外交部翻译组的领导仍认为我应该再下去，接受农民的锻炼。
一天，翻译组的政委着我回家收拾，准备与组内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遥远的湖南作长期的蹲点。政委告诉我们这些翻译，之所以派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要我们熟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湖南腔调。
向同正怀着第二胎，预产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请求待婴儿出生后才出发。政委严肃地看着我，责备道：“是你的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赶快去！”于是我顺从地和同僚们坐火车出发。我们坐着硬席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抵达湖南长沙，再转长途车到浏阳县。该县以爆竹业著名。
在我整个蹲点期间，我和最贫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改变过几次睡眠的地方，因为屋内的气味令人非常难受。我希望找一个空气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当地的习惯是把尿缸放在屋内，让它发酵。在第一个家里，我问户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
“不，不，不！”他说。“这样会给人偷去的。”他解释说尿是如此宝贵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无人看管的话，是冒很大的风险。我决定睡在马厩里，与马为邻，那里马粪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跟玫瑰花一样香。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发掘贪污，予以铲除。我们鼓励农民举报他们的队长或大队长。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里有新的家俱，便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毫无所获。
我们不断被要求不要怕苦，并要成为干部的样板，勤勤恳恳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类似的经验，努力表现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干部。可是在湖南，条件更为艰辛。这里，环境更为肮脏，气味更为难闻，冷天更冻，因为南方的屋一般没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设备，以助度过短而潮湿的冬天。
这里总是下雨，但农民并不理会，照常下田作活。我们不能例外。我自从1959年下放农村后，从那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的革命热情大减。经过几天的湿雨和冰冻后，我们（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并且认为假设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当天气不好时，留在屋里不出去。
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农民喜庆的佳节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如释重负，立即赶回家去，因为向同快要临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当还在熟睡的时候，向同推醒了我，说她感觉是时候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间。这之后我便要返回湖南了。
回程的火车非常挤迫，不幸取暖的设备也坏了。我的咳嗽还没有好，一路上捱着冷，等到抵达省会长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竟然瘫倒在我过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送往医院。一路上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担心在这情况下会说出一些“反动”的话，我不断重复说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医生诊断我是严重支气管炎，如果不及时治理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肺炎。我被送到一个单人病房里，留医七日，然后返回生产大队。此时我发觉我们的工作重心改变了，变为清理地方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也不同了，现在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这实在是什么回事，只好按上级的指示去做。
文革序幕（下）
积压多时的乌云，挟着暴风雨，现在开始侵袭人们。毛泽东对国家的管理方式，愈来愈不满意。到了1965 年年底，在他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的私下接触中，他抱怨党的领导人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在12月26日庆祝他七十一岁生日的宴会上，他直接点名批评刘邓，说他们有反马克思思想，并警告要搞斗争以“整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人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因为毛泽东年纪已经老迈，而且他已经退到“二线”。
但一些看不见的发展却静静地进行着。毛的妻子江青，（她数年前曾患了癌症）现在成为毛的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江青是神憎鬼厌的人物，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说她好话。她疑神疑鬼，凡事要作主。而且眼红别人，野心大，又天真和任性。她许多年前已不是毛的女人，但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谁便咬谁。
此外，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军事人物，发动起一个空前规模的个人崇拜运动。他把毛的说话编辑起来，称为“毛语录”，又叫“小红书”。这本有红色塑料封皮的书被印行了亿万本。
1966年五月中旬，政治局发出了一个通告，首次攻击那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并号召发起一个伟大的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我突然被命令收拾一切，返回北京。在北京，我发觉北京市长彭真被公开抨击。彭是刘少奇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亲密盟友。现在我们这些在政府工作的人，已经很清楚看到一场政治大动荡即将发生。
