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ganxiyidian
·
·（一）毛828谈话由头
·
我作为毛泽东行宫唯一的一支警卫部队——江西省军区警卫营（32732部队）卫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在南昌828（毛泽东在江西的专用居所）工作近10年，现在，我把我知道的和最近从网上搜集的1971年毛泽东南巡在828谈话经过，整理成文与战友共赏。
·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毛泽东８月１５日离开北京南巡，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5地，９月１２日返回北京，前后２9天，召见地方党政军大员谈话１３次，期间：
８月１６日：毛在武昌车站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谈话；
８月１７日：毛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召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河南省委书记王新以及刘丰、汪东兴谈话；
８月２５日：毛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召见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汪东兴谈话；
８月２７日下午２时：毛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再次召见刘丰谈话；
８月２７日晚：毛在湖南长沙蓉园一号召见华国锋，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1973年3月调任兰州军区副政委，1983年8月离职休养。1999年2月13日在北京逝世）谈话；
８月２８日晚：毛在湖南长沙蓉园一号召见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韦国清，广州军区司令丁盛谈话；
８月３０日：毛在湖南长沙蓉园一号再次召见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
８月３１日晚：毛在南昌828召见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江西省委书记、江西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谈话；
９月２日上午：毛在南昌828再次召见许世友、韩先楚和程世清谈话；
９月３日凌晨：毛在杭州 汪庄宾馆召见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军军长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陈励耘谈话；
９月１０日下午２时：毛在杭州 汪庄宾馆再次召见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空五军军长白宗善谈话；
９月１１日：毛在上海西郊宾馆召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洪文和许世友谈话；
９月１２日：毛返回北京，专列停在丰台火车站，在车上召见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和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吴忠谈话。
毛泽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密集的召见各地的党政军大员，在毛自己以往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几乎是平均每两天就要召见一次大员们，有些人不仅召见一次，还要多次召见与之谈话，如湖北的刘丰、湖南的华国锋、广东的丁盛以及江苏的许世友等。可见，毛泽东此时对于倒林一事上的急迫性。
事情还得从前说起，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林彪认为，自己的身体没有毛泽东好，毛寿终正寝后，还不一定谁接班。于是，1970年，林彪加紧进行“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在中共九届二中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企图攫取国家主席的位子，最终失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又开始策动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纪要》指责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是当代暴君；并阴谋策动武装政变。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召集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联系、配合和协同作战的负责人。
1971年9月，林彪察觉其密谋夺权之事即将败露，决定谋杀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杀害毛泽东。他们企图乘毛泽东专列停留上海之际动手杀害毛泽东，后又密谋炸毁苏州附近的铁路桥谋害毛泽东，制造类似“皇姑屯事件”。林彪、叶群同时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作准备。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对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林彪慌忙中作出决定，准备13日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布置南逃。 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于9月12日晚派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使用。
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得知周恩来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十分惊慌，他们判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左右不顾警卫部队的拦阻与刘沛丰等驾车由北戴河向山海关机场急驶。零时32分，飞机强行起飞，企图外逃。途中油料用尽，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中国历史上“九一三” 事件爆发。
（二）毛828谈话经过
1971年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在长沙蓉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１０点多钟，汪东兴准备好了专列，１２点半，汪送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１点钟就开走了。汪送走主席后，又回到长沙蓉园一号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下午１点半钟，汪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向塘机场是２点钟。在长沙时，主席要汪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汪到南昌后，又用他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
