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予：说郭世英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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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郭世英相识以及给郭沫若的第一封信
周国平自传风波的焦点是曹天予是否利用和出卖了郭世英。X事件的主线是曹天予、张鹤慈、孙经武、陈志尚及周国平等当事人与郭世英之间的交往。张鹤慈、孙经武、陈志尚及周国平通过采访或文章公开指出曹天予为“告密者”。曹天予则依据1964年自己被打成反动学生时的交代材料予以回应。其中，X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叶蓉青，及当初与曹天予、郭世英等交往密切的方小早始终没有公开发表言论。了解郭世英之死内情的郭世英前女友丁映秋也一直保持沉默。根据曹天予的叙述，曹与郭结识于1962年9月10日，至郭世英1968年去世，曹与郭的关系可大致概括为四个阶段。访谈将对比呈现争论双方对曹与郭交往过程中的回忆，力图使读者对这些材料中的异同曲直一目了然。
1、从与郭世英相识到给郭沫若的第一封信
（1962年9月10日-1963年2月12日）
“我打心底里感激郭世英……这件事使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新京报：你与郭世英的相识问题双方在叙述上存在比较大的出入。
曹天予：与郭的相识我在《周编“自传”及往事解读》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这里依据的主要是我在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时的交代材料。这个材料我想要比我现在的回忆准确，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很难撒谎。
1962年招生政策改变我考上北大，《文汇报》曾发表过一篇短短的访问记（8月19日）。我因此收到了很多来信。到北大后，一开始系内外来找我的同学很多；加上我在上海已认识一些文化名人，自恃甚高；因此刚进北大时我趾高气扬、看不起人。后来，我又与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有来往。一个大一新生能跟这些教授往来，在当时也是很出风头的。不了解这个背景，很多事情就难以理解。
我在1964年的交代材料中写道：“1962年，9月10日，我第一次见到郭世英，立刻下了一个判断，这是一个自命不凡、落拓不羁的人。我当时蔑视他。弄得他很恼怒。
又过了二天，一次我遇见他，我只当不知他是郭老的儿子，骂开来了。……他脸红了，说，你怎么当面骂人？我说，我还以为是郭应秋呢（另一同学）。郭老的儿子，还有这样俗的名字？说完，走了。
我越是不理他，他越是想找我聊。到九月下旬，一次上课坐在一起。我拿出自己的“黑格尔美学初探”在改。他借去翻翻，下课时说让他带回去仔细看。到十月初，两人关系亲近起来。他那时显然想拉拢我，问我想不想看外国学术资料等内部刊物。我说，那当然好。你能帮忙吗？我十分感谢，我太想看了。
我想大家对郭世英这个人的回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绝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他在刚与我相识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出身不好就看不起我，反而因为我的学识对我产生一种崇拜。
新京报：在同一时期，你与周国平的关系如何？
曹天予：我与郭世英和方小早的关系非常好。与周国平关系很一般。周国平与郭世英是一个宿舍，他与周国平的关系肯定要比我与周国平的关系更近一些。但是那时，周国平比我们年纪都要小。而且思想也不如我们成熟，总是跟在郭世英后面，很崇拜郭世英。自然不像我和郭世英这样能够平等深入地交流思想。
新京报：你与张鹤慈、孙经武的关系如何呢？与孙的关系，你和他的回忆有差别。孙说他们三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不喜欢你。而你说他在12月2日给你写了一封信，很想与你深入交往。孙表示自己是在12月18日才从部队退伍回来的，不可能写这封信。
