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法英德大学教授用人制度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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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法英德大学教授用人制度一瞥
发布时间：2021-06-23
编者按：日前，复旦大学海归教授因“升迁”困境报复杀人一案震惊世界，再次将“非升即走”这一当前中国学术界人才流动与上升普遍存在的“制度”暴露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学术与竞争，人才与职位，学界金字塔应如何搭建最符合国家利益与人之常情等等问题，持续拷问东西方各国相关制度。美国、中国、欧洲孰优孰劣，对未来学术事业健康发展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就此，本报记者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采访当地多位教授，以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制度的比较与鉴别中，给读者以启发。

【董长治教授谈法国大学的教师聘任制度】

【欧洲时报记者黄冠杰报道】作为国立、公立大学，法国大学的教职的评聘也是一种国家行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铁饭碗”。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法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长董长治教授从留学到大学副教授、教授、一级教授，对法国的大学教师竞聘制度深有感触。

董长治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86-1990年在山东烟台大学任助教、讲师；1990-1991年在法国原子能总署Cadarache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1996年于法国巴黎第五大学药学院获药物化学博士学位，师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BernardP.Roques教授；1996-1997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大学法兰西科学院院士Marc Julia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9月起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现巴黎大学）分子药物化学实验室副教授，期间，曾于2001-2003年间在美国UIUC大学做访问学者，于2003年底获得博导资格；于2009年加盟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建的ITODYS实验室，并于2011年晋升为教授。

据董长治教授介绍，法国大学的教职严格说，就只有两个，一个是Le maître de conférences，这个不好和国内的职称对等，但一般来说翻译为“副教授”，但与国内的副教授不一个概念（为了叙述方便，后面一律称这个职位为副教授）；另一个就是Professeur de suniversités，大学教授。

这两个职位都是单独申请的，都是先向国家职称评定委员会（C.N.U：Le Conseil national des universités）注册，按照要求提交本人的材料，包括从事教学、研究的时间、学历、研究成果等，由C.N.U来评审，当评审合格后，便有资格参加全国各个大学的职位竞争。通常这两种职位都是固定的，按需而定。一般来说，大学有需要这两个职称的职位时，便发布信息全世界范围招聘，凡获得C.N.U评定的资格的，都可以投书竞聘。大学会为此组织一个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先是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筛选，对材料符合要求的则发通知进行面试。面试后，评审委员会会对竞聘者进行打分，按得分多少排序，一般第一名就会顺利成章拿到这个职位。有时候，候选人会参加多个大学的竞聘，可能在多个大学获得第一名，这样竞聘人放弃的职位，就由第二名来获得。职位一旦得到，法国高等教育部会颁发证书，里面记录了获得职称的时间地点、任职地点和待遇。由国家统一发放待遇。两个教职一旦正式获得，都是终身性的。副教授有一到两年的试用期，试用期到期后，经系里的专家委员会评定，如果不出大的错误和意外，再报请系里的顾问委员会批准，就会拿到这个职位。通常在刚拿到这个职位时，大家会把这个职位英语翻译成“教授助理”，在这个岗位上6、7年后，就翻译成“副教授”了。两种教职一样，都承担教学和科研两部分，在法国，教师是公务员，只要不犯严重的职业错误而且没有犯法的话，不会被开。每年的教学任务是196小时必须完成，剩下的时间做科研。对科研没有要求，没有科研成果也没有问题。这196小时的计算是这样的，上大课的话，一小时的课算1.5小时，习题课、实验课等小班课，则按实际课时算。如果担任领导、负责人的职务，课时可减免。

法国教授的岗位有些是单独对副教授开放的，也就是担任副教授一定时间后才可以参加这个教授岗位评定的。但不是全部。也就是说，副教授不一定非要升到教授不可，申请教授职位也不一定是做过副教授，有许多人是从法国科研中心的研究员岗位上转到大学，也可以直接申请教授职位，有的从企业转到大学的，只要符合教授的申请条件，也可以申请。甚至有许多国外的应聘者，也是看本人的条件。

在过去，大学里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教授的助手，教授作为课题的领导者，上大课、主导科研项目等，副教授一般配合教授上习题课、实验课等。但近10年来法国高教进行改革，副教授和教授都单独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教授和副教授也没有隶属关系。但是，通常一个教研室、一个课题组还是由教授和副教授搭配，共同完成教学科研任务。

