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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生活习惯全转变
插队务农，不仅仅要经受繁重体力劳动的磨炼，更有日常生活转变的考验。就衣食住行来说，农村与广州就完全不一样。
一
初到豪溪，大队把我们安排在大队部旁边一栋土砖瓦面的房子居住，这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好，至少不是茅草房，床也有床板，不用睡门板或睡地板。房屋没有电灯，只能用煤油灯。当时煤油是限量供应的，不是油价飚升，买不起，而是供不应求，没得卖，所以每当夜幕降临，我们都只能匆匆洗澡，早早睡觉。根本无法象在广州那样读书学习或进行娱乐活动。真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直到后来，我们以知青的身份争取到较多的煤油供应，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
我们借住的房屋有上下两层，楼下三个房间住七人，另外十二人就住在楼上，楼上的房间没有天花板。一九六九年一月下旬，天总是灰蒙蒙的，当地的农民说，会下雪了。我们奋战在寨下水库工地。一月二十九日，水库下闸蓄水。当晚，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的我们，早早洗脚睡觉。因为在寒冬中，我们还没有当地老俵烤火用的火笼（他们是人手一个），也没有火盆，室内的暖气设施那就更是卧谈中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迷糊中，听得瓦面沙沙作响，我们以为下雨，也不在意。忽然，感到有冰冷的东西打在脸上，打在脖子上，好生疼痛，我们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如此厉害，赶紧蒙头再睡。第二天，起来一看，一片白茫茫，下雪了！
一问，才知道先下来的是雪霰，老俵叫“米豆雪”，它一粒粒的活蹦乱跳，可从瓦缝中漏下，跳到我们的脸上、脖子里；然后才是鹅毛雪，飘飘洒洒，覆盖万物。老俵说，下米豆雪比下鹅毛雪更冷，因为米豆雪一下来就结成冰。他们说，还有一种雪叫猫公毛，象剪得齐齐整整的一段段毛发（应是针状的冰晶），下猫公毛就极冷了。我们增添了雪也有三种的生活知识和经验。
大队干部听说昨晚的事，连忙弄来晒垫（用竹篾编织，用于晒稻谷或番薯丝），架在二楼的房梁上，充当天花板，这样房间就暖和多了。
冲凉是广州人每天必须进行的一件事。尤其在每天劳动后，一身大汗，更要冲凉。但在豪溪，当地人并没有冲凉的习惯，不要说隆冬季节，即使在炎酷暑天，也多是用热水抹身而已。所以，他们的房屋里没有冲凉房。
我们初到豪溪，正是冬天，又因烧柴紧张，我们男生经常只能在屋背用冷水“冲凉”。为抵抗严寒，我们往往高声唱歌。既有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也会唱《林海雪源》中杨子荣所唱的“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更甚者则唱“再版前言”，可长达二十多分钟，当然也有唱其他歌的。以至后来，附近的老表一听到我们唱歌就关门闭户，不让妇女乱跑，说老广在洗澡，不要撞到了，不好看。
屋背冲凉，对男子的我还不是最尴尬的。起初最难堪的是上厕所。厕所，当地称“粪湖”，就是粪坑。在厕所里，两条细长的木条横空高高搁在粪坑上，人站在木条上，对准两木条中间空开的细缝，往下排泄；四周没有扶手，往下看是漂满粪尿的深深粪坑，听着排泄物叮咚落下，真的点象放深水炸弹。每次如厕，都心有余悸。一星期后，才逐渐适应。另外，当地人用篾片或瓦片擦屁股，我们不会用，只好用旧报纸或废纸。
粪湖又脏又臭，但人粪尿却是农业生产最好的农家肥料，明白了这些，就象老俵一样对粪有了感情，后来我们下粪湖，挑大粪也就习以为常了。
二
“民以食为天”。当年，兴国农村的主要饭食是番薯丝饭，是在大米中渗加番薯丝（番薯刨成丝晒干，再用木锤捶成米粒大小的碎粒）蒸成的。渗加番薯丝，主要是为了解决口粮的不足。在“以粮为纲”的岁月，农民种稻，仍不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今天反思起来，除水土、气候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公社化的生产关系未能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吃的方面，我们既要克服番薯丝饭的粗糙难咽，又要学会吃辣椒，更要学会种菜，才能根本解决吃菜问题。我们安家后，豪溪生产队就划了一块菜地给我们，十八日起我们就挖土种菜，但当时正是冬天，要让菜秧长成可以食用，还需时间。为此，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吃菜主要是靠大队指定一些农户给我们提供（提供蔬菜的农户是义务的、无偿的，这无疑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也体现了公社化政社合一，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的特点）。
一九六九年二、三月间，我们这批广州知青开始分队。林民解、李经世、卓传荪、黄小玲、黄绮芳、刘小莉留在豪溪生产队（右图是他们六人在所住的房屋前合影），其余十三人则去专业队。由于专业队刚刚组建，住房未能解决，所以去专业队的十三人，劳动和吃饭在专业队，住则仍回豪溪，早出晚归。
分队之时，正是当地“断菜帮”的时期，即农村蔬菜新老不接时期。这时，秋天种下的白菜、大蒜、大芥菜、萝卜等已吃得差不多了；春天下种的茄子、辣椒、豆角、青瓜、丝瓜等才育秧，吃菜非常困难。在专业队的十三个人，因为吃在专业队，是集体伙食，不用自己操心，倒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在豪溪的六个同学，就真的度淡困难。只能在永丰圩上买些南瓜、芋头等能储藏的菜佐餐，或干脆就用盐水拌切碎的辣椒干下饭，时时一日三餐见不到一点绿色蔬菜。
但奇事也在这时出现，他们在劳动一天回家后，常常在厨房会发现有一捆青菜，或一个大南瓜，或一碗酸菜，甚至一碟豆腐乳，难道有田螺姑娘出现，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多方打听，后来才慢慢弄明白，这是贫下中农心痛他们，送给他们的。至于谁送的，那就搞不清楚了。暖心的菜肴，激励他们更积极地劳动，更自觉地接受再教育，同时也更努力地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为贫下中农服务。
三
我们安家后，烧柴问题同样是一件头等大事。由于初到，不会砍蕨类、茅草等灌木类柴草，大队特意批准我们去砍一些雪压柴，就是砍伐一些被雪压倒的松树、杂树作柴烧。当地农民称为柴角，是硬柴，是不容易弄到的好柴，让很多老俵十分羡慕。
砍树看似容易，实不容易，其中也有很多学问。如顺山倒、背山倒、挂搭等，应怎样处理，就有一定的操作规定，弄不好就有危险。树砍下后，一棵树，一人扛，太重，扛不起；两人抬，如前所述，肩上的功夫还不够，经常一人左肩，一人右肩，树长路窄弯多，非常别扭，磕磕碰碰，才能弄下山。
后来，十三个同学去了专业队，因集体伙食，就不用为烧柴而烦恼。留在豪溪的六个同学，就时时要考虑这个问题了。黄绮芳、黄小玲、刘小莉三个女同学，就要和当地的妇女一样，去远山砍柴草了。经常天色微明时就带上午饭，和豪溪的妇女结伴出发，到得二十多里外的深山时，已是八、九点钟，赶紧砍下蕨类、茅草及零星灌木，再爬上松树砍几支松树枝丫将灌木压住，用绳索捆扎成两捆，把两头削尖的禾扛插进柴草中，再挑回来，一般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家。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人家说，巧妇难为无为米之炊，在兴国，巧妇也难为无柴之炊。
四
“文革”时期，没有时装的概念，军装就是最流行的服装，有一件“的确凉”衬衣就是很高档的衣服了。我们下乡务农，就更不讲衣服色样了，穿在身上不露肉就行了。但农业劳动，非常耗费衣服。一段时间后，我们很多衣服都破了，女同学会补衣服，可就苦了我们这些男的。长此以往，如何是好？经过商量，决定大家凑钱买一台缝纫机，方便大家缝补衣服，以解决穿衣问题。有了缝纫机后，有些同学还学会了自己裁剪缝制衣服。
至于“行”，就是步行，去那里都是走路，没有公交，也没有自行车。习惯了以后，就是一连走四、五个小时，也不在话下。到县城办事，来回八十多里路，早上六时多出发，下午三时前办完事，就立即打道回府，一天搞掂。直到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因为当民办教师的需要，我才在家里的支持下，从县知青办弄到一张自行车票，买了一辆自行车，出行才方便了一些。
第三部分
艰苦劳动经考验
十一月十八日，大队书记舒光桂召集我们开会，他要求我们：第一要安下心来，做长期扎根农村的准备，在农村中锻炼成长。第二要深入到贫下中农中间，与他们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不要看不起他们，不要搞特殊化。第三要尽快适应农村生活，如吃辣椒、烧柴灶、挑水用等；要尽快学会当地的语言，以更好与贫下中农交流沟通。
随后，他代表大队给我们发放农具。有镢头，即锄头，但与广东的锄头相比有点不一样，其锄板较窄长，锄板与锄柄的夹角约成40~50度；连铲，与锄头相似的农具，其锄板较宽短，用于铲草，带铲子的功能；短把子，与镐相近的农具，但其只有镐头扁平的一边，没有镐尖头的另一边，因其柄短，故名，用于开山、挖坑等；还有扁担及扁担钩绳等五种农具。同时教我们编结扁担钩绳结和这些农具的使用方法。这意味着艰辛的劳动磨炼即将开始。
面对这些与广东不一样的农具，最初我们都感到新奇。后来在生产实践中，才越来越感到它们的实用。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水土、气候条件，适宜种不同的作物，因此每个地方的劳动者就创造出其适用的生产工具，并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这也是我们认识农村的第一步。
当然，也有长期没有什么改进的，如犁田的曲辕犁，风谷的风车（右图这架风车是咸丰年制造的）。后来，我到暨南大学学习历史，才知道我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唐代已臻成熟，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其不需要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工具的改进，不需要发明和创新，加上重农抑商的统治思想和科举考试制度等，造成我国社会长期在农业文明中简单重复，裹步不前，最终在近代落伍。
一
第二天，豪溪生产队就安排我们到山上梯田收番薯。这还不容易，我们心想，这活在学校干过。扛起镢头，挑起粪箕，结队上山。到得田头，马上干活。一镢头挖下去，就感到镢头不好使唤了，原来镢头与广东锄头不一样，我们仍按广东锄头来使用，当然不好用了。一会儿，不仅手上起泡，而且把很多番薯都挖断了。番薯挖断了，就不耐储藏，队长就不要我们挖了。安排我们把挖出的番薯检在一起，去蔓，装到粪箕里挑下山。
挑担本来也简单，可是这活到了我们身上也复杂化了。由于不会转肩，挑上担子后，用左肩就一直是左肩，用右肩就一直是右肩；山路盘旋，肩上的扁担不会顺势变换，永远与肩头成直角；一路下山，顾了前头的粪箕，就顾不了后面的粪箕，满满一担番薯，一路走一路掉，到了山下，只剩两个。真是山高滚滚番薯落，山路弯弯粪箕空。搞得队长还要再安排几个人跟在我们后面，给我们检番薯。农事艰难，挑担也不易啊！简单的农事，让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青年，闹了不少的笑话。
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开始，我们参加了修建豪溪寨下水库的劳动。这是大队决定的一项水利工程。
豪溪穷山恶水，水土流失严重，几天小雨洪涝来，十天无雨旱魃出。在“文革”氛围下，在农业学大寨热潮中，豪溪人民提出“苦战两个月，基本解决豪溪水旱灾害”的口号，同时还提出一九六九年实现“千斤亩”（真有些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的气派）。修寨下水库，就是这些口号、规划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
水库位于豪溪生产队的寨下村。村边一条小溪是豪溪生产队部分水田的主要水源。平时水白白流走，六、七月要用水时又往往天旱无水。在溪上建一大坝，拦住溪水，可有效地蓄水、防洪，又可科学合理调节耕地用水，以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