曹天予：我与张鹤慈第一次见面是在张家。当时的情况我在交代材料里也有说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有分歧。一方面，他是亲英美的，我是亲苏联修正主义的，在思想上有差异。另一方面，他爷爷是张东荪，可能不大看得起我的出身。总之，不管什么原因，他一见我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但是，孙经武在退伍回来于11月25日在郭世英家与我见面后，又与张鹤慈一起于12月1日来找我谈黑格尔和第三条道路，第二天确实写过一封信，表示要与我深谈，这封信我现在还保留着。落款日期是12月2日。
新京报：这一时期，你与陈志尚的关系是怎样的？
曹天予：陈志尚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他是不教书的，专管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政治辅导员。我出身反革命家庭，在当时北大哲学系那个环境中，除了郭世英和方小早，根本没人肯跟我交朋友。陈对我和郭完全是两种态度。
1962年11月初哲学系去京郊红星公社劳动参观，挤奶场里牛奶成河，令人印象深刻。小组会上谈感想，人人更加认识到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我却说，红星公社好是好，可惜只是供人参观的花瓶，没有代表性。中国农村穷困落后，1961年我在安徽农村，看见饿死了很多人。陈志尚总结报告时批评说，有人下来不但没有受到教育，反而乘机攻击三面红旗。从此，这“花瓶”问题就成了悬在我头上的一柄剑。
我在1964年的交代材料中写道：11月23日，陈志尚正式找我谈话。除了“花瓶”问题，外加（一）不久前哲学教员赵光武到宿舍辅导时，提到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却挑剔，引证黑格尔说本质就在现象中，现象背后什么也没有，与赵争执起来。这说明我不尊重老师、狂妄自大。（二）同学们都说要好好学习，以后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我却说要当哲学家。这说明我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与党的培养目标对不上口径。（三）我自作主张到西语系旁听英语课。陈声色俱厉地训斥道：自由选课是资产阶级教育纲领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不要党的领导，“系里好些同志都已经提出来了，说我们为什么要收这样的学生？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压力之大，令我喘不过气来。
新京报：郭世英对你受到批评是什么态度。紧接着，郭沫若要求郭世英断绝与你的来往跟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曹天予：我在1964年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11月23日晚上，郭劝我忍耐，与学校搞好关系，争取入团，毕业后再说。就在陈与我的紧张对抗中，1962年12月14日半夜11点钟左右，郭世英找我，说他父母因为北大反映，不许他再与我来往。”
我没有直接证据说明这与那些事情有关。但我听当时党总支干部谢龙在2000年3月告诉我，郭沫若与于立群曾让北大干部了解郭世英在学校的情况，包括跟什么人交往。我与郭世英的交往，郭沫若怎么会知道呢？来源当然是陈志尚。
新京报：郭沫若阻止你与郭世英继续交往，此后郭世英的态度以及你给郭沫若写第一封信的过程，是这次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
曹天予：郭世英说，这一禁令（连交个朋友都不让）让他窒息，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社会里还会有不可接触的贱民。那夜以后，他的压抑、烦恼、不满乃至对抗心理迅速升级。到我们假期告别那天，恨不得在北京车站大厅里“扔一个原子弹”。那夜，在讨论了各种分手方案后，到清晨两三点钟时，开始探讨各种保持来往的可能性。最后郭世英提出让我给他父亲写信争取其改变态度。我对郭世英的友情感激至深，也愿意一试，但不抱多大希望。我从小崇拜写《女神》译歌德的郭沫若，但对五十年代他的政治表态，却颇多微词。12月15—16日，我匆匆重新读了欧洲帝、修的历史哲学书籍。12月17日郭带来他父亲的四本历史书。我读了四天写了四天。
