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我在邵阳县任教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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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邵阳县任教的经历

王炯华

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67届毕业生，因“文革”推迟于1968年7月分配工作。那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方针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班上很多同学去了军垦农场，我被直接分配去湖南省邵阳县。但我并不知道去邵阳县做什么，便在途经邵阳市时去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询问。可是，他们也不告诉我，只是说你到县里就知道了。结果，我从邵阳市坐车到塘渡口向邵阳县革命委员会报到，才知道我是分配去邵阳县二中担任政治课教员。
对于做中学教员，我自然很不乐意。我在邵阳县招待所住了好几天，就是想改换工作。我每天都去找县革委会主管人事的唐副主任，说明自己不是学教育的，不是师范生，即使插队不要工资都行，就是不能做中学教员。我的意思当然很明白，那就是我是学哲学的，应当留在县里搞宣传，或者做行政工作。可是唐副主任是农村基层干部出身，他也许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也许我真的是分来教书的。他总是说这么几句话：“你是教师指标，我们没有干部指标，你去插队也不合政策，你还是去二中教书，那里也不错。”
没有办法，我只得去邵阳县二中报到。那天，我一早就坐上了从塘渡口去二中所在地五丰铺的班车。那时候，邵阳县的形势仍然很紧张。从塘渡口到五丰铺也就五六十里路，可我坐的班车在沿途却被当地的农民拦了六七次。拦汽车的那些农民戴着红袖章，或拿着梭标，或挎着大刀，要捉“黑杀队”。当时我并不明白什么“黑杀队”，后来才知道，所谓黑杀队是“文革”从湖南道县引起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向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杀害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在当地组织“最高法庭”，对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连同他们的亲属包括小孩实行斩草除根式地镇压。那么谁是“黑杀队”呢？那些拦车的农民也并不知道，他们只认坐车的人是不是他们认得的人，他们不认得的人就看有没有盖了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印的证明或介绍信。我因为有大学毕业生国家统一分配的派遣证，自然是盖了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印的，所以一路安全地通过了；但确有一些人因为没有盖革命委员会大红印的证明或介绍信而被拖下了车，至于怎么处理，我不得而知。
旧谓宝庆府（今邵阳市）有四铺：东路黑田铺，北路巨口铺，西路岩口铺，南路就是五丰铺。这五丰铺是邵阳、新宁、东安三县的交界之地，曾经十分热闹和繁华，因而旧时有“小南京”之称。但是，我从武汉来到这里，它已是十分萧条了。除了可口的米粉和不错的豆腐，五丰铺再也没有值得一提的营生了。
邵阳县二中原名应时中学，我来到这里，受到其时已被打成所谓“走资派”的陈校长的由衷欢迎。已经谢顶的陈校长虽然早已靠边站了，但他仍然忠于职守，亲自引导我进入一个房间。他叫来一位工友，嘱咐他抱来一捆稻草铺好我的床，又要他取来一个煤油灯，还把玻璃灯罩擦的净亮。初来乍到，受到陈校长如此真诚而热心的欢迎，也委实使我感动和激动。
因为我是从武汉大学哲学系分配来的政治课教师，又是红卫兵“革命小将”，自然也受到当时校革委会和驻校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宣传队的欢迎和信任。我除了教政治课，当班主任，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还被抽去外调。
在当地水口的一次外调，我亲眼看到一位被关在牛栏内的“阶级敌人”竟被套了脚枷。据说这人就是“黑杀队”。他终日站在脚枷上不能动弹，两腿已肿的水桶般粗。这幅脚枷，就是在两节约一二米长的粗园木上，镂空出两个脚印，刚好让受刑人的两只脚像穿鞋那样挤着穿进去，而一旦两脚挤穿进去，就很难再把两脚拔出来。因为不仅有人监视，而且腿脚越肿越大。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刑罚！我感到十分震惊，也不免对那位“阶级敌人”产生同情，但却并不敢有任何表露。然而，这比起稍后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邵阳县所普遍采用的骇人听闻的种种刑罚，这种脚枷也就并不算什么了！
