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刘欣欣）：“文革”亲历纪实（一）——走上社会抓“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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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至8月，文化大革命之火，在毛主席的支持和“中央文革”的鼓动下，越烧越旺。红卫兵运动亦如日中天。我们学校运动的发展与社会同步，校党委首先被打倒，“束缚手脚”的工作组也被灰溜溜地赶走。此时的懵懂少年们如脱缰的野马，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们已经不能满足和局限于运动开始时的“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的“文斗”形式。毛主席都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是“造反”，武斗必然是免不了的，于是暴力化倾向开始逐步显现。

学校里学生动手打校领导，打老师的风潮蔓延起来，“牛鬼蛇神”劳改队也应运而生。后来发展到工作组里一位现役解放军干部也遭毒打。事发当时我在现场，围观的同学很多，有些同学情绪失控，下手很重。当时的情形是动粗者谁也听不得劝，更无法制止。我所能做的只是和部分同学拉起手维持秩序，防止出现一哄而上的情况，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有人还把工作组组长王润哲揪到圈内。王组长五十多岁的人，解放军上校，本来已免职休息，临时被派遣来干这么个苦差使。若是真挨个三拳两脚的，那可真吃不消。我一边呵斥着他：“这里有你什么事？还不快出去！”一边用力把王组长拉到圈外。事后王组长见到我父亲时激动地说：“你那小子可真救了我一命！”

学校的校园已经关不住我们，很快红卫兵运动冲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成为非常时髦的主题。城里的红卫兵把众多老字号牌匾砸掉，并重新命名，许多道路也被改了名，东交民巷被改成“反帝路”，还有“反修路”什么的。连党报都连篇累牍地刊登照片、发布消息。电视新闻、电影新闻纪录片也同期播出。一系列舆论宣传促使“破四旧”的风潮在整个社会迅速发酵。我们学校门前那条路叫“苏州街”，学校北门不远处立着块路牌。我灵机一动，泼墨挥毫，写了“建军路”三个大字（字写得很蹩脚），贴在路牌上。我想，守着“八一学校”门前的路自然应改为“建军路”。之后很长时间当地居民都认同“建军路”这个名称，两年以后我还看到苏州街上贴着个通告，下面落款“建军路居民委员会”。看来此路更名似已即成事实，并没有人在意北京市城市规划委是否批准过此路更名，也没人知晓这只是一个未满16岁的毛头小子的拍脑袋之举。

当时的“革命形势”真是日新月异，没几天时间，“抓流氓”的风潮很快在社会上刮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治安和现在比应该说是海晏河清，但是总还有一些社会不良青少年干出一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事情。我们学校平日基本与世隔绝，大家经常听说外边的流氓十分猖獗，什么“城里城外，叉子板带”之类，北京城“九龙一凤”的名号也被传得沸沸扬扬。可大多数同学们真正接触和见识过的却很少。我家63年后搬出部队大院，住地方宿舍，平时接触社会上“三教九流”机会较多。毗邻的广安门外有一伙“晃”（流氓），常带着“佛爷”（小偷）光临我们家这一带，闹得当地安分守己的孩子们谈虎色变。上小学和刚上初中时，我在家附近，也遇上过地痞流氓故意找茬，冲着我频繁地上下打量，黑话叫“照”，就是挑衅叫板的意思，一言不合就被揪住脖领子，我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灰头土脸地认怂了事。

记得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一天晚上，快熄灯睡觉了，有一伙地痞混混在学校门口挑衅，扔砖头，打唿哨，骂大街。护校队派人回到宿舍楼报信，男同学们闻讯自发地集合起来，不下二百人，打着手电，骑上自行车呼啸着冲出大门外，可人早跑得无影无踪了。虽说出师无功，但那同仇敌忾的气势却令人振奋。可见抓“流氓”在我们学校非常有“群众基础”，真能调动起同学们的积极性来。

