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会欣 《县里的文革》阅后有感

Gowest

《縣裡的文革》閱後有感


    董國強、魏昂德二教授的英文原著A Decade of Upheaval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2021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贏得學界的一致好評，如今這本書再經作者董國強本人翻譯的中文版《縣裡的文革：江蘇豐縣的動亂十年》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能夠讓更多的中文讀者閱讀，這對於文革史研究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貢獻，首先我要在這裡對這本書的出版表示誠摯的祝賀。
    國強兄和大學出版社邀請我在新書發布會上與作者與談，其實我對於文革除了寫過一些個人回憶之外，從未寫過一篇學術論文，但我還是一口答應了。因為國強兄與我是南大歷史系前後同學，在校時就相識，後來也常有來往，最近這20年他曾多次訪問中大，他的眾多論文都發表在本所的《二十一世紀》上；而大學出版社社長陸國燊、甘琦還有眾多編輯與我都相識多年，他們經常贈送最新出版的著作，十分感激，因此於情於理都應該參加。
國強兄大學畢業後留校，從事當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對江蘇地區的文革有深入的研究，他單獨或與魏昂德教授合作，撰寫了多篇研究文革的論著，在海內外深具影響。譬如多年前他曾率一批研究生對南大的10多位親歷文革的師生進行過訪談，其後編成一部書《親歷文革》。編成後他曾向我詢問出版途徑，我就將書稿推薦給國燊社長，國燊兄就讓我對該書進行評審，我自然竭力予以推薦，但後來卻未能在中大出版。雖然該書最後在美國出版，但我覺得還是挺遺憾的，畢竟在香港出版能夠會讓更多的內地讀者閱讀，影響會更大。
我雖然沒有撰寫過文革的研究論文，但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文革前我已是上高中了，是文革的親歷者，因此一直非常留意閱讀有關文革的論著以及相關人物的回憶。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雖然不是黑五類，但父親有所謂「歷史問題」，家庭又有海外關係)，因此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沒有參與打砸搶，而且膽子很小，也沒參加過武鬥，然而還是以一個逍遙派的身份經歷了文革的全過程：停課鬧革命，工作組，破舊立新，造反，大串聯，批判資反路線，奪權，派性，軍管，大聯合，清隊，然後就是知青下放，以及之後的農業學大寨、「一打三反」等等所有運動。國強兄的這部著作反映的是江蘇一個縣的文革全史，而我1968年12月插隊的寶應縣也是蘇北揚州地區的一個縣，雖然與豐縣不是一個地區，但還是具有一些共性；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徐州的煤礦，地點就是距豐縣很近的銅山縣，同屬徐州地區。那時又正好是鄧公復出大力整頓經濟的時候，徐州鐵路局和礦務局是整頓的重點，我又親歷其間；但很快就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接著周恩來去世，「四五」運動，唐山地震，毛澤東去世，粉碎「四人幫」，一直到1978年考入大學之前都在徐州，因此我就以一個文革的親歷者談談閱讀此書的讀後感。
正如國強兄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說，目前研究文革大致可分為三種路徑：高層精英之間的政爭，以各種社會思潮為代表的文化史研究，還有就是中央與地方的群眾運動和派性鬥爭，本書肯定是屬於第三種。以往文革的研究的關注點主要是北京(初期的中學紅衛兵、後來的所謂「五大領袖」，高校中的天派與地派，中學的四三與四四)，而地方文革則多以直轄市、省會為重點(如李遜、金大陸、金光耀研究的上海文革，周孜仁的雲南文革，杜鈞福的江西，何蜀的重慶文革，石名崗、趙瑜的山西文革等等)，相對來說關注中小城市文革歷史的論著不多，而中國最廣泛的縣級文革更是很少有人去研究(湖南道縣的大屠殺是一個特殊的個例)。而董國強、魏昂德教授將研究重點放在江蘇的一個普通縣城，而且跨度長達10年，由小見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個案研究，這是極為難得的。
本書最大的特點是資料豐富。因為作者多年來一直從事江蘇地區的文革研究，除了對南京大學和南京地區的文革有獨到的研究之外，另一個重點就是徐州地區，這就為他們深入研究徐州地區一個的縣的文革奠定了基礎。因此本書的資料收集十分廣泛，除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外，特別注重資料的收集，除了已公開出版的各種文件匯編、方志、組織史之外，還有中央及省、地、縣三級政府機構未公開的檔案，以及文革時期的小報與傳單，更重要的是作者歷經多年，訪問了該縣大批經歷文革的人員，包括軍隊和地方幹部、「聯司」與「炮聯」兩派頭頭(其中尤以「炮聯」的頭頭張連生為主線)，參閱了他們當時的造反記錄及後來的回憶，從而完整地介紹了文革中一個縣的整個歷史，為後人研究地方文革、尤其是縣以下農村地區的文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這裡我想就閱讀後的心得談一下個人的感覺，首先是共性與個性。
豐縣無論是在地理位置還是經濟狀況在江蘇都不是一個重要的縣份，但它在文革中的表現卻具有與其他縣不同的特點。