我在二中刚好工作一学期，邵阳县就做出了关于中学下放社办的决定。这个决定以吉林省某县松树小学下放（大）队办为榜样，将全县十所中学全部解散，下放由公社办；本县籍中学教员回出生地所在的公社，外地籍教员则重新分配；还决定全体教员由拿工资改为拿工分（后因全县教员的反对而未实施），女教员也不再享受产假等劳动保护待遇，理由是贫下中农女社员也没有产假。因为我初来乍到，对邵阳县很不了解，只是由于家在外地，所以我只要求分到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于是，我被重新分配到该县和平公社中学任教。
所谓和平公社中学，实际上只是一所耕读学校。校址是在离公社所在地双江口三里多地的江边隆家，所谓江边的“江”也就是资江，那儿可以坐机帆船，顺资江而下去邵阳市，离县城塘渡口也只有十几里，一个半小时就能走到，交通还算方便。江边隆家是石子江大队的辖地，校舍是五八年大跃进留下的一座废铁厂：一栋像样的平房，但其多数房间却被公社的一个诊所和县锰矿公司占用了；两栋泥砖房作教室，教室之间隔断作教员住房，有的还住了农民；一栋礼堂，被用作橱房和集会用地。环绕校园的便是农民的房屋和耕地。
我是与在邵阳县二中教化学的新化籍王先生一起来和平公社中学报到的。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在塘渡口下车后，挑着行李来到满目荒芜的江边隆家，学校空无一人。我们向农民打听，学校负责人肖某就住在几里地远的肖家。没有落脚的地方，我们只好去肖家找他。他和他的全家热诚地留我们过节，他又从家里带了几斤米，一些肉和菜，就领着我们返回学校。
开始，我们只有七位教员，没有工友。但学生却有二三百人，还有六十多位寄宿生。我们七位教员轮流煮饭，一周轮换一次；寄宿学生则轮流下资江挑水。对于我来说，既做教员，又当工人，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不会烧煤，更不会用生铁鼎锅煮饭。所以我煮出来的饭，常常是三层饭：上面生，中间熟，下面黑。那时还是吃定量，一大鼎锅饭煮好后，还要一碗一碗地分作六七十份，分多了要减，分少了要加，就分饭这事，也是够麻烦的。还有，我身体瘦弱单薄，手无缚鸡之力，要将那六七十人的生铁饭鼎锅从灶上搬上搬下，也是使尽了我吃奶的劲。我在和平中学就这样一边教学，一边轮流煮了一年多饭，直到马师傅调入学校做专职炊事员。
那时，我们教员不仅要做饭，种菜，还要去挑煤炭。本来资江对面就有大冲煤矿，但那是属于邵阳地区所有，我们没有指标，它不供应。我们要舍近求远，到二十里远的公社煤矿黄土坡去挑煤。为了这煮饭、取暖的煤炭，我同样吃了不少苦，还弄了笑话。深秋的一次，我挑着一担大筦箕，装上八九十斤煤，本来就不显眼。路上大雨一淋，粉煤都被淋掉了，大筦箕里剩下的就只是几块煤块和一些煤矸石，看上去就更剌眼了。我已经是外面淋雨、里面流汗两面湿了，人困马乏，又冷又饿，可是路人还嘲笑说：“你看他挑这么一点点，何晓得他的饭吃到哪里去了！”因为浑身透湿像只落汤鸡，生怕再受风寒感冒，回校后，我们立刻抱来几大捆稻草，在大礼堂烧了起来，不仅烤干了衣服，还直烤得我们全身出汗。
我来和平中学，开始同样受到信任，还担任教改组长，和平公社党委还准备保送我去邵阳师专进修。虽然我心里想，我堂堂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到邵阳师专教书还差不多，居然还要去那里进修，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但是，在当时这又是一种政治待遇，因此我只能对此表示感谢。然而，自1970年夏初“一打三反”运动开始，我就一落千丈，从所谓现行反革命 “5·16”大头头到“问题”教员，直到1974年４月我调离邵阳县。
1970年夏初，邵阳县红石区的全体中、小学教员集中在县城唐渡口中学搞“一打三反”。一天，我被叫去学习毛泽东著作《敦促杜聿铭投降书》。因为有学校负责人肖某在座，开始我还以为是要我当积极分子揭发别人哩，殊不知一学完毛泽东的这篇著作，主持学习的“工宣队”联络员江赐生就把桌子一拍，疾言厉色地说：“王某某，老实交待你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大概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毕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所以我马上想到这是我在武汉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然有错误，但扪心自问，决不是现行反革命问题。于是我并不惊慌地说：“我可以交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但无法交待现行反革命罪行问题。因此请组织上允许我提出三点请求：第一，我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行肯定是我在武汉的‘文革’问题，因为我来邵阳县后的情况组织上都清楚，决不会有这种问题，那么我请求回武汉交待，那儿人熟地熟，我跑不掉；第二，我‘文革’写有完整的日记，放在我爱人家里，请组织上派人取来审查，等于我自投罗网；第三，我可以交待我在‘文革’中的错误，但无法交待反革命罪行，如果组织上认为我是反革命罪行问题，那就请组织上提供交待线索，这交待线索算是组织上揭发的，将来处理可以加重。”