抓“流氓”的风潮是怎样掀起的，我至今搞不清楚，只知道我们学校是紧随社会开始行动的。被抓的对象大部分是派出所、居委会提供的，估计都在派出所挂了号，否则我们哪知道谁是流氓，根本无从下手。现在分析不排除有人借红卫兵之手整肃社会环境之嫌。当时社会上的地痞混混和现在的黑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一般不闹出大乱子，派出所只是记录在案。现在红卫兵风头正盛，整治一下“流氓”的“重任”自然落在我们肩上。若干年之后，我才听说海淀黄庄的机床电器厂有一个职工，始终被公安部门内部掌控为“特嫌”。经过公安部门的“提醒”，此人被我校红卫兵抓回去，一通皮肉之苦，深深触及灵魂。之后死在了拘留所。还有一个修理自行车的，也是公安重点怀疑的潜伏敌特。抄家风潮开始后，也是在有关部门的指引下我校红卫兵抄了他家。据我们班同学车晓彤（女演员车晓她爸爸，电视剧《亮剑》中刘伯承扮演者）亲历叙述，还真从他家抄出成捆的钞票，有数万元之多。最后人被公安局带走，不晓得事后如何处理。

我们学校“抓流氓”活动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当时叫“八一革命军”）为主，和北京市十九中红卫兵联合行动。行动基地设在原校务处和校务处门前院子里（现在白家大院餐厅的位置），当时校务处前的大门彻夜敞开，白天人流涌动，夜晚灯火通明，整日喧嚣鼎沸。

最早抓回的一批人里有个“圈子”（女流氓），二十多岁。估计属于与“流氓”有染，作风不检点的那种，这在当时可属于大逆不道的。把她带走时街坊邻居都对其嗤之以鼻，看来挺不招人待见。这个“太妹”长相实在有碍观瞻，不敢恭维。从她家里搜出一张小伙子光着膀子显示肌肉的照片，类似现今健美造型那种。据检举，相片主人是个“工读学校”学生，这一带出了名的混混。这张照片捅了马蜂窝，天真纯洁的同学们哪里见过这东西。两天两夜的时间里，那位大姐一直持续不断地挨打。第三天，我看到一帮小女同学们还围着她意犹未尽的施展拳脚，再下去会出事的。我赶紧拿着纸笔，上去吆喝她到另一房间写检查去。她像见到救星一样，从地上爬起来追着我紧跑。上学时她最讨厌的事可能就是写检查，可当时写检查却是她求之不得的救命稻草。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小子，名字记不清了，外号叫啥“胖子”，面目猥琐可憎，让人见到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抽他两嘴巴子。挨打时鬼哭狼嚎，回过头来点头哈腰，嬉皮笑脸。原本让他交代问题，一不留神他居然舔着脸津津有味地讲起如何“带圈子”（与女流氓鬼混），什么“第一步、第二步….”旁边一帮低年级男女同学好奇地听着。看到他绘声绘色地喷着唾沫星子，我冲上去狠狠给了他两个嘴巴。我十分后悔当时动手打过人，但打这两巴掌我至今不后悔。有一天，十九中红卫兵的头儿叫姚晓康，进屋后抡起皮带一边狠狠揍那小子，一边厉声喝问：“可逮着你小子了，在海淀稻田里强奸并掐死女孩的凶手是不是你！”我当时听说后心中那叫一个振奋，这回可算抓着一条大鱼。没想到这小子死不认账。慢慢我这才醒过味儿来，原来这是在诈他。可能是从公安局方面得到了案情通报。那小子嘴里供出过几个“流氓”同伙，我们派人一一带回“审查”。还有一个他“带”（后边做靠山，偷着钱上交给他）过的小“佛爷”（小偷）。那孩子岁数不大，哭天抹泪的，表示痛改前非，看着可怜，到了晚上我把他偷偷带到南门放走了。(关于这个小孩的故事我以后还会提到)

   还有一个小伙子，样子看起来挺老实，穿戴打扮也不“匪气”，不知哪给送来的，嘴挺硬，不承认自己是“流氓”。嘴越硬越挨打，让武装带的铜扣给开瓢儿了，流了很多血。我急忙把他拉出来，带到卫生所缝了两针，包扎了一下。为避免他再挨打，请卫生所护士找了间屋让他休息一下。待到夜深，趁人不注意，我也把他带出校门放走了。

