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 我的反动自述１９４９－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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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动自述１９４９－２００３

康正果

　　　　　　　　　　　　　　　　　　小引

　　　　１９７９年是我这一生快意之事高度集中的一年：首先，我开除学籍和劳教三年的处分先后宣布平反，多年的“反动”帽子一风吹了。其次，参加了两次招考，先是由农村考到中学教书，几个月后，又考上研究生，竟得到再次入大学读书的机会。最后，平反还带给我一笔可观的收入，我拿补发的钱给妻子买了她渴望已久的缝纫机，也给自己买了急需的自行车和手表。家中其它成员，该花的也都给花了一些，花到最后，存折上尚有近千元存款。那时候，这笔钱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我妻子跟俩孩子尚留在乡下，她照旧当她的社员。村里的人虽不太清楚我读的那研究生是啥名堂，但对她这个山里头领回来的媳妇，周围的妇女已有些刮目相看起来。听她说，有天晚上，学校操场上看完露天电影，她跟几个姑娘同行回村，一路上她们问长问短，中心的话题，竟是向她讨教找对象的经验。姑娘们问话的口气挺认真的，满天星光的辉映下，好像她真有啥本事能教她们找个如意郎君。

　　　　当时报刊上正流行报告文学，报导了不少平反后得到新生的人物。有历尽艰辛，却还忠于党和国家的受难英雄；有受尽打击，依然坚持在事业上做出成绩的杰出人才……就在此类文章争相传阅的过程中，被报告的人物与写报告的作者一齐出了名。报告文学开始吃香，一时间不少舞墨弄文者都尝试起这一新兴的体裁。

　　　　那还是我初入师大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一位老同学带了个记者找我采访，说是打算把我自学成材的经历写一篇报告文学。“自学成材”　？我沉吟了一下。就用这四个字来给我定性？听起来怎么叫人觉得怪夸张的？我再次沉吟“自学成材”四个字，越想越觉得我的事不像是那回事。我自二十岁被踢出大学门，一直在劳改队和农村干体力劳动，仅在偶尔有空时读了些碰到手的书籍，实在不敢奢谈所谓的“自学”。就是现在读这研究生，也只想由中学跳到大学教书，求个更自在轻松的工作环境，更指望将来当了教授，好解决老婆孩子的城市户口问题。报上说，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把入大学读学位当跳板，好脱离不愿待下去的地方或改变不喜欢干的工作。如此而已。我们的导师郝教授不爱给学生上课，指定我们在读几大本枯燥的《全唐诗》，哪有什么动人的“成材”事迹值得一谈？

　　　　“你们真想写，还是听我讲我被打成反动分子的故事吧，可以写写我到底怎么反动起来，后来又怎么不反动了。”我向两位提议。

　　　　话说出口，才发觉说得有些突兀。那两位刚才还很热心的表情突然低落了许多，好像让我浇了一头冷水。他们显得警惕起来，仅草草提了几个对不上号的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原来他们想借用我受辱的经历，编排那类趋时的文章，没想到叫我两句愣话给吓走了。我心里不悦地想道，走了也好，哪里的娃哪里耍去吧。

　　　　这是我处事的一贯方式，凡让我闻出了馊味的人和事，都是掉进眼睛的沙子，即使是几分钟，我也隐忍不了。

　　　　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产生了把我当反动分子的经历写成故事的想法。这个故事应该怎么写，我还不清楚，只是朦胧觉得，我要写的与那些报告文学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不是一回事。应该说，遭遇的事件都有类似之处，但他们讲述事件的腔调和品味却让我觉得不太对头。我理想的腔调和品味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只能说不同于我反感的东西，尚属于悬浮在逆反意向中的想法，还没析出明确的思路。

　　　　幸好那两位没编排成我“成材”的事迹登报献丑，事实很快就证明，我不是他们要塑造的成材人物。当研究生的日子仅风光了两年，我又在言论上惹了麻烦。我的学位论文被定性为“宣扬色情”，虽与政治不沾边，但仍被认为思想倾向上有很大的问题。不少同学和老师都避着我了，连回到母亲家，同院的邻居也用怀疑的冷眼看我。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亲友都认为事情怪我，都说唐宋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哪一个不能写，何必偏偏要选“艳情诗”这种被视为反面的作品去做研究。

　　　　看来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也没有走出自己的故事。一面警惕着不可把握的未来，一面对于命运的未知方面，我仍暗怀好奇的冲动，管它是幸运还是灾难。

　　　　人家作假都习以为常了，因而戏上的样板照搬下来，现实生活中仍可运用自如。我眼里容不得假，公然不用社论体说话，结果堕入恶性循环，在生活中被迫重演了自己从前的苦难故事。

　　　有个亲戚，我叫五姨，对我有过小恩，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她前来祝贺，言谈间满是居功的口气。此时见我又栽了跟头，她好像要发泄自己有功未受报的不满，当面就做出了我这个家伙的确不成材的结论。

　　　　除了报告文学，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也是好戏连台。那一阵，又是“伤痕”，又是“反思”，流放归来的作家群重放了鲜花，香红嫩绿得令人的春心好不荡漾。小说一时间成了国人的生活教科书，不管是长的短的，一发表总是广泛传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争论。周围的人甚至常拿小说中的人物与我比附：有的说，《牧马人》中的婚姻结合很像我的，甚至戏称我为“牧马人”；有的建议我一定要看《人生》那部电影，不少人都警告我说，千万不要走高加林那条错路。被称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和电影就是这样地篡改着现实，反过来又将其虚假的模式推销给现实，以致现实中的人也模仿着它的腔调说起话，还将他们的期待和担忧强加给我。

　　　古人云：“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我们的时代已经流失了古典的沉痛意识，却流行在苦难的复述中给受难者颁发浪漫主义的受难奖章。常是在与朋友们聚会闲谈中，大家要我讲我那些年的经历，我讲起其中颇为传奇的段子，总有些人恨不能分享些酸楚，于是就鼓励我快把它写成小说，好喂养人们在反刍那个苦难年代时的悲壮心情。小说这种文体，曾作为街谈巷议的东西，被贬低了两千来年，可现在，我看也把它拔高得太过了头。在热衷小说的国人眼中，有了丰富的经历而不去攀附小说，好像那一段私生活就贬了值似的。写小说的朋友也看好我的素材，或拉我合作，或要我交给他们去编，都说一旦写成书出版，肯定会引起轰动。

　　　　我不是没起过哗众取宠的俗念，人总是活在人群的影响中，别人的期待刺激了我的妄想，无形中也给我造成了某些压力。有一段时间，那期待与我的妄想加在一起，相互作用，竟至压迫得我可笑地担心，若不把我那个好故事迅速写成书出版，可能就要错过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无奈我实在缺乏趋时的才能，只因拿不准如何讲述那些仅作为段子存在的散漫经验，结果一拖再拖，举笔踌躇着过了四十，继而有所不为地晃荡到五十好几。其间好事者仍时有类似的建议，我则敬谢不敏，无复当年跃跃欲试的心情，尽管心里头仍旧酸酸痒痒的。

　　　　北齐的颜之推在批评当时的浮艳文风时说过：做学问只要老老实实地做，即使天资平庸，多少都能做出些成绩。但若缺乏才情，却硬是要染指词章，则费尽了心思，到底也写不出象样的东西。颜氏的告诫诚为明哲，我最初是起过搞文学创作的念头，自以为有那么丰富的经历，不愁写不出有趣的故事。但几经尝试后，才发觉自己在这方面并无才能。想起颜氏的忠告，便毅然把写作的重心转向了批评论述性的文字。颜氏说：“但成学士，自足为人。”放在今日文凭科层社会的语境中理解，那就是说，拿上学位，谋得教职，有了稳定的生活和收入，你才有条件从容裕如，慢慢试着去干你想干的事情。而毫无根底地浪博诗人或作家的浮名，特别在今日的后现代社会中，可以说是最糊弄人和耽误自己的事情了。

　　　　为那篇倒霉的论文，我付了不小的代价，后来几经折腾，才在西安交大当上了语文教师。我开始老实做我的学问，抑制着屡屡萌动的俗念，在整个浮躁的八十年代，并没有贸然拿我那段经历去投资喧嚣一时的文学新潮。

　　　　回顾自己以往的文字生涯，可以概括为这两句老实话：没写成很想写的小说，做了些还能做的学问。

　　　　直至在中国住到很难再住下去的一天，我们举家搬到了美国。带了一腔难以泯灭的“六四”悲情，在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之日，我有幸避入异国学府的港湾，靠教自己的母语，最终有了安身立命之地。那个社会虽迫使我放弃了很多很多珍贵的东西，但却没能剥夺掉那块土地哺育我的文化资源。拜本职工作之赐，离开了母语之国，我与我的母语反而有了从未感受过的亲近，我也从来没有从中文写作中得到过如此强烈的自我认同。

　　　　这一亲切的语感和对自然语言的重新发现，为我有待讲述的故事贮备了配套的给养。

　　　时空拉远了，写不出小说的焦虑也沉淀下来。对于那一直想讲的故事，这才渐渐获得了走出庐山看庐山的视角。譬如有个草莽石匠，忽然看中一块石头，几番摩挲，却不知从何处下刀。他退而远观，左旋右转，环视几周，慢慢才看出那石头形如卧牛。于是他大刀阔斧，因势而雕，稍加砍削后，沉睡在顽石中的卧牛气势栩栩然而醒，露出了荦荦的头角。

　　　　原来，困难和问题并不只是纯技术性的。我固然缺乏小说叙事的才能，但我的故事也不适合小说的框架，它就像那卧牛石一样浑成，精雕细琢成赏心悦目的玩意儿，反而可惜了它原有的材料和质地。

　　　　我的故事一直都在现实中推进着，写不出来，是因为它尚无结局。喜剧向来都有些套子，其中的一种结局就是平反。平反是庸俗的报告文学、流行小说和电影的结局，也是很多与我经历类似的长辈或同辈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翻版了那些作品的结局，但却不是我想要的和应得的结局。对接受了那一结局的人们，我不想在此多说什么，各人都有各人的命。我只能说，那种结局所包容的自足和美满，我并不艳羡。平反仅宣布取消我所遭受的惩罚，却没有给出我受难的答案。没有答案，就赎不回我在无数次检讨、批斗、审问和折磨中受尽的屈辱。因为平反只是一时的政策性赦免，政策一变，曾一度温煦的光圈就随之暗了下来，又退化成再次的受辱，这就是我在我的国家反复堕入“反动”的运行轨道。从１９４９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反动的时代，反动的政党及其政权怎么能给不承认他们的人民真正平反呢！

　　　　我的故事并不是一幕戏，不是写出来叫人看热闹的，因此它无法纳入演示的程序。直到我真正动笔写起它，才渐渐地感受出，我起初在叙事上的无能并不意味着我毫无叙事的能力，是我要讲述的本事在从中拒斥，它不接受现有的模式，因此才产生了那种紧张状态，使我经受了无能的焦虑。

　　　就这样怀着朦胧的醒悟，我走出无能的焦虑，下了守拙的决心，决定踏实地写一部自述，就像当今很多普通人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叙事作品一样朴素。在以下将要展开的故事中，我试图在经验与文字之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原发状态与被表述的世界之间，开启一道回旋的叙述之流，让洄溯、蔓延、推进和展望交织在一起，把淹没在检讨、批斗、审问和折磨中的屈辱叫魂一样再扯出来，翻出那招供中的抵赖，挨打中的闪避，劳瘁中的偷闲，以及种种匮乏中按捺不住的渴求——从对食物和女人的渴求直到对了解真相的渴求，从渴求平反到渴求返回城市、返回学校，直到渴求走出中国和出了国又渴求回国，回了国再次逃离——，从而赎回那一纸平反书拒绝给出的答案，进而辨认自己的面目，向自己，也向别人呈现出我这个“反动”绝非那个话语帽子的“反动”所能扣死的丰富意蕴来。

　　　　但愿我讲述的这些真人真事没让我讲走了调，没在想说实话时说假了嗓子，没把我要写的“不是那一回事”写得也成了“那回事”。真假虚实的关系，有时在具体的叙事中甚为复杂，非虚构叙事并不意味着绝对排除虚构的叙事手法。我这本自述中，至少有两点，应在此交代清楚。

　　　　其一，既为真人真事，按说所有人物都该用真名实姓，但我只给一部分人物用了他们的真名实姓。另有一部分人物，考虑到政治的或隐私的因素，我隐去他们的真名实姓，酌情杜撰了姓名。我本无意在我的自述中孤立地描写任何他人，实写他人，多为了虚写我自己，即那个对应交错关系中显现出来的“我”。所以说，这些人和我的关系已不可更改地成为我的经历的组成部分。鉴于他们目前仍居住在中国大陆，为避免因提到他们而影响到他们的安全，也为避免由此而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只好在部分人物的命名上采取虚构的策略。这样一来，谁也没有必要对号入座了。

　　　　其二，虚构的叙事手法涉及到剪裁和拼接的操作，既为叙事作品，总得有一定的可读性，不能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都流水账一样拉杂记下来。所以，有时一个事件涉及到几个人，叙述中容易造成头绪繁多的情况，我就采取简化的手法，把牵涉到数人的事情合并到一两个人的身上。比如，我上大学时，与同学通信的事被揭发出来，接着引起烧毁日记，最后被开除学籍。其间牵涉的同学很多，若全部罗列，势必弄成项目材料曝光，最终失去讲述的条理。为讲述中主线分明，我作了删除，舍去枝节，只写出两个与我有牵连的同学，把其它人的事情合并到了他两个身上。总之，事是经，人是纬，宁可忽略人而保存事的原汁原味，也不可拘泥于人而歪曲了事的真髓。类似情况，不一而足。特举此一例，是要说明，即使是讲真人真事，也得有详有略，有取有舍，尤需在重构事实的意义上采用虚构细节的手法。

　　　人常说：“听话听音呢。”声音所包含的信息量，有时比从字眼中死抠出来的意义要深厚得多。我竭力追摹的飞动之势和错综之象，有些，已远远超出牝牡玄黄之类形似上的细琐核实了。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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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动自述1949-2003

康正果

　　　　　　　　　　　　　　　　一

1949年初夏的一天，奶妈包好那堆银首饰，提起她的蓝土布包袱，就领上我仓皇出了西安的东郭门。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五月二十日，西安市就是在那天正式宣布解放的。我当时还不满五岁，尚不懂“解放”这个新名词的全部含义，只记得出走前的那几天，奶妈和周围的人天天都在谈论中央军败退和土八路就要打进城的消息。那土八路是什么军队，他们没见过，也都说不清楚，但从他们说话时的神色和语气能明显看出，所有的人都很担忧眼下正在发生的变化。奶妈特别害怕军队，看她那紧张的样子，似乎不管是哪一路的军队，进了城都会打劫老百姓的财物。听她说过，包袱内那包银首饰是她的嫁妆，在那个时候，她手头也只有这一点可变卖的财物。就在奶妈和周围的人天天谈论土八路的日子里，我多次见她从柜里拿出那些镯子、簪子和项圈包来裹去，好像收藏不稳妥就会被土八路抢走似的。

　　　东郭门外有两条丫叉一样分开的土路，向南偏的通到奶妈她婆家，向北偏的通到她娘家。听奶妈多次说过，我出生的那一年，她的头生女子得四六风殇了，她趁自己饱满的奶水还没吊上去，执意离开她婆家，跑进城奶上了我。她不喜欢她那个老实头丈夫，自到我家奶上我，她就不想再回她婆家去了。但逢年过节，她常带我走这条偏北的土路回她娘家，我能像公共汽车售票员报站一样说出沿途的村名，能记得哪儿有处古墓，哪儿有座寺塔，哪儿的路口上卖凉茶。往常，行人稀少的土路上，总是平淡的乡野风光，这一次走在路上，我却看到了从没见过的景象：有人从城里往乡下跑，也有人从乡下到城里去，还有从撤退的中央军队伍里逃出来的民夫，他们在路上抹下衣服，让别人看他们肩膀上抬担架磨出的红伤。远方传来沉闷的大炮声，还有炸毁浐河大桥的轰然巨响。我看见各色包袱，手提着，肩扛着，担挑着，车拉着，都在转移和掩藏私人的财物，都害怕叫路过的军队抢走，怕正撤走的，更怕就要打来的。我们一路上都没看见军队，只是半路上看见怕遭军队打劫的平民混乱中哄抢了军队的财产。那是一处国军驻扎的营地，位于离大路不远的地方，驻军刚一撤走，涌入的人群便拆掉军营的房子，扛走椽檩和库房里袋装的面粉，而另一些还没得手的村民则互相怂恿地喊着“走，发洋财走！”乱纷纷都向那里涌去。

　　　赶到奶妈她娘家已是半下午时分，他们住在又深又阴的土窑洞里，炊烟熏黑的窑顶裂开一道道缝子，在抬起头仰望的一瞬间，我不由得产生它会不会塌下来的恐惧。我坐在炕上伸展酸困的双腿，深深吸了一口气，特意感受我爱闻的土腥味、发霉的草料味和淡淡浮起的炊烟味。窑壁上的神龛点着油灯，下面有供桌，奶妈撩起桌围，桌下现出黑暗的洞口。她把那地洞叫窨子，她下了窨子，藏好了她带回来的包袱。随后，有许多邻居拿着他们的大包小包走进这窑洞，也都一件件藏入供桌下的窨子。惊慌的白天终于过去，溃退的军队已撤得很远。直到次日上午，并没有发生任何军队抢劫的事件，邻居们又纷纷过来拿回了他们藏在窨子内的包袱，村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十来天后，我跟着奶妈从乡下返回东关老屋，城里早已宣告解放。在那一段日子，“解放”这俩字出现在到处张贴的标语上，也传布在民众的口头上，宣布解放的声音一时间响遍了整个城市。一些人听到另一些人欢欣鼓舞地唱歌，也都跟着欢欣鼓舞地唱起歌来，我也跟上周围的人唱一首刚流行起来的歌曲：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
　　　解放区的歌声唱呀唱不完。
　　　唱歌的时候，人都随着歌曲的情调显得喜气洋洋，好像“解放”这新名词无形中产生了切割的魔力，随着千千万“解放”的呼叫喀嚓一声切下来，眼前的世界就在我们的口头谈论上分成了截然不同的新旧两半，尽管那被指称为一新一旧的两个社会实际上还粘连在一起。比如，我家二门内的院子照样终日安静，灰蓝色的鹁鸽照样在屋脊上咕咕鸣叫；门口的老槐树依旧半死半活，半边树身还是裂着那么大的树洞；从东郭门到我家的一段路还是那样坑坑洼洼，那土城墙根下照样有粪便、垃圾和死猫死狗，大老远就臭烘烘熏得人头昏。

　　　古城刚解放，有太多的喜事要聚众庆祝，有太多的政策要上街宣传，而一有庆祝宣传的活动，从我家隔壁的中学就涌出了游行的队伍。师生们敲锣打鼓，手持红纸绿纸做的小旗，旗上写有各种标语，他们边走边呼口号，同时举起手中的小旗，用力在空中挥动。

