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宽宏：中南海速记员纪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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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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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南海
--—中南海纪事之一

1964年7月，我从嘉定一中毕业，参加高考后，回到马陆王家弄西陈，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等着学校发榜
1964年7月底，我正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间劳动，突然有人通知我：“学校叫你去。”我到了嘉定一中，老师告诉我，中共中央办公厅有两位同志来学校选人，他们要找你谈话，实际上是面试。
第二天我按学校的通知来到华东师大，中央办公厅的两位干部已经在一间会议室里等着我，在座的还有上海市委办公厅一些同志。我在他们就座的桌子对面坐下后，中央办公厅一位脸色微黑、身材高大的中年干部首先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家庭出生、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我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说，组织上准备选你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学习速记，你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并不了解中央办公厅的情况，也不知道速记是怎么一回事，思想非常单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坚决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的安排，能到中央办公厅工作，是我的光荣。接着他又出了个题目，要我当场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认识》。当年，中苏两党正在进行大论战，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我对此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就按照我当时的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当场交给了那位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8月初，学校正式通知我，组织上决定选我到北京中央办公厅工作。我懂事的那天起，就向往着到首都北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怎么不感到幸福和激动呢！
8月14日，我告别了全家和众乡亲，来到嘉定一中。我的两个同学沈永泉和赵寿龙用自行车一直把我送到嘉定，然后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当天晚上，就住在语文老师常耀生处。第二天8月15日，学校派人把我和同时选中的高三同学吴文英送到上海市委办公厅。吴文英是高三（1）班的，我是高三（3）班的，在学校时并不熟悉。后来她告诉我，是中央办公厅的两位干部到嘉定一中找她谈的话，还到她家走访过。以往中央办公厅从来没有招过女速记员，为此，他们特地打电话请示了北京，才决定招收她。同时被选中的松江二中的姚世根、周留树也来了。上海市委办公厅已经给我们买好了火车票。当天11时55分我们一行四人乘上京沪列车飞向我们日夜向往的地方——北京。
8月16日清晨，当朝霞映红了东方的时候，我们的列车正好经过泰山，观看了“泰山日出”的壮丽景象，叫人惊喜不已。一过泰山，列车好象理解我们的心情似的，风驰电掣，不久，“北京站”三个大字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下了火车，中央办公厅的张耀堂同志已经等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一边帮我们拿行李，一边自我介绍，然后带我们走出了车站上了一辆面包车。车子开出北京站，沿着长安街往西，经过天安门广场。我们4个人都是第一次到北京，当看到雄伟的天安门和天安门正中悬挂着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时，心情都非常激动。车子一过天安门，前面就是新华门。新华门前高高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两边站着两位拿枪的哨兵。老张对着新华门对我们说：“这里面就是中南海，我们机关就在里面办公。”
从此，我走进了中南海，在这高高的红墙内工作、生活整整10年之久，既经历了中南海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洗礼，又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南海春天的气息和明媚的阳光。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你到中央办公厅工作？”我说，这是偶然的，但确实也跟当时党中央高层的斗争有关。原来在1961年4月，发生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秘密录音事件”。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保存党的珍贵档案资料的考虑，没有请示毛主席，在毛主席的专列上安装了一套录音装置，记录毛主席在巡视各地时和各地领导同志的谈话。不料在长沙被毛主席发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指示秘书罗光禄打电话给邓小平，要书记处查这件事。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记录、录音问题的决定》：“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1961年培养徐瑞新、师金城、田鹤年等第一批速记员以及1964年培养我们这一批速记员，就是根据书记处这个《决定》实行的。想不到中央书记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么为什么会到嘉定来选我呢？原来，1961年培养的第一批速记员共8人，都是从北京市重点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的。