大坝体积，夯实后为六千立方米，实际动土远远超过六千立方米，取土就在大坝两边的山头。这是一场硬仗。大队凭着集体化的优强势，抽调了大部分青壮年劳力上阵，搞大兵团作战。工地架起了宣传喇叭，开展劳动竞赛，工程分段包干，实行多劳多得；中午送饭到工地，饭后小休，旋即开工，整个工地热气腾腾。
这样做，实际上已有了包干的性质。因为，当时公有化程度很高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相适应的。生产队的劳动是集体劳动、集体记工，结果往往是干好干坏没区别、干多干少一个样，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队长敲钟上工，第一遍，社员不理不睬，第二遍，出门看看，第三遍，才拿起农具出门上工。而走到田头，还要先坐下来，抽一筒烟（烟锅或喇叭筒），称之为“起手烟”，抽烟时间可长可短，如果队长不催促，那就可坐很久；不会抽烟的，就聊天、吹牛，或躺在扁担、锄把上望青天；妇女就打鞋底或做针线活，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消极怠工。所以，尽管上级部门一再强调不能搞包工，但下面的生产队在农事紧张时或进行大型工程时，都心照不宣地搞包工。
我们每天都一早就挑着粪箕，带着工具，从豪溪村来到工地。一到工地，我们就开始拼命干活，多装快跑，几天下来，每个人的肩头都磨破了，手也打起了血泡，只好戴起垫肩和手套继续大干。没有垫肩或手套的同学，尽管疼得钻心，仍一方面咬着牙坚持干，另一方面就赶紧写信回广州家求援，可是等广州把垫肩、手套寄到时，我们已可不用了，因为老茧已爬上了我们肩头和手掌。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主席的诞辰，怀着在“文革”中形成的对毛主席的崇高感情，这天我们干劲冲天，顽强拼搏，一举创造了当天人均挑土4.1立方的记录，并超过豪溪青年突击队，这也是寨下水库工地的最高记录。我们以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队书记对我们自觉进行艰苦磨炼的表现，给予高度赞扬。
修建寨下水库后，我们又参加了竹溪灌溉渠的开挖，这样我们的扁担功就练出来了。以后，到五、六十里外的均村圩挑木板、桷子建房，到四、五十里外的县城挑煤烧瓦，或冒着大雨挑化肥，黎永中、罗焯祺、黄永坤、吴幸滚、钟均洪、李民伟、林民解、卓传荪等都不在话下。
能挑重担，为后来在工作中挑起重任奠定了基础。
三
最初，我们的住房的借贫下中农的。为解决我们的住房，大队决定在林业专业队修建知青点。兴国农村的住房，当时大多是土木结构的，土就是土砖。修建寨下水库后，至一九六九年的二、三月，我们的劳动主要是出砖，准备建房。
出砖，就是和泥、水打交道。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身穿棉袄，挽起袖子，下着单裤，打双赤脚，冷得全身打抖。但必须干，下定决心去干，干着就不觉得冷了。
第一道工序是练泥。先从山上或田里挑来泥土，和上水，加上铡成五寸长的稻草，人牵着牛在泥水中反复踩踏，尽量把稻草踩软与泥土充分混合。这个工序要脚踩，要牵牛，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起初大多由农民担任。
我们主要是运泥、出砖。运泥者手持一把七齿铁鎝（铁耙），鎝上和好的泥，放进出砖者的砖模里，一铁鎝泥刚好出一个砖。一铁鎝泥约四十斤，以我们当时一人一天出砖一百个的速度计算，一个运泥者约供三、四个出砖者的砖泥，一天运泥约一万二千至一万六千斤左右，劳动强度非常大。出砖者则用脚把砖模里的泥踩紧，再用手把砖面抹平，抽出砖模，放在水桶中洗一洗，然后放在坪上，等砖泥一到出下一个砖，如此反复循环。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脚皮肤爆裂粗砺，农村劳动的艰辛，有了深切体会。
土砖晾干后，每个约二十至二十五斤，将其挑到建房工地，爬山下沟，也是重体力劳动。挑四个，似少；挑六个，又重；有的同学一次能挑八个。好在这时我们的肩头，已能挑起重担了。
有了砖，还要烧瓦。李日强跟农民曾广兴学烧瓦。先也要练泥，主要是挑去田泥中的石块、瓦砾等杂质，和水反复搓均；然后把泥堆拍成一长方体，长约
（成为正式老师后，有一次我去景德镇开会，参观古陶瓷制造，看到转盘、盘条成型，对当年的农村烧瓦才有更深的感悟。烧瓦盘泥片成型的基础就是盘条成型；烧瓦是人转盘不转，景德镇陶瓷制作是盘转人不转，更先进。其实农村烧制陶缸、陶罐也是用盘条法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里兴起陶艺，其原理就是一样的。）
再有就是备木料。除到均村等木材更多的公社购买一些外，就要在大队范围内的山头寻找合适的杉树、松树砍下扛回专业队作屋梁、瓦桷。
砖瓦木料备好，六九年春耕后，我们就开始建房了。住房选址在一个小山垇里，坐南朝北，越过前面一大片田地，可以看到一条小河。小河从永丰西山一带流出，流向县城，为潋江的支流。小河平时少水，如若暴雨，瞬间水深可达2米。夏天可涉水而过，冬日则在其主水道上搭简易小桥（在河床上打几根木桩，木桩上搁两棵松树，用马钉或竹篾固定则可）才好通过。过河后，就是专业队上永丰或下县城的大路。
兴国的泥水师傅建房不用搭脚手架。师傅先用黄泥加石灰的三合土粘结石块砌好地基，地基约挖入地下50厘米；然后就在石块地基上砌土砖，随着一圈圈土砖的砌上，房墙升高，师傅就站在房墙上不断往上砌。我们做小工的任务，就是把土砖一块块往上抛，师傅站在墙上接；粘结用的泥巴，也是用木锨（样子象船桨）挑上，连锨带泥一起往上抛，师傅也能接好，这真是绝技。这样的抛接，垂直高度最高可达五米左右。
最惊险的是挑瓦上房顶。房子从正梁到地面约有八米，在屋梁上钉好瓦桷后，我们挑着瓦，踏在薄薄的瓦桷上，颤颤巍巍地在屋顶上爬坡，真是心里发慌，脚下发软。胆小一些的，走到一半，只好蹲下，再把粪箕里的瓦拖上去。幸而多加小心，也没有发生意外。
六月底，房子盖好了。因经费问题，墙面还没有批荡粉擦，有些房间的二层也没有铺好楼板，但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就住进去了。
80厘米（四块瓦的宽度）； 再用泥弓划下约5厘米厚的一片泥，卷在瓦筒（瓦模）上；接着把瓦筒放在一木板上，人围着瓦筒不停地转不停地用一木片把泥片刮削至均匀的厚度，取出瓦筒，阴干泥瓦，放入瓦窑烧制，即成屋瓦。刮削泥瓦，人一天到晚围着瓦筒转，如牛马围着石磨转，一天下来，天旋地转，十分辛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造瓦模式，一破坏土地资源（因要用田泥）；二破坏生态环境（因要用大量木柴）；三反映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
四
一九六九年初，专业队组建。最初，我们除出砖、烧瓦外，只是做一些采集树种，准备育苗或上山挖坑，准备种树的劳动。专业队有十几亩水田和十几亩旱地，主要用于解决自身的口粮和食油。
进入四月，春耕大忙来到，我们开始真正接触犁耙、插秧、中耕、除草等技术农活了。这些农活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犁田，如何运犁，把握犁头的深浅；如何使牛，让牛听从指挥；真正做到人、牛、犁三者合一，就有许多技巧。我们最初犁田，不是犁头插深了，折断了犁；就是牛到了田头，不听指挥，在田里打圈，不肯拉犁，闹了不少笑话。耙田，怎样把高处的泥土耙往低处，将田耙平，就很考眼力。修田塍，先要铲干净旧田塍上的杂草，然后用铁鎝把田泥鎝上田塍，再用连铲批荡平整，要求做到不漏水，这里面很有讲究。就是挑粪、撒粪也要做到均匀。这些技术农活，开始主要是当地农民来干，我们是边看、边学、边干，经过两年，才逐渐上手。
徒手插秧，更要技术。插秧是边退边插，又要求横平竖直，深浅一致，确实不易。大队书记舒光桂在插秧上有一手绝活。他可以和别人合作，插出“黄牛挨磨”或“蛤蟆钻窿”等花样。“黄牛挨磨”是两人分别在一块田的两边相背而行，各插一垅秧，两人在田中间相会时，两垅秧刚好紧挨而过；“蛤蟆钻窿”是三人一起插秧，两人从田的一边开始各插一垅，中间空开一垅的位置，另一人从田的另一边开始插，所插的位置正是中间空开的部分，三人相会时，三垅秧组成完整的一块。（农村干部，一要大公无私，二要懂得生产，三要身体力行，才能得以服众，才能实行领导。“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干部既当百姓表率，又在生产实践中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才有和谐社会的出现。古今亦然。）
我们的插秧技术不行，就用笨办法。用一根长棍作尺，量出每垅的宽度，然后用尼龙绳在田里拉出一垅一垅的规格，人再在划出的垅里插秧。只要规定了每垅的列数，每行都插相同的列数，则不论怎样弯弯扭扭都不会插到别人的垅里去了。这个办法，对于我们这些生手来说，也能加快进度，提高劳动效率。
江西四月正是春寒料峭，每天下水田干活，一开始是要咬紧牙关的，对我们也是意志的考验。当地种双季稻，为了保证晚稻的栽种和收成，有句农谚：莳田莳到立夏，莳不莳都罢。要赶在五一前（比立夏还早五天）插完秧，我们起早摸黑地干。一早起床，先去拔秧，然后插秧。等最后一块田插完秧，前面插的就要开始进行中耕、除草、施肥、杀虫等田间管理了。
稻田杀虫除病，主力是我们知青。因为1605、1059、敌百虫这些剧毒农药都要按一定的比例稀释后，才能用喷雾器喷洒。浓度大了，会烧死水稻，浓度低了，又不起作用。掌握比例，准确配制，这方面知青比老俵稍强些。在烈日下配制农药，又没有口罩、胶手套等最基本的防护设施，奇臭的农药，经常熏得我们头晕脑胀。再加上当时我们所用的是最原始的压缩式喷雾器，需要经常打气，水田里又无法打气，一块田的喷药，要多次背着几十斤重的喷雾器在田中间和田塍之间来回跑，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
转眼到了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七月流丹，烈日酷暑，抢收抢种，对我们真是最严峻的考验了。
每天凌晨四时起床，点着煤油灯去拔秧，拔着拔着，有时会突然间捧出一条大水蛇，有时会被蚂蟥咬到了手或腿，心里一惊，瞌睡也吓跑了。面对这样的情景，会想起陈毅元帅“捉蛇二更长”的诗句。开始我们是弯腰拔秧，后来看到有些农民拿一高脚凳放在秧田里，坐着拔秧，效率也不低，还可省力，于是我们也“有样学样”，请木匠打制这样的凳子，既用于拔秧，也增加了日常生活用品。当时知青中，有人提出批评，说这样是劳动观念差的表现，后来队长也没说什么，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劳动中，我们上身赤裸，在烈日的曝晒下，先是脱皮，全身火辣辣的；再后来全身黝黑，皮肤闪亮。从皮肤上看、从手上的厚茧看、从肩头的肌肉看，我们与农民已没有什么区别了。从凌晨四时起床，到晚上七时收工吃晚饭，一天劳动约十三、四个小时，农村的夏收夏种就是这么紧张。晚饭后，赶紧洗澡、洗衣服，赶紧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呢！
八月后，主要是晚稻的田间管理，还有种番薯、收花生、收豆子、收芋子等。十一月开始秋收，此时已有霜冻，早晨起来一片白茫茫的，要下水田割禾，同样也不好受。十二月收过甘蔗后，开始冬闲，主要是种越冬的红花草（绿肥），兴修水利，采集树种，上山挖树洞，准备种树等。
一年的农事大致如此，以后就是年复一年地周而复此地循环重复。在循环重复中，我们也耗费着青春，消磨了锐气，慢慢变得麻木了。
五
兴国水土流失，曾是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悲哀、叹息又无奈的“世界第一”啊！六、七十年代兴国的山是光山，河是沙河。而永丰又是兴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灾区。山上的林木有毁于革命战争时期，也有毁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跃进”年代。农民烧柴极其困难，一个强劳力从晨色曦微到暮色迷朦，才能从远山处砍得一担柴草回家。烧柴紧张的地方，走亲访友，送上一担柴草，那是极贵重的礼物。也因为那是送“财”啊！
基于此，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是兴国的一件大事。，更是永丰的一件大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兴国人民拿出闹革命的气概，大搞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国家每年也拨出专款投资，如用飞机撒播松、杉种子，进行飞播造林；又如每年春天组织劳力上山种植松、杉树（因为种松、杉较简单，只要用短把子挖一小坑，放入树苗，复土后再用短把子头敲紧则可）；再如在山上挖水平沟，撒播胡枝子（因其耐旱、耐瘠，且根系发达，易保持水土）等等。
