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之先生纪事（文革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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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宝衡    时间：2007年1月3日 节选自《朱维之先生纪事》转自浙江省温州中学网站“百年温中”之“纪念诗文”
网址：http://www.wzms.com/read.asp?wzms=.7055475&newsID=1034



    朱先生是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调来南开大学中文系工作的。此前他已担任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多年，来南开后却没有一官半职。但朱先生对此并不介意，他总是随随和和地待人接物，认认真真地教书写作。１９５９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他的两部译著，一部是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另一部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两部译著都是直接从俄文原著译的。朱先生精通英语、日语，但不谙熟俄语。他是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通过刻苦自学掌握俄语的，而当时朱先生已迈过“知天命”之年了。
朱先生在南开主要讲授外国文学课程。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他都讲过，而且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朱先生讲课，从不按教材照本宣科。他常常是拿着几张小卡片走上讲台，从容不迫，慢条斯理，把文学故事、文史掌故、宗教习俗、世态人情娓娓道来，妙趣横生。讲到关键处，再作言简意赅的总结，画龙点睛式的提示，但绝无长篇大论的说教。因此，听朱先生讲课，用不着拼命记笔记，也不必担心折磨人的考试，轻松愉快，实在是一种超然洒脱的艺术享受。
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朱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教学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当时的逻辑是：外国文学乃封、资、修文学，充满毒素，朱先生对它们不加批判，却大为赞赏，这是公开放毒，是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于是，朱先生便成了非拔掉不可的一面资产阶级“白旗”。６０年代初，有一次朱先生偶然向我谈起当年受批判的事：“我把文学当作美女来欣赏，有人要把她当作尸体来解剖，有理说不清。”真可谓一语中的，令我至今难忘。
    “文革”风暴骤起，朱先生又成了南开园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中的一员。一天下午，造反派在电影广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朱先生被剃了个阴阳头，抹了一脸黑墨水，胸前挂着一块木牌子，同几十名“牛鬼蛇神”一起，低头弯腰站立在台上，接受批斗。然后，又在红卫兵的押解下，沿着校园的几条主干大道，游行示众。口号声、锣鼓声、谩骂声震耳欲聋。傍晚时分，朱先生回到家里，打水洗漱，随即招呼惊魂未定的师母开饭，吃罢便坐下来看书，大有昆山崩裂我自泰然的气势，此事在中文系师生中一度传为趣谈。
    朱先生在“文革”期间被戴上了一系列吓人的大帽子：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基督教吹鼓手、大汉奸、镇压革命学生的刽子手。其中后两顶帽子尤能置人于死地。朱先生为此写过不少申辩材料，但在是非颠倒的年代，均无济于事，朱先生也就成了南开园最后一批被解放的“牛鬼蛇神”。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专案组派人外出调查，才从上海出版界一位领导人那里了解到，朱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滞留上海，生计困难，但他不仅没有投敌附逆，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他曾以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掩护和帮助过地下党员、革命学生。上面提到的那位上海出版界的领导人，解放前夕就因为得到朱先生的救助，才逃脱了敌人的魔爪。国民党当局为此要解聘朱先生的职务，只是尚未实施，上海便解放了。
    在“文革”中，最令朱先生痛心的是他的《失乐园》译稿的丢失。朱先生是专事弥尔顿作品译介工作的国内少有的学者。弥尔顿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的中译本，均由他独立完成。早在４０年代，朱先生便开始弥尔顿诗歌的翻译工作，１９５１年《复乐园》出版后，便着手进行《失乐园》的翻译。《失乐园》全诗１２卷，１万余行，它的翻译出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文革”前夕，朱先生已将全诗翻译过半，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在十几本笔记本上。不料“文革”抄家，译稿全部被掠走，下落不明，眼看着那多年的心血将要付诸东流，朱先生内心异常悲愤。在关牛棚、挨批斗和强制劳改的艰难岁月，朱先生咏诵弥尔顿的铿锵诗句以自勉。他把被迫中断了的《失乐园》的翻译工作暂时放下，转而进行《斗士参孙》的翻译。《斗士参孙》描写以色列古代斗士参孙，在身陷囹圄、惨遭凌辱的情况下，同敌人英勇斗争的悲壮故事。朱先生在该诗的《译者前言》中指出，斗士参孙“是诗人的自况”。弥尔顿在王权复辟的黑暗年代，财产被查抄，书籍被烧毁，人身自由被剥夺，但他坚持革命气节，拒不低头屈服，而是用手中的笔作武器，誓与敌人斗争到底。朱先生在“文革”期间，冒着很大的风险，秘密进行《斗士参孙》的翻译，这是否“译者的自况”呢?我没有请教过朱先生，不敢妄加评论。

朱维之先生（左一）与他的弟子们

    “文革”结束后，《失乐园》的译稿失而复得，但已残缺散乱。朱先生又经数年努力，对译稿进行重译、补译、修改、润饰，终于在１９８５年由上海译文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失乐园》中译本，它凝聚了朱先生难以言尽的悲伤与喜悦。在《译本序》中，朱先生对此只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本译稿经过二十二年，用业余时间断续译成。其间遭遇十年浩劫，译稿丢失、复得、返工等恼人的挫折。”我们从这寥寥数语中，不难品味出一位智慧老人的大度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