如果想从副教授位置竞聘教授的位置，事实上和其他竞聘者一样，要参加国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认定资格，然后参加大学的教授职位竞聘。这个竞聘会看你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包括社会工作。教学任务一般都会按时完成，其实比拼的还是科研成果，如果在社会上或者在这个领域担任某些职务，也会给你的竞聘加分。

近些年，法国大学又增加了一个临时教职，一般是一年的时间，成为实习助教。这一般是给一些年轻的博士后积累教学经验，为以后申请副教授职位做准备。

董长治教授表示，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比较顺利的。他在1996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只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就顺利竞聘到了巴黎7大分子药物化学实验室的副教授职位，这是很不容易的。董教授认为这和自己之前在中国大学工作过，而且博士研究的方向也是热门，研究成果也比较好有关。董长治认为，法国大学的教授位置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僧多粥少，竞聘的人很多，但教授岗位很少。他自己2005年就通过了国家的教授资格评定，可以竞聘教授了。从那时起，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参加教授职位的竞聘，在2011年被ITODYS实验室评定为教授之前，他参加了全国20多所大学的教授职位竞聘，也被多所大学评定为第二名，但只能望第一名而兴叹。而在这期间，他在1998年化学全合成人类IIA型膦酸酯酶（PLA2，全长124个氨基酸，含7个硫硫键）的工作曾经是世界第一。他曾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2007年度发明创新鼓励奖，担任多个领域的负责人或专家，科研成果丰硕。但直到2011年他终于在ITODYS实验室教授竞聘中获得了第一名，顺利晋升教授。2019年晋升为一级教授。董长治目前为法国巴黎大学化学系学术委员会成员，BC2T硕士点化学和医疗（Chemistry and Therapeutics）专业负责人。截至目前，已发表SCI论文近90篇，申报专利20余项。

可以说，法国大学教职评聘时非常严格，评上以后全凭自觉。尽管这样，法国大学获得各类世界科学奖项和获得的科研成就在世界大学中名列前茅。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系教授曾敬涵：学术界“内卷化”严重是全球性问题】

【欧洲时报英国版记者陈斯睿报道】作为海外学者，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系教授曾敬涵对复旦大学此次事件非常关心，他表示此事件在学术界是件大事，牵扯到学术界晋升机制和未来发展，以及中外学术界的对比。中国目前引用美国“非升即走”制度，曾敬涵认为，这套制度体系相对来讲还是公平的，它给了所有人相同的机会，如果科研水平及相关水平达到条件便可留下来，如果不够，那就可能面临离开。这是美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来大学发展留下的产物，也是美国教授晋升体系最主要的一个指标。他坦言，将这套体系引入中国后，实际情况不同，会存在一些中国特色，例如参与评比人数远大过可以留下的名额等等，让竞争变得过于激烈“内卷”，随之出现了很多问题。

悲剧的发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个人原因、“非升即走”的制度乃至于社会大环境下对于维权制度的认知都是酿成这场悲剧的因素。曾敬涵强调，“非升即走”制度只是该事件中的一环，不应把过多目光聚焦于此，只怪罪这个制度。

英国学术界的升迁制度和美国相比不同，曾敬涵介绍道，英国大部分讲师入职后会直接签订终身合同，也就是终身教职（Tenure）。虽然讲师有一至三年的试用期，但这个试用期并不是一个评价体系，而是工作体系，也不涉及到非常严谨的学术评价等。

相比下，美国的制度会在讲师入职几年后将其成果送到学校外进行相对严谨的外审。英国的制度对于对于刚入职的学者来说更像是所谓的“铁饭碗”，给了学者一切保障后学者开始进行科研。相比之下，两种制度各有利弊，英国制度保障性强，但容易抵消学者的科研动力，而美国制度虽能够时刻鞭策学者，但长远来讲可持续性较低。

学术界出现这样的悲剧，其实体现出很多根源性问题。目前学术界越发内卷化并不是只有中国才出现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现象。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近几年的高校扩张，导致了博士数量激增，但教学岗位却不会因为的博士数量上涨而随之上涨，因此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同时也造成博士学位贬值。英美目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其次，在内卷化的情况下，获得教职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高。近期美国研究发现，以前学者拥有好的学位就有可能获得助理教授职位，而现如今至少要发表两篇文章才能够拿到该职位。几年后发表文章篇数要求还可能会增加。曾敬涵拿他曾任职过的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举例道，他申请时一个国际关系讲师的职位有200个人申请，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是不会有这么多人同时申请一个职位的。