   除了被扭送上门，或被举报抓获的以外，我们还曾主动出击，上街抓“流氓”。有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我们一行人骑车在中关村附近巡视。当时中关村一带十分荒凉，到了晚上人迹稀少，大有“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那种恐意境，属于治安案件多发区。偏让我们遇到一位不速之客，此公穿瘦腿裤，尖皮鞋，梳个大背头，（其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还吹着口哨（也可能是夜里怕鬼）。一幅典型的“流氓阿飞”的穿戴打扮。一个人夜晚在这种地方瞎逛，实属图谋不轨。理所当然被带回去审查，拉回学校一问，却是海淀交通队的交通警。没有挨打，初中一二年级的一帮女生喊着“稍息”、“立正”的口令给他上队列课，罚站一宿，第二天早上才放他走人。以后我们见到他在街上指挥交通，装作和我们不认识，我们也索性互不相识。

为了抓到更多的“流氓”，我们还搞过一次“引蛇出洞”。有一个被抓的流氓，交代说他知道甘家口一带常有流氓出没，自报奋勇带我们去抓。我们合计好，由李镇美和十九中的张旭城，两人假扮“流氓”，穿着运动衣裤，白球鞋不系鞋带，大摇大摆，尽力模仿流氓的做派。和他一起，三人在“流氓”时常出没的街头徘徊，我们的人在后面悄悄跟着，随时准备抓捕。本想引出盘踞和出没在此地的地头蛇们，（其实想法有些幼稚）但转了半天竟一无所获。倒不时有过路的群众向我们这帮跟在后面的红卫兵举报：“前面有三个流氓，红卫兵们赶紧去抓啊！”看来他两人扮得倒真像。事后分析失败的原因是，两个人都太“块儿”了。李镇美一米八几的个头，又高又壮，张旭城号称“张大块儿”，更是虎背熊腰。“地头蛇”们早被“强龙”给镇住了，哪还敢露头儿。

   但有一次例外的“收获”。我们一行十余人骑车前往六郎庄一带“撒网”。提起六郎庄，学校的同学都很熟悉，位于我们学校至颐和园之间，文革前大家步行去颐和园玩，或在稻田地，小河沟里捕鱼捉蟹时，经常在六郎庄一带邂逅到无事生非的家伙，我们学校学生当时还属于弱势群体，总是被人欺负。当时在大家眼里这一地区是“流氓”出没的危险地带，因此尽可能避而远之。现在分析，当地无非是民风彪悍（比起我们），再赶上些遇见怂人搂不住火的主儿，于是矛盾和冲突自然免不了发生，本不应上纲上线到“流氓”的层面上。

   不过心中这口恶气不出岂肯罢休。于是我们就到六郎庄一带寻找“流氓”踪迹。正碰上两个小伙子骑车迎面而来，两人都很壮实，穿着红灯笼裤（运动裤），白球鞋没系鞋带，腰上还扎着练功带。典型一副在街上玩儿（混）的装束。什么时候还敢穿这一身在大街上晃，这不是叫板吗！肯定不是“善茬儿”。我们互递眼色，一下把两人团团围住，两人有些心虚，二话没说乖乖地跟我们回了学校。话说回来，一眼能看出此二人是练家子，就论我们当时那身子板，俩人不是人家一人的个儿，就仗着人多罢了。两人具备挨打的经验，看那架势，手抱头，胳膊护住要害，两腿圈起护住下身，只落一点小小皮外伤罢了。而且嘴还挺软，竹筒倒豆子般招了一大堆鸡鸣狗盗的破事儿，很快便被从轻发落了。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出口气为第一要务，不可能指望我们能侦破些什么大案要案来。

   记不清是街道办事处还是什么机构派了一辆车归我们支配，是个大后三轮，能坐七八个人，文革后那种车型见不到了。司机师傅四十多岁，人高马大，行动时站往我们后面一站，震撼力颇强。我家那一带文革前应属“重灾区”，有几个恶名昭著的小子十分猖獗。属于街霸，往大街上一站，胆小的孩子们打酱油都得绕开走。回想自己曾被揪住脖领子的屈辱，为了找回 “梁子”，我带着那辆车杀了回去，在我家附近检最出名的逮回去两个，教育得服服帖帖的，以后见了我都不敢再“炸刺儿”。