共性表現在文革之初縣領導以及群眾的反應，這與一般縣的情形基本相同，首先表現在它的滯後性，從中央到省。地市再到縣城，文革的號召經過多重傳遞，自然會有所延後，但其模式與上級機關(省會、地區)又會存在許多共性：包括縣領導態度的轉變(從不理解、盲從，到後來挑動群眾鬥群眾)，而縣城裡的造反行動(「四大」，破舊立新等)也遠遠落後於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因為縣城一般沒有高等學校，大型工礦企業亦很少，所以縣城的造反派主要來源於中學生、縣屬企業和機關幹部三大群體，而更廣大的基層農村對文革是沒有甚麼反應的，因為農民不可能像城鎮那樣搞甚麼停課、停產鬧革命。縣城的文革除了時間上有所滯後，其過程也與省、地市差不多，先是派遣工作組，接著造反，然後奪權，結局也基本上一樣，都是原來的當權派下台，由人武部的部長或政委擔任軍管會以及後來革委會的領導，而在公社之下的農村卻沒有多大的變化，這與我所插隊的寶應縣的情形基本一致。本書描述的主要是豐縣這一級政府機構的文革歷程，因此確切地說這應該是「縣城中的文革」。
個性則主要反映在豐縣的地理位置(數省交界)、經濟狀況(邊遠貧困)與風俗文化(民風彪悍)等方面，更重要的還是當時的行政劃分與駐軍的矛盾，因為文革中軍隊「三支兩軍」對地方影響尤為重要，但徐州地區駐軍(分屬不同大軍區的軍分區、人武部與正規軍)，因此軍隊對文革中兩派的不同態度造成派性的嚴重對立。徐州還有豐縣雖然在行政上隸屬於江蘇，但駐軍卻屬於濟南軍區，在文革之初因軍隊支左問題上的矛盾，以至派系鬥爭十分激烈，當地兩派與省城之間似乎沒有太多的關聯，相比之下卻是同徐州一樣，受到山東的影響可能更大，直到運動後期地方幹部與造反派聯合反許，軍隊支左人員相繼撤出後情況才有所改變，而且豐縣文革武鬥規模之大(80多人武鬥中死亡)、延續時間之長(後來的歷次運動中亦有200多人非正常死亡)也是與江蘇其他縣完全不同的，當然這都與軍隊介入程度的轉變有關。
再有就是何謂「保守」，何謂「激進」。文革中沒有哪一派承認自己是保皇黨、保守派，都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且都是打著捍衛毛澤東思想、打倒走資派的名號。但實際上兩派都是奉旨造反，都是被利用的，基本上沒有甚麼區別，為甚麼鬥爭愈演愈烈，最後竟成為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仇敵？這個問題倒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而豐縣的個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案例。
幾個小問題：第16頁，原書說文革時中國軍隊的「主力部隊」有36個集團軍，這個說法比較模糊。按余汝信先生的研究，當時解放軍的正規部隊除了空軍(10多個軍)、海軍(三大艦隊及多個基地)、陸軍三大軍種外，還有裝甲兵、工程兵、炮兵、鐵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眾多兵種，而文革剛爆發時中國的陸軍有31個正規軍，文革中開始擴充，1969年增加到36個正規軍(11、17、19、29、43)。另外，集團軍是近年才組建的陸軍合成武裝部隊，當時通用的名稱應該是陸軍XX軍，或者叫野戰軍。地方部隊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軍分區、人武部，與省、地市、縣三級地方組織相呼應。
第17頁，準確地說縣裡是沒有監獄的，監獄只有省一級部門才有，縣裡關押犯人的地方應該叫看守所。
第19頁，一般來說中央文件是按級別有次序、分階段下傳的，「五一六通知」當時是極機密的文件，一直到5月下旬傳達到省、部、軍級，6月初到中旬才逐步傳達到地市級和縣級，因此豐縣5月18-20日召開的黨代會與通知的發布只是時間上的巧合，當時的縣黨代會對此應毫不知情，所以5月25日發出的開展文化革命的通知與中央的指示是沒有關聯的。
第79頁，「聯司」從連雲港、南京和其他地方購買槍支，槍支在中國是嚴格管制的，如何購買？據我所知文革中的很多搶槍事件基本上都是「明搶暗送」，不可能出現買賣槍枝的。
從篇末介紹的主要人物的下場來看，無論是造反派還是當權派，大都下場都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多數人都受到處分，開除黨籍、降職、甚至判刑，相對來說「炮聯」頭頭的結局可能略好些，這與南京的「好派」與「屁派」的下場也差不多，但似乎嚴判的不多，不知對當年武鬥致死的人員是如何處分的。
本書採訪了眾多親歷者，除了摘錄當年的工作手冊，還有後來的回憶，這些內容都很重要。但似乎這些回憶大都還是糾結於當年的派系爭鬥，個人恩怨，很難跳出以往的愚昧、馴服和盲從的情感，缺少對文革歷史的反思。
最後我想說的是，文革爆發距今已近60年，文革結束也近50年，當年親歷文革的許多人業已離世，就是當時的老三屆中學生如今也都70多歲了，因此搶救文革史料是迫在眉睫的大事。雖然1981年的《歷史決議》認定文革是「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必須徹底否定」，但同時又提出「團結一致向前看」，對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說法，實際上就是不鼓勵學者研究文革，以致後來研究文革竟成為禁區。原來像我們這些親歷文革的人都認為這樣的浩劫不可能再發生，但似乎現在又有復發的土壤，「十年浩劫」不就又形容為「艱難探索」了嗎？如今在內地研究文革的學者既不能申請國家社科基金，甚至都很難發表研究成果，因此給就業和晉升都帶來許多實際問題。然而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像國強教授的學者以及更多的民間文革研究者仍然在默默地收集資料，搶救史料，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因此我要向他們致敬，同時也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開闢《三十‧三十書系》，這麼多年來出版了眾多當代史和文革史的優秀著作，為歷史留下真實可靠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