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进军：我的祖母

tuffy05

迟进军

注：两个外孙女生长在新西兰，母语是英语，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因此这篇文章对涉及到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些相关基本知识做了介绍和解释，是便于将来她们理解。

大约因为我是长孙的原因，与祖母接触得多，时间长，祖孙两人是很亲的。虽说祖母离开已经四十四年了，老人家慈祥的音容笑貌还会不时地出现，念想起来，她并没有走远。

写一写祖母，寄托对她老人家的思念，给后辈留一点文字，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这是我的一个夙愿。但是，这件事情一拖再拖，总想等到有时间随长辈重访故乡收集点资料再来动手。去年，四叔突然去世，父亲这一辈人只留下三叔一个人了，我才惊觉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一
祖母嫁给祖父时已经24岁了，结婚那年祖父三十一岁，这个年龄今天的人看来很正常，但是放在那个时代，这是已经是嫁不出去老姑娘和娶不上媳妇老光棍的年龄了。那时的青年人一般十五六岁就结婚。我的外公十四岁就结婚，外婆十六岁，这才是那个时代正常的结婚年龄。这么晚结婚原因只有一个，家里穷。

祖母祖父都是山东省招远县人，山东许多人都是明代洪武和永乐（1398年—1424年）经过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而来的。我的祖母祖父和外祖母、外祖父，他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移民来到山东。明洪武至永乐年间，为填补豫、鲁、苏、皖北部战乱灾荒人口大量流失死亡，官府下令从山西等地向这些省移民。官府在洪洞县广济寺设立中转站。明朝政府派员驻此，移民无论来自何方，移向何处去，皆汇集在洪洞县广济寺边的大槐树下，领取安家费用，办理签证手续。离别之前，还要在树下拜奠故土，倾诉离情，这些贫苦农民离开家乡后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绝大部份人及其后裔再也没有回到家乡。祖母的先人是从四川移出的，天长日久，后人只记得是祖先是在四川，已经说不出来原先的详细居住地。倒是洪洞县、大槐树、大树上的老鹳窝成为后人对先人远离家乡清晰的记忆。

（图片取自网络）

1893年祖母出生在山东招远县城西边不到十公里一个叫王家庄子小山村里。这个小村子当时不足百户，随着人口的增长村落扩大，与邻近的黄土崖村已经融成一体。如今在地图上找不到王家庄子了，只有黄土崖村，但是到了当地，进了黄土崖村，村里的人会告诉你哪一片是王家庄子。

王家庄子的原始居民有王、张两个姓，姓王和姓张的村民各自都有血缘关系。这个村子实际上是由王、张两大家族组成。

祖母姓王，名书芝，她父亲叫王龙，她母亲的名字已无法查考了，只知道姓孙，依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就是随丈夫的姓，被称着王孙氏。王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位的大姓，拥有人口近一亿，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四。据历史记载，王姓最早的发祥地应在今河南北部的卫辉一带，并以山西、山东、河南省境为其繁衍地区。 历史上可以列举出许多王姓的显赫家族和杰出人物，但是祖母出生的王氏家庭却是一个极其贫寒的农民之家。

祖母姐弟六人，她是大姐，下面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因为是长女，就成为这个贫寒之家里辅助父母主要的劳动力，做饭，带弟妹，地里干活，纺纱织布，飞针走线无所不能。两个弟弟，大弟弟叫王书年，小弟弟叫王书欣，稍大之后，因家里不能养活，无法生存，赤手空拳闯关东去了。 “闯关东”是中国清代末年和民国初期兴起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这是一次由贫穷、饥饿、死亡引发山东农民自发的移民潮。为什么说是“闯”关东，因为满族入山海关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清朝以后，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颁布了禁关令，严禁汉人进入满族 “龙兴之地” 满洲垦殖。当时的满洲就是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万里长城的山海关把中原大地和东北三省界定为关内和关外，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破产的山东农民为了生存，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危险，拖儿带女，背井离乡 “闯”入东北谋生存，兴起了闯关东，这就是“闯关东”来历。民国38年间（1949年）统计，山东人闯关东数量平均每年达到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在东北留下和存活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这次跨时近百年，人数近两千万破产农民自发大迁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它发生在中国社会最黑暗、最艰辛的时代。中国封建的家庭理念历来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 “后”是指儿子，只有男孩子被视作家族血脉的传承。祖母的两个弟弟，家族血脉的传人全都不能留在父母身边，选择闯关东，一个到了黑龙江，一个到了大连，祖母娘家家境贫寒可见一斑。

祖母虽说是贫寒农民家的闺女，但是生得十分水灵可爱，祖母生前曾经带着我见过她的侄女，也就是我的表姑。表姑当时是一位19岁的姑娘，见面谈了一会，祖母对我说：“这个孩子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像，我比她要高点。”有了这个参照，我大体可以想象和描绘出祖母年轻时的摸样：青年时代的祖母身高在1米60到65之间，这个身高在那个时代算是高个子了；她长得丰满匀称，在土布中式大襟衣服的包裹下，三围凹凸有致，长年的体力劳动使她体魄结实充满活力，缺乏营养的饮食结构使她身上没有一两赘肉聚集；一头乌发梳成了一根长长的独辫子，一走动起来，大辫子就在身后跳跃；红扑扑的鹅蛋脸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开放的性格，待人真诚热情，快人快语，悟性高，反应快。

还要说的一点，祖母是小脚。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装饰陋习。具体做法是用一条狭长的布条，将妇女的足踝紧紧缚住，从而使肌骨变态，脚形纤小屈曲，以符合当时的审美观。在缠足时代，绝大多数妇女大约从四、五岁起便开始裹脚，一直到成年之后，骨骼定型，方能将布带解开；也有终身缠裹，直到老死之日。

这种陋习的起始众说纷纭，从本质上来说是封建社会歧视妇女，把妇女当作一种玩物。女人以脚小为美，不裹脚的女孩子是嫁不出去的。裹足的妇女，前脚掌不能着力，仅仅依靠脚后跟承受体重，行走起来十分不便，不用说从事体力劳动了。这种陋习加大了劳动妇女的负担和痛苦，祖母承受了一辈子。

（图片取自网络）

祖母是经媒人说合嫁到招远县城南边西坞党村祖父家的。

祖父姓迟，名仁成。西坞党村有一脉三支迟姓，本族排行为长。祖父的祖先也是随着明代洪武、永乐年间移民潮来到山东的，而在更远古的时候则是居住在新疆和田。单姓 “迟”，单姓“尉”，在百家姓中都没有，这两个单姓是从复姓“尉迟”演变而来的。探求尉迟复姓的来历，要追溯到汉代以后的伊斯兰教东扩，信奉佛教的古月氏国地处新疆南部和田，在抵御伊斯兰教东扩战争中失败，举国由新疆和田一带东迁，归顺中原，融入中华，由皇上赐姓尉迟。他们早先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陕西一带。明代大规模移民，有相当一部分继续东迁到河北、山东和东北，农村中密集的迟姓居民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另外从人类遗传学的角度看，祖父家族在相貌上都有中亚人种的特点，轮廓分明，身材魁梧，明显不同蒙古人种面孔扁平圆润。

曾祖父单名，迟松。曾祖母姓曹，闺名曹王氏，估计是取了父母双亲的姓。曾祖父曾祖母一共存活了七个子女，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九口之家挤在西坞党村东南一个小破房子里。

