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学部“文革”的最初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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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文革”的最初景象

香港《苹果日报》2012-7-1

严家祺

“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一天，汪东兴代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文革”还只是在报刊上进行“大批判”，批《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批“三家村”，全国上下，还没有一个“单位”贴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说他们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事实上，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两天，北京建国门“学部”大院中就贴满了大字报，有数百张之多。“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学部”第一张大字报，也就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林聿时和吴传启，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好朋友。我当时听说，这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和关锋授意下写的。
学部传达康生、也可能是毛泽东的话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五月下旬，当时，我们研究组（不叫“研究室”）的十多个人，就在北京郊区的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滚泥巴”。我们“滚泥巴”的具体做法是在徐辛庄人民公社里盖三间像大庆油田那样的“干打垒”房子。五月三十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全体“滚泥巴”的人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当天晚上，我们点亮了一千瓦的电灯，通宵达旦干活，油漆三间即将造好的房子的门窗。晚上油漆是看不清楚的，天亮後，我们发现，门窗上的油漆厚薄不均，十分难看。房子造好，没有住一天，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最早的“文革”，首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革”本单位党的领导人的“命”。哲学所所长是潘梓年，陈冷是副所长。这个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在哲学所参加了全所大会。会议从下午开到六月一日天亮。当时，哲学所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党支部书记陈冷。近二十小时的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冷如何不让大家贴大字报，这就被视为对抗文化大革命，为陈冷辩护的人，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叫姓邹的研究人员揭发党小组长于良华紧跟陈冷，劝说人不要贴大字报。于良华对邹说了一些“劝说”的话，于良华不承认。邹就拿出了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手放在桌子下面的记录，这使于良华哑口无言。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暗地里记录别人谈话、并作为“证据”，这使我非常震惊。整个晚上会议中，大家没有睡意，高潮迭起，到早晨，陈冷就被“斗”垮了，哲学所的全部权力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和吴传启手中。

我之所以记住近五十年前的具体时间，主要是那天早晨七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冷也同大家一起听广播。陈冷在来哲学所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从六月一日起，陈冷与支持他的几个人在一起，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楼走廊和厕所打扫卫生。
在《人民日报》上大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时，林聿时、吴传启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针对的是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写的《青春漫语》。批杨述後，学部大权仍然掌握在党委书记关山复手里。从六月一日林聿时、吴传启夺取了哲学所大权後，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全学部的大权。学部大院到处贴满了批判杨述的大字报。六月四日，学部在王府井吉祥剧院召开批判《青春漫语》大会，会议在几个人发言後,忽然有人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关山复、刘导生对杨述是“假批判、真包庇”，台下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的影响下，支持关山复的人被视为“保皇派” 。“六四”大会後几天下来，关山复、杨述和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张友渔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剥夺了全部权力。
六月四日後，学部建立了“文革小组”，领导全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什么“红卫兵”，学部还没有明显地分裂为两派。在六月、七月，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起来按哲学所的“模式”造反，批斗当权派、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学部是聚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专家权威，除了个别人如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副所长金岳霖外，几乎都打成了“牛鬼蛇神”、“黑帮”。拿文学所来说，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研究室主任唐弢、朱寨、余冠英、蔡仪、贾芝、《文学遗产》的陈翔鹤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学所批斗大会上，何其芳、毛星的头上被套上了厕所里的字纸篓，在所里被批斗之后,这些人头上 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的黑牌子，由所长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游街示众。钱钟书戴的是古钱币式的纸帽子。学部大院有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新建设》杂志社和学部机关等单位，到六月下旬，“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有一百多人，他们多次站在一号楼後、戴着高帽子接受训话、批斗，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一张照片，照片上许多人还能认出。
六月二十六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林聿时、吴传启、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当时学部有四个研究历史的研究所，一是在学部大院的“历史所”、二是在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三是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还有一个“世界历史所”。当学部许多研究所的领导垮台後，历史所却没有变化。六月中旬，历史所两个年轻人王恩宇、付崇兰起来反对历史所领导郦家驹（是今天中国著名演员海青的舅舅），我曾经在一次食堂召开的历史所大会上公开支持王恩宇、付崇兰。因为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恩宇、付崇兰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我在哲学所却没有受到批评，也没有人赞同我的做法。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我到历史所礼堂参加历史所全体大会。我选择第一排边上就坐，看到礼堂讲台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的巨幅画像。我在哲学所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五个人的像挂着一起，所以，我盯着林彪的像仔细看，我愈看愈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挑起的。对他歌颂毛泽东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格格不入。我想，要“造反”，就应当把林彪的像从讲台墙上撕下来。这天，关锋、戚本禹来历史所讲话，宣布为王恩宇、付崇兰平反，郦家驹停职反省，明令切断尹达与历史所得一切联系。我一点也没有为王恩宇、付崇兰感到高兴，回到哲学所，我更加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可理解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当天，《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彭定炎写大字报起来反对林聿时、吴传启，我终于跨出了大胆的一步，我加入了彭定炎的行列，成为最早反对“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八人”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获得了行动的充分自由，我不再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和我所在的“研究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也没有人对我发号施令了。（写于201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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