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吴法宪说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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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到吴法宪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本杂志，听到我的来访并不感到意外，他对我说：“我看到你写的一些作品，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那种无聊的谩骂和丑化。我对那些无聊的谩骂感到很气愤，都是人嘛，干什么要那么不讲道理呢？人一垮了台，好象什么事情都是坏的一样。这不好，很不好！娘卖B的，老子要是不倒，谁敢小瞧我是草包？这个外号过去没有人说过，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看了样板戏《沙家浜》后，说我象那个胡传魁，落了个这样的称号。”
       在我所接触的采访对象里，凡是这些政治上遭了难的人，都会对我发出这种世态炎凉的感叹。我不知道他们在位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反对派，反正他们现在都把这一切归罪于中国政治斗争的不人道了。吴法宪说：“还是毛主席讲得好，应该给犯错误的同志一个出路，不要不准别人革命嘛。现在还不是等于要把我们一棍子打死嘛。”在和我的整个交谈中，吴法宪不停地背诵毛泽东的语录。他对毛泽东的话应该是记得很多的，可是就是没有正经地派上用场。如果他能在1970年的那场设国家主席的风浪中站在毛泽东一边，也许他至今会像李德生等人那样平安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他对我说：“人嘛，很难估计好自己的前程，算命先生的那一套都是事后诸葛亮。我在1967年的时候，曾经叫人给我偷偷地算过一卦，他对我说：[你的官运还没有到头，还要升！你这一辈子的红运是因为有了一个不倒的靠山，所以你可以终身封侯进爵。]  我特别问到我今后有难没有了，他说：[不会有大难的，小的坎子有一点，不要紧。]  他妈的，几乎丢了脑袋还不要紧吗？我现在是不那么相信命了。不过有时候也算一算，用扑克牌玩一玩，也有灵的时候。”
       我问他：“你跟林彪走到这一步，后悔不后悔？”
       他说：“没有什么后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愿，没有人强迫我。我只是料不到他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而已。在那个年代，不跟这个也得跟那个，跟哪个也免不了栽跟头。中国的政治斗争，没有法律的保证，完全是人治，谁胜利了谁说了算。胜者王侯败者贼嘛，这一点今后可能要好一点。林彪大概在1967年5月接见我的时候，曾经对我说：[ 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我当时就对他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这话都是当时流行的话。想一想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到了林彪垮台以后，多少当初发誓睹咒忠于林彪的人都把他骂了个一塌糊涂。过去说树倒猢狲散，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我见吴法宪的时候，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但是他的脑子很清楚。他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的穷苦农家。1930年春夏之交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红军，也就是说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他当任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委，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副政委，第四野战军第39军政委，第14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政委。1965年5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后，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毛泽东点头后，林彪又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吴法宪激动地说：“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地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  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吴法宪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对我说：“我很清楚，决定空军司令员这样的事情，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没有林彪提议我来担任，毛主席听了别的老帅的意见，别人也会担任这个职务的。在我们的军队里，你说人和人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我就比别人强很多，也不一定。但是林彪信任我，我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当然要感谢林彪了。我是对林彪说过许多效忠的话，这个我始终都承认。就是在1971年10月下旬我被隔离审查以后，李德生代表专案组来审问我的时候，我也这样表示：[ 现在我没有别的可解释的，我承认我对林彪效忠过，我感谢过林彪。只要不给我定我参与了谋杀毛主席的活动，你们说我什么我都承认，因为我的确对林彪崇拜得很，你们就是说我是林彪的一条狗我也承认。我从参军就在林彪的指挥下打仗，几十年来他是我的首长，不听他的话没有道理嘛。] ”说到这里，他冲我笑了笑，眼睛挤成一条缝，说：“我说了这话又有点后悔，和他们说这个干什么？又不能减轻我的一点责任。当时他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直向我解释政策，说只要如实坦白，一定可以从轻处理，还可以重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的态度也很好，他们说什么我都承认什么，但是不但没有从轻处理，最后反而把我送进监狱里去了。唉，这个政治斗争呀，实在可怕！简直比和国民党斗争还要可怕！那个斗争可以预防，党内的政治斗争怎么预防呀？防不胜防嘛！今天他是革命的，明天他就会变成反革命，说错一句话，也会招致杀身大祸呀。”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问道：“你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最初听到陈伯达垮台的消息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吴法宪拍着大腿说：“简直是惊呆了！我至今记得我在1970年9月1日看到毛泽东8月31日写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的文章时的情景。当时我在林彪那里谈话，叶群神色严峻地对我说：[ 胖司令，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庐山上事情可能要升级，你要沉住气，不要惊慌失措，没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也要讲究点方式。来，先让你看看这篇东西。]  我接过来一看，脑袋立刻就要爆炸了。没想到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简直和刘少奇、彭德怀一样了。我现在都可以把《我的一点意见》背下来。”说完，他真的背了一遍。接着继续说：“我刚看完，叶群就要收回，我说：[ 你让我马上抄一份，回去讲话好有个标准。]  她说：[ 不要抄了，马上就要发给所有与会者，你们很快就要好好地讨论了，101担心你接受不了，所以让我给你打个招呼。]  我看了毛泽东的文章，我就很有点想不通，既然陈伯达早就和彭德怀、刘少奇搞到一起了，你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重用他？为什么还要选他为党的政治局常委？你让我们怎样抵制他？你不发话谁敢抵制？”
       他看到我在记录他的话，马上补充道：“你最好能够公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我看到现在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到这篇文献时，断章取义，不敢公布全文，原因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邓小平都平反了。我请求你要公开原文，让广大的人们都知道，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公开站到彭德怀和刘少奇一边，同样是反革命的。”
       接着他再次背诵了一遍毛泽东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我回来根据原文件对照，竟然一字不差：“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  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领袖，这里列宁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70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 杞人无事忧天倾 ] ，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当。”
        吴法宪说：“现在，人们引用毛主席的话，就把毛主席批评陈伯达跟彭德怀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那段话删去了，严重地违反历史的事实，比如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就是这样干的。这些人从来都是按照风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态度，把历史的事实根据风向任意地进行捏弄，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的角色。中国的好多事情都是让这些风向标式的人物给弄坏的，他们鄙弃我，我还鄙弃他们呢。”
       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吴法宪冷静下来了。他开始按照我的提问，认真地回忆往事：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在庐山公布之后，九届二中全会上立刻出现了紧张的气氛。1970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讲话，他点着陈伯达说：[ 你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你哪！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你翻开你的历史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你想利用别人之手把春桥打倒，你眼睛里究竟盯着什么人？你说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说你是天才！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里容不下比你强的同志，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检查，我看你就完全堕落下去了。]  同时，毛主席在会上对林彪说：[ 林彪同志你也要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这些人开会，让他们争取主动，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会就开不好，就开不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取得更大成绩的会。]  我当时看得出来，除了毛主席讲话外，周恩来、康生他们都是照本宣科，并没有任何的发挥。第二天，林彪就召集我们开会，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评精神指责我们，最可笑的就是汪东兴。林彪一讲完话，他就发言大骂陈伯达，他说：[ 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发言后给搅乱的，我完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 林彪马上反问：[ 你发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队和中央警卫局讲话，是谁让你讲的？谁给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谁给你的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么搞，反过来又要嫁祸于人。这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是陈伯达的问题就说陈伯达，是自己的问题就说自己！]  第三天，即9月3日，林彪再次召集我们开会，没有通知汪东兴。林彪在会上对我们说：[ 你们看到了吧？有些人开始推卸责任了，把自己的问题往别人身上推，好像别人是一个三岁的吃屎的家伙，汪东兴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谁也没有给他布置，陈伯达从来就看不起他，背后称他是宦官老二。他是专门在我和主席面前进行投机的人，曾经给我提供了许多的消息，我都没有搭理他，我早就警惕上这个人了。现在，毛主席先把他推出来，就是要让你们检查。一开始了这个头，后面的尾巴都要露出来。当初批评刘少奇的时候也是这样。刘少奇开始检查后，毛主席就抓住不放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我们的紧张生活。”