豪溪村为了解决植树造林的育苗问题，组建专业队，在七十年代就以造林绿化而成为全县的先进。但也因正值“文革”，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烧柴的实际问题，所以尽管一再号召封山育林，组织护林队等，偷伐仍经常发生，重罚也不能收敛。许多地方年年植树不见树，载载造林不成林。这里既有经济发展缓慢的制约，也有政策制订滞后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未能林权到户。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国县委、县政府真正从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的角度出发，花大力气解决群众的生活燃料问题，城镇推广液化气，农村推行烧煤、烧沼气、用液化气，植树造林才显出威力，不需要过去那些强制性的政策，群众都自觉封山育林，保护森林资源。兴国成为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如今茂林修竹，茶碧橘红，梯田层层，微风抚过，绿浪金波。
可见，实事求是，为群众办实事，比什么样口号都有用。只讲姿势，不讲实际，群众绝不欢迎。八十年代末，长征老红军舒光才回乡小憩，感于绿化，特建“望绿亭”以记之。兴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远远超过明代海瑞在兴国建万松坝的业绩。正是：童山濯濯成昨日，满目青翠化清凉。
专业队直属大队，地点在梅溪和社背坑两个生产队之间的一片山垇里，原来只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原属梅溪生产队，后划归专业队，户主曾广燻是个木匠。他家是四进三间结构的传统大房子，一边厢房借给初组建的专业队作队部及仓库用。队部住着队长肖家湧、炊事员谢灵秀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单身社员刘济鑫（又名金龙）。我们十三个人则是早出晚归，一日三餐均在专业队解决。后来，大队又从各生产队陆续抽调了一些青年社员到专业队，全队也就有三十来人了。
专业队的主业是采集松、杉、乌臼、油桐、泡桐、茶树、油茶种子，进行育苗，供全大队植树造林用。同时要在秃山上种植胡枝子、刺槐等水土保持植物，努力绿化荒山。还要在专业队所属的山头上种茶树，建立茶场。这说明当时的大队领导已有一些经济意识，要发展经济作物。种茶树比种果树管理相对容易，茶树也较耐旱耐瘠，茶叶收益也较为可观。六九、七○年，我们在专业队周围的山上都种了茶树，因水肥条件不一，有的长得好一些，有的长得差一些，但不管怎样，都是广种薄收。
种茶要修剪，最初我们根本不知道。只看到茶苗成活、发出新芽、长出枝条就很高兴。六九年冬，根据公社五七大军领导小组的要求，大队把下放干部施兴华调到专业队，做我们知青的带队干部。她下放前是江西共大的老师，南京林学院研究生毕业，植物分类学专家，在专业方面确有研究，是业务干部。
因她是下放干部，队长肖家湧从不给她派工，每天干什么 ，由其自定。一天，我们在茶山上给茶树松土、除草，她也跟上茶山了。到茶山一看，她二话不说，就拿起修枝剪修剪茶树。肖家湧连忙阻止。肖说：“我们好不容易才让茶树长得这么高（约 50厘米），你这一剪，剪掉了五、六寸（约15、16厘米），什么时候才能长成茶树啊！”施说：“种茶树的目的是采茶叶，而不是要茶树木材，修剪是为了让茶树发出更多的枝条，长出更多的叶子。”肖不让剪，施要剪，当时两人就争吵起来了。我们不懂，也不好说什么。大队书记舒光桂来专业队，找肖、施两人，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道理。舒书记起初也怀疑施的说法，但他同意先做修剪试验，并设立对照组，看明春茶树的萌发情况，再作决定。
第二年春天，经过修剪的茶树果然生机勃勃，枝繁叶茂，对照组就差多了。在实际效果面前，舒、肖都服了。从此，茶树修剪成为茶山管理常规内容，大队还专门为专业队配置了修枝剪。
今天看来，肖、施的争吵，肖认为施是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其主张必脱离生产实际。因为一般人认为，树总是长高了才好。施则认为肖是农民，不懂科学，无法理喻。舒书记则从实际出发，主张经过试验，再来评判。有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
七○年春，我们的茶树开采了。公社从婺源请来制茶师傅，教我们制作婺源绿茶（婺绿是中国名茶之一）。我们专业队的知青都一齐去学习。从茶叶的采摘到制作的过程，如杀青、揉制、烘焙的手法、力度、火候等，师傅边讲解，边示范，手把手地教，我们很快学会了。为了提高我们的制茶水平，施兴华又请了省茶叶研究所的下放干部胡惠英给我们再在细节上把关、指点。此后，专业队生产的绿茶，交公社收购站收购时，总是评为一级，每斤三元二角，这在当时是较高的价钱了。茶叶成了专业队一项较好的现金收入来源。
我父亲在品尝了我制作的绿茶后，也十分认可。于是，每年春天为父亲制作、邮寄绿茶就是我的一项义务。这大概也给在“文革”困厄中的父亲一丝欣慰。从那时学会喝茶的我，到今天对兴国绿茶仍情有独钟。
第五部分
五七大军的故事
一
“文革”期间，江西省把所有下放干部和下乡知青统称为“五七大军”，意思是这批人是按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的指示下乡干革命的，但又是有组织的。为此从省、地区到县、公社都组建“五七大军”领导小组，管理下放干部和下乡插队知青。我们则自称57军战士，内含5即镰刀，7即锄头的意思。
1968年12月22~24日，永丰公社“五七大军”领导小组组织公社“五七”战士集中学习三天。学习安排是听报告、听传达和到当时兴国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蕉溪大队参观。内容无非是要求“五七”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熟读“老三篇”，坚持革命，改造思想，抓阶级斗争等老一套毫无新意的东西。具体措施是建立健全组织、制订管理制度、落实科学种田。
其实，“五七大军”这种组织机构，对拿工资的下放干部还稍有一点作用，对领工分的下乡知青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文革”已把人心搞乱，人心涣散，何来凝聚？至于要求有“五七大军”的生产队在1969年水稻亩产超千斤，又是天方夜谭。尽管当时下放在兴国的干部主要是江西省农林水系统的科研人员，但他们一无科研设备，二无经费，三不知今后路在何方，自然没有科研的积极性。再加上当时兴国自然条件较差，水稻两季合计的亩产也就是六、七百斤。人没有积极性，生产条件没有根本改变，凭空想要有生产的大突破，那无疑是异想天开。
不过这种会议可以让我们在艰辛的劳动中，有几天坐下来休息一下，又可改善伙食，所以还是受欢迎的。
二
在六九年一次公社五七大军学习会上，凭着一口乡音，蕉溪大队的下放干部赵文伯找到我们。他说，听到我们讲广州话，感到很亲切。他和夫人谢祖英同为江苏常州人，但他是五十年代从香港回穗，在广州七中读高中，接着考入江西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后分配在江西农科院工作，夫人是牙科医生。身在异乡，同讲乡音，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从此以后，他与我们成为朋友。后来，他们两夫妇先后调到公社兽医站和公社卫生院工作，我们赶圩大都会去他那里坐一坐，聊天喝茶。我们有病要诊治也方便多了。
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197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全面整顿，“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气氛有所缓和。1975年，赵文伯以其母亲在香港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为由，申请赴港并获批准，此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通过施兴华的关系，我们还认识一个广东人、植保专家阮梓材，其夫人胡惠英是福建人，茶叶专家。他们夫妇同由江西省林科所下放到永丰公社茶石大队。阮梓材曾指导我们如何防治林木病虫害；胡惠英曾指导我们炒制绿茶，给我们讲授茶叶常识。后来，他们都调到县林业局工作，李经世和我在兴国一中、兴国师范工作时都得到他们的很大帮助。
1979年6月，他们调回广东省林科院工作。我们回到广州后，曾与他联系过，但联系不上，不知是否他们又调动到新的工作岗位，还是出了国。
赵文伯、阮梓材夫妇都是热心助人的好人，在我们最艰难的岁月中，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很多温暖，我们铭记心中。但愿他们看到我们的回忆，恢复与我们的联系。
第六部分
我的同学及其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六九年至七○年间，我们这批知青先后担任农村干部、民办教师或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开始在农村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林民解、黄小玲成为大队干部，黎永中、黄永坤、吴幸滚、罗焯祺、简强分别成为专业队和连塘面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出纳，李经世、刘小莉、李日强担任民办教师，黄绮芳去了公社供销社工作，梁延澧、钟均洪和我搞农业科学试验，后来我专门搞生物肥料，再后来我当上民办教师，梁延澧后来在公社当农技员，李民伟负责气象观测和预报，钟碧文开展长白种猪饲养和糖化饲料研究，邓宏锦醉心探索针灸治疗，王成兵成了大队的电工师傅，卓传荪挑担卖鸭仔。
总之，人人都努力做好份内的工作，人人都想在竞争表现自己。因为，绝大多数的知青都不想在农村过一辈子，他们都想在招工、招干、推荐读书、参军等途径中被选中，从而离开艰苦的农村。所以，他们在实现自我的奋斗过程中，也不自觉地推进了农村的发展进程。这也是知青下乡的一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
“小西”是一条狗，但不是时下许多人所养的时髦的宠物狗，它只是专业队的一条看门狗。
专业队坐落在一个朝南的山垇里，前面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再前面是流经永丰的潋江支流永丰河，河上无桥，需涉水而过，过河后是从永丰圩至县城的大路。山垇的右边有一条通往梅溪生产队的小路，路边有一曾姓人家，也养有狗。山垇的右后面叫垇子背，有一条通往豪溪生产队的小路。有灵性的“小西”知道，前面有河，河上无桥，不需要它守；去梅溪的小路，已有狗看；因此，它的任务就是守住垇子背这条小路。每天，天黑以后，它就自己去垇子背旁的小山上设伏，执行守路重责。
一九六九年六月，大队决定我们知青中的王成兵负责竹溪水电站的设计、安装、发电及各生产队电线的架设等一系列工作。从此，王成兵就成了王师傅，在豪溪大队关于“电”的事务，都由他说了算。首先供电的是豪溪、竹溪、梅溪三个生产队，从八月开始，我们就在这三个生产队帮忙拉电线入农户，我们在学校所学到的火线、零线、串联、并联等物理知识终于有了一点用处。电，对于长期油灯照明、手工推笼碾米的农家来说，是十分神奇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能使灯泡发光，机器转动，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以至，在十月通电的第一晚，豪溪村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在电灯一亮后，就在他的长柄烟斗里装好烟丝，凑到电灯泡前，想用灯泡点燃烟丝抽烟。这固然是一个笑话，也反映当时农村的闭塞。
电站的建成和发电，是我们的文化知识在农村得到发挥的一个亮点，我们为豪溪向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一点贡献。知青在农村大多是蹉跎岁月，我们在蹉跎中也有作为，青春无悔。
有电后，每天的供电时间约五小时，夏天七时至十二时，冬天六时至十一时。这样，王成兵每天供电后，都要趁着月色，骑自行车回专业队。在经过垇子背时，因是熟人，“小西”大多不理，或最多是走出来在他脚边表示亲热。
