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青海知青大返城纪实

reading

青海知青大返城纪实

－－作者：余杰


一、鲜为人知的山东知青到青海的一段历史

1964年起，经中央批准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4地建立了建设兵团农业建设师。其番号由新疆的10个农建师之后续编。甘肃为农建十一师、青海为农建十二师、宁夏为农建十三师、陕西为十四师。

“文革”爆发前夕的1965年9月，第一批应届毕业学生从山东淄博出发来到了青海建设兵团。到1966年4月共有8000名来自山东的青年学生来到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马海等地。

青海建设兵团除来自山东的8000知青外，还有1000名西宁知青。加上各级管理干部共计约11000人左右。这个农建师所辖的区域相当于一个山东省的面积。

在知青们到达不久，一场“文革”动乱爆发了。农建师与全国一样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生产生活秩序处于混乱，经营处于严重亏损。1967年3月，青海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中央批准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个建设兵团划入新建立的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原青海建设兵团改称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建第四师。下设26团、27团、28团、工程团、独立营。还有部队的番号：兰字940、941、942、943、944部队。建设兵团实行部队与地方双重领导。

1974年2月建设兵团撤销，更名为青海省农业建设师，由地方领导。一年后的1975年又改为格尔木农场总场，所辖4个农业团分别改为河东农场、马海农场、河西农场、大格勒农场和工程大队。军垦战士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农场职工。

二、大返城的旋风吹到了青海高原后

1978年秋天，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农场知青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回城。继而引发知青集体罢工、北上请愿，以绝食下跪的方式表达誓死回家的决心。一场大返城的浪潮很快席卷了全国有知青存在的地区。

远在青海高原的山东知青们也得知了云南农场知青要求返城的事件。1966年4月从山东烟台去青海建设兵团的知青李建华在《为回城而抗争》一文中回忆：1978年她回家乡生育孩子后，在返回到青海的路上“隐约听说云南兵团的知青为了争取回城，到北京上访请愿的事情。”“回到连队不久，战友于桂明从外地带回一张传单《告十二师战友书》，传单上说的是云南知青上访的事情，也提到了我们兵团目前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李建华连夜写了一份《告全连战友书》，呼吁全体知青们为了孩子我们应该觉醒，应该抗争！到半夜写完以后，李建华把这份《告全连战友书》贴在大礼堂的门口，一下子激起了连队里的知青们强烈的反响。李建华事后回忆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全连战友反响极大，之后陆续又有战友写了传单。战友们串家走户，议论纷纷，再也没有心思下地劳动了。”

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消息不断传了，青海农场的知青人心浮动。经过反复的酝酿，知青们决定上西宁去上访。有的骑马去联络，有的开始募捐，大家推选上访的代表。

1979年元旦过后，青海农场的知青们开始行动了。他们先后到团部、师部上访，向领导们表达要求返回山东老家的诉求。到1979年3月，李建华所在的连队里有12名知青代表从三团五连出发开始了上访之路。他们在青海省会西宁的格尔木总场办事处里会合时共有26名知青代表。大家立即召开了会议，选举时文为上访团团长，苏德宽为副团长，李建华为书记员。26人分为宣传组、演讲组、综合组。

知青上访团的成员们到达西宁后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们在西宁市中心的大十字路口演讲，表达了知青们渴望回家的迫切心情和愿望。知青们的举动引来了市民的围观，交通阻塞，结果被交警驱赶。负责宣传的知青代表们上街贴标语，宣传知青们的诉求。带头人时文和苏德宽把大家的诉求整理成文，通过青海省信访办递交给省委，希望得到答复。他们马不停蹄地去信访局、跑农林厅，不断地与还在农场等待消息的知青们联系。当时在格尔木总场驻西宁办事处里最多是来了200多名知青。

与云南农场知青开始上访请愿一样，对于知青们的请愿当时的领导们没有任何反应。不理会，不回复。万般无奈之下，上访的知青们决定采取到省委静坐的方式，期盼引起领导们的重视。希望省委的领导们能够在百忙之中接见一下知青代表，倾听一下知青们的诉求。