在所有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是有惊无险，只受到很温和的攻击，所以这次我也不特别担心。我返回北京后，便立即有任务，陪同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说英语，而我们的外交部也不乏说罗语和阿语的人才。过去，在周总理访问非英语国家的期间，我通常留在国内。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我的责任是做笔记。但我的速记是用英语写的，而我的中文书写能力仍相当差劲。我出席周总理的所有正式活动，协助速记员和口译员誊写会议记录。但事实上我的贡献不多，因此我的整个行程就像假期一样。为什么周总理要带我到国外访问？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可能是，因为国内已开始动荡，周总理要保护我。无论如何，当代表团返回北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闹起来了。不多久，无数的无辜中国人被杀戮。中国进入黑暗时代。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上）
关于文革的个人回忆和官方记录，在图书馆中随处可见。文革发生于1966年8月至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9月其间的十年。在这期间，千百万人死亡，而死亡的人中，不知多少是受虐而死。文化大革命是这么恐怖和不理性，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奇怪，怎么可以发生这些事。当然，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
让事实来说清楚吧。毛泽东从他的半隐居地方回到城市，清除那些妨碍他重新掌权的人，代之以怕马屁者、激烈分子和对他从不说“不”的人。这些人都指望当毛泽东归天时能够霸占权力地位。这次毛泽东又再鼓动群众以助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群众不是被饥饿逼迫的农民，而是充满激情的学生。这些学生被纵容可以任意胡为。
公安警察不止被命不要干涉，而且协助学生搞破坏。公安部长谢富治给高级干部发出指令，其中有这样的话：杀了人的红卫兵应该不应该受责？我的意见是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这不关我们的事。……人民警察应该站在红卫兵的一方。我们要向红卫兵提供地富反右坏的资料。
年青人的狂热和反叛性，加上不受约束的环境，造成极大的带荒谬性的悲剧。据估计，在北京每条里弄上，红卫兵（有些只有十三岁）最低限度打死一个人；而杀人事件发生在全国范围里。有学者说：“这是在地球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度里、受到国家政权允许的、在整个社会出现的‘发狂症’。”在街上走着的人，随时可以被截停，盘问他们的背景，并被拷打，即使他们的背景毫无需要隐瞒之处。孩子们出卖父母，工作同僚互相举报，夫妻彼此批评谩骂。
文革最早的受害人之一，是67岁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和二十多名知识分子一道，被扣上红卫兵臂带的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从家中拉出来，集中在一座旧的孔庙里，剃上阴阳头--即一边头发被剃光，另边则保存。在整个屈辱过程中，老舍和其他人不断被高声喝骂和拳打脚踢。他们面上被涂黑（黑资产阶级分子），戴上牛鬼蛇神的标志，被打倒在地上。当老舍回到家后，他的妻子要把他的衣服剪开才能除下，因为衣服都给凝结的血迹酱死了。医疗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没有医院敢接收他，也没有医生敢医治他。第二天，他挣扎地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个湖边，投水自杀。
红卫兵是革命的孩子，他们大部分是解放后出生的。在官方的鼓励下，他们开展了自己的革命—为毛泽东奋斗的革命。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大肆破坏和杀人。教师们被枪毙、或生葬，甚或被迫坐在火药上引爆。夫妻被命令互相殴打，有时甚至打死。红卫兵虐待人和杀人的方式，“千奇百怪”，非普通人所能想及。
一句不经意的说话，便足可让红卫兵对被怀疑是资产阶级的人上门抄家，砸烂他们所有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财物，并拷打屋内的人，不论这人是年迈的长者或幼稚的小儿。就这方面来说，可称“一视同仁”，而且被伤害者是“投诉无门”。
我和我的同僚都被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外交部也有同情红卫兵的激烈分子。每人都知道，部内有人已经或可能成为红卫兵攻击的目标。
我对自己担心不大。我倒担心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成为斗争的重要目标。我想出一个方法保护他们。此法虽然有风险，但我有信心它能够收效。无论如何，坐着不动风险更大。
这个时候，很多报章刊有毛泽东和宾客交谈的场面，而在两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便是戴着黑边眼镜的我。我站在毛泽东的右边，一个没有名字的翻译员。我把这些图片中的一帧加以放大，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文革正在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把这张照片拿下来，挂在我父亲经常坐着的沙发上面一个显着的位置上。
我大声给戴着助听器的父亲说：“你坐在这里，不要动，也不要说什么话。我很快便回来。”说完，我找着街道上的红卫兵代表，“举报”我的父亲。“他是地主阶级，是资本主义分子，”我告诉他，并装得高度拥护文革剿除社会“黑五类”的样子。“他就住在附近，请跟我来，帮我闹革命。”这年轻人中了我的饵。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领着一群个个如狼似虎、准备粉碎一切的学生操向街道尽头我的家。到了家门前，我推开故意不关好的门。（避免要我父亲或母亲来开门。）
当我领着这些红卫兵经过回廊时，一个说：“看这资本主义家俱。”说时，他指着一张我父亲读书的已陈旧非常的座椅。我继续带着他们走过大堂，进入起居间，那里我父亲端端正正地坐着，以困惑的神情透过厚厚的眼镜观望这些陌生人。
一个红卫兵留意到他的藏书。“我们要烧掉这些书，”他说。正当他们要采取行动时，他们一个一个看到我父亲头上挂着的那幅图片，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望着那幅相，又望望戴着黑边眼镜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我。他们的情绪好像左右晃动的悬垂。
“同志，很抱歉，骚扰了你，”红卫兵的头目跟我说，并向我躬身为礼。“我不知道你有这么革命的家庭，请原谅我们。”于是他率队离开，而我也透了一口大气。在返回办公室前，我告诉父亲务必把相片挂在墙上，不要除下。而事实上，文革噩梦还刚开始，无人知道会持续多久。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下）
几个星期过去了，又是几个月，疯狂的日子没有结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走到街上，随处可以见到疯狂的痕迹。屋子被搜掠，女人被剃光头，人们面部被涂黑。每人手拿着毛语录，而且要被人看到拿着毛语录，否则后果自负，甚或连累他人。每天早上十时要向“毛主席请示”，晚间则向“毛主席汇报”。接电话的时候，开口要说：“为人民服务”，而对方则回答：“完全地、全心地！”如果你不这样说，红卫兵就可能找上门。
