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记忆里的中宣部大院的老干部 长篇回忆录之一 前言
俞小敏
前言
人们习惯把“文革”前的中宣部称为老中宣部，本文所描述的人物，都是“文革”前生活在老中宣部机关大院的老人，他们都曾经在老中宣部、老《红旗》杂志社、老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
当年，坐落在北京景山、故宫附近的沙滩机关大院，在那里办公的有中宣部、《红旗》杂志社、中央政治研究室。那时，大家都习惯称沙滩机关大院为中宣部大院。如今，大院只剩下《红旗》杂志一家，它也改了名称，叫《求是》杂志社。
1947年党中央撤离延安，由于人员分散，中宣部只有一名部长，没有设立机关。1948年夏天才从各地调集人员建立机关。初建的中宣部机关很小，设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北庄村。1949年4月，中宣部迁到北京，先是在香山，后来搬到西四大红罗厂，1950年搬进中南海庆云堂，1957年搬到沙滩松公府夹道10号大院，也就是现在的沙滩北街2号院。
中宣部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指导全国理论研究、学习与宣传工作；负责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协调中央各新闻单位工作；负责从宏观上指导精神产品的生产；负责规划、部署全局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配合中央组织部做好党员教育工作，负责编写党员教育教材，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和改进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受党中央委托，协同中央组织部管理文化部、新闻出版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管理《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和代管单位的领导干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部长的任免提出意见；负责提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指导宣传文化系统制定政策、法规，按照党中央的统一工作部署，协调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
中宣部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它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同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部门。
中宣部对于弘扬主旋律，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毛主席的一句戏言，成立已有42年的中宣部被取消，其职权由中央文革承担。经过整整十一年，在197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中央才决定恢复。
《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1958年5月25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创刊，定名为《红旗》，同年6月1日发行。
《红旗》杂志的主要任务是：密切结合实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解释和论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总结和阐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解答党员、干部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批评党内和社会上错误的思潮和倾向，评述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1982年起，承担辅导干部理论学习的任务。
1988年7月1日，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创刊，《红旗》杂志停刊。1989年8月起，《求是》杂志改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于1941年9月，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兼任，副主任为陈伯达。政治组组长为邓力群，国际组组长为张仲实。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时，从各地选拔了四十来人，其中有十九岁的田家英。田家英被安排在经济组，后来调往政治组。
我1954年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 1968年听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召唤，去延安插队落户，在外闯荡26年后，又回到了北京。其间，接受过一个千百年来以手工方式进行耕作的没有文化的农民阶级的再教育，又加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再后来，在南京大学的教室里聆听过名流学者的讲课。教授们博古论今、深入浅出，学者的风范、人格的魅力、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世事浮躁的心境得到沉淀,浮华的杂质得以下沉、明净真挚的心态得于回归。大学让我懂得了如何热爱生活，学会了用真诚和爱心对待每个人，使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多了一份诚信、多了一些关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关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怀念这些老人，萌发了写作的冲动。
回到北京后，通过与机关大院老人的接触，使我获益非浅。他们一生低调，大院的老同志有的少年时期就来到革命队伍，有的解放前是洋学堂的大学生，有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奋勇杀敌，为新中国的成立流过鲜血。但是，他们从来不讲自己的经历，不摆自己的功劳，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在“反右”、“文革”以及各种运动中,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但他们从不抱怨自己的委屈，仍然凭着良知和高度的党性，在各自的岗位上尽最大的努力挽救由于当局者瞎指挥造成的失误。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老人都走了，他们的经历也渐渐被沉淀。
虽说历史风云变幻,当初的革命者不能想象后世的局面，后世或许淡忘了先驱创业者的艰辛。但是，如果能把这类听课笔记整理出来，虽说不能效仿，但也可以踵武其后。因此，我把近年来从报刊、杂志、网络上收集的相关素材、与儿时玩伴对父辈的回忆，汇集整理，写出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不能给予结论，由于素材内容有褒有贬，有对有错，请读者在阅读时自己分析。
