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春峰 李琪的《〈矛盾论〉浅说》是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196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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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琪的《〈矛盾论〉浅说》是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贾春峰　
         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1966年6月25日 第4版
　　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李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店的一名得力的伙计，是“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员“披挂上阵”的“大将”。这员“大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他在一九五六年抛出的《〈矛盾论〉浅说》一书，就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笼，向我们伟大的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这本书，打着“介绍”和“阐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矛盾论》的旗号，公然肆意歪曲和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鼓吹矛盾调和和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挖空心思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本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坏书。
　　《〈矛盾论〉浅说》自一九五六年招摇上市，至一九六○年，年年大批再版。这本书，有两个版本。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是第一版。一九六○年二月出第二版。

　　一九六○年，在国内，我们党刚刚胜利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在国际上，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在进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这时候，李琪的《〈矛盾论〉浅说》修改本出版，仍然顽固地坚持了第一版的修正主义观点。

　　现在，我们把一九六○年二月出版的《〈矛盾论〉浅说》第二版的主要的修正主义观点，拿来示众，请大家看看这些魍魉鬼魅阴谋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

　　叫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敌人中，没有比教条主义更坏的敌人了”

　　李琪在《〈矛盾论〉浅说》中，从头至尾大肆反对“教条主义”。一百三十多页的小册子，反对“教条主义”的话，竟达四十余次。他借“阐述”辩证法学说为名，煞费心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国际问题到国内问题，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拼命反对“教条主义”。他公然叫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敌人中，没有比教条主义更坏的敌人了”。①反“教条主义”成为贯穿这本黑书的一条黑线。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②同年三月，毛主席又告诉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正确地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背叛了《莫斯科宣言》的这一正确论点，别有用心地叫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妄图为他们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打掩护。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年二月，李琪再三鼓吹“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坏的“敌人”，这显然是猖狂地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相对抗，阴谋阻止我们党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对我们党的疯狂活动相呼应，相配合。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④李琪用最恶毒的语言，拼命讥讽、嘲骂和攻击“教条主义”，他的攻击矛头正是指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来看看，李琪是怎样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宣扬“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李琪竭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贩卖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谬论。

　　一、李琪大力鼓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了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强盗，苏联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联合，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些都是说明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不同立场的政党，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阶级和人们，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联结和合作的。”

　　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

　　我们党历来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问题，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两类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四六年《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针对当时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妥协”，明确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⑤李琪公然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引伸到国家内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说什么“和平共处”的“原则”，“说明了”“不同立场的政党”、“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阶级和人们”，“都是可以互相联结和合作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李琪的观点和毛主席的指示是针锋相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互相联结和合作”，这就是要求无产阶级永远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不要起来闹革命，一代一代地做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牛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者“互相联结和合作”，这就是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永远听任帝国主义的宰割和统治，不要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代一代地让帝国主义榨他们的血，吸他们的汗。李琪这种观点不是在为血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高呼万岁吗？

　　二、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李琪大反“教条主义”。他借“具体地分析事物”为幌子，否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普遍真理。他极力宣扬，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可以组织工会，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合法斗争。武装斗争只是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最后决战的时候，而且只是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使用暴力的时候才采用的”。

　　李琪叫卖的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和平过渡”论的反革命药方。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必须准备用革命的两手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两手。他特别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⑥李琪公然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胡说什么“武装斗争只是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最后决战的时候，而且只是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使用暴力的时候才采用的。”这就暴露了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分子。试问，资产阶级什么时候停止过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为什么无产阶级只能“最后决战的时候”使用暴力？为什么无产阶级只能在资产阶级的“迫使”下才能使用暴力？李琪百般维护资产阶级，企图压制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很明显吗？更可恶的是，他还大肆宣传“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合法斗争”，企图把无产阶级引到议会道路上去。试问，如果无产阶级平时陶醉于议会讲坛，变成“议会迷”，到资产阶级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时，无产阶级赤手空拳，岂不是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俎上之肉？

