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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处决罪犯这档子事是属于保密的，以什么方式处决？在什么地点处决？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更别说被人溜进执行现场瞄上一眼。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市里区里开公审大会信息是公开的，而每次公审大会后必定有几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被拉到刑场执行枪决。于是一些闲来无事的人便会在公安布置警戒之前，早早“潜伏”在刑场周围，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执行过程的大概。
解放后一直到八十年代这段时期，上海枪毙罪犯的主要刑场在位于虹口区西北角的广粤路上，那里有座人工垒起的土丘，人称“靶子山”，山下正南面有片开阔地，这里就是民间所称的“靶子场”。这个靶场原本是日本人侵占上海时修建的，解放后，这里平时是民兵和学生军训打靶训练的场地，而真正出名的是作为枪毙罪犯的刑场。
那年代，我居住的地方和学校离靶子场不到5公里的路程，平时和同学经常到那一带玩。文革开始后，社会秩序大乱，不法分子趁着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刑事犯罪十分猖獗，市里经常召开公审大会打击各类犯罪现象，有一次公审大会后，竟然有六十几个罪犯被拉到靶子场枪毙。靶子场越是闹猛，那些“潜伏”一族越是活跃，那时经常听到“同学的同学的同学”所谓亲眼所见，说是：那个白头发老头子吓得鼻涕眼泪一大把，馋吐水拖了一尺长；那个罪犯推板，还呒没开枪人就瘫在地上了，弄得人家枪也不好打；那个开枪的公安眼火不准，没打中要害，犯人掼下去还在动，只好再补一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这些传说到底是真是假，无人去深究，大多数人就当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听过算过。但对于我们这些定力不足的学生子，还是蛮有点吸引力的,于是，我们都有些异想天开，哪天也让我们去见识见识，到底哪能枪毙人的。终于，在1972年的秋冬季节，我们一帮人的这个念想实现了。这件事的实现来源于一只电话。
关于这只电话，容我在此插一段文字讲一件趣事。时间到了1972年，文革进入中期阶段，那时，人们对文革的热情已大大降低，社会大众人心思稳，希望国家恢复正常状态的思想情绪渐成主流。最为突出的事例是当时社会上传说要召开四届人大，人们把四届人大的召开当做国家安定，文革结束的象征，一时关于四届人大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与此相对应，学校也开始抓教育质量，连“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徐景贤也说，现在有的学生连“大娘”和“大狼”、“上调”和“上吊”都分不清。于是，各个学校闻风而动，在教育革命的框架下创新抓教学质量的方法手段。我所在的那所学校蛮有创意的，搞了个以“教育革命探索”为名义的项目，后来上面讲，毛主席早就把教育革命的大方向定下来了，你们还探索什么！无奈马上改名叫“教育革命实践”。这个项目以我们班级为试点，全班拉到一个叫“绿化工程队”的单位，边劳动边学习，名曰开门办学。当时学校领导考虑到社会上的传说一旦落实，后续的事体很多，为方便起见要我留在学校不参加这个实践项目，临时安排我在同届的六班插班上课。
六班是个很有趣的班级，上课时，下面的讲话声音比老师的声音还要响，经常是老师讲老师的，下面讲下面的。于是，工宣队的强力人物常庄来实差，如果哪次某个学生被捉到“现行”，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被吊出去办学习班。经常来抓纪律的是工宣队的邱师傅，同学们叫伊“邱瘪嘴”。邱师傅30来岁，并不像叫的那样，人长得蛮英俊挺拔，再加上复员军人出身，抓学生纪律很有一套，许多学生都怕他。那一天六班照例闹哄哄的上着课，突然之间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听见同学之间小声地传话：“邱瘪嘴！邱瘪嘴！”，我侧过身向窗外望去，发现邱师傅与往常大不一样，平时像个侦察兵总是躲躲闪闪的，要么露半张脸，要么假装路过，低着头走过教室，今天则一反常态，满脸铺满红光，眼睛闪着光芒，站在窗子的贴贴中央。这时，只见邱师傅举起握紧拳头的双臂，全然不顾正在上课的教师,用兴奋而又急促的声音大声向教室里喊道：“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四届人大召开啦！”