　　　奶妈爱看热闹，往常正月里街上玩社火，她叫上家里专职做饭的厨师一起出去逛街，那人个子高，他把我往肩上一架，就在人堆里挤来挤去，挤到最前面，看游行队列里形形色色一身戏装打扮的人物。所有的角色都塑像般一动不动，被固定在抬起来的道具上，高悬空中，缓缓随队列移动。奶妈指着过来的角色，告诉我每一个人物叫什么，出自哪一折戏。但眼前的游行队伍完全变了样，那是打着腰鼓扭起秧歌的队伍，他们大摇大摆地扭起来，前行两步，又后退一步，有的头戴八角帽，身穿列宁服，有的头上挽起白羊肚儿手巾。他们走一段路，还停下来，在街头围起场子给观众演唱。这些新节目全与旧戏无关，奶妈再也叫不出名称。只有那锣鼓声和从前一样震耳欲聋，咚咚锵，咚咚锵，响得古城里三天两头都像在过年。“解放”就这样在游行队列的行进中喜气洋洋走过了街道，给奶妈和我，也给我们周围的人群留下了它明显不同于解放前的一系列印象。

　　　自然没人再使用“土八路”那个明显的蔑称了，现在都把进城的军队叫解放军。这是正式的称呼，再不许有其它叫法。那是解放后一天的黄昏时分，有一队解放军开进了东郭门。我们在二门内听到了外面喊着“老大娘”的叫门声，奶妈前去给他们开门。她始终无法消除老百姓对军队那种固有的恐惧，事后她对祖母说，去开门的时候，她双手发抖，抖得半晌都拉不开门闩。那支部队当晚就在巷内驻扎下来，次日还借用我们家的厨房做饭。并没有发生奶妈和其它人一直担心的事情，他们尊守纪律，态度和蔼，自始至终，情况都很良好。尽管如此，城里人一时还难以扭转原先对土八路形成的印象，比如关于他们的土气，就在巷子里留下了几则笑话：说是有士兵咂着纸烟在电灯泡上对火，还说有几个住在法院院长家里的士兵听见电话铃响了，立即卧倒在地板上拉动枪栓，还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解放军开走不久，我家中发生了进入新社会第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派出所换了新户籍员，他穿一身旧军服，说一口陕北话，每次走进我家院子，家里的人都招呼他到堂屋喝盖碗茶。他好像坐不惯光滑的楠木椅子，经常是坐着坐着，鞋也不脱，就在椅子上圪蹴起来。他来我家的首要事务是盘问父亲那台五灯收音机的情况，听他盘问的口气，好像那是一件违禁的东西，好像它并不是收听广播的装置，而是被当成一种可能会用来发射无线电报的机器。就为这讨厌的收音机，父亲被多次叫到派出所问话。经过一番审查，父亲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实在厌烦了派出所的纠缠，干脆把那收音机一缴了事，从此才断了那个户籍员的骚扰。

　　　父亲毕业于国立西北农学院，学的是水利工程，后来去重庆进修了城市给排水工程，结了业就回来负责筹办西安市的自来水厂，任筹备处处长之职。解放前，父亲穿西服打领带，留的是吹了风的分头，上下班骑一辆摩托车，在他的客房里接待过从美国田纳西州前来协助建厂的工程师，还和那人用英语说话。父亲还教我用英语问好，给我吃美国炼乳和麦片粥，那些东西都是罐头装的，上面都写着英文。解放后新政府接管了旧摊子，父亲属于留用人员，在新成立的自来水厂里担任副总工程师。厂里派他去上海跟解放前承建水厂的外商打官司，他在那里住了好久好久，为厂里追回了落在洋人手中的大批款项。大约就在他去上海为新政府争利益的日子里，我们家的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土改开始了，祖父被划为地主成份，按当时的政策，工作组要让他赎回我们家前不久卖掉的土地，再交给工作组给贫雇农分配。祖父只好贱价卖掉我们西安东关的老屋，拿卖房所得补了那个窟窿。我父母带上我和两个妹妹搬到城内租房居住，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力拥有私房。

　　　我们离开了偏僻的东关，住到了南城墙根下一条幽静的巷子内。逢周末或过节，我们全家人常去东关，每一次都是到园子看望祖父母。那园子离卖掉的老屋不远，紧贴着东郭边上那道残破的夯土城墙。附近的老户都把那园子叫康家坟园，因为祖父他母亲就埋在园内的一座石头宝塔底下。祖父他母亲一辈子吃素念佛，民国初年，祖父客居上海的时候，接母亲到江南一带朝山拜佛，老太太不幸病逝在进香途中，灵柩运回西安东关老屋，就在附近的东郭墙下择地下了葬。祖父自幼丧父，是他守寡的母亲供给他读书成了人，因此对慈母的怀念，在他心中尤为深重。当时祖父正在创办实业，力图振兴地方经济，谁也没想到办完了他母亲的丧事，祖父突然决定放下手头的一切俗务，就在那墓塔周围辟了个十来亩的园子住下去，从此发愿学起了佛。佛教称有修行的僧尼之死为圆寂，因为祖父他母亲葬于园内，他便命名这园子为寂园。

　　　自从我记事起，祖父就在园内过他的静修生活。他雇匠人常年在园内雕版印刷佛经，专设有客房供养来往的法师，也召集本地的居士在一起讲经说法，平日就他独自住在那里，不许家里的大小随便到他跟前走动。祖母和儿孙们均在各自的住宅内过他们的日子，只有逢年过节，全家才去园中和他相聚。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寂园正门内有一重圆门洞开，每一次我走到那里，掀起门两边刻有对联的木牌猛往下一放，总会把藏在牌下的壁虎惊吓得钻进墙缝。进了圆门，沿青苔斑驳的小路穿过一片竹丛，拦路有一架老藤蟒蛇般盘起，爬上大树，缠满枝干。藤架的左手有假山和鱼池，右手是一排瓦房。沿房前一条砖铺的小路继续前行数十步，上台阶而入正屋，经过方砖铺地的过厅，揭起门帘就进了祖父自称为“精舍”的房间。那房间内永远有烧香的气味，若碰上祖父待在屋内，他十有八九都是在沙发上盘腿打坐。他默数手中的念珠，白胡子胸前长垂，慈眉喜眼的样子，满脸都是安祥的神情。

　　　父亲和伯父们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总显得有点拘谨，他们一进去先是站在一边，祖父叫坐下，他们才在远处捡低座位坐下，说话时声音也压得较低。他们好像在尽量躲避什么，我总觉得，他们不想让祖父在他们张口说话时闻出自己口中的气味来。祖父吃长斋，严戒烟酒，他的鼻子对此类东西的气味尤其敏感。但他的三个儿子并不信佛，他们既吃荤又抽烟，平日出现在祖父面前，虽然都显得毕恭毕敬，却总是要坐得离他较远一些。

　　　我们几个孙子在祖父面前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比如我，小时候就最喜欢走上前摸他的白胡子。有时候母亲若走过来喝止我的顽皮，祖父总是哈哈一笑说：“爷爷孙子老弟兄嘛”。接着就习惯性地高声念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天不知要在祖父的口头念多少遍，那常常是他言谈间偶然停顿时惯用的插入语，也是他终止谈话时脱口而出的感叹词，在不同的语境中，祖父的“阿弥陀佛”可能有不同的表示，有时是赞叹，有时是遗憾，有时也可能是发出警告……

　　　我翻过祖父五十八岁时写下的一本自述，还断断续续听他讲过自己的不少往事。祖父学佛前也有过思想颇为激进的经历。前清时在临潼老家读书，他成立天足会，印发“放脚歌”，发起过“天足”活动，在他的主张下，他的长女从小就没缠脚。祖父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届科举考试，考中了秀才。随后清政府废除科举，他去京师大学堂攻读政治经济。在京读书期间，他加入同盟会，写过反清的诗作，辛亥革命一爆发，他即辍学回陕，在临时军政府任了要职。也就是在这一社会巨变的年月，他从临潼乡下一介贫寒的书生一跃而为军政府的官员，遂有了我们东关老屋那一大院房产，且置了后来辟为花园的一大片土地。袁世凯很快当政，临时军政府接着遭到取缔，包括祖父在内的很多要员都成了当局通缉的人物。从此他避居上海租界多年，在那里办报写文章，鼓吹实业救国，一度还颇为左倾，接触过孙中山和陈独秀，印发过宣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小册子。但二十年代初回西安住进寂园以后，祖父便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直到解放军进城，他始终靠仅有的房地产维持生活。除了念佛弘法，他在地方上还参与慈善、赈济和兴办教育的事务，募捐修复了不少破败的佛寺，在西北地区的佛教界，算是个很有地位和一定影响的人物。

　　　据说土改刚开始的时候，地方上本来是决定要没收康家坟园，且准备大肆斗争我祖父的。是当时在西北军政府任职的青海活佛喜饶嘉措从中保护，由上边打了特殊照顾的招呼，祖父才没有受太大的冲击。土改的结果是，仅分了他所有的土地，那十几亩地大的园子，因属于现住的房产，竟一点也没有触动。但祖父从此失去从前赖以为生的房地租收入，要解决每一天的吃饭问题，只有继续变卖家产。他只剩下葬有母亲的最后一块地皮可供变卖：先是卖掉从前门到紫藤架之间的一段，接着又卖了后门内刻经房周围的一段。有一次我们从城里回寂园去看望祖父母，我发现那十几亩地大的园子已让前后新立的界墙从两头切断，只留下了中间那不能再分割下去的一块。祖母早已在老屋卖掉后搬入园内与祖父同住，她得亲自动手干从前由佣人所干的家务，照顾祖父的饮食起居，还得跟上他严格地吃素。她那些年搓麻将、端水烟袋保养得很好的手，如今在灶火下弄得粗糙了许多。一到冬天，她动了洗碗、洗衣服的脏水，手上就裂口子，手指和手背都贴了多处的白胶布。

　　　解放初那段十分拮拘的日子，祖父并没有过得太久，几年之后，他的生活即踫到了转机。大概是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去寂园，我注意到上房的内外都经过了打扫，室内灰暗的墙壁还刷了石灰水，屋内一下亮堂了许多。祖父好像要隆重招待什么客人，家里专门请了厨师在做比较讲究的素席。后来我才听说，他从前的一个朋友如今在北京当了大干部，当时那人正在西安的人民大厦开会，说好了要来园子看望一下祖父，我所见的那番情景就是专为接待这位贵客所做的准备。

　　　不久，祖父就当上了市政协的委员。他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归属，平日在家里他常穿长袍马褂、对襟衫子，现在他开始穿上灰布或蓝卡其的中山装去参加会议，跟他的宗教组成员在一起学习讨论中央文件。开完会，他还带回来大包小包的学习数据，在学佛之外，又多了学习文件和马列主义的功课。“学习”一词现在对祖父有了新的意义，它意味着改变旧脑子，接受新事物，它要求他们这些政协委员通过开会、讨论、读文件来统一认识，不断对上边传达下来的政策在口头或书面上做出赞同的表示，进而在不同场合广泛宣传，最终让更多的人都学会用那种通行的官方表达方式说话。在这一政治时事语境中，说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学习积极，就等于肯定他政治上要求进步，拥护党和政府。我不知道在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一切是否让祖父和其它委员们觉得自己被人支配，受到约束，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他们这些毕竟都同旧政权打过交道的人来说，不管是哪个党的政府，只要有来自当局的重视和照顾，总归是有面子和很荣誉的事情。对任何一个识时务的人来说，能受到新政权的礼遇，总比被打入另册，挨整受罪好得多了。更何况参加学习还有酬劳，每到月底，政协的办事人员照例会给祖父送来一百多块钱；那不叫工资，按政协的说法，那叫车马费或生活补助，算是政府给祖父这类统战对象的一点津贴。在一般人月薪不过四五十块的年代，能拿这么多的补助，自然要算很优厚的待遇，特别对于失去了房地产的祖父，这一笔钱可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养老金了。

　　　那时候土改已经结束，正是全中国乡下的土地主普遍让贫下中农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年代。比如外爷带着外婆从城里搬回他们长安县农村的故里，为陪伴他年老的父母而顶了那地主分子的帽子，就一直叫村里的人整得苦不堪言。我至今还记得，土改期间，有一次奶妈带我回她娘家，进了村子，村民们正在村口的学校门前召开斗争地主的大会。那地主高个子，紫赯脸，看起来是有些凶相，据说是本村的恶霸，民愤很大。村民们正在围斗他，砖铺的地面上侧立起两块砖头，拿红缨枪的民兵逼他一脚踩在一个砖头的侧棱上。他刚刚颤巍巍站上去，民兵就走上前一脚把砖头踢倒，随之一声脆向，他重重地摔倒在长了一层青苔的地面上。但围斗者并不满足，他们紧接着又逼他踩上砖头，又弄得他摔倒在地，如此反复进行，诉苦人的发言持续地增强着围斗的气氛，那地主摔倒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摔得他鼻青面肿，一道殷红的血从太阳穴上流了下来。 　　　站砖头的地主后来很快就在当地被镇压了。那时候，真不知有多少远不如祖父富裕的土财东都在失控的群众斗争中死于非命。而祖父这个地主，只因为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又正好被上面选中去填充那个佛教界代表的名额，不但躲过了批斗，保住了他的园子，还享有了受人尊重的地位。如果他解放时拿的不是城市户口，而是住在临潼老家的村庄，如果他没信佛教，或当了居士而没有成为佛教界的领袖人物，我想他早就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叫当地农民扫地出门了。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谢天谢地，祖父的印度檀香照样在他的佛堂里篆烟袅袅，香气浓郁，园内一度招客的房间再次腾了出来，摆满一架架佛经。家中又雇得起佣人帮祖母做饭了，荒芜了几年的花木也在请人修剪栽培，父亲还利用工作的方便，专门给园内安装了自来水，祖父常叫我帮他种菜浇花，残存的寂园一时间有了中兴的气象。

　　　　　　　　　　　　　　　　二 　　　 　　　1958秋季开学，我转到寂园附近的市二中读书。这学校从前与我家的老屋仅有一墙之隔，学生们在操场上升旗时唱起国歌，我也站在我家院内，忙着拉动拴在玉兰树上的绳子，把奶妈给我做的小旗子徐徐升到树杈之上。后来就是西安解放，不久祖父卖掉老屋，两隔壁打通了隔墙，那一大院房就并入二中，原先的大小房间经过整修和改建，都做了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刚转到二中上学，触处都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老屋的情景。

　　　58年是全国大跃进的一年，城内外到处大炼钢铁，与很多单位的情况相同，二中的小操场上，也是废铁和焦炭堆积如山。那上面什么铁器都有，甚至还混有显然由黄铜或白铝制做的东西。当时贡献废铁是光荣的政治任务，有人家里没有废铁可交，更有人想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们便毁坏自家正使用的金属器皿，以至不管那是不是铁，都一五一十都送到学校充数。我亲眼就看见有人砸了家中煮饭的铁锅，或扭下了大立柜上的铜栓。运动再往下发展，学生餐厅也临时改成了翻砂车间，餐厅外的空地上，强劲的鼓风机吹得土高炉火星飞溅，紫烟升腾，坐在教室内都不时能感到它轰隆的震动。大家好像都顾不上考虑日常饮食起居的事情了，高年级的学生日夜在高炉边奋战，还朗诵他们新编的诗歌，庆贺节日似的欢呼钢水的出炉。钢水冷却后结成炉渣状的硬块，黑不溜秋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土法炼出的钢铁。我们给那“炉渣”块结上大红绸子，敲锣打鼓抬到区党委报喜，红纸上大书“超英赶美”的标语。

　　　学校里三天两头停课，连我们初中生也由老师带到工地上干一些较轻的杂活，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学校的各种活动产生了抵触情绪。

　　　父母把我安插到祖父母身边读书，确系他们工作太忙，顾不上管我，但突然把我转到二中，也有从此断绝我与我那些街巷玩伴来往的用意。五十年代的中小学，学生的功课远比后来轻松，大人们白天上班忙碌一天，晚上还要去单位开会参加政治学习，在我的周围，很少见到谁家的父母下班后有工夫守着孩子抓他们的功课。我们一放学就成了一群没王的蜂，做完作业再无其它负担，剩下的时间便全在巷子内疯玩。那时候各家的条件都比较差，很少有谁家的父母花钱给孩子买玩具、乐器或运动器械，我们聚在一起，能玩的多是些野孩子的活动：不是上树翻墙，就是摔跤打斗，甚至大着胆子爬上附近的城墙。

　　　西安的城墙保存得相当完整，规模也极其宏大，向城外的部分全砌以大块的城砖，雉堞整齐，高临城河，依然保持着往日那不可攻克的形势。向城内的部分则裸露出夯土的墙壁，风吹雨淋，年深月久，不少地方都剥落得像受尽了侵蚀的土崖。为防止下到城墙上面的雨水冲垮夯土层，每隔几十米都修有砖砌的排水道。那是斜竖起来的巨槽，像高大的梯子斜搭在好几层楼高的城墙上，水道两边凸起的部分用大块的城砖砌成，由下向上，每一层砖都露出了约莫一指多宽的砖棱。解放前城墙上修过很多城防工事，直到五十年代，这城墙似乎还被市政当局视为遗留下来的军事设施而整个地封闭起来。原有的登城通道全部堵死，要想登城，只能沿水道扒住砖棱往上攀：用十个手指头尖抠紧上边的砖棱，用十个脚指头尖踩牢下边的砖棱，十分吃力而缓慢地把整个身体向上提升。往上攀登的时候，绝不能注目下看，每一次换手都必须把握准确，稍有疏忽，就有摔下去的危险。攀登的过程紧张而费劲，等爬上了城墙，我们每一个人都累得手臂酸困，精疲力尽了。

　　　除了参加此类冒险活动，我还眈读旧小说。自从有一次从父亲手中得到一本《水浒》，受了启蒙，我读旧小说的兴趣便一发而不可收：读完《水浒》，接着读《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说唐》……先是由父母亲从他们单位的图书馆借，后来发展到向同院其它大人借，最后读完了从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借来的此类书籍，便去租书铺花钱租各种图书馆不收藏的剑侠小说。我迷恋于十八般兵器的名字，英雄与剑客的绰号，以及神仙们的坐骑和法术。在孩子们面前，我把这些新奇的词汇背得滚瓜烂熟，有时还比划起手势，给他们复述打斗的情节，模仿著书中那些讲故事的套语说话，把英雄好汉的绰号移用到我自己以及其它孩子的身上。复述我所读的故事时，我觉得自己已从书上学到了一点武艺，好像真有什么英雄事业在等着我带领孩子群去完成，好像只要走到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我们就能遇到那些发生在古代的奇迹。

　　　这兴趣一直延续到我考上初中。我和几个上树翻墙的伙伴在一起攒钱，准备暑假登终南山。在城墙上一个废弃的碉堡内，我们开会讨论探险计划，并成立了“探险队”，由我担任队长。先是“五一”劳动节大游行那天，我们探险队成员溜出游行队伍去郊外玩耍，因翻了高干疗养院的墙，被警卫抓住给学校打了电话，回校后统统受了停课反省一天的处分。不久爬城墙又出了事故，有个探险队成员不小心从排水道上跌下来，摔断了腿，扎上石膏绷带在家里躺了好几个月。这一次事故闯了大祸，几家的家长都找到学校反映情况，纷纷抱怨自己的孩子受了其它孩子的不良影响。家长们告发了我们要去终南山的计划，还告发我是带头胡闹的危险人物。特别是成立“探险队”这件事，校方认为，才是初一的学生，竟敢擅自搞起组织，问题的性质已不是一般的不守纪律，教导主任因此严厉警告了几家的父母。我父亲觉得事态很严重，他最怕我受到坏孩子的影响，说我要是再这样放任下去，就有堕落成流氓的危险。父亲平日就不太喜欢我和街坊上的孩子混在一起，有时候我招他们到我家玩耍，只要听到父亲推自行车进大门的声音，孩子们都会吓得立即溜走。从外面疯玩回来，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很脏，手上和身上有土，有时候还撕破了衣服或擦伤了皮肉。因此我父母常斥责我说，今天我跟上那些孩子摔跤、打斗和上城墙，明天就可能跟上他们逃学、溜街，学成二流子。“探险队”事件更激起父亲过度的警惕，他决心要把我同我那些调皮捣蛋的玩伴彻底隔离开，因此便决定送我去园子和祖父母住在一起。就这样，我被迫告别了街巷里喧闹的孩子群，多少带了点被放逐的心情搬到祖父母的住处。