李建华在回忆中说：“初春高原的夜晚，寒风刺骨，寒气逼人。静坐的战友们把能够御寒的衣物全部都套在了身上，也还是抵不住彻骨的寒气，大家背靠背，聚在一起取暖。为了我们应得到的权益，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就这样等待着一个又一个黎明到来。”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省委的领导们不作任何的回答，不见知青代表。

等待还在继续。

知青们作出了与云南孟定知青一样的决定：绝食！

李建华在事后描述当时绝食以后的情景说：“第一天、第二天大家都还挺得住饥饿的威胁，第三天、第四天，有很多战友已经实在挺不住了，领导小组让几个骨干偷偷地塞给大家糖果或巧克力，我们不能用生命作代价来换取我们应得的权益，我们要活着回家！在省委大门外，几天的绝食静坐，在西宁市引起极大震动，很多市民送饭送水，对知青的处境表示了同情，对大家的做法表示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省委终于同意接见知青代表，听取上访诉求。”

绝食期间，知青仍在不断地努力。他们向北京发出电报，请求中央体察民意，解知青于危难之中。终于等来了省委同意知青派出5名代表与领导见面。

三、艰苦的谈判为了争得知青应得的权益

上访的知青代表在当时向青海省委提出了6条要求：

一、病困退回城；二、调配；三、补偿经济损失；四、平反冤假错案；五、老兵家属参加工作；六、改善知青生活。

与省委工作组的谈判历时一个星期。对于知青们提出的6条要求，省委答应了5条。不同意的是第三条补偿经济损失。

但是青海省委工作组不同意的理由，一是对于冤假错案中央有文件规定，政治上平反。二是青海是吃中央财政的省份，无力承担这笔开支。

期间，工作组还提出，补偿经济损失，就得承认农场职工的身份。如果要以知青身份回山东，就不能再进行经济补偿。两者都要，不可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知青们提出，当年来山东招人的时候，在一份“招工简章”里规定来到建设兵团的第二年给予定级。实际上并没有兑现。为此知青们专门派人到山东去找寻这份“招工简章”，结果是无功而返。对此省委工作组表示，如果能够找到这份材料，可以重新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工作组还表示，即使找到了也无法解决。因为这样的“招工简章”不是正式的文件，只是一个宣传大纲而已。

知青代表们讨论了工作组的这些意见。大家认为第三条可以放弃。只要其他5条能够实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

知青们在谈判中提到了目前知青生活在青海兵团里无法解决的生活待遇问题、医疗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参加这次见面会的李建华曾在发言的时候当面问到会的冀春光副省长：“你们作为我们的父母官，你也为人父，如果我们是你的孩子，你该怎么处理?”

第一次“谈判”的中心议题是知青代表提出要回山东去。但是没有人能够答应知青们的这个诉求。

知青代表们继续努力，他们又决定派出代表回山东去上访。他们连夜起草了《告山东父老乡亲书》。到了山东以后，知青们到省上访办公室上交了相关的材料。两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山东和青海两个省正在商讨。没有实质性的答复，于是他们又继续北上到了北京上访。向国务院信访办和知青办递交了材料。知青们诉求材料一次次被收下了，一次次地被挡在了这些机构的大门之外，一次次得到的答复是正在研究，回去等候答复。

四、青藏铁路一期竣工典礼无法按期举行

第一次上访，有了一些结果。当时知青们要回到山东老家去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青海农场的知青们依旧在努力之中。

时间到了1979年的8月。

知青们等到的消息是：知青通过病退与困退回山东，不行！通过调配工作，不见动静。知青们，安心吧，农场开始办农工贸联合体，实行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

这些措施的下达，在明确告诉知青们，农场开始改革了，以后会好起来的。你们要继续留在这里，继续干活。要想回山东去是不可能的。

这时，一个偶发的事件出现了。9月7日，知青们得知省委领导要来格尔木参加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竣工典礼。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趁省委领导来的时候，向他们继续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已经在师部上访十天的知青们，根据省委工作组的部署，由各连、各团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层层选举产生了知青代表。大家委托苏德宽写信给省委，要求在竣工典礼期间，省委领导接见一下知青代表。