我问：“你感觉到林彪和叶群他们要准备谋杀毛泽东了吗？”
       吴法宪连连摇头：“我没有想到林彪会谋杀毛主席，但我感觉到了他的不满。那时，他并不轻易地接见我们，出头露面的总是叶群。至于林立果他们组织小舰队的活动，我也并不知情。但是事后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活动异常。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对我说：[ 吴法宪同志，主席看了你的检查，还是不满意的呀，你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希望你能够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前把你所参加的阴谋活动都讲出来，这样好给大家有个结论。能否过关，就看你们的了。]  我听了很紧张，会议期间就和邱会作商量要去林彪家里，邱会作说：[ 现在只有林副主席能够救我们了，只要他下了决心，我看一切问题都会好办的。]  当天晚上，我们俩一起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到了林彪家，叶群出来接待我们，和我们商量事情。我说：[ 看来这次四届人大的关不好过了，检查已经写了再也没法子写了。江青这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开会，给他们布置如何对付我们，四届人大会议又要往下追问题，怎么答复？]  邱会作说：[ 就是死我们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给端出来，我们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  叶群也是没有什么好主意。她听了也只是说：[ 四届人大会议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101，别人要端，如果追问下去你们怎么办？] 我说：[ 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  叶群这时才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 办法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不过是块碗大的疤。]  邱会作说：[ 要死也只能是我们死，不能让林副主席受损失。]  叶群说：[ 不只是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怎么能分开呢？黄永胜、李作鹏、胖司令和你邱总长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我们谈完话，临走的时候进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他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没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呢？]  这话对我们的确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说：“关于这一天的情况，你在1971年9月24号被捕之后写的交代和后来的情况说法大不一样，现在你可以如实地给我讲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说：“我刚才讲的基本上都是事实。把我抓起来以后，我就采取了和他们装糊涂、戏弄他们的办法，他们问我的情况，凡是我一个人和林彪、林立果参与的事情，我是统统不讲，凡是现在活着的人他们要问我，我开始总要实事求是，他们再给我施加压力我就给他们胡说八道，看他们怎样落实。那些人都是吃了饭专门干这种整人的事情的，给他们胡说八道，也让他们动动脑筋。我就是抱着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捉弄他们的心情，来和他们捉迷藏。时间反正有。我是一个从战争的枪林弹雨里冲杀过来的人，我怕死吗？但是到了共产党的法庭和被毛主席给抓了，我能给他们来硬的吗？我装作怕死，就是不想让他们注意我，我其实肚子至今还装着许多绝密的材料。”说到这里时，吴法宪的眼睛几乎变成了一条缝。“我将来在我的回忆录里才要说明这些内容。”
       于是，我从1967年5月13日他们镇压冲派问起来，吴法宪显得很坦然地说：“你说的是1967年5月13日，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三军部分文艺、体育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和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另一派也就是保萧华和保刘志坚的那一派硬是不让演出，他们扬言如果要演出就要冲进来搞打砸抢。林彪和我、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支持演出的这一派的，就叫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前，林彪接见了演员们，说：[ 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演出！]  这一点，以萧华为首的一些人，明明知道。但是他为了自己过关，竟然煽动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对演出进行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这下，林彪派出叶取保去看望，周总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都去看望，支持演出。于是，他们的演出继续进行。6月，林彪亲自看了演出。这次演出，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很复杂。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 [ 反革命 ]，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当然，我知道，我们被打倒以后，萧华和那些人统统都平反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政治斗争翻烙饼，翻过来，再翻过去。唉，没有一点点意思。”
       我问：“你从空军司令到参与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对你来说感到影响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吴法宪想了想，回答：“现在反过来想，中国的政治斗争太复杂，太残酷。毛主席的决策变化得太快，简直是令人头晕目眩。比如对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行动。大概在1967年8月份，毛主席突然发出：[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  究竟什么是五一六呢？我们当时并搞不清楚。当然后来清楚了。8月11日，陈伯达也在会议上说：[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他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  8月27日，康生也在会议上说：[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  当时我就问康生：[ 是不是中央又要发生重大路线斗争了？]  康生神秘地点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问：[ 是要把谁揪出来，你给我露点风，我也有个准备。]  他说：[ 你去问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我马上回来给叶群打电话，告诉这些话，她对我说：[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几个人保不住了。]  连叶群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见问题是多么的复杂。一直到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前夕，我们才知道是关锋和王力出了问题了。临上会的时候，连他们也不是那么清楚。到了9月1日，也就是把关锋和王力抓起来后，陈伯达才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样讲：[ 你们不要上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样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色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其实，陈伯达也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他也没有想到要把关锋这些人那么快就抓起来，康生更是没有想到。就在刚刚召开的解决山西问题的7月会议上，康生还在保护关锋嘛，当时我听得很清楚嘛。他们一倒，康生也在9月1日的会议上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  这个，他以前怎么不讲？实际上，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1970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有的人连什么是革命都谈不到，就成了反革命。唉，中国呀，难呀！”他听见我要看看关于五一六的材料，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了当年的一份材料，给我看。他接着说：“我也是为了回忆过去的事情，就需要搜集点东西，将来好写回忆录什么的。你可以看看，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因为一读时间里，陈伯达也被说成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于是我就把吴法宪提供的这份材料仔细地看了看：
       五一六的第一条罪状是：“挑拨中央文革与周总理的关系，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事实是他们散布的几条言论：
      “周总理与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则的分歧。”
      “周总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不理解的，总理对中央文革不满，和中央文革有矛盾。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
       吴法宪指着这些材料笑了笑说：“你看这是不是事实？我认为是事实。但是当时毛主席为了用总理，就是要保他。所以这些学生们就成了替罪羊了。你说的是事实也不行，就是要整你。通过镇压你来调睁中央文革小组和总理的关系嘛。这是毛主席很高的一手呀。”
       五一六的第二条罪状是：“破坏、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里也有几条代表言论：
      “一年来的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以两条路线为纲，早以把三军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们资产阶级的本能，利用他们尚存的权力，抓住革命小将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军内小将在 [五一三 ] 问题上表现的幼稚，大耍手腕，两面三倒，在全军内部勾结一些人，扶植和操纵已垮台的保守势力，大搞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回忆着 [五一三 ] 以后风云突变的日夜血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千思万虑吗？联想到当前军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应该不应该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挥军内大大小小走卒，妄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颠倒过来？亲爱的战友，如此颠倒的历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允许再颠倒下去吗？不能！万万不能！扭转了的乾坤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吴法宪指着这条得意地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萧华所支持的军内那一派们干的。当时，他们和五一六勾结，发表了《十九个为什么》的文章，到处散发，康生说：[ 这是典型的五一六思潮，要批判！]  现在这些人肯定翻过来了！”
       五一六的第三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明目张胆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脱罪责。”
       代表言论是：一、“我们认为，坚定地认为，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60年代的武训。”
       二、“我们决心同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决一死战·”
       三、“周恩来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四、“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周恩来就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的总指挥，他是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实力派。他惯于玩弄两手法，阳奉阴违，是中国的又一个赫鲁晓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恩来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吴法宪对我说：“这些内容，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五一六组织的罪状。这就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这些人贴的大字报和散发的传单的内容。我们所要打倒的就是他们。枪毙张建旗的时候，依据的就是这些东西，当然还有后来他们的一些罪状。中央讨论对付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张杀掉他们。这说明我是拥护总理的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反对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我统统都要反对。这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嘛，你说对不对？”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只好对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吴法宪讲到这些，有点滔滔不绝了：“我们后来讨论关锋、王力这些人的问题时，也研究了林杰他们的罪状。林杰是关锋的得力干将，他的问题主要是：1967年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是他执笔的。社论提出了 [ 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的口号，毛主席批判这个口号很不科学，军内的走资派也在党内，提党内的走资派也就包括了军内的坏人。其实这也是一个口号。他的导火线原因是，他和关锋这些人站在一起，反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反陈伯达和康生等人，摆在桌面上的是：1967年5月初，当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向林杰反映清华井岗山有炮打周恩来的思潮时，林杰说：[ 我对清华井岗山作战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们的。在对待总理的态度上，可能我与你们的观点不一致，我还是支持总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在师范大学，一些人写炮打总理的大字报是林杰亲自授意给谭厚兰，让他们出面写的。林杰是最善于假借别人之手来进行这类活动的。那年3月7日，戚本禹提出要批判地质学院的朱成昭，林杰一听马上派人去找朱成昭，安慰他：[ 不要紧，还是有所作为嘛。] 林杰发明了三个司令部的谬论：[ 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司令部。]  他们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第三阶段。所以，他们必然要垮台了。我还听江青说：[ 关锋这些人都是听陶铸那些人的话的，他们本来就是刘邓的人。]  根据是林杰多次在社会上散布：[ 陶铸同志不会说出违背中央指示的话的。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对吴传启的指示，都是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觉得陶铸同志对吴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  还有，江青认为林杰是赵紫阳在广州搞假夺权的幕后策划者，他还要搞黄永胜，对红卫兵说：[ 广州的黄永胜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们搞军区要慎重。] 他在武汉的问题上也是支持百万雄师这类组织的，等等。这在当时，把他作为五一六抛出来并不奇怪。听说江青这伙人抓起来以后，他们也放了，没有判他们的刑。据说都是免于刑事处分。唉，这场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天究竟起了个什么作用？毛主席呀，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保持了半天平衡，连他的老婆都让人家给搞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图了个什么！”
       我和他在谈到萧华、叶剑英等人的问题时，吴法宪说：“审判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反对贺龙和其他的老帅，其实反对贺龙这些人的并不是我们，萧华自己就说过：[ 贺龙的一把菜刀起家的故事，只不过是一部土匪起家的丑史罢了。贺龙的家族本来就是霸占一方的土匪头儿，而贺龙从小干的就是偷马贩烟、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的生涯。当时的湘西，正是军阀混战、土匪当道的时候，贺龙乘机纠集了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地痞，持了几把菜刀，夺了盐局几根破枪，于是自编为独立营，自封为营长，占了一个山头，干起了土匪的买卖。他到处与土豪劣绅、地主反动武装头目称兄道弟，拍肩送礼，居然混出了一点土匪的名气，受到地方官府的赏识，被招抚为澧州镇守使。直到他打倒之前，贺龙的客厅里依然挂着他当镇守使时戴着高高的军阀帽子的照片。此后，他投靠了北洋军阀，步步高升，最后捞了一个军长的头衔，这就是他两把菜刀起家的真相。] 当时我们听了都还不敢讲话呢。现在却把一切倒霉的事情抓住我们的一点半点都往我的头上栽。唉，人一倒霉了就一切都坏了，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似的。”
       我说：“我听说毛泽东当时对贺炳炎等人写贺龙的回忆录《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的 [ 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有没有这回事？这是很有身份的几个领导人说的，这也是在毛主席生前贺龙没有彻底平反的一个原因吧？”
       吴法宪马上接过话说：“贺龙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手里的武器是可以带进毛主席的住地的。我听林彪就说过：[ 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他可是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军阀出身的元帅，一个他，另一个彭德怀，将军里面加上许世友，都是这类土匪。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水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连一个普通连长的水平都没有，连什么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凭着他们的老资格吃饭。这怎么行呢？]  我敢说，这些老帅们之所以在军队里总是建立不起威信来，与林彪鼓吹的这些话很有关系。还有一个人，就是徐向前元帅，他是张国焘的老战友，在历史上也是有问题的呀。毛主席用他，完全是为了搞平衡。”
       我说：“毛主席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党的一把手，他需要各色各样的人，如果不把党内各种力量都团结在中央周围，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吴法宪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依然按照他的记忆力来大发感概：“1931年4月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派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徐向前那时任鄂豫皖四军军长。张国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军队调回苏区，大搞清洗，用各种逼供信的手法，给干部强加罪名，杀害了我军2500多人，四军12师师长许继慎就是其中的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清和许继慎是黄埔军校同期毕业生，但他们并无往来，曾扩清为了陷害许继慎，故意给他写了一封劝降信。许继慎当即把送信的特务和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政委跟前。徐向前查清了许继慎和曾扩清并无往来后，把信交给了张国焘。然而在肃反时，许继慎却以 [ 通敌]的罪名惨遭杀害。徐向前明知许继慎没有问题，却充当了张国焘的刽子手。在四军，就有两个师长、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八个团长、五个团政委、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遭到杀害。肃反后的11月7日成立第四方面军时，徐向前担任了总指挥的职务。难道说他对杀害这些红军干部真的没有责任吗？”
       我说：“我也看到过这类材料，我和徐向前接触过，事实有一定的出入。”
       他说：“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他打仗也不行。1932年3、4月，红军在苏家阜歼敌三万多多，徐向前冲昏了头脑，把军队私自带到了麻城一带，强攻麻城。作战多日，不能获胜，他和张国焘又把军队突然调到武汉，迎击敌军，吃了败仗。他们退到七里坪时被敌人赶上，再次失败。这时，他们借口[不包分配在这里打仗困难太大]，率领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放弃了从1926年就建立的根据地。他们撤退慌慌忙忙地连省委也不通知，使当地党政机关受到惨重的损失，省委书记沈泽民下落不明。”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吭气。
      “退出鄂豫皖苏区后，他们打到西安一带，利用四川军阀混战之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开辟了川陕根据地。红一、二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到了遵义，确立了毛主席对军队的领导。这时，毛主席指示[四方面军用一个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巩固川陕根据地。]但是，徐向前和张国焘对中央的这个决定阳奉阴违，打着迎接中央红军的旗号，全部退出了川陕根据地，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组织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和徐向前私下放风：[遵义会议前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毛泽东的路线也是错误的。四方面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 给中央施加压力。两河口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张过焘等人的错误，他们回到四方面军后，张说：[我亲眼看见中央红军减员很大，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路线还是错误的。毛泽东点名批评我们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实际上是否定我们的领导。]  由于多数人反对他们，红军继续北上。但是，毛儿盖会议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由张国焘、朱德带领，右路有毛泽东亲自带领，徐向前也在右路军内。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却拒不执行毛主席的决定，毛主席找徐向前几次谈话，动员他带领四方面军跟中央一起北上，徐向前根本听不进去。毛主席告诉他如果张国焘不来右路军依然北上时，徐向前竟然痛哭流涕，不愿北上。不久，据叶剑英说，张国焘给徐向前来了电报，说一方面军坚持北上，就把他们就地解决。徐向前不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连夜离开了阿坎，免除了张国焘的迫害。但是徐向前却听了张国焘的话，南下了。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在1935年10月和张国焘的军队在卓木调汇合后，张国焘召集徐向前等人开会，提出三条意见：一、中央分裂红军，中央逃跑了。二、敌人向陕甘集中，中央打游击到陕北也只剩下几名中央委员了，因此中央并不存在了。三、现在四方面军队伍很大，中央要由我们来担任，我们要成立新的中央。张国焘提出的新中央名单里，徐向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的话竟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说明徐向前是拥护张国焘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现在的领导人中并不都是一贯正确的，谁都有错误，为什么偏偏抓住我们的一点过错，紧紧不放呢？”
       我说：“咱们还是继续讲林彪的问题吧，这个主题还没谈完嘛。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抽时间好好谈，你说可以吗？”吴法宪点点头：“听你的，听你的，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就谈什么事情吧。”
       我问道：“林立果究竟是谁让你把他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这个背景情况你能否讲得详细一些。在你的心目中，林立果这个人究竟怎样？”
       吴法宪长叹一口气，说：“这个问题不知谈了多少遍了，在你面前我和你说实话吧。林立果这个孩子大概是1945年春夏之交出生的吧，长得很精干，脸色白白净净，单皮眼，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问题却有叶群的影子，人也很聪明。我最初见到他的时候，见面喊叔叔，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见到我就叫吴司令了。他是1964年到北大物理系上学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跑到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很喜欢空军，未来的战争中空军将会起关键性的作用，制空权是未来的立体战争中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把它提到战略的高读来认识。]  我一听，觉得有启发，就说：[ 你应该当兵呀，就来空军吧。]  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学。很快，叶群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老虎拜托给你了。101对空军的重视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给你也是对你的支持。你对他要严格管教呀。]  1967年，我指示空军给他办理了入伍手续，林立果来到了空军司令部，见了我就给我敬礼，我急忙拉住他，对他说：[ 你好好干吧，首先熟悉空军的一切，我给你创造条件，把军事上的各个关键部位都掌握了。]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概几个月吧，就担任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这是让他接触空军的核心呀。”
       我问道：“他担任这个职务，是林彪或者叶群的授意吗？”
       吴法宪摇摇头：“没有，林彪不会那样笨拙的，这是江腾蛟给我的建议，我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的。某种意义上讲，空军政委比我还要积极。现在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来了，但是没有关系，我承担吧。我征求林立果的意见，他说：[ 先党后军，我要熟悉整个空军的一切，然后好给吴司令提点好的意见，我爸爸说过：整个解放军要学习空军，空军必须走到全军的前面去。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我听了当然高兴，政委更高兴。1967年7月1日，由叶群亲自提议，由我做他的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曾经说过：[ 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红苗正，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出问题呀！如果没有林彪后来的一系列反党活动，林立果也不会成了这样的吧？我当时想，只要林立果在空军党委，我们起草什么文件就不会出问题了，起草报告或文件只要是林立果办的，肯定林彪和叶群会支持的。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简单。”吴法宪说到这里，看见我在笑，就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请你继续往下说。我刚才笑是觉得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考虑问题太简单，也太幼稚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党就总是要出现许多现在看来是非常地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为了做到让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军的各种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员配备和编制、兵员的部署情况，经过我和政委的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雷达兵部处长许秀绪、空军一个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这些人和林立果在一起，实际上成了空军党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你别以为我就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个小孩子的指挥和操纵，我也是看在林彪的面子上不敢对他如何呀。但是我十分感谢林立果对我的支持，他在空军的日子里是给我解决了不少的问题，这点也应该肯定。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 [ 空军司令部红尖兵 ] 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就是周宇驰、刘沛丰这些人帮助起草，陈伯达和关锋帮助修改搞出来。到了1969年2月16日，周宇驰、刘沛丰给我看了林彪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以下是林彪的签名。我和政委看了这封信，经过个党委的其他领导研究，决定让林立果挑更重的担子，这就是1969年10月17日我们命令让他担任那两个职务的背景。到了这一步，我就说出了 [ 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指挥 ]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说，他也可以调动，因为他的背景大家都已知道，说不说都阻挡不住他。拍他马屁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就现在红得发紫的那些人当年都是要拍他马屁的人，只是他们没有拍上罢了。”
       我最后把话题点到了林彪这几员大将从9.13事件以来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上了：“老吴呀，我很想知道，你们在庐山会议以后究竟想没想到要搞政变的事情呀？那时所谓的北兵南调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目的？”
       吴法宪竟然哈哈大笑了：“从林彪摔死以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销毁了大批的材料，主要是我们个人和林彪来往的材料，因为谁都不愿意把问题给复杂化了。但是这么一来，也有个问题说不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和林彪的关系搞得更复杂了。就说是我们搞政变吧，那可不是一个简单地说一说的问题，而是要从人力和物力都要考虑的事情，不那么简单呀。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毛主席在全国和全党的威信，绝对不是我们几个人所能办到的。但是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你要问的 [ 北兵南调 ] 就是这样的一个。1971年7月9日，根据黄永胜和李作鹏的指示，海军制定了《打击蒋匪在东南沿海登陆串犯的作战方案》，海军将调用海军各类舰艇和各型飞机相当一部分，其中南调舰艇100艘、飞机86架。同时，空军参谋长会议也随之召开，《空军参谋长会议纪要》经我和政委王辉球的批准，把10个航空兵师和刚刚组建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定为全国的机动作战部队。四个航空兵师和两个部队、一个大队，随时准备支援东南沿海作战。其中一些部队已经分别进驻惠阳、福州、漳州等地的机场。1971年6月至9月，经总后调往广州的弹药已经达到9710吨。这些兵力和武器完全是从战备出发的。我们不知道林彪有什么用意，这些东西反正都是从当时的需要制定的，干什么还是要毛主席和林彪他们自己去说吧。光我是说不清这个问题的。”
       难道真是一个难解之迷吗？我在自己问自己。这一点，我曾经访问了许多的当时担任军队重要职务的领导和指挥员，他们有的说是林彪的阴谋，有的坚决否认，有的人认为所谓的林彪政变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许多的事实证明：林立果千真万确地研究了政变的许多细节。只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吴法宪和其他的几个大将参与了此事。
       还是吴法宪提出了他的一点看法：“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地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但是这一切都需要证据。当然轮到你们作家写作品可以凭着一定的想象了。我说的这些对不对呢？仅供你参考。总之，一句话，如果说我就是上了林彪的贼船的话，那是我自愿的，而不是别人强迫我的，也不存在上当不上当的问题。当时我检查有当时的情况和条件，现在我可以说我的心里话了。我没有什么过多的后悔。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特殊经历的，这也是一个人的价值吧。”
       现在，吴法宪已经变成一个慈祥而无害的老人，可是你能够想象到曾几何时他是多么的得意而又多么的残忍吗？一个人凭着一定的条件可以那样，而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地位后，他们又会变得这样的可怜。人呀人，在社会的大舞台里，真是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活剧都能够出现在人间的生活里。需要的是人民的识别和警惕，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学问啊！


