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原创]我眼中的父亲关锋和他的友人林聿时、吴传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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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ge2015guan 于 2014-10-20 12:33:4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一提到关锋、林聿时、吴传启，就会想到撒仁兴这个笔名，撒仁兴这个笔名是意味着‘三人行’的意思，也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含义。那时的《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经常有撒仁兴发表的文章。

    文革一九六七年随着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林聿时、吴传启也都纷纷入狱，开始了它们的坎坷人生。一时间“撒仁兴”被玷污成了‘刹人星’。处于政治的需要，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也都被妖魔化了。

    写我爸爸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涉及到在他一生中相处交往的几类人，一类是合作者、益友；一类是同事、学生；再一类就是互为依存的学者。我父亲这一生，除了以上三类友人，还真就没有什么可称其为朋友的人了。

    第一类合作者，首当其冲的是林聿时、吴传启，他们曾用撒仁兴的笔名合作了很多文章，三人行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

    我父亲是一九五六年调到北京的，在政治研究室工作时，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杂志《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既而与林聿时、吴传启相识相交相知。

    《哲学研究》是国家级哲学理论刊物，是哲学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之一。一九五五年三月创刊。先后为季刊、月刊、双月刊。一九六六年六月因“文化大革命”停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一九七八年一月复刊，为月刊。现由哲学研究杂志社出版，印数约8000册。

    《哲学研究》倡导以现实问题研究推动基础理论的研究，强调发挥哲学的探索功能；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各种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提供争鸣机会；注重追踪和分析国内外哲学发展的新动向，注重中外学术交流；重视对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中哲学问题的探讨；重视培养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生力量。

    主要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现实、关于主体性问题、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哲学与文化、商品经济与道德进步、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传统与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国哲学思潮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关于研究社会的范畴和方法的反思、青年论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以及学术评论、反思录等专栏。

    《哲学研究》创刊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双重领导，一九七八年后改由哲学研究所领导。历任主编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陈筠泉、李景源。历任编辑部主任为：林聿时、张岱、王玉恒、方军、王生平、鉴传今。

    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他们三人相互尊重，相互欣赏。曾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文章可谓“量多而质高”。关锋、林聿时合著的《庄子内篇的今译和诠释》颇有影响。

    五、六十年代我爸爸与林聿时伯伯交往密切，有时是林聿时伯伯到我们家，也有时是我爸爸到林聿时伯伯家，林伯伯家住在位于建国门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就是现在的日坛路赛特的后面。我就陪父亲去过好几次林伯伯家。

    林伯伯家和我家最相似的就是，书房很大。整个家里除了书籍，没有什么额外的物件。书房里也是除了一张书桌，一把座椅，一把藤子的躺椅；无论人坐在那里，整个人都是被书架和书籍包围着的。这样的摆放倒是方便的很，需要什么书籍，一伸手就能很轻易地拿到。

    林聿时伯伯是南方人，生活习惯比我家要细腻些，在吃喝上也讲究些。我和爸爸常被留下吃饭，总是有荤有素，有菜有汤。林伯伯家大多是吃米饭，那时我爸爸的胃不是太好，每每留我爸爸吃饭，都会备有馒头花卷之类的面食。我记得林伯伯家做的鱼特别的好吃，很清淡很有鱼原本的味道。那是因为我还小，根本就不懂得我爸和林伯伯所谈的正事儿，就知道我们两家挺好的。

    林伯伯的大女儿当时也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我们虽然不同班，但是同年级的。是我跟爸爸去林伯伯家拜访，才知道他的大女儿林越和我是同学的。她是三好学生还是学习委员,总之，是学校和班级都很出类拔萃的学生。而我那时是个不好不赖中不溜的学生。考试一般在八十多分就行了。我们又不在一个班，也就没有太多的来往。即便在林伯伯家，我俩也只是礼貌的打个招呼，没有太多的交流。我爸爸和她爸爸每次见面，却总是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每次在一起聊完都是很兴奋的样子。我记得那是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一次我和爸爸、周英妈妈去林聿时建国门外的家。本来并没打算在林伯伯家吃饭，可他们就是没聊够。结果是吃晚饭后又聊个没完。一看时间都快十一点了，我们赶快往回赶路。可到了建国门外一看，马路上早就没有了公交车。周英妈妈说：那就打个出租车吧，那时不像现在，出租车多呀，我们等了好半天也没等到一辆出租车。那是个冬天，天特别的冷。我爸爸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走回去，我很能走路的，抗战时经常长行军，我从来不掉队。咱们比比看，看你和你妈妈咱谁能走到家。说着就迈开大步，走开了。我身体好还可以，可周英妈妈体弱我担心她走不动，在我爸爸的情绪感染下，她也很有劲头的表示一定要走回去。我想反正也没有车了，那就走吧，等走到王府井有出租车了，再打个车吧。