有人说，机关大院里的人物林林总总，五色俱全，似乎每次风雨来临，都在风口浪尖。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不知道是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攀登，还是在连接坟墓的隧道里滑行。
据我所知，机关大院的老人大多出身富贵，他们从小过着鼓腹而游,含乳而戏的生活，按照惯例，蛮可以子承父业，或走仕途升官、或为商贾之人。但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们背叛自己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最终成为职业革命者。
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严重分歧，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承认犯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这使其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他开始酝酿更换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当时政治领导体制是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领导国务院系统，邓小平以中央总书记身份主持党务。毛泽东决心要剥夺刘周邓集团之权，采取的是“剥笋”策略，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北京市委及中宣部，这就是他开始频说这些机构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是“阎王殿”的原因。
1965年11月，毛泽东借批《海瑞罢官》开始“剥笋”。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约束于学术范围之内。2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陆定一谈笑风生，将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但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上海就变了脸，他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
1966年3月，康生在上海对毛泽东说，彭真正在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生气的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于是乎，毛泽东气头上说的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尚方宝剑，陆定一倒霉了。
1966年5月8日陆定一从安徽回到北京，开始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后，他被冠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罪名受到批判。
“文革”初期，毛泽东借助红卫兵的力量夺取现存体制权力之后，民众的狂热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派系武斗也形成规模。毛泽东此时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打倒，必须重新整肃党政和社会秩序，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这场运动借助参与控制行政权力的军队为主导，镇压了红卫兵等造反力量以及所谓阶级敌人。其方式是一边放手发动民众，任由民众乱打乱杀，一边有组织地发动迫害，发动检举揭发，然后将所有还未死亡的整肃对象集中关押于“牛棚”。从性质上说，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对全民的大规模政治迫害。
历史的悲剧开始上演。
记得在1967年1月21日的晚上，一群自称是“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的人马，戴着红袖章、披着军大衣，在中宣部大院到处乱窜，声称是来“夺权”的。当天晚上，他们就把办公大楼占领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陷于瘫痪。
1967年2月1日晚，在中宣部工农兵大楼（原教育楼），王力、关锋传达了陈伯达关于“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在中宣部“夺权”问题的重要指示，并作了讲话。
1967年6月1日，“中央文革”的要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身穿绿军装、佩带红领章、红帽徽，分乘红旗大轿车，来到机关大院，在工农兵大楼召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主持，关锋、戚本禹分别讲话。最后由王力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宣部于今日撤消！此时，已是凌晨二点三十分了。
1969年的深秋，老中宣部全班人马，在瑟瑟的寒风下，被连锅端到了宁夏贺兰山脉的化建、立岗劳改农场。《红旗》杂志社在陈伯达的把持下，将老干部统统发配到了石家庄市郊的杜北公社南、北高基村的“五七干校”。中央政治研究室也不知让谁给解散了。
至此，老中宣部被康生、陈伯达、江青彻底砸烂了。
但是，一部中共党史是不能忽视的，老一辈毕竟为我们的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开创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和组织制度。如：重视调查研究，少唱高调，不尚空谈，摆正宣传部门和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关系，区别中央宣传和地方宣传的侧重点，中宣部的干部经常下工厂、农村、学校搞调查研究，部长、副部长、处长不能随便以个人讲话作指示，等等。这些，都是对党建的开拓性贡献。
那么一个极有威信、富于生机和活力的领导机关，就是由于最高领袖的一句风趣的评语，一夜之间以非组织程序被连锅端了，若干负责人锒铛入狱，许多在思想文化战线有威望的领导人多已谢世，大批富有经验的干部散落四方，如此惨痛的一幕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可是现在细想起来，仍然使人感到无限惆怅。
任何政党都可能犯错误，但关键是能否改正错误。今天，我们的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庄严宣布，再也不折腾了！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愿历史不再重演。
附：
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到中宣部“夺权”，王力、关锋传达了陈伯达的指示
王力 关锋 陈伯达
〖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到中宣部“夺权”，王力、关锋传达了陈伯达的指示。本文根据红旗杂志社《无产者》等九个战斗组整理稿翻印。未经送审，只供参考。〗
关锋同志的讲话
现在宣布开会。
中宣部的同志们，《红旗》杂志的同志们，外单位到这个大院来的同志们：
今天，王力同志和我受陈伯达同志委托，来干预一下中宣部的所谓夺权问题。现在我先宣读陈伯达同志的一件批语：
