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化：我在“文革”中拍电影

tuffy05

李文化：我在“文革”中拍电影

2012-07-30 13:31:55 来源：南方都市报

    文/李昶伟

　　李文化第一次看电影是1940年的一个傍晚，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伪“满洲国”滦平县城。当时十一岁的他不明白白色幕布上的人群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铁皮匣子里的那道雪白色的光柱做什么用。那时的他，没明白电影中“大东亚共荣”的政治意图，也不会想到电影会与自己的一生相联系，更想不到因为电影而裹挟进一个时代波诡云谲的政治浪涛中。回忆录《往事流影：李文化的电影人生》记录了这一切。

　　1948年底，已成为年轻摄影师的李文化随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纪录片组抵达北京，成为新建成的北平电影制片厂的一员。此前，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接受专业训练，这个前身是伪“满洲国”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的电影厂，曾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远东最大的电影厂，在后来迁往黑龙江兴山后，也成为了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的第一个红色电影生产基地。而北平电影制片厂当时暂定的任务是拍摄新闻纪录片，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新月异的新风貌。

　　在成为故事片摄影师之前，李文化亲眼见证了共和国初期的许多大事：新疆剿匪、上海取缔妓女、颁发土地证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板门店谈判、胡志明接管河内等历史瞬间。1958年拍摄故事片之后，所拍电影依然是充满了时代烙印，“三反五反”、整党、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此间，电影《早春二月》是个异数。

　　“贵人”江青

　　江青身穿便装，梳着齐耳短发，肤色白润，精神不错，看起来不像年近五十的人。她说：“李文化！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

　　《早春二月》由谢铁骊导演、李文化拍摄，这部改编自柔石小说《二月》的剧本得到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极大支持，影片的文学本和分镜头本经他修改了一百多处，片名改成了更诗意的《早春二月》。

　　当时，“‘不要有顾虑，大家努力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去创造。’周总理、夏衍同志、周扬同志的讲话，给了厂里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很大鼓舞。”李文化在这部没有讲述无产阶级生活的电影里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动用了所有从苏联电影中学到的摄影技巧进行创造。为了突出谢芳扮演的陶岚不肯随波逐流、洁身自好的高傲性格，“在演员的正面用低于主光亮度的平光照明，然后从侧逆方向勾明亮的光斑加以突出，光斑的面积不要超过脸部的二分之一。在镜头前加二号柔光镜”；而对孙道临扮演的肖涧秋，则用“伦勃朗式”的光线处理，“光线明暗分明，反差大，塑形感强，以表现他在生活中不甘于流俗而痛苦地上下求索的性格”。在摄影手记里，李文化精心构思写了每一个镜头的效果，从造型、用光、色彩、构图，甚至详细到背景、情绪、表现气氛。

　　这部影片在几十年后被认为是“最美的电影”、电影摄影史上的经典，但当时，审查遇到了问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强烈不满：“不赞成这部片子并不是说哪个缺点，哪里要改。首先，整个这部片子我就不赞成，整个否定。”

　　那是1963年，到了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27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最高领袖关于文艺界著名的“两个批示”。

　　第二年，文艺界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要求“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被批判为“大毒草”。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了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
　　“我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一到星期天就心慌，每到周末，全国的大报纸都有整版的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

　　不久，《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对《早春二月》和另一部所谓描写“中间人物”的影片《北国江南》进行大批判。

　　李文化很困惑，《早春二月》怎么就被打成“大毒草”了呢？只不过是写一个青年人寻找自己的出路；说女主角陶岚是资产阶级，她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师。“况且，剧本在夏衍副部长那儿都通过了，厂里各个部门都通过了，最后怎么会是‘大毒草’？”