   抓“流氓”行动好像持续了有一个多礼拜，一阵风来，一阵风去，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流氓”可供我们抓。整个行动好像也没有什么刻意的组织，几乎半无政府状态。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得到信息，立刻一帮同学骑车蜂拥而去，然后又是蜂拥而归，押回三三两两“流氓”之类，接着就是不由分说，一拥而上，皮带纷飞，夹带着叫骂和哀嚎。大家几乎都处于高度亢奋和疯狂之中。这段时间究竟“处理”过多少“流氓”恐怕没人说得清楚。所幸在我们学校没有发生过一起人命案。论八一学校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行为，“抓流氓”期间应为顶峰。那一段时间里，真正显示出很多人性的扭曲，一些平日里文质彬彬的文弱书生，突然恶狠狠地变得判若两人，连眼镜里都闪着凶光，弱柳扶风的女孩子们一出手，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虽说当时“血统论”盛极一时，在我们学校打“流氓”行动和“血统论”还没有挂上钩。那时在我们眼里，挨打的“流氓”们当归于“地富反坏”中“坏分子”范畴，而对于阶级敌人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自然不能手软。这和有些学校镇压“狗崽子”的行为不是一码事，（我们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很少在抓“流氓”时多此一举地查问是何出身。

中国在任何一次大的运动初始都伴随着这样的动乱和宣泄。尤其是我们这些“根正苗红”（仅限于文革初期）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子弟，一旦成为运动的宠儿，没有任何约束，有的只是“好人打坏人活该”之类的纵容。真照这个路子继续走下去那错起来可就没边了。反问当时红卫兵初起阶段，哪来的勇气和底气敢于纵横社会，“破四旧”、“抓流氓”、抄家、“大串联”，掀起一波又一波瞬息变幻的风潮？全凭毛主席一句“我支持你们！”那可是“一句顶一万句”呀！

抓“流氓”行动过后，我们又跑出去抄家（详见《文革抄家见闻录》）。“破四旧”的每一个“战役”我基本上都是亲临一线，身体力行。针对当时红卫兵运动呈现的无政府主义乱像，西城区首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而且连着发出好几道“通令”。据说后台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报纸上都登载了林彪、周恩来、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佩戴“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袖章的照片，那可不是“PS”下来的。紧接着海淀区开始酝酿区红卫兵总部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建立，发起学校是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师院附中、19中、101中等几个学校。排除了北大附中“红旗”。那帮发起人对北大附中彭晓蒙耿耿于怀，其间恩怨从何而来我不太清楚。同时海淀区的红卫兵对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也是非常不感冒，感觉他们有些霸道。另外石油附中是蔡东北为首的“赤飚战斗队”参加的，农大附中是张建平（我校毕业生，老高三）那一派参加的。我校是以当时的“八一革命军”做为发起人之一。经协商决定全体参加者统一将原组织名称更改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发表了一个宣言，召开了海淀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成立大会。至此我校原“八一革命军”正式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说实话我一直认为“革命军”这个名号有些“弱智”，总感觉名不正言不顺。

区总部主要由人大附中杨安平（我校毕业生，老高三）负责牵头。海淀纠察队由人大附中朱燕生（我校毕业生，老高二）负责牵头。我当时受命联系印制袖标，参照西城纠察队的样式，交付给好几个刻印门市部印，总觉得海淀区的袖标不如人家西城的精致。所谓纠察队，也就是把袖标分发给各个学校红卫兵，如有行动统一调遣。同时设立了一个机动队，属于常设单位。由各学校抽调人员组成。全是男生，有百十号人，我们学校有二三十人参加，集中住在我校校务处驻扎。我愧领队长工作，教导员由农大附中张建平担任。