　　　我住在祖父原来专门招待和尚的西屋里，那房间粉墙，地板，摆有笨重的旧式家具。屋檐下藤萝牵挂，再往后柏树森森，晚上一刮起风，就吹得曾祖母墓塔顶四个角上挂的小铁铃丁当作响，再加上楼上常有老鼠闹腾，每夜入睡前，置身漆黑的空寂中，我由不得胡思乱想，自己吓起了自己。起先是熄灯前祖母给我床头点一根香，让我害怕的时候看一眼那暗中发红的香火，默念着观世音菩萨慢慢入睡。与祖父口中那个远在西天，而又指向未来的阿弥陀佛相比，祖母的观世音菩萨要实在多了，我更喜欢菩萨那可亲的容貌，从此就养成了念观世音菩萨的习惯。

　　　后来我从楼上的杂物堆里找出一把生锈的长剑，在磨石上花了几天工夫，最终磨得它发出寒光，连鲨鱼皮的剑鞘也擦得油光铮亮。我在床头挂起宝剑给自己壮胆，直到我完全习惯了那大房子夜晚时分的空寂和黑暗。

　　　对楼上楼下尘封的堆积物，我由此生出继续发掘的兴趣。本来是想从祖父的藏书中找我想读的旧小说，结果没找到一本那类书籍，翻出的都是四书五经、老庄诸子、历朝诗文集等一大堆我从没见过的旧书。绝大多数书籍都是木刻本，线装，大字，通篇的文言，没有一个标点符号。每踫到阴雨日子，空气中隐约能感到发出霉味的湿意，翻动故纸堆不至于闹得尘土呛人，这时候我就有了翻检旧书的心情。我在过厅内铺着大方砖的地面上坐下来，撢净书上的灰尘，一本本随意翻阅下去。我捞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没头没尾，杂乱无章，从祖父期盼佛教复兴的幻想小说《半枝香的梦游》读到八指头陀的诗集，从大开本的《十三经注疏》读到收集了大量陕西先贤著作的《关中丛书》，也读夹在书页间的东西，比如有好多年前几页戴季陶写给祖父讨论佛教的信，还有旧报纸上太虚法师来西安弘法的报导……就在这边整理边翻阅的滥读中，我不知不觉提高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等全部旧书都从积尘下经我的手一本本清理出来，我已半懂不懂地读了不少基本的古代典籍。

　　　那是我此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每天做完学校的功课，其余的时间全用于阅读家藏的旧书。日子过得勤奋而单纯，我精力既充沛，感受又敏锐，正在开窍的心智尚为白纸一张，对读过的书籍，虽仅能达到模糊的理解，但由于感触新颖，印象鲜活，最初的记忆便来得深刻和牢固，直到后来我失去读书条件的漫长岁月，乃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始终都觉得有一股知识素养的甘泉从那遥远的年代浸润而来，使我此生受用无穷。读书必须趁早，能在少年无忧无虑之日博览群书，真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快意。有很多国学的基础读物乃人人应读之书，如不趁年少之时狼吞虎咽一番，等到后来进入更专门的学习阶段，很可能就再难踫到大量浏览的机会，即或得了什么机会，也未必能激起一心求知的少年时代那样浓烈的兴致了。

　　　从尘土里清理出来的旧书已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我在读书上越来越狂热和野心勃勃。我开始按专题或知识领域来分类集中读书，如按照文学史选读主要的文学作品，按照哲学史选读各种子部的书籍等。但祖父的藏书并不齐全，我开始出入书店，用我自己的钱买我需要的书读。祖父母都常给我零花钱。祖母喜欢差我跑腿买东西，找回的零钱，有时她就叫我全部拿去。祖父给钱则采取奖励的方式，比如我背诵了《心经》，或做了什么他认可的善行，他都会奖励我零钱。有一次我用我过年得到的压岁钱帮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同学交了学费，祖父得知后便极力夸奖，奖给我的钱比我花给我那个同学的钱还多。所以自从住到了园子，我身上常有足够的钱进书店买书。

　　　我特别喜欢去城里唯一的一家古旧书店翻阅旧书，每一次从那里回来，身上的钱都变成了我计划中应读的古代典籍。我买书不只供当下阅读，同时还贪求收藏和拥有，就像我从前收藏邮票或烟盒那样贪心，我越买书越想多买，而藏书越增多则越想更多，定期去古旧书店翻书或买书，成了我节假日进城的最大乐趣。那旧书店兼营出售与收购两方面的业务，这边的门面卖旧书，那边的专门收购旧书。看见有人拿旧书在那边变卖，我从中受了启发，于是心里暗想，何不把家里书架上那些无用的书卖掉，再用所得的钱买我需要的书呢？反正是旧书变旧书，拿无用的书换急用的书，最终还是更新了家内的藏书，总不能说我在暗中变卖家产吧。我这样考虑一番，说服了自己，觉得心无愧咎，就开始把我那更新藏书的打算付诸实行。每踫到没钱买书，我便从家里的书架上选一些我认为没什么价值的书——如通俗的佛教读物和我觉得无聊的地方文人诗文集——拿到书店卖掉，再用所得的钱到这边的门市部买我想要的文史哲典籍。第一次这样干时，我还难免做贼心虚，有一点不安和后怕，最担心祖父有一天忽然要找我卖掉的那些书查阅什么，发现要找的书已不翼而飞，到时他追究起来，那怎么是好！然而我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其实，除了放在祖父手边的珍版佛经和几种大部头丛书，祖父并不完全清楚他的书架上现有什么书或少了哪本书。这个家除了我，很少有谁对那沾满灰尘的故纸堆有兴趣看上一眼，谁也想象不到那东西还可以变钱。就这样倒卖了很长一段日子，能卖出去的和我舍得卖掉的书差不多都卖光了，直到再也找不出可供倒卖的书籍，园子里的藏书暗中已有所更换。大量的劝善手册和地方名流的自费出版物让我分期分批地清洗殆尽，与此同时，很多国学基础读物陆续从外面补充进来。几年下来，在我的书斋内，经史子集中最主要的读物，大体上都收藏完备了。

　　　我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按我的自学计划读书。有时早上起了床，背上书包准备出门，我都不太想去学校上那些无聊的课。我当然不是想赖在家中偷懒，而是嫌去学校熬四节课浪费我宝贵的读书时间。那时候，课堂内外的很多活动中，政治内容日益增加，政治课不用说了，语文和历史的课本编写和教学也明显有政治化的倾向。越是不想花时间死记硬背那些教条，便越是想待在家中多读些我爱读的书籍。我才是个初中学生，既不懂得什么是“反动”，也没有胆量反动，要怪也只能怪校方那些压制学生的条条框框把我逼到了它的反面。我特别讨厌以班级为单位的学校编制，班级的划分首先限制了学生在学习和课外活动上个人选择的自由，再加上有班主任这样专职管教学生的老师把我们跟前跟后，班级因此便成了让人感到特受拘束的空间。有时候我宁可多与外班的学生来往，也不想搭理那些常常向班主任汇报我的同班学生。按我的想法，学校既然是学习和交游的场所，校方就该多为学生开设有趣的课程，为学生提供结交朋友的活动空间。可惜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政治化，学校越来越办成管教机构，处处都把学生管得太死。为尽量少受学校教育的干扰，对学校的功课，我一律争取在校内完成，只要平时能保持中等或中等偏上的成绩，我就心满意足。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便全部用来在家里自学。

　　　有位王先生常来园子借阅祖父的藏书，老先生写一笔好字，我请他为我抄下宋人翁一瓢《四时读书乐》一诗。我很喜欢这首七言古诗的情调，王先生工笔而书的那一张纸，我就把它贴在墙上朝夕讽诵。祖父显然从我的行动中看出了危险的苗头，对于所谓“读书乐”的提法，他很快就作出了不以为然的反应。

　　　祖父毕竟参加了几年的政协学习，旧脑筋如今装了不少新思想，在很多涉及到当前政策的敏感问题上，他其实比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还表现得更加紧跟形势。祖父常夸我说，要是在旧社会，我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好学生。但赞许归赞许，他一边对我的勤学表示欣赏，一边又摆出了有所保留的姿态。我能看出祖父内心的矛盾和隐忧。对他来说，孙子爱读书当然值得夸奖，但看到我的阅读内容越来越偏离学校的要求，祖父也时时对我提出告诫，他唯恐我受到负面影响，生出了什么不合时宜的想法。那是刚刚经历了“反右”的中国社会，运动中我们家虽没有任何人出事，但通过祖父日常谨慎的言行，我能感觉出无形的政治压力已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连一个人读什么书，如今已不再是纯粹的私事，而成了关乎你政治态度的问题。新政权并没有白养各级的政协委员，那日常的学习开会表面上看起来很荣耀，但整个的过程都贯串了集训的内容，听报告，读文件，讨论发言，委员们总是在重复上边所定的调子，重复养成习惯，久而久之，随声附和者自然就懂得什么话该说或不该说的规定。祖父是佛教徒，往常他见了来客最喜欢大谈佛法，如今我注意到，他开始修正他宣扬佛法的方式，讲述中常用起他新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用语。比如，佛法所描述的世界乃因缘聚合而成，不是被外力创造出来的，在谈论这一缘起的世界观时，祖父就一再强调说，佛教不讲迷信，它与唯物论是相通的，佛教不同于其它宗教，它本质上是无神论的。

　　　那一年祖父随政协出外参观，看了三门峡水库工地和武汉长江大桥，回来后在政协的会议上畅谈感想，并赋诗歌咏，一时在政协圈子内荣获红色老人之誉。社会主义建设的长卷轴才刚刚展开了它照人眼明的开端，像我祖父这类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平日住在城里头，看到听到的都是正面的宣传，现在由政协组织起来定点参观了几项大工程，自然很容易让新社会的盛世图景激起真诚的爱国热情。当时全民都陶醉在革命浪漫主义的生产热潮中，二中所在的巷子内，临街的墙上画满了壁画写满了诗，有长到了云端的玉米，堆成了山丘的棉花，肥如大象的猪和下出了鸵鸟蛋的母鸡。经过图画和文字的夸张，一切工农业产品都被随心所欲推向了高产的趋势，连作打油诗歌颂新生事物的活动，上级都下达了生产任务，一夜之间，一个个编出了几句顺口溜的市民都俨然冒进成了诗人。

　　　寂园的围墙为我维持了一个与外面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把楼上楼下凡能装点书斋的摆设都搜集起来布置我的西屋，端砚，贝壳笔洗，玉石镇纸，青铜香炉，字画，瓷瓶……再加上那一纸《四时读书乐》，装点得那间屋子很有文人的雅趣。而正是为纠正我明显脱离现实的倾向，祖父模仿“读书乐”原诗的格式，作了《四时工读乐》一首贴在我西屋的墙上。那时候学校里正在贯彻党中央“又红又专”的号召，知识分子如果只重视专业和书本知识，忽视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就会被指责为“白专”而受到批判。祖父提出“工读乐”，就是要配合那个号召，要向我强调半工半读的重要性。但祖父的讽劝我并没有在意，他写的那张纸徒然贴在一边，在我看来，都是些很不顺眼的政治口号。

　　　人的个性往往形成于惯常的行为，习惯了什么，自然就会爱好什么，进而反复去做什么，逐渐在反复操作中形成个人的乐趣。我那时只知沉浸于自己的读书之乐，还体谅不到大人的担忧，从此便不可更改地染上了文字积习。

　　　我不是没有在其它活动上尝试过我的能力，练乐器，装矿石收音机，制作航模，参加各种竞技性质的游戏，我全都用心做过，都力图显示我有本领完成其它人能做的事情。但所有那些需要动手的活动，我都搞得不得要领，半途而废，我也曾为小小的挫折而暗怀过懊恼，无奈之余，只好承认自己笨拙。后来我不再努力发展本来就缺乏的动手能力，最终退入了书堆。对我来说，与需要实际操作的活动相比，接触文字显然更容易取得效果。操作是很麻烦的事情，哪怕画一个圆形或三角形，你都得细心和准确地使用铅笔和规矩。处理文字则是调遣词句的活动，其过程仅诉诸理解和想象，无需实际操作的工艺训练，仅通过调遣词语，一个人即可达到情感或思想上的某种满足。坐下或躺着，翻开一本书读起来，身体随即进入松弛的状态，好比玩单人牌戏，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书这一特殊的对象更适合一个人构筑独处的世界了。父亲现在可算初步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一心要隔离开的街巷孩子群的确是永久地隔离开了，我在书堆中潜沉日深，有时候都舍不得花费时间进城到父母家度我的周末。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执行我的自学计划，在那时候成了我日常的头等大事，也成了我生活的价值，凡侵占我的课余时间而影响了我读书计划的事情，均在我抵制之列。

　　　我与学校的一切冲突即由此而起。

　　　那时候在学校里，典型的坏学生一般多指那些旷课、打架、辱骂老师，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属中上，遵守纪律一般，在校内外向无乖劣行为，自然不在坏学生之列。但从小学开始，我就很清楚自己不在表现良好的学生之列。

　　　在此，我得先对“表现”这俩字稍作些界说，在1949之后中国的泛政治语境中，很多日常用语都随着生活全面的政治化而增生了它们在字典中没有的特殊含义。“表现”不只指表示出来，它还特指一个人平时懂得如何按照更高一级的要求有意去说什么或做什么，表现就是有意显示什么。通常，老师或领导在谈到你表现如何的时候，总会具体到你思想好不好，靠不靠拢组织，在政治上是否要求进步等等。一个学生处处能够按学校或老师的要求去做，就是表现好，否则便为表现不好。小学生表现好了才能入少先队，中学生表现好了才能入共青团，成年人表现好了才能入党。这表现的好坏一旦关系到学生在集体中所排的名次和被接纳的程度，乃至个人的前途，则如何争取更好地表现自己，就成了绝不次于考试成绩的大事。比如，那些善于显示自己的学生，通常便容易得到表现好的评价，而拙于或不屑于装模作样突出自己的学生，自然就不太容易给老师留下较好的印象。比方说打扫教室，那本是个日常事务，轮到谁打扫谁就打扫好了，但在当时的学校里，大扫除常搞成检查卫生的评比活动，打扫教室和校园不只是保持学习环境清洁的事情，它同时也被纳入了劳动比赛，每一个班级都要在检查组面前表现得比别的班级更好。这样一来，每一个参加清扫的学生便被拖入比赛的阵势，都得争着在老师面前表现自己干得很好。相比之下，像我这种散漫成性的人，举动又笨拙，不善于同别人配合，在老师看来，我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就不只是不顺眼的问题了。久而久之，他们便对我形成表现一贯不好的印象，认为我有抵触老师的情绪。在校内，班主任或团组织总是圆心，随着注重表现的学生都不断向圆心靠拢，像我这样表现较差，不主动跟上去的学生自然就被甩到了圈子以外。

　　　我才是个中学生，还没长到懂得政治的年龄，政治的框框就这样慢慢套到我头上，对我打上了问号。

　　　大炼钢铁一阵风刮了过去，“勤工俭学”却作为教学方针从此排进了我们的课表，全国学校均增设劳动课，我们中学生每周都得参加几小时的体力劳动。这劳动课由校内一位主管勤杂的职员负责，在勤工俭学搞得最火热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被派往附近的生产队帮社员拔萝卜，明天又被带到街巷的社办工厂干杂活，等联系不到需要我们去帮忙干活的单位，就留在校内干那些本该由专职的勤杂人员去干的活路。干这些杂活时，我总有一种强迫劳动的不适。因为我认为，学生上学是为求学，不是为了接受劳动改造，学校不该迫使学生代替勤杂人员干活，更不该通过这种活动评定学生的政治表现。

　　　我并不是不爱干体力活，平时在家里，我常跟祖父干园艺杂活，春天翻地种菜，夏天担水浇花，秋天抡起镢头在墙根下挖何首乌，还陪祖母采集半开的金银花，爬上树摘成熟的水果……我喜欢干这些体力劳动，是因为全出于我个人自愿，且有明确的目的，轻重快慢是由我自己掌握的，不必担心有人在一边监视，所以我干得很有乐趣。这就是我对自由的最初理解，虽然我那时并不懂得自由的观念。但学校派给我们的劳动却让我感到不自由，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训练我们服从指挥，在整个的劳动过程中，我们都被迫做出热爱劳动的样子。我们被拖入了一种竞相表现自己的比赛场地，其它学生越有意要表现他们的干劲，我就越感到自己处处被动，步步落后，也越感到整个劳动的过程时间难熬。我常常怠工，漫不经心地磨混，或干脆找机会溜掉。就这样，在班干部或班主任的记录中，我无故早退或缺席的次数也就越记越多，日积月累，积成了我个人表现上的一堆烂账。

　　　　　　　　　　　　　　　　三

　　　1960年春，有一天祖母差我出去买火柴和肥皂，我跑遍了东关的商店，到处都说没有，随后各种日用品就相继短缺起来了。卖小吃的摊贩完全从街头消失，走进国营的或公私合营的饭馆，花钱能买到的饭菜也越来越少。那年冬天特别冷，家里唯一烧煤球的炉子放在祖父的房间内，我的西屋冷如冰窖,晚上读书久了，常冻得我穿着棉鞋的脚发麻。听政治课老师说，因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我们国家现在进入了困难时期。此后，“困难时期”这个新名词就在口头和书面上到处传播开来，成了当时的中国人对国家现状和个人处境的统一认识。

　　　食品开始凭粮票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有了削减，从没挨过饿的城里人尝到了吃不饱肚子的滋味。但城市居民所受的饥饿，主要还是物资匮乏的总氛围造成的心理恐慌，毕竟家家都有购粮证，每月的定量总还能保证供应，谁家也没严重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真正受到饥饿威胁的，是为城市生产粮食和蔬菜的农民，他们没有定量标准，也没有粮站按时供应他们的口粮，一旦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可吃，就只有出来逃荒要饭或坐等饿死。

　　　那还是市面上食品供应刚开始紧张的日子，有一天祖父在东关的大街上雇回一个帮工，让他在园内的空地上翻地种菜。此人姓苏，我们都叫他老苏。祖父雇用老苏，除了园内需要劳力，同时也有找活给他干，好接济他一下的用意。老苏是从河南农村逃荒出来的，有时在街上要饭，有时到集市上揽活，来我家干活以后他有了工钱，每天可上街买些玉米面发糕胡乱把肚子填饱，省下的一点钱，他打算买成粮票给家里寄回去。老苏干活很踏实，平时没有多余的话，我只听他提到过他家乡的一些简单情况。他说他们那里吃食堂和种丰产田都搞得很厉害，干部虚报产量，搜光了社员家里的贮存，后来就闹得全村都没粮吃，村里开始有人饿死，他趁自己还有些气力，便跑出来逃一条活命。