曾祖父家境贫寒，只有一亩六分山岗上的薄地，九口人何以为生？曾祖父赖以谋生的手段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驴贩子的经纪人，因为自己没有本钱无法贩驴，只能帮着别人推销或买驴，从中提成。做这一行，一是要识驴，看牙口便知驴的年龄大小，还要能看出是否有病，有什么长处和短处，这是推销和讨价还价的依据；二是要会袖里的手语，过去牲畜市场不是明码标价，也不能直说这个驴是多少钱，讨论优劣可以说，但是说到价钱，就要在袖筒里用手语讨价还价，不能说话，买卖双方把手握住藏在袖子里，用五个手指头的不同组合表明自己认可的价格。曾祖父是既要帮卖方说话也要帮买方说话，这样把价钱摆到一个双方能接受的价位上。他要把握对得住买卖双方，才能树立经纪人的信誉。有了这个信誉，买驴的人来找他帮着买驴，卖驴的人靠他推销，他是两边拿劳务费或是提成，从这一点上说，他还要懂得市场和营销。这种卖驴的方式我90年代到新疆喀什在巴扎上还曾看到，都是这样买卖。驴，山东老家这个物种和驴市买卖的方式大约都是祖先从西域东迁带过来的。可是随着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取消市场，山东老家这种祖先传承的商业文化已经断代消亡了。

在山东，家境好一点的农民，儿子结婚是不分家的，特别是长子。一般是等到家中的长者都已过世，这才找来族中长者主持兄弟分家。只有像曾祖父这种赤贫，实在是负担不起，儿子一结婚就分出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全家就一间屋子，新媳妇过门不能说在众目睽睽之下圆房。

祖父祖母从曾祖父那里分家出来独立门户，分得财产是一床被子、一个碗和两双筷子。说的好听是分家单过，其实是什么财产也没有，就是分出来让祖父祖母自己闯荡了。曾祖父不是不爱自己的长子，实在是出于无奈，家中太穷了，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些了。

在山东老家有这样的习俗，每家一旦生了闺女，会为闺女种一棵树，等到闺女出嫁时，树也长大了，把树伐了，用这颗树的木材为女儿打造一套纺纱和织布的机器作为陪嫁。依照习俗，祖母嫁过来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么一套纺纱织布土机器陪嫁。

祖父祖母结婚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是两个走到一起，把命运相系的年轻人还是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这两个在苦水里泡大的青年身上有着巨大的承受力和在艰难中苦熬的智慧，他们在西坞党村的北头，见两户人家的东西山墙相隔不远，于是借助着两家的山墙，支上一根木梁，用茅草作顶，玉米、高粱的秸秆抹上泥土为墙，搭了一间很小的屋，算是立起了门户。之后又慢慢地支上灶，盘起炕，山东因为冬季寒冷，民居都是用泥土打出砖胚，晒干以后砌成火炕。一头是灶，可以烧饭，烟火经过炕里的烟道从烟筒排出去，同时把炕加热达到取暖的目的。

（图片取自网络，祖母成家时的房子要比照片上的还要简陋的多）

山东冬季夜间的气温会在零下十度以下，白天的温度也会低于零度。即使有炕，这样四处透风的草窝棚也是很难抵挡严寒。祖母祖父以沫相濡，在这个自己搭起的草窝棚里住了四年多。在这里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刚出生不久还没有起名字就夭折了。老二是个女孩子，乳名取名“宽”。可见那时日子紧，房子挤，压力大，缺少生活的空间，希望能有宽裕一点的日子。宽，活了不到两岁也夭折了，第三孩子就是我的父亲。在我父亲出生以后，家中的经济状况有些好转，才离开这里，改为租房居住。租的这些房子都是村里有房人家闲置的房屋，一旦房主要用了，就得搬家。在村先后搬过五次家，租过四次房子。父亲取名“明堂”似乎与这时住房的改善有些联系。祖母共养活了五个孩子，四男一女，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明堂、贵堂、文堂（女）、斋堂、春堂。名字是请一个老先生帮着起的，但是看得出来在这些名字中还是体现出祖母祖父对自己生活的向往。

二
刚刚成家时的祖母祖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中有土地是在1943年之后的事，我的大姐荣华出生寄养在祖母家，荣华大姐有一份抗日民主政府的养育口粮加上祖父祖母多少年的积累买下了八分薄地，1945年曾祖父曾祖母去世之后拿回了八分养老地。所谓养老地，就是祖父祖母结婚之时，家中按兄弟两人计算每人有八分地，结婚时这八分地还归曾祖父祖母耕种，祖父祖母就不要交钱粮供养老人了，曾祖父祖母去世，这八分地给了祖父祖母。有了这一亩六分土地，家里才有了一点农作物收获。在此之前家里没有一点土地，生活是很苦。

祖父赖以谋生的手段不及曾祖父有个专业，他是无专业。因为家中无田，不务农，几乎什么都干，在村子里帮人家“看青、看山”，就是替有田地人家看护庄稼不被人偷。“看山、看青”是有季节的，庄稼一收割祖父就在外打短工，当过店员。比较多的是婚丧嫁娶帮着张罗，偶尔也在红白喜事中掌个勺做个菜什么的。一句话，打杂，有点像电影、电视剧组里的剧务。为了揽活整天不着家，四乡云游养家糊口。祖父喜欢穿跟脚的鞋子，祖母给他做新鞋一定要费劲穿进去才满意，如果一脚就顺当进去了，便一肚子不满意，这与他整天要快步行走有关。祖父有较高的智商，老家过年正月里成年男子有赌钱的习俗，这一个月里他赢的钱能供一家人大半年油盐酱醋所需的开销。他年年如此，正月一过就把赢来的钱如数交给祖母，由祖母掌握度日。除去正月，从来不赌。不仅自己不赌，而且严禁子女涉赌，后来只要发现自己孩子和街坊邻居的孩子玩纸牌，都是厉声喝斥，责打。子女在他的教育下没有一个涉赌的。可见他深知赌的害处，自己参赌完全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祖父在外，所能带给家里钱物，远不能满足家里的基本需求，剩下来的事情就全压在祖母的身上了。祖母从小就学会织土布，旧式的土布织机是很简陋的，找上几块木头，请木匠用不了多一会就打成，因为是姑娘陪嫁之物，老家几乎家家都有。织成的土布是宽两尺（66.66公分）长一匹（33.33米）。

（照片取之网络，祖母用的织布机与之相似）

祖母是到集上买来别人纺好的纱线，回来上浆,织成土布。集市、集市，各方买主、卖主聚集起来就有市场，老家的集市是每隔五天聚集一次。据三叔回忆，在两个集市之间的五天时间里，祖母可以织一匹布。她把织好的布拿到集市上卖掉，再买回织布用的纱。卖布买纱之间的差价就是祖母的劳动所得，祖母拿它维持家用。织土布是手工抛梭，以一秒钟抛一次不停的织，我初略的计算了一下，5天织一匹布，每天要花费近13个小时，一天下来每只手要抛梭2万次以上。加上织布的辅助工作，祖母每天花在织布上的时间至少在14到15个小时。祖母一个人带着孩子，还有其他家务，祖母每天要闻鸡即起，干到披星戴月，其辛劳可想而知。

全家的主食，就是地瓜干，所谓的菜，就是咸菜疙瘩，有大葱和酱那是很好了。很多年份，到了春季连地瓜干也吃不上了只能是吃野菜，槐树花，榆树叶，柳树叶。这些树叶只能在出牙不久，还是嫩叶的时候吃，长老了就不能吃了。树叶在能吃的时候，祖母就领着一群孩子去收集树叶，这些树叶先要用热水烫，一个冬天过来，到了春季柴火也是金贵的稀罕之物了，祖母就把这些采集来的树叶背到离家有五里路的汤上。所谓汤上，就是招远城南的一个地下温泉，水温很高，可以烫熟鸡蛋。祖母在温泉把这些树叶烫熟，背回来再用井水浸泡。因为温泉中的硫磺含量很高，必须用井水浸泡把硫磺去掉。吃的时候再从水里捞出来放到锅里蒸热。祖母是一个过敏性体质，吃了这些野菜和树叶时常会有过敏性反应，身上起红斑，脸会肿起来。但是，不吃不行，别无选择，不吃，只有饿死。祖母的这种手艺我有幸亲口尝过。那是1960年到1963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们家全是男孩子，兄弟四人，小的8、9岁，我是15、6岁，都在长身体，正是能吃的时候，靠国家配给粮食根本吃不饱，于是各种野菜和树叶就上了餐桌，祖母就是先用水烫去苦涩，洗净之后放在锅上蒸。这时条件已经好多了，蒸的时候还可以撒上一点面粉，滴上几滴香油。那几年没有少吃，所以对祖母的手艺还是有一点感性认识。但是，六十年代初吃的各种野菜和树叶，从质量和口味上都会远远超过父辈小时候吃的，毕竟这时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并不是天天吃，顿顿吃。