　　李琪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鼓吹“和平过渡”，而且对处于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不要暴力革命的反动说教。他在说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的互相转化的过程”时，有意不提“暴力革命”的决定作用，而吹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所谓“援助”，空谈“实行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很显然，这是重弹赫鲁晓夫之流这些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滥调。

　　李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表现在对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他肆意歪曲中国革命史，说什么“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部分改善，工农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大大削弱了其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力量”。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之外的广大地区农民，处于蒋家王朝管辖的罪恶深渊，一层又一层的剥削和压迫，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灾难重重，卖儿卖女，再也活不下去了。唯一的生路，就是参加革命战争，打倒蒋家王朝。李琪说什么“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部分的改善”，这岂不是在为蒋家王朝这座十八层地狱唱赞美歌吗？

　　李琪还放肆歪曲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说什么“资产阶级认识到了在今天中国历史条件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从而才比较老实地接受了国家的领导，走上了我们党所指出的改造道路”。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歪曲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他的臭名昭著的“和平过渡”谬论辩护。李琪谈到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故意抹杀无产阶级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条件，抽象地鼓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这不是同叛徒赫鲁晓夫一唱一和吗？

　　第二，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批判了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⑦的错误观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地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等等，都表明了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李琪闭口不谈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宣传“资产阶级认识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老实地接受了国家的领导”，这显然是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历来教导相对抗，美化资产阶级，有意为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打掩护。

　　李琪还猖狂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一九五六年四月，《〈矛盾论〉浅说》一书定稿的时候，正值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当时，全国人民为我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辉煌胜利而欢欣鼓舞。李琪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吹冷风，浇冷水，极尽其诬蔑和攻击之能事。他借山东省推广种植斯字良棉的问题，影射攻击合作化运动“强迫农民”，“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不满”，叫嚷“分散的个体农民，能否一声号令就可以使他们齐一步调地放弃千百年来的耕作习惯；这些重大问题，都没有作为提出任务的根据”。并且含沙射影地说，“为了发展生产，结果却破坏了生产，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破坏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⑧在一九六○年二月出版的第二版上，李琪作贼心虚，偷偷地把这一大段话删去了。但是，铁证如山，黑字印在白纸上，想赖是赖不掉的。这段话，赤裸裸地暴露了李琪反对农业合作化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面目。李琪还公然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开脱。李琪说：“无数实践证明：人们在工作中、斗争中之所以犯错误、碰钉子，甚至使革命运动遭受失败，归根到底，主要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亦即主观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说，都是由于没有或缺乏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的结果。”这样一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只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不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⑨的错误了。

　　三、李琪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全面地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学说。他把《矛盾论》歪曲成矛盾融合论和阶级调和论。他抹杀斗争，大力鼓吹对立双方的“互相联结和合作”；他离开斗争性谈同一性，把矛盾的同一变成无斗争的僵死的合二而一；他脱离对立面的斗争，空谈事物的发展，使发展变成机会主义的庸俗进化；他离开斗争，抽象地讲促使矛盾转化的条件，否定革命的转化。一句话，他肆无忌惮地阉割辩证法的革命精神，把辩证法“解释”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庸俗不堪的东西。李琪在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完全是为他在政治上推销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鼓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熄灭”论，为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李琪还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猖狂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一、竭力鼓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矛盾斗争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与形成对抗的阶级社会里是不相同的。在阶级社会里，新的东西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生长并获得存在权利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没有了对抗的阶级，但这决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东西的产生就可以不经过斗争和冲突”。什么“斗争和冲突”呢？这就是“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斗争，新的东西不断克服旧的东西、先进的东西不断克服落后的东西的斗争，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内容，推动着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请同志们注意，李琪这一派言论，是在毛主席的伟大著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年二月继续宣扬和传播的。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⑩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阔步前进，避免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突出政治，坚持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关系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李琪恰恰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反调。其用心，显然是反对我们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让资本主义泛滥，并为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打掩护。