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５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汪按照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 的程世清3人传达毛主席在武汉、长沙的谈话内容。汪说：“８月１６日，毛主席一到武昌，就在车站召耒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８月1７日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召见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以及刘丰、汪东兴谈话； ８月２５日在梅岭一号召见华国锋、汪东兴谈话；８月２７日下午２时在梅岭一号再次召见刘丰谈话； 主席开门见山地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主席又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经过50年没有分裂。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去年的庐山会议，有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他们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毛主席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在武汉，毛主席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4次谈话。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主席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主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查，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主席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会听你的？主席还说：20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
汪东兴接着传达：“毛主席在离开武汉前，对刘丰等人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接着，汪东兴传达毛主席在长沙谈话情况，汪说：“毛主席到湖南后，８月２７日晚在长沙蓉园一号召见华国锋、卜占亚谈话； ８月２８日晚在长沙蓉园一号召见广东省的刘兴元、广西省的韦国清、广州军区司令丁盛谈话；８月３０日在长沙蓉园一号再次召见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主席讲了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提出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接着关切地问刘兴元、丁盛：你们对庐山会议怎样看法？你们犯了错误，作了检讨，认识是不是转变过来了。主席听了他们回答后，又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风，我是程咬金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５０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５０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１０次。在讲到庐山会议斗争时，主席说：他们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以外”。
汪接着传达说：“在长沙蓉园，主席第二次同华国锋谈话，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时，主席说：华国锋你满脑子农业，没有注意更大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应抓路线斗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啊。”
汪东兴是以提纲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５点半开始，到７点半结束，共传达2个小时。
当晚９点，毛泽东抵达南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一同到向塘火车站专列停车处接主席，列车停好后，他们登上了专列。主席在列车上与他们谈了几句：“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828去谈吧。”于是，他们驱车一同驶向828，向塘火车站距828只有10KM之遥，15分钟便到达住地。安顿下来后，晚上１０点多钟，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828的第一次谈话。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指着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主席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他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８１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指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等８１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回答；“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马上回答：“主席，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在当时的条件下，许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接着，毛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主席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然后，毛主席转问韩先楚：“你是湖北人吧？”韩回答：“我是湖北人。”毛说：“湖北人我认识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人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都是湖北佬啊。湖北出人才呀！”韩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我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范石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至交），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再次强调：“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这时，毛又指着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韩先楚、程世清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分裂活动）。”
毛主席谈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主席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毛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许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问许：“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回答不出来。毛又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毛反问道：“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回答：“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公布了。
