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寒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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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现在的西总布胡同51号大门口


我的文革记忆
　　　－－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作者：浅寒

【文革开始时，我三岁半。文革十年间的很多事，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直记得。还有一些事是后来听大人讲的。 我知道记忆难免会把亲身经历的跟听来的天衣无缝地混淆在一起，故尽可能把它们理清、分开。】

北京：急风暴雨的年月（1966－1969）

我出生的时候，我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单附近，地址是西总布胡同51号。双开大门是朱红色的，门牌是大红色的。那时大门上红色的新门牌旁边，还钉着一块稍小的深蓝色旧门牌，是28号。听父母说，我十五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进了附近东堂子胡同的一个全托托儿所[1]。那第一个托儿所，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在那里呆的时间应该不长。第二个叫缎库[2]幼儿园，在天安门广场以东、南池子大街内的缎库胡同东口，是个大四合院。我刚去的时候一岁半多一点，有张老照片，是1964年夏天在那个幼儿园的院子里拍的；照片上，一个阿姨正蹲在我身边哄我。父亲说，那是我刚去的时候，还不习惯。我在那里至少呆到1967年，我的第一颗乳牙是在那儿掉的。那是夏天，午睡后小朋友一起在大浴盆里洗澡、玩水，我的一颗松动多日的下门牙掉了；我取下来交给老师，老师说，给你妈妈留着。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四岁半。还记得幼儿园的会计姓董，是个脸上有麻子[3]的老师。她的办公室在幼儿园一进门的左手，影壁斜对面；每次到幼儿园，都会碰到她，都会先跟她打招呼，所以记得。其他老师姓什么，都忘了。但是母亲说，有过一个待我很好的老师，她原来是个地主的小老婆，解放后进了城，一直自谋生计，可文革开始不久就被赶回乡下去了。母亲还说，我父亲落难后，有一次红卫兵来幼儿园调查有没有“狗崽子”[4]，那个老师撒了谎，说没有。我自己记得，有时候午睡之后，老师带我们到街上散步，小朋友排起队，每人拽着前面一个人的上衣后摆，一直走出南池子，走上东长安街。有一次，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剃了阴阳头[5]、脖子上吊着大牌子、牌子上打着红叉叉[6]的人在扫街。他穿着蓝灰色的裤褂，低着头，斜着眼睛看我们，露出很大的眼白，让我觉得他的眼神很阴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剃了阴阳头的人，而且我不能判断那个人到底是男还是女。
后来离开缎库，我进了东单二条与三条之间一个小胡同里的南观场幼儿园，也是全托，在那里呆到六岁多一点。那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吃饭前，我们都要手拿语录本[7]，冲着毛主席像站好。一个老师领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一边挥动语录本，一边连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老师再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再次挥动语录本，连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在幼儿园里，学过跳“忠字舞”[8]，还学过一些儿歌，内容包括支援刚果（利）[9]人民，打倒美帝国主义[10]。记得有一首儿歌的开头是：“国庆节，十月一，XXXX都欢喜。爸爸买来大红纸，妈妈给我做红旗。做红旗，干什么，全家大小游行去……”这首儿歌母亲在家里也教我念过，而且是照着一本儿歌集教的，所以记住了一部分。小时候母亲还教过我写字，但那时可抄写的只有《毛主席语录》。1974年，我家经过几番周折搬回西总布时，我在墙上发现一张用浆糊贴上去的小纸片，上面是我当年抄写的一段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括号里的两个字被我漏掉了。