(文章提交者：上扬斯克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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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中的党国要闻  



（上海）裴毅然



    回忆录里的“新闻”自然只能是旧闻，但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里的许多内容，对中国草民百姓来说还是前所未知的党和国家的重大新闻。



七千人大会 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吴在回忆录中多处认错道歉。如武汉“七•二O”事件后，中央文革开会面对面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中将吴法宪出于“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打了上将陈再道一记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吴还检讨了自己“错误地批判朱德委员长与李先念副总理”。


林彪吐实话 空投井冈山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捧毛发言，保驾有功，但林彪私下承认说了违心话：“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但毛对林彪讲话十分感奋，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 文革爆发后，尽管林彪地位日隆，但“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实在令人感叹其先见之明。


    文革初期几十万红卫兵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上很快断粮，上山学生们竟有饿死。周恩来动员赣鄂闽浙粤等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再由空军飞机空投。“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吴法宪认为毛搞红卫兵大检阅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这样面对面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数百万人拥京，交通、住宿、粮食全线告急，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得向毛请求限制进京人数。毛不满意：“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发指示，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不管衣食住行这些麻烦事儿，才会有如此“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气魄”。八次大接见后，幸亏73岁的毛自己吃不消，终于说了一句“不能再见了”，下面才敢发通知阻止学生进京。吴感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毛搞大接见还有一层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刘邓等党内反对派显示政治实力——我在中央高层可能不占“多数”，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是绝对“多数”。



江青训恩来 林彪训江青



    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


    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的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王关戚倒台 专案组庞大



    王关戚倒台一直语焉不详，吴一一交待原因。本来，毛还想保一下戚，毛十分器重戚本禹，说过“我写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本《文化大革命论》要由你来写了。”江青也经常带着戚进进出出，戚的锋头一时超过张春桥、姚文元。戚因此有点飘起来，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引起江青警觉，便对毛说戚改造不了，要把他拿掉，毛同意了。1967年底，逮捕戚时，戚根本没想到：“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他这时才想到求助法律。戚对江青还抱幻想，临上车前，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个中央专案组，成员多为抽调的军师级干部，约500多人。周恩来半个月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大会，4、500人全部到会，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会。吴法宪认为将彭德怀冤案的责任算到黄永胜头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账，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账呢？”“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谢镗忠，”九•一三”后，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结束后，一个都没有“挺住”。



捧毛副词首创者 不是林彪是小平



    第一次读到“二月逆流”谭震林讲话的全版本，尤其是最点睛“三不该”——“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毛主席。”不久，毛当面挖苦谭震林：“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此后，毛一直忌恨谭，既不让谭家党支部停止对谭的“内部批斗”，其它四帅二副总理都得到“解放”，也不让谭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


    “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怕老帅受批判后有异动，派人去西山监视徐、叶、聂三帅，生怕他们搞军变。幸亏“卧底”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两个报告都说老帅受批判后有转变，一致认为文革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很大作用，这才解除毛对三帅的怀疑。而停止老帅家中的党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议。林向毛建议：“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不过，从1967年2月开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结束，四帅三副总理还是被整整批了两年多。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



徐海东请毛交班 许世友揭发“伍豪”



    《吴法宪回忆录》中还抖出一些大陆人民从未与闻的“旧闻”。1959年，徐海东大将给毛写信：“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接信后从此不理徐，徐只得“长期休养”。


    吴法宪说向中央呈递“伍豪”材料的原来是许世友。杨成武与吴法宪当时就明白江青搞“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只写毛林江，目的是为自己日后掌权作铺垫。吴还转述林彪语：“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打响平型关战斗。但在此前，115师参谋长周昆奉命赴洛阳国民政府第一战区，领取115师的第一笔军饷三万银元。周昆见利忘义，携款逃跑，贪为己有。从此隐名埋姓，不知去向。吴法宪说“至今下落不明”。1950年代就有厦门一高炮师长逃到台湾并升了官；1965年10月出现首次“跑飞机”事件——南京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驶一架轰—5型飞机逃台；九大甚至出现非党员代表；”九•一三”后，尽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积极配合周恩来处理善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且对林彪进行揭发批判，但不仅仍打为林彪死党，且全体空军海军都被怀疑，每个机场、港口均进驻一个陆军营。后来，军以上高干因”九•一三”被立案审查的达800多人，全军牵连受审查达几十万。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的空军副司令曾国华中将，在“学习班”里被整死。



伴君犹如伴虎 总理看风使舵



    1970年九届二中庐山会议上，吴听毛说与陈伯达“30年没有很好地合作”，心里反驳道：“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反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毛泽东批陈的真实用意是他对林彪说的一段话：“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当时就腹诽：“‘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不过，庐山会议前期，江青派受到林彪派猛攻，1970年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事先未经联系求见毛，毛不见江青：“你走。”但单独见了张、姚，两人抱着毛的大腿痛哭，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这才有毛扭转乾坤的《我的一点意见》，明确保江抑林。


    庐山会议翻船后，吴法宪“深深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邱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李作鹏在下山回京的飞机上也说：“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因此，尽管九大以后周外出均由康生代理周主持中央工作，称为“康代总理”，但两人私人关系一直不甚亲热。这次庐山会议后，周恩来与康生同机下山，十分热络，吴当时便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庐山会议后，毛读了邱会作的检讨，对邱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当主席。”邱赶紧站起来：“毛主席万寿无疆！”


    庐山会议后，林彪手下“五虎将”被批，林彪顶住压力就是不检讨，但“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毛崇拜瓦解 还是人间好



    1981年，吴保外就医于济南，这才读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与各省党政军领导的讲话，“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取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桌面来谈嘛！他自己老是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吴还说张春桥原很有希望成为接班的人选，毛泽东曾向林彪表露过此意。但一下子将张手下的王洪文提起来，当了中央副主席，排位第三，“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许多方面是无法比的。”吴表示非常不理解。四人帮倒台后，“我当时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总认为叶帅、汪东兴他们对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们的问题很有可能得到解决。”不料，反而由隔离审查转为正式逮捕，进了秦城监狱。“我从15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这位空军司令保外就医后，需要生活自理，居然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一块二块！看来确实是“一心一意于工作”了。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司令部气象部副部长不相信林会叛逃，公开说：“这是不可能的。”任由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找他谈话，仍不相信。


    刚被隔离时，吴法宪的生活待遇是每年大约7、800元用他自己的工资，月均60元以上，差不多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月薪，很可以了。


    回忆录最后部分针对“判决书”逐条驳斥，自己为自己平反，至少可供文革史家聊备查考。吴说了大实话：“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吴还提供了一则统计资料：文革中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迫害，其中34800人被整死，平均每省27071人受迫害，1242被整死。显然这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据。


    吴完全同意改革开放，“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吴的结束语是：“我衷心地希望这样的日子不再有、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痛苦与磨难。”“因为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没有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吴晚年常常教导子女：“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其实，吴这个空军司令，不过是个运输大队长兼江青的“飞机人质”。江每次乘机一定要吴陪同，即要吴对她的飞行安全绝对负责。


    阅读《吴法宪回忆录》，对关心国事与历史的中老年读者来说，可顺路看到中共高层当年如何开会，如何明争暗斗，尤其如何于一词一语上伏藏杀机，暗度陈仓，具体过招。


    像所有“污点人物”一样，《吴法宪回忆录》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处，但毕竟提供了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第一手材料，也算这位中将对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贡献。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有要犯中，还只有他一人有勇气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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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的女儿金秋谈父亲的葬礼

                     “成百上千老百姓给我父亲送了行！”


1  月  21  日，美国弗吉尼亚州OldDominion 大学历史系金秋副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回忆起 2004 年 10 月 21日下午给她父亲、“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送殡火化的经过，感慨万端。

      “想给他穿一套军装”

    吴法宪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也很有争议的人物。十五岁参加红军，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时成为毛泽东和林彪的部下，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争中立有战功。毛泽东发动“文革”后，他跟随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地位上升，在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锒铛入狱。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他于 1981 年 1 月 23 日被裁定“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因为特别审判找不到任何有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与和知悉林彪阴谋的证据，又不得不判，因此经邓小平决定，几乎是正式宣判以后立即保外就医，以示“补偿”，并与“四人帮”有所区别。被关押了近十年的吴法宪被指定到济南，在市内可自由活动，然而不许出城，要出城得向中央打报告申请。1989年刑期满后，他被正式释放，仍然被指定住在济南──他是江西永丰人，但像他这样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的老红军，当局是不会让他回原籍定居的。

