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时期中学工人宣传队和工人教师的见闻

tuffy05

卸甲一书生 于 2013/10/9 12:27:2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中国有些事情很怪。就拿称呼来说吧，毛泽东早在1925年就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把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自耕农、贫农和工人等各阶级逐一分析个遍。从此，身份（成分）这个东西就跟定你一辈子，并时时在称呼上显示出来。比如，工厂派人到学校里占领讲台，称之为“工人教师”；学生下放到农村劳动，称“知识青年”。可见源代码那时就有了，工人当了教师也不算“臭老九”，因为是从工厂来的；学生到农村种地也不算是农民，因为有了知识就面临着世界观“改造”问题，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现在，这种有意固化的身份识别方式仍然大行其道。农民进城、进工厂，不管你盖了多少楼房，在流水线上打拚了多少年，仍然是个“农民工”。那么，一纸户口所带来的身份差距，本来已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还非要在称呼上也显现出来吗？

    扯的远了，还是回到题目上来。

    记得是在1972年，笔者还在东北某省会城市的一所中学里上学，听说学校附近某搪瓷厂的工人教师要来给我们上课了。“文革”中，学校教师大都被划成“臭老九”一类，政治地位低，社会形象差，远比不上那些“八辈儿贫农”的学校工友光鲜。不久后实行的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毛泽东“教育改革”的愿望。我们学校的工人教师也是根据这个政策派来的。

    在我的印象里，来的工人教师有两位，一男一女，都是30多岁的样子，男的教政治，女的教化学。女工人教师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据有的同学事后回忆，他曾去听过她的化学课，认为讲的还不错。后来一打听，原来是厂里的技术员，上过技校的。可见毛泽东那套“教育改革”理论还是在现实中碰了壁。让“脚上有牛屎”的贫下中农和“手上有老茧”的工人登上讲台，能讲些什么，只有天知道。我那些年参加忆苦思甜会，请老贫农们讲“万恶的旧社会”故事，往往讲着讲着，就控诉起“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的事儿，以致这后来成了会议主持人极为警惕的问题，每每老贫农控诉到这里，赶紧上前打住话头，免得“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政治的男工人教师给我们上过课。学习的内容是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文件。中央红头文件在小小的中学校里存放不了多少时间，所以我们只听了一次传达，其他时间主要政治教师讲解。笔者那时记忆力还算不错。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其中“自信人生三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听过以后都背的下来，以致政治老师还夸过我几句，说我差不多把中央文件背下来了。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他也是溢美之词。但两位男女工人教师也都是厚道人，没听说他们靠着自己的身份打击别人（我母亲当时也是这所中学的老师）。他们呆了大概不到1年，可能在中学讲课太累，远不如工厂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工厂。“文革”期间很多“新生事物”都是这样无疾而终，大家也不奇怪。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家工厂派来的工宣队，记得一个姓郭的，是政工组（相当于今天的教务处）的头头，同学私下都叫他“大老郭”。此人长的尖嘴猴腮，没有多少文化，每天课间操时拿个喇叭站在台子上。吆五喝六，把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叫到台子上“亮相”，出尽了风头。他嘴皮子虽然溜，文化却不高，老是念错别字，老师和学生背地里都瞧不起他。

    大老郭“走麦城”一事发生在那一年我们去附近的县参加“双抢”，即抢收麦子，抢种其他晚育植物，让一块地收两季庄稼。

    那次笔者所在班与同年级其他9个班（每班80多人）一起坐火车，分散坐在各个车厢里。还没到目的地，大老郭拿个电喇叭挨个车厢走，进车厢就喊：“大家注意了，下一站全体下车。”我们当然知道是叫我们做准备。同车厢的其他旅客却吓了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大老郭自己都觉得闹了一场虚惊，我第一次看见他竟然不好意思。

    到农村后，我们各班被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队参加劳动。

    那时农村的卫生条件很差，炕上无数跳蚤找准这帮细皮嫩肉的城里学生“聚餐”，很多人咬的浑身起包。一天傍晚，大老郭带着个女卫生员来给大家看病，我们班有的同学以为女卫生员是当地卫生院的，也没在乎，穿个大裤衩出来擦药。后来才听说那个女卫生员就是9班的女生，姓黄，学生们爱捣蛋，给她起个外号“黄皮子”（即黄鼠狼），其实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个女生长的很端庄、很文静的样子，与这个外号没有什么关系。

    没想到就是这天晚上出事了。

    原来大老郭虽然是50岁左右的人了，在带黄姓女生去别的生产队（我校各班分散在周围十几个生产队劳动）时，天色渐黑，老家伙色心突起，对黄姓女生动手动脚，遭到严厉斥责。大老郭毕竟胆小，给她跪下，撸下腕上手表（上海牌全钢手表120元，属于毛泽东时代的“大件”机器）奉上，这时被附近村子里的5班支农学生发现了（我母亲是该班班主任），赶过来将大老郭揪住在村里游行，老师们也不好劝阻，一直闹腾到深夜。

    接下来，大老郭就从学校操场的那个讲台上消失了。

    第二年，我们班去搪瓷厂劳动一个月。我被分配到包装车间里，每天就是把生产的搪瓷盆、搪瓷碗装到纸箱里，再把纸箱用包装带捆紧，虽然单调，到也不难过。几天后，有同学跑来看我，说大老郭在三车间的地下室烧锅炉呢，你不去看看？在三车间烧锅炉是全厂最累最脏的活儿，又热。看来大老郭因为“犯生活错误”仍在受惩罚。我不想去看他，怕见面不知说什么。当然也许是我过虑了，他根本就不认识我，也不会知道我曾是他“治下”的学生，并亲闻过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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