中国成语说：“骑虎难下”。红卫兵是“虎”，毛泽东和他的一帮骑上了“虎”背。这“虎”造成了政府最高层的波动和紊乱。曾经有一次，近千个唱着革命歌曲的红卫兵包围国务院的大门，要求周总理交出刘少奇，以处罚他对毛主席的“不忠”。“老虎”已到了不受驾驭的地步。国务院要求红卫兵离开北京，同时让军队介入。然而，混乱依然继续。
这时，所有小、中、大学都被捣乱了，而且像这个样子持续了许多年。大学教授和学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而高等学校只能教授毛泽东着作。在外交部，我们尽己所能和极左派纠缠。我也被命出席一些斗争大会，并逐步被褫夺去一些职务，例如我再不能给毛泽东翻译，虽则仍然可以给周总理服务。外交部的正常活动停顿了，而虽然周总理竭尽所能把我们和政治隔离，我们的外交机器仍是处于半瘫痪状态。一天我回到家里，躺在我小房间的地板上，望着墙上的毛主席挂像，我对他说：“毛主席，你是否疯了？”
在这个乱疯疯的时代，出现的一个讽刺的事件是涉及唐闻生的，我父亲办报时的伙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这个当我们住在陋室时给我们送来热水的女孩，现在已完成学业并在外交部工作。由于几年之后我便满四十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翻译员来说，是继续在外交团队里向另一个部门发展或向上升级的年龄，鉴于唐闻生的英语很好，我建议她代替我的位置。
由于她是我通家之好，也是我的同事，我有许多机会跟她谈国家的形势。让我大为懊恼的是，她也变成极左派。我们比较彼此的笔记，然后开始辩论，互揭短长，最后成为争拗。唐闻生不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会伤害许多无辜民众和危害中国的前途。最后，有一天，她控制不了大哭起来。这是我们就这个问题最后一次的谈论。我们的友谊结束了。后来，她进入了毛泽东的内层。当我想到我和她曾有争论，我感觉不安。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约一年后，我收到来自父亲的消息，说他要见我。我到达他家的时候，见他发烧得很厉害，亟须即时医治。他招我走到他的面前，意图说些什么，可是我无法听清楚。我只能不断地点头，并好言安慰他。送他到医院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都被红卫兵控制了，他们热衷于在病人中找出“隐藏的反动分子”。我听到有些老年病人在医院中，不止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被强迫参加斗争大会，完后任其自生自灭。
红卫兵从毛泽东处学到的，是谁的学问愈大，谁便愈反动。在医院里，医生经常被命令洗厕所和擦地板，而护士和杂工则有时做医治病人的工作。翻译部俄罗斯组有一个年轻的革命派，他从没有受过医学训练，有一次在我面前自夸说，他刚给一个病人开了刀：“很容易，很简单！”
如果父亲要死的话，那就死在家里，这比在医院任人宰割或在斗争大会中让人鱼肉为佳。
我尽量在父亲面前显得温柔，掩饰我的不满和愤怒，直至他逝世为止。我父亲为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多，到后来国家竟然对他弃而不顾。在此之前，我已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指为“保皇党”了，因此我不敢申请放假以照料我父亲的丧事，也不敢戴上黑纱，以免给予造反派口实乘机斗争我这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儿子。到最后，由于造反派的作梗，我申请死亡证以殓葬父亲也出了问题。父亲死时官职是中国红十字会山西省分会主席。最后，多得内子向同的奔走，由红十字会发出了死亡证。
外交风云——丢人现眼的丑剧和闹剧
大约在我父亲过世一星期后，外交部又遭遇到红卫兵另一波的冲击。这次主力是外语学院一群最激烈的学生，他们要“横扫”外交部的所有“保皇派”。鼓动红卫兵搞事的是姚登山，一个中年的外交官员。他在印尼被驱逐回国，原因是他煽动当地的华人反对政府歧视。
姚登山触犯了所有的外交规则，惹怒了周恩来。但是毛主席和江青（现时已是文革中最有权势地位的人）却公开欢迎他回来。当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包围着外交部的大门，叫嚣着要进来时，我见到姚登山喜形于色。我和并非文革派的同僚决定死守外交部，因为我们知道外交部，像国防部一样，收藏着国家的秘密。一旦红卫兵冲进来的话，凭着他们“打倒一切”的本事，必然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失。此外，我们知道红卫兵还怀有其他的目的，便是搜索档案，以找出不利于刘少奇（已倒台的国家主席）、陈毅（当时的外长），以及周总理的资料。
我和其他几百名的外交部人员一道，用身体顶着外交部的大门，不让红卫兵闯入。但我们人数始终吃亏，给他们攻破大门，并冲散了我们。他们一窝蜂的涌进外交部，受到姚登山一伙的欢迎，其中包括唐闻生。我们已无反抗之力，准备任由鱼肉，可是姚登山等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便是捉拿陈毅，并开会斗争他。陈毅的办公室，和周总理的一起，都在人民大会堂。红卫兵于是重新组织，操往大会堂，而我和我的同僚赶在他们的前头，意图加以阻止。我们手扣着手，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组成人链。红卫兵到达后，高声叫骂，要我们交出陈毅。
在这闹嚷嚷的当儿，大会堂的门突然打开，走出了周恩来总理。他浓密的眉毛交织在一起，面容绷紧，充满怒气，准备和这些学生交锋。他一手叉腰，一手戟指向着学生，眼睛像鹰眼一般锐利，扫过学生的面：“中国是你们管的，还是毛主席管的？你们已经闯进了政府机关，拿走了大批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胡作非为只有让敌人高兴。”学生们停下来，交头接耳，声音沉静下来。但是，他们的首领仍是要求交出陈毅。总理双手抱在胸前，两脚迈开，站在门前，斩钉截铁地说：“你要陈毅，便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吧！”
群众平静了下来。他们在想，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接着总理和学生展开了艰辛的谈判。总理同意学生可以开会申述他们的意见，但他会陪同陈毅一起出席。群众选出了代表进入一个大会议室。在这里，总理坐上好几个小时，听学生对陈毅的批判。最后，学生似乎已宣泄完毕，周总理站起来要上厕所。就在这当儿有几个红卫兵冲上台来要抓陈毅。侥幸陈毅的警卫早料到有此一着，迅速把陈毅推到后台去，从后门离开，那里周总理早已准备好一部车子，把陈毅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周总理的声望很高，但极左派总是质疑他的政治资历。他们批评周总理迎合敌人，对帝国主义者过于友善。然而，在官方文件和报纸社论中，周总理都被认为和毛主席、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同样“清白”。利用他的地位和忠于党忠于国家的声誉，周总理在幕后做了很多事保护政府高层官员，包括那些早已被打倒和受虐待的官员。他把一些部长收藏起来，谁也不告诉，包括江青在内，因为江青是专门找麻烦的人。
外交风暴正在酝酿中，姚登山一伙对外国使馆进行攻击，并鼓动极左分子在香港搞事。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象征。红卫兵攻击苏联、印度和缅甸大使馆，其猛烈程度一次比一次厉害。他们聚集在苏使馆门前叫骂，并把苏使馆所在地的使馆街改名为反修路。他们打破了印度使馆的窗户。