    金秋说，父亲在济南一住 23 年，去年 10 月 17 日去世。享年 89 岁。去世之前他住医院已经住了三年多，2003  年还气管切开插管抢救过一次。对于他去世的后事，有思想准备；作为家属，希望当局的不外乎以“公正”二字来对待死者。

    金秋介绍，与父亲情况相似的邱会作将军的后事处理，正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邱会作是“林彪集团”另一个成员，于 2002 年去世。邱会作的家属希望争取当局能对死者给予“更公正的待遇”，金秋说，“主要是要求开追悼会──其实就是想给他穿一套军装，寄托哀思，在军队中干了大半辈子么。”但是，“组织上”却不肯松口，“他们也做不了主，总是说要请示上级，要家属等着”。层层报上去，最后是中纪委“两案办”下达了指示──金秋解释说，“‘两案办’，就是‘文革’结束后专门负责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处理的机构。他们下达的指示是‘五不准’。因为反覆交涉，反覆请示，邱会作的遗体在北京存放了一个多月才火化。”

    吴法宪的遗孀陈绥圻，以及几个子女，向有关部门请求能“以人为本”，在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允许对吴法宪给予普通公民待遇。但也预感到吴法宪的丧事同样会充满波折，“后来当局果然严加控制，说明当局并没有依法办事的机制，也没学会依法处理这类事务，他们的政治体制还是沿用‘文革’以来处理政治事件的思路和手法。”又面对“两案办”的“五不准”金秋说，我们很感激山东省地方当局，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对我父亲照顾得是很不错的，也体谅我们家属办后事的心情。但是我们也明白，不能期望直接负责吴法宪后事的山东省干休所及所属的省老干部局能做什么主，不过，我们仍然希望有所突破。

   “所谓‘有所突破’，”金秋解释说，“其实就是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由家属和亲朋好友以自己的名义组织，举行一个吴法宪遗体告别仪式──我们表明，不致悼词，只发生平简历，允许亲朋好友自愿参加。但就是这样的要求，他们也感到非常棘手，得请示上级，要我们听从。”她们没有想到，最终等来的还是中纪委“两案办”的“五不准”。

    记者问：“五不准”究竟是哪五条？金秋说，她无法确切地回答，因为当局并没有给她们书面规定，只是口头通告，“我向他们要文件来看，他们又不敢拿出来。”实际上算下来，“不准”的其实超过五条，加上从邱会作家属处核实到的，“五不准”内容大体是：不准发讣告，不准设灵堂，不准搞遗体告别，不准骨灰存放，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不准任何新闻媒体采访。还有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由于这是“中央精神”，干休所对吴家说，我们也很同情你们，“但是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不走样”，要保持一致。有关部门层层传达，层层布置，层层表态，落实到人，济南

市的公安、安全与新闻媒体全部接到了通知，进行充分戒备。当局竟布置了相当数量的便衣来抄录送花圈、挽联的内容和名单，还一一拍照，如临大敌。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两案审判也过去了二十三年，当事人已经基本上都离开世界了，这个“两案办”居然存在至今，还在办什么案？这是不是反映了“两案”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而是政治案？金秋认为，当局说要“提高执政能力”，从这些事情上就最直观不过地说明当局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遇到稍稍特殊一点的事件，还得将“文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那一套搬出来。

    金秋说，我父亲已经不是党员，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开除了他的党籍；他于 1981 年被判刑，当年保外就医，1989 年正式刑满释放，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曾经采访过吴法宪，1983 年吴法宪曾告诉高，当地老百姓待他还是那么好。他说：“人民真好。”他希望返朴归真，过普通人的生活。

   “老百姓心中真的是有一杆秤！” 金秋说，他们在家设了灵堂，从全国各地络绎不绝自发地来了好多吊唁者，其中很多是父亲的部下，房间里、院子里都挤满了人，来了就下跪、磕头，掉眼泪，当局想拦也拦不住。很多素不相识者也自愿前来参与料理各种事务，提供各种帮助。

   “各方人士送了很多花圈、花篮，多是父亲过去的老战友、同事和部下送的，还有他们的后代送的。屋里摆不下，院子里也摆不下，只好摆到大门外，整个一条街都摆满了花圈。”这样街坊邻居也就看到了，来看望、吊唁者更是熙熙攘攘。父亲在济南生活了二十多年，和民众朝夕相处，民众接触了现实中的吴法宪，很多人挺敬重他，将办好他的丧事，作为向他最后致敬的机会。有些老邻居从济南市各地赶来，父亲曾经跑了几里山路，为一位老人送去中药，老人现已八十多岁，也在家人搀扶下，来到父亲灵前，痛哭不已。金秋说，“许多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写信

和发电子邮件向父亲表示哀悼，有很多感人词句。有一位父亲老部下的孩子，给我哥哥发来没署名的电子邮件：“请接受一位老空军及其子女对吴法宪将军的悼念和对吴将军家属的慰问。我父亲和我的观点是：吴将军是一位好人。一个好人的故去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不要小看‘好人’这两个字，现在很多人都不配这个称谓。愿吴法宪将军在天之灵安息，希望吴先生节哀珍重。”

    还有很多人送来、发来挽联，金秋家自己也写，寄托哀思和深情：

    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功勋在，更有一片赤心卫长空；秦城汉堡，砥心砺志，灵台静，只盼曲肠千日见清明。
    武装斗争，将军建功，你无愧于党；文化革命，将军蒙难，党有愧于君。

    金秋说：“有的公司老总，搞企业，做得挺成功。在我父亲去世第二天知道了消息，就来吊唁，要我们有任何需要就告诉他，他派了一个手下的人盯在这儿协助我们。我们当时桌椅不够，人来了没有地方坐，‘没问题！’他们马上拉来了很多桌椅。老总还说，你们办事肯定要用车，他马上给调来三辆‘奔驰’，停在我们家门口，任我们用……来帮忙的都是无偿、志愿，我们也没有钱给他们。老百姓心中真的是有一杆秤！”“父亲的有生之年真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谅解，这是我们家属感到最安慰的！”
吴法宪将军逝世照片

灵堂  

送别

中国将军政要网吴法宪将军逝世照片

    吴法宪去世第五天，是吴家订好的出殡之日，下午三点在火葬场的告别厅举行告别仪式。“我们本来是打算两点半出发，三点到火葬场，但是中午前后我们家门口就被来吊唁的人围上了，整条街道聚集了大批群众，到下午两点时足有好几百，情绪十分激动，街道都堵满了。看到那么多民众聚集在门口，我们家人也都非常紧张，我妈妈说，咱们快走，不然一会儿车也出不去了。我哥哥出去不断地说，谢谢大伯大妈，大哥大嫂，安抚大家的情绪，说我父亲就是个老百姓，希望大家以普通老百姓的方式为他送行，结果有人喊起来：他是老红军！他是开国战将，他是开国功臣，比现在那些贪官污吏好多了！”吴法宪的生平简历，被几百人一抢而空。当局派出的人员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吴法宪家在市区，火葬场在郊区，路比较远，出发时，车队浩浩汤汤，足有近百辆，其中有好几辆大轿车，让大家谁愿意去就去，结果有上千人前往火葬场送葬。后来吴法宪的家人看录像，认出好多邻居，卖葡萄的、卖瓜子的，卖菜的……

“他是被老百姓送走的。”
“送别吴法宪将军’的挽联一定要守住”

当局看到了民意，但还是要堵截。金秋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民众的情绪与官方的限制发生矛盾，险些激化，酿成冲突。

    她说，靠我哥哥在济南的很多朋友，安排落实了丧葬的一切。但官方不断下令设限，例如，火葬场只给家属很短的布置灵堂的时间，原来答应准备花圈，后来也变卦不给了。尤其荒唐的是，官方通知家属在告别厅不得悬挂死者遗像和挽联。“就是想不让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如果不挂死者遗像和挽联，怎么能知道送谁上路？”

    金秋回忆说，头一天晚上我们跟干休所协商到十一点，他们坚持不让挂挽联。我们临时决定出去买白布自己写，父亲的秘书来了好几位，书法都很好，就请他们写挽联。不让称“同志”，我们就写“吴法宪将军”，不让说“悼念”，我们就写“送别”……最后写成“送别吴法宪将军”的横幅。

    大家集思广益，很快凑出一幅反映父亲一生的挽联，上联是：“戎马一生，坎坷一生，是非功过，历史澄清；”下联是：“来自百姓，还原百姓，穷通荣辱，天淡云轻。”开会前拿到会场去时，墨都还没干呢。“我当时叮嘱拿挽联的人说，你一定得守住了，别让人给抢去没收！我们当时做好准备，实在不让我们在墙上挂，就安排人用竹竿举着。”幸亏，挽联一直挂到了最后。

    金秋介绍说，“也不知当局到底害怕什么，对我们如临大敌：监听我们的电话，开拆我们的信件，还封掉了我的电子信箱，我当时没有办法往外发电子邮件……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电子化时代，能把持媒体吗，能封得住信息吗？我到朋友家通过别人的信箱，不就同样发出了电子邮件？当时你们多维就根据我的这些邮件提供的信息，披露了丧事办理中的一些内情。当局这些做法都实在不聪明，完 全没有必要设置障碍，不但没有能阻拦成，反而火上加油，差点把一个本来不是事件的事逼成‘事件’！”

     由于不断受到当局刁难阻挠，金秋的哥哥几次按不住火气，说这也不让，那也不让，我们就戴着黑纱、抱着遗像上街了，你来镇压吧！金秋说：“如果真是那样，当然就把事闹大了。我们当时劝我哥哥，还是将老人送走要紧，不要惹出政治上的麻烦。尤其是出殡那天，那么多人，要是我们稍一不冷静，民众对官方不满的火气越冒越高，顶起牛来，说不定就会失控。所以我哥哥出去一直就说感谢大家，抚慰大家的情绪。”

    当送殡车辆开过市区时，济南当局十分紧张，沿途布满警察，将其它所有车辆包括公共汽车都拦下来，让车队尽快通过，实际上等于戒严。“如果在哪个路口一堵，人一围观，肯定就要出事。”到了火化场告别厅，人们鱼贯上前，轮流地向遗体默默鞠躬告别。组织上也去了人，“据说北京也来人了──不过他们不是来向我父亲告别的，而是另有任务。”

    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当局后来也很惊讶：“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还告诉家属说，“各级领导都很满意”。言外之意，大家都庆幸没有出事，总算松了一口气！金秋说：“我就顶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我们家属是否满意？”

    国内媒体自始至终对吴法宪去世一事全都保持沉默。“后来只有凤凰卫视的名嘴杨锦麟在他的‘有报天天读’节目中露了那么一句──第一句话说‘吴法宪于某月某日去世’，第二句话说‘他女儿在美国为他翻案’！” “我们要告中纪委违反宪法的‘五不准’”林彪集团成员黄、吴、李、邱，前总参谋长黄永胜已经于 1983 年去世，现在剩下唯一的一位是高龄九十岁的原海军政委李作鹏。

    金秋说，我父亲与赵紫阳，我父亲去世与赵紫阳去世，这两者在许多方面当然不一样，但是从政治上看，也有不少相类似之处：

    其一，两者都牵连着尚未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我父亲属于“文革”中没有解决的最后一个悬案──林彪悬案，而赵紫阳则属于邓小平时期没有解决的悬案。

    其二，两者都牵涉到前任决策者。林彪事件是毛泽东定的，对赵紫阳的处理是邓小平定的，关于我父亲后事的难题，难在对林彪怎么判定，这牵涉到如何看待毛；而赵的难题，牵涉到的是如何看待邓？不对毛泽东有个正确评价，就不可能解决林彪及所谓死党问题；同样，如果不对邓的功过有个正确评价，也就不可能解决赵紫阳问题。林彪事件有很大的国内影响，赵紫阳其人则有很大的国际影响，都牵动了相当广泛的民意。我父亲的丧事，总算顺利过来了。

    金秋曾于 1999 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权力的文化》一书，探讨包括其父亲在内的林彪集团的真相，其中引用过她父亲的回忆录。记者问：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否完成？你们打算出版吗？金秋回答：我父亲确实留下了一部回忆录，“开始是他自己亲笔一段一段、一篇一篇写的。后来年纪大了，写不了了，就口述录音，录了一百多盘录音带，我妈妈根据录音，一字一句全部记录了下来，很厚很厚一叠子，整理出一部六十万字的书稿，从出生开始写，一直写到晚年，由我父亲过目定稿。但他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和讲的，难免有不确切之处，我们想对照其它文件资料和人物年谱，一一核实时间、人物、地点。”本身是历史学者的金秋表示，要认真慎重，减少硬伤，不能草率从事，很难说什么时间能完成，