　　二、大肆宣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论。

　　李琪说：“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在今后相当时期内还要起它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将成为一个没有剥剥和贫困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到那时候，资产阶级分子已被改造成为新人，资产阶级不存在了，从而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联合由于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也就不存在了”。在他看来，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贯彻始终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而是亲密“联合”的过程。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摇身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缔造者。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兴无灭资”的伟大斗争任务，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你要反对李琪的谬论吗？那么，李琪就反诬你是“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形而上学”，和“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如此等等，他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里搬来一顶又一顶的吓唬人的帽子。

　　李琪还恶意歪曲刘少奇同志在宪法草案报告中这样一段话，刘少奇同志说：“……我国原来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由于我国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不但有斗争，还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存在着联盟的关系……”从这段话中，他得出结论，要大反“反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资产阶级还保持联盟关系的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刘少奇同志的讲话里，明明首先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经过李琪的黑手，斗争不见了，只剩下了“联盟关系”。李琪一心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效劳，手段何等卑鄙，何等无耻！

　　三、李琪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那些即将死亡的东西，也同样地是不甘心于死亡的，它们也一样地要为自己的存在而挣扎，因而新东西的生长，也必须经过斗争，不过这种斗争不是采取对抗性的即阶级斗争的形式，而是通过非对抗性的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

　　在我们的国家，什么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东西的垂死挣扎呢？是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反攻倒算、伺机反扑的罪恶活动，是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罪行。李琪反对无产阶级对这些凶恶的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斗争，要无产阶级和敌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实际上是要无产阶级在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前面，束手待毙。只许牛鬼蛇神打我们，不许我们还手。李琪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恨，对牛鬼蛇神、资本主义制度无限爱，是多么强烈！

　　《〈矛盾论〉浅说》紧密配合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合唱

　　《〈矛盾论〉浅说》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贩卖修正主义谬论，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它是与国际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我们伟大的党的攻击相配合的，是与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以及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相配合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国际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无产阶级叛徒赫鲁晓夫在这个遗臭万年的大会上，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一套修正主义谬论。时过两个月，李琪的《〈矛盾论〉浅说》粉墨登场，恶毒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货色。李琪完全充当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义务宣传员和可怜的应声虫。在国内，这一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本书，又猖狂攻击社会主义革命，代表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势力的利益和愿望。

　　一九五七年，这本书再一次大量出版，有力地配合了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

　　一九五九年，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一步猖狂反对我们伟大的党。同年，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我们的党，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动了疯狂的攻击。这一年，《〈矛盾论〉浅说》又一次大批出版，到处发行，配合了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我们党的活动。

　　一九六○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反对我们党的活动更加变本加厉。我们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这时候，李琪的《〈矛盾论〉浅说》第二版出版，顽固地坚持第一版的修正主义观点，继续吹捧和美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攻击我们伟大的党，说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行的，只有苏联的援助，我们自己不努力去干，而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甚至贪污浪费，那更是不行的”。李琪在一九六○年，丑化和攻击我们的党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养尊处优”、“不学无术”、“贪污浪费”，并且狂妄地教训我们：离开修正主义的“援助”是活不下去的！李琪充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走狗，多么死心塌地！

　　这一切充分说明，《〈矛盾论〉浅说》完全是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国内的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地、富、反、坏、右的复辟资本主义活动效劳的。

　　《〈矛盾论〉浅说》是一棵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十多年来，这棵毒草，打着“红旗”，招摇撞骗，流毒于社会，进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今天，在这一场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中，必须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琪的这株大毒草连根拔掉，并予以透彻的批判。

　　①　凡未注明出处的李琪的话，均见《〈矛盾论〉浅说》，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年二月版。

　　②④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二九页。

　　③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二○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至一一八二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页。

　　⑦⑩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二○页、第二六至二七页。

　　⑧　《〈矛盾论〉浅说》，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单行本，第二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