幼年时对父亲的印象很少，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次，但都还算清晰。有一天，母亲到了下班时间还没回来，父亲让我打电话去询问。我们住的院子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工宿舍，十户人家，有一部公用电话。我搬了一个板凳，蹬上去，踮起脚，使劲昂起头，才凑合看到放在传达室窗台上的电话键盘。拨号码的时候很紧张，生怕出错，不过也因此记住了平生拨打的第一个电话号码：556155。
还有一次是一个星期一早晨，父亲骑车送我去缎库幼儿园。因为我不想去，而且认得从南池子进缎库胡同西口那条路，所以他绕着道，走东口。可等我们到了幼儿园门口，我还是认出来了，沮丧之余，放声大哭。
另一次是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王府井。八十年代的四季香水果店修出了高台阶、大玻璃窗，但六十年代那家店铺的门脸儿还很小，门框低矮，漆成浅黄色。那天，店门口停着一辆运水果的马车。我看着甩动的马尾巴，十分好奇，就上前去揪。那马受了刺激，开始撂蹶子。父亲赶忙上前把我拉开，马蹄子踢在了他的腿上。我们回到家，他脱下裤子，我看到他大腿上有一块巴掌大小的圆圆的青紫色伤痕。
还有一次，也是星期天，父亲带我去东四买箱子。我家原来只有母亲留苏时国家发的三只箱子，两只稍大，深蓝色，布面，铁皮包角；另一只小些的皮箱，棕色。后来父母大概攒了点钱，要去买只新箱子。我跟父亲那天去的应该是隆福寺，记得花24块钱买了一只深黄色的大木箱。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把箱子架在车夫身后；我跟父亲勉强缩在后面的座椅上，脚搭在箱子上，一路从东四到东单招摇过市，感觉很高。我父母结婚后一直住美院宿舍，家具也是公家的，每月连房租带家具折旧费两块多钱。那只木箱是1976年之前我家买的唯一一件新家具。此外那些年家里添置过的屈指可数的家具什物，包括父亲改装、拼凑的一张四方饭桌，上下两层，很笨重；我记得看他涂油漆，是暗红色的。
还记得的一件事，是一次周末父母一起带我去颐和园划船。当时小，感觉码头特别高。父亲先跳上船，母亲抱起我，朝父亲递下去。我的脚刚一落到船上，就感到船身剧烈晃动起来，吓坏了；可等坐稳以后，我又把手伸进水里捞水草玩，吓着了母亲。那天划完船，我们坐公交车回到米市大街。下车前我嚷饿了。下车后，父母带我到胡同西口的德昌厚食品店买了一包肉松，回家煮米粥吃，放了不少。
我记得的幼年时代最后一件与父亲有关的事，是他带我去北京火车站坐滚梯。我家离北京站不算太远。车站的大钟除了夜里，每逢整点都奏《东方红》乐曲，顺风的时候，在家里就能听见。那时滚梯在北京还是新鲜玩意儿。父亲带我到了车站大厅，我们坐滚梯上到二层，再顺楼梯跑下来，然后再坐上滚梯，如此重复多次，两人都乐此不疲。
推算起来，这些都应该是1966年仲夏之前的事。后来，父亲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很长时间，我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从来没问过。多年以后，母亲告诉父亲，有一次我从幼儿园回来，跟她说听老师讲，她们去北大看大字报，看见我爸爸在拔草[11]。对我来说，那可能是一段非常短暂的记忆；另外，当时的我也不可能把爸爸拔草与爸爸不回家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图：在西总布胡同51号院内与小朋友珊瑚合影。大约1969年