目前也不宜透露太多细节。

    吴法宪辞别了人世，但并没有把他所知晓的历史一起带走，给有兴趣追究这一重大历史疑案的人们留下了悬念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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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秦城后的吴法宪              (ZT)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５日上午，因九一三事件被关押１０年之久，从而名扬海内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几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踏上了保外就医之路。

　　那年５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一名管理员向吴法宪传达上级指示：“关你们都将近十年了，时间长了，将来连话都不会说了，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你们在各自的牢房内，上午８点打开，晚上９点钟关上，白天你们４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像棋，还放了一台电视机，可以在一起玩一玩，晚上可以看一看电视。”就这样，吴法宪同两位前同僚邱会作、江腾蛟及昔日的“王副主席”在秦城首次晤面。在此之前，还有谁被关在这里，吴法宪一无所知。

　　彼此都是老熟人，从外表上看，变化也不算太大，可这是监狱，环境特殊，谁知道哪个旮旯里装着窃听器？心存疑虑，说话谨慎也就在所难免。相形之下，邱会作最热情，几次拉吴打扑克，这不奇怪，从长征时的一方面军、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解放战争的四野，直至“文革”中的军委办事组，论思想，道感情，俩人都是一夥的；江腾蛟也是老红军，还是老部下，文革中吴法宪为了保护他，可没少伤了脑筋。江腾蛟几次向吴表示歉意，吴法宪说咱都这样了，算了吧。王洪文也向吴法宪道歉，说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搞了不少吴的材料，有不实之词。吴法宪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无所谓。当年我们打仗时，你还是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牢房里无蚊帐。王洪文年轻、个子高，每天傍晚站到吴法宪的铺板上，用拖把帮他打房顶上的蚊子。多少带点补偿的意思。乍暖还寒的天气，王洪文时常头痛，甚至从床上摔下来，为了防止他跌伤，狱方在他的房间铺了块地毯。此人从那么高的职位落到这般地步，说来也怪可伶的，这里面当然有咎由自取的成份，可完全怪他，好像也不太公平。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畸形产物。

　　８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先找邱会作、江腾蛟，又与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个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

　　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名字好改，就叫吴呈清，那是他原来叫过的名字。

　　８月５日上午，管理员通知吴法宪，下午家属来探视，陈绥圻也来。十年没见妻子面了，不知她变成什么样子。

　　坐立不安盼到了下午，经过重重铁门，吴法宪来到接见室。一位青年男子连忙迎上来，吴法宪问：同志，你是谁呀？爸爸，您不认识我了？长子新潮泪流满面十年不见，陈绥圻老了许多，人显得消瘦，头上添了不少白发。７月２０日，陈绥圻离开农场到上海，原想在她哥哥陈子圻家多住几天，得知５日下午可以探视，赶在４号回到北京回到牢房，邱会作和江腾蛟兴奋地告诉吴法宪，胡敏（邱会作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夫人）都来过了，邱会作去西安，那里是胡敏的故乡。江腾蛟被安排在太原。王洪文已被送进医院，说是为他治病，其实是怕他看到别人都走了，撇下他自己，神经受刺激。狱方考虑得挺周全。

　　几天后，陈绥圻和金平原（吴的女婿）又来到秦城，将出狱后的具体安排告诉了吴法宪。

　　一、由吴的女儿金秋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到济南看房子。

　　二、１９８１年７月９日，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对陈绥圻的问题要重新结论，空军表示要尽快作出结论。陈绥圻准备在北京等一等。先由四女儿巴璀陪吴到济南住一个月。

　　三、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的时候，行李没有带出来，由金平原到绍兴农场把行李运到济南。

　　四、吴法宪每月的生活费１００元。陈绥圻的生活费也提高到１００元。关于安家，公安部可以给一点家具，孩子们凑了一千多元，买一台彩电送到济南，调剂一下生活。

　　陈绥圻嘱咐吴法宪，耐心等待，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大约是９月７日（也可能是８日），邱会作首先出去了，吴法宪有点急，怎么还不来接我呢？终于来了通知，１５日动身去济南，要他去清点一下入狱时扣押的物品。东西一样不缺，吴法宪又戴上了多年没有戴过的手表。只是所有的衣物都被虫子咬得稀烂，再也不能穿了。

　　４５次特快正点驶离北京站。吴法宪和巴璀坐一个软卧包厢，按公安人员嘱咐，吴法宪不能随便走动，中午饭会送到他的包厢里来。

　　绿色的原野，金色的河流，多少年没见到人间景色了，看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吴法宪感到，自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下午四时许车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来接站，把父女二人送到济南南郊的七里山小区。新居位于一座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约四十多平米，床、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蜂窝煤炉子，还有一套煤气灶，必要的生活用具已经配齐。看来花了不少钱呢，吴法宪心想。赵科长带着巴璀去买了些米和蔬菜。又拿出１５０元，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北京来的公安人员都回去了，临走时交代吴法宪，有事找赵科长联系，一切由他负责。医疗关系安排在省公安厅劳改局医院，这个医院很近，看病比较方便。

　　没有了高墙、电网，没有了重重铁门和带枪的卫兵，只有女儿在身边，吴法宪终于相信，他真的是自由了。

　　从１５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官越当越大，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到哪都有人跟着。直到进了监狱。

　　他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巴璀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不然的话，这日子真不知道怎样过。

　　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查体，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他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和巴璀送上了车。

　　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和巴璀到室外活动活动。偶尔在阳台上甩甩手（８０年代盛行甩手疗法），下面也有不少人在围观。人们要么笑笑，要么点点头，但是不敢说话。

　　１０月上旬，新潮和金秋送来一台十四英寸彩电。新潮正在办转业手续，准备来济南照顾父亲。彩电是用他的复员费买的。从此，看电视成为吴法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你好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节目。

　　赵科长恪尽职守，每隔几天就来一次。１１月１１日，陈绥圻在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并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赵科长很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１２月９日，赵科长向吴法宪传达了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

　　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

　　三、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

　　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

　　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由医生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

　　此外，配发的家具要登记。

　　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上几条，吴法宪都严格地予以遵守。医院的大夫工作忙，每次都要求人家出诊，确有困难。

　　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俩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关键是看跟谁比。

　　很快就到了１９８２年的元旦，北京的几个孩子、潍坊的采芹、上海的陈子圻一家都提出要到济南一起过春节，老俩口一算，一共是１７口，吃、住都是问题。

　　难题报给了赵科长。赵科长从公安局招待所租来被子，又借来凳子和铺板，两间房子分成男、女宿舍，搭成通铺，至于吃的，各家自带一点，再买一点。

　　春节前两天，各路人马到了济南。采芹从潍坊带来一架录音机，年轻人说呀笑呀，闹个不停，晚上跳起了交际舞。

　　人生有艰辛、磨难，但更多的是希望。看到年轻人的活泼、乐观，吴法宪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保外就医的囚犯。

　　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深深地印在吴法宪的脑海中，难以忘却。他暗暗地想，过去的，就让它像梦一样过去吧。

　　人老梦多。且天马行空，千奇百怪。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博士给笔者讲了个故事。听着有点像天方夜谭。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地点：某医院吴法宪病房。

　　清晨，从梦中醒来的吴法宪，睡眼惺忪，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告诉女儿，自己做了个怪梦：刚刚接到总理电令，毛泽东主席南巡即将归来，要他立即陪总理去机场（好像是西郊机场）迎候。

　　“那不可能，主席不是早就不坐飞机了吗？”

　　“是呵，是呵……我还奇怪，我都“这样了”……怎么能陪总理去接主席啊？可我……可我……我真高兴啊……”

　　黑色幽默。说着说着，老人流泪了。

　　女博士一脸苦笑：你瞧，他就这样的人，都‘这样了’，也改不了。

　　有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更有人说：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电视机里，港台肥皂剧紧锣密鼓，年轻人看得如醉如痴；老人耳背，鼾声骤起，吴法宪又一次进入他的梦里水乡。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家里的水龙头、门锁坏了，自有邻居义务登门服务；每次买蜂窝煤，邻居们主动来帮忙，一块块帮他们搬上楼。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赶。一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那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

　　凡此种种，老两口深受感动。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吴说：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真是来对了。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与父亲相互观摩、切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５０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充斥利欲熏心者精心制作的赝品，居然不愁销路。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 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人老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起来起来，赶紧调车，蒋介石的飞机进来了，我得赶紧去指挥所。

　　那年住院，趁陪床的儿子睡着了，吴法宪跑到走廊上，挨门挨户敲人家的病房门。１８０多斤的体重，连拖带抱，好不容易，新潮才把他弄回来。

　　也许是白天睡多了，夜半三更，吴法宪硬要病友、山大校长吴富恒陪他谈心。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第二天一早，人家赶紧出院了。

　　儿子把我卖了，把我卖给你们医院了，他太坏了，不让我回家了。老人伤心地向大夫、护士嘟囔着。

　　应该说，吴法宪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这首先要感谢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吴法宪的妻儿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特别是吴夫人与吴的感情很好。

　　吴夫人陈绥圻原籍浙江余姚，家道小康，自幼在上海长大，就读于怀久女子中学，１９４０年，经同学介绍在该校入党，１９４１年６月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在吴法宪任主任的三师政治部下属的锄奸部（后称保卫部）任内勤干事。１９４２年春，吴法宪在政治部全体干部会上传达新四军军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给１９岁的陈绥圻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吴法宪。

　　不久，政治部举行晚会，吴法宪也在场。同志们要陈绥圻唱歌，她只得从命。没想到引起了吴法宪的注意。２７岁的政治部主任还是单身汉，好在近水楼台，瞅空便来关心关心这位上海姑娘，顺便介绍介绍自己的家庭及个人经历。一些首长和同志看出了苗头，也往陈绥圻的耳朵里吹风，两人逐渐熟悉起来更具体的细节不知道，没法写；问倒是问过，老人笑吟吟地不说。再问，还是笑吟吟的，还是不说。

　　战争年代，谈恋爱也像打仗，讲究速战速决，１９４２年１０月，陈绥圻和吴法宪在三师政治部驻地、苏北阜宁县的戴舍结婚。

　　吴法宪那时叫吴文玉，１９１５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龙冈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毛泽东在他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写道：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龙冈就是吴法宪的家乡。吴法宪就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参加红军的，当时只有１５岁。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那时是乱敌人，乱白狗子，乱蒋委员长。越乱越好。到了文化大革命，可就净乱自己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挫，被迫开始长征。留在苏区的红军亲属备受株连，处境凄惨（５０年代，根据王愿坚的小说《党费》改编、田华主演的电影《党的女儿》应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笔者小时候跟同学一起看过多遍，一个个感动得小眼通红）。

　　吴法宪的家人被白军驱赶到荒山野岭，凄风苦雨中，祖母、母亲、两个弟弟、三个妹妹饥寒交迫相继去世，剩下老父亲孤苦伶仃，靠挑担子贩卖烟叶谋生。

　　１９３８年，吴法宪和彭明治（建国后曾任驻波兰大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１９９３年去世）率六八五团（后编入八路军五纵队）东进到山东微山湖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时，曾给家中去信，不料信落入敌人手中，父亲因此被捕，多亏好心的邻居凑了十几块银元将老人赎了出来。１９４９年，四野十三兵团南下广西时，老父亲尚健在，吴法宪正欲将老人接到南宁颐养天年，收到军委电令，要他进京参与组建空军；途经武汉，吴法宪向谭政请假，要求绕道江西探视父亲，终因军务紧急未能如愿。孰料到北京不久，便接老家来信，父亲因染上痢疾于数日前病逝。

　　１９６０年春，吴法宪去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回到龙冈。这是他离家３０年，第一次重返故土。老宅早已变成了农田，只得借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吴法宪找来锄头，流着泪，轻轻地为亲人除去坟头上的萋萋荒草，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

　　苏北的盐阜地区曾是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驻地，又是三师师部所在地，向为日军所瞩目。１９４３年１月中旬，日伪军几万人轮番出动，完成了对盐阜区和国民党韩德勤部所在的淮安以东地区的包围，形势十分严峻。新四军军部秘密转移到了淮海区黄花塘，三师部队则化整为零，分头开展游击战。师部决定，所有家属实行疏散。当时，师长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副师长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苏北行署主任曹荻秋的夫人汪云都身怀有孕，行动不便。考虑到陈绥圻家在上海租界内，相对安全，师领导决定，由陈绥圻和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光池的夫人孙红陪同三位孕妇分赴上海，到陈家隐蔽待产。还算幸运，顺利抵达上海后，唐棣华、李又兰（好像又回了老家宁波）相继安全分娩，母子平安。形势有所缓和后，她们先后回到苏北。只有汪云因难产死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陈绥圻那时还没有孩子，是最早回到部队的一个，时间大约是１９４３年的秋末冬初。陈绥圻记得，她找到部队的那天，吴法宪正在师部开会，听说妻子回来了，午饭也没顾上吃就赶回了政治部。