由于受到国内事件的鼓励，以及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姚登山，国外使馆的左派也步国内激进分子的后尘。在伦敦，极左派公开示威，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仰光，左派的使馆职员和警方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这消息传到北京后，人们群情汹涌，姚登山认为要对缅甸驻京使馆进行报复。
这使我们这些头脑较为冷静的使馆人员大为吃惊，但我们已没有上级可以投报此事。总理去了其他地方“扑火”，不在北京，而外长陈毅和其他副外长都已经成为红卫兵的攻击对象，他们也不敢出头。从上数到下，还可以发号施令的，便只有姚登山了。他的官职是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权力可大可小。我们派出几个人去到他的办事处，要求他叫停学生的行为。学生攻击外国使馆违反了所有外交规则，并可能被认为是战争行为。历史上，1899年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我们不希望重现。但姚登山不理会我们，他继续指挥造反派在使馆捣乱。有一个男孩子向他报告，学生开始抢掠。此时姚突然严肃起来，宣布：“不准抢掠！ 把地方砸乱，但是不准偷抢！”在他的意念里，抢掠属于资本主义行为，而破坏则是革命。
外交风潮在1967年8月达到了高峰。在要求英国归还香港殖民地不遂后，姚登山计划袭击英国在京代办处。红卫兵给予英国代办48小时应允要求，但由于这个要求没有官方正式支持，英方不予理会。香港的文革派早已跑到街头斗争，大陆的激烈分子也已准备好大干一番。在北京，造反派于最后限期届满不获答复后即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攻入英国代办处属地。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由于我曾极力反对这些疯狂行为，我已被命靠边站了。我现在是无所事事，因此在火烧英办的当天我很早便回家休息。我的家正就在英办附近。我回家不久，便听到人声鼎沸。我见到数以百计的人，冲到英办所在地。我跑出街外，听到的是一浪又一浪的叫嚣声。约在晚上十一时，我见到了火光。我不相信的事竟然发生了。红卫兵放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世界真是疯了！
消防车到来救火，但是给红卫兵阻止了。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红卫兵一样不理，甚而加以殴打。这次姚登山是太过份了。红卫兵不只把英代办处捣得一塌糊涂，还因为英代办霍普逊（Hopson）拒绝低头认错而打了他。此外，英代办处的几个职员也受到了攻击。这次不只周恩来大为震怒，连毛主席也干涉了，宣称负责这事的人是反革命分子，应受惩罚。现在政治风向又变改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将被清洗。一夜之间，外交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姚登山及其一伙从“真正的革命派”变为反革命派，而像我那样的“保皇派”却因为顶着这些过火行为而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一）
短短的时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
三年前当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站在白宫前的石阶上宣称，他的愿望是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生活在愤怒的隔离中。”那时，人民日报即时作出反应，骂道：“尼克松的头部已套在绳索中，竟然还有心思讲将来的问题。.....他的一只脚已踏进坟墓中，还在自我陶醉，讲天堂的美梦。这是一个垂死的阶级的呻吟和挣扎。”
三年之后，一只脚踏进坟墓的，是毛泽东。那时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决定他身后谁继承他的大位的问题。有许多年，毛泽东总在谈他的身后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将来临一样。我曾经为他在许多会见外国政要和名人的场合中作翻译，这些人都希望和他谈实质性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而周恩来才是干实事的经理。对于他不想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惯用的手法，是摆摆手，说：“哦，我还要担心什么？ 老天爷正准备给我请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国家问题不受他控制了。
这是他的政治权术。确实，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爷的请帖，而即使捱过了1971年，他的时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当尼克松访华的日期愈来愈接近时，毛泽东竟然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整个人振奋起来，就像一个过气的、失去状态的拳王要为争标作最后的努力一样。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医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脏病。他练习站高坐低，并在扶持之下走几步。他对于能够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感觉愈来愈兴奋，因为这又是历史的契机，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过并加以模仿的古时帝王一样，他的名字会地老天荒而不堕。
但是长时间的压力和抽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全身浮肿，想吐痰也没有气力。他对传统医术有戒心，并坚持认为对于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实况。毛说：“不要告诉这个病人病况，不要做手术，这样他可以活得长一些，可以多干活。”基本上，毛的侍从和党的高级官员需要进行重大手术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当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头子，被诊断患上膀胱癌时，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术“之苦”。不论毛此举是出于好意还是意图除掉康生，几年之后，康生一命呜呼了。康生死后，许多人控诉他以毛的名义犯下许多迫害无辜和残害同志的事情。
正当这个时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压力。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便已经靠边站了。后来，姚登山冲击外国使馆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极左行为，使我得以平反，并升了职。跟我一起平反的，还有许多受尽红卫兵凌辱的老干部和老领导。即使毛泽东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错误下放或开除党籍的高级官员。