我刚一说完，工宣队联络员江某就恶狠狠地拍着桌子说：“那好！现在我就给你提供一条交待线索：1967年5月11日，那一天，你从早到晚都干了些什么？你主持了什么会议，做了什么决定，发了什么表格，成立了什么组织，订了什么纪律，布置了什么任务……”显然，他们这是把我往反革命组织上靠。
整个“文革”，我只参加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哲学系参与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队”，虽然在社会上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钢派”，也造过反，但主要是在武大为李达及其“三家村”翻案。1967年春所谓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后，哲学系改为红旗公社，我担任社长。现在既然提到了 1967年5月11日，我只能尽量回忆这一天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那是我五一节前后在北京等待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为李达翻案的事，因中央文革小组迟迟没有安排，我便提前回武汉。如果5月11日开会的话，那就只能是研究为李达翻案的事，报告我的北京一行的情况，但并没有做什么决定，更没有发什么表格和订什么纪律，绝对没有成立什么组织的事。
他们见我坚决否认反革命组织的事，二话不说，就叫来几个人将我五花大绑起来。接着立马召开红石区全体教员大会，押我到大会下跪示众和批斗。大会呼喊的口号也立即刷成了横幅大标语：“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某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胜利！”“王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被押下会场，带到一个房间。武汉大学来了两人与我见面，其中一人问我认不认得他。我仔细看了一会说不认得，他便恶狠狠地说：“我认得你呢！”我心想：“这下完了，对立派找上门来了。”他们勒令我老实交待问题，不要抱任何幻想。从此，我就开始写交待材料，内容是检讨我“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派性错误。
红石区中小学教员的“一打三反”会议结束后，我也平安地回到学校。过去贫下中农社员总是到我房里来玩，我想现在我已被打成反革命了，他们可能要与我划清界限不会再来了。谁知他们不仅照样来玩，而且还安慰我，要我想开些。特别是石子江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平中学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主任张某还告诉我：“你的问题我知道，听说是武汉军区刘政委给我们湖南省军区卜政委打电话，说你是条大草鱼，要好好抓！早在你去塘渡口开会前就要搞你，但我们反对。我说只凭一个电话就搞人，那怎么行。所以，在学校便没有搞成。我们相信你是贫下中农出身，对党和毛主席有感情，决不会反党反毛主席，你一定要相信，问题总是会搞清楚的。”听了张书记这番话，我才知道我这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原因。但是我并没有反过武汉军区政委刘某呀，我与刘某也没有任何接触。那么除了这个电话，肯定还有别的原因。然而我却无从得知。
回校后，江某也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协助校革委把学校的工作做好。我当时气正没得地方出，便顶撞他说：“我是反革命，无法端正态度，也无法协助革委会的工作！”殊不知第二天就来了两位肩枪的基干民兵，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押着我去和平公社。驻公社的姓王的县公安局特派员以他的职业习惯、审犯人似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成份，职业。他严厉地说：“现在我宣布对你实行隔离反省，你必须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住在公社，在公社食堂就攴，不准离开这里一步，也不准与外面任何人联系。