文革开始后，米市大街改叫瑞金[12]路，西总布胡同成了瑞金路八条。旧门牌号码废止不用了，但父亲只记得旧门牌，后来从“牛棚”[13]给家里写信，还因此惹过麻烦。我不知道混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降临到了父母头上，但却还记得周围发生的一些事，特别是街坊邻里遇到的麻烦。有一天，母亲带我走到天安门前。我们看到金水桥上贴了一张传单。传单的左上角是一个人的头像速写，我一看，大叫一声“侯伯伯！”就跑上前去。母亲赶忙说：“小声点！”那位“侯伯伯”是我家隔壁的邻居侯逸民，我的小朋友珊瑚的爸爸。他是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教师，文革前画过一幅《刘少奇去安源》，文革伊始，这幅画成了“黑画”[14]。那张传单的下半页就是他这幅画的草稿。头像下面、草稿上面有一段文字，我看不懂。那时，侯伯伯已经被红卫兵关了起来。珊瑚的妈妈邓澍也在美术学院油画系教书，是我母亲留苏时的同学。不久，她也被斗了。在我从缎库幼儿园转进南观场幼儿园之间，有过一段时间衔接不上。我脖子上挂了钥匙，自己留在家。一天中午，母亲下班回家，顾不上做饭，掉头就去了隔壁。我等了一阵，不见她回来，就跟到珊瑚家。拉开门，只见珊瑚的姥姥坐在凳子上抹眼泪，母亲坐在一旁安慰她。原来那天上午珊瑚的妈妈被斗、被打，还有几颗牙被打得松动了。在那之后不久，珊瑚的姥姥带珊瑚回了河北高阳老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她们从乡下回来。珊瑚告诉我，那里武斗[15]，两边打枪，她家的房子正好在中间，姥姥就把她塞进炕洞里躲避。我听了不十分明白，但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事。
院子里另一户邻居、我的另一个小朋友潘缨的父母，也都在美术学院当老师。潘缨的姥爷原来是天津的资本家，文革时早已过世，只有她姥姥跟他们一家住在一起，院子里的孩子都随潘缨叫她婆婆。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带我出去买菜。回来时，只见大门紧闭。我抬脚就踢，母亲没拦住。踢门声惊动了里面的人，出来一个穿蓝制服、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母亲小声问：“出了什么事？”他说：“在抄家。”大门在我们身后又关上了。我溜进里院，看见地上到处是纸片。不一会儿，外面又传来敲门声。红卫兵打开门，这次来的是三轮车。那时潘缨的妈妈蒋采苹刚生了小儿子潘越，在家坐月子。我见红卫兵用一个粉色被面的大棉被把她从头到脚裹起来，拥出去，塞上三轮车拉走了。不久，潘缨的爸爸潘世勋也被关了起来。据说在潘缨的妈妈被抓之前，他们约好无论谁一旦被关，留在外面的一个把消息写在小纸条上，塞进火柴盒，再利用周末人少时放到美院被关押者专用的厕所内某一个字纸篓里，用这种方式通消息。结果有一次潘缨的爸爸星期日下午到女厕所去放火柴盒，被清洁工看见，纸条被发现。很多年之后，我看到一本书 ——《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里面有蒋采苹的一篇回忆，才知道文革中她“和另外几个出身也不好的同志，自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可是参加造反派的人往往是被对立面的红卫兵揪来整去，她也不例外。潘缨的爸爸被关的第二天，美院红卫兵就在食堂里给他开了批斗会。我那天正好跟母亲去上班，站在美院后花园，隔着食堂半开的大门，看到潘叔叔站在里面，低着头，下面不断有人上去说些什么，还喊口号。再后来，潘缨的小弟弟长大了一些，不时看到他们姐弟俩跟着婆婆去街上吃饭馆。她家底子厚，能出去吃油条。
说起批斗会，后来母亲老说，有一次美院红卫兵批斗油画系教授罗工柳时，她看到我在校园里跟罗工柳的夫人杨筠玩夹包。我只记得杨阿姨跟我玩夹包的事，记得她胖胖的身子怎样不灵活地跳动，记得她脸上永远挂着的淡淡的笑容，但不知道那时她丈夫正在挨斗，不知道她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也不知道她是在以这种与小儿嬉戏的方式，对造反派加于他们的人身侮辱表示不屑与蔑视。
院子里还有一位邻居常任侠，在美院图书馆工作，当时已经六十岁左右，但他女儿还小我一岁，叫小颖。我家有一张老照片，是我一岁那年冬天父母抱着我在院门口照的，从照片上可见大门上用粉笔写着“7大3小”，那是送牛奶的人做的标记，即我们院子的住户一共订了7瓶1磅的和3瓶半磅的牛奶。那时院子里与我同龄的孩子有五个，都属虎，小颖一个人属兔。我们五个属虎的有时候会排成一排吓唬她，说五只大老虎要吃一只小白兔。小颖家养的一只大花猫有一次咬伤了我养的一只小鸡，小鸡第二天就死了，我很伤心。后来母亲又给我买了两只小鸡，好不容易养到半大，有天夜里被黄鼠狼叼走了。此后，我再没养过小动物。因为小颖的爸爸比较威严，我们不大去她家玩。记得大些以后，已经是1974年了，小颖随母亲郭淑芬从甘肃武威下放回来不久，我有一次去她家，发现她家墙上挂的没有一张那时流行的毛主席像，每间屋子里挂的差不多都是她父亲自己的画像，只有外屋墙角靠窗户的地方挂了一张小开的鲁迅像。