这是毛主席在南昌828的第一次谈话，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临走时，主席要汪东兴组织许、韩、程 座谈一下。９月１日，主席休息。这天下午，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
当晚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到３８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９月２日上午８点钟，老人家就起床了。毛问汪：“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说：“您看呢？”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于是，汪马上通知许、韩、程来828主房。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然后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主席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我在武汉、长沙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的意见？”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九届二中全会大家都起了哄，犯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请主席放心。”接着，许世友请示：“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许世友的提问，是问主席要不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又请示主席：“我回去吗？”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尔后，大家都没有说什么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９月２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４０分钟就结束了。主席吃完午饭后，大约12点30分便离开828。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１３个小时。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９月３日的零点。
（三）程世清进见毛泽东一语惊天
毛泽东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毛泽东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韩先楚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1971年8月31日晚毛泽东在南昌828找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其核心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谈话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与林彪划清界线。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第二天下午，程在与许、韩、汪一起开完坐谈会后，单独找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并请汪东兴代为向主席报告。汪东兴听后说：“你说的这些情况，应当亲自向主席汇报，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随后，程世清走进828主房毛泽东住处，向主席讲了以下情况：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拉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江西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八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个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主席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汇报完后，毛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情况只能跟周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程世清在回忆录中（秦城监狱中所写）记述了他汇报完后的心情：“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9月1日夜晚，我喝了3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了一天，下午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9月2日上午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吃过午饭12点半钟，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828主房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
过去，毛泽东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一般按预案进行，这次却很反常，突然决定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这是为什么？从逻辑上判断，应当是9月1日下午毛泽东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对林彪和四员“大将”的问题及动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必须紧急返京，抢得先机，从容应对。程世清在关键时刻，一语惊天，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论，兹人兹事，历史应当书写一笔，以示公正。
程世清在南昌828向毛泽东汇报一事，还可在以下几个事情中得到证实；
1、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南昌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5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1日下午在南昌828向毛泽东的汇报。
2、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1971年9月1日下午，在南昌828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汇报了？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3、曾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
有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几天的情况，程世清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说：