但在外交部内，政治风云仍在激荡，没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极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断批评我对反革命分子太过软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制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为我得到周总理的全面信任。我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渐加重。在政府里面，没有那一个人像我那样长时间参与周总理和外人的会谈。我对周总理了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个手势，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他臂弯的旧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还是政府内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闲话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学生在饭厅里闲谈一样，而周总理对此完全信任我。这使我成为一个不能缺少的人。还不止此，我成为周总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经常问我有什么事情发生、谁在背后说谁的坏话、他的敌人现在有什么动作、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是怎样，等等。我时常给他提供消息，并且跟他说现在有什么好人正受到攻击而需要保护。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对头人是唐闻生。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二）
唐闻生现在直接替毛泽东工作，因此她属于江青一伙，成为毛的内线的一员。这些人都恐怕毛死后周恩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周总理背后抗拒毛的命令，保护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对于江青，他曾当面拒绝透露她要追寻的人的去向。江青攻击周恩来架空毛主席，虽然她内心非常清楚，周恩来完全没有在毛死后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国的严父，而周是中国的慈母。可是，周已经七十四岁，岁月的痕迹已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事实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担心他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日渐消瘦。
另一方面，唐闻生充当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协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况，以及打探周总理一派的活动。（当然包括我在内）
到后来，唐闻生更发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以及毛泽东的孙侄女。这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的说话和行为挑骨头。她们两人年纪都约三十岁，在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竭力为毛、江、康生等人卖力。她俩是死死咬着我不放的可怕的敌人。
生活对我是复杂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现在协助外交部长黄华、副外长乔冠华和周恩来的特别顾问章文晋准备尼克松访华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访问后对外发表的联合公报。（即后来的上海公报）这份公报是到现在为止的中美关系的起点和基础，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拟定的。
此时，毛泽东仍在锻炼身体以便能够站起来，及和尼克松进行会谈，而周恩来则召集他的团队做好准备，以使这个访问成功。一天，他集合我们，就过去的中美关系给我们作一个长篇的演讲。他说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一开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总是发生了阻滞而让机会溜走了。他希望这次走得正确。他提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将军，这两国将军都曾经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服役于中国。史迪威将军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并无好感。赫尔利将军是一个吹牛的人，他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突然造访延安。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曾托赫尔利带信息给罗斯福总统：他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和罗斯福总统会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到华盛顿去。当时，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尔利递信是最方便的选择。苏联那时靠不住，毛、周认为和美国结盟是平衡苏联一个恰当的做法。可是赫尔利强烈反共，他没有转告信息，而罗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说，另一个失去的机会是1949年刚刚解放后，那时苏联随同国民党逃走，反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大使留下来。司徒雷登向毛、周转告一个重要消息：美国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二十亿美元。这数额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例如中国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司徒雷登没有亲自转述这个消息，而是委托一个中间人，一个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国官员。正当这人动身启程前往北京的当天，恰巧是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毛泽东宣布与苏联结盟，苏联援助中国三亿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从没有递交中国。他立即被召回美国，而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国务院因“失去”了中国而受到国内强烈的指责。接着是韩战的悲剧，中美在战场上交手。1954年的日内瓦和平谈判，上演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周总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关系无法发展。