    这时我父亲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竟然大步流星的走到了我的前头啦。我怕他累着就大声的喊：爸，你慢点走。我和我妈都撵不上你了，太累了歇歇再走吧。我爸爸是越发的来了精神，一点儿也不示弱。说：这才有多远儿，比起我行军那差远了。我心想：爸爸唉，您那时多大年纪，您现在都七十多了，可不能太逞能啦。走到王府井了我们才放慢脚步，喘喘气歇歇脚。可太令人失望了，还是没有出租车的影子，只好接着走。我看到我爸爸、还有周英妈妈都出汗了，心里真的很心疼的，但也没办法。我们一直走过了首都剧场，过马路就要到美术馆了，在路口好容易看到一辆出租车，我正要招呼车过来，我爸爸说：“坚决不坐车。这还有不到一里路，就到家了，做什么车。”我都把车给喊过来了。可爸爸就是不坐，非要走回家不可。我只好跟出租司机道歉，司机问我说：“你们这是从哪儿走过来的？”我说：“从建国门外，我爸爸都快八十岁的人啦。”司机很友善的说：“真行，这老爷子可真行啊。”我爸爸也很自豪的与人家搭讪：“这不算什么，我行军一走就走几百里地那。这也就不到十里地，能行！”我看得出爸爸很兴奋，也很高兴，心想；只要他体力还行，只要他高兴，就依这他吧。我们到了沙滩红旗院里宿舍楼时，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可那时我爸妈的家是在五楼上，还得再爬楼梯，这时我明显的感到爸爸真的是累了，他自言自语的说：“真是老了，这走着还行，这一爬楼梯就觉得腿沉了，有些抬不起来了。”周英妈妈也一直跟我们走到家，很是不简单啊。

    第二天，我爸爸为自己能走回家很自豪的跟林伯伯显摆，说自己多么多么能走。林伯伯一听就着急啦，说：“下次可不能一聊就聊到这么晚了。毕竟是快八十岁的人啦。”林伯伯一个劲儿的自责。

    文革前一直到爸爸出狱又开始写作，几次都和我谈起林聿时伯伯。我父亲很欣赏他的博学，爸爸说：“你林伯伯就是个史料书库，很多史料、论据、或者是要引用的典故，他信手拈来，引经论典准确无误。我父亲虽然也读书很多，可是他总是更信任林聿时伯伯。他每写一篇文章，或写书都要请教林伯伯，并把稿子交付给林聿时，请他给核查把关引经论典的史料，是否准确、是否得当。

    有一本书我爸爸写完后，把全部稿子都拿给林聿时伯伯，除征求意见，更重用的是请他给引用的史料把关核准。后来这本书出版时，著者署名是：关锋、林聿时。这本书的稿酬我父亲也是一分为二，亲自把稿酬给林聿时伯伯送去。林伯伯说什么也不收，他说主要的观点等东西都是父亲写的，他只是帮忙给核准一下，怎么能算著作者？怎么能收受稿酬呢。我父亲是个犟人，他认准的事儿就没个变，他说没有林伯伯的帮助和付出，就不可能成其这本书，如果林伯伯坚持不接纳，那么就没有以后的合作了。就这样俩人的真诚终于成全了他们俩人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是我爸爸亲自讲给我听的。他真的很欣赏林聿时，他们是本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劲儿相处的。