　　而正是因为这部“大毒草”，李文化被江青注意到了。

　　1965年7月，北影厂的领导匆匆找到李文化，告诉他中央在抓一部叫《南海长城》的电影，作为全国典型，“你呀，是江青同志亲自点名要你来拍这部电影，说《早春二月》拍得好。这已经定了。”李文化清楚地记得，那天回家的路上，他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心脏“咚咚”地跳得很急。“不管那么多了，让我去我就去，反正尽最大努力，应该也不会拍不好。”
　　第二天，拿着厂里开的介绍信到八一厂报道，李文化正式进入《南海长城》摄制组。
　　几天后，江青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南海长城》摄制组一行人。李文化印象中，江青身穿便装，梳着齐耳短发，肤色白润，精神不错，看起来不像年近五十的人。李文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江青微笑着，审视了我一会儿，赞叹道：‘李文化，你真年轻！’听到江青说自己‘真年轻’，我有点儿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什么好，说自己是年轻不太好，说自己不年轻也不好，只好笑一笑。她接着说：‘李文化！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你拍的《早春二月》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很讲究。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我赶忙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随后，江青在平时和毛主席用餐的餐厅里，请导演严寄洲和李文化等吃了一顿饭，虽然简单，味道却极好。席间，江青不住地发出感慨：“培养你这样一个摄影师，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还要难！”

　　“当时没有江青是‘四人帮’之说。在我心中，江青就是毛主席夫人，绝对让人肃然起敬。我想，江青同志是代表毛主席抓这个片子，一方面觉得光荣，一方面觉得责任重大。我决心尽最大努力，兢兢业业地去做，完成任务，一定让江青满意，让毛主席满意。”李文化坦陈当时自己的感受是受宠若惊，甚至有些激动。

　　拍摄《南海长城》时，江青经常到八一厂指导拍摄，摄制组的每一项准备工作，江青都亲自过问。从挑选演员、服装、色彩，甚至化装、头饰等，她都要表达自己的喜好和观点。“剧中女演员的服装是广东渔民的特色服装，在大襟上要补上两块补丁，表示很穷。江青亲自指点，‘这个地方应该用黄色，那个地方要用绿色。’”

　　为突出一号人物区英才的英雄气概，江青设计出他在悬崖上搏斗的情节，让演区英才的男主角王心刚叼着匕首跳崖，追捕海匪。严寄洲说不行，这么高的悬崖，惯性会把嘴震豁，而且也不合理。江青生气了，说：“这是艺术嘛，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

　　刘少奇主席

　　“刘少奇被摁坐在凳子上，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用干瘦的手指着自己的脚，原来他的圆口布鞋在拉扯过程中被踩掉了。”

　　尽管有被江青器重的“护身符”，李文化在“文革”中还是没有逃脱挨批的命运。但与很多人相比，他已经幸运很多。

　　1966年，“文革”开始了，因为《早春二月》，影片导演谢铁骊被打成黑帮，作为摄影师，李文化也成了“黑线人物”。

　　在拍《南海长城》时，因为江青一句“八一厂质地纯洁，你们要把李文化调到八一厂来，不要在北影厂了”，李文化调到了八一厂，红卫兵一句“‘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滚回去！”，李文化又回到了北影厂。

　　李文化记得当时自己写了一份一个半小时的检讨书，反思自己的错误和罪责，尽量做到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开大会时，我上台，头一低，打开稿纸，从头到尾，照本宣科，一念一个半小时。说不清哪天大喇叭又会喊：‘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要作20分钟检讨。’我立时“腾”地一下站起来，摸出上衣口袋里一个半小时的总检讨，从里面挑出几段，凑够20分钟应付，上台就念，念完了就走。那段时间，这份检讨一直放在衣兜里。”

　　有一天，李文化被厂里负责人拉到院子里神秘地说：“你准备好手提摄影机，多拿些胶片，下午随我去拍电影。”后来才知道是到中南海拍批斗刘少奇、王光美。新闻纪录片厂派了另外两个组，一组拍批斗邓小平，一组拍批斗陶铸。李文化被指示：拿好摄影机，在院子里等着，不要进屋，等有人来的时候你就拍。

　　“刘少奇所住的院子很大，很干净，一株挺拔的、枝叶繁茂的大树，静静地立在左侧房前。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通过正房的玻璃向里面看，是一张大办公桌。刘少奇主席就在桌旁不停地走来走去，低着头，面色凝重，似乎在思考什么。门楼外站满了红卫兵，都争着向院子里张望。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几个红卫兵进去，把刘主席架起胳膊成‘喷气式’押送出来，门楼外立即响起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从门楼外通过满是红卫兵拥挤的夹道，押向小广场。我顾不得其他，赶紧跑前跑后地跟着拍摄，一路都是‘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刘少奇被摁坐在凳子上，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用干瘦的手指着自己的脚，原来他的圆口布鞋在拉扯过程中被踩掉了。”李文化说。

