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epstein)：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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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爱泼斯坦•

〔编者注：伊斯雷尔•爱泼斯坦（Lsrael epstein),1915年４月２０日生于波兰犹太家庭。１９１７年随父母移居中国。１９３１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１９３７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１９５１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１９５７年加入中国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名誉总编辑等职。今年５月２６日去世。〕

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从那边报上登载的报道，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年轻人继续革命，一定会是健全的，即使在开始时有点越轨行动（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以后是会纠正的。我这样说，是想对现实情况作点理性的分析。

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它们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 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难道有人能预见及此吗？）运动所要打倒的
不但是旧社会的上层分子，还有那些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红卫兵”要求所有这些人“举手投降”并且写“认罪书”。共产党各级干部中的绝 大多数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对于３０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在１３岁以上），运动特别要求他们把过去文化教育中所学到的或可能学到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马克思——还有毛泽东——曾说过，应该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文化大革命”却要否定一切。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
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同中国普通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超高级的生活水准”，这会“使那些要求成为革命者的外国人难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腐蚀在华的外国革命者，阻碍他们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并使外籍工作人员脱离 中国的阶级弟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
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 如同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一样，他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 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敌后游击队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

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看待对方。

我无意在这里回溯或试图逐年细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做），我只想记述最初两年中我努力参加运动的主要经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２０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这些活动都不是由机关单位或学校出面组织，而是由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举办的。我对这类邀请的态度一般是“先来先应”。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 着大家高喊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一个。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主要分成两大派，各单位内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分别归属或倾向于其中的一派。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 ，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    摘自《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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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Lsrael epstein),

九十年风雨历程见证中国历史
一颗中国心理性回顾传奇人生
4月28日下午，在中国外文局礼堂里，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座谈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参加会议并讲话。外宣办副主任、外文局局长蔡名照、常务副局长周明伟、副局长、局总编辑黄友义、外文局前任领导及新世界出版社、《今日中国》杂志社等外文局下属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赵启正说，这次聚会是“双喜临门”，一是庆祝爱泼斯坦同志喜过89岁的寿辰，二是庆祝他的巨著《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出版。他三岁来到中国，从此和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爱老虽然因病住院不能亲临今天的现场，我们在这里热烈祝贺他八十九岁的生日，并且隆重庆祝他的回忆录的出版。这样一本从独特视角见证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巨著问世，应该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由于作者不能亲临会议，会上播放了作者爱泼斯坦关于本书感言的录音。此次在爱泼斯坦年近九旬之时，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这位传奇人物的个人传记。书中还收录了爱泼斯坦和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邓小平、江泽民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的珍贵照片。
年近九旬的爱泼斯坦不仅是与斯诺齐名的著名国际记者、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挚友、其传记的指定作者、国际问题和中国对外传播专家，他至今仍然担任着《今日中国》杂志社的名誉总编辑、时常积极地为我国外宣事业建言献策。是令人崇敬的、以宣传中国为己任的老新闻工作者。
参加会议的嘉宾有中国福利会第一副主席、原港澳办主任鲁平、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黄华夫人何理良、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钱永年、陈秀霞、汪大钧等。艾培（爱泼斯坦的中国名字）夫人黄浣碧、该书译者、原《今日中国》杂志副总编辑沈苏儒等、原《今日中国》副总编辑张彦、艾培好友、外文局专家沙博理、陈必第、史克等参加了会议。与会者热情发言，一致称赞爱泼斯坦的国际主义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