起先，教室里寂静了几秒钟，突然像火山爆发一样爆发出一阵“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叫声和怪笑声。实际上大家都清楚，呼口号并不是真的在祝福领袖，而是庆幸自己没有被捉牢，同时又可以借机大肆发泄一通。接着，邱师傅通知我下午到区里开紧急会议，又把区里来电的事简单说了一下。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天区里来电话正好是邱师傅接的，对方通知下午派一个红卫兵干部去区里开会，有紧急任务。邱师傅自作聪明，问人家是否四届人大要开啦，对方电话里不方便讲，只“嗯、嗯”了两声，结果七里传了八里，闹出了这段笑话。
下午，我按着电话通知的要求到了海南路10号开会地点，原来所谓的紧急任务与四届人大浑身不搭界，是几天后有个公审大会，会后要枪毙一个罪犯，要到会的各个学校组织红卫兵到靶子场去做纠察，我们学校摊着100名。几天后，以我们这届为主的100名红卫兵开赴执勤地点——靶子场。
到了现场才明白，原先听到的那些绘声绘色的传说，大都是凭想象编造出来的，或者至少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因为执法现场的组织、警戒十分严密，不可能让外人看得那么真切，连眼泪鼻涕都看得清楚。现场组织的实际情况大体是，大约四五个小时前，公安就开始清场布置警戒，靶子场南面是市区方向，进出的通道只有一条广粤路，于是在广粤路靠近广中路的地方设一道关卡，无关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准进入；关卡里面，靶子场的周边实行清场，只要看见有闲人，就立即把他们驱赶出去；靶子场的北面是宝山方向，那里有一个村落和一片农田，情况比较复杂，后来能溜进去的人大都“潜伏”在这片区域，那些人一直到临近执行时，才陆陆续续冒出来，这时公安看看也不影响大局了，就眼开眼闭放他们一码。这些人往往都聚集在执法点东北角的靶子山半坡上，那里离核心地带至少也有150米以上，人数多的时候可能有个千把个人，远处望去，层层叠叠，闹闹哄哄，紧张兮兮，不过倒也能烘托出一些气氛。
我们学生子到现场做纠察一般不会派重要用场，要么在广粤路的关卡上执勤，要么在最外围拦成一道人墙，如果位置不好的话，基本看不到什么。但幸运的是，我们学校的执勤位置被安排在刑场的西南面，身后是一个解放军的农场，那里没有什么闲人，因而也没有什么压力，这为我后面的仔细观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再说我们这道人墙的里面，从最里面的核心点开始。所谓核心点，就是枪毙犯人的位置，那是一块五六十公分见方略高出地面的土墩，犯人就跪在那个土墩上等待吃枪子。公安的第一道防线设在土墩后面半径10米的位置，这个区域里等一下会有很多人。公安防线外面大约五十米的位置是第二道防线，由“上海民兵”把守，这道防线后面再隔50米，才是我们这批臂膀上别着红卫兵标志的学生防线。从第三道防线到核心点，少说也有100米，说老实话，如果不是后面整个防线变形纷纷向前靠去，我们这个位置也只能模模糊糊看个大概。就是这样三道防线构成了整个现场的警戒体系。
那天我们按规定时间来到执勤现场，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大约两个小时后，远处传来警笛声，聚集在靶子山半坡上的人群开始躁动，随着警笛声越来越近，一支车队驶了进来。这支车队有大大小小车辆靠十辆，包括警车、面包车、救护车等，但押送犯人的车辆并不在里面。车队里首先下来一批穿制服的公安，看似忙忙碌碌杂乱无章，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具体任务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这些人里包括行刑者以及他的副手，有法医，有拍照的和其他工作人员。所有这些人里面，行刑者的地位最高，他被特殊保护起来，此时，他甚至连枪都用不着摸，所有的枪械检查和后面的子弹上膛等，都由副手负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为行刑者配了一个B角，以防不测。行刑者行刑完毕后，一切事情都不用他管，独自上车，然后悄然离去。这些都是我通过近距离观察得到的印象，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了这次行刑的B角，他证实了我的这些看法。