　　　饿死人的事情确实令我吃惊。我们在政治时事课上听到的都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关于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老师对我们解释说，主要是全国普遍遭灾和苏联逼我国还债造成的。但对照老苏家乡的悲惨景象，再看看目前市面上物资匮乏的状况，我还是觉得，老师所讲的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倒是那些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说得更符合事实。没有人和我讨论这些问题，连祖父也无法解答我心里的疑问，我只能在日记中记下老苏的遭遇，同时写一首诗抒发我的感怀。我的诗把老苏写成一头受人剥削的黄牛，写那牛如何卖力耕地，却被饿得瘦骨嶙峋，最后倒毙在田野上。后来，饮食业的供应越来越紧张，连买玉米面发糕也得按斤两付粮票，像老苏这类没有票证的流民，往后就再也难在城里靠出卖劳力混一口饭吃了。

　　　进入寒冬，食物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周围的人普遍出现了一种营养不良的症状。如果有一天早上起来，你用手指在前额或小腿内侧用力一摁，那一处的皮肉陷下一个小涡，这就说明你得了浮肿病。浮肿病人日渐增多，大家见了面都习惯用手指摁一摁对方的那几个部位，互相做一番鉴定。起先浮肿病人还可凭医生的证明买到少量特别供应的黄豆和白糖，后来浮肿病人越来越多，营养品供不应求，各单位只好遵照上级的指示，贯彻起 “劳逸结合”的政策。奇怪的新生事物相继出现，相应的新名词便跟着被制造出来。所谓“劳逸结合”，就是减少职工的工作时间，要求大家都把减少热量的消耗当政治任务执行。学校里也比平时松懈了许多，就因为食物短缺，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和写我的日记

　　　我写日记的习惯始于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的一天晚上，我在父亲的办公室读书，父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喝酒。不知酒力在父亲的哪个兴奋点上起了作用，他忽然带着酒气走到办公桌跟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个新本子，放在了台灯罩下那白昼般的光亮中。他说要把这本子送给我做日记本，叫我从现在起就在这本子上记我的日记。父亲还勉励我说，记日记对练习写作和培养毅力均有好处，我如能一直坚持记下去，将来在写作上肯定会有长进。那本子深蓝色的硬皮，道林纸，有不少彩色插图，厚得就像一本书。我当下翻到首页，就在台灯下写了我的第一篇日记。

　　　父亲并没告诉我日记该怎样写，不过对日记本和记日记，我那时都不陌生。首先，祖父就坚持记了几十年日记，他的日记本都按年代顺序编了号，在他床头的书橱内堆了成百册，像一摞摞旧式的帐簿，在我眼中显示出祖父经历和文字上的富有。祖父的日记也确实是记事的帐簿，他让我看过那里面的内容，大都是一条条简单的记事，比如某日去某处会某人，谋人来访谈某事，收某法师来信，或给某居士回信，参加某会议，听了某领导的报告等等，再加上节气物候的变化，日常购物的零帐，所有这些事都三言两语及时记下来，留作备忘，供日后查考。每晚在灯下记几行日记，也同每天早晨上楼礼佛或每顿饭后绕塔散步一样，多少年来都是祖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正在使用的日记本平时常公开摊在桌面上，显然并不提防有人随便翻阅。

　　　但我们年轻人可与老一辈人的想法不同，打从记日记起，我就听同样也记日记的堂姐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属于个人的隐私，任何人都不得随便翻阅，偷看别人的日记和私拆别人的信件一样，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堂姐的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自从在那个蓝皮笔记本上写起我的第一页日记，我就很注意保密，写完了日记，总不忘把本子存到隐蔽的地方。我只羡慕祖父那一摞摞堆起来的日记本册数，但不喜欢他那种日常事务流水帐的记日记方式。父亲要让我练习写作，我得把每天的日记写得像作文一样有趣。比如，我详尽叙述每天经历的事情，描绘我所接触的人，记录我和他们的谈话，还在日记本上随时写读书笔记，抄录书上的警句，发表我读后的感想。每天晚上，我花费在记日记上的时间常常比做作业还多。我写得凌乱而冗长，写了大量笨拙而词不达意的废话，有很多很多段落，再次翻阅时，都看得我脸上微微发烧。我相信很多刚开始私下习作的年轻人都有类似的心理，都把自己的文字隐私看得像身上的隐蔽部位一样见不得人。我从此有了秘密，也有了负担，我常担心有人偷看我的日记本，唯恐自己幼稚的文字暴露在别人面前。

物资短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混乱总使我特别感到兴奋。反正米面油盐的艰难有做父母的在那里操心，只要学校继续执行“劳逸结合”的政策，我们学生就能随大流过我们的轻松日子。自由市场上比任何地方都热闹，几年来一直让政治运动绷得太紧的城市生活突然松弛下来，很多不允许买卖的东西又纷纷出现在摊子上，你只要有钱，在八仙庵的自由市场上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国营的饭馆和食品店尽管冷冷清清，电影院的生意却比任何时候都好，外国电影周一个接一个举办下去，从苏联、东欧的直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片预告栏的图片一批批更换，正在上映的片子从早到晚场场座满。那一年冬天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时甚至连续几场看下去，看得我在灯亮散场时从座位上站起来腹空欲呕，夹在拥挤的人群中一阵阵昏眩。等走出影院，踏上街道，再环顾冬日萧条的街市，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子美梦初醒的怅惘，拖着无力的脚步，我都不想从依然萦绕神魂的音像世界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欧洲世界的形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中地、大量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教堂，宫廷，贵族的庄园，上流社会的舞会，现代都会的繁华，还有迥然不同于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情世态，所有那些吸引我的情景都让我感到了强烈的对比。那魅力和反差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一时还说不清楚，只觉得在强烈的对比下，我更加厌倦眼前这灰色的现实。每一次从电影院回到家中，我都要抓紧机会在日记上描述残留在心中的印象，我想在文字书写中再过一次电影，通过我的叙述反刍那些视觉感受中最合我心意的东西。我一写起来就写到深夜，激动得不能入睡。

我的日记册数因此增长得很快，望着祖父那几摞高高堆起的日记本，我盼望有那么一天，我写的日记本堆起来也会那样高，甚或更高。我的增多的日记本内现在有了更多想起来让我不安的秘密，至少对于常去我房内的祖父和父亲，我心里有了不同往日的提防。为了保密而又保险，我给我的抽屉加上了锁。这加锁先是引起了祖父的不悦，因为他把此举视为我防范家人和明显有了隐私的信号。后来，我这庸人自扰的举措很快就引起了父亲突然袭击的检查。这加锁其实纯属形式，钥匙就放在另一个无锁的抽屉内。有个星期日，父亲像往常那样，为避开祖父，又躲到我屋内喝酒。不知是那劣质的红薯酒喝得他心情不好，需要找事发泄，还是他对我的放肆隐忍已久，如今确实憋到了非爆发不可的地步，那一天他偷看了我的日记，然后狠狠教训了我一顿。

　　　父亲嗜酒，他差不多每天都得喝上几杯，因此他经常处于囊中羞涩的状况，只有在刚发工资的一周内，他才过得比平时阔绰。这期间他买瓶装酒喝，从茅台到威士忌，他舍得花钱喝各种名酒，收废品的在大门外高声吆喝的时候，母亲常拿出成堆的空酒瓶子卖一点小钱。通常喝过一周的好酒，父亲手头就拮拘起来，他只得又去买往日的散装白酒喝，所以提起自己的经济状况，父亲喜欢自嘲地说他“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就在他月底那些最穷酸的日子里，他差我出去沽酒，很少能一次掏出足够的酒钱。我得等候他在身上的不同口袋里搜寻零钱，一直等到他模出最后一分硬币，凑够了数，我才一手拿酒瓶，另一只手攥一把分币向巷口走去。有时在近处的店里买不到他要的那种廉价酒，还得到远处去找，甚至一连找上好几家，找得我常常很反感为他干这跑腿的差事。我拿到的酒钱几乎总是正好够数，一分也不会多，很难踫到拿上一张大票子，买了酒找回几角钱归我所有的机会。越是到了月底，他能在身上搜寻出来的零钱就越少，实在凑不够数的时候，他便向同院的李奶去借。即便是几分零钱，在凑钱买酒时也对他不可缺少。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孩子零花。我只习惯伸手向母亲要钱，即使是买文具或给学校交费，我都不好意思向父亲张口。

　　　父亲就是要品那烈酒的辣味，他喝起酒并不讲究下酒的好菜，常常是一瓶一杯往光桌面上一摆，他就坐下来慢慢地抿，一言不发地干喝下去。有时他会买包花生米或凤尾鱼罐头下酒，也有过把我或妹妹叫到跟前吃上几口的时候，但更多的情况是他独自坐在那里享用，并不喜欢随便把小孩子招惹到自己身边。他喝酒似乎不是为增加兴致，而是为陷入孤独，随着瓶中的酒慢慢减少，他的脸色便逐渐阴沉起来。这时他身上酒气袭人，闻到那股子预示着某种不祥的气味，我不由得想从他身边避开。我想不起他是从什么时候喝上瘾的，只记得从我能替他跑腿沽酒的时候起，他已经是经常纵饮，每饮必拖到很晚的时候。等到他喝干了瓶内的酒开始进餐，那些喝下去的液化粮食差不多已填饱了他的肚子。吃饭之于他，有时候不过作个样子，吃几口，算是表示他吃过饭罢了。

　　　买酒与缺钱于是成为母亲和父亲经常吵闹的起因。父亲任副总工程师，在他们公司拿的是高薪，加上母亲做中学教师的工资，我们家在当时算是收入很不错的家庭。外人都以为这是好得再不能好的日子，只有母亲自己知道她管的这个家枉担了有钱的虚名，她不但不好向外人诉说自己的难处，也无法令人相信她的日子过得不太宽裕。父亲发了工资只交给她一部分钱做家里的生活费用，他得先还掉月底拉下的债，再给自己手中留够酒钱，这样的三折两扣之后，他能交给母亲的钱自然就不会太多。就是交出的那部分钱，有时到了月底，父亲实在无处借钱买酒，他还会从母亲手中三块两块地要回去零花。所以一到了家里缺钱花的日子，碰上他在家中没完没了地干喝，便最容易引起母亲发火。

　　　父亲刚喝起来的时候，母亲还能耐心在一边伺候，随着他细斟慢饮地品味下去，一再推迟他用餐的时间，母亲就变得不耐烦起来。她催他结束喝酒，硬是要收走他的瓶子，他则说让他再喝下最后一杯，把酒瓶攥在手中，就是赖着不给。母亲热着冷了的菜，开口抱怨，嫌他拖延了吃饭的时间。那不满常由小声嘟囔开始，慢慢上升到大声斥责，直到翻出父亲的陈年旧帐，怨愤地提起他几个酒肉朋友的名字，接着大肆数落起来，揭他们的老底，反复诉说父亲给全家人制造的贫困。起先，父亲只顾喝他的酒，好像顾不上反应，好像他已听惯了那些絮聒，并不屑于和母亲拌嘴。但有时候，偶尔踫到他喝过了头，而母亲也唠叨到让他忍无可忍的程度，不知道她的哪句话说到了爆发点上，父亲突然就变了脸。他把酒瓶子用劲摔下去，只要这第一声摔向，他便不可遏制地开了摔戒，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捞起桌面上的东西乱摔一通，然后推上他的蓝铃牌自行车踉跄而去，回公司的宿舍过夜去了。瓷器摔在地上的破裂声很有效果，它立即止住了母亲的嘟囔。母亲终于造成了她期待的那个局面，她的怨愤一下子随瓷器的破裂而倾泻干净。很多女人与丈夫吵完架都爱哭哭啼啼地示威，没完没了地自怜，但母亲和父亲发生过冲突，从来都不唱那独角的苦戏。她的发泄业已通过瓷器的破碎彻底完成，那就是他们冲突的高潮，此后便只剩下她来负责收拾父亲出走后的残局。搅扰了父亲的饮趣，且导致了饮器的破碎，那就是她在家这个她自己的领地内暂时禁了酒而赢得的胜利。她现在操起笤帚细心打扫满地的碎瓷烂玻璃，拿上抹布擦洗所有的器皿，心安理得地干着，甚至为自己又捅了一次马蜂窝而甚感惬意。直到把房间收拾得和吵闹前一样整洁，她把一两个新增加的缺把茶杯放进茶盘，就像在棋盘上摆定最后剩下的棋子。

　　　星期日吃完午饭，父亲常去园子找清闲，特别是碰到手头拮拘的日子，他就来找祖母要钱买酒。祖母总爱宠儿孙，永远都喜欢做个有求必应的活菩萨。她差做饭的上街买酒，还特意叫他用荷叶包几两腊汁肉回来，然后把父亲安排到我的房间内过瘾。父亲进了西屋，她给他关紧门，再放下门帘，自己在过厅里坐下来吸烟喝茶，好像在专门给他望风。如果祖父偶然走出来问起父亲，她会指着西屋低声说：“正在那里面睡觉呢。”祖父对祖母的话从不怀疑，他于是到此止步，回头向后院走去，满意地念着“阿弥陀佛”，从远处发出一阵清喉咙的声向。很多星期日的午后，父亲都在园子这样度过，平静而安谧，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然而这一次他却趁着酒劲在当下发作了。他在我日记中发现了两处问题，而且直接从本子上撕了下了那几页，立即把我叫到跟前厉声训斥。其一就是有关老苏逃荒的记叙和那首把老苏比成黄牛的诗，父亲说我写的这些话正是当前批判的思潮，一旦传出去，就是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其二是几句评论《雷锋日记》的话。我说我的日记与《雷锋日记》根本不同，我写日记只为写给自己看，书写的快感就在书写的过程之中。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拿出自己从前的日记随意翻阅，就像把消逝的一天再活了一遍。我说我的日记是我内心的财富，是我的自我那见不得人的一面，我绝不想叫任何人读我的日记。但《雷锋日记》好像是为供别人阅读而编写的日记，我读《雷锋日记》的时候常常想，也许就在写那些日记的时候，雷锋已为他的日记能在死后公布做好了准备。读完了《雷锋日记》，我真遗憾这位年轻的战士从无一字提到他自己的爱情。雷锋暗恋过或谈过恋爱吗？他怎么不写这些最值得记在日记里的事情呢?

　　　父亲很生气，他一边骂我，一边将那几页纸撕碎，然后把一把碎纸片摔到我脸上。我因出于一时的不满，随即顶撞了父亲几句。我说他没有权利检查别人的日记，还用背诵法律条文的口吻抗议说，私人日记和信件不容侵犯，偷看日记非法等等。这些话激怒了父亲，他动手打了我几巴掌，我举臂格拦，结果火上浇了油，惹得父亲更加恼怒。他认为我那格拦的动作是对他还手，怒斥着我的放肆，扭头出去就捞起他蓝铃牌自行车上自带的小打气筒。我见他拿了家伙，转身便往后院跑去，他则一副警察提着警棍对付暴徒的样子，满园子撵着要狠揍我一顿。我最后跑到祖父跟前寻求庇护，惊动得正在坐静的祖父光脚板走上前制止父亲，慌乱之中，祖父从地板上捞起他的布鞋，在父亲身上抡了一鞋底子。父亲悻悻地走了，他打算把我转到一个管理严格的寄宿学校。但因受到祖父的劝阻，说是已到高中即将毕业的阶段，怕转了学影响功课，随后父亲才勉强作罢。

　　　我和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说话，父子间从此暗礁一样埋下了对立的情绪。不知父亲是否为他当初送我日记本的心血来潮之举感到后悔，也不知他还记得起他在酒兴正浓时拿旧小说给我启蒙的往事。我总以为，陶然纵饮时的父亲倾向于精神自由和情感浪漫，没想到他也有醉中并不胡涂，而且很实际，书刊检查官一样严厉的时刻。自从那次冲突后，父亲好像很后悔他当初送我到园子跟祖父母住在一起的做法。本来，他只是怕我跟上街巷的孩子群野下去受到不良影响，现在他才发现，那长期隔离的措施对我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这却是他始未料及的。按照父亲的看法，正是这几年住在祖父身边，我才养成了滥读乱写的习惯，如果他当初没把我送到园子而是留在城里跟他们住下去，也许我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然而如果是那样，我会受街巷里那一群野孩子的影响，变成街痞吗？

　　　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父亲其实错怪了祖父。祖父是学佛的人，他每天用在坐静和念佛上的时间远多于读书和写作，对于佛经以外的文字，他平日阅读的并不很多。对我那贪多求大的读书计划，祖父不只从未有过盲目的鼓励，反而多是提出委婉的批评。每见我向他乱提经史子集方面的问题，他就以“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的话打消我的浮夸。祖父常对我重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句老话，对他来说，做好日常待人接物的事情，要比书本知识重要得多。

　　　我爱读爱写，本为我自发的志趣，祖父既没有多少责任，父亲所做的激烈纠正也没起到任何效果。自从那次冲突后，在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身上，父亲好像看透了什么，他显得很灰心，似乎不想再多管我的闲事。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有一天父亲又喝多了酒，他把我叫过去对我说：“父母管不了的事情，到时候会有人管的，你要是不听大人的劝告，还是这样乱读乱写下去，我可要警告你，吃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请勿转载）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1205

bluesky

我的反动自述1949-2003

　　　　　　　　　　　　　　　　·康正果·

　　　　　　　　　　　　　　　　四

1963年春季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学期，课程照例结束得很早，考完毕业考试，报考大学的学生便按理工和文史分科编班，紧张地准备高考。父亲并不赞成我报考文科，他希望我最好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按照他一贯的看法，选择专业最终为的是造就将来的职业，但在当前的中国，凭技术吃饭显然要比搞文史可靠和安全得多。喝酒的时候，他多次发表议论说，只有自然科学有求真的客观标准，文史方面的学问很难说有什么真理。他列举了解放后文史界出现的很多争论说，今天属于正确的说法，明天就可能被宣布为错误，甚或反动，学术上的是非随时都在变化，搞文史专业实在没什么意思。向我举出了反右以来的很多事例，父亲满怀忧虑地告诫我说，在今日的中国，写文章搞创作是最危险的事情，他叫我最好脚踏实地，趁早放弃从事文字工作的打算。

　　　父亲不是不喜欢文学，他有时也读小说消遣，特别在斟满酒杯慢慢往下喝的时候，翻开一本旧小说，边读边喝，好像在用阅读下酒，长期以来，那已成为他挥发酒兴的最佳方式。他老是读那几本书：《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我读的第一本旧小说《水浒》，就是他酒喝得很有兴致时推荐给我的。父亲的阅读是即兴的和随意的，他读得无头无尾，他反复读他喜欢读的片断，就像他反复喝那种容易上头的散装白酒一样。与他那些搞工程技术的同学或同事相比，父亲要算很有文学修养的人了。他能背诵李后主的好多小令，也习作过旧体诗，我见过他所作的一首七律，对仗还算得上工稳。听他说，祖父当年曾特意让他休学一年，专门聘家庭教师给他补习过文言和英语课程。