图：西总布胡同51号大门口，门上“7大3小”的字样是送牛奶的人做的标记。1963年冬

住在常家隔壁的，是美院的裸体模特刘铁山。他儿子小明也跟我同年；小明还有个姐姐小秋。刘叔叔是从北京郊区农村出来的，妻子姓薛，是个家庭妇女；此外，乡下家里还有父母要接济。他工资不高，家里生活困难，就仗着身体好，年年献血，可是自己又舍不得补养，把国家给的那几块钱都贴给家里了。几年后，他得癌症去世。记得母亲不止一次感慨说，铁山本来像是铁打的，竟然就这么走了，都是因为穷啊！再后来听说，薛阿姨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
文革初，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我那时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但记得红卫兵的大游行。也许他们就是去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有一次，父亲的一位老同学李少先叔叔路过我家。母亲去上班，李叔叔就带我上街去看游行。我们站在瑞金路马路东侧，看到许多大彩车从北往南，向东单方向徐行。彩车上有红旗、标语，还有人物造型。我很奇怪那些彩车没有司机开车，怎么朝前走，后来突然发现彩车下面露出人脚，才明白是有人在里面推。我很为这个发现兴奋，使劲拽李叔叔的手，让他快看。
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张传单，不记得怎样知道了内容是批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的。传单上有一张陈毅的漫画，画上的人很小，正被一只巨手提起。我对母亲说：“看，小陈毅！”母亲说：“不许这样说。”我还觉得有点委屈：那漫画上的人就是不大嘛。
记得那时家里西墙上挂过一张大幅彩色照片，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坐在一起，林彪戴着眼镜、军帽，低着头，手持剪子在剪报纸。对面的东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两侧分别印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是毛泽东的两句诗。东墙上靠近临街的窗户，还挂着一张约三寸高、近一尺长的黑白照片，放在镜框里。照片上一大排站着好几个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16]成员和戴着袖章的红卫兵小将，毛泽东站在最中间。我站在床上，仰着头踮着脚才能看清楚。我最感兴趣的是站在照片两端两个装束差不多的人，都穿灰衣裤，戴灰帽子，还都戴眼镜。我问母亲他们是谁，母亲说，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江青。她没解释这两个人是谁，我也不记得怎么知道江青是个女的，但从照片上她帽子下露出的短发看，觉得怎么都不像。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很晚，匆忙给我弄了点吃的，就又要走。她嘱咐我自己睡觉，还说要把家门从外面锁上，让我有事敲墙叫珊瑚的姥姥。我问母亲去哪里，她说打倒了刘少奇，要去游行。母亲走了很久，我一个人害怕，就敲墙。等珊瑚的姥姥过来，我就把钥匙从门缝下塞出去。她打开锁进来，陪一会儿我，再回去陪一会儿珊瑚。不记得那天晚上母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也许我已经睡着了。
有一天夜里，胡同里传来一片叫喊声。我和母亲都被惊醒，隔着临街的窗户，看到外面的夜空被火光映得发红。第二天听说，胡同中段住的一户开中药铺的资本家夫妇，因为白天挨了斗，夜里双双自焚了。那处房子也失了火，临街的灰砖墙上很久都有烟熏的印记。后来我上小学，经常路过那里，还看到很多女工在晾晒中草药。