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预，不能由外边的人随便接管。外边来接管的人必须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厂、司机班、收发室、电话总机等单位已由《红旗》杂志接管，是正确的。《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机关杂志，不许来历不明的外人来扰乱。
陈伯达
二月一日晚十时
下面，我讲点意见。
中央宣传部的权，主要是宣传的权，顾名思义，就是宣传的权。这个权已经由中央接管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等等。早已不归中宣部管了，归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管了。那么，中宣部的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进行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要“夺”什么权呢？司机班、印刷厂、收发室、电话总机等等，这本来是《红旗》杂志、中宣部两个单位的。一个行政处，是归两个单位，为两个单位办事的。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也是应这些单位的要求，《红旗》杂志把司机班、印刷厂等单位接管过来。
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听说分成两部分。你们刘桂芝、张力生这一部分，成立以后，作了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在这里，我不给你们作结论、下断语。希望你们好好革命，但是，你们到中宣部来搞“接管”，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你们犯了错误。你们没有理由把宣传部“接管”过去。特别是你们还印了一个《通告》，我看了，说印刷厂不通过你们不能印东西，这更是错误的。《红旗》杂志印东西，印我们的机密文件，难道还要经过你们批准吗？不能的。你们把印章收起来也是错误的。林杰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误。他是正确的。你们来很多人要找他辩论。我已经通知办公室，他不跟你们辩论，他要忙于第三期《红旗》的出版工作。影响《红旗》杂志的出版，是对革命不利的，不好的。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考虑到这一点。据说，你们当中还有人讲，王力同志和我是你们的名誉团员，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支持你们。
我说明一下，我同王力同志见过他们的人。他们到甘家口宣传挨了打，早晨六点钟在中南海西门要求接见，我们正好在那里，接见了他们。他们宣传十六条是好的，打他们是错的。当时他们给我们戴了袖章，这是常有的事，决不是什么名誉团员。对你们的活动，我们不了解，不清楚，没有接触，就是见过那么一次。江青同志，你们也可能送了一个袖章。决不允许任何人打着江青同志的旗号来招摇撞骗。戚本禹同志同你们没有接触，不了解你们。说不上什么对你们支持不支持。再说一遍，你们在外边作些什么活动，我们不了解，也可能做了一些好事，但到中宣部来“接管”，搞这一套，是错了。希望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立即把中宣部的各种印章，钥匙等等一律交回来。印章交回之后，该封存的封存，该启用的启用。如财务科的印还要用，中宣部的大印可以封起来了。如果这些印章在谁手里不肯交回，而用来为非作歹，乱开条子。乱开介绍信，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要以法律制裁！
下面谈谈阮铭同志的问题。
阮铭同志很长时期他的情况我不了解，所以我不能下结论，不能下判断。有的同志讲，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来，是阮铭引进来的，要他们到这里来“夺权”。阮铭说不是。这事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总会把它查清。即使不是你引进来的，不是你策划的（因为还没有搞清），阮铭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首先是你不应该支持他们来“夺权”，不应该表示支持。你说你看简单了，看错了，你的立场到那里去了？你头脑里的毛泽东思想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不很好分析呢？司机班、印刷厂等等是两个单位的，你是知道的。他们接管了，会不会影响《红旗》杂志的出版，你是想得到的。阮铭同志支持他们来搞所谓接管，是错误的。你说你判断不出来，为什么不报告呢？没有接到你的电话、信件嘛！进一步说，是怎么回事，大家在运动中是会搞清楚的。这里不多讲。
下面讲几个原则问题，希望革命同志考虑。
第一、要分清两类矛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经过半年多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大家已经看清楚了。不要乱轰一气，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有各种分歧、意见，要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这个指示来处理。
第二、民主和集中的问题。我们发扬大民主，要不要集中，要不要纪律？必须要纪律。我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黑纪律，反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歪曲我们党的纪律，抵制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黑纪律。但决不能因此就不要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必须要。阮铭同志你不是一个不懂事的人，你应该想到把中宣部的公章交给他们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你说你不了解，不是你操纵的，那你应当报告嘛！这里还要不要一点纪律？同志们，我们发扬大民主时，不能忘记无产阶级革命纪律。要砸碎资产阶级的反动纪律，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乱来是不行的。
第三、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刚才念了一段语录，在人民内部是民主和集中。对待敌人，主席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专政。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民主，只给予人民。对那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社会渣滓，一点民主也不给。大民主不给，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
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总反击时，有一批牛鬼蛇神跑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些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件事好得很。他们出来了，我们正好来一个大扫除。当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是好人，反动组织中大多数好人，是受蒙蔽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处心积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我们要实行专政！
