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健卿、李近川：《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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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健卿 李近川 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文革回憶錄叢書
飛鳴鏑
——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
　　肖健卿 李近川 主編
　　　
責任編輯：柳　陽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9703-2-9
2011 年12 月第1 版
開　本：170mm×240mm　1/16
印　張：25
字　數：422 千字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1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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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HK$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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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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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21期《记忆》就提到中共党史出版社拟出版该书第一册，我还挺诧异此书竟可在内地发行。呵，结果还是回到香港才能出版。
我早先在国内期刊上零散的读到过一些亲历者回忆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历，现在结集出版了，很是期待能尽快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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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迅猛开展以后，鉴于有些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运转，亦不能向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提出，选派一批记者，去全国各地调查了解“文革”开展情况向中央报告，使中央能及时观察和掌握全国运动。因而也就有了1966年9月成立，存在近3年幷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特殊机构——中央文革记者站（简称记者站）。

记者站成立初期，主要是从新华社驻各军种和大军区的机构中抽调20多名人员参加，后因运动深入发展，调查“文革”情况的任务日益繁重，党中央又从中央办公厅、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工人日报社、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解放军各军种和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干部，先后共有200多人，参与了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工作。

记者站的记者按照中央规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真实、全面反映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分别以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报刊记者名义，常驻全国各省市区机关所在城市、问题突出的中小城市、重点工矿交通企业和商贸口岸及农村社队，调查运动和生产建设情况。后期又因人手不足，吸收了一批在校大学生，作为通讯员和联络员，协助记者调查采访，整理摘编上报各地来京人员的汇报材料。记者们调查采访的层面非常广泛，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行业。

记者站是中央的“文革”动态调查机构，名义上受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组）领导，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亲自过问，具体指导。毛泽东主席对记者站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记者要全面地反映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多做调查研究，要进行分析。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为记者工作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还多次批转记者的稿件。这些被批转的稿件，有的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有些被加上按语，或配发社论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突出位置发表，指导运动的开展。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总理对记者站的领导更为具体，曾多次接见记者站来京集训的全体人员，幷作了重要讲话，交代任务，为记者确定了工作方针、原则，还及时纠正记者工作中的问题。他除了批阅记者站编印的《快报》《文革简报》《动态清样》等内部刊物和部分记者的材料以外，还多次听取驻外地记者的口头汇报。他让记者参加中央解决各省市区问题的会议，了解中央精神，收集上报与会人员反映的情况。在个别地区形势较为严峻、事情比较紧急的情况下，还派记者去接待群众、制止武斗，幷去做各派大联合的工作，给被围攻的领导干部传达中央的指示等等。把记者作为机关工作人员来使用。

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员，如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以及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等，也曾对记者做过指示，下达任务，听取汇报，还审查过记者的部分稿件。
由此，记者接触的上层情况，是多方面的。

为保证记者能较好地完成向党中央反映“文革”情况的任务，中央有关部门曾联名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向记者提供食宿、交通、通讯、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不得干预他们的调查活动等等。所有这些有力的支持，为记者在当时全面动乱的形势下，排除各种障碍和干扰，亲临现场，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开展记者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给中央报告真实情况，记者普遍下到最基层，始终处于“文革”运动第一线，不仅参加中央的会议，参加各省市、各大军区常委会等各种会议，更多时候是深入工厂车间、农村社队的田间地头、各派群众组织之中、关押干部的“牛棚”和武斗现场……广泛接触党、政、军、民、学各界，各种观点和各种职务的人，既有群众组织，也有被揪斗的领导干部和军队的“三支两军”人员；既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和逍遥派；既有中上层人士，更有最基层的普通人；既调查“文革”运动，又了解生产建设；既了解正面经验，也调查反面问题。对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相关的人物，都是直接到现场，了解当事人，掌握第一手材料，幷反复核实，力争弄清真相。尽管记者报道中的观点，因受“文革”指导思想和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难免有片面、偏颇甚至完全错误之处，但绝大部分调查列举的事实，基本是符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