祖母一家那时候，成年累月餐桌上不见荤腥，过年过节偶尔的改善，是买一点虾酱，虾酱是山东渤海湾地区一种特有的食品，是用海里小虾、小蟹发酵后加盐，很鲜很腥很咸。如今的虾酱磨碎精加工了，过去是看得见小虾小蟹的。直接吃虾酱是吃不起的，祖母是用虾酱作调料，用豆腐、面再加大葱和盐拌和在一起加热，吃在嘴里柔嫩有海鱼的味道，这就是很大的改善了。

尽管祖母五天就能织出一匹小土布来，家里的孩子基本上是破衣烂衫，但是，祖母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出门的时候带着孩子不愿意让外人看到孩子衣衫褴褛，家里有一件对襟的半长衫，是用自己织的土布自己染色后做成。这是一件比较新的衣服，一带孩子出门，就让孩子穿上，回来就脱下收好了。这件衣服从我父亲小时候穿起，我二叔、三叔、四叔都先后穿过。他们四兄弟依次相差五岁，父亲与四叔相差十五岁，算下来，这件出门的“礼服”前前后后穿了近二十年。

家里人穿的鞋全是出于祖母一个人之手。

鞋底，是用从外面捡回来的破布，洗净，在木板上用糨糊一块一块拼起来，一层一层叠起来，晒干了之后差不多有一、两毫米厚，硬硬的。剪成鞋底的样子，有五六片合在一起就够了。然后用麻绳一针一针纳成鞋底。麻绳是自己种的麻，砍下来放在水里腐烂取出其中的麻，自己搓成麻绳。鞋面是自己织的小土布。

这些东西都备齐了，祖母，用一个锥子先在鞋底上戳上眼，再用麻绳一针一针纳成鞋底。最后把鞋帮上上去。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祖母来到我们身边，也曾替我们做鞋，这个全过程我都曾经陪着，印象十分清晰。做一双鞋大约要七八天。

祖母做鞋还有一绝，就是大鞋改小鞋。

在捡破烂的时候，时常能捡到别人穿破不要的鞋，这种鞋，往往是底穿通了，脚拇指处穿破了。祖母捡到了这样大人穿的鞋，就回家把鞋底和鞋帮拆开，去掉破烂的地方，改成小鞋底小鞋帮再重新上上去。家里的孩子差不多都是穿这种用破旧鞋翻造的小鞋。

当时一家七个人，所有的鞋都是祖母做的。现在想想，一家人的鞋，衣服，一天三顿饭，种着一亩六分地，还要织布挣钱养家，祖母年轻的生命都耗在飞针走线，持家育儿的辛劳里了。

到了过年，有钱人家的孩子能放鞭炮，祖母根本买不起，她就用自己烧制的木炭，碾成末，拌和上一点硫磺土，用纸卷糊成小棒，让孩子们点燃后“放花”。年三十晚上，点燃的硫磺和木炭能发出灼眼的火花，给孩子带来欢喜和希望，给这个赤贫之家染上一点过年的气氛。

家里很穷，但是，祖母对子女的教育很严，不准偷不准拿别人家东西，不许孩子玩牌。山东老家有一个习俗，就是大户人家秋收完了，可以允许穷人小秋收，到地里去捡拾主人收获以后留下的地瓜、花生，麦穗、豆粒。到这个时候，祖母会带着一群孩子去小秋收。平时别人家地里长的，树上结的都不许碰，她常说，瓜地里不弯腰，果树下不正冠。

祖母自己不识字，但是她十分懂得读书的重要，家里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１９２７年在国民党还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之后，曾经颁布政令普及小学教育。祖居山东招远西坞党村，因毗邻县城较早有了小学，当地人叫“完小”。大约是六年制完全小学的简称。还有一种是四年制的，叫“初小”。

抗战爆发之前，父亲有幸读完了“完小”，三个叔叔也都先后入学读书，虽说到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严重的干扰，他们也都算在祖母的决策和坚持下念完了小学，这对他们后来的人生之路有重要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祖母的大识！

就在祖母拖着一群孩子熬日子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女人走进她的生活。这就是同村的一个寡妇，她比祖母小几岁，村里人都叫她“嫩嫩媳妇”。“嫩嫩”不是修饰这个女人，而是她死去丈夫的浑名。“嫩嫩”在家乡土话里是对小猪的一种俗称。“嫩嫩”是一个性格敦厚的农民，大名迟好利，是祖父本家的兄弟，只是已经出了五代。因为有土地，家境要比祖母祖父富裕，日子好过得多。不幸的是，“嫩嫩”中年得病早逝，无子无女，撇下了“嫩嫩媳妇”一个人孤苦伶仃独守空房和几亩地。

最先的走动是从孩子开始的。“嫩嫩媳妇”对祖母的一群孩子表现出很大的喜爱，赞扬这些孩子长得好，赞扬祖母很有福气，时常送点吃的、穿的给孩子，这一些都是属于正常的街坊邻里的交往，嫩嫩媳妇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祖母也很受用，因此两个妇女之间建立起了很好的友谊。

其实，这个嫩嫩媳妇是有备而来的，她有自己的打算。

嫩嫩媳妇丧夫之后一直独居，是个很正派的人，年纪三十多岁并不是很大，她对自己的未来也做了一番打算。那个时代，不是一夫一妻，是一夫多妻。另外，寡妇也是可以再嫁的。她看上了祖父。一是祖父虽穷，但是人很精神，走南闯北，见识广，能力强，人好；二，虽说出了五代，但毕竟还是一门，过门做小，房地产还在家族之中，没有外流，再婚容易通过，汉族和中国的许多民族古风就有兄弟可以接纳丧夫的嫂子和弟媳的习俗；三，祖父家中儿子多将来养老有靠；四是看祖母为人宽厚善良，将来真的过了门做了二房，相处起来不会太为难。

女人的心是敏感的，祖母很快就察觉了其中的细微和奥妙，祖母采取认可的态度。一，这个嫩嫩媳妇为人不坏，之前两个人已经建立了比较深的友谊，有了这么一个二房，不觉得会难处，倒是家里多了一个帮手，一个劳力；二，嫩嫩媳妇有房子有地，一旦嫁过来，能大大缓解这个家的经济压力；三虽然嫩嫩媳妇比自己年轻，祖母判断，她取代不了自己大房的地位，因为她没有孩子，自己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儿子。

父母结婚后，母亲第一次上门探亲，祖母还给母亲远远指认了一下，说：这就是你公公那个没有过门的小老婆。这件事最终因祖父的牺牲没有能沿着她们的思路走下去。但是，祖父牺牲之后，这两个女人依然相处得很好，孩子们都称嫩嫩媳妇婶子。嫩嫩媳妇见不可能再嫁祖父结亲了，就向祖母提出，过继一个男孩子给她做儿子，这样也算结上了一门亲。祖母也愿意，主要是同情这个女人的命运。但是因为战乱，祖母的儿子相继离家参加革命，这个事情最终也没有办成。嫩嫩媳妇与祖父祖母结亲终究未能遂愿，后来郁郁改嫁到了五里庄。

三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家里的日子就过得更艰难了。

抗战开始不久，祖父和父亲分别参加了共产党，这件事对祖母后来的生活和命运影响甚大。

家乡山东招远是中国著名的黄金产地，是日寇入侵后重点控制和掠夺的地区。日寇霸占了招远玲珑金矿，在招远驻以重兵维护黄金生产，保证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以战养战。日寇为了保证部队给养，不断地搜刮老百姓，抢粮，抓人。招远百姓民不聊生。那时招远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其中有这样的歌词“……日本鬼子黑心肠，组织了大扫荡；抢光、杀光都烧光，想叫我们都灭亡……”