　　反扫荡中，吴法宪也遇到过险情。一天，他和曹荻秋在新洋港附近同日军突然遭遇，一排子弹打来，左右两名警卫员当场牺牲，他和曹荻秋侥幸脱险。

　　战争中的每次分离，都可能是永诀。劫后重逢，两人悲喜交集。

　回到苏北后，陈绥圻才知道三师出了大事：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奉命去延安学习途中，与日军在海上遭遇，不幸牺牲。这是三师，也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损失。听到这个消息，陈绥圻心中十分悲痛。彭雄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新四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很受黄克诚的器重。彭雄和吴法宪朝夕相处，私交甚笃。１９４１年秋，吴法宪和彭雄从三师自行车队借来自行车，拍下一张合影。彭雄在照片后面写道：这是大胖子与我出洋相吧，好，送你留念一片，我也有啊。弟彭雄十一月十九日。这帧留有烈士墨迹的照片，吴法宪一直珍藏到今天。

　　据说，刘亚楼生前，曾这样议论他的胖政委：吴法宪找了个好老婆。

　　据说，叶群对陈绥圻的评价是：贤妻良母。

　　据说，秦城中的吴法宪，念叨最多的是：你们能不能让我见见陈绥圻呀，我对不起她呀！能被丈夫如此叨念的女人，那是一种幸福。

　　九一三后的陈绥圻，从隔离审查到劳改农场，经历了１０年蹉跎。

　　１９８１年８月的初，陈绥圻从浙江绍兴龙虎山茶牧场回到北京，回到位于广安门的家。两案办公室通知她：中央已有了批示，他们会抓紧时间办理。他们还告诉陈绥圻，以后她的生活费每月提高到１００元。

　　这次，陈绥圻领到了２００元，为两个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一早，梦璀满脸兴奋：昨晚上我高兴得没睡着觉，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多的大票子（当时人民币最大面额为十元），妈妈，我们去买点香蕉吃，行吗？

　　香蕉买回来了，僧多粥少，一人一个。陈绥圻一阵心酸，说：先尝尝吧，等以后条件好了，咱再多买。

　　１９８８年，空军纪委对陈绥圻作出《犯了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份》的结论，党籍同时恢复。

　　１９９２年８月，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关于《陈绥圻同志离休的通知》：陈绥圻按副师职离休，离休时间从１９８８年算起。

　　进入９０年代，中共山东省委为吴法宪调整了住房，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医务部门为患有多项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了良好的保健医疗。老两口由衷感谢党中央的关怀，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后祖国面貌的日新月异，为历尽劫波的我们党和国家，终于走上一条实事求是、富国强民的康庄大道而倍感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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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将对林滮事件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转）


【 转帖： youyoudra2009-09-15 15:51   只看楼主(-1)   生活 浏览/回复11029/66   复制分享 】


      
      
           我在一口气看完《往事》第49期刊载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节选）后感到很兴奋，我认为它将会对文革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吴法宪是林彪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过去他的一些供词曾被作为给林彪事件定性的重要依据。九一三后，在专案组的逼供下，吴法宪写了大量的材料，提供了不少历史细节。他写的材料过去就曾被一些细心的人们所质疑，现在吴法宪自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这必然会对过去以他所写材料为依据而写成的历史产生颠覆性影响。现择其要者陈述于下，以飨读者。
       　　
       　　1．否定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最重要的证据。过去认定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而且由吴法宪招供的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成为最主要的证据。现在吴法宪翻供说，这话是汪东兴说的，九一三以后的专案组逼迫他将此话安在叶群头上。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庐）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2．披露了八届十一届中全会期间毛周关于用林彪替换刘少奇的经过。过去人们只知道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开始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而对其中的细节一无所知。吴法宪当时接周恩来命令派飞机将身在大连的林彪接至北京，并亲耳听周恩来细说此事。吴在回忆录中说：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br>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着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3． 吴法宪回忆录道出了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的由来。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江青想拉拢黄等，黄并不买账，矛盾逐渐尖锐。吴法宪说：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玉成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个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大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还讲述了“枪杆子”、“笔杆子”两个阵营逐渐分明的过程，江青、毛泽东拉拢军委办事组的温玉成，而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则逐渐倒向林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远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都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讥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4．吴法宪回忆录中还谈到了1969年5月17日江青私自找六位政治局委员谈话之事。过去在批四人帮时也曾披露此事，但此次吴的叙述有了关于毛泽东的新内容。过去只说黄吴向毛报告此事后毛嘱咐对此事要保密。这回吴谈到了毛泽东对黄吴汇报的态度：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任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了，可毛泽东在听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更令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毛泽东一面嘱咐黄吴对此事保密，说让江青知道了会整你们的我也不告诉她，而另一面却是将此事告诉了江青——吴法宪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才知道的。毛泽东决定批判陈伯达后，林彪让叶群带着黄吴李邱去向江青表示认错，江青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还追问：“你们还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吴法宪说：
      
       　　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的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
       　　
       　　5．看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毛泽东原来在吴法宪心目中的形象彻底瓦解。吴法宪是在1981年保外就医后才看到毛的讲话的。他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毛泽东是个言行不一的人！他在提出一系列的质问后，痛心疾首地说：“真是让人寒心哪！”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寒心”二字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反复出现。我相信，吴法宪回忆录确实会让不少至今对毛泽东抱有敬畏之心的人们感到寒心的。


【 • 原创: youyoudra 2009-09-15 15:54 只看该作者(-1)  】
      月前曾发一帖——《读一份“最高”“特别”的判决书》，讲的是读《吴法宪回忆录》的一点感触。我曾说：该书“史料之丰富，材料之生动，视角之独特，心态之超脱，特别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鲜为人知的出人意外的细节，是众多将帅的官样回忆中绝无仅有的，使那个年代过来人另有感悟。”
      
       　　
       　　今日随便翻翻，又有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鲜为人知的出人意外的惊人发现。
       　　
       　　话说九大召开之时，我辈正是风华正茂之季，“山在欢呼海在笑，九大胜利召开了” 。特别是通过了新党章，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从此永保红色江山万万年！
       　　
       　　殊不知第二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就来了个天翻地覆，按照伟大领袖说法：“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矛头直指一年前写进党章那位接班人。
       　　
       　　庐山上这场大闹究竟闹的是什么呢？这大家早就知道：一是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一是“天才” 等三个副词问题。
       　　
       　　关于这个“天才” 等三个副词问题，我在吴法宪的回忆录里有了一个“天才般”的惊人发现。
       　　
       　　二
       　　
       　　所谓三个副词，就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 三个前置状语，全话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三个副词，犹如三颗原子弹，几乎把庐山炸平。
       　　
       　　据周恩来对吴法宪讲：“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
       　　
       　　可见，三个副词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发现者是周恩来，但不知怎么的，当林彪推出《毛主席语录》，在这小红书的再版前言中，一字不改地用了这段话，成了三个副词的剽窃者。
       　　
       　　剽窃成了正宗。那个年代，三个副词这段话，简直比圣经还圣经，全国上下，党政军民，童叟皆知，妇孺会背，文件文章，处处引用，成为林副主席忠于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经典的语句之一。
       　　
       　　然而，正当林副主席作为毛主席法定接班人写进党章之后，中央政治局里竟然有人敢于向这“三个副词”发起了攻击，攻击者竟然就是张春桥！
       　　
       　　吴法宪回忆录说，第一次攻击发生在1 9 7 O年8月1 4日的宪法修改小组会上。张春桥在会上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这还了得！这样的话如果是其他人讲，马上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 ，立即逮捕法办！我们这位吴大司令，当场听了此话，也立即义愤填膺，愤起反击张春桥，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反对，你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
       　　
       　　此时，康生不吭声，陈伯达去打电话，转身又对吴法宪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并要他立即向林副主席、周总理和黃总长反映。
       　　
       　　吴法宪立即用电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并讲了关于“三个副词” 的 来历，强调三个副词“很英明”。
       　　
       　　第二天，吴法宪又经叶群报告了林彪，叶群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得到了林副统帅和周总理的明确而坚决的支持，吴法宪满怀信心上了庐山。
       　　
       　　三
       　　
       　　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之为炸平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
       　　
       　　林彪在会前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在毛支持下发表了大会讲话，又提出了“三个副词”问题，他说：“……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象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很多年了，这个问题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会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为了呼应林彪讲话，身为四大政治局常委之一的陈伯达搞出了个“马、恩、列沦天才的语录”。
       　　
       　　紧接六大组热烈讨论林副主席讲话，特别华北组更为热闹，陈伯达、汪东兴带头难，声讨反对“天才论”的人，要揪出来追查到底。尤其出了个“六号简报” ，声言把野心家、阴谋家、反动分子揪出来示众。
       　　
       　　二百多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地声讨尚未点名的张春桥。
       　　
       　　据毛身边的汪东兴秘密电告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
       　　
       　　休息两天，风云突变。毛发话了：批“天才” 论，批“三个副词”，批陈伯达，批有人搞“军事俱乐部”，批有人要“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同时点了陈毅、汪东兴等人的名……
       　　
       　　中央常委陈伯达首当其冲，大内总管汪东兴难辞其咎，林彪偃旗息鼓收声敛气，江青张春桥气势汹汹，康生直指陈毅陈伯达为反革命分子，周恩来态度急转弯要吴法宪作检查……
       　　
       　　两天前还为“三个副词” 大声疾呼誓死捍卫的吴法宪，这时节才收到林彪叫林立果送来的一本九大《党章》，他翻开这本党章仔细一看，原来早在一年多以前，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那“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 三个副词，就已经没有了！
       　　
       　　当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要他交待鼓吹“三个副词”时，吴法宪却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 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 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四
       　　
       　　看吴法宪回忆录至此处，大吃一惊，似有重大发现：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评议庐山这一场斗争或闹剧的是非曲直，也不去对毛、林、周、张作褒贬毁誉……
       　　
       　　最令我惊讶不解地是：身为中央最高要员的林、周、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以及几乎全体二百多名中央委员、中央侯补委员，竟然没有一人发现，他们在九大会上认真讨论、热烈拥护、举手通过的神圣“党章”，已被毛泽东删去了他们视为经典爱若珍宝的“三个副词” ？从九大以后的实况看，除了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几乎沒人知道这“三个副词”早在一年多前在党章上就不存在了。遥记当年，对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甚至没作指示的“圈阅” ，都逐字逐句认真研读，为何对三个副词的删去，全党全国竟几乎无人发现？
       　　
       　　从上文可以看出，九大以后，最高层为“三个副词”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林、周、陈、汪、吴所坚决捍卫的竟然是早己不存在的虛无缥渺的几个虛词，似乎比唐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虚幻，这是场悲剧、喜剧、还是滑稽剧？
       　　
       　　然而，虛词不虚，正是庐山上的几个虛词，演化成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犹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爆炸了原子弹，这就是一年后发生的九一三事件！


【 • 原创: youyoudra 2009-09-15 15:57 只看该作者(-1)  】
      今日再随手翻翻，又发现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鲜为人知的出人意外的细节”。
      
       　　
       　　这个重大事件就是文革中震动军内外的“杨、余、傅事件”。
       　　
       　　回想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突从北京传来消息，又揪出反革命集团“杨余傅”，杨者，杨成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者，余立金，空军政委；傅者，傅崇碧，北京卫戌司令。虽知他们都是老红军老将军老革命，但他们所作所为，所犯何罪，又不为外人所知。但又联系他们，全国各地又揪出了千千万万的“五一六”“小爬虫”“变色龙”。
       　　
       　　我这个亲身参加文革并终生反思文革的人，一直不明白所谓“杨余傅事件” 是怎么回事。
       　　
       　　殊不知，不但是我等草民不知，甚至连亲手逮捕余立金的空军司令吴法宪说他也一直搞不清杨余傅事件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在吴的回忆录中有了一个小小的发现，就当个小故事讲来听听。
       　　
       　　吴法宪回忆说：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突然通知他去人大会堂毛泽东处参加会议。他去时会已开到中途，研究的正是“杨余傅问题”。此时杨的问题己研究完，研究余立金问题时，只听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
       　　
       　　我的第一个小小发现，本来我以为五壮三粗豪放粗放的许大将军，原来还会直接给毛主席送材料抓叛徒。
       　　
       　　随后，毛主席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紧接着周恩来运筹帏幄，周密布置，怎样把这些当天还手握大权威风八面“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杨成武语）的将军们抓将起来。谈到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周恩來布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部队执行逮捕，送秦城监狱关押，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为避免动静太大，周恩来又精细安排，对吴法宪说：“你想个办法，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待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在你家等……”
       　　
       　　吴法宪赶回家中，依周恩来策划行事。他站在阳台上观察动静，等待他这个白天还在并肩工作的亲密战友余立金，当毫无戒备的余立金走进黑黝黝静悄悄的吴家小院时，带着部队埋伏在此的杨德中走上前去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
       　　
       　　当余立金秘书听说余被捕了，以为是吴法宪搞的政变。当李作鹏带人去抓杨成武时，杨也以为一场反毛主席的政变发生了。
       　　
       　　小小故事讲到此，我又有了小小发现，发现了什么？不知道！