1971年9月19日晚上10时许，周总理来电话（保密机）通知我说：“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并说：“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报告的事，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我对总理说：“我准备在这个月底到北京单独向您报告。”总理说：“事情现在已经明了，主席要我打电话感谢你。”听到总理的电话后，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并且感到了一种从未有的高兴。
此后数日，奉毛泽东命，许世友要程世清到南京，拿一份绝密文件，送到福州韩先楚处，又从福州乘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的高级专列，顶着星光返回南昌”。然而，程世清后来回忆道：“事情也不知为什么那么巧，回到南昌，我刚进家门不久，汪东兴就打来电话对我说：‘你到鹰潭一个仓库去，动员周赤萍（时任福州军区政委）到北京去。’我问他：‘这是谁的意见呢？’他支吾了一下，说是总理的意见。我对他说：‘军区那么多人，我凭什么本领，能把那个大政委送到北京呢？’我干脆回答说：‘另选高明吧。’汪又接着说：‘主席在南昌同你的讲话有没有作笔记，请你追补回忆，把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交给我。’我当时回答：‘我那时根本就没有作笔记，现在更无法追忆整理。’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曾想：你那个专管的大主任，怎么想得出要我来办这些我无法做到的事情呢？真不知为了什么‘打算’。”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程世清继续做他的省委书记。半年后的1972年4月27日，中央下发中发[1972]17号文件，给了程世清这样的一个定性：“程世清同志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根据资料分析，这个定性，所谓“上了贼船、制造谣言”，是指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程世清到他住处，要程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所谓“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是指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朱德的扁担改成林彪的扁担，程世清作为江西省主要负责人当然有责任。不过，这时的程世清仍然被称为“同志”，省委书记的职务也没有撤掉。直到当年6月28日，程世清才被隔离审查。个中原因，目前不得而知。我在江西省军区警卫营工作时，听王文珍副营长说过，“九一三”事件后，是他 送程世清进京受审的（当年王在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任职）。
文革结束后，1978年10月23日，程世清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蛰居斗室，伏案写成了30万字长篇小说《柴山堡故事》，原稿以圆珠笔芯裹胶布书写，字密如麻。书中故事源于他儿时家乡生活原型，上百人物如郭永泰、赵文品、李婶、甜妹子、郭不理、郭二皮、陈六祖、陈四瘸子、汪老虎、王文焕、小寡妇、包大脚、石杆子、杨万油、扁担老人、罗六姑、路走高、胡裹糊、白梅香、丁四苗子等，维妙维肖，乡土气息扑面而来。1981年3-4月间，程世清写就了关于1970年九届二中庐山会议的回忆录，成为我党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写到这里，我插个小故事。1977年，我在庐山执勤时，听看守芦林一号房的陈主任说，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全体中委在庐山大厦会址开会，中心议题是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会议从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2点还没有休会，会堂200多名中委候中委争论不休，12点后，安源煤矿工人代表中委潘世告早早退出了会场，坐在会址大门前石凳上，下午2点半钟休会时，程世清走出会场看见潘世告坐在那儿，便走近问：“老潘，你在想什么？”潘回答；“不知道你们争什么，2点多钟了，还没有吃午饭，我早就肚子饿了”。 程笑了笑后，两人一同吃饭去了。这个对话，不难看出潘中委不愧为文革中的真正产物！
1982年1月，坐牢3年多的程世清，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向其宣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予起诉决定书》。该《决定书》宣布：“被告人程世清，男，现年64岁，河南省新县人，汉族，小学文化，1929年7月入伍，193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1972年6月28日隔离审查，1978年10月23日逮捕，现在押。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2年1月7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
有意思的是，程世清因为被称为林彪集团在江西的代理人而备受指责，甚至锒铛入狱，而在这份《免予起诉决定书》中，却根本没有提到程世清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程世清不能够算做是林彪的死党。更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关部门曾对受“九一三”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过一次“清理”，程世清不在“落实政策”之列。比起曾被算做是林彪死党的其他人来说，程世清以后的境遇要差很多，1988年中央军委特授“红旗勋章”时，林彪系很多人都在其列，但没有程世清。程既不是死党，也不是它党，两边都不靠，可见，程是一个有争议有分歧的人。
程世清与“四人帮”关系并不好，也看不起他们，有三件事可以说明。
其一，据著名传记作家吴东峰2002年10月20日在福州对程世清本人的采访：在庐山会议期间，陈云发言论及生产。王洪文听了很不满意，批评道：“老右派要翻案。”程世清当时非常生气，斥责王洪文说：“新兵蛋子懂个屁！”
其二，林彪线上的另一红人——空5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委书记陈励耘后来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初期，林彪集团策动了对张春桥的批判。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华东大组再开讨论会的时候，原来积极发言批判张春桥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只好检讨。江青也参加了那次华东大组会议。陈励耘还没讲完，张春桥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此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噤若寒蝉，不敢吭气，程世清却站了出来打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世清这一番话算是把江青、张春桥得罪到家了。
其三，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与姚文元、刘丰、王秉璋同居秦城监狱一室。程世清曾对传记作家吴东峰说：“姚（姚文元）只知道看书，有时也下下棋，但什么话也不说。他是个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主要是听了康生、江青的话。”