对于当时的中央办公厅来说，这批高中毕业生已经是小知识分子了，一些从延安进城的老干部看不惯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态度，称之为“小资产阶级作风”。因此，培养第二批速记员的时候，他们不再找大城市的学生，只要农村出身的学生。到上海后，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上海市有关部门对他们说，上海市一共8所重点中学，市区6所，郊区2所，一是嘉定一中，二是松江二中。于是他们决定在嘉定一中选2人，在松江二中选2人。我，一个马陆农村普通农家的子弟，吴文英，一个嘉定城镇普通工人的女儿，就是这样被选上的，这不是很偶然吗？本来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记者，高考时填写的第一志愿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想不到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遇，在我17岁的那年走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当2007年我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回顾自己60年风雨人生，曾戏题一联：“历经风雨，将大半人生为他人作嫁衣裳，从不言悔；回归生活，留一点时间替自己绘逍遥图，自得其乐。”我想把我在中南海的点滴回忆献给生我养我的家乡——上海嘉定，或许就是我“替自己绘逍遥图”的最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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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纪事之二

中南海在世人的眼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的合称，住於故宫西侧，南临长安街，西靠府右街，北与北海相连。北海与中海之间，有一座北海大桥横跨东西，把北海公园和中南海隔开。北海与中南海始建于金代，明清时期统称为西海子，或称太液池，历来是皇家的禁苑。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将中南海作为办公地点。1928年曾辟为公园，向老百姓开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从此成为中国的心脏和党中央、国务院代称；同时，中南海四周高高的红墙又把它和普通百姓分隔开来，成为一个神秘的地方。
记得我第一次进中南海，是时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接见我们8个学习速记的同学。我们从中南海西门经过第一道岗哨，往里走了不到30米，经过第二道岗哨，来到机要室所在的一幢三层楼房。这是解放初期为接待各地来京开会的领导同志住宿而建的一批三层楼建筑，后来改成了办公室。我们机要室所在的那幢楼房叫丁楼。丁楼往南相距50米左右和丁楼并排的一幢楼房叫丙楼也叫后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办公室以及中央办公厅直属的几个组就在这里，习惯上称为办公厅后楼，即后来的中央研究室。后楼往南建有相邻的两幢三层小楼，西边一幢叫乙楼，是朱德总司令的住所，朱总司令从解放初期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前后十余年；东面一幢叫甲楼，原来是刘少奇同志的住所，后来刘少奇同志搬到怀仁堂西面的一个四合院后，这里成为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住所。
我们几个学速记的同学住的地方叫迎春门。迎春门东临中海，西面和中南海西门遥遥相对。我们的就住在迎春门的两间平房内。沿着中海是南北方向的一条大路，往南经过毛主席住的丰泽园，就是南海。往北经过游泳池，为中南海北区，这里有紫光阁、万寿殿、西华厅等古建筑，周总理就住在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华厅，接见外宾，一般都在紫光阁。当时中南海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以游泳池为界，南区为甲区，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北区为乙区，是国务院的所在地；中海对面的东区为丙区，是警卫局的一些机关的住所。我们进中南海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由杨尚昆签发的出入证。出入证也分三种，甲区出入证可以进出乙区、丙区；乙区出入证可以进出丙区，但不能进入甲区；丙区出入证只能进出丙区，不能进出甲区、乙区。因为我们机要室住于甲区，所以我们发的都是甲区出入证，可以随便进出中南海各个区，但中央领导同志住所的门口均有哨兵站岗，也不能随便进出。
迎春门西面一座极具民族风格的建筑就是著名的怀仁堂，建于清代光绪十三年（1887年），原名“仪鸾殿”，慈禧太后曾在此居住，民国初年改名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前，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和接见一般都是在这里进行。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是在怀仁堂举行的，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次会议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怀仁堂周围建有一批具有北京民俗风味的四合院。怀仁堂东面，靠近迎春门的四合院叫迎春堂，是董必武的住所。怀仁堂后面的四合院叫福禄居，是刘少奇的住所。怀仁堂西面连着还有还几个四合院，叫庆云堂，分别住着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同志。
我们在迎春门住了不长一段时间后，就搬到了南海的“东八所”。“东八所”位于南海东面，据说清朝时这里曾设有八个所，这一带就称为“东八所”，这一名称就一直沿用至今。也有人说，因为这里有八个相衔的园子，相对“西八所”被称为“东八所”。我们就住在这里一排的老式的平房里，门口朝西对着南海，和瀛台隔海相望。当时已经快到冬天了，平房里连暖气也没有，我们就学着生炉子取暖，度过了到北京的第一个严冬。