正是由于招远是黄金战略物资的重地，入侵的日寇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也就在这里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日伪势力弱的地方有了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联合政府，共产党组织群众减租减息，日寇来了就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藏起来，带领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共产党的为群众做的这些事，就像春风很快吹遍胶东大地。

祖父为养家糊口时常云游四乡，是村子里最早接触共产党的人。因为穷，对旧社会不满，祖父一接触到共产党人就参加了革命，在抗日民主政府里做饭，担任地下交通员，利用过去自由职业的特点作掩护，送信、送文件、送人，传递消息。

父亲小学毕业以后12岁就被祖父送到城里独自谋生，开始，在城里一家叫做“华兴东”的商铺学徒，后来做过餐馆的小伙计，生意人的帮工，还在花庄做过伙计。花庄是胶东特有的一种生产花边的组织，把棉线和花样发给农村妇女，让她们用钩花工艺织成窗帘，桌布等。花庄萧条，父亲被辞回家，这时候遇到了共产党人。在父亲的自传里有一段话，清楚地记载这个过程：

“花庄倒闭，老板又叫（我）回家，这时春荒，家中无吃的，在家游闲，这时有石星河村迟星南到我村工作，找我谈话，大意说：‘你在外边做店员好不好？’我答：‘很好。’他说：‘你好什么，你是给人家当牛做马。’我说：‘你为怎么骂人？’他说：‘我不骂人，你想，你给老板干活，每年商店赚钱很多，每年利润两万元，而你每年只得八十元，现在生意不好，又叫你回家吃，你看不是给他当牛马吗？’我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他又说：‘穷人要解放，只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社会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这种社会你说好不好？’我答：‘好啊，可是那里有呢？’他说：‘这就要穷人来斗争，你愿意的话就去找共产党’我问：‘到那里去找？’他说：‘当地就有，你现在只要做抗日工作，共产党就会来找你’谈话后，他叫我组织青救会（青年抗日救国会）我即组织，过了几天他就叫我到楼里头村，由他和郑德民介绍我入党，举行了入党宣誓。”

父亲因为一直是单身在外打工，不常回家，参加了共产党村里人不知道，但是祖父时常回家，没有不透风的墙，渐渐的有人就知道了。村子里也有日伪势力，为首的一个叫孙芝灵，是一个工商地主，除了拥有大量土地收租，还生产经营粉丝。山东名产龙口粉丝实际出产地就是在招远，龙口因为是商品出口地，所以被叫做龙口粉丝。还有一个叫陈永寿，是个乡医，陈永寿住在张家庄子，当时是西坞党村南不到五百米的一个小村，现在已经和西坞党村连在一起了。这些地主乡绅周围还拢着一批人，同日伪政权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得知祖父是共产党之后就报告城里的日伪军，到家里来抓人。

来的那一天正巧祖父不在家，日寇和伪军就对着祖母施威，把一个家砸得不成样子，毒打了祖母。到日伪军离开时，祖母遍体鳞伤，一脸鲜血，一口牙齿，活生生地被打掉、打断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钱医治，那些断了牙根神经还是活的，一碰就剧痛，不能进食，连喝水都不行。没有了牙齿，祖母的脸就变了形，因为妨碍进食，人很快就消瘦下来。这种痛苦一直伴随着祖母十多年。到解放以后，1950年祖母带着四叔到镇江，来到我们身边第一件事情就是治牙。那时我四岁，已经记事。我整天是和祖母在一起，夜晚就睡在她的身边。我亲眼见过祖母发牙病的痛苦，她彻夜不能入睡，辗转反复痛苦的呻吟着。去治牙也是带着我一起去的，那时只有私人的牙医诊所，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逐一清理了断牙根，装了一幅全口假牙。花了20多元，那时的20多元差不多是买3头牛的钱。

父亲从参加抗日队伍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因为工作突出，组织上培养他，就送他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从党校学习回来，他回了一次家。

那是1940年的冬季，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父亲回到家门口，担心外人知道，不敢敲大门，轻手轻脚翻墙入院，隔着窗纸低声叫“娘！娘！你开开门！开开门！是我，明堂。”

当祖母把父亲引进屋，一看惊呆了，一头零乱长发，满脸污垢，如同一个无家流浪的乞丐。在党校学习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根本没有条件顾及理发洗澡这些事情。黑灯瞎火，母子俩个人在黑暗中交流了近一个小时，父亲就要离开了。祖母一听父亲要走泪水就下来了，经历被日寇殴打之后，祖母深知抗日斗争的严酷和危险，作为母亲，担心与不舍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父亲劝说祖母，打败日本鬼子，穷人当家作主，日子就会好起来，叫祖母不要担心。父亲不劝还好，话语一出。祖母哭得透不过气来，还不敢发出声音。父亲说什么也劝不好，他又不忍心就这样离去，继续呆下去时间一长就会有危险，情急之下，父亲说了一句：“你再这样哭我以后不回来了。”祖母止住了哭泣，送儿子出门，隔着门缝看着儿子消失在寒夜里。

当时在场的三叔后来说，自从这次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祖母为儿女参加革命的事落泪。为打日本鬼子送二叔当兵，打蒋介石三叔当兵，祖母都表现得坚毅非常，没有流一滴泪。可见她对日寇痛恨之深，对旧社会痛恨之深，对穷人当家作主何等向往！

父亲党校学习回来不久，就担任招远县城区的区长兼任武工队区中队队长，后来任区委书记，在招远县城和周边附近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武装袭击骚扰日伪军，锄奸。日伪扫荡时，帮助群众坚壁清野，保护群众转移。父亲那时才十八九岁，抗日救国，血气方刚，有勇有谋，他曾经带着一名战士，化妆成拾草的农民，大白天到了城西日军的史家炮楼下面，今天招远烈士陵园就是建立在这个炮楼的旧址上。以酒瓶和包猪头肉的荷叶包为道具，像是拎着一瓶酒，和一包猪头肉，以进贡引诱伪军头目走出来。接近后，用红布包着的一个小笤帚顶着伪军头目的腰，低声警告：“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把枪交出来，不交枪就打死你！”他们拿到匣子枪后飞奔而去，炮楼的鬼子用机关枪射杀，在弹雨飞啸中，父亲和那个战士一口气跑出去五里路，脱离了机关枪的射程之后，停下来就吐了一口鲜血。父亲摸清一个伪军小队长的行动规律，在龙王庙下村北，带了一个战士化装设下埋伏，活捉了小队长和卫兵，缴械教育后，把他放回去做抗日工作了。父亲曾经在招远城里好几个地方学过徒做过事，地形熟悉，有人脉，时常潜入城内，打了就走，来无影去无踪，被战友们称作孤胆英雄。他的战斗故事被编成小戏，在抗日民主政府控制的根据地丁家庄子等地演给群众看，鼓励士气，宣传抗日。日军独混第五旅第十二独立营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战后写过一本书，叫《华北战记》，其中写到一九四二年，这支部队在招远遭受游击队袭击苦不堪言的情况，虽然书中没有详细记载游击队是哪一支，但是从这个侵华老兵的自叙中可以看出招远武工队的勇猛，看出招远人民爱国武装斗争对日军的震撼。

没有多少时间父亲就名声渐起。在日伪汉奸中听到武工队和父亲的名字就提心吊胆，特别是像孙芝灵那些在乡中作恶，有血债的汉奸，就怕有一天父亲带着武工队出现在他们面前。日寇四处张贴布告通缉捉拿父亲，无论死活都有赏。抗日武装斗争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