1982年3月2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程世清退出现役，每月发200元生活费，政治、医疗按师级干部待遇转地方安置，11月6日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程世清一案，最终不了了之，既免予起诉，又享受师级干部待遇，作为内部处理，从网上搜集资料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1、1971年9月1日下午，程世清在南昌828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既上贼船，又反戈一击，将功赎罪吧。
2、程世清遵守了对周总理的承诺，文革期间，没有泄露邓小平、陈云、王震分别流放下放南昌的住处，邓、陈、王在江西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篡党夺权而发布“第一号命令”后，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劳动；王震下放到江西抚州东乡红星垦殖场（以下简称“红星农场”）劳动。
同年10月18日上午8时，周恩来总理拨通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问道：“你是程世清政委吗？”程惠远听出了周总理的声音，回答道：“总理，我不是程世清政委，程政委下乡去了。我叫程惠远，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总理接着说：“我是周恩来啊！你是同程世清政委一道从济南部队调过去的吗？”程惠远回答：“我不是，我是从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调来的。”程惠远是1969年8月，从中央军委调入江西省的，任江西省军区某部副政委并负责江西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并任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这年，全国处于文革中期，党组织委任惠远于一方，他机警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牢记党的原则，以军人的天职始终忠诚党的事业。 总理了解程惠远的情况后说：“中央有个决定，请你向程世清政委和其他同志讲一下，最近一些中央首长要到江西蹲点调查，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陈云同志有秘书和警卫员跟随。王震同志全家去，都是老同志了，让他们住好一点儿，房子装上暖气。老同志适当参加劳动，可不要把他们当劳力使，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要多关照。”程惠远回答：“总理的意思我明白，我会尽力做好这件事的，请总理放心！”接着，总理把一个更重要的难题亮了出来，就是如何安排邓小平同志。1969年深秋，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当时，谁不知道邓小平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如果安排不好，邓小平难免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周恩来在电话里郑重地说：“还有第二件事，这是件大事。中央办公厅给你们打招呼了没有？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江西去。”总理强调说：“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与别人不同。邓小平同志是去农村锻炼，主要是体验生活，他已经是65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要适当照顾一下（当时只发生活费，不发工资），在选择住处上，要尽可能地给予方便。”周总理顿了顿，还是有些不放心，又叮嘱道：“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派人多帮助，要指派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对这些老同志的安排问题，你要向程世清政委马上汇报，研究一个具体方案，再告诉我。”放下电话后，程惠远立刻着手整理周总理电话指示记录，然后，乘车去找正在婺源县搞调查的程世清汇报。婺源距南昌350公里，车行至景德镇市，夜幕降临，程惠远在市招待所草草用餐后就入睡了。刚躺下，江西省革委一个电话追了过来，指名要程惠远接听。这是北京传达的林彪“一号命令”。整个内容与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完全相反：从北京疏散下来的中央机关的走资派，不日即可到江西，要监督他们劳动改造……。第二天上午，程惠远到达婺源后，把两个电话精神向程世清作了汇报后，程世清考虑了半天，口授回电：“江西省革委会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坚决执行周总理指示……，陈云、王震来后，按照他们的意见安排居住，及时安装暖气。邓小平安置在赣州。邓、陈、王3人都配小车。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但有一个问题要请示：邓小平夫妇来后住在一起是否合适？”程惠远原原本本地记下这些内容，确认无误后火速赶回南昌，用机要电话直拨总理办公室。周恩来听完汇报，表示同意程世清的意见，又指示：“邓小平夫妇应安排住在一起，便于相互照应。对邓小平同志的安排，还要考虑，让他去赣州不合适，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年人了，生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他对邓小平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也作了具体指示：“最好让他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最好是独房独院，这能在院里作些活动，又安全。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即日，程世清听了程惠远汇报后，坚决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邓小平没有去赣州，而安排在新建县望城岗南昌步校少将校长住宅。而邓小平劳动地点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此处不远。这样安排，是事先程惠远向有关同志通报了总理的指示，经过多处选址最后研究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新建县内的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内。这所学校当时空着，校内绿树成荫，转过教学大楼，有一条小路通向望城岗，岗上有一栋两层小楼，周围绕以冬青树篱。这是该校校长原来的住所，号称将军楼。
10月22日清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偕继母夏培根坐专机离开北京来到江西南昌。上午11点30分，专机降落向塘机场后，早已等候的程惠远上前与邓小平握手，并自我介绍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一声久违了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邓小平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
邓小平住在将军楼，虽然校舍寂寥，但风景宜人，环境幽雅，夫妇俩也有了好心情。第二年春天，他们在院子里开块菜地，种瓜点豆，小院平添了不少生机。军校旁边有一个百余人的小厂（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被安排在这里劳动，每天往返于军校与小厂之间。
1973年2月18日，邓小平受毛主席党中央召唤，带领家人告别生活了３年零4个月中的江西，登上列车回到了北京，不久，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文革期间，邓小平在江西住的这个将军楼，当时只有少数几位省领导知道，外界一律不知情。邓住在这里很安宁，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且，邓小平的几个小孩，经程世清同意，也先后在南昌读了大学。