　　　父亲对文科的轻视并非由于他在这方面无知，而是解放后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迫使他接受了教训，我发现，周围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持与父亲相近的态度。他们普遍重理轻文，对文史领域的学术问题多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有一次，父亲酒喝多了，他看见我的一本《哲学研究》杂志放在桌上，趁着酒兴，就提笔在封底的空白处写道：“哲学是最没有用的学问，我永远都不想学它。”这句话，不知怎么会让父亲的一个同事来我家闲坐时看到眼中，然后记在了心里，后来运动来了，此人给父亲贴大字报，居然把这句酒后戏言也作为反动言论揭发出来。那时候谈“哲学”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它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毛泽东思想，你说你不想学哲学，人家就可以说你不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生活在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同事中，也难怪父亲怕接触敏感的文史问题。父亲费尽了口舌，但他的话我当时根本听不进去。我不喜欢数学，数学也学得不太好，就是硬让我报考理工，估计也很难考上。我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学自己喜欢学的专业，绝不愿仅为求得生活的稳定，干一辈子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后来我执意报考了文科，父亲显得很失望，他愤然指责我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等将来你犯了政治错误，害了自己又影响家庭，到那时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63年据说是历届高考政审最宽大的一年，应考前我还一直担心我的家庭成份和个人表现过不了政审关，没想到一切都很顺利，发榜时我收到了陕西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困难时期”虽说过去了，但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居民做衣服都得凭布票买布。我玉米拔节一样长个子，亲戚们逢年过节见了我，都喜欢冲着我这高个子开玩笑说：“长这么高的个子，浪费你妈的布票。”母亲主管家里的布票，她集合了全家人的布票，才够给我做一身入学时穿的新衣。八月底，新生入学的日子到了，我穿上新做的毛蓝布夹克，高高兴兴走进师大的校门，去了中文系新生接待处。

　　　“喔，你就是康正果。”接过我递上的录取通知，一个负责注册的人看着那上面的姓名，脱口就说出了这句话。他认识我？我站在接待处的桌子跟前，还没对那人的话完全反应过来，刚才交出的一纸录取通知已退到我手里。那人接着通知我说：“你现在还不能注册，彭书记打过招呼，叫你先去系办公室谈话。”谈话？一听说谈话我心里立即发毛，在我这些年的学校经历中，只要是老师和领导传我去他们跟前谈话，几乎百分之百都没好事。一个恐惧的条件反射从我的脑际闪电般掠过：莫非又惹了什么麻烦？我手持录取通知书在原地呆站了片刻，一副不甘心接受这一事实的架势，却到底笨得说不出一句要求变通的话来。最后，见那几个办理注册手续的人都不再理我，我只好离开那里，像以往那样硬着头皮去见那陌生的书记。我去了系办公室，但没见到书记，只听说我是否能入学的问题还正在研究，很有可能要取消我的入学资格，但到底什么原因，一时也问不清楚。我只得离开那里，灰溜溜回到家中。父亲两天没上班，他坐上单位的吉普车跑了好几趟师大。多亏他给师大设计过自来水塔，还算认识几位处级领导，托人去系上说了话，最后才争取到系上同意我入学的结果。

　　　我在系办公室见到了彭书记。原来在开学前夕，中文系从省招生办接到了一份我的单行材料，彭书记严厉地对我说，如果在招生前他们就知道我有这么多的问题，中文系是绝对不会录取我的。他说本来他们打算取消我的入学资格，或先送我去学校农场劳动一年，然后再根据我的表现决定我能否入学，但后来考虑到我还年轻，可以先给我一个机会，但我得深刻反省一番，在新环境中一定要努力争取进步。说到这里，他刚刚温和下来的声调突然又严厉起来。他说经研究决定，我得马上写一份深刻的检查送来，然后才会考虑我能否报名。那单行材料反映的都是些什么问题，书记并没全部告诉我，按照他们的常规，这都是要我自己在检查中交待的。“你看这是什么？”彭书记摊开了桌面大小的一张纸问我。我受审似的站在一边，微低下头，像往常接受批评时那样，竭力表现出认错的态度。望着他手中揉皱了的一大张墙报，我立即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那是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班上办了个墙报，名叫《百草园》，专门选登语文老师推荐的优秀作文。我自己也说不清出于什么动机，突然决定和那集体办的墙报唱对台戏。于是我背着他们独自编写了一张墙报，评论、散文、诗歌、小说，包括发刊词，整版的文字全由我一人包揽，墙报命名为《北极星》。为绝对保密，我特意到城里请外校的一个朋友画了报头。画面是深邃的夜空寒星高照，木刻般的黑白对比与《百草园》上艳红鲜绿的装饰明显形成了对立。大功告成的一天，我早早起了床，趁天麻麻亮时分夹着我的一卷墙报溜进了校门。校园里空无一人，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张贴《百草园》的墙下，就在靠近它的上方匆匆用图钉钉上了我的《北极星》。事后据一个目击的学生向老师报告说，她看见一个大个子在那里慌张地张贴墙报，然后一转身就走掉了。我贴出去的墙报大概只在学生一大早走进校门时引起片刻的围观，接着就惊动了教导处。他们立即派人把那一大张有嫌疑的东西从墙上揭走，等我再次从那里经过，墙壁上已恢复了原先的空白。

　　　事件的后果很严重，他们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我的头上，接着我多次被叫到教导处和班主任那里查问和训斥。他们说这是违犯校纪的事情，因为我未经学校的审阅和同意而擅自贴出了墙报，如果要上纲上线，这就是非法出版。幸好那墙报没审查出什么政治问题，最后以责令我写一份检讨而告终。我惹了祸，也连累班主任挨了校领导的批评，他因此很气恼，一直对我耿耿于坏。我虽给他交了检讨，那一张墙报却被他罪证似的压在手中，毕业前我曾多次索要，到底也没能讨回。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彭书记手中的单行材料，就是我那班主任听说师大录取我的消息后追加上去的。

　　　我交了检讨，注了册，比其它学生迟入学了几天。母亲对我满口抱怨，她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还没入学就给领导交检讨，真给康家丢尽了人。我自己也觉得扫兴之极，背上铺盖走进学生宿舍，面对那几个同屋陌生的面孔，我都发愁未来的四年怎么在这里熬过。

　　　这住宿的安排显然有监视我的用意，班长的床就和我的床紧挨在一起。班长是成年人，农村家中已娶了老婆，刚从部队上复转下来，从衣着到铺盖，一律是洗得淡黄的军队装备。这来历既显示了他的特殊身分，也使他当然地高踞在监督全班同学的位置上。他还保持着以军纪律己待人的态度和习惯，平时常板着脸，出出进进，腋下老夹着一个里面夹有全班学生名单的活页夹子。我甚至觉得，他考进师大，似乎不全是为了给自己学知识，而是奉命来管理我们班集合、排队和点名之类的事务的。那开学之初也正当国庆游行的前夕，全校的学生都在操场上练习队列和步伐，准备十月一日的早上整齐走过新城广场，接受主席台上省市领导们的检阅。学校正好也借机来加强新生的纪律训练，而我们有了这位酷爱叫操的班长，排上队练齐步走的次数就比其它班多了好多倍。训练的时候，班长比平时更来了威风，他好像又回到了连队的营地，完全把我们当新兵操练起来。他连续吹起刺耳的哨子，还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常常是其它班早已散了队，他还坚持让我们再走几圈。现在我住进了集体宿舍，想随便逃避集体活动，可不比从前住自己家那么方便。况且，入学前又给系上做过保证，更需努力表现要求进步的决心，即使处处紧跟形势，还怕做得不够，哪里再敢疏忽出事。我无聊时常回想高中毕业前夕最兴奋的一些情景，那时候面对布告栏上各大学那么多令人浮想联翩的概况介绍，我也曾美滋滋想象过进入高等学府读书的生活，以为等待我的是电影上那回旋着轻音乐，朝暮在树荫下勤读的校园图景，谁会料想到一进陕西师大就受起这样严格的管制。每周从周一即盼望起周末，星期六下午大扫除一完毕，我立即便乘公共汽车赶回家去。但星期日晚上必须到校参加晚自习点名，我们班长总是非常准时，一到上自习的铃声打响，他准会夹上活页夹子进教室履行他点名的职责。

　　　师大的学生招自全省各地，农村学生占多数，其中团员学生特别多，包围在这么多积极争取进步的学生群中，处处都对比出我一个人的落后。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自己，已是团员的要争取入党，还没入团的更得争取入团，你如果只想做到无可指责，原地不动地稳坐下去，你即使不想找别人的事，别人也要给你制造麻烦。“树欲静而风不止”呀，外面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延伸到我们的宿舍和课堂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集中精力大读名人传记，其中有一本写的是拿破仑的生平，这书名很快被教文艺理论课的老师看在眼里，然后他就拐弯抹角追问起我读此书的动机。他是个很会写风派文章的年轻教师，胖胖的黑煞脸很会摆出故作严肃的神态，我们的任课教师中就数他政治嗅觉灵敏。听他那口气，好像我对拿破仑这类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发生了兴趣，就说明我这个人有什么政治野心，因而他就有责任捕风捉影，追问我阅读此书的动机。我在宿舍内朗诵《哈姆莱特》中“活下去还是不活”那段著名的独白，很快就有人汇报到辅导员那里。辅导员把我叫去盘问，问我对现实到底有什么不满，问我为什么那么多革命诗歌不好好阅读，偏偏要朗诵这类情调消极的东西，最后还严肃地质问我，说我是不是要扬言自杀来威胁组织。我惊异，惶惑，此类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怀疑让我觉得可笑而又可气，每走进宿舍和教室，看见同学或老师特别注视我的眼神，我就隐隐觉得头痛。我开始尽量减少在集体中的活动，下了课就钻到图书馆大阅览室的角落抱一堆书一气读到吃饭时分，吃了饭再进去，一直读到关门，在熄灯铃之后摸黑回到我的床铺上。我从书包中拿出日记本，压在靠墙的褥子下面。每一天的日记，我都是在阅览室的那个角落一页页完成的。我也常在那里写信，写给我高中时的几个同学。

　　　高中最后一学期准备高考期间，我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复课小组，常在我家园子聚会。其中有个叫李稚敏的男生也报考中文系，他喜欢写诗，是《百草园》墙报的编辑，就是在我那有意要唱对台戏的《北极星》贴出后，他很欣赏我的文章，主动写诗赠我，和我做了好朋友。高考发榜后，我留在西安进师大读书，他考入外地一个更有名气的大学，分别的时候，我们相约，在大学四年中保持通信，联络友谊，互相激励，交流各自的习作。果然他一到那里就给我写来特别抒情的长信。他的信文词华美，钢笔字也写得工整秀气，再加上用了特备的艺术信笺和信封，每收到一封都引起我热烈的反应。我们几乎一两周即通信一次，连信封的书写也有特别的格式。在通信中，我们互相诉说各自在新环境中的孤单和苦闷，也提到种种不习惯的，乃至难以容忍的人和事。我们不是不知道在信中发牢骚或倾诉消极情绪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很冒险的，但我们只想到那是我们两个好朋友之间的通信，是永远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私事。他在信上说他此刻坐在他们学校那克里姆林宫式的图书馆顶楼上给我写信，远处可以看到黄河东去。我说我也在图书馆给他写信，那是一座宫殿式的大屋顶建筑，窗外高耸起大雁塔雄伟的剪影。我们两个人都写得很投入，很热烈，每当我收到他的来信，坐在阅览室的角落给他回信，我甚至把这通信的举动想象成互相发无线电报，每写下一笔一划，我都觉得像是在发报机上按出了“嘀…嘀…嘀”的声响。这交换文字的游戏越玩越热，热得我们全忘了安全的界限，至少单从我自己这一方面来说，他来信的频繁和定期，以及那惹眼的信封，好像已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每个班在收发室内都设有一个信箱，由一个专门指定的学生负责取信，时间长了，那负责取信的同学每次给我分发信件的时候，我都能敏感出他对那封常来的、有点厚的艺术信封流露出好奇或怀疑，有好几次我都觉得，他投向我的目光发出了刺探的锋芒。

　　　我越来越觉得，因爱好文学而上中文系，大概只有在解放前比较合适，而在当前，简直成了自讨苦吃的事情。我开始后悔报考文科，更后悔上了这所土气十足的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中，有文学底子且有艺术灵性者为数极少，在大多数聪明精干的学生都去修理工科的年代，中文系可以说是资质较差的学生大批集中的地方。该系的教师也以平庸者居多，经过了反右运动，老一点的都谨慎得令人感到昏庸，而比较年轻的，差不多都成了宣讲文艺政策的政治教员。

　　　开学初刚领到新书、新讲义，我还有些新鲜感，几周的学习过去，多数课程越学越枯燥无味，大学的课堂便成了令人受罪的地方。踫到听不进去的时候，最好的消遣是在讲义的空白处或笔记本上胡画乱写，或断裂的诗句，或前言不搭后语的随想，甚至不成句的单字或词组……不只我一个人上课时写这些东西，其它学生也都有不自觉地挥笔书写此类意识流语言碎片的习惯。谁要是有兴趣把这些自动书写的断句收集起来阅读欣赏，肯定能从中发现不少妙趣横生的文字，甚至可搞一集教室文选，为超现实主义的“自动书写”填补一些空白。不幸在1963年的中国大学，可不容许我们学生玩我那想象中的文字游戏。记得一本写间谍内幕的书中提到，为收集情报，间谍甚至对特定的垃圾做细心的翻检。我周围的同学中也有类似间谍的人物，他们竟有心思从别人随意书写的语言碎片中搜索反动言论。有一天上政治课，老师在讲台上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无世界”论，我在笔记本上照常乱写，不知我当时是怎样地鬼迷了心窍，听着听着，就随手写下了这样的话：“三无世界：无党员、无团员、无班干部的世界。”我随手写下，下了课便随手把本子丢进课桌下的桌斗子，并没有在意是否有人看见我纸上写了什么。直到辅导员传我去他那儿问话，我才恐惧地得知，这一次我闯下了大祸。

　　　辅导员名为辅导员，他们其实并不辅导学生功课。他们被派驻在学生楼里，干的是宿舍派出所的差事。他们专职监管我们学生的一言一行，从检查宿舍卫生到主持政治学习，从听你汇报思想到给你写评语、做鉴定，他们什么都管，包括你申请入团入党，毕业时分配工作的去向，他们都有权做出决定。与很多年轻辅导员的情况相同，我们的辅导员也是反右时的积极份子。积极当然会得到组织积极的回报，这位来自陕南农村的中文系毕业生并没有分回当地教书，而是留在大城市，做了大学里最有机会提升的政工干部。他那似乎永远都在发炎的红眼好像抹了胶水，看起人来，黏糊糊的眼皮总是挣扎着往大睁的样子。

　　　我进门后站在他办公桌前，他向我亮出一张纸，问我那是不是我的东西，我承认说那确实是从我本子上撕下来的。辅导员说，只要我承认了就好。接着分析我眼下的情况，吓唬我说：“你知不知道？这张纸要是落在地上，或传到其它人手中，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动标语了!”我一下子吓得头皮发麻，好像当头挨了一闷棍。我再定神看了一眼，正是从我的政治课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那张纸，一点也没错，上面有我上课时胡乱写下的句子。现在辅导员的眼皮完全挣开了胶水般的粘连，他小眼睛圆睁，说我写的这句话是明目张胆要取消党的领导，表明我对党团员和学生干部怀有仇恨。他还威胁说，如果不是我的同学及时撕下来交到他手中，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也不会由他来处理我的事了。我能听得出，他的意思是说，这张纸能被挽救了我的某位同学及时撕下来交到他手中，算我造化，如若它自动传出去，像一张传单那样飘落到地上，再被谁捡起来举报上去，我肯定就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应该依法逮捕了。辅导员满嘴吓唬人的口气，他说我这事可属于现行案件，业已上报系总支，彭书记就要将此事通报全系。

　　　随后就是一级一级的谈话，有系总支书记，有学生科科长，保卫科科长……然后是一份份检讨写给相关的领导。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在多雨的秋天和阴暗的冬日中艰难地过去。最后，终于熬到了寒假，自开学以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总算告一段落。

　　　　　　　　　　　　　　　　五

1964年春季开学，我应招加入男子篮球校队。男篮教练姓秦，是我们班的体育课教师，在我就读师大期间，要说各方面对我都不错的老师，大概就只有秦老师一个。我的个子全校最高，又是个新生，自然在教练眼中最有培养前途，这就是他选拔我入校队，且很喜欢我的原因。我跟上校队集训，比赛期间吃运动员的小灶，坐上校车去各大学参加联赛，在整个春暖花开的晴朗日子里，远远地甩开了我们班那些老爱监视我妨碍我的同学。回想起在师大的整个岁月，大概就数这一段日子我过得比较开心。

每次校队出外赛球都乘坐校车，有一次上了车我在靠窗子的座位上坐下，上来了一个女篮队员顺便坐到我身边的空位上。她梳着短短的剪发头，谈吐开朗，一副不拘男女界线的气度。从打招呼到互相介绍，我们很自然地交谈起来。路不太好，行进中时有厉害的颠簸，在一车人整个的摇晃中，我和她的肩膀不时踫在一起，而随着谈话的投机，两个人在座位上就不知不觉地靠近起来。车开得飞快，由速度带动的风力吹得人浑身舒畅，也吹得她的头发多次从我脸上痒痒地撩过。见我肩膀上落了些从车窗外吹进来的尘土，她掏出手绢给我掸了几下，挥起一丝刚用香皂洗过的清新气,使我一瞬间呼吸到女生身上那种特有的洁净气味。

次日我和她在食堂相遇，她这个学数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开口就对我说，她想请我给她推荐几本外国小说读读。就这样，我们约定了上完晚自习去图书馆会面，而从此以后，图书馆西南角楼梯的转弯处就成了我们常见面的地方。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我们见了面就走到那楼角的凉台上，凭着栏杆向南眺望。我特别喜欢凝望远处有一片灯火的地方，我把那繁密的灯火想象成落向地面的星群，还把这自以为得意的想象写成一首诗赠给了她。再往后，我们发展到去校外散步，乃至周末一起看电影，骑车子去远郊游玩。这日益亲密起来的关系一直延续到放了暑假。

师大的女生宿舍向来门禁森严，大楼入口处有专人值班，男生进去找女生，先要受到值班的盘查，若准许你入内，你还得在来客登记表上填写你自己的以及那位女生的姓名。我烦履行这道手续，也怕踏进那冷清清的小院子遭遇审视的目光，所以我很少登女生宿舍的楼门。我们的相处中倒是她比我来得主动，周末时校内外若有什么演出活动，常是她找到我们男生楼约上我一同出去观赏。看见我和她在楼道内出出进进，肩并肩走在一起，我们班有些同学很快就传出了加盐加醋的闲话。

入学之初，校领导讲话中早有明令规定，上大学期间，所有在校学生一律不准谈恋爱。我那些多事的同学本来就戴着有色眼镜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如今我和那女篮交往得如此频繁而又显眼，在他们看来，那不叫谈恋爱又能叫做什么关系。但谈恋爱与同学关系的界线到底划在哪里，不准学生谈恋爱的校方也没有做明确的界定。在这个被戏称为“陕西农民讲习所”的大学校园内，校风整体上显得土气而趋于保守，稀有的女生们平日大都在女生的范围内活动，现在我们俩一男一女常在楼道里和小路上走在一起，且总是单独活动，那行动本身似乎便定义了两个人的关系。人家都是在背后议论，我又能到人面前说清什么？

