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然：与布洛维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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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洛维告别｜政见CNPolitics


作者：张跃然
来源：政见CNPolitics




鼓舞后辈的方式并不是描绘一幅“学术与行动相结合”的玫瑰色浪漫图景，而是冷酷又温暖地鼓励他们去拥抱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张力、权力不平等以及“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去不断磨练自身的自省精神和毅力。


张跃然/政见观察员



迈克尔·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1947—2025）
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2025年2月3日在美国奥克兰市因车祸不幸去世


一

2025年2月4号，是个星期二。我的电子邮箱里突然蹦出来一封标题叫“Tragic News – Michael Burawoy”的邮件。

好巧不巧，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正在教课。那是我花了大量心血设计的“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研讨班课程。好巧不巧，那一周的课上，我和学生们正在讨论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民主问题。好巧不巧，我原本就计划着在那堂课上，向学生们重点讲解布洛维在《光辉的过去》（The Radiant Past）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

看到那封邮件的我头皮发麻，脑子里源源不断冒出无数个问号。在那个时刻我感受到的不是悲伤，而是认知失调、难以置信。我努力地试图将自己的关注点转移到学生们课堂讨论的内容上，以冲淡脑子里那些问号，但好像不太成功。那堂课剩下的时间，我一直陷在走神和试图将自己拉回来的缠斗中。

在快下课的时候，我还是打起精神走到黑板前，向学生们讲解布洛维在《光辉的过去》中说的“社会主义的内在批判”是什么意思，以及布洛维为什么认为自上而下的官僚社会主义体制中蕴含的结构性机制，其实在源源不断地为工人阶级自下而上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提供可能性。

“这是我见过的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最具启发性、最精当的概念化分析”，我说。课堂上有一刻短暂的沉默，学生们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二

在“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课上得知布洛维的离世消息，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充满嘲弄意味的事。因为我一开始之所以下定决心把“比较社会主义研究”作为我最重要的学术问题意识，就是源自布洛维的启发。

布洛维曾反复跟我说，必须用一种比较的视野来理解不同的“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形态。更进一步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一对互为他者的社会形态，也必须在相互之间的比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布洛维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时候，是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这一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而如今时过境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迫切意义也再次显现出来。

更具体而言，我的整个博士论文，也是在与布洛维《光辉的过去》中提出的论题对话。布洛维认为，官僚社会主义体制中蕴含着激发工人阶级民主斗争的可能性，但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工人阶级的民主斗争并未争取到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变成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一个中间环节。我试图回答的问题便是，如果历史证明布洛维是错的，那么他究竟错在何处？我们又能从他的错误中学到什么？换言之，我试图通过重构布洛维，来探索一个能够解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理论。

是的，重构（reconstruct），这是布洛维在指导学生时说的最多的词之一，也是他整个治学方法论的基础。布洛维认为，学者在观察与分析社会现实时，势必带有先验的理论立场（在布洛维本人那里，他的理论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因此要特别关注那些看起来与自己所持的理论立场相违背、似乎无法被理论所解释的社会现象。学者关注这些“异常”的社会现象，不是为了否定理论，而是从这些异常现象出发，对自身所持的理论进行重构，以此推进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这样一种以“重构”为核心的治学思路，实际上代表着智识上激进的反懒惰主义。它要求学者对自己所认同和推崇的理论不采取一种教条般迷信的态度，它要求学者不一直躺在自己的舒适区内、只关注那些看似简单直接地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案例。相反，它要求学者以一种强大的自省精神，对社会现实保持高度敏感，不断关注那些对自身的理论立场提出挑战的社会现象，然后在努力回应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为理论注入新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它要求学者拥抱一种以“自我折磨”为常态的治学方式，这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


图片来源：Ana Villarreal, The Daily Californian

这是布洛维本人的学术生涯一直在践行的主张。他在学术生涯不同时期关注的那些社会现象——殖民地社会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何没能摧毁种族等级结构？福特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许多制造业工人为何沉迷于“赶工游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人为何对社会主义的愿景丧失了信心？——都或多或少在挑战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预设。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弱化这些社会现象的意义、或者干脆坚称这些现象并不存在，才是更加便捷、舒适和“自洽”的做法。但布洛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直面这些看似“异常”的现象，并在解释这些现象的过程中不断革新自身的理论体系。