从“东八所”沿南海往西过流水音旁的一座小桥，就是勤政殿。勤政殿后来改建成为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过勤政殿往西不远就是丰泽园。丰泽园原是清代皇帝演习耕种的地方，清初曾有稻田数亩，桑树数十株。丰泽园内主要建筑为颐年堂，殿东为菊香书屋，是毛主席的住所。我们刚进中南海的时候，毛主席还住在这里。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就搬到了中南海游泳池居住，这里就一直空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毛主席故居向人民群众开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还经常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1950年10月决策出兵朝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在颐年堂召开的。
丰泽园西面有一小园称为静谷，内有著名的春耦斋，斋内曾藏有唐代韩滉五牛图等名画，清乾隆皇帝曾在这里观画吟诗。园内云岩奇秀，竹柏葱茏，有“园中园”之称。
南海中有一四周环水的岛屿，就是著名的瀛台，又称南台，清初康熙皇帝曾在此听政；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于此。岛上林木葱郁，叠石奇伟，殿阁楼台，金碧辉煌。瀛台南岸深入海面建有一水阁凉亭曰“迎薰亭”，和对岸的新华门隔海相对。“迎薰亭”前碧波荡漾，是游泳极好的场所。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夏天都开辟为游泳场，中南海内的机关干部都可以在这里游泳。每到夏天，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到南海游泳，一般都是从新华门两边的更衣室更衣，下水横渡南海，登上“迎薰亭”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游回新华门。和“迎薰亭”相似的是中海东北方向有一水上亭子名“水云榭”，亭中立有乾隆御笔“太液秋风”石碑，为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当年我也曾游过中海，登临此亭。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也是中南海的象征。新华门面对长安街，高大的门楼上方悬挂着“新华门”三个大字，显得壮严肃穆；门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门两边站着两个持枪的哨兵，更衬托出新华门的威严雄壮。新华门只准许轿车进出，就是中南海内的工作人员也不允许步行进出，当年我也曾多次乘坐轿车出新华门到人民大会堂工作。新华门内竖着一块影壁，上面刻着毛主席的手迹“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影壁后面就是南海。从新华门外往里看，只能看到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更增添了中南海的神秘感。但毛主席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把中南海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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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纪事之三

从外面看中南海，四周红墙高耸，门口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确实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但从我在中南海生活多年来看，中南海内的生活还是很普通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南海的生活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记得我刚进中南海的时候，经常在怀仁堂附近看到有一个卷发的外国小孩在玩耍。我感到非常奇怪，中南海内为什么有外国小孩？一问老同志，原来是李富春的外甥，叫安得烈。李富春的女儿留学苏联，嫁给了苏联同学，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就带了儿子安得烈回到了中国，住在了李富春家。当时，不仅中央领导同志的家属住在中南海内，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一些领导干部家属也住在中南海机要室的办公楼里，有的孩子已经上了中学，放假回来，还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关系非常融洽；后来有些子女还随着父母一起下放到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学校和我们一起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我们刚进中南海的时候，中南海内基本上还保持着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政治上比较平等，工作上积极努力，生活上艰苦朴素。领导干部也没有多少特权。当时干部定二十五个等级，我们第一年作为实习，工资每月25元，第二年转正定级，定二十五级，工资每月38元，而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等是一级，但都拿三级工资，每月不过400多元，差距不过10倍多一点。
中南海机关的一日三餐，除中央领导同志专门配备厨师以外，其他都是吃大食堂。当时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南区办有两个食堂，一个办在“东八所”,一个办在怀仁堂东面，是个大食堂，称“西大灶”，能容纳几百人，中南海的机关干部，大部分都在这里用餐，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例如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回中南海有时也在“西大灶”用餐。我在中南海工作的那些年，粮食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月30斤，其中百分之五十为面粉，百分之二十五为大米，百分之二十五为玉米等粗粮，和北京市民一样，并没有一点特殊。一开始我们这些南方人还不太适应，好在机关大部分都是北方人，他们就把米票换给我们。时间一长，我们也就逐步适应了北京的生活习惯，什么窝窝头之类的粗粮制品照吃不误。