　　“一会儿又传来了‘打倒王光美’的口号声，几个红卫兵把她押到小广场，站在刘主席的左侧。她昂着头，红卫兵用手摁住她的头顶，强行让她低头，后来要她抬头的时候，她却偏偏不抬。红卫兵气愤地抓住她的头发抓起摁下，再抓起又摁下。在‘打倒王光美’的口号声中，一次次反复地抓起摁下，摁下又抓起。”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李文化写道：“我不知道刘少奇主席犯了什么错，只是在心中有一个疑问不敢说：怎么一个国家主席能够随便抓起来说斗就斗呢？这么大的国家怎么会连这个人的历史都没搞清楚，就让他当国家元首呢？怎么可能那么久才搞‘清楚’呢？”

　　艺术家江青

　　“她肯定不是顶尖的专家，但她也还是懂一些。……江青拍的照片确实不错，立体感很强，色调明快，用光独特。”
　　不久后，李文化被江青接见，江青问他，“我们要把革命样板戏拍成电影，你说，哪些人可以用呢？”几天后，他和钱江、成荫、谢铁骊再次被江青召集，就这样，他们成了样板团的工作人员，任务主要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

　　江青亲自带样板团的成员在钓鱼台的放映间观摩美国电影：“这些美国片子的内容和思想，我们不学习；我们主要学习它的技巧、技术，比如造型、灯光、场面调度、场景啊，为我们拍摄无产阶级电影所用。”

　　李文化记得，观摩电影开始是江青一个人，后来康生有时在旁边，两个人在前面沙发上坐着，江青脚下放着一个小小的踏脚台，膝盖上搭着一条毛毯。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李文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模式是：晚上九、十点钟去钓鱼台，在江青的带领下观摩电影、开会；凌晨两三点钟回北影厂，四点睡觉；六七点钟又吹起床号了，跑操训练，一天的学习又开始了。熬到后来，几个人身心疲惫，却又不敢说，更不敢不去。终于有一天晚上，上面江青看得聚精会神，下面四个人上下眼皮打架，有的甚至发出了轻微的呼噜声。

　　“钱江，你看过这部片子吗？”前面江青慢悠悠的问话声传过来，迷迷糊糊中，钱江听到自己的名字，猛地打了一个激灵，忙不迭地回答：“是！挺好的。”江青蓦然回过头，扫视了大家一眼：“什么挺好的！我问你们什么了？‘挺好的’！”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大家一下子从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我看你们根本就没看！”江青真的生气了。

　　这天深夜，寂静的钓鱼台会议室里气氛紧张。江青披上军大衣，生气地来来回回踱着步，说：“你们怎么在那儿睡觉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有病，辛辛苦苦带着你们看电影，带你们学习，你们怎么睡觉打呼噜呢？”大家都羞愧地低着头，有的同志主动检讨，把情况说了：“我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每天刚一回去，又该起床了。”江青听了似乎大吃一惊，扭头问军宣队负责人：“你怎么不让他们睡觉呢？”
　　那以后，一连几天，江青没有叫四人去钓鱼台。但很快，陪江青看电影的生活又恢复了。观摩了几个月电影之后到了样板戏筹备阶段，几乎天天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晚上十点左右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各样板团参加的人数不定，北影的四人每天必到。一开始决定先拍《智取威虎山》一部戏，取得经验后，再拍其他样板戏。后来，江青决定《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同时上马。李文化被江青指定到《红色娘子军》摄制组担任组长和摄影师，后来负责实际导演事务。

　　多年后，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扮演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一角的赵燕侠说，“现代戏是好看，但饺子好吃搭不起醋啊！”在当时，样板团集中了极为优势的资源和人力，常常是因为江青一句话。李文化记得，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参加的领导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会议结束后，江青、吴法宪走到厅门口，突然，江青把李文化喊到她面前，说：“李文化，你们要去一趟海南岛看看。”她转头又对身边的吴法宪说：“你明天给他们派一架飞机，去海南岛。”吴法宪连连点头答应。