你的问题什么时候交待清楚了，就什么时候处理。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就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在公社隔离反省期间，武汉大学又先后来了两批共四人。他们比起第一批的两人，态度好多了。他们不是来查我的问题，而是要我证明别人是不是“5·16”问题。因为那些人都说是我发展他们加入“5·16”的，是我给他们发的表格，是我给他们订的纪律，是我给他们布置的任务等等。到这时，我才知自己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行”原来是与我毫不沾边的“5·16”问题。
所谓“5·16”，我当然知道是1967年北京的“5·16兵团”。但是，这个反周恩来的组织很快就被摧毁了。我与这个反革命组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不仅对他们的调查，而且随后凡是遇到许多这类的调查，我都明确回答：我本人不是“5·16”，他们是不是“5·16”，我无从知道，也无法证明。
我去找公社陆书记倾诉委曲。他说：“有那么多人都说你不仅是‘5·16’，而且是大头头，我们是听你的，还是听他们的？”我问：“有几个人噻？”他说：“七个人！你是参加过四清的，你知道，只要有三个人就同一件事情说的大体不差就可以定案，现在说你的是七个人，而且时间、地点、情节说的都差不多，你叫我们怎么办？”听他这样说，我只好请求公社尽快派人去调查。后来我才知道，陆书记所说的七个人揭发我是“5·16”大头头，一共是我武汉大学的四位老师和三位同学。他们除一人为校武装部干部张某、一人为外语系学生殷某外，其余都是哲学系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在全国性清查“5·16”运动中经受不住“逼供信”而说假话，无中生有地编造了许多离奇的故事。
校领导之一的刘某带人去武汉调查。刘某是本县五丰铺人，“文革”中湖南吉首大学数学专科毕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总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讲成“阿法拉特”。他行前，我告诉他们去武大别问“王某某”，而要问我“文革”的用名，武大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相反问“王某某”倒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去武大调查，在武大一下公共汽车试问我的文革用名就印证了我的说法，但却怎么也查不出我的所谓“5·16”问题。他们回来后，公社只好解除我的隔离反省。我又有惊无险地回到学校进行劳动改造，整天修厕所，一直到放暑假。
在和平公社隔离期间，还发生过几件有趣的事。
一件是速记毛泽东“5·20”声明。那个年代，有一件大事是“宣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毛泽东一旦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就要组织人员敲锣打鼓连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也就是“宣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不漏人”。那时，凡是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都是事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今晚8时将有重要广播”的预告，要求人们注意组织收听。因为我大学期间自学过拼音速记，可以快速而准确地做广播记录。每每这时，我就主动负责做广播记录，再将我所记录的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刻印，然后敲锣打鼓，翻山越岭地走村串户去宣传，常常通宵达旦之后，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也就在全公社不过夜地家喻户晓了。和平公社中学虽然离县城唐渡口很近，但邮路却属于资江下游的小溪寺，每周两次邮班，我们只能看“历史报”，所以这种“不过夜”宣传尤其显得重要！我不仅用速记的方式宣传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且全文记录和传达了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林彪的报告很长，他念了三个小时；我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速度，记了一大堆纸，也向全校师生念了三个小时。因此我在当地便被传的神了，都说和平中学的王某某是如何有“水平”，连派来学校的工宣队联络员、后来整我的江某也要向我学速记。
