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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初期发生了以后很著名的“应地所事件”。应地所是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简称，是原来的地球物理所在文革前夕分成三个所中的一个所，就是后来的空间物理所。其它两所是地球物理所、大气物理所，合称地球物理三所。事件为什么发生在“应地所”，这里做一些分析。
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开始时大约管辖一百多个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人员在文革中的表现似乎和这些研究所的专业方向有些关系。最先起来造反的研究所有两类。一类是思辨性强的基础学科，也就是做定量研究的所，例如数学所、天文台、物理所。另一类是尖端技术的研究所，如应地所、自动化所。它们之所以在造反运动中走在前面有多种原因。其一是这些所正处于发展时期，从1960年代初，每年有大批大学毕业生分配至这些所，每所都有数十到上百人。这些大学生里不乏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先进分子。此外，在这些所里还有不少转业复员军人。转业复员军人在文革中常常趋于保守（编者注：在有些地方也有趋于激进的，如湖南的红旗军，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但在中国科学院里，则视其地位，也有不少积极造反者，主要是专业政治工作者和工厂里的非行政工人。这种人员组成和一些传统老所，特别是地学、生物学方面的所，有很大差距。这里说的是北京，与外地有所不同，如贵阳的地球化学所，在文革造反中走在前头，有其本身和环境的原因。
另一方面，思辨科学本身对于思维方法以及政治立场是否有影响？这似乎也是肯定的。基础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可能引导从业者从理性角度同样追寻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盲目地听从上级或其他权威的说法。最近许良英先生有这方面的阐述，也谈到物理学和政治的关系。
在应地所，当时带头造反的就是上述类型的人。领头的是一位复员军人、所里政治部的宣传干事王锡鹏，还有一些研究室里的年青研究人员，大多是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在当时紧张的“阶级斗争”政治氛围下，这些家庭出身好或较好，没有任何“前科”的年青人自认为是追随伟大领袖干革命，他们处在一种亢奋、猜疑的精神状态，用怀疑眼光审视周围，察觉一切蛛丝马迹，企图发现和揭露任何可能的反党黑帮的政变阴谋。这就是林彪在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所造成的氛围，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虽然这一讲话当时还没有为大众所知，但其精神已逐渐透露出来。
当时在应地所，这些先进分子在所保卫科董科长身上还真的看出了问题。当时董科长的神经系统发生一些障碍，经常说些不合逻辑的话，而且这些话还常常与政治有关。这当然也是精神紧张造成的。但在一些革命群众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胡话。他们怀疑，董作为保卫干部，肯定知道某些涉及政变阴谋活动的内情，或简直就是参加者，而他之所以神经不正常，正是因为他作为知情人或参与者而受到压力或胁迫所致。他们推断董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威胁，可能会被杀人灭口，于是就把董“保护”起来。
这个问题的另一说法是，当时院里正在布置各所对人员作“政治排队”，院保卫部要求各所上报有问题人员，就是带头闹事者的名单，而董科长泄露了这件事。群众到院保卫部追问，院里否认此事，于是群众将董“保护”起来。也许两个因素都有。当时院内各所都在“造反”，但一般采取贴大字报的形式，王锡鹏他们的这种行为构成非法监禁，在院里是突出的。
按说董科长是个病人，怎么能将“人员政治排队”如此机密的任务交给他？要知道这个“黑名单”是6月初就开始布置的，那时董的病可能还没有很严重。
当时另一事件是所谓“麦收阴谋”。在那几年，每逢麦收，所里都派部分人员到郊区帮助农民干活。而在这一年，院党委要求全体人员都下去。而且，北京地区的冬小麦在6月上旬成熟，现在已到20日左右，麦子早已收割完毕，派那么多人去干什么呢？于是，王锡鹏等人怀疑这是院里的阴谋，企图用麦收对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根据后来揭发，院党委确实想通过麦收使运动“冷一冷”。当时很多群众也怀疑此事，而应地所采取了实际行动。
这个应地所当时位于西苑，现在的中医医院附近。在6月19日那一天，王锡鹏等三十余人乘卡车到研究所集中的中关村，敲锣打鼓，宣传麦收是个大阴谋，号召大家抵制。据说很多人同意他们的说法，但知道他们的行动的在全院毕竟是少数。
他们还干了另一件事。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后，他们在中关村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大字报园地。
他们的这些行动被汇报到院党委，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反党活动。19日王锡鹏到中关村宣传后，院里连夜通知各所，说应地所有二百多右派上街闹事，要各所防范。当夜院党委扩大会议上，将王锡鹏等内定为反革命。
在这几天，整个文革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在6月20日，北京的几个地方，群众性运动达到新的高潮。而因北大六一八事件而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也于20日被刘少奇加按语后下发。在这两天，刘少奇、邓小平发表了一些谈话，“刘少奇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版），决定发动原定的反击。23日，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说：“一切牛鬼蛇神，最后都不能逃脱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都不能逃脱党的阳光。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射下，在千百万觉悟群众的众目睽睽下，一切牛鬼蛇神想投机取巧，想颠倒是非，想浑水摸鱼，想制造思想混乱，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想蒙混过关，想逃脱失败的命运，更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国科学院的反击是在这全国性反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但是应地所事件对于刘、邓的决策是否有影响还不知道。如果有，这一影响也不大，因为在刘少奇看来，前一段运动不过是“引蛇出洞”，反击是迟早的事。应地所这样的事,不过是他的理论的再一次验证而已。
