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四十四）】四十三、砲打司令[阮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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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justify]        王力、關鋒來中宣部，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宣佈中宣部解散，全體工作人員被趕至市委黨校辦學習班，對我進行囚禁、抄家之後，我寫了一封信給黨中央。

        我認為王力、關鋒這些人，既無中共中央指示，又無法律依據，就憑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個人身分，到處煽風點火，接管中央機關，趕走中央機關工作人員，這種行為是錯誤的。他們煽動全國造反派效法這種做法，到處奪權製造混亂，是危險的。中央應當糾正這種打著文革旗號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做法。
[align=justify]        當時我的思想還是認同文革的，就像陶鑄理解的文革，就是實行民主，依靠群眾改變黨內特權勢力的專制腐敗風氣，「把泥菩薩燒成陶瓷菩薩」。而不是把一批舊官僚打下去，扶植起一批更加專制腐敗的新官僚，如王力、關鋒扶植起他們的幫派吳傳啟（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李廣文（中央黨校）那樣。

        就像我在北大風波中那封信落到彭真、鄧小平手中一樣，我的這封信落到了陳伯達手中。那一天，集中在市委黨校辦學習班的中宣部工作人員，接到中央文革通知回中宣部教育樓禮堂開大會。

        陳伯達在大會上講話，突然點我的名：「阮銘，你站起來！」接著說：「你是一個沒有知識的知識份子，你有什麼資格給中央寫信？你再不懸崖勒馬，就會掉到萬丈深淵！」

        陳伯達這段莫名其妙的責難，讓我覺得好笑，當場駁回了他：「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當然有權利也有責任向黨中央反應我所看到的王力、關鋒的問題。」陳伯達聽了，臉漲得通紅，結結巴巴說了句什麼，我沒有聽清，已淹沒在大廳裡一片口號聲中：「阮銘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罪該萬死！」

        那時我家那間小房，已被抄過六次，造反派也知道沒有什麼可抄的了。於是每到中午，當我和若瑛在岳母房中吃午飯時，他們闖進來騷擾。岳母思想開明，她說，越是挨鬥，越要吃好，才有力氣堅持同他們鬥下去。那天岳母讓秦阿姨燉了一隻鴨子，幾個造反派進來聞到香味，開口說：「一進門就聞到一股修味。」岳母對我說：「努力加餐飯，別理他們。」造反派就衝著我岳母喊：「妳不要囂張。」秦阿姨看不下去，說：「你們怎麼能欺侮老太太？」那造反派說：「老太太怎麼了？朱德比她還老呢，一樣要打倒！」我們不再搭理，他們感到無趣，就拿出準備好的幾條標語貼在我家兩個房間的門口，離去時還把剩下的一盆漿糊潑了一地。若瑛拿了一臉盆水去洗地，在門口碰到那個造反派小頭頭，趁勢潑了他一身水。事後他們還貼出通令，限時要若瑛到沙灘大院認罪道歉。若瑛不去，他們到家裡來揪。若瑛說：「你們無理闖進我家中撒野，要認罪道歉的是你們！」對方無理可說，只得作罷。我們後來才知道，這一切都是《紅旗》雜誌社的周英（關鋒之妻）在幕後導演的。

        3月中的一天，我在澡堂洗澡時遇到這位造反派小頭頭。他主動對我說話，自我介紹他是中山大學《紅旗》戰鬥團的，來北京已兩個多月，最近學校已有軍隊進駐，要他們回去受訓，他回去可能要挨整了。我說軍隊支持左派，你們《紅旗》是左派，怎麼會整你們？他說，廣州軍區支持的是同他們對立的另一派。看他憂心忡忡的樣子，我安慰他說：「這幾個月你又不在廣東，沒有做違法的事，不用害怕。」末了他說：「你家抄走的東西，都在《紅旗》雜誌社周英那裡。」

        1967年的早春2月，從批評陳伯達、江青擅自「打倒陶鑄」到反擊「二月逆流」，毛澤東對中南海老幹部（「二月逆流」）和釣魚台文革暴發戶（「獨立王國」）之間的「內戰」已失去控制；他的目光轉向了毛家灣的林彪，請軍隊出來「三支兩軍」（支工、支農、支左，軍訓、軍管），穩定全國局勢。這就開始了江青（釣魚台）和林彪（毛家灣）之間新一輪的權力爭奪。

        一直躲在家裡靜觀形勢變化的林彪，看到陶鑄殞落後釣魚台權勢的迅速膨脹，也開始靜極思動，化「被動」為主動了。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做報告，像他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度評價三面紅旗一樣，高度評價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林彪說：

[align=justify]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非常嚴肅、非常深刻的階級鬥爭。這一個鬥爭勝敗，是決定中國向何處去，決定中國的命運，也決定影響整個人類的命運。我們是打了大勝仗，得了大勝利，中國人民的大勝利，人類的大勝利。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的看法。[align=justify]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通知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人員和全國紅衛兵播放林彪這個講話的錄音。通知中說：「這個講話對於指導當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指導人民解放軍正確地介入地方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兩條路線鬥爭中進一步取得勝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前一天3月19日，中央軍委做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軍隊全面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面對各地互相對立的群眾組織，難以判斷誰是「革命左派」，應該支持哪一派？實際情形往往是，誰擁護我，我就支持誰。有的地方，軍隊支持擁護自己的一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反軍的一派。也有的地方，軍隊本身一分為二，各自支持擁護自己的一派，向自己支持的一派發槍，或聽任他們奪走武器。於是「全面奪權」發展成為「全面內戰」，全國局勢更加不可收拾。