有一段时间，豪溪盛传出现老虎，有人说，某家的狗给老虎咬了；有人说，某晚在山头见到像老虎的动物了；有人在垇子背看到大型猫科动物的脚印等等，一时人心惶惶。笔者认为，以当时豪溪村的自然条件来说，童山濯濯，是决不能藏得住老虎的，否则，也不用正龙拍虎了。说有老虎，应是三人成虎。充其量也就是从深山里出来路过豪溪的金钱豹子之类的东西。
正是说的人多了，王师傅下班回来时，也小心多了，自行车头也装上了照明灯。一天晚上，王成兵骑车从垇子背上坡，正费劲地埋头用力踩，不知“小西”发了什么神经，突然从山头上“呼”的一声窜下来。夜色中，一个黑影从天而降，吓得王成兵以为真是碰到老虎了，他连忙下车，举起自行车就往前砸过去，一砸不中，心正发慌，这时黑影已不动了，定睛一看，才知是“小西”。他只能连骂“死小西”、“臭小西”。扶起自行车一看，龙头砸歪了，车框也不圆了，只好扛起自行车，走路回专业队。“小西”还不知它犯了大错，一路上还跟前跟后地和他亲热，他只能狠狠地踢了它几脚。
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们刚到豪溪不久，有过一次隆冬季节下水运输木材的壮举。
正当我们大战寨下水库的时候，大队将筹建竹溪水库发电站一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在筹建中，要将准备装机用的两根大木材从水库上游运到坝上，直线距离约四百米，水库上无船可用，正是“欲渡无舟楫，徒有羡木情”；若用人力将其抬过来，不要说水库边上都是石岩、丛林，无路可行，就是有路可通，沿库边行，距离约五公里，每根大木重几百斤，那就要十几个壮劳力，大概要两天时间，才能把它们抬过来。几经商榷，最好的办法，利用浮力，把木材放入水里，再用人把它们从水面上推过来。大队书记舒光桂自然想起了我们这伙来自广州的会游泳的知青，一声令下，李民伟、罗焯祺、黎永中、钟均洪等来到竹溪水库边，担当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江西兴国的十二月，已是寒风呼呼，滴水成冰的天气。在水库大坝上作简单的热身后，我们几个就脱衣下水，冰水一激，直透心肺，赶忙游动起来，似乎好受一些。这可不是冬泳，冬泳一般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我们可要在寒冷的水库水中，干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几个先游泳到了上游，与早在那边等着我们的舒书记会合，找到两根已躺在水库边上大木材，舒书记和我们把两根大木材推下水，哪知其中一根还未风干，很重，一下水就往下沉，这可把我们吓倒了，也难住了。幸好舒书记早有准备，马上拿来两根铁链，在岸边指挥我们把下沉的木材吊在浮起木材的下边，收拾完毕，我们几个推着这巨型的木材向坝上游去，游了约近一个小时，来到坝边，坝上的社员用绳索套住木材，拉上大坝，大功告成。
上岸后觉得真冷！大队早已备好姜汤给我们喝，用以驱寒；也准备了白酒，给我们摩擦肌肤，以增加热量，但那时我们年青好强，身体也好，就说不需要了，便回豪溪去了。
三
所谓“执”是广州话，普通话应为“捡”。此人“执”拖鞋只执一只，不执一双，这就奇了。请听在下道来。
此人姓卓，名传荪，绰号“半捞”，南京人氏。身高八尺（乃古尺也，约为今尺之一点八米），为我们这班知青中的高佬，是一猛人，其孔武有力，吃苦耐劳，不避艰辛，尤喜读书，然语言表达则南腔北调。
凡我辈知青中最艰苦的劳动，均有他在其中。如均福山铲岭、均村挑桷子、半夜抢化肥等等，不一而足。此处单表他走圩过县卖鸭仔。
豪溪有养鸭孵鸭卖鸭仔的传统，大队办有孵鸭场，简强就做过孵鸭场的会计。专业队也养有一群鸭子，生蛋后就拿去孵化，是一项较好的副业。也正因为有如此便利的条件，那些孵化不出的“阴蛋”（里面鸭仔已成形，但孵不出壳），当地的老俵是倒掉的，我们则拿回来，用水一煮，把里面鸭仔的毛褪掉，就是很好的补品。
孵了鸭仔，就要有人去卖。卖鸭仔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每次一批鸭仔即将出壳时，就放在鸭笼里，挑到县城，在这里乘车去泰和、吉安、万安、宁都、于都等地（这些地方分布在赣中、赣南），到了那里，鸭仔也出壳了，于是逢圩赶圩，没圩走村，到处兜售，饿了随便在村头圩边吃点东西，白天日晒雨淋，晚上只能睡大车店，吃不好，睡不好，人又累，鞋又费。
卓先生有一个时期就是干这个活，而且干得很好，你能说他不猛吗？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的一天，卓先生据说在万安卖完了几笼鸭仔，刚回到兴国县城。而李经世这天也因公到了县城。两人在街头碰面，一阵惊喜，寒暄片刻，见到又黑又瘦的“半捞”，李经世连忙拉他去饭馆，他说先要找地方把鸭笼存放好，才能进饭馆。于是，两人一路去找地方存放，这时李经世发现卓先生脚下两个人字拖鞋是“鸳鸯”的，尤其右边那只是鞋底在上，鞋面在下的。一问才知，卓先生长途跋涉，鞋子磨损太大，右边的拖鞋早已“牺牲”，无奈之下，在垃圾堆边捡得一只左脚的人字拖鞋，然后将其底面反转，也能凑合。
李经世说，你身上不是有钱吗？怎么不买双新的？
卓先生说，那是公款，不能动。穿鞋是私事，公私钱不能混用。我自己兜里没钱。
这就是“执”只拖鞋闯江西。你说卓先生牛不牛！ 牛得可爱！
第七部分
本节说另一个牛人钟碧文。说他牛，在于他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
兴国有句俗话说，世上三样苦，推笼踏碓赶猪牯。推笼、踏碓那是时间长的重体力劳动，自然辛苦；赶猪牯则是鳏夫的“专利”。鳏夫，孤老头子，没有亲人，人生孤单，生活困难，自然尝尽人间苦涩。还说，赶猪牯者，三代人不必取名。即万一有子嗣，子为猪牯佬，子有子仍然是猪牯佬。可见，赶猪牯是没有人愿意干的事。
七○、七一年， 钟先生在专业队专事饲养员。专业队的饲养场，养有十头猪。碧文同志，每天不仅要清扫猪栏，保持干净环境，更打破当地养猪喂熟食的常规，大力试验用糖化饲料养猪，取得成效，还节约了大量柴草燃料。每当母猪生养小猪，他更是通宵不眠，整夜照料。我们能改善生活，其功劳不少。
俗话又说，母猪好，好一窝；公猪好，好一坡。当地原有的猪种，是小型猪，生长慢，耗料多，饲养周期长，出肉率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打听，知道赣州地区正在推广长白良种猪。我们十几个知青，在大队支持下，借用了一辆货车，从赣州地区农科所搞来一头长白种猪。这种猪是大型猪，耐粗饲，生长快，抗病能力强，饲养周期短，出肉率高，尤其是瘦肉率高，很值得大力推广。
种猪弄回来了，那就要赶出去配种，才能发挥其“公猪好，好一坡”的经济效益。这个问题一提出，马上就“卡壳”了。因为专业队虽有一个鳏夫，但他不愿干，大家也知道他决不会干好，他人太懒了。其余的男丁，不是鳏夫者，就是未婚者，队长也不好指定。这时，碧文先生说，这事我干，我是饲养员，我干最合适。于是，他就成为种猪配种员。
每次他赶着长白公猪出去时，都是昂首挺胸，十分自豪的。他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世俗的眼光，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为豪溪、永丰养猪业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二○○八年十月，我们重回豪溪，发现那里现在所养的猪，大都是长白种或长白的杂交种，这里面应有钟碧文的贡献在内。
今天，成为老板的他，仍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
碧文勇哉赶猪牯，牛！猛！他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更是精神文明的开创者。
五
作为知青，我们有理想、有抱负，都很想把自己的知识才干用于科学种田，为促进农村的发展多作些贡献。平时，我们除了喜欢看小说外，还都喜欢看些农业科技书籍，大队干部和带队干部施庆华教授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们对我们进行引导、鼓励和支持，使我们先后开展了水稻良种引进及培育、病虫害防治、良种猪培育和糖化饲料研究、微生物肥料、天气观测等农业科研活动，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今天的农村，轻农思想仍有相当的市场。人天天都要吃饭，可就是有些人看不起农业和农民，不愿从事农业。现代农业，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才沉下去，象袁隆平那样立足于最基层，从事艰苦的实验和研究，才能推动其发展，才能产生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类的成果。
良种猪培育和糖化饲料研究由钟碧文负责，前文已述。本节专讲水稻良种引进及培育、病虫害防治，此事主要由梁延澧负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八个字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种”是指良种引进及培育，“保”是指植物保护，“管”是指田间管理，我们的科研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梁延澧为人热情爽朗，但对工作是极其细致、严谨、负责，甚至有时有些婆妈，为此一段时期，他的绰号叫“阿婆”。只要是他承担了的任务，那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早稻的催芽育秧，是一件非常细致而又辛苦的工作。催芽时，他每晚都要几次起床测量催芽的温度，低了要烧水保温，以保证催芽的速度；高了要翻箩降温，以防高温烧芽。在春寒料宵的三月，每晚三、四次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可不是舒服的事情。播种后，阴雨天要灌水保苗，艳阳天要浅水育种，风雨天要排水防涝，每晚仍要赤脚下到冰冷的水中多次巡视秧田；若遇长期阴雨烂秧，要及时催芽补播。晚上经常加班，非常辛苦，但他没有要求另记工分；白天照常上工，辛勤劳作，和其他社员一样待遇。这是什么？这是奉献！这是责任！这是一种精神！共产主义精神。
正是他的无私奉献，专业队每年的早稻育秧非常顺利。在引进、培育良种方面，我们充分利用知青的人脉关系，从广东的顺德、博罗、中山、番禺，江西的赣州、南昌，以及浙江、江苏等地引进近百个水稻品种，如有博罗的“黑山”、“千粒穗”，中山的“珍江矮”，浙江的“金垦19”，江苏的“武农早”等。专业队专门划了一块田给我们做试验田，梁延澧给所有的稻种都建立了档案，育秧时单育，插秧时单插，收割时单收单打单秤单晒，然后测量千粒重，计算亩产，分析抗虫、抗病、水肥情况，从中选择适合豪溪生产条件的优良品种。这些工作非常繁琐，非常耗时，但他干得有条不紊，非常投入。
后来，袁隆平杂交水稻培育成功，我们的水稻科研就侧重在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梁延澧反复向农民宣传讲解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的三系配套技术及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深受农民的欢迎。
防治病虫害是提高水稻产量的关键一环。为了准确测报病虫害，他每天都下田查算单位面积里的虫卵数或病害数。一九七一年九月，晚稻抽穗扬花期间，出现严重的虫害，虫情基数达到过去十几年的总和，形势非常严峻。梁延澧在专业队设置了虫情测报灯，及时准确报告虫情。后来，在测报灯的启示下，他发动社员群众在山垇、塅田设置了许多诱杀灯（就是用一个盛满水的大木盘，水中加入少许煤油，木盘中央置一小凳，上点煤油灯一盏，三化螟飞蛾有趋光性，扑向煤油灯，然后跌入水中被淹死）诱杀三化螟飞蛾，再后发展为流动诱杀灯，打了一场消灭虫害的人民战争，保证了晚稻的丰收。
梁延澧不辞劳苦的出色工作为大队所肯定，后来他被推荐到永丰公社担任农技员。
第八部分
六
“秋高平直多小槽”是李民伟《送别有感》诗中的一句。秋高，是指秋季天高气爽；平直多小槽，是高空天气图用语，指天气交流稳定，但还有一些小变化。用气象术语入诗，说明李民伟当时下在进行气象观测研究。
农林业生产与气象息息相关，气象观测为农林业生产提供气象服务和天气预报，有利于科学利用气象条件，合理安排农事活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此，我们开始筹建豪溪大队气象观测站.。
学生时代时，李民伟在广州进行海军民兵训练时学过一些气象知识，在这基础上他又向在气象学校学习过的亲人要来气象专业书籍进行自学，业余时间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兴国县气象站拜师学习，后来大队又派他到赣州地区气象局学习了一个月。