6月22日，聂荣臻和陈伯达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目的之一是讨论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起草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政策性文件，也肯定讨论了应地所事件。据说，陈伯达曾对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说：“你要把权夺回来，不然一切后果你要负责”。（吴明瑜、朱琴珊、薛攀皋、徐简、苏世生、黄凤宝《汪志华》，中国科学院网站）
6月23日，中国科学院领导向“国务院负责同志”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当时周恩来正出国访问）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两位副总理作出了指示。这指示的内容至今未见到，但肯定主要涉及应地所事件。没有领导的批示，张劲夫不可能采取大的行动，他是个谨慎之人。
这年的11月，造反派在院里搜出了关于李、聂两副总理指示的中央文件，但未公布。次日，李富春办公室回信，说这一中央文件是不真实的，要当毒草来批判。
是哪位领导决定了中国科学院的“反击”成了罗生门。两位副总理的指示扑朔迷离。也有少数人知道在反击前陈伯达来到中科院的事实，怀疑陈伯达也应对此事负责。文革后将一切责任推给陈伯达，说他出尔反尔，先是同意反击，后又指责院领导。我想陈伯达讲那样的话也许是事实，但主要的决策应是两位副总理代表中央作出的。
有了中央领导(两位副总理，也许还有陈伯达)的决策，中科院领导开始布置反击。他们找了应地所一位普通的行政干部吴某，授意他于23日晚在所里贴一张揭发王锡鹏等人的大字报。然后让《科学报》（现《科学时报》前身）于24日出版一期《号外》，除登载吴某的大字报外,还发了《应地所反革命复辟》的报道和一篇社论，号召全院职工反击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活动。
所以，他们按照北京大学的脚本来导演这出戏，使从上而下的反击看来像从下到上的造反或二者的结合。吴某相当于聂元梓，《科学报》相当于《人民日报》。但是角色中还缺一个人，就是像陆平那样的当权派。王锡鹏根本不是官，够不上。他们就拉了一位中层干部、所办公室前负责人赵子善，将他和王锡鹏等捆绑在一起,算做反党集团。《号外》共点了六个人的名字。他们是赵子善、王锡鹏、章公亮、范天锡、田淑清、吴蓉璋。后四人是研究室里的研究人员。当时已揭发了赵子善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参加王锡鹏等人的活动。
24日，王锡鹏等人在地球物理所门口被斗争，然后被监禁起来。这种非法监禁有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名称：行政看管。同时派工作组进驻应地所，接管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权。
25日,又在中关村召开声讨大会，声讨化学冶金所的反革命事件。这个所不属于上述思想活跃的所，其造反活动远不如应地所影响大，但是其领导人物李亚男家庭出身不好，有典型性，所以在全院范围内予以声讨。
27日左右，院里其它所的人员麦收回所，发现形势大变，大字报铺天盖地，已不再针对领导，而是反击前一阶段给领导提意见的普通群众了。周末不休息开会，发下《科学报》号外学习，讨论应地、化冶两所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麦收是不是大阴谋。在前一阶段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全都遭到批判，大批群众被打为反党分子。此时期还执行了专线联系的秘密“西公”专案（参见本刊今年第13期《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
6月28日（一说29日），陈伯达来到应地所，质问为什么抓人，要求将王锡鹏等放出，用辩论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你们也不对嘛！人家扣了你们一个人，你们就扣了人家六个人嘛！”（韩钟昆《裴丽生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7月1日，王锡鹏等被放出,但仍被批斗。他们通过不同途径进行了申诉。
7月初，周恩来外出访问回国，开始对中科院运动方向进行调整。7月8日，他指示成立调查小组，复查应地所问题，组长张劲夫，组员为国家科委韩光、国防科委刘伯罗、公安部余光宇、国防工办罗舜初。27日小组得出结论，仍维持原来定性。（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斗争张劲夫反党集团筹备组《中国科学院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1956-1966》，1967）但此时实际上停止了对王锡鹏等和其它所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并且抛出“老右”、院党委委员杜润生供批判。
7月底，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责令撤回派往各单位的工作组，许多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在中国科学院这样未派工作组的单位也发生类似的转折。
7月30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科技界大会，主要是科学院、国家科委两系统，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有人去了。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王锡鹏、科委的“反革命分子”张本不但出席了会，还讲了话。据说王锡鹏是陈伯达找去的。最后江青、陶铸、康生、陈伯达讲话。江青讲得很简单，说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陶铸说王锡鹏同志也可以讲话，王锡鹏没开除党籍，还可称同志，没我们支持他今天来不了，要保护少数。陈伯达讲得最长，也许因为他挂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这个大会是中国科学院运动的转折点，但中央首长在会上并没有为王锡鹏正式平反。他的平反又经历了很周折的过程。后来虽不认为是反革命但也不是什么左派。直到1966年11月份，他才在造反派队伍里当上头头，并进入1967年成立的中科院革命委员会。至于他在领导机构里有多大权力也不清楚。他并未显示出很强的能力，也没表现抓权，也没听说有什么劣迹。1970年陈伯达垮台，他被说成与陈有联系而被审查，从此离开领导岗位，又被打为五一六分子。文革后他在一个研究所里管行政方面的事务，据说管得还不坏。使他下台和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罪名肯定是冤枉的，但他也未必适合中科院革命委员会这样的领导岗位。
现在回首看应地所事件，王锡鹏他们怀疑院党委涉及政变阴谋是毫无根据的。虽说怀疑是他们的权利，但拘禁行为显然是非法的，不能容许。院党委对他们采取措施是必要的，但在中央指示下，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夺权并在全院发起反击，打了大批反党分子，则是更大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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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4 03:5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