母亲还说过，文革中她在通辽师范学院读大学的弟弟曾来北京串联[17]，有一天她领我上街，正撞上我舅舅打着一面大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我不记得这一幕，但记得舅舅和十几个同学一起来到我家，一时间屋里挤满了人。他们都随着舅舅管我母亲叫二姐，还在我家吃了午饭。母亲忙得团团转。另外一次，是我二姑的三个孩子，我的一个表哥、两个表姐，从昆明串联来北京。当时母亲刚买了一瓶辣椒酱不久，我们两人吃了好几天，才吃下去瓶口那一点。三个昆明少年一到，一顿饭就干下去半瓶。我从此知道了云南人能吃辣椒。
此外，只记得一个已经成年的堂姐惠颖从开封来串联，住在我家。其实那时家里的客人极少。因为父亲文革伊始就被群众专政[18]，成了“现行反革命”，多数熟人避之唯恐不及，早就不再登门。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家里常来的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三姑父范景祖。他在张家口工作，但因为是铁路系统的，经常跑北京。他每次来都不敲门，轻轻一拉门就进来了，坐一阵就走，走时也不让母亲送。另外两个是父亲的大学同班同学杨讷和何龄修。他们两位那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19]历史研究所工作，单位在建国门，离我家不远。他们都不会骑自行车，总是步行来。我那时候从没想过为什么家里客人少，但1976年文革结束后，家里突然像走马灯似的出现了许多客人。从他们的谈吐，可以判断出他们与父母不但不是初识，而且相当熟，但多年间从没来过。当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文革中也曾蒙冤，自顾不暇。
我小时候的玩具不多，最宝贵的一件是母亲从苏联带回来的一套六件套娃，印象中特别漂亮。文革中，套娃弄丢了，连母亲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见过很多俄罗斯套娃，觉得哪个都不如我那套漂亮、华丽。也许真是这样，但也许只是小时候的印象太强烈，其实后来见到的未必没有更漂亮的。

美岱召：提前插队（1969）

1969年初，我大姨、大姨夫带着大我一岁的小女儿三红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回河北老家，返程经过北京，走时我跟父母一起去北京站为他们送行。在火车站，我临时要求跟大姨一起走，父母同意了。他们还买了车票，一直把我送到丰台站才下车。就这样，在上小学之前，我在内蒙古度过了八个月。
最初两个星期，我住在呼和浩特大姨家。对那座城市的印象很模糊，除了大姨家的那排平房，家里的火炕、风箱，就是在公园里看见的一个滑冰摔破了鼻子的人，还有几个表姐带我去百货店买棉鞋扣眼的事。很快，因为我淘气、不听话，大姨让表哥和平把我送到了乡下姥姥家。和平哥哥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他的大妹秉钧姐姐则开朗、泼辣。记得母亲说，文革中我大姨夫挨批，罪名之一是“里通外国”[20]，原因是他有个亲戚，即我母亲，是留苏的。有一天上午大姨夫挨斗，过了中午还没回来。大姨打发和平、秉钧两人去送饭。到了那里，他们看到大姨夫还站在台上。和平哥哥不敢上去，秉钧姐姐拎着饭盒就冲上去了。我在呼和浩特那些天，都是秉钧姐姐带着我和她另外两个妹妹一起出去玩的。
我姥爷那时在京包线上一个只有慢车才停的小站美岱召工作，当粮站主任，但我姥姥是农业户口，是人民公社社员，家里还养了两口猪，有一小片自留地。在我的印象中，美岱召是个小村，除了粮站以外，还有一个熏鸡铺，一个骡马大店[21]，一个小商店（村里人叫合作社），一个粮食加工场，里面有几台电动脱粒机，很吵。此外，村里还有一所小学校，六个年级的孩子坐在同一间屋里上课，我还趴着门缝朝里面窥伺过。多年之后，我才听一个来自内蒙的朋友说，美岱召在他老家土默特右旗那一带是个大去处，那里的粮站很大，夏收之后，他们都把粮食卖到美岱召，还可以换回西瓜。