1942年抗日斗争到了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候。这一年，因迟星南的侄女嫁到西坞党村里，同杨永香结婚，祖父回到西坞党村，刚进村不久，村里的汉奸恶霸孙芝灵就派了一个叫王庭永的雇工进城报信，领来日伪军，祖父被从城里赶来的日伪军包围在民宅里，寡不敌众，被俘。汉奸恶霸害怕我父亲率领的抗日武装营救，唆弄日伪军出村走了两三百米，在村东沙河滩上枪杀了祖父。祖父壮烈牺牲，那些赶来参加娶亲的亲戚又帮着祖母安葬了祖父。祖母这年49岁。祖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是1948年家乡解放之后的事。祖父牺牲给祖母和一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困境。这些难处当时就是靠祖母一个人顶着。

到了祖父牺牲的第二年，1943年的春季适逢春荒，加之村里土豪劣绅的欺压，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只有一碗地瓜干存粮了。她不能眼见得四个孩子饿死，无奈之下，祖母迈着两只小脚，只身走到了六十里外的夏甸镇，去贩了五十斤粮食。扛五十斤粮食走六十里路，不要说是一个五十岁的小脚女人，就是一个壮汉，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况且，这六十里路穿越了解放区和日伪占领区，双方都有路卡查封粮食这一战略物资。一旦被查没收，一家人就等着饿死了。祖母不能走大路，只能抄山间小路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走到了半路一个村子实在走不动了，央求了一个推独轮车农民汉子帮助带了一程，最后总算完成此行，挣了一点钱，以救断炊之急。

但是更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日伪军为了诱捕父亲，歼灭区中队，加大了对祖母一家人的迫害，孙芝灵竟然勾结日寇要灭门。巧的是他们到祖母家里时，祖母正带着孩子在山上干活，有乡亲赶紧上山报信，祖母家也没有回，什么也没有拿，空着手带着孩子匆匆逃离。不敢投亲，四处躲藏，一面讨乞，一面流浪，后来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才找到抗日联合政府，得到政府的安置，在一个叫西罗家村子借住在老乡家里。即使这样，也还是要不断的逃难，躲避战火。后来又搬到了秦家沟村住了一段时间。在秦家沟期间，二叔在杨家小学毕业，又到城子村读初级师范学校。这里是抗日民主政府控制的根据地，属于父亲的辖区。1944年冬季抗日民主政府动员青年参军，祖母积极支持，二叔迟贵堂报名，投笔从戎。与二叔一起参军同窗学友中后来有两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一位是邓小平办公室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王瑞林；还有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上将迟浩田。文化革命之前，迟浩田在驻江苏无锡27军某师担任政治部主任，逢到南京开会，还会到家里来看望父亲，这是题外之话了。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祖母一家才结束逃难回到家乡。回到家里时，家园荒芜，院子里的草有一人多高，家里灶上的铁锅已经有了一层厚厚的铁锈，只得先借住在亲戚家里，几天后打扫干净才住回去。

西坞党村抗战一胜利就开始了土改，祖母一家分得土地、房屋和一头老毛驴。好日子也就一年多，接着就爆发了解放战争， 山东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剿，根据地人民又陷入水生火热之中。不要看祖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对大事看得很清楚。她十分明白这场战争的输赢对自己命运的影响，毅然送只有14岁三儿子，我的三叔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三百多万解放军，可以说每一个战士的家里都有着同祖母一样的命运，一样的爱和恨。从最根本上说是亿万农民人心背向决定了战争的胜负。2010年济南市建立了一个济南解放广场，列出了山东籍解放军战士一百万人，把名字镌刻在四周的纪念墙上。三叔的名字刻在35军第十排第九列。

从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起，祖母又开始新一轮逃难，孙芝灵一伙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又回来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逃难中，祖母一行差不多总是五个人，先后走了当兵的二叔和三叔，陆续多了我的两个姐姐，加上姑姑和四叔。在逃难的途中，我的两个姐姐年幼，受不了颠簸和疾病折磨，先后去世，大姐名叫荣华是1943年10月出生，活了不到一岁。二姐叫进步1945年8月15日出生，去世之时已经两岁多了，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懂了。荣华大姐和进步二姐离世，后来一直是祖母心中的一个结，也是母亲心中的一个结。

与抗日战争逃难时不同的，在躲避国民党重点进攻的逃难中祖母一直带着土改分得的那一头老驴。这头驴能驮人驮物，对一双小脚不能走路的祖母来说，其作用可想而知。到1948年山东境内的战事结束，山东解放了，祖母回到了西坞党村。不久，老驴老死了。驴是老死不是病死，死了肉应该还是可以吃的。那时，战乱刚过，食品极其贫乏，亲戚乡邻提议把驴肉分分吃了。祖母死活不肯，执意把老驴全尸安葬在自家的地里。担心有人偷偷把死驴从地里刨出来，她守望了几天。别看祖母是个农村妇女，其精神世界还是十分丰满，善良，重情重义。多少年以后，五十年代初期，她到了我们身边，还时常和我提起这头老驴，说这条驴特别好，懂事，温顺。祖母怎么指挥，驴就怎么做，叫快就快，叫慢就慢，叫停就停，那些年逃难多亏有这条驴。这条驴的故事，幼年的我不知道听她念叨了多少遍。祖母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善心，对一头驴竟能够如此，况且对人?

四
祖母第一次见到我已经是全国解放以后的1950年。之前，一直是母亲亲自带着我。我也是兄弟四个人，只有我是母亲自己带着哺乳养育的，二弟有保姆带着，曾经吃了一段时间母亲的奶，三个弟弟都是由奶妈、保姆和祖母负责养育的。

1947年我生下来解放战争正在严酷的时 候，母亲在潍坊生下我，之后就带着我离开潍县机关和父亲，回自己的老家前路家村坐月子。国民党进攻山东革命根据地，母亲就一直带着我随山东招远县机关留下的伤员队躲避战火和国民党的追剿。从招远县向北撤到了黄县，还在一只小船上划到渤海海面上躲了七天。白天，国民党的飞机飞得很低，看见路上的人群就用机关枪扫射，不少老百姓就这样被打死了。深夜转移，过封锁线，有的随队婴儿不适时啼哭了，为了不暴露队伍目标就被活活闷死了。父亲觉得这样不行，在解放区这样东躲西藏太危险，后来干脆把母亲和我安排在敌占区的石星河村，这里过去是父亲的根据地，后来被敌人占领。这里群众基础很好，匿藏在这里免去颠簸流离。父亲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很精明，他知道在战争中，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老乡家里我也曾腹泻得不到救治差一点丧命。幸好解放军打下了潍县的坊子，那里有一个德国人的教会医院，在昏迷中送去救治，医生看到我时说，这个孩子不行了，母亲一再央求，加上有战士陪同而去，城市周边的战事还在继续，医生也不想惹事，就说：“那就试试吧！”在输液两个小时以后，我的眼睛慢慢睁开来了，这才免了一死。两个姐姐年幼夭折无疑给了母亲很深的心灵创伤。就是这么凶险，母亲也没有把我交给祖母，母亲可能是觉得即使是在恶劣的战争环境里，孩子还是在自己身边安全些，每天能看着，放心。母亲说过一件事，足以看出那时逃难的艰辛，就在招远到黄县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担架队掉队的姑娘，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身强力壮为什么会掉队？在国民党飞机扫射钻进草垛里躲避，人太疲倦了，一爬下来竟然睡着了，等她醒来，飞机走了，大部队也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尚且如此，我母亲抱着我一个十斤重的孩子，担惊受怕，辛苦劳累真是难以言表。我在母亲身边，一直到1949年6月随大军南下，建立了国家政权，实行干部供给制，家中有了保姆。

刚过江，父亲是在句容县当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一年以后调到苏南行政公署镇江地委工作，祖母就是这个时候来的。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住在镇江尚友新村3号，中堂是开放式的。那天，我仰面躺在一张四方茶几上，旁边，奶妈正看护着才一岁的二弟。我百无聊赖的看着天上乌云，突然有两个人影进入眼帘。同时听见来人问：

“请问，迟明堂家是住在这里吗？”

