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差偲：“从革命到建政：跨越1949”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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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到建政：跨越1949”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盛差偲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本文作者：盛差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

近年来，作为“四史”的组成部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与改革开放史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不过，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某个时段，尤其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则相对薄弱。如何实现各个时段研究的均衡发展和相互打通，对于今后的研究尤为重要。鉴于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从革命到建政：跨越1949”学术研讨会暨2024年中国现代史学会年会，于2024年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多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8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此次会议旨在拓宽党史、国史研究中的宏观视野，与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尝试跨越1949年或其他时间节点，展现了“贯通”的史学研究思维。

贯通地研究历史，直观表现为选题不受某些时间节点束缚，尤其重视考察人和事的长期影响，或追溯其历史渊源。研究中共党史更应如此，因为1949年是中共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转折点，这是一种量变；质的维度上，1949年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共在主义、观念、文化、制度与技术等方面一脉相承。因此，不少与会论文不以1949年为界，而是贯通地考察党的建设、政治制度、财政经济、妇女解放、文艺体育、医疗卫生等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持续发展。通过跨越1949年，中共局部执政经验的深远影响得到进一步发掘。如有学者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中央在贸易体制上给予各根据地以相当的自主权，这一做法部分延续到1949年以后，影响与形塑了新中国的贸易格局。又如多名学者不约而同地讨论了东北解放区的对外贸易、合作经济、医疗卫生、劳动保险等问题，认为相关实践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制度基础。可见，贯通地研究中共党史有利于从某些看似研究得很透彻的议题中得出新的认识。

必须指出的是，从国家的角度讲，1949年无疑具有重大转折意义。有学者从历史现场、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的角度论述这一时间点的内在张力，展现了继续深入研究1949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1949年前后的延续性或许更应该关注，特别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经济等方面。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一些社会文化、经济活动在根据地内部得到了包容与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延续下来，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至于今天继续发展。这既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治理的弹性空间，又展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策灵活性的生命力。类似的是，有学者讨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技信息生产与传播，认为其生产较少受政治影响、传播取得了一定进步。这说明在政治剧烈变动的年代，仍然是变与不变共存；若只重视变的一面，则难以反映历史全貌，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等领域，可见贯通视野殊为重要。

贯通地研究历史，需要跨越的不仅是1949年。就党史、国史研究而论，还应该跨越1978年，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改革开放提供的各种资源。有学者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群体，主张“把革命者带回来”，因为这一群体有着类似的革命和建设经历，这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定影响。1978年前后的延续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史实，而且应当在研究观念层面得到充分重视。有学者认为，虽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存在不小差异，但二者的内在一致性也应当注意。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共始终依靠集中统一领导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推进建设和改革，而这一点在以往的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多名学者指出，目前改革开放史研究进展相对缓慢，这在会议来稿中即有所体现。这一状况是由多种原因所导致的，例如史料掌握、知识积累不够充分。会上有关跨越1978年的倡导与见解，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失。譬如有学者指出，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搜集相关史料，均可能有助于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史的某些具体研究对象。

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与改革开放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将其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看待，将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有学者对比古代、近现代有关土地制度的各种构想，结合自己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工作经历，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认为中共以国家政权推动的农业经营方式革命取得了成功。还有学者较为细致地梳理了1393年至1953年某地的农业税问题，认为中共的财政能力远超明清与民国政府。依靠明清政府、民国政府不甚重视的农业税，党政军各方面建设得到了物质保障，中共由此击败了国民党，这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传奇。简言之，熟稔整部中国史、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共带给中国的变化和新中国与众不同之处，进而从一些较少受到关注的角度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同时，中共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是中国人民从古至今探索成果的一部分，研究党史、国史应当注意古代、近现代各种思想资源的影响。有学者考察了古今救灾工作，从历时性的角度评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生产救灾工作的成因与意义，认为与古代的救灾实践不同，这一时期的生产救灾工作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既是出于救灾需要，又是为了完成中共的中心工作，支援战争或促进农业生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产救灾工作受到工业革命以来广为流行的“人定胜天”思潮影响，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还有学者针对1949年至1966年的劳模运动指出，革命实践、苏联经验、传统文化等三种思想资源跨越时间与空间，在不同层次与场合下影响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政治体制等相对有形的事物之外，思想的力量理应成为贯通研究历史的切入点。