　　　不久，有所耳闻的辅导员也介入进来，他听了风就说起雨，竟把我传到他那里盘问起纯属我个人的私事。进了他的门，他劈头就敲打我说：“学雷锋的好事情从没见你做过一件，组织上不许做的事怎么老有你出来带头！宿舍里抽烟有你，校园内谈恋爱还是你。你本来思想上的问题已够严重了，现在难道作风上也要闹出违反校规的事情不成！怪不得你那高中寄来的单行材料上说你给班上的女生写情诗，都叫对方把那东西交到了班主任手中。我看你呀，从小就受到了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腐蚀。听说你端午节晚上还和数学系那个女生在校园里喝葡萄酒，尽搞了些情调不健康的活动。这样下去，”辅导员停顿了一下，拿出手绢擦了擦他的红眼，接着往下继续啰嗦：“我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要提醒你，可别忘了你入学时写给彭书记的保证，我们随时都可以根据你的表现处理你的学籍问题。”我只有洗耳恭听他训话的份儿，我能向他做出什么辩解？每一年过青年节，团委的讲话都号召青年发扬五四传统，看看我们大学生现在的处境，简直倒退到连五四时期反封建的青年都不如了。其实，同学中也有人在交异性的朋友，因碍于校方的禁令，又害怕造成不良影响，他们都只在暗中保持来往。学校附近有个植物园，很多谈恋爱的男女都到那里的树林内幽会，只是回到了校园，一个个都显得和其它人一样很守规矩。我和我那个女篮朋友既没想隐瞒什么，也不懂假装正经，只是觉得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就一直光明正大地来往下去。没想到这公开反成了自我暴露，本来什么事也没做，结果却招惹了是非。

　　　秋季开学后，我和她同时接到秦老师的通知，他要我们交回校队所发的运动服装。秦老师不好对我俩明说什么，算是不动声色地对我俩做了处理，把两个“谈恋爱”的队员从校篮球代表队除了名。我对离开校队并不感到遗憾，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打球的材料，继续在队里留下去，终究都是个滥竽充数。只是对秦老师，我有些过意不去。我那时抽烟已经上瘾，为鼓舞我好好练球，秦老师连自己配给的烟票——购买香烟的凭证——都送给了我，我却辜负了他的一片期望。从校队除名后，我与我的女篮朋友随即终止了来往。在她，是初次遭遇了不明不白的除名。而在我，紧接着就不断有更大的麻烦出现，自顾都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再交女友。在我短暂的大学读书期间，值得一提的友情加温情，谨此昙花一现，此后就风雨骤起，打击接二连三，再也没遇上一天好过的日子。

秋季一开学，校内外的形势即变得紧张起来。先是中文系师生配合文艺界批判《早春二月》等电影和“中间人物论”，接着，学习“九评”运动在高校范围内全面展开。“九评”是指当时报刊上中共中央批评苏共的一系列公开信，特别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从学习这些论述中苏两党分歧的文章扯起，我们大学生被拖入了一场局部整人的运动。我们班每天大会小会地开，会上或会下，每个人都得向党交心。所谓“交心”，就是要求你老实讲出你对各项政策的看法，当然是硬逼人交代自己有什么不正确的看法，还是那老一套的思想检讨，并非真正鼓励人畅所欲言。至于重点教育的对象，还是集中在成份不好的或表现较差的学生身上。目睹那些发言者在讨论会上自己糟踏自己，同时糟踏自己的家庭，我感到整个的交心表演恶心透顶，所以始终保持了沉默。

　　　初入学的一年中我也做过努力，也争取过进步，想积极表现自己。本以为慢慢扭转了从高中带来的不良印象，在这班上当个顺民，也许就可以平安混过四年，等毕了业好远走高飞。我那个女篮朋友更想拉我一把，推我上进，还替我草拟了一份入团申请书，鼓励我去团支部的组织委员那里献丑。听了她温情的规劝，考虑到她的一片好意，我差点都动了那俗念，准备交上申请书，争取入团。但我最终还是搁置了她的建议，保持了解下红领巾之后就再也没加入过任何先进组织的纪录。我越来越看到自己处境的不妙，所以也不想再做徒劳的挣扎。我甚至想到了退学，每逢忍受不了令人窒息的大学生活，我就恨不得马上走出这个“农民讲习所”。

他们显然不在乎我发不发言或发言是否深刻，这一类人人过关的例行手续针对的是一般的学生，好比让大家挨个到水边洗一下手。但针对我，他们显然要抓大事，要在拿到真凭实据后，给我狠狠的打击。同学们在会上检讨，我则被单独叫去与辅导员交谈。都知道我好写，写了几本子读书笔记随感录。辅导员当面通知我，组织上要我交出来审查审查。我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心想那里面也没有什么可审的，便全部爽快地交了出去。

　　　不久那些本子如数退还，辅导员也没追究什么，我还以为就此便过了那一关。深秋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正要进城，辅导员突然来到宿舍，挡住我不许回家，他严肃对我说，我周末得留在校内写一份详细深刻的交待材料，说他是奉系总支之令专门来通知我的，要我务必认真对待。星期日是祖父的生日，正当菊黄柿子红的季节，每年这时候祖父过生日，园子里比一年的任何时候都热闹。前来贺寿的人会送来各种礼物，临潼老家的人年年都送家乡特产的火晶柿子。那熟透了的柿子皮薄肉软，一个个都红得像点亮了的小灯笼，拔掉塞子一样的柿子把儿，对住那凹窝一吸，一口凉甜的柿子就下了肚。我坐在图书馆面对白纸准备写我的检讨，想起此刻园子吃素席的座位上就少了我一人，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楚。

　　　自打上学至今，我不知写过多少检讨，几经揣摩，多方体会，差不多磨练得成了写检讨的老手。我摸清了其间的起承转合，会用一连串作检讨的套语排比铺张，渲染一番，且懂得能敷衍下去的如何来个公式化的敷衍，而混不过去的又如何给自己扣些空洞的大帽子。结尾时自责加保证，尽量把篇幅拉长，好让老师或领导觉得我态度诚恳，准许我过关。和他们交道打多了，我心里慢慢也明白起来，写这检讨，大不了把自己说成他们认定的那个样子。但人毕竟是人，人本来都是有尊严顾廉耻的，就我的所闻所读，古代也好，被称为旧社会的民国时期也好，所有的历史记载中至今还没见哪朝哪代有过迫使人写检讨的做法。这新社会建立才不过十几年，我真不明白，中国人怎么会一下子都变成了检讨动物！校方凭什么敢把学生置于预审犯的地位？是谁给了辅导员和系总支书记这种践踏他人人格的权力？他们常常说组织上要求什么什么，组织到底指的是哪个具体的人？组织不就是各级党组织吗？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做检讨本是中共党组织监督处理其党内成员的通用方式，随后才移用到党外群众的身上，连正在成长，特别需要爱护的学生也不放过。党史上说，毛泽东早期挨过整，也被迫给当时的党中央写过检讨。后来，很多犯了路线错误的中共高干也给毛泽东写过检讨……更不用说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有多少知名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曾争先向党表态，大写过检讨。在他们之中，不少人的检讨还特意登报公布，作为接受改造的样板供群众观摩。曾有一个时期，在新中国的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检讨书简直成了充斥论坛的专栏文章。总之，要求被整者向整人者交检讨，起先只是中共党内的纲纪，只是在解放后，它才作为通行的惩罚手段侵入了普通人的生活，日益制度化，终于形成了这一置全民于无耻的检讨体文风。

　　　回想我写过的那些检讨，再面对我现在写检讨的情景，我越想越来气，越觉得委屈和羞辱，我丢下纸笔，走上凉台向南眺望，不由得对这害人的检讨制度从心底发出了控诉：去他妈的检讨吧！那是摧残个人尊严的文字酷刑，是培训无耻人格的造句练习，是迫使检讨者把自己的小辫子任人乱揪的精神折磨，是指令一个人按照上级的批示去骂自己的话语暴政，是拿起笔杆子打自己嘴巴子的粪便作文。写什么检讨，够了够了，我今年整二十岁，正当砥砺志气，探求真理的锦绣年华，可憎的学校和老师却迫使我练熟了这一无耻的写作技巧，千言万语地自我鞭挞，为的只是求得一次次幸免。

　　　我发现这一次的突然袭击明显不比往常，辅导员一再要我老实交待自己的严重问题，同时明确指出，必须深挖阶级根源，剖析我都受到了祖父的什么影响。看来，我以往运用娴熟的那些检讨型文字，这一次恐怕搪塞不过去了。我能敏感出来，这凶猛的来势不像是空穴来风，在他们手中，似乎已经掌握了什么东西。如果的确如此，那现在让我检讨，显然是向我发出警告的信号，是要试探我的态度，是提醒我快把自己的问题全抖搂出来。辅导员说得很清楚，这是组织给我主动交待的一次机会，他要我抓住这机会争取宽大处理。然而我到底该交待什么？我并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我一直在校内努力学习，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写了些笔记、日记和信而已。苍天有眼，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难道非要我捏造事实以自诬，进而再诬人不成？但是，我若交待不出任何事实，检讨哪怕写得再动听也是白搭。

　　　我连续抽烟，为完成今天的检讨，我特意买了一盒好烟。再说我祖父，他是地主成份又怎么了？我爱戴他，我从来也没打算和他划清界线。什么“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呀，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呀，这些口号全都让我感到刺耳，反正我不想积极表现自己，只求做到不受人注意，能够平安无事混下去。实事求是地说，祖父他老人家比我更要求进步，曾有好多次，我因听不进去他那些政策说教，都和他起过冲突。若从党组织争取团结党外人士的立场出发，我看多说些祖父的好话才符合事实呢。祖父好坏也是个政协委员，辅导员怎么能用那样贬低的口气说他？难道祖父最近出了什么政治问题？我竭力回想近来发生的事情。我发现有件事祖父最想不通。他经营了三十多年的佛化社去年被勒令解散了。佛化社是祖父一手创建的佛教组织，社址在东大街上，是一处不小的院落，里面有礼堂、阅览室和会客厅等不少房间。祖父与该社成员礼拜日常在那里聚会，有时还请来法师讲经。解放后该社已把大部分房产捐给公办的小学，但政府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吞并，终于在去年由上面下令解散，把全部房地产都没收归了公。

　　　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明白祖父办佛化社的重大意义，自然也很难理解佛化社的解散对祖父的精神打击。只是在好多年过去后，我知道了更多的事情，才开始理解了祖父当年的追求。“佛化”这名称本身便明确了该社把佛法推向社会和渗入日常生活的努力。解放初，祖父一度离家出走，曾去灵岩山和终南山住庙，决心做个出家人度过余生。可惜后来事与愿违，寺庙内无人敢收留他，他不得不回过头承受他的地主成份，进而当上了政协委员。祖父之所以始终紧跟形势，随遇而安，甚至委曲求全，不惜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谈论佛法，就是为了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能够继续弘法，曲线维持其佛化的追求。我记得祖父在不同的谈话场合中多次提到列宁的一句话，据说，当着宗教界人士的面，列宁宣布他们在苏联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他同时又强调说，他也有去教堂反对宗教的自由。列宁真不愧为玩弄辩证法的诡辩高手，祖父之所以多次不由自主地提到这句歪理，显然说明他已警惕到随时都会发生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比较而言，对寺庙和僧尼的存在，政府还能保持更多的容忍，因为藉此既可以保存古迹，供人参观，又能树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但是他们决不宽容民间组织的存在，比如，居士们结社念佛，编印刊物，进而面向社会搞活动，那可是侵入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则要另当别论了。佛化社的存在，正是犯了共产党的这个禁忌。

　　　我到底该怎样在检讨中认识和讲述祖父对我的影响呢？思来想去，我实在想不出祖父有什么该批判的地方。什么“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什么“宗教迷信的毒素”，我觉得这些大帽子都与祖父的真实情况毫不相关。就算他那些失去的房地产有所谓的“剥削”因素，他解放前在赈济、慈善和地方教育事业上所做的努力和成绩，无论如何也是否认不了的。小时候我常听奶妈提说民国十八年（1929）的年馑，那一年关中大旱，饿死了很多人，饥民吃光了草根树皮，最后一无可吃，有不少人都吃起了要命的观音土。后来在寂园的旧书堆内，我翻出了很多祖父主持救荒赈济的印发品：有佛化社办的《陕西灾情报》，上面有灾情实况的报导，有在灾区拍摄的照片，还有祖父和他的同仁向全国各界呼吁救灾的通告……那时祖父参与了设立灾童教养院和施粥厂的工作，在他的佛化社内也设有贫儿园，收养各地的孤儿，组织他们学习技艺，引导他们念佛向善。那时候他能做的事情，现在是绝对不许做了，新社会根本不承认饥荒的存在，就拿我们刚刚经历的“困难时期”来说，吃不饱肚子的事不许讲，饿死人的现象更不准公开报导，连灾情的存在都死不承认，哪里会让你民间社团插手救灾的事务。政府现在包揽了一切，也封死了一切，像佛化社这样的同仁组织，自然免不了遭到取缔的命运。

　　　我面对白纸长久地发呆，思前想后，所谓的受到影响，我能够想起的都是祖父教我努力向善的往事，其中既无所谓迷信，更谈不上有什么毒素。还在我不识字的年龄，祖父就给我看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我从祖父的言行领会到，慈善首先是一种爱护生命的态度，慈善的人总是乐见一切生命欣然自得地生存下去。祖父和我在后院散步的时候，凡见我随便动手乱折花木，他即当面制止。比如我行走中顺手折下一枝冬青，祖父便打一下我的手背，呵斥我不许犯贱。在祖父的眼中，后院的树林和花坛与楼上的佛堂同等的庄严，对我们小孩子，他嘴中总有许多不许做的事情要郑重地指将出来。有时候，他的不杀生都绝对到让人觉得可笑的程度，比如他从不拿蝇拍子打死苍蝇，任何飞虫偶尔闯进屋子，他都是揭起门帘将其驱逐出境。那一年外面打向了消灭麻雀的战斗，祖父无力抗拒那举国捕杀的狂潮，他只得日夜在家里念诵超度的经文。

　　　凡来园子的客人和家人，祖父最喜欢劝他们吃素，除了强调杀生的残忍，他还从饮食卫生的角度指出肉食的坏处。按他的说法，动物挨刀时恐惧愤戾，挣扎嚎叫，它们的血液多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化学变化，他极其认真地向听者指出，这一化学变化的本质就是血液的毒化。因此他认为，仅为个人健康着想，那样的肉也是不该吃的。对此，他还特举一事例做出说明。说的是一家的奶妈和主人吵了架，随后给孩子喂奶，孩子吃奶后面色发紫，猝然死去，经医生检查，才发现那奶妈的乳汁吵架后有了毒素。祖父说这是印光法师劝人吃素常讲的一个故事，那乳汁的变质就是由奶妈吵架后生了气引起的。人生了气血液尚且中毒，牛羊在磨刀霍霍下愤戾叫嚣，其血肉的化学成分岂能不发生变化！祖父日常向我和其它人重复的不外乎这些劝善的老生常谈，他重复得太多，有时候来园子闲坐的常客听了他说上句，大都知道他下句要说什么了。我确实听到有人说他迂腐，但没见谁说他封建迷信。

　　　而除此以外，祖父总是督促我多干家务，教我平日要学勤快，朱柏卢《治家格言》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那几句话，他几乎天天都要对我重复。祖父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一切都求平和的老人，他那些不厌其烦向人重复的劝善话语，有时在晚辈口中都成了嘲笑他迂阔的话柄。但我的良知告诉我，祖父向我灌输的不是毒素，我也谈不上受了他什么不良影响。自上小学至今，学校的教育充其量只教给我了一些基本的书本知识，真要提说良好的影响，我看主要都是来自我祖父的。我确实不知道该检讨什么，揭发什么，批判什么。举起笔对着一张白纸，我头痛欲裂，烟一根连一根抽下去。

　　　最后，我还是同往常一样，为蒙混过关，在那连篇累牍的文字自残中大量掺水，又一次重复了说废话的句型练习。我说我好逸恶劳，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还说我有修正主义思想，一直走白专道路，想将来成名成家，像苏联作家那样住别墅，开汽车，过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说我看不起贫下中农，对学生干部和党团员怀有不满情绪等等。最后，实在没什么精辟的言论可交待了，我忽然想起了父亲大学毕业时纪念手册上一个同学的留言，那是四行诗句，毛笔楷书在粉红色的纸上，题词人的照片贴在右上角，是张全身像，摩登的发式和长裙，手背后站着，背景中波涛起伏的大海显然是画在摄影室内的布景。题词读起来朗朗上口，我早都背过了，遂顺手抄在我检讨的末尾：

过去是美丽的回忆，
现在是淡漠的象征，
将来是可怕的幻海，
最难把握的就是人生。
　　　我说这就是我现在的思想情绪，我一贯的精神状态，也是我没落的地主阶级消极的人生观。按照既定的角色，我再一次把自己抹黑，抹得似乎比以往更黑。我承认，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应声虫……给自己戴上一连串空洞的大帽子之后，我发觉太陈词滥调，为了给那些干巴巴的标签添些文采的花絮，我再模仿某些十九世纪欧洲小说的腔调，胡乱倾诉出世纪病的忏悔。在有些写得颇为得意的段落中，我都对我那自状其丑的形象生出了奇异的自怜。但与此同时，我始终谨慎地把握住出卖自己的底线，我竭力在颓废、灰色、腐朽这些属于情调不健康的检讨阈内纵笔渲染，兜着铺陈的圈子，但绝不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类字眼的电网。
　　　检讨写了几大张，天黑之前，我亲自送到辅导员手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若拒不交待，他们当下就叫你过不去，眼前的事态肯定会急剧恶化，我只得用有限的招供苟延暂时的平安。我把我的自诬想象成类似接种牛痘的行动，现在先有意受一点感染，但愿最终能起到消灾免罪的作用。

（请勿转载）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1206

bluesky

我的反动自述1949-2003(四)

　　　　　　　　　　　　　　　　·康正果·

　　　　　　　　　　　　　　　　六 　　　

交了那份长篇检查，一直没得到什么反应，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以为这一关又照常混过，随后便松懈下来。转眼已入寒冬，一天晚饭后返回宿舍的路上，团支书突然从后面赶上来，他叫我去个僻静处，说是有几句要紧的话得马上告诉我。天色正在转暗，我走到一堆树丛后，他已及时跟了上来。

　　　团支书对我说，系上决定收缴我的日记和信件，明天就要指派专人带上我去我家全部收回来审查。他说此事现在尚属保密，本不该让我事先知道，他私下给我透这个风全出于好意，只是为了让我精神上先有个准备。他还说，他争取让辅导员明天派他跟我一起去拿那些东西，并特别提醒我，现在就想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能交出，等明天一到我家就趁机挑出来毁掉。昏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色，但从声音能听出他十分紧张。他反复叮咛我说：“我给你透这个风可是违犯组织纪律的行为，你万万不能对任何人提到此事，永远都不能提。这事要是让系上知道了，我非受党纪处分不可。”

　　　团支书是我们班仅有的两个党员之一，另一个是班长。班长的军人气显得有些做作，他人还算爽快率直，但说话举动常倚粗卖粗，在这政治挂帅的环境中，做事情总是明显地偏左。因为全班学生中就我和他抽烟，毕竟烟酒不分家，在宿舍里抽起了烟，我让他一支或他给我一支，在所有不抽烟的学生中，我们之间就别有了吞云吐雾中的融洽。看着那吐向空中的烟缕越散越淡，两个吸烟者之间的界线也慢慢模糊起来。他紧绷的脸开始放松，我的心情随之柔和起来，在浑身的舒畅向神经末梢弥漫下去的过瘾中，我觉得我不再那么拘束，而他也显得不太讲原则了。我就是喜欢让自己进入这样松动和涣散的状态，进而扩散这种状态，把它传播到更多人的身上。所以，即使班长这样极左的人，我也要在他身上找出能和平共处的一面，哪怕在事后他又绷紧他那军人的面孔。