再说，作为中央副主席的陈云，文革期间虽然未被打 倒，但也是靠边站，当时也受到了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篡党夺权而发布“第一号命令”后，陈云同样下放到江西长达3年之久，对他的安置比邓小平要好些，程世清首先安排他住在南昌滨江宾馆，这里地处赣江边，距江西省委很近，828未修建前，毛主席来江西都住在这里。陈云住了2个多月后，提出调换地点，尔后，将其安排住在南昌市青云谱江西省军区干休所，距离他参加劳动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很近。总之，对陈云的安置一直是比较好的，他也很满意。
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位于南昌市南郊，是一家属于半军事化管理的大企业。到厂初始，工人们对陈云这位犯有"右倾错误"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都很敬畏，碰面时也很紧张、拘谨。陈云不困惑、不气馁，仍然坚持下到铸工、金工、容器、机修、锻工等生产车间看望工人，了解生产情况。
一天， 陈云在工休之余的一次攀谈中，一位青年工人竟紧张地将自己说成是"江西莆田人"。听罢，陈云拍拍这位工人的肩膀幽默地说："如果你是江西莆田人，那这里就是福建南昌市了。"短短的一句话，不仅驱散了工人们的紧张心理，也一下子把陈云同工人的距离拉近了。还有一次，一位老工人见到陈云时，敬重地双手抚膝、弯腰，行了旧式的大礼。见状，陈云也连忙弯腰回礼，并与老工人手拉手、头碰头地聊了好一会儿。陈云真诚、平等待人的举动，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工人。
陈云非常关心、体贴工人。他经常下到职工食堂，看饭菜花样，问品种价钱，并一再向大厨师傅们强调："炊事工作很重要，如果食堂搞不好，工人就吃不好，身体也会不好，就会影响生产。"在金工车间看到装配班的工人们还是沿用高强度的手工操作方式时，他发动技术人员科技攻关，改进了装配方式，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在锻工车间看到满屋都是灰尘烟气时，他指导车间修改了加热炉升火程序，极大地减少了屋内的烟雾和灰尘，有效地保障了工人们的健康。
尽管背负着所谓的"右倾错误"，陈云仍然坚持讲真话、讲实话。当时正值林彪、江青一伙大批"唯生产力论"，厂里成天都在研究、布置这一中心工作。陈云很焦虑，他不顾自己的政治处境，找到厂领导说：“我参加了十几次会议，怎么没听过你们讨论生产问题。你们这里是否不研究生产？一个工厂只突出政治，不研究生产，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陈云的言行举止，可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国家建设的博大心怀。
“九·一三”事件后的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２日，在周恩来总理积极推动下，陈云终于结束2年零7个月下放劳动的岁月，带着江西人民的衷心祝福重返北京。
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劳动期间，经常深入基层，与工人打成一片，深受群众爱戴，尽管文革中期南昌动乱不堪，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同样，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文革期间也是靠边站，当时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篡党夺权而发布“第一号命令”后，也被下放到江西抚州东乡红星垦殖场（以下简称“红星农场”）劳动2年之久。1969年10月18日，王震带着夫人王季青举家来到抚州，定居在抚州军分区干休所。王震来江西是有渊源的，早在1958年11月，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来过红星农场视察，参观了新开垦的几千亩荒地，看到红星农场积下的几十万担农家肥料以及种植在3000多亩荒山上的油茶、果树后，当地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视察红星农场回到北京后，王震给红星农场拨款10万元，责成有关部门从巴基斯坦空运500只来杭鸡，支援红星农场建起了第一个养鸡场，此后，还两次亲临红星农场指导工作，两次约见红星农场领导干部，所以，王震对红星农场是很有感情的。红星农场隶属农垦糸统管辖，部下对王震部长很敬重，居住条件也很好，他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这里很安全，两年中，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比起刘少奇、彭德怀就要好多了。
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陆续起用了一些老同志，一直坚决与林彪集团作斗争的王震就是其中一个。1971年9月29日，王震从江西抚州回到北京。
王震虽然在江西的时间只有两年，但他带来了南泥湾精神。南泥湾是中国农垦事业的发祥地，江西的农垦事业曾因王震的到来辉煌过，红壤土地也因为王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其养猪积肥改造红壤土地的办法还为东乡的养猪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养猪产业成为东乡的支柱产业，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王震留给江西抚州红星农场的一笔宝贵财富。王震复出后，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等职务，日理万机，但他从不忘关心江西抚州红星农场，经常利用书信、召见、视察等方式，指导抚州红星农场的工作。据抚州党史办统计，王震回北京后，写给江西或抚州有关领导商谈红星农场建设的信40件。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篡党夺权而发布“第一号命令”后，被“疏散”到江西的中央重量级人物还有何长工、萧克、陈再道、钟汉华、李志民、金忠藩。急速如律令，限3天之内离京启程。
12月上旬，已过花甲之年时任农垦部副部长的肖克上将，被送到江西永修“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16日，中央通知萧克回北京工作。临走时，他将自己在“五七”干校当木匠、油漆匠时做的凳子、桌子甚至笨重的木工凳都带了回去，一直舍不得扔掉。他常说，那是他在江西那段特殊岁月里的一个永久纪念。此后，云山垦殖场的干部群众还经常到北京去看望他，找他叙叙旧。他曾对门卫说：“只要是江西的人来找我，就马上通知我。 江西是我的第二故乡。”10月25日，原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送到江西省军区独立团农场（高安五七农场）劳动，同日，原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党委书记钟汉华，被送到江西省安义县部队农场劳动。“疏散”到这里劳动的,还有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上将，和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金忠藩少将。
这些老同志来到江西后，虽然劳动生活艰苦，没有配小车，但是，程世清遵守了对周总理的承诺，没有泄露他们的住处。
话说回来，由于上述原因，在处理程的案件时，中央执法部门采纳了3巨头建议从轻处罚，也算是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同志还程世清一个人情吧。
或许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转业后的程世清居住在福州北大路某院内，其院名“半野轩”，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故宅，程世清居一角，取名“野半庐”。晚年的程世清有两大爱好，一是潜心学画，他作画时喜欢以白布代纸，经常画些奇松怪石、飞禽走兽等等，据看过的人说画得很不错；二是特别喜欢喝酒，60岁每日1斤，70岁每日半斤，80岁每日仍3两，而且喝的都是竹叶青等烈酒。