我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我给郭沫若写信时是满腔愤恨，没有一点恭敬，越写越不讲理。到末了，是破口大骂了。这信根本不是给郭沫若看求赏识的，而是给郭世英看的。”
该信于12月25日由郭世英抄完后送到他父亲手里。他父亲让他搞个摘要。他则要求父亲看全文。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下文，郭世英于是在1963年1月9日给父亲写了封感情分量极重的信。郭沫若终于在10日派秘书送来一封简短的回信，其中劝我相信组织，不要猜疑。组织是相信每一个青年的。还要我们把字写得清楚些等等。间接认可了两人来往。
新京报：这封信之后，你与郭世英的关系受到了什么影响？
曹天予：我打心底里感激郭世英，把他当成最要好的朋友。郭世英也把我当成他最好的朋友。这件事使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新京报：除了郭世英还有谁了解你写这封信的过程？
曹天予：郭世英曾把信拿给张鹤慈看，但我知道以后不同意。从张那里将信要了回来。张还很不高兴。这是一封很情绪化的信，我不太希望其他人看到。
■相关争议
关于1962年9月10日-1963年2月12日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
……曹秋池人缘不好，公平地说，原因不在他思想反动。他的才气使他十分自负，曾经说，他们班只有一半大学生，这种话当然得罪了一大片。人们还有一点看不惯的，便是他热中于拜访教授名流。在北大，他走得最勤的是宗白华家，但听说宗并不喜欢他。一班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刚入学时，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年级，便使劲靠拢他们班上一个姓郭的同学，不久发现弄错了目标，马上和那个同学疏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只知道后来他到我们班来结交郭世英是非常主动的。
他给郭的见面礼是一篇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论文，我看见过，厚厚一叠。郭对我说：“完全看不懂。”不过，郭很欣赏他的才华，交往逐渐密切起来。在第一学期末，因为一件事，他们的交往达于顶峰。曹让郭借来郭沫若的七种史论，据说几天就读完了，并写了一封数万言长信与郭沫若商榷。那是一个星期天，世英例外地不回家，我看见他伏在桌边不停地抄写，有时去找曹争辩几句，熄灯后又在走廊的灯下继续工作。之所以要誊抄一遍，是因为曹的字迹十分潦草，怕郭老不能辨认。下周一，郭回到学校，我发现他情绪激动，面容痛苦。在寝室放下书包，他立即去找曹。后来听说，郭老看了长信很生气，不准世英再与曹来往。从曹那里回来，郭的眼角留有泪痕，他发疯似地抖落床铺，找出纸笔，立即埋头写起来，写了揉掉，揉掉了再写。一会儿，他抓起写完的两页纸匆匆离去。我把他揉掉的纸团展开，那是一封给父亲的信的废稿，其中感情冲动地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但爹爹不理解，这件事不但关系到曹，而且关系到他自己的一生，他的命运是与曹联系在一起的。此后若干天里，他与曹几乎形影不离。他对曹的遭遇充满同情，还以之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
但是，蜜月的时间不长，不久后就起了冲突。一年级下学期，他们的关系相当冷淡。原因之一，是上述事件之后，曹经常在郭面前辱骂郭老是宫廷文人、御用学者，伤害了郭的爱父之情。……
张鹤慈《不要逼死人说话》
……周的自传我尚未见，只看到他传过来的关于曹天予的一段。因为是几十年前的事，记忆可能有不准之处，更主要的是他到底不是X中人，内情不清。所以文章中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也是曹天予能给予反击的一个理由。
……周说郭世英有意见是因为曹对郭沫若的态度。这点也很难成立。比起曹我当时年少气盛，不懂世故，对郭沫若的人和文态度都很激烈，而曹圆滑得多，郭世英怎能因此而弃他而友我。而且郭世英对他父亲的为人和文章也都有不敬的看法。……
陈志尚《讲明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