“奶奶，是奶奶来了！”还没有等到奶妈回答，我就闻声脱口而出，即刻翻身跳起，站在茶几上看看奶奶，祖母身边站着四叔，身背一个布包袱，十分拘谨。

“你是进军吧！”祖母喜出望外，没有想到，从未见面的孙子竟然一见面就认出了她，还如此亲切、兴奋。其实，早在得知祖母要来的消息后，父母就告诉了我，我整天想着祖母要来这件事哪。我很快就拥到了祖母的怀里，祖孙俩人无比亲热。

此后的两年的时间我和祖母几乎形影不离，祖母把我领进了一个缤纷的世界，让我看到了她的勤劳、智慧、能干、简朴、坚韧和她博大的爱心。

我看她做饭，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做饭，特别是做面食，客观上那时是供给制，大家都吃食堂，家里不开火。祖母来了能偶尔为父母做些家乡饭，才让我大开眼界大开胃口。我看着她不一会就把面粉做成香喷喷的馒头，还替我做出小鸟、小鱼、小猪、小羊各种造形的小馒头。看她做手工切面，用长长的擀面杖把面擀制成一张硕大的薄饼，折叠起来，用刀熟练均匀的切成细细面条。看她包饺子，蒸包子，烙饼，看她做所有的山东饭菜。祖母对我有着特别的耐心，她总是一面做着，一面和我说话，给我讲解做这些事的要领和诀窍，仿佛是办烹饪学习班，更像师傅带徒弟。每次祖母做饭我也喜欢动手参与，祖母会给我一块小面团，让我在旁边自由摆弄，其实我什么也做不了，只是好奇好玩，直到快结束的时候会把我手中面团收去由她做成食品。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擀饺子皮，包饺子。祖母做的一些面食，有的，我从来没有自己实践过，五十年过去，凭着祖母那时的教授竟能做得很好。2001年我在英国伦敦陪女儿读书，学着祖母的样子做手擀面，吃过的人无不称赞，其实他们应该赞美的是祖母，而不是我。四岁听祖母教授的手艺，五十年后实践放彩，这是何等成功的教育啊！

祖母给我和弟弟们讲过许多故事。在哄我们睡觉时，奶奶会一面在做针线活，一面讲故事。“惯子犹如杀子”的故事讲不知道过多少遍。这个故事是说，一个小孩小时偷东西母亲不仅不批评教育，还夸孩子聪明，这个孩子做坏事胆子越来越大，后来犯了死罪，在赴刑砍头时提出要再吃一口母亲的奶，在吃奶时一口咬下了母亲的乳头，抱怨母亲从小不管教自己。祖母用这个故事警示我们从小要学好，要听从大人的教诲。在我们快要入睡时她会反复念儿歌：“猫打仗，爬墙头；狗打仗，翻跟头；小孩们打仗扔石头；老婆们打仗捥指头；老汉们打仗动拳头。”在奶奶那里我们还听到她小时候见到的红枪会、无极盗和长毛等农民起义的故事。

那时我和祖母交流之多，以至于后来到了幼儿园和学校很多话只会用山东话说，用当地的语言不会说，那些单词不知道如何表达，大约有一年时间，这种语言障碍才消失。

我还看着祖母剪裁缝衣，做布鞋。

祖母不光是勤于做自己过去会做的东西，她还是个善于学习，善于创造的人。说两件事：

祖母刚进城以后就是秋天，看到城里人都穿毛衣，她很想有一件，但是舍不得买，也不对父母提，到了春天就在家里养起了 蚕。桑蚕结茧以后她又自己烧热水缫丝，接下来把丝捻成丝线，自己学习编织毛衣的方法，织成一件对襟的全真丝线衣，最后，用染土布的方法把衣服染成蓝色。不久她有了真的毛衣，但是这一件真丝线衣一直伴随着她。

再有一件事，到了城里以后，她看到废纸就这么当柴火烧了，很可惜，那时有收旧货破烂的，但是不回收废纸。她就想出了一个回收利用的办法。她把收集的废纸先用水泡，还原成纸浆，沥去一些水分成糊状，在其中添加一定量的黄土，揉成面团一般的硬度，再用小水缸等圆形器皿做模子，用布隔着，把拌黄土的纸浆均匀的敷在器皿的外面,晒干后脱胚就成型了。根据大小，再做上一个盖子，外面贴上装饰纸，就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既轻又硬，可以装米装面装点心，装针线装衣物，在那个没有塑料的时代可以不夸张地说人见人爱。许多邻居朋友上门索求，祖母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现在回想起来，祖母真的是一个富于智慧和创造力的人。你想，用真丝编织成衣到80年代市场上才出现，祖母的发明创造早出了30年。设想，如果有这样的机遇把祖母放到创办企业的位子上去，她的聪明才智真会不可估量。

和祖母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祖母的脚一直是我打理。祖母的脚，指甲变形，角质化很严重，压在脚底的指甲修剪起来很费事。每次洗好脚，都是我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和小剪子替她剪指甲和修除角质化的老皮。出门和到公园玩耍，也都是要搀扶着祖母。祖孙甚是情深。

我大了以后，这些事情就是弟弟来接班了。三个弟弟都和祖母感情很深。这与五十年代父母工作太忙有关，父母经常下乡，一走就是十几天，有时候一两个月也见不到，与我们能日夜相伴的亲人也就是祖母。是祖母打理我们的衣食住行，给我们讲故事。

除了我们兄弟四个，二叔家的三个妹妹，三叔家的一个弟弟也都得到过祖母的照看。祖母倒也是不嫌烦，不怕累，似乎是多多益善。这大概是中国人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理念在祖母的心里根深蒂固。

有一年冬季很冷，大约是1962前后的事。

家门前小河河面上结了有一两寸厚的冰，我突然发现冰下有鱼不太灵活了，可能是冻坏了。我就破冰取鱼，一条有3、4斤重。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抓了3、4条，突然觉得双手剧痛，原来双手冻坏了。我赶回家里，打了一盆热水，想要把手放进水里泡热。被祖母看见了，她大喝一声：

“不能放进热水里！”她边说边抓住了我冰冷的双手放进自己的怀里。当我冰冷的双手贴在她温暖的肌肤上时，我被震撼了。

我说：“奶奶，这么冷的手放在你身上你怎么吃得消啊！”我一边说一边想把手抽出来，是祖母把我的双手握得紧紧的。

“傻孩子，你不懂，你的手冻成这样要是往热水一放就冻伤了，皮肉非烂不可，只能这样慢慢的让它恢复正常温度才有可能不被冻坏。”听祖母不紧不慢地和我讲着这个里面的道理，我的双手慢慢的复苏过来。我强烈的感觉到祖母是这样的心疼我爱护我。

祖母教育我们从来都是和言悦色谆谆诱导，没有厉声喝叱我们，更没有动过我们一个指头。但是祖母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言听计从，记不得有意见相左的时候。祖母还从来不向我们的父母告我们的状。祖母心胸博大，和蔼慈祥给我们的印象极深。

解放以后，家里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祖母的主持下，生活是简朴的，基本上还是以素食为主，肉和鸡蛋是隔上一段时间才能吃到，客观上那时是计划经济，肉和鸡蛋都是按人头配给的，一个月一个人半斤肉半斤鸡蛋。鸡鸭只有到过年过节才能吃到，我们在南京生活了很多年，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南京特产盐水鸭，还是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才尝到。

听到弟兄们夸奖奶奶做的饭好吃，是她最开心的时刻。1958年，我们从南京搬家到南通时，奶奶做了好多大饼以备到了新家不能开火和途中在船上吃。饼里有肉丁，很好吃。二弟一直记得。二弟住校有一次回家吃晚饭，说起上课时很饿，绘声绘色地说想吃在船上吃过的大饼，奶奶听了很开心，竟然眼泪都笑出来了。以后每每提起此事，奶奶都会开心得笑好长时间，她是觉得自己的爱得到了回报。