谈到人才归国对于中国制度的不适应，曾敬涵坦言，不管在哪里，只要生活和工作环境遭到改变，一开始都会有些许不适应。一般来讲，三年是过渡期，在三年内人们一般会逐渐适应当下的生活、学习、工作环境，这是普遍现象。他提到，中国引入海外人才是希望海归能够使中国教育制度更加国际化，因此怎样能够更好照顾到海外人才，为他们提供良好科研环境，曾敬涵认为是现如今需要思考的问题。

【德国大学教授用人制度：聘任体系，而非升迁体系】

【欧洲时报德国版记者张霄报道】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应聘成为大学教授都是一条富有挑战性但极具吸引力的职业和学术发展道路。近期，国内大学被俗称为“非升即走”的“终身教职”（tenure track）制度再次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随着中国留学德国学生数量的增加，以及在德国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群体的扩大，德国大学教授的升迁制度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德国大学教授是否也面临着严格的升迁考核？是否也存在“非升即走”的制度？华人年轻学者在应聘德国大学教授职位时有哪些途径？本报记者采访了4位在德国大学任教多年的华人教授，请他们介绍德国大学教授的类别和体系，为年轻华人研究人员答疑解惑。

教授职位竞争激烈

现任德国马格德堡-斯滕达尔应用科学大学工业自动化教授、主管教学和国际合作的副校长、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副会长丁永健教授介绍称，根据德国高校校长联合会的数据，德国总共有390所高校，其中综合性大学（Uni）120所，应用型大学（HAW）213所，艺术和音乐学院57所。德国以公立高校为主（240所）、私立为辅（150所，包括教会学校和纯私立学校）。德国公立大学的教授一般为终身公务员制，分为W1（青年教授），W2（类比国内普通教授职位），W3（类比国内教研室主任职位，包括讲席教授）三类。

和国内一样，在德国大学获得教授职位并不容易。“招聘时根据专业，几十个人里挑一个是常见的事”，丁永健教授介绍说：“2020年德国总共约有48500名在职教授，其中大约25%为女性，比例在逐年升高。德国公立大学包括公立应用型大学教授以终身公务员性质为主，国家根据学校大小和学科配置，规定教授名额，所以通常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教授退休、跳槽或新增学科教席时才会公开招标。”

德国的应用型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一样，也是培养学士和硕士为主。少数应用型大学比如萨安州今年开始拥有独立博士授予权。核心区别在于综合性大学偏重于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教学上偏重理论。应用型大学设立的教授岗位以W2级教授为主，极少数学术带头人或者领导岗位会招聘正W3级教授，基本上不设立青年教授（W1）职位。“最常见的升迁途径就是跳槽，从一个学校的W2教授职位跳槽到另一个学校的W3教授职位”丁永健教授说。

“曲线”应聘教授职位

应用型大学在招聘教授时的标准与综合性大学有所不同，“应用型大学重视教授们的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包括教学能力，对论文要求次之。比如工科教授一般要求有3年以上工业界经验。如果候选人在某公司有成功研发经历，在招聘委员会眼中往往比纯粹论文更加重要。”因此，拥有17年工业界从业经验的丁永健教授建议年轻华人学者和专家到工业界一线工作。“有志于到应用型高校任教的年轻华人专家，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不建议再走博士后道路，而是应该去工业界、经济界的一线工作几年。如果在企业干得顺利，成为了团队经理或研发部门主任，那么未来可以尝试申请应用型大学教授职位，如果在工业界期间有高质量学术论文发表，那可以去试试应聘综合性大学正教授职位。”

德国萨尔州应用科学大学工程学院教授曲文敏基于自己在应用型大学的任教经验支持这一观点。曲文敏教授认为，取得博士学位后去工业界历练是条很好的道路，但除此之外，随着综合性大学青年教授（W1）岗位的增加，应聘青年教授，之后再通过考核升迁为W2教授或W3教授也是一条不错的道路。“青年教授职位可以帮助年轻学者开展自己的独立研究，而且青年教授6年合同到期后，在许多正在扩充学科教授队伍的大学，通过考核并升迁的成功率很高”。曲文敏教授建议华人学者积极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善用德国各类型大学提供的机会。

青年教授升迁比例高

青年教授岗位作为德国大学十几年前新引入的概念，为博士毕业生提供为期6年的合同。合同到期后，青年教授如果通过考核，则可以留任并升迁为终身教授。德国大学之间和各专业之间青年教授比例有较大区别，处于扩张期的学科会扩充教授数量，青年教授留任和升迁的比例也会大一些。青年教授会在合同期间享受良好的待遇、稳定的工作和进行独立研究的自由。因此，这一岗位受到了华人学者的广泛欢迎。