  

      吴法宪回忆录摘要        


       1．看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毛泽东原来在吴法宪心目中的形象彻底瓦解。吴法宪是在1981年保外就医后才看到毛的讲话的。他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毛泽东是个言行不一的人！他在提出一系列的质问后，痛心疾首地说：真是让人寒心哪！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 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寒心"二字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反复出现。我相信，吴法宪回忆录确实会让不少至今对毛泽东抱有敬畏之心的人们感到寒心的。
      
       2．否定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最重要的证据。过去认定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 席，而且由吴法宪招供的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成为最主要的证据。现在吴法宪翻供说，这话是汪东兴说的，九一三以后的专案组逼迫他将 此话安在叶群头上。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庐）山，一起去接 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 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 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 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3． 披露了八届十一届中全会期间毛周关于用林彪替换刘少奇的经过。过去人们只知道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开始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而对 其中的细节一无所知。吴法宪当时接周恩来命令派飞机将身在大连的林彪接至北京，并亲耳听周恩来细说此事。吴在回忆录中说：在毛泽东写 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 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 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 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 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 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 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 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着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 纸说：搣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 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 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 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 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 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4． 吴法宪回忆录道出了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的由来。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江青想拉拢黄等，黄并不买账，矛盾逐渐尖锐。吴法宪说：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玉成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黄 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 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 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个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大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 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 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 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搣靠边站了半个多月。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还讲述了枪杆子、笔杆子两个阵营逐渐分明的过程，江青、毛泽东拉拢军委办事组的温玉成，而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则逐渐倒向林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远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 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 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 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 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都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讥 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 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 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 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 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 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吴法宪，前空军司令，被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犯，判刑17年。1981年以后保外就医，直至2004年去世。他生前留下的这部回忆录，2006年由香港出版，为这段历史，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一段历史，增加了一份可贵的资料。
      
           作者从15岁当红军开始（1930年）说起，中间的经历几乎涵盖了解放前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作者主要是一个军人，早期的战斗生涯虽然也是艰苦卓绝，但并不总是像主流作品那样说得慷慨激昂。他坦承，他当红军，就是因为红军给他们家分了地，而且在红军里好像当官容易。从此几十年间，出生入死，他兢兢业业，当了大官，自信没有大错，可惜最终却成了自己浴血创造的国家的阶下囚。个中滋味，如何说起！
           我们一般读者最关心的是他与林彪的这一段。他公开为林彪叫屈，说林彪从来没反对过毛主席，也不存在什么反党集团。他自己更是对这一些一无所知。因此，对林彪集团的审判，罪名完全是“莫须有”。但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他也理解。他错就错在不应该到中央去工作。
           整个回忆录他娓娓道来，所叙平实可信。对自己的一生荣辱，看得很客观，很超脱，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他也没有像一般回忆录那样，对国家，民族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今后该如何如何，开几剂药方，做一点儿展望。快到生命终点的一个老人，不过如此而已，因此更显得可敬。
吴法宪是一个生猛粗犷的军爷，一身皱巴巴的黄军装，矮壮黑胖，帽子扣在头上，单摆浮阁一样。吴法宪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有许多狼狈，那是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吴法宪说那个法庭的组成人员多是他以往的熟人、同级或部下，对于那次审判他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那次审判给吴法宪定下的罪名主要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诬陷贺龙罗瑞卿；在空军批判关押和迫害了一百七十多位干部和群众；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致使林立果得以组成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联合舰队”。
      
      
       　　一九八一年九月，吴法宪“保外就医”，被规定在济南市居住，直到二零零四年去世。他活了八十九个年头。在生命最后一个时期，他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经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岁月艰难》的长篇回忆录。
      
       　　书的前面有出版者的介绍：“此书是作者用十年的时间，以过人的记忆力而著成。它如实地记录了作者坎坷的一生，史料之丰富，材料之生动，视角之独特，心态之超脱，在众多中共将帅回忆录中是少见的。”作者自己也说：“我的主观想法是实事求是，如实地去反映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件和情节，不虚构，不造假，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既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也绝不违心地去承认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十年磨一剑。这十年，是他走出秦城监狱十三道铁门之后，试图站在一个平民百姓的角度思考并看待人生荣辱的十年。他提到的“实事求是”，其实是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口头禅，讲来讲去，一贯为共产党人所自我标榜。但是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一辈子干过多少“实事求是”的事？相反，指鹿为马，违心奉上，成为对他们自己讽刺的一块遮羞布。吴法宪参军之后历经百战生离死别，长征一开始就突破过四道封锁线，职位也一路飙升，一直升到中共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他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只读五年私塾，可他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几个人起草了共产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宪法时连加拿大的宪法都让他们研究透了。志得意满时，锒铛一声，他入狱了，“一觉醒来，窗户都焊上了铁条”。秦城监狱十三道铁门让他失去自由身，领略人生，说不上大悟大彻，但多少有点活明白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解放军不是一所大学校，秦城监狱是。
      
       　　“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在这里他开始了另类思考，他的一些思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致为重要。中国共产党自己写的历史，早就因为配合不同时期的不同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一改再改以至篡改，早就面目全非乱七八糟，并且故意留下了空白，现在相信它的人恐怕不会很多了。但是，历史不会因此而被人遗忘，需要被人记住并且能够为子孙后代提供营养的历史必须“不虚构，不造假，不粉饰，不渲染”。这种历史，中国共产党人说不清楚，为什么？吴法宪解释说：“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因而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用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来进行简单的处理。这样一来，这一段历史，按照有些人的说法，象是一团谜一样。我感觉到，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厉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回忆描述了“谜一样”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及到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４日作者被捕为止亲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能否认，限于工作和职务局限，回忆录主要涉及军队内部情况，并且缺失了对文革后五年的记录。尽管作者声称“不分析，不做结论”，但由于身份和视野的独特、经历回述具体详尽，仍然为文革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比如对毛泽东的反思、对林彪的敬佩、对周恩来的感叹，对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厌恶鄙视，由衷之言，每每流露字里行间。
      
       　　到目前为止，官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一直含糊不清，后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大多也出于这种官云亦云的含糊之中。这种含糊，首先来自于（不管什么动机）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中行为的袒护。《吴法宪回忆录》从文革前奏即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以及军委会议斗争黄克诚、七千人大会林彪跳了出来、斗争罗瑞卿，一直写到另一个庐山会议上以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首的军人集团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斗争，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用吴法宪的话说：“难免有个人恩怨”，但主要还是“在对待‘文化革命’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的问题上，在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作为这场斗争失败的一方，吴法宪心中一直感到迷惘，一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支持了他们，几十年里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他始终认为毛泽东是党的最高领袖，对毛泽东他是最崇敬的，把毛泽东看做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泽东。一方面，在紧跟毛泽东的过程中他觉察到了某些问题，九届二中全会，陷于极端孤立状态的张春桥姚文元抱住毛泽东的大腿哭，把毛泽东的裤子都哭潮了，使毛泽东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毛泽东翻脸如此之快，周恩来变脸如此之快，吴法宪说：“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吴法宪拿出来的是一件件事件，这些事件因为亲身经历，有独特的感受，有它的连贯性，我们很难“宜粗不宜细”地予以忽略。在陈述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吴法宪总结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吴法宪如果避讳自己在一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该负的责任，那么他的这本回忆录一钱不值。吴法宪没有那么做，如实地写了打倒贺龙和罗瑞卿自己干了些什么，斗争陈再道时动手打了人。打人当然丑恶，吴法宪当然丑恶，尤其把人打死或者逼死几十年后仍然不肯认账，仍然以伟大领袖接见并为伟大领袖戴上了红袖章为荣更加丑恶。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来不动手打人，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正如吴法宪所问，没有毛泽东这位君子的的许可，没有周恩来这位君子的协助，文化大革命能发生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以至于被打死的事情能发生吗？
      
       　　顺着这种感受，吴法宪进一步问道：文化大革命中同样的一些事情，“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这是一种说不过去的逻辑。它直接质疑了‘宜粗不宜细’提出者和坚持者们所要的结论。首恶不问，胁从必办，历史在他们手里，假做真时真亦假，再一次被搅成一团浆糊。
      
       　　《吴法宪回忆录》不少地方提到了林彪，作者说他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林彪的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主要是工作关系。这个说法比较勉强，因为作者同时又在说自己想“讨好”林彪，对林彪的敬佩不加掩饰，来自战争时期一仗接着一仗斗争环境的生死信赖，同样也描写了刘少奇彭真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当。作者一再悔恨犯那么大的错误，说他“不该到中央来工作”，惊呼“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从中共建党来一直存在，后来又随着中共建政进一步发展，一直到文革，并且延续至今。这就是专制极权，领袖居上，只要这种制度不被打破，这种文化现象就会一再发生，砧板和鱼肉的关系就一直存在，今天是贺龙刘少奇，明天是林彪江青，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毛泽东通吃！
      
       　　“林彪这个人，生性孤僻，从不拉个人关系，同他见面，除了谈工作，没有别的好谈的，他也不会跟你谈别的。”“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这样一个林彪，在中共内部作风还是比较正派的，但也免不了助纣为虐，帮助毛泽东发动文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罪魁祸首。林彪反对把军队搞乱，怒斥江青，很早就种下了与毛江不和的种子。准备九大报告时，林彪指示陈伯达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意识“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批成“唯生产力论”。准备四届人大时，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仍然以当年的认识批判这些实际上想把国家生活拉回正轨的努力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夺取最高权力，或者将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治集团混为一谈，不能让当事人吴法宪折服，也无法对历史作出圆满的交待。林彪一生追随毛泽东，到头来石破天惊鱼死网破，林彪问题必将成为今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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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团骨干吴法宪：我欠空军的血债没法还

　马克昌、周亨元律师会见吴法宪

　　1980年11月15日，律师组负责人与司法部、公安部联系好，决定于次日上午去秦城监狱会见有关被告人。16日晨，马克昌、周亨元等律师于6时乘车，离开国务院一招所前往秦城监狱。这时已是初冬，天亮得晚，气候已经转冷，开车离开北京时，还是繁星满天，夜色未消，严霜铺地，寒气袭人。由于任务重大，一行人都考虑着如何按照要求，做好会见被告人的工作，路上很少说话。秦城监狱距北京100多公里，车速不是很快，到达时已过8时。经持司法部介绍信、公安部通知与监狱当局交涉，在他们通过电话向公安部核实后才允许进入，并将律师一行安排到管理区的接待室，由监狱长介绍有关被告人的情况。据介绍：吴法宪态度比较好，认为起诉书是实事求是的，是合适的，他对自己的罪行能如实交待，旁证材料也写得最多，揭发黄、叶、李的材料有20多万字。预审员预审，每次对他的态度都给予肯定。他还给预审员下了一次跪，说：“我犯的罪很大，枪毙我也是应该的，但我有老婆孩子，希望给予宽大。”送达起诉书时，他很紧张，表示他不要辩护，说没有什么可辩护的，后来又问：“律师真能为我辩护吗？”经过一番工作，最后他还是要求律师给自己辩护。介绍完毕，监狱当局给去监房会见被告人的律师，每人发了一张去监狱区的通行证，并反复交待：此证必须妥为保管，不能丢失，否则就出不了监狱区。这话引起每个去会见被告人的律师的特别警惕。

　　马、周二位律师拿到去监狱区的通行证后，即在监狱工作人员引导下走向监狱区。在监狱区的大铁门前，监狱工作人员向警卫战士说明律师要会见被告人吴法宪，二位律师遂出示通行证，警卫战士看过后，当即开门允许二位律师进入监狱区。监狱区内死一样地寂静，二位律师似乎只能听到自己走路的脚步声。走到吴法宪被羁押的牢房前，二位律师自己向警卫战士说明来意，并出示通行证，警卫战士似乎已得到通知，在看了通行证后，即招呼吴法宪的监管人员，监管人员将两位律师引入预审室，然后又带躯体矮胖、精神沮丧的吴法宪出来与律师相见。预审室不大，约十几平方米，里面摆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两位律师考虑到是律师与被告人会见，而不是预审，尽管是在预审室里，也注意避免居高临下的架势，而与吴法宪隔着桌子面对面地平坐。监管人员将吴法宪带到预审室即行离去，这时屋内除律师和被告人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我们是北京第二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听说你要求律师为你辩护，顾问处指派我们担任你的辩护人，不知你是否同意？”马律师开门见山地说。