　　为什么要去海南岛呢？可能因为《红色娘子军》这个题材本身就发生在海南岛。但拿摄影机拍什么？难道要到外景实拍吗？如果看了不拍，那不是浪费吗？几个人得出的结论是，江青的用意可能是让我们感受一下实景，体验一下生活而已。最后，花了三天时间，把《红色娘子军》的实景都拍下来，剪接出一盘带子交给江青。出乎大家意料，江青看了片子，说“拍得很好嘛！”

　　在筹备期间，“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失事。江青特意告诉军宣队的领导：“你们带样板团和电影厂的同志到林彪家参观参观，看看林彪是怎么生活的，看看他腐朽堕落的生活。你们都要去看看。”于是一行人仔细参观了毛家湾的林彪府邸。李文化清楚记得林彪一个人住的卧室里，墙上挂着一份奇特的食谱：“吃鱿鱼膀胱出汗”，“吃松花蛋脚背出汗”，还有一条是“吃青豆脚板发凉”。

　　1970年拍完舞剧《红色娘子军》，李文化得到了江青的肯定，继续拍《海港》。再拍《海港》，李文化自认为心里有了底，大概知道江青心目中的样板戏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这部和谢晋共同合作的电影江青审片时没有通过，“把李丽芳的脸拍长了，像个鬼，影调又黑又暗，灰蒙蒙的，拍得一塌糊涂”，江青一边看，一边大发脾气，宣布另组班子重拍。
　　“从那时起，江青再也不理我了，也不再交给我任务，接见时也没有我了。总而言之，我不再属于她直接管了。”李文化觉得江青看到的效果是因为她临时动用审片的广州珠影放映室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多年没有放电影，银幕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当时放映的效果又黑又暗，和在北影看时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我心里有些失落，太突兀了，太冤枉了。可这些既不能说，又不能解释，更不能请她在好的放映室再审看一遍。”时至今日，李文化评价江青的文艺水平依然持保留态度，“她肯定不是顶尖的专家，但她也还是懂一些。”李文化记得拍《海港》前，江青曾经拿着她亲自拍的毛主席、林彪的照片给他看，一张一张地讲解，传授她是怎样用光用色、选角度等。“江青拍的照片确实不错，立体感很强，色调明快，用光独特。”
　　被江青否定之后，李文化消沉了很长时间，到1974年才拍了“文革”后期的第一部故事片《侦察兵》。当时人们开玩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侦察兵》成了“文革”中唯一惊险样式的影片。
　　导演李文化

　　一开始李文化以为，任务是领导分配的，党委动员让他接受的……自己属于执行问题，政治觉悟不高，不是有意反党，只要好好检查就是了。但很快，“我失去了自由，不许和别人说话，不许到处走动，唯一的工作就是检查交代罪行。”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艺术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史的一部分，占据意识形态宣传显赫位置的电影更是如此。李文化最后的两部“文革”电影《决裂》与《反击》更是与当时的政治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关联。

　　《决裂》讲某地党委决定办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刚创办，斗争就很激烈———收不收没有毕业文凭的工农学生？两派斗争白热化之际，传来毛主席肯定“共大”的消息，于是全校师生欢欣鼓舞。这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剧本颂扬的是曾经得到过毛泽东肯定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于1958年的半工半读农林职业技术学校。

　　1976年元旦，《决裂》在全国公映时，异常轰动。全国各大报刊、电台都在头条宣传报道，各地称颂《决裂》是一部好影片，热烈之势让李文化发懵。电影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力武器，“四人帮”的几个得力写作班子都写了重头评论文章。

　　实际上，在《决裂》上映前，已经有了斗争的迹象。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的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矛头直指邓小平。以这篇文章为先声，1975年底至1976年初，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宣传舆论热潮，拉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序幕。

　　1976年2月，江青还让文化部将《决裂》、《春苗》、《战船台》、《第二个春天》等四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影片，由样板戏剧团改编为京剧，以填补“没有写与走资派的戏”(江青语)的空白。