由于记者有特殊工作条件的保证，触角是广泛的，视角是独特的，见闻更是丰富多彩的。既看到了运动中的盲从和疯狂，也看到了运动中的迷茫不解，敷衍变通，甚至抵制和抗争；既看到了分裂和争斗，也看到了维护团结、稳定局势的艰难努力；既看到了思想的扭曲、精神的堕落、良知的沦丧，也看到了真理的威力和正义的呼喊；既看到了由发迹到衰败的昙花一现的表演，也看到了从倍受压制、屈辱到中流砥柱的正义复出；既看到了生产建设的削弱和破坏，也看到了坚守岗位、忠于职守、加倍工作而取得的工作、生产建设成果……

当年的这些记者，现在大都已七、八十岁。他们每当回忆起过去那段特殊的经历，总觉得应该趁现在身体尚健，记忆力尚好，抓紧把它撰写出来，公布于众，供人们研究总结，引出正确的经验教训，这是在有生之年应该做的一件有益的事情，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记者当年调查采访所写的材料，现在尚保存在档案馆里，没有解密；记者当时的笔记本也大部分已经上缴。现在只靠记忆和手头掌握的有限资料，写出的事情，可能不足当时见闻的百分之一、二，但相信它对“文革”的研究，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于是就产生了这本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时间间隔已四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难免有缺陷和不足，期待经历过“文革”的人，特别是书中所叙述事件的当事人，给予补充和纠正。

目前，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资料，只是当年中央文革记者站部分记者的回忆文章，且大部分已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发表过。我们相信，现在集结出版，也将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或许会使更多的当年记者同事引起回忆，也动手撰写一批文章，将自己在采访中亲历的珍贵材料保存下来，为“文革”史的研究起到应有的作用，尽到应尽的责任。

《飞鸣镝》编者，网刊《昨天》第4期

《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后记

此书中文章的撰写、汇集出版，经过较长的酝酿、发动和写作过程，最早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当年记者站的谭吉安、肖健卿、王焴长，张维辛共同发出了写记者站的倡议，得到了一些同事的积极响应，写出了一批回忆记者站工作见闻的文章，为撰写工作开了个头。

2002年，当年记者站的李近川参加了这一行列，幷首先在《百年潮》等刊物上发表了回忆记者站的文字，产生了一个突破性的效果。从此，撰写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对作者的发动面也逐步扩大。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写出了约几十万字的文章和资料，幷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分。在此基础上，经大家共同商议，为相互启发记忆，交流写作情况，核实已写出的文字史实，于2007年10月联系一部分掌握记者站情况较多的同事，聚会于北京，决定核对修改写出的材料，进一步继续征集史料，最终编纂成书，公开出版，幷指定由肖健卿、李近川二人为主要编辑，对大家的文章做进一步的文字加工，最后主编全书。

随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参与的人员更为扩大，撰写出的稿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基本具备了汇集成书的条件，因而也就有了此书的产生。纵观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内容，涉及到“文革”时全国29 个省市区的28个省市区，反映出了记者站的概貌和在全国的重要见闻。已写出的这些材料，基本上是作者个人的见闻，因而在汇集成书时，遵循文责自负的原则，编辑人员对文中的观点和事实，基本上不作改动，只在文字表述上做了某些技术性的斟酌和删节，保持了原作的原始特性。

收入此书中的材料，只反映了部分当年记者的见闻，只是全站人员接触见闻的极小部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更多当年同事行动起来，积极参与这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回忆披露出更多的重要史实，通过印书保存下来，留给后人，避免其失散湮灭。这是我们这些曾站在“文革”第一线，亲历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新作者新作品的加入，将使以后的续集内容更加充实。准备随后计划参与此事，或对本书内容提出补充修改意见的同事，请随时与本书的编者联系。联系电话是：028-87577535或010-82782377。

此书的资料征集、撰写，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化、沈传宝，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吴江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得到了原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同志的支持，在这里，我们代表当年同事，对他们的热心指导帮助，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本书的编撰提供了素材、线索、意见及其它帮助的人还有：姜文品、张翼、谭吉安、张维辛、李次膺、张广友、张超、刘桂莲、于国厚、柯愈春、张必忠、王锡宾、陈梅璞、孙朴方、李生荣、贺源、王志刚、朱士高、雷光鸿、徐志明、鹿建兴、冯英龙、杨福绵、李桂芳、王录珍、郑澍卿、卜训荣、张根成、姚克强、于逢源、杨立功、刘永礼、赵秀珍、成一、徐海亮、杨民清、王金岗、武将、丑运洲、蔡善武等。他们为本书的成书出版作出了贡献。

《飞鸣镝》编者，网刊《昨天》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