程世清虽然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无论他在福建还是在江西期间，地方官员都对他非常敬重。1992年2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来到“野半庐”探望；作为曾于1969—1971年下放到一机部江西奉新“五七干校”劳动的贾庆林，对当时主政江西时的程世清记忆犹新。他和程世清忆及当年时说：“听将军作报告，手不拿稿，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滔滔不绝数小时，谁能信您只读过一年私塾？”1996年3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野半庐”探望。2003年10月，江西省南昌市委书记余兴荣、南昌市市长李豆罗来到程世清在南昌的住所看望。
我在南昌工作时，也听到了不少有关程世清的传闻。程是河南新县人，1929年7月参军，是长征老干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四平、辽沈、平津、广州等战役，及佛山、英德、韶关等地区剿匪斗争，先后任六八八旅独立团一营教导员，冀鲁豫支队二大队宣传股长、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二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后历任黑龙江军区庆安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西满军区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一三二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程久经沙场，转战南北， 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政治部主任， 1955年被中央军委受予少将军衔，1963年调二十六军任政治委员。
文革初期，程世清奉中央军委命令，率二十六军七十六师（6011部队）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嗣后，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程世清具有很强的组织指挥能力，耒到南昌后，很快就平息了江西境内“打刘”“支刘”（ “打刘”“支刘”分别指打倒、支持江西省副省长刘树森的红卫兵两派）的武斗，按照中央要求，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程支左有功，深受中央信赖。
那时，毛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为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程世清也动了一番脑筋，提出工业不做上海的附属省，江西自己制造井冈山汽车、洪都肥皂，提出农村新规划，叫做“八字头上一口塘，社员房屋靠山傍，中间一条机耕道，人民生活喜洋洋。”当年，全省的动作蛮太，各个乡村都动起耒了，只是超越了当时农村的经济状况，这个规划很好，要是放在现在新农村建设里面，也是挺好的。
程世清记忆力特强，只有小学文化，作报告3—4个小时不用稿子，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天南海北，讲的条条是道，很有逻辑性。
程有个性，对身边人也很偏爱。传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程的警卫员小张（山东人）下到6012部队红五连当兵后，一天，小张得知江西省军区司令杨栋梁陪同程世清到驻南昌828红五连视察工作，急忙赶到连队看望首长，程问：“小张呀，在这里怎么样呀？”小张低着头回答：“首长，听说连队要我退伍。”程说：“肯定是你在连队调皮捣蛋啊。”小张不说话了。其实，小张在首长身边工作3—4年，下到连队后，有种优越感，有时把连首长对他的谦让不当回事，连长指导员就会吓唬吓唬他，说：“小张，你再调皮捣蛋，就叫你退伍回山东。”听了这话，小张有点害怕了，所以，今天才向首长说了这个情况。程看出了小张怕退伍的心思，忙说：“小张，以后在部队要好好干，再调皮捣蛋，我就不给你说话了。”接着，程世清大声叫了小张的名字：“张XX。”小张一惊，立正接应：“到！”程接着说：“我命令你为6012部队红四连副连长！”傍边陪同程世清和杨栋梁视察的6012部队马副团长插话说：“政委，红四连有副连长呀？”程瞪了马一眼说：“你不会挪动一下吗？怎么做？还要我教你。”马自讨没趣。事后不久，小张被任命为6012部队八连副连长。这件事听耒好笑，现在看耒似乎有点夸张，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很正常，一个团长可直接任命连排干部，程世清作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副兵团级，任命一个小连副又何足为奇。这个传说是否属实，现在无从考证，但足可说明程世清偏爱身边人无疑。
写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我想说说，因与828有联系。江西省军区独立团七连，奉上级命令，于1972年2月21日，进驻毛主席在江西的专用居所828，接替6012部队红四连红五连的警卫执勤。在此之前，据说江西省军区司令杨栋梁其公子在红四连服役，一天晚上验枪走火，一不小心将一名战士击毙，杨栋梁要枪毙其子，最后是程世清保了，作了另外处理。这个事是听来的，未作考证。
看了程世清的资料，我很敬重他，既欣赏他的优点，也包容他的缺点，爱屋及乌吧。程有胆识、有魄力，是一名会做事、能做事、想做事的高级干部。在南昌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听到百姓的评论，解放后61年耒，江西省有3位主管领导有所作为。
一是解放初期省委书记邵式平，有魄力，有远见，规划建设省府南昌时，力举以赣江为中心，赣江以北为工业区，赣江以南为商业区，修建八一大桥设计宽50KM，修建八一大道设计宽100 KM，当时有不少省领导认为工程太了浪费大，后来报中央批准也没有以赣江为中心，八一大桥、八一大道设计宽各缩减一半。这些工程建成后，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经济文化发展了，原有的建设严重阻碍了南昌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这时，不少领导后悔了，认为邵书记有超前意识，现在看耒，邵的设想是非常正确的。
二是文革时期省委书记程世清，来到南昌后，很快平熄了江西红卫兵的武斗，一年建成万寿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省工农业生产也有了新的起色。
三是改革开放时期省委书记孟建柱，全力打造长江、珠江三角洲的后花园，南昌建设一年一个样，几年中，江西赶上了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
老百姓眼里有把尺子，不是看你在南昌当了什么官，而是看你在江西做了什么事，所以我说呀，程世清比起那些只拿国家俸禄不办实事的庸官要好上百倍。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站错了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他。要是遇到一位好上级，他能鱼儿得水，游刃自如，真可畏千军易聚，一将难求啊！若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程知道我会拍他的马屁，一定会带我上贼船，也会乘风破浪一番。哈哈！（笑）
2008年4月29日下午16时49分，因病医治无效，程世清在南昌逝世，终年90岁。最后，我给程老作个总结：前半生戒马生涯久经沙场转战南北，后半生“野半庐”著书作画看破红尘，程世清的一生是具有传奇色彩阅历丰富的一生。
转自 文革研究网 |
|
发表于 2011-3-17 08: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