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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李冬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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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8 01:15: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书归正传。1977年冬,中国的政治气候像天气一样寒冷,但是,地火在燃烧。围绕邓小平的复出问题,中央内外的斗争十分激烈。
  当时积极呼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人很多,大都是老革命家、老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们,说干脆点,造反派不多,但并不是没有,本人就算一个。
  本人虽因“吹捧”老邓挨了点整,但比起李冬民来,差远了,小巫见大巫也!李冬民文革中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四.三”派的头头,铁杆的小造反派,后来当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一样。
  李冬民后来上山下乡,又当了兵,入了党,复员后分到西郊一个工厂当了工人。他在内蒙插队时认识了北航学生李明义和王如山,交了朋友。而李明义和王如山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是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文革中我同李冬民本人不熟,仅见过一次面。
  文革后期,李冬民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主张保邓小平,支持邓小平上台。李冬民保邓小平还有自己的理论,似乎叫什么“第三道路理论”。
  一天,老同学王如山从内蒙探家路过北京来看望我,并交给我一封李冬民的信,让我转交李明义,因李明义当时不在北京,这封信我看后就处理了。
  李冬民在信里谈了倒华(国锋)拥邓(小平)问题,并谈了他的想法,行动纲领和战略战术之类,当时应当算是一封反革命信,如果落到华国锋手里的话。
  李冬民既说又干,他到处联络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准备大干一场。李冬民等人首先在北京市委静坐、“闹事”,又去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上台。
  1977年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李冬民组织人马在天安门广场刷出大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件事顿时轰动了北京市。“英明领袖” 华国锋和北京市负责人吴德立即把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下令逮捕李冬民极其同伙。
  李冬民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许多秘密和朋友们的地址电话,其中就有王如山、李明义等人,谢天谢地,那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李冬民乘公共汽车时,书包不翼而飞,里面有他的绝密笔记本。
  李冬民万万没料到,偷他书包的不是小偷,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到了厂里,李冬民被叫去参加一个大会,在会场上,他突然被两个便衣警察押上台去,台上立即挂出了“批斗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大会”的标语。
  不久,北京市委向全市公布了“关于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
  当时,我正在厂里劳动,李冬民案件与我毫无关系。
  公安局很快把李冬民的“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包括我老同学王如山、李明义在内,皆被抓了进去。李明义是在东北某医院里父亲的病床前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李刚被抓走,其父便断了气。王如山是从青海抓到北京的。
  李冬民等人在监狱里受到了十分不友好的待遇,据公安局整过李冬民的某警察吹牛说:“到了我们手里的家伙,没有好汉。李冬民被我们三下五除二,就趴下了。”
  这话对李冬民是极大的侮辱,把人捅死骂人家肉皮不结实,这是标准的强盗逻辑。
  一天,我又被叫到了738厂保卫部。
  刁部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戴维堤,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你怎么净惹事生非?今天市公安局找你有事调查,你要好好配合。”
  我一看,两位警察坐在那里,竟然没有我坐的地方。
  “姓名?”一个警察问。
  我听清了,没有答理。我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
  “问你话呢!老实回答!”
  我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地说:“请问,今天是外调,还是审问?”
  保卫部长继续皮笑肉不笑,“别误会,是外调,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李冬民的事,你不要紧张。”
  不料那个警察仍然蛮横地说:“外调也好,审问也好,你都要放老实点。”
  “你先放老实点!”我顿时站了起来,扔掉烟头,指着他说:“这里是738厂的办公室,不是你们公安局的予审室,有本事你们先把我拷走!”
  这时,陪同来的我的科长老王看不下去了,为我抱不平说:“你们外调怎么这样?戴维堤是我们的职工,我们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你们不是外调吗?你们今天是求他来了,怎么这样谈话呢?”
  警察不情愿地说:“对不起,我们习惯了。好吧,坐下谈吧!”
  这还差不多。
  “认识李冬民吗?”警察问。
  “算是认识吧,文革中见过面,但没有打过交道。他不认识我。”我如实回答。
  “知道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案’吗?”
  “听说了。”
  “李冬民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愰子,反对华主席和北京市委。他给了你一封信,有这事吧?”
  “有,但不是给我的,是让我转交别人的。”
  “别人是谁?”
  “有必要说吗?”
  “不就是李明义吗?他早被抓起来了,你还保他?”
  “本人不知道李明义有什么问题。”
  “王如山认识吗?”
  “认识,老朋友了。”
  “信是他给你的?”
  “没错。”
  “信呢?”
  “烧了。”
  “你不配合我们?”
  “谈不上配合不配合,该配合就配合,想配合也配合不了,烧了就是烧了。”
  “信的内容是什么?”
  “记不太清了,好象是拥护华主席、打倒邓小平之类的内容吧!”
  “你说反了吧?是拥护邓小平、打倒华主席吧!”
  “这话可是你们说的。”
  “看来你确实不想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回忆一下,把信的内容回忆一下,写一份材料给我们。”
  “可以。没做亏心事,不怕--”下面的三个字没说出来。
  警察又问了其它一些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
  实事求是地说,公安局的同志都是好人。他们与我无冤无仇,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们专整坏人,保护好人,为党为国为民工作不容易,有时还会遭坏人杀害。但是他们正因奉命行事才总出问题,上面错了,他们就错,常把好人当坏人整,而且往死里整。
  李冬民事件,搞得很大,中央发了文件,华国锋、吴德多次批示,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抓了许多人。李冬民他们在监狱里受了不少罪。
  北京市某些人整人特有办法,怪不得文革以来北京市一把手宝座总是不稳,这叫做天报应。(注:现领导人除外。)为了致李冬民他们于死地,坚决反对邓小平上台,北京市某些人竟然栽赃陷害,故意把李冬民要在天安门“4.5”纪念日时发动数十万人拥邓上台的“邓小平”三字改成“王洪文”。这一改,事情当然就不太好办了。
  作为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四三”派的头头,李冬民帮助邓小平改写了历史。
  李冬民等人是民间“倒华、拥邓”的英雄代表。
  李冬民事件,对老邓们采取果断措施起了催化作用。
  李冬民事件,最终以华国锋、吴德等人的下台而告终。小人物斗倒了大人物,这又是一个特例。
  李冬民立了大功,平了反,按说应该混个“官”当当,但据说他既未升官也没有发大财。这就对了,革命者本来就是无私的。
  李冬民后来自己办了一个“社会研究所”,以维持“生计”。
  李冬民有点“不够朋友”,后来在北京饭店7楼的一次宴会上,他竟然不认识我。事实上,文革中李冬民确实不认识我,假如认识我,他的“黑名单”上一定有我,我就会因保老邓坐华国锋的大牢了,那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保邓英雄”了。后来老邓们利用抓“三种人”整我时,我就可以和老邓们“讨价还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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