中南海内也没有什么丰富的娱乐生活。我们刚进中南海时，听说中南海内周末经常举行舞会，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参加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跳舞。我们因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机会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舞会被取消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中南海的舞会了。除了周末舞会，中南海内基本上每周放一次电影，放映地点一般在西楼会议室。西楼位于丙楼、丁楼的东端，1962年因刘少奇曾在这里召开过著名的“西楼会议”而载入史册。当时看电影还要买票，票价为二角，中南海内的工作人员都要买了票才能去看电影，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及其家属也不例外。唯一有点特殊的是座位前面放了两排单人沙发供中央领导同志就座，其他位子就随便坐。我就在这里多次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看电影，给人一种完全平等的感觉。
中南海内的体育活动还是开展得比较好的。靠近中南海西门有一块场地，两边竖立篮球架，就成了一个简易的篮球场。靠近中海有一建筑叫居仁堂，是中南海内唯一具有西洋风格的两层建筑，我进中南海时，居仁堂已经拆除，这里成了一片空地，两边竖立两个球门，就成了一个简易的足球场。休息时，有的打篮球，有的踢足球，男女老少都参加，很是热闹。在我们办公楼的三楼还有一个乒乓室，放了两张乒乓桌，工作之余，也可以在这里挥拍打球。星期天，机关还经常组织篮球赛、乒乓球赛，我就多次参加过机关组织的乒乓球赛。
游泳也是中南海内一项广受欢迎的体育活动。每年夏天，除了开放中海和南海的游泳场外，游泳池也对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开放，只要到中南海门诊部去办理一张健康证，凭证就可以到游泳池游泳。听老同志们说，毛主席也经常到游泳池游泳，碰巧的话，可以和毛主席一起游泳。我虽多次到游泳池游泳，但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毛主席来游泳。我的同学吴文英就非常幸运，1965年夏天的一天，她去游泳池游泳，正好毛主席也来游泳。见到毛主席来游泳，往日喧闹的游泳池一下静了下来，大家纷纷坐到游泳池边上，看毛主席游泳。毛主席游了一会儿就上岸了，向大家挥挥手，让大家继续游。毛主席披上浴袍，到更衣室换好衣服，就在游泳池接见了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
   中南海内党的组织生活也很普通，中央领导同志都编入各机关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们一进中南海，老同志就告诉我们，刘少奇同志就编在机要室党支部，而且就在我所在的会议科党小组交纳党费，过组织生活。周总理属于国务院西花厅党支部，有一年实行开门整党，邀请中南海各党支部选派积极要求进步的群众参加西花厅党支部的整党会议。会议科就派了吴文英作代表去参加会议。会议由邓大姐主持，会上邓大姐介绍西花厅党支部的工作情况，还带大家参观了周总理工作生活的环境，介绍了周总理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情况，使大家深受教育。
那么，中南海内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特别之处是有的，我在中南海生活多年，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纪律严格，二是工作紧张。
当我们走进中南海，我们就成为了机要人员，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教育，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史的教育外，受到最多的教育是保密教育，最严格的纪律是保密纪律。我们一进中南海，老同志们就对我们言传身教，概括起来就是“三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刚开始的时候，还曾要求我们上街必须双人同行，这也是从延安时期传下来的规矩。
中南海内工作紧张也是人所共知的。从延安时期起，毛主席就是晚上工作，上午休息，整个中央的工作就围着毛主席转，晚上工作成了习惯。晚上，中南海的灯光总是亮着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最辛苦的要数周总理了。周总理每天工作时间一般要达到十七、八个小时，每天上午八时左右睡觉，十二时左右起床，不是开会、谈话、接见外宾，就是批阅文件，一直忙碌到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星期天、节假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如此，有一次在大会堂开会，从深夜一直开到第二天清晨，我亲眼看到在大会堂门口上汽车时，周总理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周总理逝世后，有人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被工作累死的呀!我深有同感。我自己也曾有连续工作36小时的经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往往通知我们晚上10时去大会堂作记录，当时是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或者接见各省市两派群众组织，有时要等到12时才开会，一般要开到凌晨三、四点钟，有时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大会堂东门出来，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了。我是非常敬佩周总理的，他那无比的工作热情、旺盛的精力，连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都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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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纪事之四