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变化即将出现，而这变化在1972年二月廿一日的一个灰暗阴冷的早上由美国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北京机场而启开序幕。在场的人不多，只包括十余个我方人员和一群报馆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然而，这情景全世界都透过电视即时观看了。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三）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他没有忘记一件事。较早的时候，基辛格曾就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一事表示歉意，他也自然向尼克松提到这事。因此，尼克松着意创造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空军一号降落后，缓缓驶往欢迎区。当门打开后，尼克松一个人出现在舱门，步下舷梯。他之前吩咐他的整个代表团，包括他的夫人在内，暂时留在机舱内，直至他和周总理握手为止。这个握手是热烈的和经过刻意安排的。
我站在总理的身后右面。我记得尼克松说：“我这手是从太平洋另外一面伸过来，这是友谊之手。”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意味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总理回答说：“总统先生，中国欢迎你。”然后他询问尼克松旅途是否愉快。接着是介绍第一夫人，此时尼克松的随从鱼贯而下走下舷梯。美国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正式开始。
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的头版都报导这历史性的时刻，并且登载着我俯身向总理耳边说话的图片。只有中国例外。在中国当时荒谬的政治气氛下，国内所有报章所刊登的图片，都把我抹掉了。而在我原先站着的地方，出现了王海容！
外交部这两个女人真是忙！
正如基辛格来访一样，我参加了所有总理和尼克松的会谈，至于毛主席和尼克松的会面，则由唐闻生做翻译。总理对这次尼克松的访华，照料可称无微不至，以确定这次外交活动的顺利和成功。我们知道尼克松故意隔开他的国务卿罗杰斯，不让他参加重要的会议。他着罗杰斯出席一些无关宏旨的会议，或应酬观光，而由他和基辛格出席和毛、周的会议。国务院和白宫不咬弦，这点罗杰斯也曾当着我的面前抱怨。如果让罗杰斯这样不开心返回美国，这对中国没好处，这将会影响中美未来的关系。总理要改变这个情况，但这样做的同时，又要避免开罪白宫。
在美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总理亲自检查尼克松和他的随从下榻的地方。他不想重复上次基辛格的情况，那时他们的房间贴满了反美标语。罗杰斯在上海逗留时，他的房间原是分配在一座饭店的十三楼，我告诉总理美国人对十三认为不吉利：“许多大厦都没有十三楼。”总理于是吩咐立即给罗杰斯调换。他甚而特别私人邀请罗杰斯午饭，由我陪伴和翻译。总理对待这位国务卿有如尊敬的朋友，并感谢他对促进中美相互了解的贡献和致力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成功。罗杰斯指出联合公报最后草稿中的一个错漏，让我们得以及时改正。
尼克松访华可称成功落幕，此事可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健康损耗甚大。虽然我看起来高大健硕，并且发育的时候在美国，营养丰富，但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却体质欠佳，故此我有时担心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倒下来。我因此从翻译的位置上正式退下来，只做文件工作，为中美正式建交和中国返回联合国作准备。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仍然以一个较为隐蔽的方式继续着。那两个女人—她们现在已成为毛主席其中几个最受保护的人了—仍然在外交部工作，并集中火力对付我和其他跟她们不同路的人。她们的动机阴险、手段狡黠，擅于拉一派打一派。她们在总理的眼皮下胡作非为，其能够如此，全赖江青给她们壮胆，而江青已被公认是头脑发疯、难以应付的人。
江青喜欢看西方电影，特别是莎莎嘉宝当主角的电影。当她看这些电影时，有时找我做翻译。我坐在她沙发旁边的一张小凳上，她完全不跟我打招呼或说话，除非批评我太大声或太小声。关于她的古怪、不正常的行为以及她待人的态度，已经有许多故事流传。开罪她可不是好玩，意味流放或坐牢，而外交部这两个女人是她的帮凶。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四）
我早已升了职，成为外交部翻译部门的副主任。有一天，我被通知我需要接受农民的另一轮的教育。我知道谁在背后搞鬼。我将被下放到农村去“清除隐藏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地点不要太过偏远。结果，我被派往山西省我原省籍—的五七干校，那是很不错的了。
我在五七干校蹲了不太长的时间，又是周总理救了我。他来到外交部，问：“小冀到了哪里？我要找他！”于是1972年的夏末，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返回北京的旅程中，我顺道探访凤阳的老家，那个我在1938年离开的乡间。在凤阳，我受到了党和机关的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知道我为总理工作，也从报纸上看过我站在毛泽东右面的图片。我在那家三十六年前逃离日寇之前住过的屋子过了一夜，感觉好像回到家里一样。我回家乡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拜祭我的祖父。他在我们赴纽约前住在汉口时那一年逝世。我的哥哥返回中国后，几经艰辛把祖父的骸骨从汉口迁回家乡去，那是一个近着镇市中心的务农区域。
当我向凤阳县的官员表达我的意向，要到墓地拜祭我的祖父时，他们涨红了脸，抱歉地告诉我，我爷爷的坟墓在文革的早期已给红卫兵砸了。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起，我爷爷的遗骨被打碎，被风吹掉。他现在已尸骨无存，是文革的另一受害者。我抱着遗憾的心情返回北京。
虽然原则上我在翻译的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仍然继续给周总理当英语翻译。此外，我还是外交部翻译部门主管的副手，协助整理重要文件。在此期间，基辛格多次造访中国，为中美两国的建交商讨细节，包括各在对方首都设置大使馆。周总理和基辛格两人现在是老朋友了。周欣赏基辛格的智慧、幽默和客观的做事方法。基辛格处事实际，不受意识形态所束缚。讽刺的是，基辛格的非美国背景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美国代表。他的犹太父母逃离纳粹德国，来到纽约，比我们为逃避日寇到达同一个城市早一年。我们三个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开会的时候大家是客气和诚恳的。我们没有像韩战的谈判那样，互相拍桌子漫骂。
1973年春季某一天，当我在一个庆祝妇女节酒会上为总理翻译时，总理趁无人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要派我到美国去，作为在华盛顿建立联络处的先头部队。我私下曾期望有这个机会，但这消息的到来确让我雀跃万分。经过了二十年的分隔，我终能够重回我另一个心爱的地方。还更高兴的是，毛主席同意我的内子随我出发。