掌握了的基本气象知识后，就要准备建立气象观测站，这要有基本的观测设备和观测场地。我们的筹建工作得到县气象站的大力支持，他们免费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仪器：有专用干湿球温度计、最高温度计、最低温度计和雨量计等。大队对筹建工作也很关心，请木匠按标准做了一个百叶箱。豪溪是个山区，不可能找到一块开阔平整的标准观测场地，我们就在专业队的半山上平整出一块约 10平方米的地方，立起了装有仪器的百叶箱，树起了风向标，放置了雨量计等，开始了气象观测。
气象观测由李民伟负责，他不论是丽日晴天，还是风霜雨雪，每天的八时和二十时，不间断地进行一天两次的定时天气要素记录。同时，根据记录进行天气变化的分析，并结合收听电台的专业天气广播，为专业队的农林业生产提供天气预报服务。平时李民伟还主动向老农请教民间的天气观测知识和谚语，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走千里”、“早雨晚晴，晚雨落得成”、“鱼鳞天，不雨也风颠”、蜻蜓低飞，预示有雨、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等，作为天气预报的参考。
由于有完整的不间断的观测记录，又能运用多种手段进行气象观测预报，且预报准确率较高，尤其能基本满足早稻春播育秧和夏收夏种气候敏感时期对天气预报的要求，李民伟的工作得到社员们的好评和县气象站的表扬，专业队被列为兴国气象站的豪溪观测点，长期为兴国气象站提供观测数据。
人生探索豪溪始
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是高高兴兴下乡的，父母还到火车站送行。在“文革”的风浪中，我的家庭还是平和的。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家中就出现了巨变。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父亲在单位突然被作为资方代理人而揪出打倒，撤销财务科长职务，关进“牛棚”，管制劳动，仅发生活费，父母、弟妹（还在上学）仅靠微薄生活费度日，生活顿时捉襟见肘。
父亲解放前在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做财会工作。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申新老板荣毅仁将工厂迁至广州，父亲为了饭碗，也举家迁到广州，仍在荣老板的广东纺织厂工作。解放后，父亲得到工厂的留用，仍担任财会工作。公私合营后，父亲任广东纺织厂财务科副科长。五十年代末，调往广州化学纤维厂任财务科科长。工作上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就是在“文革”中也是如此，没有参与任何派性的斗争。
对于这种巨变，远在江西的我很无奈，很无助，也知道“文革”中的这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我的希望、我的上进都已成为泡影。我从“骑墙派”一下成为了“黑七类”，充其量也只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后来我才知道，把父亲作为“资方代理人”来整，完全是“文革”中派性斗争的产物，是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一九八○年，强加在我父亲身上的这件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六十六岁的父亲才正式退休。
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寨下水库下闸蓄水，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将发挥生产效益，心里自然高兴。
寨下水库建成后，大队准备在先前建好的竹溪水库修水电站，发电供大队用于稻谷加工和生活照明，改变点灯用煤油，碾米用推笼的落后状况。对这个利在千秋的决定，我们当然拥护。但大队资金匮乏，号召社员捐款，尤其是希望知青捐款。
我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我在下乡时已有手表和照相机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尽管都是父亲用过的旧物，但当地的农民就认为我是有钱的人，起码家底比较富裕。事实上，在家庭发生巨变前，在同时到兴国的同学中，我可能是家庭环境较好的一个。现在，家庭巨变，家里根本无力支持我捐款；而这时我也还未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也没钱捐款。所以，当大家纷纷得到家里的支持捐款时，我只能无所表示。对家里的变故，我又不想说，心里真是有苦说不出，只好用拼命的劳动，压抑自己心里的苦闷。我知道，我在大队干部眼里，是落后的典型了。后来，大队派公社驻队干部高承汉到广州外调我们的情况，了解了我家庭的变故，此事才有所释然。从此以后，对我的安排使用、对我的入党问题，这都是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
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十二月，在县驻大队工作组长余秦钰老师的鼎力支持下，我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赣州师范兴国分部（后改为江西省兴国师范学校）就读，父亲的问题仍是一道关卡。在大队决定推荐的当晚，我连夜打了几个电报回家，请父亲通过单位回电说清父亲的问题。当时父亲虽已恢复工作和职务，但尚未完全平反；父亲办公室虽有电话，但已是晚上，父亲早已下班。我在大队部和公社邮电所整整守了一夜没睡，都没有回电，心情焦急，真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好不容易在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名单马上就要上报之时，终于收到父亲单位的回电，表明父亲的问题即将解决，已不是问题，这时大队才最后拍板，推荐我上中等师范读书，使我正式走上教育工作的道路。
第九部分
一
下乡后，逐渐认识到我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仍处在二十世纪初的水平。如当时的兴国，大多数农户仍用煤油灯照明，甚至有些地方还用菜油或松节照明；走夜路一般是趁着月色，没有月色就用香火示意而没有手电筒；用人工推笼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用油槽人工榨油；手推石磨磨粉等，电和电器用品根本还没有进入广大农家；手电筒的许多农民眼中是相当现代化的电器用品。面对农村现实，我对知青下乡的作用有着与当时大趋势不同角度的思考。
六八年十二月，根据公社“五七大军”学习会议的要求，在公社驻队干部高承汉的主持下，豪溪大队以我们这批知青为主体组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既不能唱，又不会跳，就让我发挥能写的专长，去搞宣传栏。
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队指示宣传栏要在元旦前搞好。我和几个搞宣传栏的同学，用了几个晚上和一个白天，在三十日这天，搞成一个由20张一开纸拼成的大宣传栏。内容大致有毛主席语录、下乡心得、学习体会、欢呼我国试验爆炸氢弹成功、迎接党的九大等。
由于我在宣传栏的通栏上，用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恰好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完全一样，引起高承汉的注意和兴趣，再加上宣传栏图文并茂，显示了我写字和编辑的能力。在这以后，知青中的许多文字工作、宣传工作都交我去完成。因为写材料、编板报等都是躲在房间里进行的，这就与外出参加体力劳动产生了矛盾。宣传工作要紧跟形势，经常要到公社、县城开会、学习，也较多地脱离了生产第一线。农民是最直观的，他们看不到你在屋内绞尽脑汁搞材料的艰辛，而只认为体力劳动是最辛苦的。搞宣传，他们更认为这些东西不能换饭吃，是虚的。这种体力劳动者对脑力劳动的偏见和误解，使我万分苦恼，我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搞宣传、文字工作确实吃力不讨好。在农民眼中，我是一个不能吃苦的人，想方设法逃避体力劳动的人。
而我认为，知青下乡参加体力劳动是必要的，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改造自己也是必要的。但知青不应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力，知青应更多地发挥其掌握一定科学知识的长处，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我认为思想改造和发挥作用并重。不深入接触农民，了解农村，认识农业，就谈不上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但我的想法得不到农民的认同，也得不到一些同学的认同。我常常在苦恼中徘徊，在矛盾中茫然。个人的思索和抗争是不可能抗拒社会的舆论力量的。尤其在“文革”的“左”倾思潮中，你越想表明你与众人不同的观点，你就越会被大家看成是“另类”。要求得生存，先要善于保护自己。好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劳动的价值。“文革”时期，“左”倾的大话、套话说：劳动的意义、劳动的价值是为了全人类解放，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劳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活。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我们的劳动，第一还是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我们参加劳动，挣得工分，才能有生活的基础；第二才是努力为社会增殖财富，为发展社会服务。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最初的劳动是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在劳动过程中改造自然，发展社会。所以，马克思认为，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劳动的时代，就是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时代。那时，劳动就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
在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人都需要劳动，劳动的首要价值仍是为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创造更富足、更美满、更和谐的生活。人，首先要生存，才能有思想。生存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长期在闭塞环境中，发展缓慢的农村，只有改革开放，让农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更好地发展。这也是我下乡的一点收获。
二在县革委会宣传组
由于我和李经世会摄影及冲洗照片，我又能写材料，这在当时的知青中是不多的。六九年二月，县革委会宣传组把我们借调到县里协助搞“农业学大寨”展览会。
我们的任务是白天根据宣传组提供的线索，骑自行车到相关公社、大队了解情况、拍摄照片；晚上则整理材料、冲洗照片。我们利用所住招待所的设备，因陋就简地冲洗、编辑、放大出符合要求的黑白照片。如用两张日字凳叠起来，放入一个小电灯泡，关上房间大灯，控制小灯开关，就是一个简单的曝光暗室；白天则用被子盖住照相纸，利用日光曝光。同时，还写成了一批文字材料。这事大概干了十几天，约在农历春节前结束。
我们的工作得到县革委会宣传组的肯定和好评。但我们太老实了，不会借此机会与领导拉关系以培养感情。说明一方面当时我们确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和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我们的人际交往水平太低。