　　　团支书为人比班长随和，他原先在陕北一个县城的机关当小干部，也是受辅导员的安排，多次找我谈过话，要做我的思想工作。与班长那种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迥然不同，他的软绵绵的陕北腔常叫我想起了一种老大娘式的和气。他身上有某种难以捉摸的阴柔气质，想必是受了他老家县城里民间俗文化的熏陶，他显然比班长更注重人情世故，也更善于和他人相处。班长显得头脑简单，团支书却有些内心复杂，除了他身为团支书要讲究的原则性以外，我还能敏感到他本性中有所隐蔽的一面。显然是看准了我这个可靠的交流对象，他有时会找我谈些不可能和其它人谈论的话题。要说做我的思想工作，实际上他并没做成多少，倒是他自己思想中某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让他在我这个落后学生面前露出了一鳞半爪。

　　　有一次他拿来一本《麻衣相法》，和我讨论起相术，还给我看相，说我右眼下那两个黡子长得不太好，是相书上所说的“滴泪黡”。但紧接着他又解释说，幸亏长得偏上，年轻时怕是有一段避不过的绊磕，若是生到脸蛋下面，那我这一辈子就注定要倒霉到底了。他的话说得我心里有点迷惘，使我想起了我算过的一个坏卦，我把那算卦的事给他简单讲了一遍。祖父有一副骨牌和一本名叫《牙牌神数》的小书，将骨牌摆弄过三遍，可按每次的得分从小书上查出算卦的结果来。祖父常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因此他并不随便给人算卦，他说卦要是随便乱算，卦就不灵验了。但我常喜欢纠缠祖父给我算卦，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有疑要卜，而是想藉卜读诗。从小书上查出的诗句多富有暗示，耐人寻味，我喜欢吟诵中反复琢磨那些诗意。那一年三天的高考考完了，我的好多同学都去著名的八仙庵抽籖问卜，我则回家拿祖父的骨牌给自己算了一卦。是个很坏的卦，最后的四句判词是：“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字面上是咏楚霸王的故事，显然指的是一种从大顺走向大败的运转模式。这一卦叫人甚感扫兴，但我当时不太信那一套，也就没怎么在意。现在经团支书一说，又想起那卦中的警告，我不由得拿起镜子照我的面孔，仔细端详眼眶下的部位。在我这并不白皙的脸上，真有两个暗淡的小黑点，就像天上亮度很低的星星，不仔细注视，是很容易视而不见的。

　　　对涉及到性和色情的问题，我发现团支书也暗怀好奇，只是他不太好意思直说出来。有一次他拿给我几册石印本的《金瓶梅》，叫我看那是不是足本。我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部奇书，因为我读的古书多是文言文本，对于明清的通俗小说，我熟知的其实并不太多，更不用说明清的色情文学了。他谈到此类话题时口气是吞吞吐吐的，神情是遮遮掩掩的，多用发问引导我发言，显然想让我给他多讲些比较刺激的东西。我一开始还有所警惕，怀疑他是不是有意从我口中套话，但我很快就排除了这一可能。他确实有很多被压抑的灰色情绪或黄色意念，我是公认的落后学生，只因他认定我是个可靠的接受对象，这才时不时来我跟前宣泄一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知道我们都活在思想密封，情感冷冻的状态，我也清楚大家都处在相互的怀疑监视之中，都在提防别人告发自己，都在向别人隐瞒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一天之内，不知有多少次得把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咽下去，完全消化在心中。正因为处于如此压抑的境地，我越发抑制不住地渴望发泄不满，同时对团支书那些随便乱侃的话题抱有乐意倾听的态度。团支书也同样闷得心慌，对他来说，也许只有在我跟前，他打开的那个出气口才比较安全。

　　　一年级暑假期间，我收到团支书从陕北寄来的一封信，信里写了些农村社会的阴暗面，也抒发了他自己的抑郁，情调很灰，所有的话都不像出自一个党员之口。从他手中收到这样的信，我当时甚感惬意，这说明即使在党员中，也有人和我持相似的看法。他敢于写信对我说出他想说的话，而我却只敢在日记中自言自语。相比之下，他反倒比我更有说出真话的勇气。我当然知道，这样的信传出去对他不好，自收到那信便把它收藏在家中。这团支书后来似乎后悔给我写了那信，曾不止一次暗示我把信交还给他，我还没来得及从我的皮箱中拿给他，就发生了这收缴信件的紧急情况。他肯定害怕他那封信落到辅导员手中，这就是他冒险向我透风的主要原因。他护我，当然也是为保他自己。

　　　我仍去图书馆记我当天的日记，翻出日记本的扉页，那上面写着：第三十六册。都这么多的册数了。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了一下，一边抚摸着这第三十六册，一边想象所有的日记在书橱中摞起来的样子，想象我这一摞比祖父那一摞还低多少，想象我若写到祖父那样的年龄会比他的高出多少。但想到系上明天就要全部收缴的决定，我便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首先是舍不得交出心爱之物的心情压倒了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日记从此就被没收，就像那张《北极星》墙报，成为封存在我档案中的单行材料，我将永不能再翻阅我自己写的文字。是顺从交出，还是拒不交出，想来想去，我一时拿不定主意，直到想得我头脑发胀，太阳穴针扎一样刺痛。有一瞬间，我甚至想入非非，想到拿上我那一箱子日记和信件逃走，现在马上就走，再叫上我那个女篮朋友，像电影上那样，去火车站跨上火车，两个人拥坐在车窗下，把这个可恶的城市同路边不断向后倒去的电线杆一起抛向身后。

　　　想到最后，我终于横下一条心，就是被开除学籍，也绝不交出一片纸来。这学我确实也上腻味了，有时我烦躁极了，甚至觉得不如叫他们干脆把我开除了事，省得待在这里凌迟受罪。交出日记，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现在就有明显的例子摆在我眼前。四年级学生蔡光灡已宣布开除，他的反动言论就是从收缴他的好多本日记中搜罗出来的。批斗他期间，中文系还专门办了展览，我们都去参观了他那些作为罪状陈列出来的日记。他们还从他的日记中发现了他偷书的丑事。如果他只背个思想反动的罪名，多少还会有个别人对他表示同情，然而查出他还有盗窃行为，这双料罪名加在一起，恐怕就没人可怜他了。太可怕了！我那么多的日记，他们若要成心找反动言论，岂能找不出几十条来？况且还有那么多纯粹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我和那女篮朋友的交往，还有我高中的一个女同学，我们在复课小组中亲密的接触……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再想都觉得脸上发烧，身子不由得微微颤抖起来。最后我决断地对自己说：绝对不能交，交出日记就等于出卖了自己。

　　　次日一早下起了雪，上午我还照常上课，表面上完全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匆匆吃了午饭，在食堂里人最多的时候，我溜出学校，很快跳上15路车，顺利赶回家打开我的手提箱，清点里面的东西。首先是包括我带回来的那本日记在内的三十六册日记，其次是我数年来收到的所有信件，连信封带贴在上面的邮票，已积了那么大一捆，还有我写的诗，以及很多其它手稿，已来不及一一翻检。我一五一十装起来，几分钟之后，就提起箱子走上了大街。

　　　雪下大了，城里正在举行抗议美国轰炸越南的群众集会，满街的游行队伍，远近都向起高音喇叭，一阵阵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为了安全和迅速，我花钱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提上箱子坐到车篷下，车夫放下遮帘，就像坐进轿子，一下子置身于封闭的空间。我对车夫说：“去东关，要蹬快点。”坐在黑暗的车篷内，我紧张中激发了兴奋，竟用电影情节给自己壮起了胆。好像我不是身处现在的西安市，而是战斗在解放前“白区”的某个城市，好像这箱子内装的不是日记，而是党的机密文件，我眼下匆匆乘上三轮车，就是要转移这批机密文件，去投奔一个住在城外的革命同志。

　　　就在这自我悲壮化的激奋中，我把箱子提到了她家。她是我们复课小组中没考上大学的一个女生，但她比所有考上大学的女生都生得模样可爱。那时候我刚刚背着大人抽起了烟，她从家里偷她爸的烟供我抽，整包整包地拿，都是凭票供应的。我羡慕大人抽烟的那种派头，开始抽烟时最喜欢摆姿势，先是用食指和中指把烟一夹，微仰起脸吸上一口，然后缓慢地吐出连环的烟圈，竭力显出风度萧洒的样子。见我练习摆那抽烟的姿势，她也陪着练习给我点烟的动作，她点得灵巧而优雅，俨然一副女主人殷勤招待客人的姿态。我还羡慕父亲那长期抽烟而熏黄了的手指，为了使手指快速变黄，我抽烟时就紧紧捏着烟屁股猛抽，很快，我右手的几个指尖和指甲就有了不黑不黄的烟熏色。

　　　我把手伸出来对她说：“你看这颜色怎么样？”她抓起我的手闻着说：“好闻，这气味才叫男人气呢。”我就是从那一下手与手的接触发现了她双手的温软丰润，特别是手背上那似有若无的小窝。于是我们的手常常有了有意无意的接触。复课累了，我就拉她玩掰手腕的游戏。她不玩，她把手抽回去往身后一背，说女生咋掰得过男生。我说我让她双手和我掰，还让她先占个优势。我说得她有了勇气，我们面对面靠桌子坐下来，她开始用她的两只手把我的右手使劲往倒扳。我看她眉头皱起，嘴唇翕动，面孔有了潮红，看她为了两只手能鼓上劲而不住把手靠近她的胸膛。我于是乘势迁就，任她往怀里收缩，直到她鼓起的胸膛快压到我们紧握的手上，直到我似乎感受到她的心跳。但我的手臂始终不偏不倚，我只图在这延长的较量中把她的手越握越紧。最后，她渐渐软了下来，力气越来越小，但我还不想立即将她扳倒，我开始用劲捏她手上最经不起捏的部位，捏她那柔若无骨的细皮嫩肉，捏得她喊起了痛，一直捏到她差点恼了我。

　　　她看上去还算伶俐，不知为什么总学不进去功课。平时跟我们一起复课，表面上她也在踏实地读，努力地背，只是不知心用到了哪里，背过的老是记不住。加入我们小组，她不过为凑热闹，对我来说，正好从中活跃了小组的气氛。她与我同岁，但比我显得早熟。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有时才合起书低声背诵起要记忆的内容，但没背多久，又呆在那里走了神。天热，她说她心烦没胃口，不想吃饭，也怕发胖。我说我看她的体重挺合适，还夸她是牡丹花的姿质，丰满得富态。她半信半疑，惊喜地问我：“你怎么知道？”我顺势张开双手作抱持状说：“不信咱们试试看。”她身子往我跟前一挺说：“试就试。”说着，我就把她上秤似的抱起来，提溜在空中掂量了一下，然后对她说，她真的一点也不重。就是些此类半开玩笑的亲热，我们的身体有了短暂的踫撞，那感触是有些热火，但回味起来，又很朦胧，有几许怅惘，只觉得心里头怪怪痒痒的，却什么情况也拿捏不准。

　　　后来高考发榜，我们学习小组的人都考上了大学，就剩下她蹲在家里当社会青年，她觉得没脸见人，就和谁都不再来往。我去她家看她，她在我面前哭过一次，哭得她湿润的黑眼圈显得更加幽暗。消逝的夏天早已带走我们高考复课时心头的郁闷，事过境迁后，背景随之变换，各人的感觉也恢复到日常状态，我们仿佛都另换了面孔，从前那些甜蜜的游戏似乎根本就没发生过。有几次面对她愁苦的容颜，连对她说几句安慰的话，我觉得都说得有些僵硬。

　　　本来我是想把箱子藏到园子去的，中途想到不安全，情急之下，才决定转移到她家。因为旧日的同学中只有她闲住在家，且不必担心有单位查问，从各方面考虑，藏到她那里都是最安全的。从三轮车上下来，我才完全回到眼前的现实，我急速行进的脚在雪地上踩出了格嘣格嘣的脆向，假想中的电影情节，如梦迷离的回忆片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迟疑地敲起她的房门，尽量用平和的语气消除了她乍见我时的惊奇和疑虑，随即给她简单讲明情况，求她让我把这箱子在她家暂且寄存几天，说等风头一过，我就拿走。她十分通情达理，当即爽快收下我那个皮箱子，还打趣地问我，放在她手中，难道不怕她偷看其中的什么秘密？我说就是有些秘密，也都是我们俩共同拥有的，她爱看就看去吧。

事到临头，已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放下箱子，立即慌忙奔回学校。但我不敢回宿舍，因怕他们找我，就躲到图书馆我平日读书的角落，在那里熬过了我多年来第一次没有记日记的晚上。白天转移箱子过程中的紧张和亢奋退潮了，真正的恐惧现在像巨大的阴影从半空压将下来，越逼越近，逼得我往后退缩，直退到这没有退路的死角。熄灯铃响了最后一遍，图书馆就要关门，我起身下楼，沉沉黑夜中，路灯投下昏黄的光亮，我好像走在恶梦的边缘，真不知该往哪儿去躲。

　　　　　　　　　　　　　　　　七

　　　回到宿舍刚睡下，辅导员就进来厉声催我起床，叫我跟他出去。这一次可不是去他的办公室，而是把我带到了保卫科。两个负责校内治安的工作人员配合系上的干部一起审问我，他们追问我白天去了哪里，日记现在何处。我一口咬定说，我就在图书馆读书，哪儿都没去，我该交出的读书笔记已交辅导员检查过了，如今手中再无任何东西可交。他们并不理会我的强辩，因急于迫使我招供，便对我采取了车轮战术，四五个人把我围在刺目的灯光下，这个审问一会儿，接着再由另一个问。开始的时候各有不同的口气，或劝我，或诈我，或哄我，但问来问去，问不出结果，便对我厉声斥责起来，拍桌子打板凳的，都说我再不老实，明天就把我移交到雁塔区公安分局处理。后来我疲劳得闭起眼睛半垂下头，他们才在深夜把我放回了宿舍。

　　　但他们并没让我回原来的宿舍。我的铺盖预先已搬到二楼的另一个房间，次日早上，我醒后才看清了眼下的处境。垂在半空的电灯吊得快挨住天花板，窗子也封死了，同屋专门做了调换，我出去上厕所都有人跟随。辅导员向我口头宣布，系总支和保卫科联合决定，从现在开始，正式对我隔离审查。保卫科差不多等于公安局设在校内的代理机构，他们管校内的治安和师生的户口，看来他们就有权这样就地拘留学生了。自学习“九评”运动以来，中文系已有好几个学生陆续受到隔离审查。前几周我和郑良从走廊走过时，曾看见有两三个房间的门口都有人坐在凳子上看守，我问郑良这些人坐在那里干啥，他说他们在值班看守受隔离审查的学生。那时我还置身局外，还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没想到这么快厄运就轮到了自己头上。现在看守我的同学中正好就有郑良，连去食堂吃早餐，都得由他和另一个叫富仓的看守一起陪我前往。辅导员还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期间的纪律：不许回家，不许和其它人接触，不许独自行动，离开宿舍要告诉看守等等。房内看书光线太暗，我问郑良为什么把电灯吊那么高。他说包括封窗子在内，都是防止被隔离审查者自杀的措施，连我们这间宿舍内私人用的剪刀，保卫科都暂时收走了。

辅导员和班长早饭后强行带我去我家取我的日记和信件，他们昨天发觉我溜走后已去过一次，但扑了空，那正是我坐三轮车去东关的时候。我随他们到了我家，他们在房屋周围查看，一眼就在窗外墙根下看到一堆纸灰，垃圾筐内还弃扔了好几个撕下来的笔记本硬皮。后来听我大妹说，是她在我事发后出于害怕烧了她自己的几本日记。对那堆纸灰，他们有怀疑，于是立即从西安高中叫回了正在上课的大妹，对她严加盘问起来。大妹说她烧的是自己的东西，与我的事情完全无关。对大妹的答复，他们很不满意，辅导员红着眼对她说，即使是她自己的东西，也不许随便焚毁，只要我那些日记和信件没收缴回来，我们家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都不许随便焚毁私人的文字。辅导员进而以威胁的口气要求大妹端正态度，说如果她不把有关的情况讲清楚，他们就要通过她所在学校的党委往下追究了。他们最终也没从我大妹嘴里问出任何线索，于是便怀疑她烧了我的信件和日记。

对我那些找不到下落的日记和信件，他们暂时放松了追查。辅导员的态度突然平和下来，他开始耐心追问我都和谁来往，和谁通信，我老实向他交代，他一一记下我说出的人名和地址。我暗自侥幸，辅导员始终没问到她，这说明他们至今对我去她家藏箱子的事仍一无所知。她知不知道我已被隔离审查？如果她现已知道，她会如何处理那一箱子文字？她会不会因害怕或后悔而交出我藏在她家的东西？我越想越焦急，真想立即跑出去见她一面。好多天以来，她成了我呆坐在宿舍里反省问题时胡思乱想的焦点，我的意念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时不时就向她投下光圈，追踪照耀起她在我记忆中所有的细节。

　　　那是去年端午节中午，我们复课小组的其它成员都不在，独有她来到我家。她一进大门就在院子喊着说她带来了一包绿豆糕，要跟大家一起分食，人还在过厅走着，先飘过来一丝淡淡的药香。我一闻就知道那是香药的气味，和我在中药铺或祖父的佛堂闻惯了的气味差不多，闻起来让人感到神清气爽。我说着“真好闻”，走过去就在她身上乱闻。她避开我，站在一边对我说：“在这儿呢。”说着就解开了她短袖衫子最上面的衣扣，把领口下的对襟掀开一亮，一个小小的桃红香包贴在她那紧绷绷的内衣上。我把鼻尖凑上去闻了一下，她推开我，说等会儿她解下来给我，叫我闻个够。我趁势抓起她的手，她手腕上勒了一圈五彩丝线，紧得陷入了她那丰腴的皮肉。我说：“你不是要上楼看佛堂吗？今天佛堂里比平时好看，咱们现在就去看。”说着，就领她上了楼。楼梯处光线总是很暗，上楼时，她很自然地向我伸出手，由我牵着缓慢登楼，在楼板上踩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楼上的外间比较昏暗，蛛网上扯下灰絮，粘了一团团老鼠屎，直至走进佛堂，里面才亮堂了许多。祖母把红漆的香案擦得铮亮，日光从玻璃窗子照入，桌面上都映出了我和她的身影。西方三圣像的金身在正面的玻璃龛中庄严而立，周围杂陈着各具形态的大小雕像，有佛，有菩萨，也有罗汉，还有太虚法师和印光法师精致的舍利塔，都是金属做的，密封在玻璃罩子内。香炉上香烟氤氲，浓烈的气味有点呛人。她显得晕乎乎的样子，半挨不挨地向我斜过了肩膀，那神态像是叫我自己动手解她的香包。