5月20日傍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8时将有重要广播，请注意组织收听”。凭着我的政治敏感，估计又将要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于是，我直问安特派员老王：“我能不能记录今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广播？”他可能知道我速记早有名气，当然更不能反对我宣传中央的重要新闻。所以，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可以！”真个是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我说：“那你就准备两支笔和一堆纸吧！”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原来是毛泽东关于抗美援越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太重要了！
我将自己的记录还原成汉字抄正后，要他们马上刻印，连夜宣传。可是，公安特派员却指着文中“当前主要倾向是革命”一句中“倾向”二字说：“你记的不对吧，怎么是‘倾向’？应该是‘趋向’！这可不能出错啊！”那个时候，毛泽东的指示句句是真理，字字重千钧，一字之错，就会被说成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尤其对于正在隔离反省的我，更会增添新“罪行”！我当然明白个中厉害，但我却仍然胸有成竹而又拿腔拿调地说：“我听到的是‘倾向’，毛主席原话也是‘倾向’的意思，你说是‘趋向’，那就请你改吧，过两天报纸来了，如果出了差错，我不负任何责任！”他毕竟胸中无多墨水，当然也是怕他改错了而被说成是篡改毛主席指示，所以只好按我的抄正稿交人刻印，连夜宣传。过两天，报纸来了，他们一一对照毛主席声明原文，何止“倾向”是对的，我记的全文也都是对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私下说，这个王某某的确有两手，真个不简单！
另一件是用乌龟壳赶蚊子。我被武装押送公社隔离反省走的紧急，连蚊帐也来不及带就上路了。我被隔离在公社二楼的一个房间，那是长期不住人的地方，我一进去，一到晚上，好像周围所有的蚊子都飞来了，弄的我根本无法睡觉。我已失去人身自由，不能回校取蚊帐；我在此地无亲人，又没有人给我送蚊帐。我每晚几乎通宵达旦地跟蚊子做斗争，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我痛苦极了。
那时，我的一位农民朋友、木匠师傅刘某正在公社做活。他不仅乘我下楼吃饭时给我通风报信，偷偷告诉我一些他所听到的公安特派员他们怎么对付我的情况；而且给我出了个赶蚊子的主意。他从公社厨房要来一块乌龟壳说：“蚊子和乌龟是敌人，活乌龟最怕蚊子，蚊子叮它一口，它就要死；蚊子也怕死乌龟，它一闻到死乌龟的气味，就飞走了。你就把这块乌龟壳挂在床头上，保证蚊子不会再来了。”于是，我就将刘师傅给的这块乌龟壳挂到我的床头，好像还真的起了些作用。
武大第三次派来两人找我，他们的态度明显好了起来。他们不仅不逼我，而且看到我在那样简陋的房子隔离反省，似乎生产了同情心。他们见我用墨水瓶自做的煤油灯，自买煤油、自买纸张写交待，便送给我一大本空白材料纸。他们还指着我床头挂的乌龟壳问：“那是干什么？”我说：“赶蚊子。”“它怎么赶蚊子呀？”于是我便把刘师傅讲的那套蚊子与乌龟是天敌的道理说了一通，他们都像听天方夜谈，如坠云雾。
还有贫下中农对我的同情和关心。除了石子江大队党支部张书记和下塘云大队木匠刘师傅对我十分关心，向我透露消息以外，还有江边隆家的许多社员晚上都来我的房子聊天，也不时向我透露他们听到的有关学校下一步怎么整我的消息。我原以为，我被打成“反革命”，贫下中农会跟我划清界限而巯远我，岐视我；殊不知，晚上却常常有更多的社员来到我的房子。他们不仅全无与我划清界限的意思，反而更加亲近我，关心我，安慰我。白天修厕所时，只要没有别的人在场，特别是学校不来监督，泥工师傅也总是要我停下来休息。贫下中农对我的同情和关心，给予我极大的安慰。
当然也是幸好我的问题是出在武汉“文革”，在当地并没有“犯事”，特别是在当地没有私敌。不然，我真不敢想象自己怎么会挺过来，甚至还可能会因为经受不住骇人听闻的刑罚而屈打成招，酿成大错。
邵阳县“一打三反”运动中刑罚真是骇人听闻！事后人们稍做统计就有二十几种。常用的几种，一是“紧箍匝”，就是用一圈铁丝捆住当事人的脑袋，然后讯问，如不交待就再加铁扦。一是掉半边猪，就是用绳子把当事人的一只手和一只脚高高地吊起来审问。一是压土砖，就是把当事人的四肢反吊起来审问，当事人如不交待，就在其背上加土砖，一块土砖往往有四五十斤，加一块不交待，就再加一块。一是手指上插竹莶，就是当事人如不交待，就像小说《红岩》写渣滓洞那样，在当事人手指上插竹莶。我在公社隔离反省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街对面楼上有人因经受不住这种种刑罚而发出的惨叫声。我感到非常恐怖，有时还被噩梦惊醒。但是，我除了在红石区被五花大绑以外，并没有经受这些骇人听闻的刑罚。这是我的一件幸事，也是当时运动中的奇事。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他们讲什么政策，而是我在当地确实没有犯事，更没有私敌。