农历年廿九，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准备放假过年了，我们也准备回豪溪大队了。这天早晨，在县革委会食堂吃忆苦餐（这是“文革”时期流行的教育模式，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当天早晨吃的是白米卷心菜稀饭和烤番薯。我们一看，心里就有些想法了。这比当时豪溪大队一般贫下中农的饭食都要好，比我们“文革”开始时，在五中吃的忆苦餐就要好百倍。那时，我们吃的忆苦餐可真是用野菜、糠和馊豆腐渣熬成的，难吃得很。可见，在“文革”后期，我们的干部作风已开始出现问题。不过，那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认识。
2．培育水稻良种
基于前面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应该主动地出击，发挥知识所长，为加速农村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六九年五月，大队选了部分同学去学习插秧机，我没有被选上，我有些失落。九月，大队又组织黎永中、罗焯祺、卓传荪等同学去均福山铲山，我还是没能去。我想，我应主动找些事来做了。我开始探索农业科学试验。
六九年底，我利用回广州探亲的机会，到广州南岗、顺德杏坛、博罗中岗、番禺大石等地，一方面探访同学，一方面在各地的农科机构寻访良种，以引种到兴国，进行试验。
这个时期，我和梁延澧、李民伟、钟均洪等人，先后引进过近百个水稻品种在专业队进行试种，以其筛选出适合当地水肥、气候条件的高产良种，用以提高豪溪、永丰的水稻亩产。尽管我们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农业科研机构成果的重新验证，但我们感到自己的才智得到发挥，所以是全身心地投入的，是干得津津有味的。
第十部分
3．红花草绿赖根瘤
一九七○年二、三月间，我在一些农科杂志上看到“九二○”植物生长刺激素的资料，这类东西当时又称为微生物肥料，于是开始萌发进行微生物肥料的研究。
由于微生物对一般农民来说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一开始队长不支持，大队书记不表态，我只能利用工余时间，在带队干部 施兴华教授的支持下，悄悄地开始试验。
先是恶补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弄清真菌、细菌的区别，掌握培养基、灭菌室等基本术语，了解试验流程。
然后从赣州地区农科所、兴国县农科所弄来试验样品，在梁延澧的协助下进行试验，以争取发言权。在这过程中，逐渐搞清楚“九二○”实为赤霉菌产生的赤霉素，其可促进植物茎的快速生长。我们在对甘蔗种植试验中，取得一定成效。队长和大队的态度开始转变。
但真正开展试验生产“九二○”，还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只能借用施教授的木炭炉、烧水锅，用反复加热蒸煮的方法，对简单试验用品进行消毒灭菌。其次是没有试管，就到公社卫生院捡来废弃的青霉素针剂小瓶替代。再次是没有充足的脱脂棉做棉塞，就用旧汗衣背心消毒后，裁剪成小方块，包上棉花，缝成布塞，每次用后洗净、晒干、消毒，反复使用。第四是没有专用铂金接种针，经多次试验，终于发现用500W电炉丝做成的土接种针，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解决了设备上的困难后，要攻克的就是培养基的制备。根据资料介绍，“九二○”培养基要用马铃薯、葡萄糖和琼脂。我们用番薯粉代替马铃薯，用蔗糖代替葡萄糖；琼脂是何物，一时搞不清楚，几经周折，才知道县医药公司仓库有琼脂出售，这才最后解决问题。
设备、材料解决了，我们从地区农科所引进赤霉菌菌种，开始生产“九二○”。但要把赤霉菌产生的赤霉素提纯浓缩，技术难度太大，土法生产难以解决。因此在试验上，我们就用赤霉菌原液，由于浓度难以掌握，试验效果不明显。后来又试制过5406抗生菌肥，但其要求温度、湿度较高，没有恒温和保温设备，生产一直不稳定。再后来，我逐渐将注意力转向研究红花草根瘤菌上。
红花草，又称紫云英，种在秋收后的稻田上，来年春耕时翻入土中作绿肥。据测算，每压青2000公斤红花草鲜草，可少施尿素10~12公斤，增产稻谷50~80斤∕亩，同时能提高土壤肥力。红花草根瘤菌用于播种时作拌种用，经过拌种播种的红花草可增产20%~30%。为此，要提高水稻产量，冬种红花草及其提高鲜草产量是极其重要的措施，大队十分重视。红花草根瘤菌剂在公社农资部门也有供应，每瓶2元，每亩要用1瓶，是一笔不少的生产投资。若自己能生产，除供应全大队外，还可出售，既减少投资，又增加收入。所以，我们提出这个课题后，大队立即支持。
这时，我们已通过县医药公司购买到所有生产和检验的必备药品，如磷酸二氢钾、硫酸镁、氯化钠、碳酸钙、酵母粉、钼酸钠、硼酸、重铬酸钾、琼脂、酒精、氯化汞等；通过关系在中学借到500倍~1000倍的显微镜，搞到使用显微镜观察必备的香柏油、刚果红等，可更清楚观察根瘤菌的形态及细胞结构；增添了酒精灯、培养皿、锥瓶等试验仪器，公社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又支援我们一个小型高压锅，彻底解决消毒灭菌问题。然后，自己设计并动手布置无菌室，设计接种箱、人工震荡摇床，请木匠师傅制造，并投入生产使用。
设备、药品是生产的基本条件，为保证产品质量，在施兴华教授的指导下，我主持制订了严格的生产规程。制种→菌种鉴定→回接试验→斜面菌种培养→液体菌种培养→成品制备→成品检验。而且，整个规程的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检验环节，都必须随机抽样进行镜检，确认根瘤菌的菌株、含菌量、杂菌数等。细菌对农民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根瘤菌生产的每一步，都必须把操作规程反复与操作者交代清楚，强调必须按规程操作，并严格监督，才能保证质量。生产菌种、无菌室和接种箱的消毒是保证质量的最重要生产环节，往往都是我自己亲自把关。一九七三年，曾有《江西日报》记者到专业队采访，看到在这个小山村里有如此装备齐全、生产规程严格的红花草根瘤菌生产点，都感到惊奇。
此后，每年的八至十一月，就是红花草根瘤菌的生产季节，产品除满足全大队需要外，还供应周边大队。由于质优价廉（比公社农资部门的便宜），很受用户欢迎。
（附：土法生产红花草根瘤菌的规程：
①无菌室和接种箱的消毒：凡进行无菌操作前，必须对无菌室或接种箱先喷洒来苏儿溶液，再进行硫磺熏蒸半小时；接种箱袖套每次使用后必须洗涤，洗涤后必须置高压锅内消毒后才安装使用。
②生产菌种的培养基和二级培养液必须经高压锅高压灭菌后备用；装有培养基的试管或青霉素小瓶须在灭菌后趁热摆成斜面。三级泥炭土必须经筛、磨、成型、晒干等工序后，再用大蒸筒高温灭菌消毒后备用。
③接种必须在无菌室的接种箱内，在无菌的条件下进行；菌种使用前必须经镜检合格后才可以用于扩大接种。
土法生产红花草根瘤菌的工序流程：
①制种：从生态良好的红花草根部选取肥大、饱满、粉红色的根瘤（用干草也可），用水冲洗干净，再用无菌水或冷开水冲洗，用滤纸吸干后，放入75%的酒精溶液中浸泡2分钟，再用0.1%氯化汞溶液浸泡5分钟，用无菌水或冷开水反复冲洗干净，备用。将备用根瘤在接种箱内（无菌条件），置于已灭菌消毒的培养皿内，用酒精灯消毒镊子后将根瘤压碎；将挤出的液体接种到斜面试管内，室温培养（约25~ 26℃）；长出菌落后，进行平板稀释分离，将单菌落接种到斜面培养基上，反复稀释分离，最后获得单菌菌株，接种到斜面培养基上保存备用。因无冰箱保存菌种，制种工作要经常进行，以保证获得健壮菌株。
②鉴定：为保证分离出的菌株是红花草根瘤菌，必须对菌株进行鉴定。先肉眼观察菌落外观是否圆形，边缘整齐，稍突起；革兰氏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是否为短杆状、无芽胞的革兰氏阴性菌。
③回接实验：将红花草种子用75%的酒精溶液浸泡5分钟上，再用0.1%氯化汞溶液浸泡5分钟，然后用无菌水或冷开水冲洗4~6次，用灭菌滤纸吸干。将消毒过的种子放在灭菌湿滤纸上，置室温下催芽。把分离到的红花草根瘤菌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发芽的种子上，在无氮培养液中培养。与无接种的植株对照，回接所用的根瘤菌对其寄主红花草全部结瘤，接种植株干重比对照显著增加，则可证明分离出的菌株是红花草根瘤菌菌株，可用于生产。
这一试验周期较长，一般土法生产每个生产阶段做一次。
④斜面菌种培养：将配好的培养基装入试管（也可用青霉素小瓶）或锥瓶中，塞上棉塞（可用旧汗衫包棉花做成塞子，可反复多次使用，以降低成本），放入高压锅中加压灭菌30分钟，趁热摆成斜面，冷却后接种。接种前对无菌室、接种箱进行无菌处理后，将待接种培养基放入接种箱内，然后在接种箱内的酒精灯火焰旁取下原种及待接种培养基上的棉塞，接种针在酒精灯火焰上稍灼烧片刻，冷却后用接种针挑取原种少许，在待接种斜面上划“之”字形，塞上棉塞，置室温下培养3~4天。观察到斜面菌苔丰满，表面湿润光滑，无色透明或乳白色，无气味，则为正常。每批斜面培养基均需随机抽样，进行镜检，以保证质量。确定斜面菌种生长正常后，则可用于进一步生产。
⑤液体菌种培养：将配好的液体培养液装入1000毫升的大三角瓶中（土法生产可用大口玻璃瓶），每瓶装入液体500毫升，塞上棉塞（大口玻璃瓶，可用棉纱布包扎封盖），高压灭菌，冷却后接种。在无菌室接种箱内，在酒精灯火焰旁，将无菌水倒入菌苔生长丰满的斜面培养基内，再用灼烧过的接种针把菌苔从斜面上刮下，轻轻搅拌成悬浊液，快速倒入液体培养基内，一瓶液体培养液用一试管斜面培养基，塞上棉塞或包扎好瓶口。在室温下震荡培养3~4天（土法生产用自行设计的人工震荡床，上下两层，一次最多可震荡160瓶。连续生产，注意要分日期分区摆放培养液）。观察到菌液浓稠，闻之有醇香气味，经镜检合格后，就可用于拌土生产。
⑥水稻土的加工处理：根瘤菌一般适宜于湿润、有机质丰富、通气良好的土壤中。泥炭土是一种理想的培养基。没有泥炭土，可用水稻土。但水稻土过于潮湿，易粘结成团，国此要加工处理。取来水稻土后，先晒干，再粉碎，筛除杂物（如水稻、杂草根茎、石块等），添加必要的营养成份后，造粒阴干。经处理后的水稻土，装入玻璃瓶内，每瓶装土一千克）高温灭菌消毒（土法生产可用蒸气消毒）备用。
⑦拌土生产：在无菌室接种箱内，将培养好的液体菌种倒入处理好的水稻土里，每千克土加入菌液50毫升，吸附摇匀，盖上已消毒灭菌的瓶盖，产品制成。
⑧产品抽检：对制成产品随机抽样镜检，合格，即可交付使用。）
一九七二年，兴国发生大面积的松毛虫灾害。在县林业局的指导下，我们又用这套设备生产了松毛虫白僵菌，进行生物防治。白僵菌生产原理与根瘤菌大致相同，只是培养基成分稍作调整。
难的是其吸附载体要用松毛虫干粉，而不是用水稻土。于是，发动社员捕捉松毛虫。松毛虫的毛有毒，粘在皮肤上，引起皮肤红肿瘙痒，造成接触性皮炎。社员都用夹子去抓松毛虫。我却不知道什么原因，皮肤对松毛虫一点也不过敏，用手抓松毛虫都没有任何反映。于是，抓回的松毛虫由我统一处理，用一口很大的平底铁锅，把松毛虫烘干，再粉碎，制成白僵菌载体。白僵菌投入使用后，有效地抑制了松毛虫的发展，保护了马尾松的生长，得到县林业局的好评。
随着生产扩大，钟均洪及县城知青肖建春、回乡知青陈昌全先后加入到生产制造根瘤菌的行列，技术得到传播和发展。
4．天地君亲师为尊
“文革”时期的办学思路是要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的家门口，所以，村村办学校，造成教育资源的分散。为此，那时的村学里，大多只有一个老师，实行复式教学，即一个老师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几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实行交叉式的讲课，没有轮到听课的学生就自主自习。这个老师也要是全能老师，语文、数学、思想品德、音乐、体育、美术、自然都能教。其实，“文革”时期的乡村学校，虽有统一教材，但无统考，无统一的质量要求，社员对子女的也是能识字和算数即可，所以，教学也就是上语文、数学为主了。
我分别在竹溪、梅溪、连塘面生产队担任过民办教师。竹溪、梅溪等村学，由于队长比较重视，生产队也稍为富裕，学校的设备就较好，黑板比较正规，课桌椅较为统一，粉笔、墨水也能保证。而连塘面因生产队较穷，小学就差多了。教室墙壁黑不溜秋，似是人家过去的厨房，光线十分不足，黑板仅是一块长一米、宽六十厘米的小黑板，没有课桌椅。在泥地上立两个木桩，上面搁块木板即是学生课桌，两、三个泥砖垒起，即为课凳。电影《凤凰琴》中的相关情景，绝非虚构！于是，我自己出资五元，在永丰圩上请木匠重新打造了一块长3米，宽1.2米的黑板，在当时是个大数目。又反复动员家长，让他们把家中的一些桌椅搬来学校供其子女用，子女毕业再搬回家。这些杂七杂八、不统一的桌椅，总比泥砖强。又到生产队弄来一些石灰，自己动手把教室墙壁刷白；把学校旁边一段旱河沟平整一下，作为操场，学校才正式开学。在连塘面小学，我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教师，还是校工和炊事员（因有些学生住得较远，中午带饭到学校吃，我要帮他们把饭蒸热），所有事，“一脚踢”。