那天在这批有任务的公安下车后，又有10来个人随后下了车，男男女女，服装也不统一，我一直搞不清这批人是干什么的，从我的观察分析有两种可能：或是人犯所在单位、街道居委的领导，或是公安的关系户，专门安排那些人来看热闹的，反正这批人中，后来也闹出了个笑话。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随着警笛声再次响起，押送人犯的警车到了。接下去的事情从开始到结束总共不超过五分钟，而最核心的那件事从人犯下车到行刑完毕，仅10多秒时间，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时就像听到命令似的，我们的防线开始变形，因为大家都知道，枪声一响，我们的任务即告完成，于是我们随着工人大哥的队伍向内靠拢，几乎和第二道防线贴在了一起。谢天谢地，我的视觉角度非常好，能清楚地看到人犯从下车到行刑的整个过程，距离大约五六十米。
人犯下来了，五花大绑由两个公安押着。那人名叫蔡宗声，号称“人民大道一只鼎”，定的是流氓教唆罪。我第一眼的感觉，那人的脸色像猪肝，和身上穿的咖啡色棉袄混成一体，年纪大约40多岁。这时，整个靶子场静的出奇，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一群人上，这群人总共五个分成两排，前排当中是人犯，两边两个押送的公安，后排两个人，当中一人两手空空，边上那人半举着一把枪口朝上的****，****看上去较大有些笨重。这群人快步向前走着，前面10几步就是行刑点，在离行刑点还有三四步路时，第一个动作出现，举枪的那位公安把枪平移给边上的那位，完成动作后再前行两步就是那个土墩，这时，第二个动作来了，只见两边押送的公安用膝盖朝着人犯膝盖后面的凹凹里一顶，扑通一下，人犯就顺势跪在了那个土墩上。此刻，一个组合动作在同一时刻发生，先是两个押送的公安同时迅速向侧后方跳出，就在手脱离人犯的那一刻，行刑者压下枪口扣动扳机，“砰”的一声，行刑结束！整个过程环环紧扣、严丝合缝，不得不叹服公安训练有素。
再看那个人犯，枪声响起，人犯就像一只装满砂子的麻袋毫无生气的一头栽了下去，后脑立刻喷出一股血柱。这时，一群人涌上去，其中一个拿了根不锈钢细长圆棒，朝后脑那个枪洞戳下去，又在里面捣了捣，拔出来往泥地里插了几下，把血污揩掉，然后拿报纸使劲擦拭着；另一个把蜷缩着的人犯裤脚一拎，身子挺直后正反面连拍几张照片；然后又有几个人上来把尸体放上担架，抬上一辆停靠在旁的救护车，车门一关，那辆救护车兀自开走了。再找那个行刑者却早已不知进了哪辆车，原来枪声响后副手即接过那支枪，现在正用报纸擦着那把枪上的血污呢。所有的这一切，在外行人看来似乎有点杂乱，其实是忙而不乱，几分钟后所有的工作全部搞定，一阵警笛声后车辆都不见了踪影。
那天行刑现场还发生了一件笑话事体，就在枪声响起时，有两个人同时倒了下去，一个当然是罪犯自己，一个就在前面讲过的那个观摩人群里，倒下去的是个女的，结果人家公安在收拾现场，她被人扶起后，几个人在帮她拍灰，弄得现场蓬灰很大。我们就站在后面看得真切，真是让大家嘀笑皆非，有同学讲：“胆子噶小，还来看啥昵！”
这件事离现在已过去40多年，那天我们的队伍哪能去的，哪能回来的，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倒是整个行刑过程记得清清爽爽，我这只脑子也真能“抓大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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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8 15:3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