记得郭世英在河南弄孙劳动中间回京休假看我时曾对我谈到了对曹天予的看法。其中就有给郭老写信的事，同曹说的根本不同。郭世英告诉我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曹接近郭世英是想利用郭世英的关系见到郭老，企图得到郭老赏识。得以提拔他。郭世英说：除非你写出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我爸看了，才有可能。
曹问郭：“你父亲最喜欢自己写的什么作品？”郭说：“那几部历史著作。”曹很快把书找来，匆匆翻了一下，就针对这几本书写了一封批判的长信，意在刺激郭老而得到召见。
关于找于立群谈话以及给郭沫若的第二封信
风波之后首次回到北京的曹天予。
2、从X小组成立到给郭沫若的第二封信
（1963年2月12日———4月）
“我在与张争夺郭世英上失败了……我给郭沫若写信，想借郭父力量把郭从张手中拉出来。”
新京报：你表示在成立X社后，没有看过他们的任何文章，你与郭关系密切，他为什么没给你看呢。你没有参加X社，影响了你与郭的关系吗？
曹天予：我没有加入X社确实对我和郭的关系有极大影响。但表面上，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他总是定期给我送一些书过来。我没加入X社，郭就再没提过X社的任何事。我自然也没看过他们的文章。
新京报：既然如此，这之后，你为什么要瞒着郭世英给郭沫若写第二封信呢？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提到X小组。
曹天予：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3月中旬，我与方小早逃课，被学校发现。我们当时认为要开除。方说不回家，要到处流浪去。我说，要流浪咱们一起流浪去。4月初，在做好走的准备时，又放心不下郭。主要是我见郭与张老在一起，怕他们瞎闹出事。我当时认为张的思想很危险，但又无能为力。因我不能改变自己在X小组问题上的立场，我在与张争夺郭世英上失败了。因此于4月4日我给郭沫若写信，想借郭父力量把郭从张手中拉出来，让他预防郭世英出事。当时企图是：（1）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亲；（2）表明自己与他有界限。自己一贯想拉他摆脱张影响、让他搞马列主义的。（3）他家里应设法让他离开张。我记不清在这封信里有没有谈到X小组。可能没谈，也很有可能谈到了。
新京报：这封信是怎么寄出去的，你怎么知道郭沫若确实看到了这封信。郭世英对你是什么态度，你们对这件事情有过沟通吗？你知道郭沫若采取了什么行动吗？
曹天予：这封信就是直接按地址邮过去的。在信寄出不久，我明显感到郭对我的态度冷淡了。但他依然来找我，也没跟我谈这事，我也就没跟他说什么。后来，张鹤慈的母亲对我说，郭世英的父母把我的信给他看了，他很生气。1967年，我与郭再度见面重叙旧情，他才告诉我他那时很生气。我也把原因告诉了他，他谅解了我。但是，他并没告诉我，郭沫若在看到信后采取了什么行动。现在，有一种说法是，郭的秘书看到了信，这信的内容实际上不再是保密的了。但我想，郭的秘书是不敢背着郭上告的。
3、找于立群谈话与X社成员被捕
（1963年4月19日—5月20日）
“陈志尚说我主动交代要求坦白从宽，完全是谎言。”
新京报：在叙述从5月6日到5月10日，这一段时间，你找于立群谈话一事，你们双方的分歧是最大的。尤其是在具体事实上，你与陈志尚的讲述存在严重分歧。5月7日，你与于立群的那次谈话，也是另一方指责你“告密”的最主要原因。
曹天予：我在64年的交代材料里写道：
“……于4月23日把郭的书籍等等以及书信全还给郭，以示绝交。郭的脸色白了。但第二天又送来一本张鹤慈的《存在主义简史》。我看了，直到4月29日才还郭。那以后，郭成天不在校。……5月5日晚我刚进38楼，走廊里电话铃响。一接，恰好是郭家工作人员找郭。我到120室一找，无人见郭。我据实回了那人，但估计又在张家。5月6日上午金捷来找我。我陪她去张家找郭。一见郭，一付堕落的醉鬼样子。我又心疼又急，立即打电话给于立群（工作人员接），让接郭回去。但未告诉打电话的是谁。“
这之后，我不知道于立群有没有立即去找郭。5月7日上午，陈志尚找我要了解郭的情况，我立即打电话找郭商量对策。郭不在家。我上张家一找，遇见了。我告诉他，陈老师找我了解他了。他说，我们早已很疏远了。我说，是的。我要走，张要我带一条给陈，告不要多管闲事，后来又拿回去了。刚出张家不远。遇周国平。他告我他们想走，他急死了，怕郭出事。我没想到事态已如此严重。极其紧张。一商量，上郭家去找于立群。没有车钱，向周借了一块钱。找到于立群后，我把所有的事情全跟于讲了。我表示，希望事情悄悄解决，于表示不能绕过学校。要我和小周（周国平）向学校交代。但又同意我去再找郭时，争取让他主动找学校交代。