这年秋季开学，我的所谓“5·16”问题挂了起来，我重新上走讲台。但我不能再教政治课，便改教语文课。后来听说，我当时竟然被内定为邵阳地区40名“枪毙”对象之一，只是因为出了林彪事件，才不了了之。1974年４月，我调离邵阳县时，县公安局通知我处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5·16”大头头的材料。这是当时邵阳县公安局第三办公室调查、搜集、整理和保存的我的案卷材料，三个档案袋都挤破了。他们不让我细看，更不让我拿走，我匆匆地浏览一下目录，统计一下页码，乖乖，一共686页，好些材料的标题还居然写着“王犯某某”的字样！这些材料是当着我的面烧了，但后来知道，武汉大学还有我的专案材料，并且导致我1978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录取时的“政审不合格”。
1971年9月22日至10月7日，我请假二周到粤北一个山区县探视生病的妻子。那是我在那里工作的妻子打电报说病重。接到电报后，我向学校请假，校领导林某只给我一周假。我说一周，从邵阳到衡阳，再到粤北山区，路上的时间都不够，我就是去取火也取不到呀，更不用说是去探视病人了。他问那你要多少，我说至少两周。他说学校就只有准一周假的权利，你嫌不够，就去向公社请假。没有办法，我只好去向公社请假。公社是那位公安特派员老王值班，这次他倒不错，二话不说就批了我二周假。林某是本县双清人，来和平中学负责之前，是小学教导主任。他见我居然在公社请了两周假，给他留下假条就走了，他可能是真有意见了。
过完国庆后，林某见我还没有回来，便花三角九分钱打了一份电报催我返校。10月7日，我回校后，他不仅批评我超了两天假，还要我出那三角九分钱的电报费。我认为把国庆节放假两天算上，我并没有超假。学校认为我超了假，可以扣我两天工资，但我就是不出那三角九分钱。学校打电报是要我回来工作的，是公事；电报并不是我要学校打的，何况我也没有收到那份电报。结果，他召集全体教员开我的“斗私批修”会。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老三篇”以后，一些教员，甚至包括平时同我关系不错的教员，发言批评我的超假和私心，支持林某要我出电报费的决定，我感到悲哀。我仍然坚决地表示，学校完全可以扣我两天工资，这比三角九分钱多多了！学校打电报催我回来工作是公事，并不是要我回来玩的，也不是我要学校打的，并且我并没有收到那个电报。合理的不用说三毛九，就是三十九、三百九我也出，不合理的那怕三分九我也不出！于是，林某就把电报的收据放到兼任出纳的语文教员刘某那里，要刘某在我领工资时从工资里扣。
那时我每月工资42元5角，暑假妻子来过，接着她病重我又过去，经济上已是山穷水尽。但一想到要扣那不合理的三角九，我就硬撑着不领工资。过了一段，公社管文教的陈某来校。他1959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却很受人欢迎，人们都套用《智取威虎山》的“座山雕”，叫他“三爷”。他每次来我们学校，总是在我的床上留宿。那次我们睡下后，他笑着说：“老王啊，我看你有点傻。”我说：“咋啦？”他说：“胳膊能扭过大腿吗？人家领导要你出那三角九分钱，还开了你的会，现在能收回吗？不要你出那三角九分钱，不就说明领导错了么。其实，不就是三角九分钱么，再不合理也就是三角九分钱！你怎么这么蠢连工资也不领呢？硬是要害的自己没钱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经他这么一说，我似乎恍然大悟，第二天就去领了工资，当然也一直保存了那张三角九分钱的电报费收据。
从此，我一方面是坚决要求解决夫妻分聚困难，请求调离邵阳县，几乎每周都要去塘渡口给县教卫组呈递请调报告。但是，教卫组组长粟某就是不理。当时在教卫组工作的罗某虽然很同情我，但因为他没有人事权，所以也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在每学期分课时同校领导讨价还价。他们要我上语文课，我就说难改作文，要求上数学课。他们说你是学哲学的，怎么能上数学课？我就强词夺理地说：“这你就不懂了。什么是哲学？毛主席说哲学就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你怎么知道我不懂数学？老实说，我上大学读哲学就学了一门高等数学课，现在不就是高中数学么，我怎么不能教？”过一学期，他们要我继续上数学课，我又说每天都要改作业，还是叫别人上吧，我上化学课好了。如此每学期折腾，除了英语和物理课我没有上过，连农业常识和体育课我都上过。说到上体育课，还真是讽刺。