1964年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上海来挑选我们四个人到北京工作，主要是为了把我们培养成为速记员。教我们速记的老师是李瀚泉，就是到上海来找我谈话的那位“脸色微黑、身体高大的中年干部”。其实，李瀚泉当时只有32岁，行政17级。他1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参加工作，后调到中央办公厅从事速记记录工作。据李瀚泉介绍和机要室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央在延安时期已经有速记了，1942年5月毛主席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胡乔木根据当时的速记记录稿整理发表的。中央开会有固定专职的记录班子，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大约始于1947年中央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当时称速记室，属中央秘书处领导，中央秘书处处长是曾三同志。与此同时，中央新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协助书记处处理文件、电报，会议和其他日常事务。当时中央书记处由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五大书记”组成。办公室下设机要科，负责处理中央文件、电报等。机要科即是后来的中办机要室的前身。据原机要室主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中央从西柏坡到北京那段时间，中央重组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任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下设机要室、警卫处、特别会计室、行政处等单位。后来，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开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陆续来到机要室，加上原来的赖奎、徐业夫、罗光禄等，机要室逐步形成规模。后来，速记室划入机要室会议科，原中央秘书处改为中央档案局。1964年8月我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会议科学习速记的时候，老一辈的速记员都已转行不搞速记了，只有李瀚泉和他于1961年培养的第一期学生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在从事速记记录工作，而师金城当时已到山西省参加四清运动，不在北京。我们这一批已经是他的第二期学生了。
由于我们这一批学生都是第一次到北京，李瀚泉就带着我们先参观、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如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故宫、北海公园、天坛、动物园等，北京主要的名胜古迹，我们差不多都去过了。这样参观、游览了两个星期后，就开始了政治学习，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和中国革命史，由机要室的领导同志给我们讲课，每星期还要写一篇学习心得。
直到1964年11月，我们才正式开始了速记技术的学习。我们所学的速记，称为“汪怡速记”。据李瀚泉介绍，这种速记法，是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一位名汪怡的老先生发明的。中央办公厅自有速记记录开始，就采用了“汪怡速记”，采取培训班的形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速记员。我们接触的办公厅的不少老同志，原来都搞过速记工作。
学习速记是很紧张的，也是很艰苦的。我们每天很早就要起床，起床后就开始练习。其实，学习速记没有什么“诀窍”，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熟能生巧。一天练习下来，用掉的铅笔一大把，纸一大叠；第二天重新削铅笔，继续练习，天天如此，从不间断。每星期六下午还要进行考试。考试一般是这样的：老师念报纸或书上的一段话，我们用速记符号记下来，然后当场翻译出来，和原文进行比对，看谁的错误少，以此作为评分的标准。开始老师念的速度比较慢，以后逐步提高速度。按照新闻广播的速度，一般每分钟180个字左右，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中央领导同志中，有的人讲话速度相当快，比如彭真同志的讲话速度就很快，如果我们的记录速度达不到每分钟200字就记不下来。所以逼着我们一定要刻苦练习，有时星期天还要加班练习，比在中学学习要紧张得多。
大约学习了四个月时间，基本上300多个速记符号学完了，从1965年5月起进入实习阶段。根据一段时间的实习，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安排：我和同为嘉一中同学吴文英留在会议科从事速记记录工作；四川来的郑南勋安排在文电科从事文件分发工作；四川来的龙成湘安排在档案科从事档案工作；四川来的吕辉祥、上海松江二中来的姚世根作为中央联络部委托培养的人员，回中联部从事速记记录工作。还有四川来的张荣成和上海松江二中来的周留树，由于个人原因，没有参加速记学习，已提前另行分配工作了。
从此开始了我的速记生涯，从1965年6月第一次实习到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从1980年重返中南海到1983年调离中南海，从事速记记录工作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现在，我已记不清记了多少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整理了多少记录稿。也许有一天，这个时期的中央档案解密了，我一定会再到北京去看一看我当时记录整理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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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纪事之五

1964年9月13日，我们学习速记的8个同学正在学习政治，老师李瀚泉给我们带来了8张戏票，让我们到北京展览馆剧场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下午6时30分，我们一行走进剧场，安静地等候着。观众也陆陆续续走进剧场。将近7时，剧场里已经坐满了观众，突然，有人对我说：“总理来了！”我赶紧离开座位往前面钻去。真的，我看清楚了，是周总理来了！周总理面带笑容，正从休息室向座位走来。这时，全场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总理一面走，一面不断地向大家招手、鼓掌。我心里激动极了，盯着以前就在电影中熟悉的周总理那和蔼可亲的笑脸，和大家一起使劲鼓掌。面对大家发自内心的掌声，周总理从座位上站起来，不时地向大家招手，招呼大家坐下来。大家这才慢慢地坐了下来。这时，全场灯光熄了，舞台上拉开了幕布，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是多么想多看周总理一眼啊！
戏演完了，全场灯光大亮，我又立刻钻到前面，看到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向全体演员表示感谢，同时欢送周总理。在全体演员和观众的掌声中，周总理一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一面缓缓地离开了剧场。