学校不收学费，社员也重视教育，但因为贫穷，孩子多（没有计划生育），每到学期开学，教师还得挨村挨户地去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当时要求入学率占适龄儿童的90%，其实都不能完成。动员男孩子入学还容易些，动员女孩子入学就十分艰难。有的干脆回答说不读；有的今天送来，明天又不来；有的则是带着弟弟、妹妹一起来。至于课本费，也是十分难收齐的。社员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又怎么能有钱交课本费呢？不足的课本费，只能由教师垫付，在我微薄的民办老师工资中扣除。
不过，社员群众对老师是十分尊重的，逢年过节办喜事，都要请老师坐上座。尽管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只是认识几个字，会算最简单的数，但对不听从老师教育的孩子，他们都支持老师的严格管教。我在梅溪小学任教时，有一个学生在上午上课时讲话，无心向学，我批评他，他还顶嘴。课后，我留他谈话，他欲逃跑回家，在争执中，他手中的一根小棍子无意间敲打了我的手表（当时手表是贵重之物）。他的这些行为被其他孩子报告给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十分愤怒，认为他顶撞老师，破坏纪律，要严加管教，于是，到他家里把他抓来关在牛棚里。这可不是“文革”中，各单位私自设立的，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这是真的牛棚，里面又黑、又臭、又湿、蚊子又多，生产队长还规定，不给他饭吃，让他喂蚊子。
下午，我去上课时，听到此事，立即找生产队长做工作。
生产队长说，我们曾氏的祖先曾国藩老先生一直讲耕读传家，要尊师重道。而且，天地君亲师，天地太远；毛主席又在北京，管不到这些小事；亲即父亲，他父亲不管；老师就为尊。这小子不尊师，这还了得，非惩罚不可。
我说，批评教育是需要的，但也不能惩罚，尤其不能关牛棚。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攻心为上，要跟他讲道理，让他心服口服。而且，你关他一下午，下午的课就耽误了，以后还要补。
生产队长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都敢打，以后怎样做人？一定要惩罚，让他记住。经过反复工作，生产队长才同意把他从牛棚里放出来。
经过此事，我深切体会到，贫下中农尊敬老师，那是他们对知识的尊敬和渴求，他们追求知识，希望他们的下一代掌握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
5．当工作组员的经历
在永丰豪溪时，我还有过短暂的被借调到公社当推广棉花种植农技员的经历。其实，我对棉花种植仅是一知半解。对棉花春季的育苗、灌溉，夏季的打杈、除虫，秋季的保桃、采棉等统统都不懂。培训了三天，就匆匆地茫然上任。由于据史料记载，此前兴国从未大面积种过棉花，大家都不懂，我就可按书本上所说，照葫芦画瓢地到各个大队进行指导。另外，就在豪溪大队茅塘生产队找了一块棉田作观察实践基地，发现问题，再翻书提出处理意见，因没有实践为基础，很多时就变成“空对空”。正因为如此，此事也就做得不怎么样。
再加上“文革”时期的路线斗争，专业工作要为中心工作让路，我也就经常被派到一些大队搞中心工作，做驻队工作组员，于是和别的同学相比，又有一些不同的经历。
如到茶石大队搞阶级清查斗争。一晚住宿在大队部，吃过晚饭大约已是九时多。农村夜晚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队书记和我告辞时说，夜间不要到处走，怕有什么肮脏的东西。我一时也不明白他所说的话，在煤油灯下看了一会书，就睡了。半夜内迫，起床准备出门去解决问题。一开门，只见门外地上盘着一盘盘的十几盘东西，就着月色，定睛一看，好象是蛇，大吃一惊，立即关门，在门角的尿桶上草草解决了事。因本人最怕蛇，再睡也没有睡好。第二天，和大队书记谈起，他说：“我所指的肮脏东西，就是指蛇。”又说：“这是银环蛇的幼蛇，若捉来烘干，可卖五元一盘。可惜我没有碰上，否则我就发财了。”须知，当时鸡蛋才5分钱一个，米1角3分钱一斤。十几盘蛇，可卖五、六十元，当然是发财了。
又如到永丰大队船溪生产队搞制止偷伐木材的斗争。其实该队所属山头的树木早已被砍伐得差不多了，只是其地处兴均公路的路口，是社员、村民从均村偷伐、偷买木材出山的必经之道，所以要在这里设卡检查。我的任务就是监督队长设卡，平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这个队是个半山队，土地基本是半山上的层层梯田，住房分布在山腰至山顶。正是七月大忙季节，要把收割的稻谷从山腰挑到山顶的生产队仓库，每担一百多斤，步步上山，真是辛苦；尤其是还要经过一段长约十米，只有一脚宽的石道，它一边靠着山壁，另一边是一米多高的悬崖，十分惊险。
夏收夏种大忙后的十月，又被派到西山大队抓林业生产。它是永丰公社最边远的一个大队，离永丰圩约五十里，与万安县、赣县交界，不通公路，甚至自行车也骑不进去。邮递员送信也是骑车到与它交界的社背大队后就弃车步行。
大队范围内植被良好，林木森森，空气清新，用今天的话说，负离子很多，是休养圣地。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天，每天跟着大队书记跑山，认识许多奇花异草，也吃过一些山珍走兽。一天，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大队长跑来说，发现了野猪，邀我一起去打野猪。我知道，野猪不好打，一枪不中，它发起狂来，比老虎还凶，我有些怕，就找借口推搪。大队长说：“又不是要你去打，只是请你去看。”我就跟着他上山了。原来，他已组织了十几个人，人人手上都拿着火铳，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这头野猪。他见各人都准备好了，就用手电筒统一指挥，他一亮电筒，十几把火铳一齐开火，一下就大获全胜。大家把这口有二、三百斤的野猪扛回大队部，烧水褪毛杀猪，然后平分。此地习俗，打到野猪，见者一份，所以我也分到一份。我说：大家分到的，拿回家去；我的这份，现在大队煮熟，大家打牙祭，皆大欢喜。
我在西山大队住下后的第五天，公社林业助理来到西山，邀我与他一起去万安出席一个三县林业联防会议。我们第二天起了个早起，带上干粮，步行出发，从西山大队到会议地点万安县武术公社大约有八十里山路。一路上，我们爬山涉水，走过茅草覆盖的小路，要从路边折来树枝，撩起茅草才能通过，据说过去是老虎出没之处；看到有水桶直径粗细的大毛竹，有四、五个人围不过来的百年老杉树；涉过清澈见底，以为不深，一下去水深过腰的小山涧；听到山间的叮咚伐木声，但不见人影；登上脚踏三县的山峰，一览众山小。山路人迹稀少，村落罕见。中午在山头见缭缭炊烟，但不见山村人影，不闻鸡鸣犬吠。一路上见的茶亭，茶亭里有清水、大米、咸菜和柴火，免费供路过且有需要的人使用，是附近山村村民所做的善事。清水、大米、咸菜、柴火都有人定期补充或更换，反映了山里人纯朴的民风。
从早晨七时开始出发，到目的地是下午的六时，走了十一个小时，只是中午在一个茶亭里草草午餐，休息了一会儿，到武术住下后，就连去吃饭都不想动了，太累了。两天后，会议结束，原路返回，到了西山，不感到太累，大概是回程较熟悉的缘故吧。
七二年夏，兴国全县发生严重的松毛虫害，县林业局的南昌下放干部阮梓材想借机把我调到县林业局，于是指名借调我到县林业灭虫队。灭虫队先后在全县松毛虫害最严重的永丰、东村、埠头、长冈、古龙岗等地用汽油喷雾器喷洒药粉灭虫，一天下来，人的全身都粘满白色的药粉，只有戴了口罩的嘴唇边不是白的；衣服上汗水和药粉结合，结成一层厚厚的壳，人十分辛苦。但最终因指标编制问题，我还没有调成。
大队书记二三事
豪溪大队党支部书记舒光桂是豪溪村人，其兄长为长征干部、老红军，曾任毛泽东同志警卫员，建国后官至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舒光桂书记除熟悉农业生产，有精堪的生产技术外，大概接触上层较多，他对知青下乡、“文革”中疯狂的个人崇拜、农村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做法。在我们下乡的岁月中，他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和教育，使我们在劳动锻炼和发挥作用的同时，思想上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对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有了不少新的认识。
一
在我们抵达豪溪大队的第二天，大队即就如何安置、使用知青的问题召开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长联席会议。舒光桂书记讲话：“这批广州来的学生，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到农村干革命的。他们来到兴国，是希望在我们这片老革命根据地上，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学习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以增长才干，经受锻炼。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欢迎他们，帮助他们。同时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用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搞好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式大队。”
接着他说：“他们是自愿到兴国来插队的，目前思想是稳定的。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他们安家。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个负担。各生产队，尤其是豪溪生产队，在他们的菜地未种好之前，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的吃菜问题。除用他们的安置经费购买一些外，可要求各家各户每天轮流义务提供，必要时由生产队给提供者记回一定工分。另外，要教会他们使用农具，参加生产劳动。此外，还要关心他们的住房、烧柴、用水、晚上的照明等问题。准备给他们每一个人打制一个樟木箱，以收储衣物。”
他还说：“这批学生始终是国家的人，现在我们接纳他们，既是为国家分忧，也是为国家育人。现在我们要发挥他们的长处，加快豪溪的建设。将来，国家需要他们，我们也决不阻拦，高兴地将他们输送给国家，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今天看来，舒书记这番话颇有远见、颇为深刻。他辩证地领会了毛主席关于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结合道路和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的深刻内涵，结合农村工作实际，既解决我们当时的实际生活问题，使我们安心农村；又对如何教育、使用知青作了通盘的考虑和安排。
当天，舒书记也召集我们开会，他要求我们“要尽快适应农村生活，如吃辣椒、烧柴灶、挑水吃等；要尽快学会豪溪的语言，才能尽快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在红色的土地上，炼红思想，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立新功！”
二
“文革”时期，在盲目个人崇拜的氛围下，兴起了吃饭要先进行“餐敬”的活动。有点象基督教徒领受圣餐前要祈祷一样。在一般的家庭中，大多是没有搞的。但召开会议、进行工程会战等活动时，这是必须进行的一项活动，以示向毛主席表忠心。其形式是，每次吃饭前，都要先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手持“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用力挥动，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形式搞完，才可吃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我们参加修建豪溪生产队寨下水库的会战。在公社化的条件下，这场会战，大队不仅调集了豪溪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还调动了其他各个生产队的精壮劳动力，在水库的大坝上摆下战场，架起广播，互相挑战，集中起伙。这样，“餐敬”自然难免。吃饭钟一响，大家集中在一起做“餐敬”，人多势众，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但若有人因事迟到，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单独“餐敬”，其场面极为滑稽，也非常尴尬。于是，有些迟到的人，就不愿单独“餐敬”，炊事员自然不敢给他打饭。路近的悄悄回家，对付一餐，路远的就只好饿肚皮。