祖母绝不浪费，即使是蔬菜，吃剩了也不倒掉。记得有一次剩了一些茼蒿，她不舍得倒掉，劝我吃完，结果肠胃出了问题，全吐出来了，还送到了医院。这件事被母亲说了很长时间。但是，这样造成伤害的情况也就这一次，可能与我那天的身体情况有些关系。在祖母的教育倡导下，家风勤俭朴素，我们兄弟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实在不能穿了，她会用来做鞋。我到后来参加工作了，身上的衣服和裤子还都是带着补丁的，那时父亲已经是副省职的干部了，但是家中勤俭朴素的作风丝毫未改。父亲有一条日本军用毛毯,是1941年伏击日军军需物资后组织上分发的战利品,父亲母亲一直用它了五十多年,这条军毯已是补了又补,直到父亲去世。母亲睹物思人不能再用,想烧毁，让它随父亲而去。我不忍，就留下了，又用了二十年了。如今这条破旧的毛毯还在我的床上垫着。

六十年代，有一次家里买了好多废旧木板柴火，上面有钉子，当烧完了后灶膛里就留下有许多钉子混和在草木灰里，奶奶用一块吸铁石把钉子都吸了出来，一根一根敲直了放在家里备用。上小学的二弟为此专门写过一篇作文，得过一个最高分，作文还在全年级各个班朗读，这件事，让二弟弟到了很大的鼓舞。节俭是祖母留给我们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老人家喜欢看戏，看电影，在镇江我们和地委书记陈西光两家合住一幢房子尚友新村九号。陈西光的岳母，人称大毛外婆，也喜欢看戏，两个老人时常去看戏。但是，两个人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大毛外婆喜欢看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逢演必看。而祖母喜欢看喜剧，看热闹、祥和的剧目。大毛外婆看悲剧，每次都是准备好手绢，哭得透不过气来。我当时都在场，人小不懂事，很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来就问：“奶奶，是不是有人打了大毛外婆了？”祖母告诉我，大毛外婆是扬州一个大户人家闺女，一辈子不愁吃穿，因为父母作主，没有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感情上受过伤。大毛外婆是一个感情细腻，记住伤痛，能让伤痛在心里痛一辈子的人。而祖母则是那种能很快忘记伤痛，不让心中的伤痛作祟的人。这大概是祖母经历的苦难太多的原因。记得她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喜剧“乔老爷上轿”，看过好长时间以后，只要你一提起乔老爷在轿子内吃饼等搞笑情节，奶奶都会乐。祖母年轻的时候生活那么苦，她还参加正月里的扭秧歌，正月里扭秧歌是农村老家的习俗，这实际上是一种民间集体舞，用高亢的唢呐伴奏，欢快而热烈，她说自己很喜欢扭秧歌，也扭得很好，苦中取乐吧。祖母是善于释放和调剂自己的人，是一个能埋藏心灵痛苦，记住幸福快乐，很乐观的人，看上去总是高高兴兴，和和气气。

五
1964年夏天，祖母执意要回山东老家。回家的原因，她说：“人总是要死的，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这一年她72岁，回山东老家，就是要死在家中，埋在祖父的身边，她不愿死在南京，死在南京要火化，她害怕火化。这一切她说得很明白，很坦然，不像是在说自己的死，倒是像安排一件平平常常的家务事。

全家人对祖母说自己的死都不以为然，她的身体很硬朗，但是，也理解她落叶归根的思想，再说，她很多年没有回家了，家中还有一个女儿，就是我姑姑，多年祖母一直在外，几乎没有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趁着身子骨硬朗回去看看也好。于是父母安排由我护着祖母回山东老家。

一放暑假我就和祖母启程，这一个暑假是和祖母在老家度过的。大部分的时间是陪着祖母走亲访友，凡是该见的都见了。那时候乡间还没有公共交通，姑姑家里有一辆自行车，是姑父上班用的，祖孙两个人就是靠走。那一年我18岁，正当年的小伙子，但是我心里清楚，祖母是走不快的，于是很有耐心陪着祖母迈着小脚，缓慢移步在家乡的山水之间。祖母的出生地，她和祖父结婚自己搭建房子的旧地，祖父牺牲的地方，烫树叶染布的地热温泉，童年听祖母说的那些事一一回放，都落到了实处，都是眼前真实的景象了。

夏季，在山路上行走是很累的，不一会身上的衣服就有了汗水浸湿的印记。一路上祖孙不停的说话，言语中可以感觉得出来，虽然走得累，但是她老人家的心情是很好的。一个山村的姑娘，历尽饥饿贫寒、国难家仇，生死离别，一生走来，如今四个儿子都在外工作，三个国家干部，一个军医，女儿留在了家乡务农，女婿是县供销社的干部。孙子、孙女已经有十个，（后来是十二个，六个孙子，六个孙女）还有三个外孙女。（之后又有两个外孙）孙子孙女不愁吃穿，都有学上，老人觉得此生足矣！当年骑在她头上作威作福草菅人命的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土豪劣绅也都有了报应。日本鬼子打垮了，国民党下台了，有血债的汉奸劣绅孙芝灵、陈永寿被人民政府提起公诉镇压了。祖母虽然依旧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是在内心实实在在充满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豪情。

记得一天在村里，看到村民王庭永，当时正推着一辆独轮车，迎面而来也没有打招呼，低头而过。祖母告诉我，就是他当年进城报信，领着日伪军进村抓祖父的。我得知杀害祖父给日伪报信的人竟然还在之后，曾想动手责打，被祖母阻拦。祖母说：“那时，他是孙芝灵家里的一个雇工，是孙芝灵差遣他去报信的，他也是个穷人，为孙芝灵干活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他是做了一件错事，但是这个事情有国法，孙芝灵已经伏法了。你不能在村子里动手打人。”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祖母，一个农村妇女，已经70多岁了，能有这样胸襟和大器，三言两语把政策和道理说得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大约用了一个月，差不多的亲戚都走了一遍，祖母很舒心。有一天，她对我说：“大进军啊，”祖母在称呼我们兄弟四人时都在名字前面加上“大”字，大建临、大三、大四，她说这样称呼，孩子能长得大长得好。

“大进军啊，你这一次送我回来有功啊，回报了我对你的养育之恩了，你不欠我的了，我们两个两清了！哈哈！”祖母很满意一路我对她的照看，幽默地说了这番话嘉奖我。我心里清楚，祖母的恩情是回报不完的。

回想起来，祖母这些活动其实也是她自己安排的人生最后一幕。她觉得做完这些事，自己可以悠然在故乡的老屋里无疾而终了。

但是，仅仅时隔两年，祖母的打算被搅乱了。

1966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有理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由于父亲也是领导干部因而无法幸免。当时父亲担任江苏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省委书记陈光兼任主席。这个单位实际上是我父亲负责。这个单位一个叫张某的处长和一个叫刘某某的青年干部领头造了反，责令父亲检查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行。单位里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在父亲的名字前面冠以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三反分子，名字上面用红笔画上红叉。名字上面画红叉，是古代被判极刑处死布告上的做法。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批判，张某和刘某某领着人到家里来抄家，父亲的藏书，笔记连同我们的兄弟的藏书笔记，我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成绩报告单，多年的集邮册被他们席卷而空。文化大革命之后只退回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鲁迅全集，其余的都石沉大海了。他们还拿走了我们家的煤气罐和我用的自行车等一些物品。叫我们一家人挤到两间房子里。其余的房间由他们安排人进来住，因为家中住不下，我就搬到了学校。那时我们住在西康路54号，这幢国民党时代使馆区的洋房，1958年我们和省委组织部长韩培信家同住，韩培信后来任江苏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和江苏省物资局长杨巩家同住。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家已经不像一个家了，当时母亲曾经多次说过，亏好，你奶奶不在这里，要不然老人家看到自己的儿子被造反派批斗，家里被造反派搞成这个样子，心里会多难过！因此，这里的一切对祖母都是封锁的，只报喜不报忧，就是怕她老人家难受。