对于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研究的领域，具有贯通特征的大历史观同样助益良多。具体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面临选题难等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成果十分丰厚，但有学者仍以此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如何成为一个现代财政国家，认为根据地是新中国的“试验场”，反映了现代财政国家的两大要素——集中统一与金融扩张。还有学者跨越代际进行对比研究，考察大革命与“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指出了其在成长背景、精神气质与革命动机等方面的异同。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除了时间上的打通以外，还可以在空间上进行跨越。有学者从“跨根据地”视角讨论抗日根据地间的技术扩散，以及根据地内外的商贸往来。有文章颇有新意地指出，全民族抗战期间，与此前工业技术从工业中心城市扩散到次一级城市不同，中共构建了从城市到乡镇的工业技术扩散网络。有学者主要研究民国时期地方史，但关照到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认为民国时期县域内派系政治严重，外来县长不仅无法克服，甚至不得不参与其中。新中国成立前后则不然，中共解放一地时，非常重视处理原有地方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现实的思考。有学者结合当下的基层治理情况，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居委会。这一时期的居委会既带有战争时期的革命经验，又为今天留下了颇多遗产，如反应机制、弹性空间与党的领导等。由是观之，历史研究者总是被各种新史料所吸引，醉心于探索历史上微观社会的多样性，却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历史事件的意义与价值也在于它们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史料堆砌、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不足等缺憾，这一论断可谓切中要害。因此，若想贯通地研究历史，应该更有现实关照。



在本次会议最后的综合讨论环节，与会学者结合参会论文的不足之处，继续研讨中共党史研究如何贯通。有学者认为，由于现当代史材料极为丰富、研究者能力有限，所谓碎片化难以完全避免。当然，碎片化与否并不能仅由题目来判断，小题目也可以做得很好，以小见大一直是党史学界倡导的研究方法；盲目模仿他人、观点雷同、材料单一地研究某一个案等，才是碎片化的研究。面对这一难题，不少学者认为，研究者应当广泛阅读，选题上格局要大，要有大的关切，更加注意问题意识，强化延续性、结构性的研究视野。这样一来，诸如个人命运、日常生活等小切口的研究也会有大意义。此外，不少年轻学者引用史料比较单一，片面以某种史料为主，不加分析地照搬史料的逻辑，甚至直接援引史料的观点作为结论，比如偏听偏信蒋介石、胡适等人的日记，缺乏必要的甄别。这必然有碍于内容的充实与判断的准确，影响研究的延展性，加剧碎片化现象。因此，研究者应该努力丰富史料类型，加以综合利用，进而提炼出自己的见解。简言之，从选题到史料征引再到分析议论，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注重贯通地把握历史。

贯通地研究历史，可以通过多个维度进行。除了本次会议尝试跨越的1949年等时间节点以外，还应该眼光向前，关注建党初期，乃至建党以前的历史，如1911年前后。因为这些历史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并对中共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眼光向前可以促使研究者思考一些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如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统一的进程等，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水平。至于前述空间上的跨越，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新中国成立后的边疆和民族议题等都可以贯通地展开研究，多国、多语种史料的应用也应继续加强。跨越还可以在多学科之间进行。近年来，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等跨学科探索方兴未艾，文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对党史、国史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中共党史研究应该积极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通过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扩充史料来源。其中社会调查、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尤其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史研究。许多研究者本身就是1949年或1978年以后历史的亲历者，更应该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贯通地思考相关历史问题。

某种角度上说，贯通地研究历史，主要处理的是传统与现代、延续与断裂的问题。对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形成的各种传统，中共在历史上往往保持着谨慎、灵活的态度。这也启发今天的我们，对于常识和好的传统，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包容。正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本次会议初步探索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与改革开放史研究如何打通和贯彻大历史观的问题，取得了一些共识，发现了一些不足，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贯通的思维与视野理应得到学界更多关注与支持，理应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断实践与完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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