我姥姥家的房子大概是后盖的，孤零零的紧靠着火车站台，与村里其他房子都不挨着。后来因为站台扩建，又把我们的房子埋了，让我们搬到了村南头一排新盖的房子里，与一个公社干部为邻。那时我每天出去拔猪草，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无论到谁家，渴了就自己掀起水缸盖，用葫芦瓢舀起水来咕嘟咕嘟地喝。我在外面学了一口此地话，但我姥姥、姥爷都是河北人，所以在家里，我跟他们说普通话。我的小伙伴里，有一个叫“花花”，她家有一条黑狗，我特别怕，每次去她家，都要先叫门，让花花把狗拴好，我才敢进去。另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小名竟叫“丑姑娘”。还有一个叫“干干”。记得母亲来接我时，临走， 干干的妈妈说：“等你长大在北京工作了，别忘了我们干干。”对当时的我来说，长大以后在北京工作是何等遥远的事，但这句话我记住了。后来听姥爷说，干干上了技校，毕业后到包头找了工作，算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在乡下的那段经历，后来帮助我懂得了为什么列宁说农民是小私有者。那时美岱召车站上常有货车停靠。每逢煤车停靠时，村里就会有人带着藤条筐，从村子一侧车站工作人员看不见的地方爬上车去偷煤。我站在自家院子里看到过很多次，有时车快开了，汽笛已经鸣叫，有时甚至火车已经启动，偷煤的人还想多占一点便宜，不肯下来，结果车开快了，他们不敢再跳车，就被带到下一站，不但被发现，偷的煤被扣下，还得步行很远，几小时后才拎着空筐走回来。有一次，一列火车在站台上卸下很多甜菜头。正好几个表姐从呼和浩特和包头来姥姥家，我就跟着她们，和许多村民一起，蜂拥去抢甜菜，然后拿回家来喂猪。我们家去的人多，又近水楼台，回来交给姥姥的战利品不少。
1969年春天，我还去过包头三姨家。有一次是跟姥姥去的，她不认路，下火车后我们就走丢了，过了很长时间，打听了好多处，才找到三姨。我记得还去过一次，没有姥姥，跟谁去的不记得，但记得在从美岱召到包头途中第二次看到与铁路线平行的阴山上有一段山石，颜色、形状都很恐怖。到包头时，正值北京开完“九大”[22]，许多包头人上街游行庆祝，市面上比较混乱。包头当时盛传有小孩被拐、被活埋的流言，三姨去上班时，嘱咐她女儿、比我大一岁的表姐桂枝不要带我出门，但我们还是出去了。桂枝那天带我去三姨工作的百货商店，为了抄近路，我们决定穿过一片小树林。快走到林边时，看到几个人在挖坑。我俩面面相觑，都吓得不行，手拉手加快脚步跑出林子。后来，三姨去上班时就锁上院门，但桂枝的弟弟红武还是想出办法，踩着鸡窝翻过院墙，去了邻居家。
1969年9月，母亲来美岱召接我回北京上小学。她告诉我一条重大新闻：有两个美国佬开着飞机上月亮了。我当时仰望星空明月，想象中的两个美国佬很小很小，他们乘坐的飞机也很小很小。我全然不知那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后来一直到上了高中，有一次在学校里看“阿波罗十七号”登月的科教片，我才联想起儿时想象中的那两个“美国佬”。

回到北京：又一次动荡的前奏（1969-1970）

母亲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研究所，文革中有工、军宣队[23]。记得工宣队的两个师傅都是男的，中年，一个姓郝，北方人；另一个姓林，南方人，还会打毛衣。母亲去内蒙接我超了两天假，那个郝师傅还把母亲找去谈话，批评了她。那天母亲从办公室里出来时，眼睛红红的。军代表是个年轻人，叫石卯，话不多，但跟大家关系不错。所里的人都喊他“时髦儿”，我则叫他“十毛叔叔”。我不知道工、军宣队后来是否随美院教工下放[24]了河北，但记得石卯在那之前就回了部队，因为记得听大人说，石卯走了，也不会来信，因为他不识字。
我家住的胡同西口，有个大华电影院。小时候，母亲曾带我去那里看过当时流行的四部儿童动画片《小哥俩》、《新风尚》、《半夜鸡叫》（1964）和《草原英雄小姐妹》。这四部片子是连着放映的。还看过一部科教片《泥石流》，我当时看不懂，只觉得泥石流的声音很吵、很可怕；大些以后又看过根据这部片子出版的小人书，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新闻纪录片，是介绍19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25]武装冲突的。因为不知道“乌苏里江”这个地名，我觉得电影里解说员的画外音一直在说“周总理[26]家”。那部电影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银幕上一片暗灰色，什么也没懂。再后来，开始看样板戏[27]。记得有一次看早场的《智取威虎山》，电影6:40开演，我没睡够觉，看电影时，一共打了八个哈欠。此外还有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的一些故事片。米市大街路西，金鱼胡同东口，还有一家红星电影院。我记得父亲带我去那里看过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1973），讲反法西斯战争的。出来时外面细雨霏霏，我们还到旁边的上海小吃店去避了雨。