9月12日，格尔木总场党委书记焦成祥带回了省委领导的答复：“不见他们这些所谓的知青代表。要见，也只能见党员、干部、劳模、标兵。”

这样的答复反映了当时一些领导的无理和傲慢，是对当时渴望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情况的知青们一个打击。无形中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

知青们决定在竣工典礼的那一天，在格尔木举行全农场的大游行。大家委托苏德宽起草了一份《给省委的一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军垦商场的墙上。大字报明确告知省委：如果省委领导不接见知青代表并答复问题，9月15日将举行大游行。

还是没有任何的回答。

9月15日，知青们如期举行了大游行。早晨8点的时候已经有300多名知青赶到了格尔木市。正当大家等待其他知青陆续赶来以后准备开始游行的时候，一辆挂着“竣工典礼指挥部”标志的吉普车开到知青游行队伍前。车上的人手持电喇叭喊话，要求知青们立即离开，不许聚众闹事，否者要追究责任！这番话激怒了在场的知青们。大家围着吉普车要与车上的人讲理。见到犯了众怒，吉普车赶紧发动后逃离现场。

事态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失控。

众多的被激怒的知青们顺着吉普车逃走的方向一路追赶过去，很快就到了竣工典礼的现场。他们冲破了由两道部队战士组成的人墙，进入到了竣工典礼的现场，集体静坐在那里。

青藏铁路一期竣工典礼无法按期举行！

事件发生以后，惊动了青海省委。当时的省委把这件事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要追究责任，严惩肇事者。

三天后，省公安厅27名干警进驻格尔木。在总场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明确“要抓人！”

9月20日，由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带队的14名干警进驻河东农场。一时间，紧张和不安的空气笼罩整个农场。

在当事人魏兆基写的《老苏其人》的回忆文章里，他是这样讲述当时的情景的：“当晚，省厅干警在团部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找老苏(苏德宽)谈话，对老苏进行长达5个小时的询问和教育，责成老苏老实交代问题，写出书面检查。22日，老苏与八连部分知青一起，到团部贴出题为《我的检查》的大字报。在‘检查’中，老苏据理力争，讲述了‘九一五’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以不争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之所以会有‘九一五’，是因为农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责任不在知青，最起码不完全是知青们的错。‘检查’的副标题是《一百个为什么?》”

五、一位值得记住的刑侦处长洛赛

在青海发生了“九·一五”青藏铁路一期竣工典礼无法按期举行的事件以后，出现了一位好人。他就是时任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洛赛(藏族)。

9月22日时任青海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洛赛带着一位干警来到八连找苏德宽。洛赛的出现引起了知青们的不安，以为是来抓人了。他们随着洛赛的脚步走进了苏德宽的家里。大家纷纷表示，苏德宽是大家选出来的代表，是在为广大的知青们说话办事的。

看到群情激昂的知青们，洛赛反复对围观的知青们解释道，自己是来谈话的，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审讯！不是抓人！

从那一天开始，洛赛与苏德宽的“谈话”一直持续了一周到。每天，洛赛会准时到苏德宽的家里“现场办公”。

魏兆基在《老苏其人》的文章里讲到：“从最初的对立、对抗、冷漠、提防到后来的平和、轻松、理解、同情，老苏和洛赛之间的共同语言逐渐多了起来，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后竟然相敬如宾，交上了朋友。”

当年的国庆节将到，洛赛告诉苏德宽自己要回格尔木去过节了。分手的时候，洛赛望着苏德宽已经6岁但明显营养不良的儿子，一股同情心油然而生。洛赛让苏德宽到格尔木来一次，他要买点肉送给苏德宽过节。