周恩来逝世 （上）
1975年春天，我在调派海外工作两年后，返回北京。迎接我的是妻子向同和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返回家里，我的心情和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如释重负和心存希望，另方面则是心力交瘁，疲惫消沉。我给家里带回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在过境东京时购买的彩色电视机。我和向同虽然在政治上是卑微者，但是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在一夜间成为名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们小小的客厅成为附近的孩子们的电影院。每个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外交部大院的所有孩子都来敲我们的门来观看每天一次的广播。我们欢迎这些孩子，因为这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忧伤。可是有时我们感觉疲倦想早点休息时，我们看到孩子们如痴如醉地盯着电视，我们都不忍着他们离去，于是每个晚上都弄到十时电视台做完节目为止。
回到外交部后，我多次问起周总理的情况，并要求去见他。答复总是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和我没有关系，同时总理也事务繁多，没有时间和下属应酬。谣言满天飞，空气中充满焦虑。现在没有人怀疑总理已经时日无多了。在十一月的时候，有人见到他在北京饭店的餐厅，一边工作一边吃饭，外表非常衰弱。有人说毛主席最初的时候不批准周进行膀胱癌手术，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江青和她三个最亲密的战友，现在被人称为“四人帮”。其中两人是文胆，替毛泽东起草许多文告，另一人则曾经打过韩战。这四人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其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听毛的说话，毛叫他们咬谁便咬谁。此外，他们也咬那些威胁他们位置的人。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需要毛泽东屹立不倒，以及周要死在毛的前面。因为如果毛先死，他们便失去保护，势必受到那些他们整过的人的反击和报复。许多年来，他们用尽方法打倒总理。现在总理重病，正是他们的机会，透过干扰总理的治疗，令他早日“归西”。据说有一次江青着医生暂停给总理输血，借口是她有“重大”的事情和总理商量。但是总理得到许多人的敬爱，包括海外人士，所以他最后还是得到应有的照顾。他接受过许多次的手术及传统的中医治疗，可是一切都来得太迟了，我们都屏息静气，以极其悲痛的心情，等待那随时到来的一刻。
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外交部的那两个女人便想把我外放，要我到外语学院教书。那意味一个很大的降级：从天安门城楼下降到白粉纷飞的教室。可是，新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另有计划。乔冠华是周总理的一个忠心的老部下，他向副总理邓小平负责。邓已经被打倒两次，但都再能爬起来。邓不同意党内经常搞政治斗争，去抓什么右派分子。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吃得饱，而且“不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便是好猫。”
乔冠华几年前和一个富有的律师的女儿结了婚。这律师早年曾资助毛泽东的武装队伍。（译按：律师是章士钊，其女是章含之。）
章含之受过良好教育，是英语专家，在回外交部工作之前曾在外国生活。她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之一，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她曾协助翻译。乔冠华没有把我“放逐”出去，他任命我为国际司的副司长，负责统筹我方和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联系工作。在我上任之前，我第四次被派到五七干校“学习”。
周恩来与疾病的斗争在1976年1月8日结束。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二天透过电台和播音器向全国广播。正式宣布消息之前，是令人悲伤的哀乐。全国人民同声一哭。据说，有一列火车，载的全是人民解放军，在得知消息后，全车大声痛哭，很远的地方都听到。
和毛泽东不同，周恩来没有搞个人崇拜。而虽然周的敌人多方设法中伤他和陷害他，中国的八亿人民都敬爱着周总理。他像慈父一样关怀人民。他出现在大灾难的场面里。他随时停下车来和老乡交谈，以明白农耕收成的情况。他是一个时常面带笑容、风度翩翩、散发着个人魅力的外交家，赢取了不少外国朋友。
当我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寒冷的天气里在农场喂饲猪只。我的哀伤是无限的，我为自己而哭，为总理所受的苦而哭，为中国而哭。一盏在大风大浪的海面上的明灯熄灭了。除了尼克松的到访和其他外交成就之外，中国自从文革开始后，已倒退了十年。中国的前途现在正握在一个被群小包围的垂死的帝王手上。
周恩来逝世 （下）
在全国哀悼期间，我获准返回家里。总理的讣闻，除了通常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老套说话外，还特别提到他接受了“精心治疗”，但还是“医治无效”。这些虚假的说话无疑是为了回答愈来愈多的批评，说周总理只得了有限的照料，同时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总理的遗体，经处理后，被存放在他逝世的医院里。周要求死后火化，但当局决定他的遗体不准备公开给人瞻仰。我非常愤怒，因为我知道许多其他的人都被准许在总理病危期间去探访他，即使在床边站一会儿也好，可是我却被剥夺了这机会。
幸运的是，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侍卫领班打电话到我家中。我在跟随总理时认识他，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他待我如家人一样。我们互相慰问之后，他说：“总理明天便要送去火葬场了。如果你要见他最后一面的话，你可立即来天安门广场，我带你去见他。”放下电话后，我立即穿上大衣，戴起暖帽，飞奔出门。侍卫领班开车送我到医院，从一道小门走进私人瞻仰室。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若然给人发觉，特别是给总理的敌人发觉的话，我们两人便有很大的麻烦。因此我要赶快完成对总理的瞻仰。我已不记得现场的环境怎样了，只有一个印象是一支点亮的洋烛和一副简陋的棺木。总理的面容非常清瞿。我强压着心头的悲痛，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是最后一次，我和总理单独在一起。我默然说：“总理，再见了！ 地老天荒，我会记着你。”我对他的遗体三鞠躬，再静默一会，然后转身离去。翌天下午，总理的遗体将会移送火葬场，并且不会有任何仪式。四人帮宣布不会有公开追悼活动。可是，那天一早，灵车经过的长安街便挤满人群——超过一百万人，他们都在这里送别总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在家里。领导千叮万嘱，着我们该天不要上街致哀。于是我们只好在家里看晚上的电视转播。我们噙着眼泪看着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缓缓驶下，大街两旁是各式各样的人：带着孩子的父母、年轻的学生、工厂工人、农民、家庭主妇、抱着婴孩的母亲…… 每人都在哭，向敬爱的总理告别。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追悼会。我获准参加。大会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并宣读悼辞。当他一开始发言说到“我们的总理”时，他也不由哽咽了一下。为了表达我对总理的感情，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发表。但过了几个星期，文章仍未见登出。于是我打电话到报社去查询，接电话的职员说没有收到我的文章，便随即收线。