说到样板戏，想起一位邻居。文革中期，我们院子里搬来了几个新住户，一些老住户或者居住空间被压缩了，或者搬走了。新住户里有一家姓冯，他家的长子是我父母的同辈人，长孙仅比我小一岁。我们小孩子根据自己对成年人外在形象的判断，管他家的女主人叫冯奶奶，管冯奶奶的丈夫冯德云叫冯伯伯，管他们最小的女儿敏华叫姐姐。冯奶奶的二儿子叫冯志孝（文革中改名冯志效），是个京剧演员，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戏校，与那一辈名角刘长瑜、钱浩梁、李维康、高玉倩等都是同学。他曾在《红灯记》里唱李玉和的B角；后来拍京剧《红色娘子军》（1972），他演男主角洪常青。冯志孝的女儿叫麦玲，比我小两岁，有时候来奶奶家玩，我们都叫她“小麦玲”。有一次冯志孝演出，还拉我父亲去看过，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曲目。拍完《红色娘子军》后，我在院子里又见过冯志孝一次，记得看见他长出了双下巴，不像电影里的洪常青了。冯志孝的四弟冯志三曾去插队，回城后在东城区东单照相馆当了摄影师。1974年我姥爷来北京，临走时我们全家去那里合影，就是冯志三给我们照的。院子里的另一位邻居、版画家王琦的小儿子王卓，从延安插队回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后因为会弹钢琴，去北京市少年宫给体操队当了钢琴伴奏。
1969年9月，我进了西总布小学。开学前，我们院子里五个属虎的曾凑在一起想象，新学校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就我们五个人一个班。上学以后，我们五个人的确被编在同一个班，但班上还有很多别的孩子。老师姓申，年纪比较大，小个子。记得第一天上课，老师让每个同学轮流在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还教我们背书包要左肩右胁。坐在我前面的小男孩叫孙石，他的书包就是右肩左胁背的，让我觉得很碍眼。我在那个学校只上了两个星期，就转了学。父亲随单位下放，马上要去江西南昌鲤鱼洲；母亲的单位也要下放河北磁县，但因为她怀了孕，所以暂时留在北京，可因为还要上班，所以无暇照顾我。我被送到丰台区云岗老姑家，转学进了云岗小学。云岗是从广安门始发的39路（后来的339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离市中心很远。到妹妹出生前，母亲差不多每个月都单程花一个半小时坐公交车来看我。妹妹出生前不久，我提前告假离校，回到母亲身边。
当时母亲的肚子已经很大，走路比较慢。她被安排在美院看大门。美院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所以看大门实际上很轻松。与母亲同时看大门的还有一个人，好像姓刘。他没下放，是因为他妻子是澳大利亚人，也在美院工作；根据当年的规定，外国人不许下放。那时，他们正准备带着两个儿子移民澳大利亚。我跟母亲去上班，那个刘伯伯就给我变戏法，比如把一个棉花团从耳朵眼塞进去，再从脖子后面取出来。我怎么看也看不出破绽，觉得很开心。美院另一个没下放的外国人叫王合内，雕塑家，法国血统，但其实早已是中国公民。王合内的丈夫王临乙二十年代末留学法国学雕塑。他们在法国结婚后，王合内起了中文名字。1937年，她追随丈夫来到中国，直到八十年代都没有回过故乡。那时她家住在东单洋溢胡同，她每天骑车上下班，要穿过老协和医院北墙外的东帅府胡同。记得母亲说，文革初始，看见胡同里的孩子朝她扔石头，还叫她“苏修”[28]；她却不紧不慢地下了车，指着自己的大鼻子，带着洋腔对孩子们说：“我不是苏修，我是中国人。”

云岗：人间初识（1969-1972）

在云岗上学的第一天，是老姑推自行车送我去的。路上要过一条小河，河上有座高高的、一米多宽没有栏杆的小木桥，有些桥板松动，走在上面让人提心吊胆。小河的水位很低，水是暗灰色的，河泥也是暗灰色的，听说是因为上游有个发电厂。过了河，还要经过两条铁道，远处有个扬旗。后来去上学，有时走到铁道边，明明听见火车在鸣笛，却不见扬旗落下。那时我往往会觉得害怕，不知火车会从哪个方向来，该不该过去。铁道旁路基上的碎石缝里长着很多野菜，我跟着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去采过。那时我奶奶也住在老姑家。我采回家的野菜，奶奶都凉拌了。我只记住了一种野菜的名字，叫马齿苋。
