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广西文革（程郁）

bysq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 程郁 炎黄春秋 2011年第7期

1968年我曾做过派仗的俘虏，那年我只有11岁。

一直期待着比我大的人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仍无人提起，忽然意识到，连我自己都到知天命之年，文革的亲历者肯定越来越少了，再不谈，这些沉重的往事必成为轻飘飘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先批判“三家村”，代表我们班的小女孩怎么也爬不上那个高高的讲台。其后，校园里出现许多大字报，抓住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攻击老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曾为报社上街卖号外。大串联时，在中学当老师的舅舅带一批学生步行上北京，大我两岁的哥哥也跟着去了，但走到湖南就坐火车回来了。哥哥没从毛主席故乡带来红色的种子，却默默地给家里带来一大把虱子，把母亲折腾了两个月。那时运动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好玩的。

母亲王慕冰在《广西日报》任编辑，父亲程兴业在南宁一中任教，我家就住在报社。食堂前的大字报先提打倒报社社长，后又针对广西的第一把手韦国清，最后刘少奇的名字也被打大叉了。我回去问母亲，这样一个个打倒，最后会不会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失色，叫我不要胡说。街上越来越闹腾，报社涌来一批批红卫兵，围成一堆堆大声辩论。某天打起来了，石头飞来飞去，有人捂着脑袋退出人群。大人们分为两派，一派叫“联指”，一派叫“四二二”（“联指”全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四二二”全称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父母最初不参加任何派别就叫逍遥派，也不怎么上班，母亲甚至学起绣花来。

武斗很快升级，报社成为焦点。最初大人们拿着钢叉和棒子，戴着工地上的安全帽，后来真枪也开始流入民间，流血事件越来越多。父母就把我们送到河池的阿姨家。1967年暑假，我在河池迎来了自己十岁的生日。暑假后，母亲曾想把我们送到桂林避难。可是桂林也不太平，夜半醒来，我看到母亲守在窗前忧心忡忡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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