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系主任蒋晓毅教授经过多年在德国综合性大学的工作经验，对德国大学教授的晋升体系有着深入的了解。蒋晓毅教授介绍称，德国大学采用的是聘任体系，而不是升迁体系。“如果一个人应聘的是W2教授职位，那么这位教授并不会在几年后升职为W3教授”，蒋晓毅教授说，一旦以W2教授或W3教授职位被大学聘用，那么此人将会一直保持在这个职位，浮动的部分只有其行政职位或科研、教学业绩补贴。

而青年教授这个职位则有些不同，存在升迁的可能性，“青年教授是德国近些年新引入的概念和职位，意在为年轻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更稳定的岗位，加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和计划性。”蒋晓毅教授回忆称，他在欧洲求学和工作期间，常会听到一同做研究项目的年轻学者对自己几年之后的工作和居所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因此德国大学增加青年教授岗位对年轻学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蒋晓毅教授称，大约30%的青年教授会得到大学的“终身教职”（tenure track，也常被成为“非升即走”制度）合同（各大学tenure track教授的数量会有较大差别）。“签了tenure track的青年教授会在3年后接受中期考核，6年后接受最终考核。tenure track青年教授6年合同到期后成功留在任教大学并获得W2教授职位的比例非常高”，蒋晓毅解释说：“德国大学青年教授升迁比例高得益于两个保险机制：进门把关，入职后支持，这样很难出现升迁问题。”大学青年教授招聘标准严格，只会聘用素质、资格和个人对今后工作期望符合该职位要求的人。其次，大学会为被聘用的青年教授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给他们提供培训的机会并减少他们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的负担。

“此外，tenure track青年教授的最终考核指标往往不是特别量化。”和中国大学教授升迁指标高度量化的情况不同，德国大学更看重论文和成就的含金量，而非以没有回旋余地的硬性指标来决定教授的去留。德国大学“要求是高的，但不是绝对量化的”，蒋晓毅教授总结说。

升迁途径多元化 华人学者影响力增加

汉堡工业大学教授、生物工程和生物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德国国家工程院（acatech）院士、德国华人教授学会会长曾安平教授介绍了研究型工科大学的教授招聘情况。曾安平教授称，除个别学校外，有tenure track的青年教授职位还相对较少。但德国联邦教研部鼓励大力增加tenure track的青年教授职位，许多学校也在为此做出努力，进行多元化改革。“如汉堡工业大学通过和工业界的合作，共同设立由企业资助的青年教授职位，这些教职一般没有tenure track合同，但获得者几年后竞争W2/W3教职机会很大”，曾安平教授还补充说，青年教授在获得其它高校W2或W3职位后，优秀者在本校也有可能通过和校方谈判升迁为W2或W3教授。

曾安平教授鼓励年轻华人学者，在德国研究型大学，年轻学者的上升途径有很多种：可以通过青年教授升迁，通过教授招聘渠道，还可以通过传统的教授资格（Habilitation）等等。“多轨制的上升途径让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成功成为了W3教授，我们学院近几年有两位33岁的博士后，通过全球招聘直接成为终身W3教授”。

德国大学在录用教授时非常重视“保证教授质量，并和学科发展方向契合”。因此，曾安平教授建议希望应聘教授职位的华人年轻学者“研究要做好，研究能力要过硬”。想要实现更高的目标，就要“沉得住气，心无旁骛地做研究，不要急功近利”。同时，“提高在研究团队里的参与度，在确保自己专业能力过硬的前提下，提高组织管理和独立申请研究基金的能力。”

蒋晓毅教授认为，德国大学对于教授升迁的考核标准主要是“科研和教学成就、学术界活跃程度和申请科研项目的能力”。他建议年轻的华人学者和研究人员脚踏实地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锻炼“展示自己实力的能力，希望年轻学者充满自信地展示自己的实力”。

曾安平教授还介绍说，近年来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发展迅速，尤其是W1年轻教授和女教授增加比例较大，有的甚至是直接从国内应聘而来。教授学会已从成立之初的十几人发展到超过70多人。“越来越多的华人教授开始担任重要职位，如讲席教授，研究所所长和系/校领导等，相信年轻的华人学者会在德国大学和学术界有更大的发展和能见度，做出更大的成就。”

（编辑：秋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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