    2001春节，他们三人都聚在林聿时家里过节，后来林聿时伯伯的大女儿林越把他们三人的照片给我了，从照片看得出他们的晚年都过得很超脱，看不出经历了人生苦难的痕迹。依然都显现出坦然面对人生的风范。没有相互的埋怨，也没有对十年磨难的记恨。常常谈论的还他们的学术。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林伯伯和他的大女儿问我爸爸，吃跑饱了没有。我爸爸指着自己鼓起的肚子表示，吃饱了吃得很好！

    说起吴传启叔叔，他与我爸爸的合作，在细节上我知道的不多，可我少年时代时很多变数都和吴叔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小学毕业后就从育英学校考入了北京女十三中，女十三中在解放前原本是一所很有名气的教会学校，好像一七八五年建立的。解放后就改为女十三中了。北京当时的中学大部分是男女生分校。当然师大女附中、什么一中都是重点中学，我的学习成绩从来都是中游八十多分，所以我也考不上重点中学。女十三中就算是比重点中学差点儿，比一般中学还强点儿的中学。我们育英同班的就有苏育明、单慧娟和我一起考到了女十三中。她们俩都是马来西亚共产中央党领导干部的女儿，算华侨吧。那时候马来西亚共产党受到本国当政者的迫害，为了发展保存革命力量，马来西亚的领导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北京，把向世界宣传的电台设在了湖南的一个原本是驻军的大院子里。一直坚持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逐步撤离。那时世界各地都能听到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宣传广播，可就是不知道这座功率很大的电台设在什么地方。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情报部门下了很大的功夫侦查，也没能找到这座电台的具体方位。后来我的这俩个同学在中学毕业后就投入了革命工作，一直就职于设在湖南的这座电台做播音工作，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与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后，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机构和电台才逐步撤离中国，转战到泰国的丛林里继续战斗。

    我的这俩位同学也跟从他们的父母家人，和坚持在第一线的战士们一起战斗在丛林里二十余年。我是在四十年后的二00七年，才通过育英学校的校友会，联系到了苏育明，单慧娟同学。才得知了她们那些年丛林岁月的艰难和坚持。她们经常处于转战状态，有时被围剿，常常在丛林里一走就是一、两个月，没有吃的食物，就吃大象肉、吃野果子。她们都有亲人在丛林里吃了有毒的野果子而失去了生命。她们都会用枪会打游击，在丛林里的日子里，根据需要，我的这俩个同学都学会了护士和护理，在战斗中救治伤员，洗涤血迹斑斑的纱布，因为她们得不到救援，纱布医药都非常的奇缺，只好把用过的纱布和棉球收集回来，洗后再用火煮过消毒，继续用。直到了一九九0年代末，联合国出面调停和马来西亚当政者谈判，其结果是马来西亚当政者一定要他们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才能回到马来西亚，否则就不予接受。马来西亚在首都最大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雕塑，这座雕塑是几个英国军人脚踏着几个马来西亚的游击队员带有侮辱性的雕像。在国际谈判时马来西亚共产党要求，一定要拆除这所带有侮辱性的塑像，但马来西亚的当政者始终没有接受这一条件。这一座带有侮辱性的雕像至今还矗立在广场上。马来西亚共产党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国家，经过国际上正义力量和联合国的干预、调停，最终是由泰国接纳了他们。但必须是要在被划定的区域里生活行动。被划定的区域是在泰国南部，大部分还是丛林地区。至此我的这俩个同学才有了自己安定的家。由此可见革命是多麽的艰难，是要多么痛彻心腑肺的付出呀。我虽然在文革十年中也经历了五年监狱、八年农场的磨难，比起他们来我还是幸运的。

    我和苏育明、单慧娟是在61年分开的，从此没有了音信。十二、三岁的孩子都很叛逆，我也不列外，更因我从小父母离异，与继母不和谐。特别是到了我中学阶段，矛盾就更加的突出了。现在想起来我也真是少不更事，常常很过分的和周英妈妈抗衡。那时候买糖要糖票，买衣服要布票，买鞋还要证。购物证上我全家就准许买三双鞋。卖光了这一年就不能再买鞋了。我和周英妈妈较劲儿，趁她不防备我把购物证拿走了，一下子把三双鞋都买光了。气的她犯了胃病。矛盾到了我爸爸那里，爸爸也很难处理。也打我，可我就是不服，反而更较劲。后来我就不回家住了，非要住在学校里，女十三中有很少的住校生，宿舍有限。因我家在沙滩坐3路有轨电车直接到崇文门，因为我的情况没达到住校条件。我的女班主任郭老师是独身，我就硬硬的住在了郭老师宿舍。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呀，学校几次叫家长到学校商谈解决办法。我爸爸就是再忙也不得不抽空去学校接我回家。这些事情弄得我爸爸很头疼。

