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关于刘少奇的若干史料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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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准确——关于刘少奇的若干史料辨正

阎长贵


　　《党史博览》2012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刘少奇“文革”中两次公开“答辩”》,该文有不少史实不准确或不对。该文作者窦应泰先生写了十几部传记作品和小说,还有许多文章,是一位多产作家;他送我好几本书,我和他关系不错,我们是不止一次在一起开会谋面的会友。我爱朋友,但更爱事实和真理。我觉得对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史实不予辨正,不论对社会和历史,还是对他,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该文第一段的头两句话说:“从1966年夏天‘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

　　我想,经历过“文革”和认真研究“文革”史的很多人都会指出,这两句话从史实到结论都是不对的。

　　“文革”一开始,就“失去了发言权”?先谈第一句话。该文说,刘少奇从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发言权”,事实果真如此吗?

　　显然不是。“文革”从什么时候开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这个开始时间我们姑且不说。人们普遍认为,“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始。谁都知道,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能说这时刘少奇就“基本上失去了发言权”吗?诚然,《五一六通知》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审阅草稿时加写的,毛自己当然心中有数,至于其他人,莫说刘少奇本人没有意识到和想到这是指他(也有人说,他意识到了,但他想借严厉批判彭真躲开,这也是一种看法——作者注),就是当时正在走红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即将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都不清楚指的是刘少奇。康生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检查了1931年他攻击过刘少奇的事:“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据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稿是穆欣对他1997年在香港新天出版社出版的《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的修改稿。又见黄峥《“中国的赫鲁晓夫”最早不是刘少奇》,《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3月2日)还有参加这次会议并随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张春桥等,也不清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

　　戚本禹1967年4月30日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张春桥1967年5月19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戚本禹和张春桥这两条材料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事实上,迟至7月底,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一直由刘少奇主持。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自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刘多次主持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直至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失去主持日常工作的权利。如此看来,说刘少奇“文革”一开始就成为“斗争对象”,“失去发言权”,显然不对。

　　该文在后面又引刘少奇本人的话说: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及各地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在去年8月1日到李雪峰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一致确定,我到建工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起去……”刘少奇在李雪峰等人陪同下8月2日到该院参加大会并讲话,8月3日又在李雪峰、谷牧和戚本禹陪同下到该院与“新八一战斗团”见面并和学生代表交谈。窦先生还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多年在家养病的林彪突然成了接班人,而刘少奇在常委中的排名则由第二位滑到第八位,这样刘少奇就无法继续过问“文革”运动了。这不是说到8月12日即这次政治局会议选出新的常委后刘少奇才“失去发言权”吗?如此,不是同前面所说刘少奇“文革”一开始就成为“斗争对象”、“失去发言权”自相矛盾吗?

　　顺便说一件与本文内容有关的趣事。最近有朋友发我一张人称“红卫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照片(据说这张照片《周恩来画传》有,我还没看到),从这张照片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刘、周都臂戴红卫兵袖章,三个人并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张照片肯定是在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以后拍摄的。这是一个历史见证,它形象且不可辩驳地告诉人们,说刘少奇在“文革”一开始(1966年5月)就成为“斗争对象”、“失去发言权”,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毛泽东从8月至11月8次接见红卫兵 ,刘少奇都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这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查到。

《同舟共进》杂志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