正因为布洛维坚持直面这些令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不愿面对的真相”，他的研究总是被批判为过分悲观：你说殖民地社会的独立运动未能根本改变种族等级结构，是不是在说反殖民主义运动是没有希望的？你说工人们沉迷于“赶工游戏”，是不是在否定阶级斗争的潜能？（我至少在五个不同的场合听到过有人发表这样的批评。）但对布洛维来说，直面这些令马克思主义者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的社会现象，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忠诚。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不与社会现实脱节，在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同时找到真正的变革可能性。我想，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智识上的悲观主义与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吧。布洛维在具体的研究中所做的分析论断，并不一定都能经得起时间考验。但他所坚持的这样一种以“重构”为核心的治学方法论，才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学术遗产。他所发展的理论，本身也应该是后辈学者们批判性重构的对象。

三

在得知布洛维离世消息后的48个小时，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失魂落魄”。接连两个晚上我大量酗酒，但还是难以睡着。每次闭上眼，眼前似乎都浮现出那个车祸现场的画面。

2025年2月6号，星期四。那天我在另外一门课——“历史研究方法”——的课堂上，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崩溃时刻。我讲着讲着课，突然难以自持，在学生们面前失声痛哭了十多分钟。

诡异的是，我在崩溃前正在讲的内容，和布洛维并无直接关系。我当时是在讲，许多学者对于比较研究的坚持，并不一定是出于单纯的智识原因，而是因为某种让他们感知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命运的确紧密相连”的具身体验。这个道理，我是在实际参与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工人组织工作的过程中体会到的。讲到这里，不知怎的，我眼前似乎看到了布洛维的面容。



图片来源：UC Berkeley



四

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在学术之外，尽可能为现实中的工人组织工作贡献一份力量。而我之所以能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也少不了布洛维的激励。众所周知，布洛维提倡的“公共社会学”，就是为了在学术界的知识生产和现实中的社会运动之间找到有机结合的方式。但布洛维对我的影响，还要比这具体和深入得多。

在参与实际工人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两次“至暗时刻”。一次是2018年底、2019年初，那段时间我开始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经常整宿做噩梦，总是怕一觉醒来又收到哪位行动者被带走的消息。另一次是2020年初，我自己所在的工会挣扎于应对野猫罢工带来的一系列后续连锁反应，结果造成了组织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撕裂，对我造成很大的情感创伤。

在这两次“至暗时刻”，是与布洛维的几次长谈，是他的倾听、理解与鼓励，给我带来了慰藉与力量。当时我在想，要不干脆完全退回学术圈算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好好做学术，不要管现实运动中那些杂七杂八的，也少受些痛苦。但布洛维及时阻止了我。他告诉我，在现实运动参与中所遇到的这些痛苦、这些“一地鸡毛”带来的心力交瘁，恰恰是参与的意义所在。我们就是要破除书斋内学者谈论社会运动的抽象方式，去体会现实运动中的复杂与不易。这些痛苦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值得承受的；这些痛苦虽然看起来带给参与者的只有伤害，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转化成宝贵的财富，自有其意义。

这几年我逐渐开始理解，布洛维那时向我传授的，其实是一种与智识上的激进反懒惰主义相对应的行动上的激进反懒惰主义。想要参与现实中的运动和斗争，本来就没有容易的路可走。我们必须要勇敢地直面运动一定会给人带来的痛苦、创伤、恐惧、疲惫、纠结、心灰意冷，并尝试在这些体验中重新找到力量、继续走下去。

囿于精英高校内知名学者的身份局限，布洛维自己所参与的社会运动范围是很有限的，主要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但这些年来，他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希望以更激进和彻底的方式将学术与行动相结合的年轻人。同样重要的是，他鼓舞后辈的方式并不是描绘一幅“学术与行动相结合”的玫瑰色浪漫图景，而是冷酷又温暖地鼓励他们去拥抱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张力、权力不平等以及“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去不断磨练自身的自省精神和毅力。他还告诉我们，在运动高潮期参与运动，好听点儿说叫锦上添花，难听点儿说机会主义；真正宝贵的，是在运动低谷期的执着坚守和“撑到天明”。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那句著名的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五

布洛维的骤然离世，也让我意识到，虽然自己已经成为一名“青椒”，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学生的心态，心理层面并未“断奶”。我所探索的学术与实践方向，有赖于布洛维所提供的勇气，我依然生活在布洛维所提供的无形的“保护”中。

而如今，我需要成长为一名真正独立的学者和行动者了。没有人可以再像精神导师一样“指引”我。继续向前走的动力和勇气，只能来自于我自己，而且我还需要将这份勇气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正如林海音在《城南旧事》的结尾所写：“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

在2月6号那堂“历史研究方法”课的最后，我对学生们说：“我之所以能做一些不同寻常的‘非主流’探索，是布洛维给的勇气。但向他人身上寻找勇气，终归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勇气只能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

过去的一个多月，我心中常常默念这句话，作为对布洛维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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