哪知，在1967年5月的一个深夜，祖母竟然一个人出现了！

凌晨两点多钟，祖母在敲门：“明堂啊，开开门，是我啊！”祖母已经73岁了，一双小脚，就是坐车也是要一天一夜的路程，中途还要转几次车。而且，老人家这时已经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祖母这次出行不亚于1943年春荒为了救全家性命只身徒步60里到夏甸镇贩粮。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在自家老屋养老送终已经不重要了，在南京死去会被火化也顾不上害怕了，她有一口气她也要亲自来看一看儿子、媳妇和孙子。

她是担心才来南京的，是想来看看，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祖母下这样大的决心，她得知了什么消息导致她做了这样的决策？她没有明说过，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方面做一些推测：

文化大革命不是只在城市搞，全国城乡都在搞，基本形式是一样的，把领导干部说成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1967年一月上海市造反派夺权之后，全国范围造反派都开展了夺权，招远县也不例外，招远的造反祖母一定是有所耳闻，她会有所联想，她会想到自己的儿子。

1967年，江苏省贫协的造反派张某、刘某某一伙夺权不久，就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查父亲的历史，企图找出一点历史问题来打倒父亲。这个调查组在招远走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曾经接触父亲的干部和群众。记得江苏省贫协有一个叫魏道明的干部，为人比较正直，曾经冒着风险来向父母透露这个调查组去调查的情况。总的来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在当地群众的心目里父亲依然是一个抗日英雄，是一个保护老百姓，为老百姓翻身解放谋福利的好干部。调查组为了“挖出”能够打到父亲的材料，找人谈话时就先给父亲定性，说父亲是三反分子，走资派，要谈话人“揭发”。结果有一个老年妇女对调查组这样说：“你们说迟明堂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我看你们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你们说别人我们不知道，迟明堂我们谁不了解？迟明堂是我见过最好的干部了，是老百姓的好干部！谁要打到迟明堂他就不是好人！”家庭出身是必定要调查的问题，因此，可以肯定这个调查组曾经到过西坞党村。这些消息就一定会陆陆续续传到祖母耳朵里，引起老人家的焦虑。

在1967年2、3月份，我曾经借了一台135型号的相机，给家里每个人都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父亲一个人的。父亲在一棵紫荆花小树的前面，强烈的顶光把脸上的皱纹夸张了，父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这年他才44岁。这一批照片洗出来曾经给北京二叔家，浙江三叔家，四川的四叔和山东老家姑姑那里都寄了一些。本意是报个平安，但是，他们各自从中读出了不同的信息。据我姑姑后来对我说，收到信的那天，她迫不及待打开了信封，一看到照片，泪水止不住就下来了，她没有料到父亲一下子会老成了这个样子，马上就联想到一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祖母也看到了这张照片，姑姑没有说过祖母看到照片后的情景，但是，祖母看到照片后心情是不难解读的。

这些就是祖母不顾自己的安危，执意只身南下两千多里的原因吧！

祖母到南京的时候家中只有父母和四弟，我住在学校里，二弟和三弟都在八卦洲农村劳动。我是最先被叫回来，说祖母来南京了。我回来见祖母的情景，后来一直让我非常懊悔，觉得自己很对不住祖母。

已经记不得那天我在学校里忙什么了，可见，那天忙的事情一点也不重要。当时，是觉得在“闹革命”，好像是不能离开，但是家里传来的话是一刻也不要等，即刻回来，因此心里有点不愉快，觉得今天、明天都可以见，哪有这么要紧？回家见到祖母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在我们兄弟住的那一间房里。老人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太大的变化。祖母一眼就看出了我心中的不悦。

“大进军啊，把你叫回来是想最后见你们一面！奶奶我快不行了！”这个话说的再明白，再准确不过了。可是，我却没有听懂，从心里说，我不觉得祖母马上就会离开我们，我觉得祖母也就是身体不好，过些天会好起来的。

“奶奶，你不要这样说，你会好起来的，会没有事的。学校里面现在忙得很。”言外之意有点责怪祖母小题大做。我的话音刚落，祖母的泪水涌出来了。

“唉，我一手把你门弟兄四个拉扯大了……”祖母说不下去了。我一看这个情景惊呆了，祖母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伤感。我知道，可能是自己有点抱怨的情绪刺激了祖母，自己有些后悔，然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才能挽回，于是就呆呆地站在那里。 到这时，仍然没有想到真的是在和祖母诀别！

“今天就是我们最后见一面了，以后的路你们自己走了，要 走好…..”祖母很伤心，说不出什么来。我们见了十几分钟，我就回学校了。按照母亲的吩咐去把二弟叫回来。

见到二弟的时候，三弟也在场，三弟听说奶奶来了也要回来看看。我却说，没有叫你回去，你就在这吧，回去一趟也很不方便。好在三弟没有听我的劝，回去看望了祖母，这样祖母算是看全了我们一家人。

后来我才知道，祖母一来说身体不好，母亲立即带她到医院检查，母亲那时是江苏省卫生厅机关党委书记，虽说被打倒了，但是医院医生还是认识一些的。医生一查就说是肝硬化晚期，时间不多了。祖母的肝病与文化革命动乱以来的担忧和郁闷有直接关系，她的病是愁出来的。父母都被造反派监督着，不能离开，这样又把做军医的三叔从浙江舟山海军基地叫来，二弟和三叔一起，把祖母护送回家。

坐了一夜火车，到了潍坊转乘汽车，祖母说她的病好多了，人觉得不那么难受了。估计一方面是精神作用，到南京看了过了实际情况思想负担小了许多，另一方面是回光返照了。

三叔只批准了一周的假期，把祖母送到家他就返回部队了。二弟在老家陪着祖母。那时正在收麦子，祖母还能坐在院子里敲打清理麦根上的土。收完麦子，二弟要到50里外，母亲的老家前路家村去看望外公。二弟辞别祖母后到城里坐汽车，这个汽车是要返回路过西坞党村的。祖母执意从炕上爬起来，自己走到村口等着二弟乘坐的汽车通过。

祖母颤巍巍的走到了村口，站在的公路边，守望着城里的方向。一会，汽车来了，在祖母的面前扬起了一阵风尘呼啸而过。当尘埃落定，汽车已经上了远处的高坡，一瞬间消失在坡底。

回到家里，祖母就不行了，昏睡在炕上，不能进食了，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

扛着肝病晚期的痛苦，于国家动乱之际探望儿孙，小脚单行两千里，这就是祖母人生最后的行程！

扛着肝病晚期的痛苦，挺立在天地之间，深情的凝望着孙子上路，这就是祖母人生最后的目光！

六
一个降落在苦水中的女婴，靠着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

一个身受封建教义摧残的女童，却有着健全坚强的精神；

一个活力四射的山村少女，燃烧自己的青春温暖了父母弟妹；

一个晚嫁的新娘，挽着自己的丈夫，勇敢地直面身无分文的贫寒，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未来；

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用勤劳、智慧、坚韧的乳汁养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一个站立着的中国妇女，面对日寇、汉奸的毒打、屠杀毫不畏惧；

一个识大体的中国人，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自己的丈夫，为人民解放，毅然送自己的儿子们拿起枪，走向了上硝烟纷飞的战场；

一个慈祥奶奶，默默地用心血汗水养育着孙子、孙女成长；

这就是我的祖母！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生命在普通之中时时迸发出伟大的光芒！

一个睿智的哲人，总是警觉地审视着生活和人生！

一个坚强乐观的人，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是心怀希望展望着未来，并为之努力！

一条别样风采的生命基因之河，奔流不息，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热血之中，永不枯竭！

后记：从2011年5月20日起笔，到8月1日写出第一稿，在写的过程中，想到祖母，回想起那些往事，有时不禁梗咽泪下写不下去，断断续续74天，这个材料只是一个初稿，给家人看后还要修改。

迟进军2011年8月1日

第一稿发出以后，陪母亲看了全稿，收到母亲、二弟，京联，阿秋的一些反馈。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做了第一次修改。

迟进军2011年8月11日

2011年8月12日专程到镇江，请三叔看了全稿，并根据三叔提出的意见进行第二次修改。

2011年8月15日

转自  南师附中老三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