我为什么要讲第三点呢？是希望真正革命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性。
我的话完了。
王力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刚才关锋同志讲了很重要的讲话。这些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刚才陈伯达同志同我们一起研究的意见。我没有多少话好讲了，只是补充几点。
为什么讲你们这次到中宣部“夺权”是错误的？你们知道中宣部是干什么的？知不知道？（张力生等瞠目结舌，答不上来）你们根本不知道中宣部是干什么的。中宣部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党中央的一个部门，它是管宣传的。这一方面的权，现在用不着你们来“夺”了，这个问题老早就解决了，早就由党中央收回了。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权了，没有宣传权了。关于宣传部工作的这一方面，党中央已经委托中央文革小组管了。请问你们：你们来“夺”什么？而这个权，告诉同志们，不能随便来“夺”的！这是一点。
再一点，现在的中宣部，它干什么？就是一条任务，搞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搞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搞。你们到这里来，是不是“夺”这个权？“夺”他们在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权？（关锋同志插话：“夺”这个权就违背了十六条了，当工作组嘛？）这就违背十六条，当工作组嘛。要你们来当工作组吗？中宣部的同志欢迎你们来吗？（中宣部革命同志答：不欢迎！只有阮铭是欢迎的）如果你们是来“夺”这个权，那也完全错了。这个权用不着你们来“夺”，可以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自己来“夺”。这是一点。
那么，你们来，是不是要“夺”《红旗》杂志的权呢？这里倒是有权可“夺”的。（关锋同志插话：《红旗》杂志还在照常出版。）《红旗》杂志是我们党中央的杂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的。《红旗》杂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重要的阵地。你们是不是到这里来要“夺”《红旗》杂志的权？如果是这样。那你们是完全错了。不但“夺权”不行，你们扰乱《红旗》杂志的工作也是极端错误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拥护毛主席的、真正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应该有责任保护《红旗》杂志。支持《红旗》杂志，谁破坏《红旗》杂志。你们应该挺身而出嘛！而同志们，你们现在的实际行动是什么？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革命的？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拥护毛主席的？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你们不但不维护《红旗》杂志的正常工作，反而扰乱《红旗》杂志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为什么要接管司机班，你们为什么要接管印刷厂，还有幼儿园呢？（众大笑）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不但这样做，当《红旗》杂志的林杰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评你们时（这是帮助你们），你们还要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冲《红旗》杂志。叫嚷要同《红旗》杂志辩论。你们辩论什么？
在这样一个革命的紧要关头，这样一个大的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刻，《红旗》杂志要战斗啊！它要在第一线进行战斗啊！它要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政治责任，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担负政治责任啊！你们这样做，究竟是帮助《红旗》的工作，还是阻碍了《红旗》的工作？你们对《红旗》杂志有什么帮助？这正是一个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全国决战的关头，为什么要冲我们的指挥部，冲我们的参谋机关？你们错了！你们根本不应该到这儿来。同志们，这样做是错了！
听说你们叫“进驻”吗？（有人回答：他们叫“接管”、“夺权”）你们“夺权”以后，在这里私设公堂，打人，有没有这事？（张力生狡辩。群众喊：他扯慌！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们“接管”中宣部，利用党中央的机关，就在这里私设公堂，在这里抓人、打人。你们知道这是犯法的、这是违法乱纪的吗？不管你多么革命，这样做，都是不许可的！
你们有什么权力掌管中央宣传部的印章？有什么权利？你们知道掌管中宣部的印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拿这个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们做了没有？拿这个印章可以调干部，可以分配工作。这些印章你们都掌握了！你们要交出来！（关锋同志插话：不交回的话，要抓起来！）要立刻照陈伯达同志的意见办，所有的印章都要交回，所有“接管”的人必须一律退出！
（印厂有同志揭发，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有人曾盗用关锋同志的名义到印厂去招摇撞骗。）
关锋同志
这倒说明一个问题，你阮铭确实同他们有联系。至于什么样的联系，我不知道。当时我确实打了一个电话给阮铭同志。说《红旗》要接管印厂，你要是革命的，要支持，不要挑起群众斗群众。
这些事一下子难以判明，时间还长，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的。今天不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的是：
一、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要走，退出去；
二、把印章、钥匙等等交回来；
三、不许再到《红旗》扰乱工作。
有人煽动说要调十几万人来。好嘛！全北京的来都可以。我就不相信北京工人会听你们几个人的话。如果有人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来《红旗》扰乱工作，要由刘桂芝、张力生完全负责！
这里的善后处理，交印章，清查印章拿出去后有没有用过，要成立一个小组。这里要有阮铭参加。他要负责。再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红旗》杂志的革命同志参加几个人。
--------------------------------------------------------------------------------
来源：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2）》
搜狐微博时代的脚步http://minxiaoyu.t.sohu.com/ |
|
发表于 2010-7-12 21: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