我在64年的交代材料里写道：
“5月8日约好我晚上向组织交代。（我先去找郭）……我与郭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要他回学校念书，向家里讲X的事。那时，周国平也来了。直到张父让我们吃晚饭，我与周才走。约好第二天我上郭家去。……
5月9日中午，陈老师（陈志尚）不让我去郭家。下午郭与周来找我（张似乎也来了）。一起走出南便门。……（郭说去张家。）我火了。回房间，我一想郭完了。伤心，大哭一场。方小早来劝。骂了郭一通。陈老师知道了，把我叫去。一问，要我去张家。……
我要郭上陈老师那儿去一次。他去了，未遇。我要他把一切告诉我。郭说：过几天。约好到12日他告诉我三月后的一切事情。
那以后，我与郭就断了联系。10日下午，组织第一次找我上临湖轩谈（有陈、北大党委人员、公安部人员）。要我谈自己的看法、评价。我把张说成很反动（这是事实），但我为自己开脱、又为郭开脱。说郭是糊涂、受张支配的。……
5月17日中午，郭又来找我。张孙也一起来。我吃惊。但一起出去。郭并无与我私下谈的意思，只是对我很抱歉的样子。结果到临湖轩东草坪上，打了三小时桥牌，去上课。上课时，郭找我说话，我避开了。第二天上心理，我看郭来、不睬。结果，他走了。中午，他被带走了。“
5月20日我再次向组织交代，这次是正式交代。
新京报：陈志尚的叙述是你先将X小组的事情告诉了他，要求“坦白从宽”。这与你说的完全相反。另外，你是否知道于立群在和你谈过话以后采取了什么行动？
曹天予：我所依据的是1964年的交代材料。1964年，我被打成反动学生开除劳教时，三人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就是陈志尚。他完全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一直不知道于立群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5月6日，我打电话给郭家后，我不知道于是不是当天去张家找过郭。但第二天，我与于会面时，感觉她还没找过。当然，也许是她深藏不露。但我推测她是在7日晚上先去北大找了郭。
5月6日我陪金捷到张鹤慈家，根本没有见过陈志尚，更不用提向他汇报。陈志尚声称，于立群到北大找他是在他与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张鹤慈在今年八月一文中说，郭母与张母联系后，“来到我们家领回了郭，对学校请了病假。”周国平在书中也说，“陈陪于到张家见了郭。”没有与郭见面、母子对话，郭世英怎么可能在8日告诉孙经武“曹天予把我们给告了”？由此推算，于立群到北大只可能是我与她谈话后的5月7日晚上。陈志尚说我主动交代要求坦白从宽，完全是谎言。
4、从与郭世英重逢到郭因信件而入狱
（1967年8月14日—1968年4月22日）
“每周一下午，我与世英约好见面。我是正在劳改的反革命，造反派如果知道世英跟我交往，他就完了。”
新京报：对你告密的指责也影射到郭世英后来的死。
曹天予：这是最严重的，也是最需要去澄清的。1964年，我被打成反动学生先送南口，后又升级到北大荒劳改。1967年7月17日上午，我正在忙于写申诉信。突然，来人把我抬到队部，说让我保外就医回上海。8月14日中午回京就听说郭世英要来看我。想起我们当年炽烈的友谊和后来彼此的深深隔阂，心里真是翻江倒海。世英来了问起我别后种种。我们一下子化解了很多事。随后，他于8月15日带我去公安部跑给我平反的事情。帮我要来一个说法，说是北大定的案，跟公安部没关系。我跑北大，北大拒绝给我平反，叫我回去继续劳改。我那些日子没地方住，睡过水泥管子、下水道、公园、马路。后来在北大一个放器材的仓库住了很长时间，每周一下午，我与世英约好见面。我们那时来往是很危险的。我是正在劳改的反革命，造反派如果知道世英跟我交往，他就完了。
11月下旬，我因在车站过夜被警察拘留，随后铐送到北大批斗，再押回上海。在上海关了两星期后，不知怎么又被放回家。一到家马上给世英写信，告诉他情况。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绝。继续讨论文革直到他于1968年4月19日收到我最后一封信为止。世英那时是拥护文革的。他的思想源头很复杂，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文革打破了原来的秩序，使平民得到了参与政治的权利。5月，我再次被送劳改，直到1969年1月放回家，我一直不知道世英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中间的情况后来是听世英的女朋友丁映秋（小名潇潇）说的。她告诉我，我给世英寄出的最后一封信落在了造反派手里。他们一直想对世英下手都苦于没有证据。世英知道以后很紧张。忙跑回家，砸开保险柜，想把存放在里面的信件转到潇潇家中。但中途就连人带信被造反派抓到了。这一天是4月19日。4月22日，当郭家带着让农大造反派放人的批示去农大接世英时，他却已先走了一步。