敬爱的周总理，是我到北京后见到的第一位中央领导人。从全体演员和观众的热烈的掌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爱戴。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喜讯写信告诉了我的同学和家人，让他们也分享这个幸福的时刻。
1965年6月，我们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学习，进入了实习阶段。而我第一次实习，就是记录周总理的讲话。
那是1965年6月29日，李瀚泉带着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作记录。这是我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是在1964年11月13日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而第二次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是随着老师参加第一次速记记录实习，内心是很紧张的。
我跟着李瀚泉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厅（什么厅已经忘记了），厅内已经布置好了，几个沙发围成半圆形，沙发后面摆了两个桌子。我们就在沙发后的小桌旁坐下，铺开纸笔，准备作记录。
不一会，周总理陪着几个外国人进来了。原来是周总理接见美国一个左派政党的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中联部的唐明照，翻译是个女同志，叫劳远回。美国这个左派政党的代表团有三、四个人，都很年轻。由于是第一次参加作记录，又是周总理接见外国友人，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内心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拿笔的手怎么也不听使唤；而越紧张，越记不下来。所以，当时周总理谈的什么内容，到现在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只依稀有一点印象，周总理和他们谈的是我党幼年的历史和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周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外国兄弟党会谈的记录工作，本来应该是中央联络部承担的。由于当时中联部没有速记员，就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承担了这一工作。后来，我也参加几次这样的工作，记得一次是周总理会见美国另一个左派党的代表团；还有几次是周总理和黎笋、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的内容主要是越方通报抗击美国侵略的情况以及要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会谈中，周总理要求越方同样向苏联提出提供援助的要求，援助物资可以经过中国运到越南。
象以上这样的会谈记录，我们整理好以后，就交给中联部。后来，把吕辉祥、姚世根分配到中联部以后，和外国兄弟党会谈的记录工作，就由他们两位承担了，我再也没有参加这样的工作了。
我到北京后见到的第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是周总理，而我参加工作第一个记录其讲话的也是周总理，这看似偶然的巧合，也反映了当时中央的实际情况：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主要助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周总理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在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1967、1968年，有一段时间，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解决各省的问题，我和吴文英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作记录。在我的记录生涯中，记录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最多的也是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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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中南海纪事之六

转眼到了1964年10月1日，是我们到北京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每逢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大会后，接着就是群众游行。1964年的国庆节，我第一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第一次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下面是我当时记的日记，从中也可以看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早晨八时，我们怀着十分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去参加游行。一路上，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开坚定的步伐，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走向集合地点。
到了集合地，各路游行大军都来了，他们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大家都穿上节日的盛装，手里拿着旗帜、标语、鲜花，脸上都挂着笑容，以十分兴奋的心情，等候着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十时正，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体肃立，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接着……游行开始。首都七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始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这时，我又激动，又紧张，又兴奋，迈起大步向天安门走去。