        毛澤東後來在同斯諾談話中自己承認，「1967年7月，July；8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亂到了毛澤東自己對局勢完全失控。

        1967年7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抵達武漢，打算幫助軍隊解決武漢各派的「大聯合」問題，同時在長江游泳。毛對謝富治、王力說：「這次出來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聽說武漢一百萬人游長江，才有這個念頭下來。」結果是18日夜間謝富治、王力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講話，支持反軍的一派，稱他們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稱「百萬雄獅」是「保守組織」。「百萬雄獅」於7月20日拂曉衝進王力的住所東湖賓館百花二號，把王力抓出塞進汽車，拉到軍區大院四號樓要他回答問題。大街上出現「打倒王力」、「打到謝富治」、「打倒張春橋，江青靠邊站」等大標語。那時毛澤東住在東湖賓館梅嶺一號，21日凌晨二時，周恩來專程趕來安排毛澤東離開東湖賓館，倉皇赴機場搭機飛往上海。這是毛澤東在1958年後唯一的一次搭乘飛機。

        這就是著名的「七二○事件」。中央文革把這一事件渲染成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的「反革命暴亂」，組織了數萬人於7月22日在北京西郊機場歡迎謝富治、王力回京。7月25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群眾大會，王力登上天安門城樓正中央，站在江青身旁接受廣場群眾歡呼。

        然而僅僅一個月後，毛澤東在上海要楊成武「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楊成武成功安排好飛機後到毛澤東住處，毛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毛接著向楊成武口授記錄：

[align=justify]王（力）、關（鋒）、周（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align=justify]
        毛將記錄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楊成武走出客廳，毛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做檢討，爭取一個。」

文革之初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
組長        陳伯達
顧問        陶鑄  康生
副組長    江青  王任重  劉志堅  張春橋
組員        謝鏜忠  尹達  王力  關鋒  戚本禹  穆欣  姚文元

        共十四人，陶鑄、王任重、劉志堅、謝鏜忠、尹達、穆欣六人，是中央文革自己打倒的。1967年8月底抓了王力、關鋒，1968年1月又抓了戚本禹，釣魚台失去三員大將，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五個人。文革小組內部，江青與陳伯達之間又常起衝突，江青對陳伯達嚷：「我看不起你！」陳伯達回嘴：「我也看不起妳！」康生和張春橋、姚文元自然站在江青一邊，成了孤家寡人的陳伯達，也顧不及整中宣部我們這些人了。

        所以天下大亂、全國失控那幾個月，是我們最自由的日子。名義上我們被趕出沙灘大院，在北京市委黨校集中辦學習班；但上面無人管理，每個人都自由行動。「七二○」事件那個夏天，我和一些朋友約好，天天去京密運河游泳。我就是在那個夏天學會了游泳。

        文革進入1968年，是釣魚台權力收縮、毛家灣權力擴張的一年。

        那年2月下旬，魯迅夫人許廣平請我和若瑛到她家中聚會。自從我被王力、關鋒關小屋子、她打電話給陳伯達放我出來之後，我們時常來往。她常來我家同若瑛母親聊天，也請我和若瑛到她家坐坐，把兒子海嬰、兒媳馬新雲，孫子令飛、亦斐、令一，孫女周寧都介紹給我們認識。那天她請我們吃了午飯，飯後許廣平說，魯迅博物館告訴她，去年（1967年）冬天，魯迅書信的全部手稿被中央文革派來的人拿走了。這些手稿大部分是《魯迅全集》未收入的，她很擔心不知落到何人手中，會不會遺失？我們商量後，決定寫信向中央反應，請中央查清下落，歸還魯迅博物館保存。

        許廣平要我幫她起草這封信。我去她家中送信稿那天，她高興地告訴我，聽說戚本禹1月間被抓起來了，她曾懷疑戚本禹與取走魯迅手稿的事有關。她對信稿略加修改後，囑咐秘書王永昌抄成正式文本準備發出。未料到第二天許廣平去看一位朋友，在朋友家中談論戚本禹被抓的事；正談得高興，突然許廣平心臟病發，送到醫院已搶救不及。周恩來聞訊到許廣平家中弔唁，海嬰把他母親這封最後的信交給了周總理。

        周恩來看了許廣平的信，報告了毛澤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楊成武派人查找魯迅書信手稿的下落。傅崇碧查出手稿正是戚本禹派人到魯迅博物館取走，收藏在釣魚台文革小組的文件櫃中。傅崇碧手中握有保密員的收條，親自遵照周恩來和楊成武的交代到釣魚台查看。這就是江青的所謂「武裝衝擊中央文革」，並成為林彪製造「楊、余、傅事件」擴張權力的導火線。（待續）

（作者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