　　“报告首长，我同意！我同意！”吴法宪毕恭毕敬地回答。

　　“我们不是首长，是律师。”

　　“我叫习惯了。”

　　两位律师对他的称呼未再置可否，各自介绍说：“我叫马克昌，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我叫周亨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然后对吴法宪说：“既然你同意，请你写一个字条，写明'同意马克昌、周亨元两位律师为我辩护’。”

　　吴法宪当即展纸用笔写好，递给马律师。马律师看着递来的字体工整的字条，不仅暗暗称赞：字写得不错。

　　接着两位律师向他说明：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为他辩护，维护他的合法权益的。根据法律规定，他享有辩护权，起诉书上对其罪行的指控，如认为不符合事实，可以提出并据实加以陈述和辩驳。

　　吴法宪表示认罪，他说：“起诉书指控我的罪行，都是事实，有些地方只写了一句话，其实我说得还多，没有全部写出来。”随后对自己罪行的严重性，概括地对律师陈述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九一三’之前，跟着林彪，与他们搞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着我们的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与非法的、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与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空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灾难，损失无法计算。我对党、国家和人民欠了债，做了我们的敌人想要做而做不到的事。”他稍停了停又将话题转到起诉书上说：“我对起诉书没有意见。起诉书中第3、5、6、7条列举江青、康生诬陷、迫害许多领导人，没有写我，但我也诬陷了其中一些人。”

　　律师会见被告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听取他对起诉书上指控其罪行的意见，因而吴法宪讲到这里，周亨元律师马上说：“起诉书上指控你的罪行，共有11条，即第4、9、13、15、17、18、32、35、39、42、45等条，现在你一条一条给我们谈谈你的看法吧！”

　　“好！”吴法宪说。

　　“先从起诉书第4条开始。这条指控陈伯达和你等人利用一个传单诬陷国家领导人，你们谈到传单案的后台时，你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律师问。

　　“我当时讲的，不只是这句话。在碰头会上，陈伯达说：'这个传单的口气很像邓小平，’可能是陈让他的秘书搞的。第二次在毛主席那里，陈又重复说，口气很像邓小平。我还说了：'要联系各方面考虑，看与'二月逆流’的人有没有关系？要查一查！’”吴法宪承认起诉书上所写的属实，并作了补充交待。

　　“第9条指控林彪和你等人诽谤、诬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律师继续询问。

　　吴法宪的态度与回答上一个问题时一样，他说：“'黑司令’、'军阀’出身是我讲的。1966年林彪就对我讲过，1968年在井冈山，林彪又对我讲“朱德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是毛主席指挥，毛主席是总司令，朱德是'黑司令’。在华北组，当着朱德的面，我说：在井冈山你是反对毛主席的，你不是红司令，而是黑司令，当面污蔑朱总司令。”想了想又说：“在空军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时，我污蔑朱是'军阀’出身，还对当时的副总理、副委员长等很多人说过污蔑的话。我犯的罪很大。”

　　“第13条指控林彪指使你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你把写的诬陷材料送给林彪。你说说是什么情况？”律师问。

　　“1966年8月，林彪找我汇报。他说：你们的会，贺龙插了手。我说：空军中傅传作到贺龙那里去，说吴法宪领导不了空军。贺龙说：那你就领导。林彪说：你看，这是贺龙要夺你的权。我写了报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指挥空军党委。”吴法宪说。

　　“第15条指控林彪派黄永胜和你等人参加诬陷、迫害聂荣臻的北京部队常委扩大会，你去了吗？有没有讲什么话？”律师继续询问。

　　吴法宪作了简短回答：“去参加了，没有讲话。”

　　“第17条指控江青、陈伯达、你和谢富治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你究竟说了什么？”律师问。

　　“陆定一专案组，由陈伯达、我和谢富治负责。专案组写了报告，要把陆定一关起来。陈伯达写了同意，谢富治画了箭头表示同意，我也画了箭头表示同意。我传达时说，'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是'叛徒’。”吴法宪说。

　　“第18条指控林彪、叶群等人和你诬陷、迫害罗瑞卿，诬陷罗'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你谈谈实际情况。”律师对此已有所了解，因而这样提出。

　　果然，吴法宪与前几次只作简单的陈述不同，一开始便说：“这一条我的罪多了。”接着便一桩桩道出：“在林彪、叶群指使下，我犯了如下罪行：

　　“1. 1965年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叶群就向我宣传：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

　　2. 1965年11月，叶群在苏州，他们向我要一架飞机，到杭州去见毛主席。后来叶群告诉我，他们是向毛主席诬告罗瑞卿。

　　3. 上海会议斗争罗瑞卿，之前，叶群打电话告诉我说：参加会议的名单有你，来上海后先到我家。在上海她家，叶群对我说：罗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刘亚楼，还有要林彪下台的'四条’。我编在邓小平同志小组，总理问我：罗瑞卿有什么错误？刘少奇主席也问了我。我按照叶群给我讲的告诉他们：罗有要林彪下台的'四条’，但他们都不相信。回到北京后，叶群就给我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材料，要我第二次发言。

　　4. 因为'四条’是叶群捏造的，谁也不能证明，后来叶群就通过我要翟云英(刘亚楼的妻子)作证明，还让我派人作记录。翟云英说刘亚楼只伸出了4个指头。随后叶群又打电话说要统一口径。我把翟云英证明有'四条’的记录，念给叶群听。

　　5. 1965年12月，林彪要我把刘亚楼给我讲的问题写信告诉他，我给他写信说：刘亚楼讲，罗瑞卿在全国到处看地形，想自己指挥军队。又一次到北京，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你到底是跟罗瑞卿还是跟林彪？我说：当然是跟林彪，不跟罗瑞卿。从此，我就污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要林下台。

　　6. 1968年叶群给我一个材料让我看，材料说北京释放了一个特务，是经罗瑞卿批准的，林彪认为抓住了罗的罪恶，说罗十分狡猾，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要给罗动手术开刀。就此事我问过罗，罗承认是他批准的。我们在给'专案组’的报告中也用了林彪、叶群的话，说罗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报告是我写的，黄永胜的名是我签的，都是在林彪指使下，为了紧跟林彪而干的。”

　　吴法宪诬陷、迫害罗瑞卿的罪行，起诉书中只是概括地作了说明，并未展开；他则详细地供述了一些细节，表现出他愿意认罪的态度。律师看到这一问题谈得可以了，便往下提问：“起诉书第32条第三段，指控你诬陷、迫害空军的大批干部、群众。你说：'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被你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74人，顾前、刘善本被迫致死。这些是不是事实？”

　　“这些都是事实。”吴法宪毫不辩解地明确承认，然后分别就“迫害空军干部”和“镇压群众”两方面具体加以陈述：“先说迫害空军干部，被迫害的主要干部有成钧、刘震、何廷一等，说他们是'叛徒’、'走资派’、'特务’、'搞地下活动’、'要夺权’。受我直接迫害的有174人，间接的3000多人，被株连的更多，对受迫害的人刑讯逼供，严刑拷打，都与我有关。'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这句话我确实讲过。我迫害干部是最大的罪恶。在空军，在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下迫害有3000多人。再说镇压群众。一个学生由于把林彪的名字去掉了，判了几年徒刑。我们以林彪站队划线，以我站队划线，造成了空军的分裂，造成打砸抢、武斗。西南空军学院，两派都打伤了人，极大地破坏了空军的建设。空军本来和各大军区是一致的，在林彪、江青、陈伯达指使下，以致空军同各大军区闹对立。我欠空军的血债没有办法还啊！”对迫害顾前、刘善本致死，吴法宪承认，但没有细说。

　　“起诉书第35条指控叶群让你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借口江青的一封信落在郑君里等人手里，要江腾蛟去上海抄他们5个人的家。在这一事件上，你做了些什么？”律师问。

　　“我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带他去见叶群，不久江腾蛟去上海抄了他们5个人的家后又来北京，要我看他抄来的材料，随后，叶群来了，不让看。这一条是我主动揭发交待的。”吴法宪简单地作了回答。

　　起诉书第39条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写得较长，律师加以概括后问吴法宪：“起诉书第39条指控你受林彪指使，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且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指挥、调动’，以致以林立果为首组成反革命'联合舰队’。实际情况是不是像起诉书上所说的？”

　　吴法宪对这一指控有点紧张。他看着起诉书回答说：“这是我最大的罪恶。1967年春季，叶群就要把她的儿子送北京空军，开始想让他到华北空军，我就安排他在空军司令部，让周宇驰培养他。后来我和周就介绍他入党。1969年我去林彪家，叶群对我说：我们的儿子都在空军，是我们对你和空军的信任，是为了保你的权，防止别人挖你的墙角，你要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不会拖你的后腿，你放心！我当时表示一百个放心。1969年12月2日我向林彪汇报时，林问：林立果在空军工作不错吧？我说很出色，大家很信任他。林说：可以让他当办公室副主任和作战部副部长，他可以向我汇报。我表示同意。回到空军，我就找周宇驰、王飞，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这样就把空军的作战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在林立果作所谓'活学活用’报告时，周宇驰就将我的话讲出去了。对林立果的所谓报告，大家说好，我也说好，说林立果是天才，又将这份报告作了简报，向林彪作了汇报。林立果利用我给他的权力，大肆活动，组成'联合舰队’，我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搞武装叛乱提供了条件，还为他们培养了骨干王飞、周宇驰，对空军的建设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起诉书第42条指控林彪、叶群阴谋带领黄永胜和你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你谈谈这一指控的情况！”律师问。

　　“这一指控，看到这个材料我才知道，阴谋带我走，我不知道。”吴法宪简单地作了回答。

　　“起诉书第44条指控你销毁了与林彪、叶群等来往的信件、材料等罪证，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律师问。

　　对此，吴法宪扼要陈述说：“'九一三后’，我很害怕，便把与林彪一起照的照片都烧了，叶群写给我的诗也烧了，为了掩盖罪行，主要是烧的照片。”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他作了回答后，又对自己的问题加以概括说：“总起来，我的罪行：第一，参与了组织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林彪提供了骨干，把王飞、胡萍等介绍给了林彪；第二，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第三，破坏了空军的建设。我的罪恶大，我天天想到自己的罪恶，我看了《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100条、第23条，我都触犯了。特别法庭按照我的罪行怎么判我都接受，我认罪服法。”谈到这里，他停住了，欲言又止。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律师问。

　　“我16岁参加革命，没有一天离开过解放军，最后堕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这是由于我的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罪行犯了，没有办法，按照我的罪行，判我什么刑都没有问题，我要求给我一条生路、出路，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赎一下我的罪行，重新做人，再也不敢犯罪了。如果再犯，法院可以抓起来枪毙我。”

　　律师看到吴法宪已经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对吴法宪说：“你要相信特别法庭会实事求是，你对自己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随后律师招呼监管人员将吴法宪带回监房。

　　一件重大的任务完成了，二位律师感到一阵轻松，看看手表，谈了一个多钟头，摸摸口袋，里面的通行证保存完好，于是他们告别了羁押吴法宪的灰色砖砌楼，稳步走出警卫森严的监狱区的铁门。

　　
文章摘自《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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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似应标明转载的第一篇是师东兵所称的对吴法宪的采访录。根据近来披露的诸多资料表明，这个采访录纯属师某人自己瞎编出来的，如同他声称对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的采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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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给毛泽东的检讨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方针。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以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主席和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引用了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说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不请示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更未请示主席、林副主席及常委各同志，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1]。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和不慎重的态度  [2]。
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 [3]。陈伯达1970年8月26日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要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谈话，陈伯达说主席批评了他，也批评了我和李、邱。我就问他主席是怎么批评我的，批了些什么话，他支支吾吾不肯说清。 [4]
          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说我讲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我没讲过。 [5]1970年8月27日晚上在发言稿上写：造谣，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6]1970年8月24日晚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要把关于修改《宪法》的意见打印出来给主席看，我没答复他。 [7]


[1] 毛泽东在此处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2]毛泽东在此处批示：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3]毛泽东在此处批示：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与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4]毛泽东在此处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5]毛泽东在此处批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上我的态度就是反潮流。
  [6]毛泽东在此处批示：这话没错，中央委员会也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才是正常的。
[7]毛泽东在此处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