一月是农历新年龙年的到来，而按中国传统龙年是不吉利的年。二月初，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出现，指责他是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消息，因为我们希望有改革思想的邓成为周恩来的继承人。三月，当清明节快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份杂志发表一篇尖锐抨击周恩来的文章。几小时后，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在行走全国的火车的车身上髹上标语，一个抗议行动开始酝酿。
我这时已返回干部学校了。那些从北京回来的同僚告诉我，人们纷纷拿着花圈和丝织菊花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花圈堆积成了一个小山。此外，人们还在纪念碑上贴满了诗歌和赞词，其中一个名句是：“我哭豺狼笑”。党委和外交部给我们三申五令，不准抄写天安门上的诗句和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但没有人加以理会。四人帮认为是邓小平的阴谋。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不需要被引导去宣泄他们的愤懑。广场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在广场上漫步并互相交流不满情绪成为千千万万人每天的节目。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政府开始清场，派出卡车和上千计的人员搬走广场上的花圈和鲜花，并逮捕在场的人。接着，冲突开始。政府加派人手，出动上万手持木棍的民兵武力清场。结果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及被架走。这事被称为“五四天安门事件”。
卷入乔冠华的政治斗争中
天安门四五事件一两个星期之后，一部从北京开来的车驶到干部学校，要载我立即去见外交部长乔冠华。车子在石家胡同乔冠华的私邸前放下我，这大宅以前属于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乔冠华亲自在门前迎接，把我引入书房，早已有三杯茶放着。乔冠华和他的夫人章含之都显得有点神色紧张。
乔冠华开口说：“小冀，你也知道，外交部的唐闻生和王海容是一个大问题。情况现在更加变得不可能了。我做什么都要她们批准。她们事事干涉，整天开斗争会，现在更斗到我头上，说我是右派。”
我没有答话，但我和乔冠华一样紧张。章含之说她曾经写信给毛主席，投诉这两个女人。她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她父亲在解放前曾长期支持毛泽东，她相信她的信有影响力。但是信件被人阻截了。总之是，她的信全无下文。
“我相信主席对这两个女人的胡作非为一无所知，”乔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主席知道。”乔冠华坚决的口吻让我血脉翻腾。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阴谋，但是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和这两个女人斗争。
“我需要和主席亲自说一次话，告诉他真正的情况，及摆脱这两个女人，”乔继续说。
“但现在她们把持一切，我很难打进去。她们不给我机会。如果主席让你到他的住处做翻译，她们不能阻止，因为是主席的意思。假如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她们也不能阻拦，因为我是外交部长。因此，我已经决定再派你做主席的翻译。”
“我已经没有为主席翻译许多年了，”我说。“他有唐闻生，为什么还要我？”
乔说他已经和毛的私人秘书张玉凤安排好。由于此事无关痛痒，张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我认为没有用，因为我相信这两个女人一眼便望穿乔的计谋。但乔解释说唐闻生和王海容正与江青吵架，环绕着毛泽东周围的权力斗争正随着毛的健康的恶化而愈演愈烈。“唯一可以赶走这两个女人的方法，是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影响主席，”他说。
我简直不相信，乔冠华要行这个险着。我说：“这非常危险。江青犯众人怒，这是最差最差的方法。”
乔狡猾地微微对我一笑，“你知吗，小冀，这是以毒攻毒。”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容忍这个情况：他身为外交部长，负上重大责任，但却经常听命和受制于这两个女人。我重覆表示这太危险了。但乔、章两人非常坚持。乔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你不明白其中的复杂性。”是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没有选择。外交部长命令我给毛翻译，我不能拒绝。自从我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和斯诺翻译后，时间已过去六年了。我对许多事不知道。乔冠华把我收藏在他家里几天，在这几天里，他把进行中的政治斗争，从政治局以下，逐层向我解释。
最后有一天，司机把我和乔冠华载到毛泽东的住处，替他和纽西兰总理莫尔顿（Muldoon）作翻译。这是莫尔顿的第一次官式访华。我看见了毛泽东的衰弱情况，这把我吓呆了。他说话的能力已下降到喃喃自语的地步。翻译的时候，他嗫嚅一些话语，然后等张玉凤用清楚的说话给他复述。如果张玉凤说得对，他便点头，我便根据张的复述用英语翻译出来。如果张玉凤说得不对，他便摇头，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协助张玉凤了解他的意思。
毛泽东是八十二岁了，自己不能站起来。当客人要离去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搀扶他的臂弯，把他架起来。当他握手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支撑他的手，软弱无力地给对方握一下。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这么衰弱，他的头脑却运作得很好。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但却并非说昏话。
于是我再一次为毛作翻译，而这对我是带有危险性的，因为我卷入了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政治阴谋。翻译完成后，我松了一口气，立即返回干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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