因为我体瘦无力，读中学时，什么成绩都好，唯独体育课不好，当然还有美术也不好。我体育课常常不及格，只是由于体育老师看我各方面都好，不及格也放我一马过关，现在我居然也教起了中学的体育课。不过那时候是按毛泽东“五七指示”办学，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又是农村中学，除了一个球场、一个沙坑和一幅单杠外，再没有其它什么体育设施。所以上体育课也十分简单省力，集合、走步、跑步后，发个球给学生打打或让学生自己跳远、翻单杠也就可以了，而这些对于我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学校领导是真正不放过我了。1973年我转正定级时，他们居然在给我的鉴定中写下了这样的话：“领导要他上山，他就要下河；领导要他下河，他就要上山。”可是，当时我自己却蒙在鼓里，并不知道有这样的鉴定。后来我才知道，这要命的“上山下河”问题几乎误了我一生的前程。
政治上受到那么大的打击，跟校领导的关系搞的又很僵，妻子在广东，女儿在原籍，我思想郁闷，生活乏味，身体也坏了，还在上大学得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日益严重。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只好采取保守疗法少吃多餐、吃稀饭。但吃稀饭也没有条件，只好经常在热水瓶里放上一把米，过二个小时倒出来就当稀饭吃了，虽然味道不怎么好，但对暖胃却大有好处。但是人却更瘦了，最瘦时我只有76斤。
我要求调出邵阳县，可邵阳县就是不放，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1973年暑假，我探亲路过邵阳市，便揣着一份请调报告直接去找邵阳地区革委会教卫组，想越级解决我的调动问题。当时已到上午下班时间，又不知教卫组在哪栋楼办公，我就向一位迎面走过来的满头白发的老同志问地区教卫组在哪里办公。他看了我一眼，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我：“你找教卫组干什么？”听他这样问，我估计他就是教卫组的。于是我赶忙从口袋掏出请调报告递过去，他展开看了，又看看我这骨瘦如柴的身子，二话不说，就从口袋掏出钢笔在我的请调报告写批示，然后交给我。我一看：“请邵阳县酌情处理。”然后是署名和日期。但是他的署名比较潦草，我不认得，又不好问。但我肯定他就是地革委教卫组的领导，我表示非常感谢后，就分手了。
我回头走后，又感到好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好领导，不能就这样错过机会了。因为我的请调在邵阳县已是老大难了，仅仅“酌情处理”显然不够，因为他们也是“酌情”留我呀！于是我又找人问给我写批示的人是谁。那人看了批示说：“他就是教卫组组长宋某某。”这下我大喜过望，问清他的住所后，又去敲他的门。他正在吃饭，让我进屋后便问：“我刚才不是给你批了么？”我赶忙说：“是！但是我在邵阳县请调几年了，还是怕他们不酌情处理，您能不能再给我想想办法啊？”他听后，放下碗筷，让我坐下。他想了一会儿说：“好吧，过几天我要去邵阳县检查工作，那就再为你说说吧。”这时我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我向邵阳县革委会教卫组交了地区革委会教卫组宋组长“请邵阳县酌情处理”批示的请调报告，他们只说研究研究。肯定又是他这位地革委教卫组领导去邵阳县检查工作时又为我说了话，半年后，1974年3月，邵阳县终于同意我调走了。4月，我在邵阳县任教近六年后，终于调入设在衡阳市的国营某厂子弟学校。
后来才子知道，那位宋组长，河北人，南下老干部。他是我在邵阳县任教时所遇到的贵人，我的吉星！后来，我到处打听他，只听说他调郴州了。几经函件联系，在郴州市委老干局领导的关心下，三十多年后的２００５年，我终于与已经离休去长沙湖南省某干休所居住的宋老取得了联系。
在邵阳县挨整以后的日子，对我思想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我阅读了一位美国记者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是一部资料翔实、思想深刻的纳粹史，它使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这本书当时是内部发行的，我也记不起是谁借给我的。我读完这本书，结合我自己因被打成“5·16”而挨整，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特别是文革的种种实际，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历史怎么会是那样惊人的相似！以至两位法定接班人林彪和赫斯的逃跑都是那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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