    他们大人便策划把我和我弟弟弄到外地去上学。我还小，也不懂得北京户口和日后的人生有什么重大关系，心里觉得离家里人远点儿更自由。我一直很向往当兵，就自己去位于灯市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文工团报名考舞蹈，结果因为我从小缺钙，左右两侧的肋骨下端外翻，一怕影响长个子身高不达标。二来肋骨外翻穿服装很明显的影响体形美观，没能录取。也幸亏没录取，我跟我爸爸说我去考了空政文工团舞蹈队，我爸爸就火了说：一个女孩子家，考什么舞蹈，露胳臂露腿的，坚决不行。我那时候犟啊，你越不让我干吗我就越顶牛，说什么非要上艺术学校。正儿八经的中学说什么也不上了。我爸爸没办法就答应我上艺术学校了，但就只能学京剧，唱歌跳舞都不准。我从小受爸爸妈妈的影响，原本就很喜欢京剧，可能是潜意识里就有着深刻的京剧情结，总算是答应了。可一九六一年的北京戏曲学校不招生，我爸爸更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一时挺为难的。最重要的是我和周英妈妈的矛盾没有一点儿缓和的迹象。甚至都影响到我爸爸的正常工作了。还是吴传启叔叔体谅我爸爸，主动地和湖北武汉他的老上级，湖北省宣传部部长曾淳联系，最终安排我作为插班生去了湖北省戏曲学校京剧科。随后不久，我大弟弟也被安排到河北邢台去上中学了。

    一九六四年，全国大搞现代京剧，湖北省文化局或是上级决定成立湖北省京剧团，以湖北省戏曲学校京剧科的师生为骨干，不管是六年级的还是插班生，全部划分到湖北省京剧团。我入校那一年有好几个插班生，有学老生的、有学老旦的，我是学青衣的。总之一股脑的都划分到京剧团去。我从很小就低血压低血糖，武汉的夏天像个火炉子，我经常眩晕甚至虚脱。实在是不适应。这年的暑假我没和家里打招呼，就打起背包擅自决定离开了学校。当然也是看到我的好朋友们都上北京了。曾淳部长的孩子曾大军也考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钱玲歌也在北京解放军学院学声乐。我孤零零的在武汉，我就一定要回北京。回到北京后才知道，解放军学院根本就没有京剧系，再说那时我爸爸正在北京郊区的‘斋里’搞四清，还是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当然，后来文革后我才知道，这个时候因为‘斋里’四清我爸爸他们支持了邓某某，和北京市委产生了矛盾分歧，正是很艰难的处境。我爸爸做事就更加谨慎，生怕被别人抓着什么小辫子。就说什么也不肯留我在北京，非要我回武汉去。我特别的要面子，都已经和学校说明我回北京，不参加学校划转湖北京剧团了，怎么再回去呀。其实我要是听爸爸的话，只要我想回去还是可以有回旋的余地的，可我就是死犟。我爸爸看我赖在家里呆着，很是着急说：可不能老是这么在家待着，无所事事。时间长了会学坏的。尤其不让我和一些机关的朋友来往。这次又是吴传启叔叔帮助了爸爸，他又找了他在锦州铁路局宣传部的朋友魏文英，把我安排在锦州市京剧团，锦州市京剧团是全国文艺界的红旗单位，因经常下乡给农民演出，一年下乡演出近二百天而得此殊荣。我爸爸一听这挺好，是红旗单位又经常下乡演出。正好给我个锻炼的机会，就同意了。我看也是在没办法了，去吧。原本以为先在锦州锻炼锻炼，等有机会时再回北京，谁知道，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到锦州，我就再也没离开东北。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吴传启叔叔很体谅我爸爸，一旦我家有什么难事儿，都是吴传启叔叔出面帮助协调。他也知道我爸爸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社会协调能力，我爸爸的的确确是个蛀书虫，是个书呆子。他满脑子只有他研究的古典哲学，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挺差。也因此我一直觉得吴传启叔叔很有能耐，什么难事都不在话下。