■相关争议
关于1963年4月19日—5月20日
陈志尚《讲明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
63年五一假期后的一个晚上，他母亲于立群同志到我家找我……第二天，我去38楼查看郭世英是否回校，离开时曹天予跟出来主动找我谈话。他一开始就问我说：“陈老师，我坦白能否从宽？……我知道郭世英的下落，他在中关村张某某家中，他们可能要走（偷越国境逃亡国外），要赶快想办法阻止他。“……根据曹天予提供的情况，我当即打电话告诉了于立群同志，让她放心。同时向学校领导报告。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
5月5日晚上，曹秋池突然来找我。……刚在床沿上坐下，他开口便说：“喔哟，真紧张，出事了。”接着告诉我，五一期间，郭世英一直没有回家，他们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这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现在他在哪里？”我问。“听说在张鹤慈家里。”曹秋池答。
曹秋池一走，我立即去陈老师家里，想从他口中了解一点情况。他刚送走叶蓉青，得意地说：“过去你们不来找我，现在出了事，都来找我了！”我坐下后，他接着说：“即使你们不找我谈，我就不知道情况了？我都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不就是X嘛。”我听了心中一惊，知道X之事已经暴露。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中心意思是要我相信组织，组织上了解郭世英，一定能够挽救他。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世英！…那两天里，我心中充满担忧，想世英想得几乎要发疯。……8日那一天，张鹤慈自动出现在了我面前。他和蔼地说：“你想见郭世英吗？在我家里——中关园某号。”
当天下午，我去中关园，途中遇到曹秋池。他刚去过张家，扑了一空，遇见我后折回与我同行。他坦率地说，他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让事情平息，自己不受牵连。“你劝劝他，现在谁的话他都不听，你说他会听的。”
某海外学者《访X社张鹤慈》：
关于“告密”：告密者是郭世英北京大学的同学曹天予。他当时出身于反革命分子家庭，后来居然上了北大。他参与了X社的活动，但不久就写信给郭沫若秘书（可能还有公安部）告发了我们的离经叛道的活动。信到了郭的秘书手里，很快被郭世英和我们大家知道了。更为恶劣的是，郭沫若和于立群本来是准备把我们保下来的，因此才会有1963年5月准备带郭世英和我南下之举，但是曹天予到于立群处再一次告密，告诉了她我们对郭沫若和她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5月18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张鹤慈《谁是谁非》：
关于周国平自传：按周国平文，是曹天予告诉他五月一日我们外逃被发现了，这个时间有问题。五月一日前郭世英没有出国的想法。五一也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行动。问题是如果曹天予这么说了，周国平怎么能相信。当时郭世英的家人和朋友（金捷、叶蓉青等）都在寻找郭世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和郭世英关系非常疏远的曹天予又怎么可能知道。周国平很清楚郭世英和曹天予当时的关系。
曹天予的说法时间是五月八日。这个时间是可以成立的。他说他自己不知道，是周国平告诉他的，这从逻辑上说也是成立的。因为曹天予告密之事被我们知道后郭世英已不可能再和他说什么了。而从郭世英对人的透明态度，把事情告诉周国平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