　　而此前，李文化对《决裂》的政治安全系数判断，是因为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曾给“共大”写过信或题过词，明确表态支持，大方向不会错。直到三十年后看到某电视台制作的“非常电影”系列节目，其中一部就是《决裂》，李文化才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编剧胡春潮说，剧本在没有拍摄之前，迟群(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梁效”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看过，曾提出两条修改意见，他根据这两条意见修改了剧本。这个时候李文化才知道，自己当年拿到手的剧本，曾经有“四人帮”里面的人插手。

　　在电影中扮演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教务主任的葛存壮后来回忆说：“根本就没动这方面的脑子，摄制组也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讨论。组里谈得比较多的是影片的主题，讲通过表现‘共大’来歌颂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思想，不会有什么异议。”

　　而另一部“遵命”拍摄的电影《反击》更是直接投入了“阴谋”电影的行列。

　　这部电影最初的剧本叫《占领》，讲“文革”中工人阶级如何占领上层建筑，即如何占领清华、北大的故事。剧本送到这两校去征求意见，两校没有看上《占领》剧本，否了。清华、北大在迟群、谢静宜的领导下，另起炉灶，重新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集体创作完成了一个剧本———《反击》。恰逢文化部向北影布置了在1976年年底前拍摄一部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影片的任务。厂方正在到处找剧本，有了迟群的催促，北影同意立即组织修改《占领》。3月4日晚，北影党委研究决定，派红极一时的《决裂》摄制组担任此重任。

　　“我看完《反击》剧本后，不想接这个任务，当时并不是看出《反击》剧本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反击》剧本像个‘话报剧’，不理想。后来党委开会，专门作了决议，要我导演《反击》。”李文化接受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上层斗争进入十分紧张微妙的阶段。9月中旬《反击》终于杀青，还未公映，“四人帮”被捕。不久，《反击》强烈戏剧化凸现的高层政治斗争，再加上对“文革”后期诸多敏感性政治事件的直接对位影射，成了“四人帮”利用文艺阴谋反党的典型例证。
　　一开始李文化以为，任务是领导分配的，党委动员让他接受的，而且说政治上两校负责，艺术上文化部负责，厂里两位副书记具体抓摄制组。自己属于执行问题，政治觉悟不高，不是有意反党，只要好好检查就是了。但很快，《反击》被列为文化部和北影厂的重点批判影片，在大会、中会、小会上进行批判，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我失去了自由，不许和别人说话，不许到处走动，唯一的工作就是检查交代罪行。”

　批判会上，人们表现各异，一次，李文化在路上碰到在会上歇斯底里批判自己的演员。“他是演员，把表演的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批判时哭得比谁都响亮，批判我时，声泪俱下地说：‘李文化，你的心肠是黑的，你这个黑心狼！！’但他看到李文化过来，骑车蹭到身边，小声说：‘老李，你觉得我的发言怎么样？有感情没内容啊！我走了。’”
　　骑车回家的路上，李文化满脑子还是批斗的情景。委屈苦闷想不通，心里难受，一股脑儿涌上心头，走神和别人撞车，双双倒下，摔得满鼻子灰。别人不能谅解，劈头盖脸地骂道：“你眼睛瞎了！你往哪儿骑呀！”有时撞上公共汽车的车帮子，也惹人大骂：“你找死呀，不想活了！你想什么你？！”
　　绝望中，李文化想到了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写投诉信，直到后来胡耀邦批复：“《反击》的责任是属于领导的问题，李文化属于执行的问题，不能纠缠个人不放。”阴谋电影风波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尾声
　　多年以后，当李文化发现心灵自由、路途敞开那一刻，却发现自己已经拍不动电影了。
　　李文化有选择吗？他选择过吗？
　　他的选择与被选择，恰恰与一个既往时代的节点相合，与新中国电影的轨迹相合。这或许与他自己说一直在“遵命”有关：搞着遵命的电影、遵命的艺术，“艺术一旦不是真心所想所愿，那艺术的真纯和高度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打折扣。”
　　
http://www.takungpao.com/fk/content/2012-07/30/content_8464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