晚上他们又把我叫去审问，突然再次追问起日记的下落。他们说话的口气更凶狠了，而且说限定我明天必须交出日记，否则我的问题就会升级，我交代问题的地方也不再是校内。难道他们要把我移交公安局处理？我回到宿舍，昏沉沉躺在床上又想起了她。半睡半醒中，心里明明是急着现在的事情，身子却晃悠悠飘到了从前。还是在佛堂，香炉里燃起的烟缕雾腾腾的，那香案显得升高了许多，她菩萨一样笑着，坐在案沿上垂下双腿，正在把上衣扣从上到下一个个解开。那香包在她胸前发出暗红的闪光，冒出了火花，她的面孔也随之变得模糊起来。只见她袒开怀向我俯下身子，俨然是奶妈给娃喂奶的姿势。我伸手想摘掉那着火的香包，但够不着，一手抓住了她的奶头。我触电一样血脉贲张，就在此刻，佛堂四处起了火。

惊醒后才觉出那是迷糊中颠倒一梦，同屋们都已入睡，我睁大眼睛在黑暗中呆想，想我的出路，想她这些天来都做了什么事情。最后就想到逃跑，去看我那些日记怎么样了，也去见她，我忽然觉得很想念她。 第二天我再次溜出了学校，是趁午间休息时偷跑的。一路上我乘车下车，比上一次还要紧张，每一分钟都担心他们会赶上来抓我，从汽车站到她家那一段步行的距离，我差不多完全跑步前进。然而就在我眼看跑到她家门口的时候，辅导员等四五个人骑自行车突然从我身后包抄过来，把我团团围在了她家的大门之外。一剎那间我才醒悟到自己中了他们的欲擒故纵之计。我真浑啊，显然，正是我这一路的逃窜把他们引到了这里。

事情的结果糟糕透顶。我隔离审查后，消息立即在同学中传开，她得知此事后非常害怕，正好是在昨夜，她偷偷到后院墙角下烧毁了我皮箱中的全部东西。他们通过街巷派出所查看了她家，而且在后院的茅房墙角下找到了焚余的一堆纸灰，目击了所谓的现场。他们向她盘问了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即录下她的供词，让她亲笔签了字。追踪的结果一无所获，只带走了那空无一物的箱子，聊作我指使他人焚毁日记信件的证据。她受到的诸多牵连是不用说了，从此她和她父母都怨死了我，后来我们多次路遇，她都对我避而不理。多少年以后，我们两个人各自的路越走越远，彼此的消息日渐隔绝，最后就彻底失散在城市的人海中。

他们带回的空箱子似乎装满了对他们的嘲弄，辅导员及其助手们这一段时间来紧迫的期待直线低落下来，他们急欲抓住我反动罪证的计划全盘落空了。因此都显得气急败坏的样子，恨不得把我这个顽劣的皮球一脚踩扁。我知道这下他们绝不会轻饶我，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反而坦然起来，反正事情是不会向好的方面转化了，那就任其发展，看它能坏到什么地步。他们恼恨我闪得他们一场扑空，却对既成的事实无可奈何，最后只得把空箱子还给了我。现在他们只有以恶狠狠的咒骂泄愤，辅导员和总支书记，还有保卫科的干部，全都口口声声指责我“毁赃灭证，胆大包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郑良告诉我，我这“焚毁反动日记三十六册”的事实业已定性，现在就只剩下收集我平时的言论来充实我“反动”的罪证了。

审问基本停止，郑良或富仓有时带我去教室上课，有时则陪我留在宿舍里。班长也搬进这间宿舍以加强对我的看守。现在他和我严格划起了界线，不再和我互相让烟。自从我毁赃灭证的罪名成立，班长便忙碌起来，常见他夹上公文夹跟辅导员外出，一时间比往日更显出他那坚定的军人立场。听郑良说，现在系上正对我进行外调。我问他啥叫“外调”，他说就是找我过去的朋友同学，叫他们写我的揭发材料。上一周发动全班同学写过了，现在转向了校外。富仓还说，团支书受了批评，据说班长在党员会上指责他纵容了我这个反动学生，最近系上搞我的外调，派出的人员都没轮到他的份儿上，一直和他有磨擦的班长正好趁机得了势。

　　　辅导员开始不时叫我去对证揭发材料，他一条条问我说没说过那些言论。有些是我记得我说过的，有些我说是说过，但揭发人的复述歪曲了我的原话，更有些纯属捏造，我根本想不起我在哪儿说过。那时候我还不懂得抵赖的策略，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股子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老实劲头，凡是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我都爽快地向辅导员做了承认。比如，我是转述过英国作家韦尔斯一句幽默的话，韦尔斯曾说，马克思的大胡子与他的《资本论》同样的冗长，什么时候若有机会，他真想拿起刀片把老马的胡子连同那本书一起好好修理一番。我知道我给谁讲过此话，他也是个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学生，有一次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师大参观，大部分学生都去参加联欢活动，被指定留在宿舍内不许出去的学生中，有我也有他。我觉得这样的隔离对我们几个人是莫大的羞辱，他却羡慕有资格与会的同学，为自己不能身临现场而怨恨父母，深感遗憾。然而，就他这样的另册人物，不知深自痛心，反要硬充进步，表现积极，竟完全抽离我当初和他谈话的语境，硬是把韦尔斯说的话加在了我的头上。此话后来成为我恶毒侮蔑革命导师的罪状之一。

　　　对证完本班同学揭发的言论，辅导员又和我一条条对证从我中小学同学那里搜集到的陈年老帐。大约是在困难时期，我和一个好朋友去逛自由市场。那时食物短缺，农民们在自由市场上高抬市价，我想买一块烤红薯吃，买红薯的农民竟索价一元。我嫌太贵，拧身就走，那农民却“同志，同志”地叫我留步，我满脸不高兴地冲着他说：“谁和你同志！”我真佩服我那老同学的记性，连这样的小事，都被前来外调的辅导员从他的记忆中挖了出来，给我的“反动”增加了一点份量。 我知道我那些中学同学都很单纯，他们也许并非有意要揭发我的问题，盘问他们的辅导员会启发说，“地主阶级的本性随时都会暴露的，即使在大街上走路，康正果也会表现出对贫下中农的仇视。想一想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侮蔑贫下中农的事例？”罪状的分类就像文章的小标题预先已经拟定，外调只是尽量收集可以填充的事例。经辅导员这么一定调，我那些幼稚的朋友很自然地受到启发，就这样，处理我所需要的事例便一条条催化出来。辅导员确实对他所定的调子深信不疑，他并不听我解释事情发生的现场，他只问我有没有那件事。只要我承认了那个事实，罪名就算正式成立。

　　　郑良和富仓都是贫农子弟，他们俩为人正直，待我还算朴实。对某些偏激的做法，他们有时会明确表示不满。他们家里都很穷，郑良身上的对襟上衣都是土布做的，他嫌周末穿上这样的衣服去外校会朋友太寒伧，我就把我的毛蓝夹克借给他穿。在宿舍里冬天洗脸，盥洗室的龙头只有冷水，若想用热水洗脸，得自备热水瓶到锅炉房打回开水。富仓的手生了冻疮，我就和他合用我的热水瓶，他很感激我，因此也经常帮我跑路打水。就这么点小事，也都成了某些好提意见的人指责他俩立场不够坚定的口实。但对此类挑剔，他俩满不在乎，也不屑置辩，在看守我期间，始终都对我态度宽松，提供了不少方便。

辅导员和我对证了我的所有反动言论以后就再没有叫我，我知道处分是免不了了，剩下的日子只是等待上面的批准。有一天我们宿舍内没其它人在场，富仓开门往外面的走廊看了一眼，便关好门认真对我说：“学校已批下了对你开除学籍的决定，事先给你打个招呼，你心里也好有个准备。”郑良接着说：“明天上午要开你的批斗会，反正就是个开除，再坏也坏到底了。到时候你可把握好自己，要顶住那场面啊。”我领会他们的意思，他们是在给我打气，让我挺过这最后一关，可别把自己当众弄得太脓包了。

　　　次日一大早去食堂吃饭就换了看管的人，是平时常和我起冲突的两个积极分子。我在他们的推搡下被押进会场，只见那大教室内坐满了有关的领导、教师和中文系二年级全体学生，会场内贴了些增强斗争气氛的标语，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等等。使我感到特别惊异的是，标语上那“打倒”俩字下面竟然有祖父的名字，而且还加上了“地主分子”这顶帽子。我才在此隔离了四十来天，难道外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莫非祖父也出了什么问题？怪不得辅导员启发我交待问题时，老是要让我讲我都受了祖父的什么影响。郑良的话预先提醒了我，从一开始我就以安然承受打击的姿态坐在我的座位上，不再起幸免的念头，一直冷漠地听他们的发言。从领导公布对我的处分到教师、同学依次登台发言，都是按预先的安排分别揭发批判我那些反动言论，那程序，那场面，那发言的姿势和腔调，以及不时插入那拉拉队式助战的口号，全都是我多次目睹的表演。发言者总是尽量表现出他们应有的愤怒，会场上总是激起阶级斗争的热潮，最后总是要达到把被批斗的人批倒批臭的目的。现在，唯一不同的只是，斗争的矛头直接戳向了我。 表演中还增添了忆苦思甜的插曲，一个女生上来讲起她家旧社会如何受地主压迫的故事，她用背话剧台词的腔调发言，说到伤心处还哭，哭得下面的口号声再次聒耳地响起，淹没了她抽泣的声音。看他们这样滑稽地表演，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表情立刻激怒了几个积极分子，他们厉声喝令我“站起来”，接着更多的人大喊“站起来！”一个人举手高呼：“打倒康正果的嚣张气焰！”其它人群起呼应。那呼声是声嘶力竭的，故作威严的，震慑着我，同时也抬举了我。我想我一个才年满二十岁的学生，也犯得上这么多人合力打倒？在两位看守的推搡下，我站了起来，木然面对满教室呼着口号举起的拳头。环视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我很想看出他们此刻到底有什么愤怒。他们真的仇恨我吗？如果真的仇恨我，那又是什么性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人为制造这样的仇恨？我惹了他们中的哪一个？我损了谁的个人利益？我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我真想诚恳地告诉他们，我只是系总支指定的一个靶子，我根本没有反动什么。反动是一种派定的反面角色，每一次运动都会推出些此类倒霉鬼激发群众的愤怒，不幸这一次派到了我的头上。

　　　批斗会结束后，我最后一次被带到辅导员的办公室，手续很简单，他交给我一纸开除学籍的决定，说现在立即遣送我回家。那天是1965年元月5日，开除的决定是先一年的12月26日通过的。我如释重负地走出了师大校门，冬天的寒风吹得我无比轻松。我的行李他们已为我收拾停当，由辅导员和班长骑自行车驮走，我则跟富仓乘公共汽车进城。他们带上了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说要亲自把我转交给我所在街巷的派出所。

　　　　　　　　　　　　　　　　八

　　　他们这负责到底的送行其实是一次押送，要把我本人和我的档案材料当面移交给派出所。我现在是没有单位的人了，所以我回的虽是我父母的家，却首先得通过户籍员这道关口。我看见辅导员把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交给了户籍员，还看见他拿出一个档案袋和户籍员到里屋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一行人离去，户籍员老华便铁起脸训斥我几句，满口警告的语气，叫我先回去规规矩矩待着，听候他们的进一步安排。他留下了我的户口与粮油关系迁移证明，但并不提报户口的事情。我是在本市范围内转户口，本不该存在任何问题，但老华抓住我受了开除处分的短处，一直对我刁难加拖延。今天去了，他白眼一翻，叫我先写份材料。明天材料送去，又待理不理地说，还得研究一下，要等到下周。下周去了，却扑了空，另一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冷漠地对我说，老华出差去了，得一阵才回来呢。

　　　户口悬着，粮油供应就落实不下来。粮油关系现在是每个城市居民一日能吃上三餐的保证，领不到那份定量，连身为家庭成员的资格都大大地打了折扣。我现在没有所属的单位了，既失学，又无业，这身份被通称为“社会青年”。“社会”这俩字是相对于国营单位而言的，凡非党国体制包干的领域，都属于社会。在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却有这样的怪事，你一旦被推出单位，加在你头上的“社会”一词便有了不太光彩的含义。当然，把你叫社会青年，并无明显的贬义，只是说你是个正在等待升学或就业的年轻人。但像我这类受过处分的人，既不可能再有学校招收，也不容易找到工作，在户籍员的口中，说得好听，叫“社会闲杂人员”，说得不好听，就直呼为“社会渣滓”了。

　　　户藉员老华那天对我训话，我特别注意到，他警告我少跟街巷的社会渣滓在一起鬼混，他所提起的名字中竟然有李稚敏。我一时觉得奇怪，回去一打听，才知道李稚敏在我被学校送回之前已开除回家。我偷偷去找他，他父母在门口挡住我，说什么都不许我和他见面。回家后正好富仓从师大前来看我，说是辅导员派他给我送还我落在宿舍的几件东西。我们俩去兴庆公园湖边的餐厅吃饭，谈话间，富仓向我提起了系上突然决定收缴我日记和信件的具体原因。他说事情起于我写给外地某校一个学生的信件，那里也搞学习“九评”运动，该校的保卫科从我那位同学的箱子内查抄出他的日记和信件，其中有多封信寄自陕西师大中文系，他们便将原信如数转给了我们系总支。辅导员突然让我写交待材料的那个秋日周末，他们已掌握了我写给我那个同学的所有信件。富仓说，系领导本想让我主动交待我和那个同学的关系，因我一直拒不交代，他们才决定收缴我所有的日记和信件的。他们怀疑我隐瞒了重大问题，也想从我的日记和信件中找出更多的线索。现在我全明白了，这一场灾难都是由李稚敏交出了我写给他的那些信引起的，怪不得我后来再没收到他的来信，怪不得我去找他时他父母不准我见他。

　　　富仓此行似乎还另有目的。他提到了团支书，说我开除后有人传说团支书给我写过一封信，班长一直在党员会议上咬这件事，因此系总支正在调查团支书和我的关系等等。他似乎在诱导我说出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对他说。我现在对他说话得小心谨慎，因为我弄不清是系上专派他来了解情况的，还是团支书不放心我，指使他来试探我口气的，抑或他只是随便说说，仅仅想告诉我某些真相而已。不管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反正我绝不说一句对团支书不利的话，他毕竟冒险给我透过风，我绝对不能再连累他了。见我对团支书的问题没什么反应，富仓又提到那个女篮队员的情况。他说我被隔离审查后，她也受到了牵连，他们系的领导至今还在找她的麻烦，逼她写检查交待她与我的关系。

　　　听了富仓的一席话，我再次感到开除后的轻松。让那些留在校内的人搞他们的阶级斗争去吧，反正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谁好谁坏，谁胜谁败，如今全都与我无关了。

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报不上户口，在家要看父母的脸色，出门常受老华的白眼。老华压住我的户口似乎另有打算，他压了一个多月，压得我烦躁失去耐心，压得我父母也跟着发了慌，压到了快把人压垮的地步，有一天他主动找上我家的门。他忽然变得比较和气了，连说话的声调都有了好意，说是要给我介绍个工作，叫我到南郊的一个建材厂去当工人。说着便交给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而且怂恿我说，我若同意去那里上班，填了这张表，就可以到新单位去报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

“派出所怎么会管介绍工作的闲事，那是街道办事处的业务呀。”父亲回来一听就觉得事情跷蹊，他让我先把那张表压在手中，别着急填，也别轻易交出，一切都等他把情况搞清楚再说。经过打听，那个建材厂果然不是好地方。原来那儿就是西安人常说的青砖二厂，都知道那里是劳改窑。西安有两个劳改窑，较大的一个在东郊，这较小的一个，困难时期也在国营单位纷纷下马的形势下转交给市公安局，调走了里面的犯人，改成了一个强劳单位。“强劳”是个新名词，是这两年出现的新生事物。三年的自然灾害制造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大批单位的下马又给城市增加了很多社会闲杂人员，而自由市场的开放则把这些人都吸引到合法或非法的买卖活动中。其中尤以倒卖粮票等无价票证的活动为不法行为，为此，治安机构特拟了一个叫做“投机倒把”的罪名。其实，在物资供应正常的状况下，在做生意合法且受到鼓励的社会中，哪有什么必要“投机”，又谈得上什么“倒把”呀，还都不是上面的政策变来变去，在忽开忽闭，一松一紧的过程中，害得大量的人陷入了法网。孟子所说的“罔民”，两千多年后竟活灵活现在今天。这些所谓的投机倒把罪，大都够不上判劳改或劳教，公安局抓住他们，关起来审查，若查出严重的问题，也许会升级为劳改或劳教，但大多数查不出重大问题的，就长期关下去，边审查边强迫他们劳动，等查清了他们的来路和背景，便把那些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押送回去，交原居住地的有关单位处理。这一审查关押的整个过程名叫“强劳”。它是困难时期的产物，是对突发的社会失序应急修补的举措，是为了在劳改和劳教之外扩大劳役范围而增补的设施。好比泄洪的水库或过滤杂质的巨网，正是依靠这一不受法律约束的惩罚机制，国家用劳改的方式收容了自然灾害、自由市场和单位下马制造的大批流动人口。现在困难时期基本过去了，一大批释放后无处安身的强劳人员都在二厂就了业。为进一步扩大编制，也为了把持本市户口的社会闲杂人员都集中到二厂充实劳力，市公安局便在劳改窑大门口挂出了“地方国营建安建材厂”这块招牌，在1965年开春公开招起了工。

　　　眼前的形势很明显，管我愿不愿意去，老华是非把我逼到那里去不可了。但父亲仍不放弃挽救的希望，他在找熟人关系，他想让我把这事尽量拖下去，等避过了公安局招工的风头，再想办法给我报上户口。父亲很清楚二厂是什么地方，对于城市街道上那些地痞流氓的危害，他向来视同瘟疫，避之惟恐不及，早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怕我和巷子内的坏孩子鬼混在一起，才把我转到祖父身边上学的。没想到命运不饶人，父亲从前的担忧如今终于成了我们真正面对的现实，老华强加给我的招工就是硬要把我推入各种刑事犯的窝子，要让我这个“反动学生”在酱缸里染得更黑。父亲的忧虑是十分深远的，他怕我思想没改造好，再染上别的恶习，将来若堕入偷盗诈骗的帮伙，我这一辈子就彻底毁了。

　　　我能理解父亲的担忧，但我没有再等下去的耐心，我受不了母亲的唠叨，也不想再看父亲阴沉的脸色，更羞于蹲在家中吃闲饭，分食父母弟妹的定量。两相比较，我宁可先去二厂当就业工人。我知道去那里名声不太好，活路苦，工资也很低，但我心想，我又不是去那里当犯人，工作之余，仍可随便出入监狱大门，也算是个体验底层生活的难得机会。小时候我读过《王若飞同志在狱中》等一大堆写共产党坐国民党监狱的故事书，那些有关狱中斗争的革命浪漫描写曾给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那些印象的残渣突然在我的想象中起了发酵的作用。在父亲眼中，那是掉进火坑的险途，在我的想象中，却显示出刺激而富有戏剧性历险的前景，甚至有了某种自我悲壮的意味。父亲看得很严重的事情，我偏要当儿戏去拨弄一下，我甚至在心里痴想，说不定在那些劳改劳教释放犯中还能结识几个江湖英雄。

　　　老华不断来家里催，父亲一再往下拖，我越来越在那个总是晾满了湿衣服的大杂院里住不下去，出了门最怕和老华那黑不溜秋的长脸照面。我渐渐失去耐心，有一天随手拿出老华留下的那张表，就像接了阎王殿小鬼勾魂的传票，趁父亲尚未下班，我亲自把它填好，径直送到了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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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