纠察队时期办事情相对比较理性了，政策性、组织纪律性也相对严格，随意打人的现象基本杜绝，赋予她的一项任务就是纠正社会上乱打乱砸的无政府行为。1967年后红卫兵纠察队与“联动”都被定性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组织，而遭取缔。“武斗，暴力”等罪名是“欲加之罪”的产物，真正的原因就是红卫兵纠察队与“中央文革”离心离德，与之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一起，成为其倒行逆施的一块又臭又硬的绊脚石。

纠察队机动队的任务就是听从总部的随时调遣。比如刚成立时，接到中央红卫兵联络站通知，颐和园诸多文物古迹遭到一部分造反派破坏，我们马上前往，配合驻园派出所加以保护。我们把海淀纠察队保护文物古迹的通告在公园内外张贴，白天守在大门口，夜晚和民警一起巡园。夜里在万寿山上巡逻，用手电一照，草木丛中趴着一个个人形的东西，近一看全是从佛香阁上砸坏的佛像，扔在那里，令人痛惜。记得我们晚上就在石舫的船舱里住了几宿。我们撤走之后，没有再出现入园毁坏文物的事件。

再有就是为大型活动维持秩序，比如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几次接见红卫兵，以及首都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批判团中央“三胡一王”大会等大型活动，我们都担当过“标兵”、“纠察”之类的任务。

还有就是替老红卫兵“维权”撑腰，比如清河第二毛纺厂技校红卫兵，被厂里工人造反队赶出学校，该红卫兵都是“红五类”，以工农子弟为主。跑到海淀纠察队总部要求主持公道，我们是当仁不让，机动队先派人前去交涉，被堵在厂门外不让进，发生小的肢体冲突后，惊动了杨安平，朱燕生等前往坐镇，最后调来几个大学附中，101中等学校近千人与之对峙。对方被迫让步，允许技校红卫兵回厂闹革命。

纠察队期间，因为“主业”发生变化，抓“流氓”之类的事情早已不屑一顾了，“私设公堂”的现象也再未发生。往日校务处门前的热火朝天的情景不再，有的只是佩戴纠察队袖标的小伙子们骑着仅有的两辆破摩托兜兜风。

66年国庆节过后，忠实于职守的我们，发现学校大部分同学早已天南海北四方巡游去了。“大串联”的魅力远比“破四旧”要大的多。机动队的弟兄们陆续不辞而别，远走异乡。眼看着苦心经营的团队就要作鸟兽散。我最后也下决心挂印辞官，带着本学校剩下的十几个机动队铁杆儿，赶最后一播儿踏上了“大串联”的征程。

醉心于游山玩水的老红卫兵们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送沙果”的已不再可爱(注)，名不见经传的“第三司令部”、“首都兵团”不知从何处冒出来顶了我们的风头。

也是命运造化，红极一时的我们这帮“老红卫兵”（实际上也就是早了几个月时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像过山车一样从大红大紫的巅峰一下坠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同样的地方——校务处院内，同样的主人公——八一学校的红卫兵小将们，曾几何时指点江山，叱咤风云。如今有的被戴上手铐，有的被五花大绑，在造反派喊打声中被押上警车。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到头来砸到我们脑袋上。只是这反差来的有些太快了。

日后，从大狱中“特赦”的“联动”骨干份子们，还有那些逃脱法网逍遥法外的纠察队“元凶”一干人等，还妄想“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无奈落花流水春去也，几番挣扎，几番抗争。终究斗不过背后有“中央文革小组”撑腰的造反派。最后还是被赶出学校，和社会上众多的老红卫兵一样沦落于“江湖”。又有许多同学再次被抓进大牢，非常讽刺的是，这时被赶出政治舞台，成为“另类”的我们，早已不再享受“联动”之类的“政治犯”待遇，在公安部门的案卷中，这些被关进号子里的也只是些寻衅滋事的“流氓”。



     注：1966年7月在首都中学生的一次大会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发出支持红卫兵反对工作组的讲话，席间石油附中“赤飚战斗队”蔡东北，代表反工作组的红卫兵向江青献上一篮沙果。江青连呼小将可爱。1966年12月，蔡东北被公安部抓捕，有人赋打油诗一首：“遥想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多爱我。再看今日送果人，带上手铐做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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