天安门已经看得见了！快看到毛主席了！我举起手中的鲜花，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跟着游行队伍往前走。
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我的心激动的无法形容，眼睛只是看着毛主席，嘴里喊着‘毛主席万岁’，把手中的鲜花直向毛主席挥舞。”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虽然天安门广场离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段距离，毛主席也不是看的很清楚，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的形象却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国庆节期间，我们还游览了颐和园。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部，是北京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典园林。登上耸立于昆明湖北畔的万寿山，山前碧波荡漾，在一片湖光山色中，点缀着许多殿、堂、楼、阁、廊、榭、亭、桥等尽收眼底，真是美不胜收。颐和园“虽由人造”，却“宛自天成”，处处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国庆节后，李瀚泉又带着我们八个学速记的同学和一些机关干部来到颐和园西邻的玉泉山农场参加秋收劳动。玉泉山农场是解放初期为保证中央领导日常的饮食安全而创办的一个农场，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管理，每年秋收季节，都要组织中南海的机关干部轮流来这里参加劳动。我被分配在粉房劳动，粉房里有一位白阿姨，是警卫局一位老干部的夫人，对我特别好，有人开玩笑说，你就做她的干儿子吧。后来，我和吴文英还特地到她家去看望她，现在不知她老人家情况怎么样，我是很怀念她的。当时玉泉山农场还有一支骑兵部队，每天早晨战士们都要骑马进行训练。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战士们骑在马上飞奔的情景，非常羡慕，多次请求战士们让我们也骑一骑马，但都未能如愿。在玉泉山农场劳动期间，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当时，我党正和苏联共产党进行一场大论战，《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九篇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九评”。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也成功爆炸了，大家听到这两个消息，无不欢欣鼓舞。
10月10日，秋收劳动结束，我们又去玉泉山附近的万安公墓参观。万安公墓是北京著名的墓园，不少名人都安葬于此，李大钊烈士的墓就在这里。李大钊烈士的墓不大，也很平常，就是墓前立了一块“李大钊烈士之墓”的墓碑，和公墓中的其他墓差不多，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要来到李大钊烈士的墓前向他表示敬意。正如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李大钊烈士死的重于泰山，他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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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记录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南海纪事之七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作记录，也是我第一次记录毛主席的讲话。从这次会议起，到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止，这个时期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如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全会、全国代表大会等，我几乎都参与会务工作并作记录。
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一般都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
1965年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等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大会发言。毛主席在他们发言时多次插话。由于我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作记录，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并记录他的讲话，内心既紧张又好奇，总想多看一眼毛主席，加上刚学完速记，技术还不熟练，对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又听不大懂，因此，和第一次实习时差不多，对毛主席的讲话基本上没有记下来。最近翻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引用毛主席1965年10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我支持地方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这些话，我依稀还有点印象，但都是我的老师李翰泉记的。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之类的话，毛主席在以后的中央会议上以及和各地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曾多次提起。我在中央会议上曾多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进过这样的话，并作了记录。可见，这是毛主席当时最关心的问题。联系到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