开始，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洛赛的“诱捕”，是不是一个“鸿门宴”。直到当苏德宽到了格尔木以后才知道洛赛的一片真情。与洛赛同屋的一位干警告诉苏德宽，洛赛因为有其他事出去了。洛赛特意为苏德宽买了一条猪腿，放在床头柜里，委托他等苏德宽来了以后交给他。随后干警按照洛赛的关照，特意派车送这位“9·15”事件的带头人、洛赛新结交的朋友苏德宽回连队。

在回农场的路上，开车的师傅告诉苏德宽一个消息：下午开过会了，不再抓人。我们(指公安干警)明后天就要撤回西宁了。

不抓人了。这个消息传来，知青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很难知道当时这个决定的背后的事情。在第一线负责处理“9·15”事件的刑侦处长洛赛究竟说了些什么，汇报了什么，有些什么看法和建议，不得而知。从这个“不抓人了”的决定里至少可以看到，洛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是很关键的作用。

事后，苏德宽动情地称赞洛赛：“正直、正派、讲义气、重感情，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洛赛是个好人！”

由此我想到了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1979年1月6日云南孟定农场211名知青绝食，誓言回城。关键的时刻，中央派来了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他体察民情，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了知青的实情，最终说服了知青各个出发地接受在云南农场的知青返回各自的城市。云南的知青们把赵凡称为“知青之父”。

由此我也想到了当年大返城的时候，新疆的知青们也进行了相同的请愿、游行、罢工，要求回城。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压制。带头人全部被抓、被判刑。

从赵凡到洛赛，遇到了这样好人的知青们是幸运的。没有遇到的，结局完全不一样。什么原因呢？

事发的9月15日当天，有2名知青被抓。第二天就被释放了。以后对于其他带头人没有追究和处理。

六、山东父老伸开双臂，迎接阔别家乡16年的游子们回家

1980年底的开始山东同意知青回来。到1983年的时候，除了极少数人留在当地外，知青全部按照工作调动回到了山东8个城市。

魏兆基在《老苏其人》一文章说：“山东父老终于伸开双臂，迎接阔别家乡16年之久的游子们回家。知青们美梦成真，陆续返城，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在阅读由退休前任《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的谭泽主编的、记载山东知青在青海兵团生活的《曾经昆仑－－青海建设兵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里，看到这位主编的一篇文章《兵团四题》。

谭泽先生写道——

当初为什么去青海？——“在彷徨与茫然之中，大家纷纷‘自愿’报名参加兵团——这是被剥夺了继续学习的权利之后无奈之下的‘自愿’选择。所以，说当时是‘自愿’还是‘被迫’，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无悔还是有悔——“对于当年那些知青代表们，我始终是深深地怀有敬意的。”他强调：“上了岁数的人，都不愿意否定自己的过去，希望曾经的付出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后人的尊重，于是有人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当年迫不及待地逃离，现在又说青春无悔，我始终觉得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罢了。”

兵团给了我们什么？——“不过幸运永远只是眷顾少数人。对兵团绝大多数的知青来说，农业团的十几年中一直种地、喂猪、放羊、赶车;工程团的整年就是打土坯、烧砖、筛沙子、采石头。等到30多岁回城时，除了携妻带小，基本都是两手空空，身无一技。他们是知青运动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他指出：“每当有战友说出‘青春无悔’的时候，我总觉得这里更多想表达的是因为收获了这份难以割舍的战友情谊，这是我们一生最为宝贵的财富，将受用终身。”

我们给格尔木留下了什么？——“我们这代人的兵团经历是一个悲剧，这个过程恰恰又是和‘文革’交织在一起，剧情也就更加悲惨。在柴达木的十几年中，我们为它流过汗，流过血，甚至不少人为它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付出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知青回城了，兵团垮了，我们的青春也随之埋葬在了那里。不过十七八年铸就的格尔木情结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八千山东知青的血液和生命之中，它将伴随我们一生，并传承到那些出生在格尔木的儿女身上……”

后记：

此文是阅读《曾经昆仑——青海建设兵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根据书中李建华《为回城而抗争》、魏兆基《老苏其人》、谭泽《兵团四题》等文章写成。谢谢作者！谢谢山东的知青朋友。谢谢李建华寄来的这本书！


转自《共识网》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