    吴传启叔叔是武汉人，湖北武汉很讲究吃，不像我们家总是粗茶淡饭的，他们家很会营养。我和爸爸去过他家吃饭，总是有鸡汤，有排骨烧莲藕。就是物资很贫乏的情况下，吴叔叔家的伙食也是很会调剂。吴叔叔家特别的干净，总是窗明几净的。我记得文革后期，吴叔叔出狱回家后不长时间，她爱人就病了，当然和她文革受牵连、糟迫害有直接关系。好像是精神出了问题。常年躺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吴传启叔叔一直不离不弃，常年护理他爱人。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虽然有保姆，可吴叔叔总是细心的关注每一个细节，甚至亲自动手伺候阿姨。我记得我和爸爸一起去吴叔叔家看望过阿姨，吴叔叔细心呵护的一举一动，都让我特别的感动。阿姨精神不好，常常在发作时，谁劝、谁陪都不行，只有吴叔叔一刻也不离开她身边，吴叔叔本来就骨瘦嶙峋的，可他从不顾自己而是耐心的象哄小孩一样陪伴着阿姨。我想我爸爸肯定是做不到吴叔叔这样的，他一辈子光让别人照顾了，根本就不会照顾别人，爸爸除了看书写书，什么也不会呀。

    吴传启叔叔也很有情调，生活的很细腻。我爸爸是个土八路出身，既不会花钱也不会生活。当然就更不懂得生活情趣。是吴叔叔在周末经常创造机会，约两家的人一起出外吃吃饭。有时是吴叔叔请客，有时是我爸爸请客，但都是由吴叔叔来安排张罗。我们那时大多是去崇文门外的新侨饭店吃西餐，也去过和平饭店。我在外地上学赶上的时候少，但也赶上一两次，印象深刻极了。那个年月能吃西餐，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啊。我爸爸是行政十级，吴叔叔好像是十一级把。在那个年代来说工资不算低，但我们两家都孩子多，又都有老人赡养，经济上并不富裕。每次都是打牙祭才上饭店吃饭，大多都是有了稿费外快时就去吃一顿儿。

    二十一世纪初的二00一年左右，我回北京特意的去看望吴叔叔，一定要请吴叔叔吃西餐。他安排我们在离他家不远的颐和园旁边的一个西餐馆，很正宗的西餐饭馆。是他二女儿陪她去的。在席间我问道他说：当初你们怎么想到把我弄到武汉去学京剧的。吴叔叔说：你和你妈妈老有矛盾，你爸爸太劳神了，没办法的办法就只好把你弄武汉了。我说：你就光考虑帮我爸爸解决难题啦，也不顾忌孩子的感受。他看得出我没有一点埋怨，只是撒娇套近乎的调侃。吴叔叔说：没有当初我和你爸爸把你送去学京剧，哪有今天的大导演啊。你到电视台能作出成绩能成为导演，你得感谢我。的确，我从13岁学京剧使我一生受用。在湖北学京剧的那段经历，使我学到诗词歌赋、表演、音律、习武、练身、接人待物；甚至是后来我到电视台做文艺导演时需要具备的创造能力、鉴赏能力、判断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都和我学习京剧密不可分。我到辽宁电视台的的第二年，接受了一九八七年元旦大型戏曲文艺晚会的任务，一举获得了电视文艺政府‘星光奖’一等奖。后来又做综合文艺节目，文艺专题节目，春节晚会等等，都受益于我学习京剧和在锦州京剧团基层演出的那段经历。吴叔叔所说的所谓大导演，是我在评定职称时。因屡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而评定为国家级一级导演。思想起来我真的应感谢吴叔叔，感谢我爸爸。我觉得也是我的宿命吧。

    现在林聿时叔叔、吴传启叔叔、我爸爸都不在了，可孩子们还找机会聚会，有一次吴叔叔的儿子吴方泽，约了我还有林叔叔的大女儿林越，一起到新侨饭店吃西餐，爸爸们在的时候，就一起带全家人到新侨饭店来吃西餐。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在延续父辈们辈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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