1965年1月，我们还在学习速记期间，那几天，李翰泉和往常不一样，一早就来到教室，在黑板上写几个当天学习的速记符号，让我们自己练习，自己就匆匆忙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作记录去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中央在开什么会，老师也不告诉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会议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表面化，公开化了。刘少奇认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或者叫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而毛主席则认为，这些提法“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二十三条”第一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直指刘少奇。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从中央到地方，大多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的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span>海瑞罢官>》，成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疾风暴雨，席卷全国，刘少奇真的“从政治上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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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给毛主席送文件
——中南海纪事之八

1965年11月11日，毛主席离京外出。据跟随毛主席外出负责毛主席安全警卫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1965年11月毛主席从上海来到杭州，住汪庄。12月上旬毛主席去上海，8日至13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上海会议之后，毛主席又来到杭州。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多次找人谈话，谈吴晗的《海瑞罢官》。12月24日，毛主席离开杭州，来到上海。12月26日在上海丁香花园举行了毛主席73岁生日宴会。1965年底，毛主席来到武汉，住东湖宾馆。1966年3月毛主席又来到杭州，分别于3月18日和4月19日主持召开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点名批判了杨尚昆、陆定一，彭真，并基本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草稿。6月15日，毛主席离开杭州，16日到南昌住了一晚，17日到达长沙，18日到韶山滴水洞，即毛主席致江青信中听说的“西方的一个山洞”。在滴水洞住了11天，于6月28日到达武汉，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这次离京外出，历时8个月零7天，是毛主席1949年进京以来离京时间最长的一次。
毛主席外出期间，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按照惯例， 隔两三天由收发科派人给毛主席送一次文件。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展开，文件资料越来越多，于是每天派人给毛主席送文件。由于收发科人手不够，决定抽调其他科的人一起参加送文件。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与给毛主席送文件的工作。
我第一次和收发科的同志给毛主席送文件大约在1966年的3月，那时毛主席在上海，林彪在苏州养病，所以把林彪的文件也带上一起送。临行前，领导上专门给我交代，给毛主席送文件，责任重大，要听从收发科老同志的安排；要注意保密，两人同行，文件不能离身；还特别交代，出差期间，不能喝酒。
我从1964年8月到北京参加工作，离家快两年了，现在就要到上海去，虽然不能回家，而且行踪保密，但心情也是很兴奋的。那天，我和收发科的一位老同志从首都机场乘上飞机，由于第一次乘飞机，当飞机刚离开地面，我就头晕得支持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吐了起来，一路上把肚子里吃的东西都吐光了。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上海市委办公厅派来的轿车已等在机场上了，先把我们送到锦江饭店，把毛主席的文件交给了他的秘书徐业夫，然后就驱车直奔苏州，给林彪送文件。当时上海至苏州的公路路况很差，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轿车在这样的路上疾驶，好像在波浪中颠簸，颠得我连胃里的苦水都吐了出来。车子离开机场就进入了嘉定境内，沿着公路两旁绿油油的庄稼，闻着扑鼻而来的故乡泥土的芬芳，感到特别的亲切。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远远就可以看到一座宝塔，我想，那可能就是苏州了。果然，不一会就到了苏州。那高耸的宝塔就是苏州有名的北寺塔。苏州是个古城，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苏州，虽然没有下车，但透过车窗，看到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到处是小桥、流水、人家。汽车穿过市区，沿着一条用石块铺成的古街，进入一个很漂亮的宾馆，这就是南林饭店，林彪就在这里养病。我们把林彪的文件交给他的秘书，没有停留就返回上海。当晚，我们就住在锦江饭店。第二天，就直接返回了北京。
1966年6月，毛主席在杭州，我第二次给毛主席送文件。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然后改乘火车到杭州。毛主席就住在西湖畔的一个宾馆里。我们把文件交给了徐业夫，他安排我们也住在这个宾馆里。
初夏的西湖，景色真是美极了。湖边的垂柳，在暖风中轻轻地飘拂；鲜艳的花朵，在明媚的阳光下，竞相开放。我们在湖边远远望去，湖中的长堤像一条绿色的带子，也不知是苏堤还是白堤。湖面上，游人划着小船来回穿梭，不时传来动人的歌声。美丽的景色，优扬的歌声，真使人心旷神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果然名不虚传。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去逛一逛杭州城，只是乘着汽车，沿着西湖走了一圈，这叫做“乘车看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