大队舒光桂书记知道后，在一次工间休息时对大家说，我们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出自自己的内心，要把对毛主席的热爱落实在“农业学大寨”的行动中。“餐敬”、“早请示，晚汇报”是表面、形式的东西，我看可以不搞。我们不搞形式主义、虚假表面的东西。不吃饭怎么能搞好生产呀！自此以后，“餐敬”、“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在豪溪大队就没有了市场，被全部取消。
在“文革”的背景下，他讲出这番话，作出这样的决策，除了需要勇气、需要胆识外；也说明他对“文革”的一些极“左”做法，已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不赞同极端的个人崇拜，源自他质朴的对中国传统和谐社会的认识，本质上是他以人为本价值观的体现。
三
专业队在三月组建，正是农村蔬菜青黄不接时期，当地称为“断菜帮”。这时秋天种下的白菜、大菜（大芥菜）、萝卜等已吃得差不多了，春天要种的茄子、辣椒、豆角等才育秧。而且，在我们去之前，专业队根本就没有种菜。我们的一日三餐靠当地老俵送的一点南瓜、芋头等干菜度淡，或靠当地社员从家里带来的腐乳、酸菜佐餐，或到永丰圩买一些菜将就，有时就直接用盐拌饭。有时几天都见不到一点绿色的青菜，吃菜十分困难。
一天，我们在翻地时，经当地社员的指认，发现靠山脚的一块荒地里长有野韭菜和野藠头，我们很高兴，采了一些回来，让炊事员加工，终于吃上青菜了。虽是野菜，毕竟是青菜。我们把这块荒地好生呵护，希望能用野菜帮我们熬过“断菜帮”的日子。
谁知才过两天，野菜就被毁了。原来，金龙放马把野菜全吃掉了。金龙，大名叫刘济鑫，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据说未婚，上中农成份，平时较懒。把他安排在专业队，就带有照顾的性质。
他在专业队的主要工作是放马。这匹马不是普通的畜力马，而是专为婚嫁喜事服务的专用马。兴国是山区，尽管县城到公社有公路，公社到大队有大路，但大队到生产队或生产队之间的道路就多是田间小道。当时不要说小汽车，就是拖拉机、自行车也不多。公社书记上县下乡，也多是骑自行车；较富裕大队的一、二把手才有自行车。“文革”期间，农村嫁娶废除了新人坐轿的礼仪，但又少有车辆，农民创造了变通的方式，新娘骑马过门。有婚嫁活动时，金龙放的这匹马就可供租赁。他充当牵马人，给专业队带来现金收入，他自己则挣个大餐吃。
金龙放马毁野菜发生后，我们很气愤。认定他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是有意破坏知青下乡的行为。当晚就开批斗大会，给他上纲上线，说他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文化大革命，把他打成坏分子，列入黑七类，吓得他屁滚尿流，低头连连认错。最后，我们还决定对他罚扣工分和监督劳动。
现在回头再想这件事，我们当时是做得过火了。平心而论，金龙应该不是故意放马吃野菜的，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最初他也是这样解释的。只是我们用经过“文革”锻炼的那种阶级斗争思维来思考判断问题，才将事情上纲上线，闹得风风雨雨。专业队里知青最多，队长肖家湧怕我们，也就支持我们批判金龙。
舒光桂书记听到这事后，没有表态，也没有批评我们。到这年年底过年时，舒书记听说金龙没有猪肉过年（当时农民是没有肉票的，要想吃肉，就得自己养猪；或用现金向宰猪过年的人家买一点），就亲自从家里拿了一斤猪肉给金龙过年。他既用无声的行动，告诉我们批判金龙大可不必；又真实地体现了他的人本思想。他认为人人都有过好生活的愿望和权利，过年吃肉天经地义，是人的权利。为此，每到过年，他都关心全大队每家每户的生活安排，尽力保证家家户户欢乐过年。用今天的思想来看，这是一种促使社会和谐、安定发展的理念。
四
为解决专业队的吃菜问题，大队专门从社背坑生产队调一个会种菜的妇女凌检妹到专业队专事种菜。她又称检妹子，四十多岁，朴实纳言，从言行举止、衣着打扮看，没有我们印象中的地主婆的形象。
当初，我们得知大队调一个地主婆来给我们种菜时，很有意见，认为大队立场不稳，没有注重阶级斗争，还担心她搞破坏，搞阶级报复。
舒书记知道我们的想法后，特意找我们谈话。他说，凌检妹是地主老婆不假，但她菜种得好也是事实。在全大队的妇女里她的种菜技术是有得比的。我们用人，是用她的技术，发挥她的特长。党的政策也是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我们不能只看阶级出身，也要取其技术特长。我们相信她已改造好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更何况她也是苦出身，没有经过田地里的亲身实践、艰苦劳动，她能掌握这么一手技术？她老公的地主成份，是解放初土改时划的。她老公的家庭，在一九四几年时也不怎么样。但家庭兄弟多，劳动力强，全家合力打拼，节俭生活，积聚了一些钱财，陆续购买了一些土地，至一九四八年约的二十多亩，又雇佣了几个佃农，就成了地主。他这个地主是劳动起家的。
听了书记的这番话，当时我们都有些吃惊。地主、资本家劳动致富论，在过去的课堂教育中、在“文革”中都被批判的，是否定的。但现实生活中，又确有这样的事例。怎么理解呢？当时我们想不通，只是勉强接受。
回头来看，舒书记当时的谈话，第一说明了党的政策，第二说了他的用人之道，第三辩证地分析了一部分地主在发家之前，都是通过辛勤劳动积聚财富的。这些话，在当时也只有他能说、他敢说。我们在农村的生活实践中，在与农民的接触中，认识了农民朴实的辩证法，认识到农村干部的高明务实，也开始认识中国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现状。认识土改的着力点是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把生产力从封建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今天，党中央提出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在我心中都能引起共鸣和深思。知青生活给我的人生留下深刻的影响。
自从检妹子到专业队种菜后，我们的吃菜就再无后顾之忧。她按不同的时令季节种上不同的瓜菜，还在田头、屋角挖土种南瓜、丝瓜、扁豆（当地叫眉豆）等，每天挖土、施肥、浇水，忙个不停，还要安排瓜菜采摘，劳动非常积极。她施肥绝对用农家肥；治虫用手捉。有时，我们看见菜长得慢了，要给她上点化肥，她拒绝，她说，瓜菜用了化肥不甘甜；或看见菜上虫子多了，要帮她喷点农药，她也不同意，她说，菜天天要吃，喷了农药就不能采摘，还是辛苦些用手捉吧，况且鸟也能帮忙捉虫，还真有点环保意识和生物防治观念。她种的菜，绝对是绿色食品。
五
“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城市有所谓“红五类”和“黑七类”之分，农村有贫下中农与地富反坏右之别。农村被划入另册的人，平时在生产队参加劳动，获取工分，以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若不是当地社员特别指认，我们根本分不清农村中的地主、富农或坏分子。这些人的形象与我们从书本上得来的地主、富农、坏分子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如凌检妹的老公是一个头上长了个大包的小老头，绰号“包脑”，他行动迟缓、语言木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看都不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那样刁钻狠毒。又如专业队后来来了一户外来户，叫谢鹤麟，说是地主的儿子，其母则是地主婆。可是，他们初来时，还要借别人的房子住。谢鹤麟二十来岁，各种农活都懂，什么重活、脏活都干，干活非常卖力，而且干得很好。怎么看也不像养尊处优的地主仔。农村的实际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对我们在“文革”中形成的“阶级斗争为纲”观念产生更大冲击的是舒光桂书记的一些做法和说法。
尽管每个月，大队都要集中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一次训话，并安排他们从事义务性的公益劳动。但舒书记对这些人的生活还是十分关心的。如安排凌检妹到专业队种菜，既发挥了她的专长，又保证了她的收入（每天可记8个工分，这是当时当地中年妇女一天最高的工分）。因“包脑”有些弱智，劳动力不强，收入不保证。又如前所述，舒书记要求全体大队干部保证每家每户都有猪肉过年。他除了给金龙送过猪肉外，有一年也给“包脑”家送过猪肉。对此，我们十分不理解。他说：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人，不能因为他们成份高，就剥夺他们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他们过去干过坏事，现在已被改造，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都是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所以他们也应该和大家一样过好年。
这些平淡的，充满人本思想的话语，没有高深的哲理，体现朴实的农民理念，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再如，谢鹤麟来专业队不久后，与邻近的梅溪生产队的一位姑娘谈恋爱了。姑娘出身贫农，于是梅溪生产队队长怎么都不肯出证明，让她与谢去登记结婚。理由是贫农的女儿不能嫁给地主的儿子，而且谢又没有房子。
舒书记知道后，亲自到梅溪做工作，他告诉梅溪的曾队长，谢鹤麟身体健壮，又勤劳肯干，争的工分很高，是一把好后生、好劳力，姑娘嫁他会有幸福的。然后又幽默地说，贫农女儿不嫁给地主儿子，那地主儿子只能找地主女儿结婚，婚后他们生下的又是地主子女，那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地主阶级呢？地主阶级不消灭，又怎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详实的介绍，风趣的话语，解开了曾队长心中的疙瘩，终于开出了证明，让姑娘与谢去登记结婚，领取结婚证。
舒书记又立即批了一块土地给谢鹤麟，让他建房，准备结婚。于是，谢在完成专业队的劳动任务之余，积极打土砖、备木料，半年后就建成了房子，完成人生大事。
这事也说明舒书记目光长远，对党的政策理解深刻。他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从人本的立场出发，立足实际，高水平地解决了地主儿子与贫农女儿的婚姻问题，促使农村的和谐与进步。
后来，我学习历史知道，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已基本上解决了阶级矛盾问题，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联系知青的实际生活，反思“文革”的“阶级斗争为纲”，更觉其荒谬。实际上，农民，尤其是农村的基层干部早已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给予不露痕迹的纠正。舒书记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具有解放全人类的胸襟和朴素人本思想与普世价值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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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4 19: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