那时的小学里，每天的第一堂课叫“天天读”，即由老师带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才上算术、语文、图画、音乐、体育等课。学校完全是军事编制，年级叫连，当年级组长的老师叫连长；每个班叫排，当班长的学生叫排长。学校没有校长，只有革委会[29]主任。此外还有工宣队、军宣队。我在西总布小学上的是一连七排；到了云岗小学，正好又是一连七排。班主任老师姓焦，叫焦淑玲，教我们算术；语文老师姓刘，是一排的班主任。那时除了读语录，还要背诵“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师会在课间随时把学生叫到办公室抽查背诵情况。我被抽查过一次。很多语录和“老三篇”的片段都被谱了曲子，叫语录歌，我们学唱过不少。教室楼的墙上也用油漆书写着大幅语录，我记得的一条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30]教室里的黑板两侧，也用粉笔写着语录，而且经常更换。每堂课前，全班学生都要起立齐诵一、两段，“迎刃而解”这个拗口的词，我就是从语录里生吞活剥地学来的。
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是当时的北京市试用教材，每课配有线条简单的黑白插图。第一册第一课只有五个字：“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课：“高唱东方红。”第四课：“学习毛主席语录。”第五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六课：“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第七课：“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第八课；“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第九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十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十一课：“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下面的就不记得了。其实这第十一课的内容当时就已经不能理解。这段话好像出自《林副主席语录》。另外，当时还要求背诵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段也是谱了曲子的。当时小，这些话念也就念了，唱也就唱了，没觉得肉麻，但不知教我们的老师作何感想。
后来的语文课本里，还收入很多英雄事迹。除了战斗英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和家喻户晓的雷锋、刘胡兰以外，还有王杰、蔡永祥、刘英俊、李文忠、门合、罗盛教、焦裕禄、王国福、杨水才、向秀丽、刘文学、金训华[31]…… 记得杨水才的名言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那篇课文的结尾有这么一段话：“京广线上的列车向着北京奔驰，杨水才小屋里的灯光彻夜长明。”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以抒情笔调间接描写死亡的文字。
那时同班有个男生，叫秦鹰，妈妈是云岗中学的语文老师。有一次，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他爸爸是“九一六”的，那个“九一五”虽然怎样怎样，但不如“九一六”见毛主席的次数多。我曾经听说过“九一五”、“九一六”，而且似乎知道我老姑是“九一五”的，但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听了秦鹰的话，我开始把他们的区别定义为见毛主席的次数不一样。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那是文革中七机部[32]对立的两个造反派[33]，派别的名称来由好像是伟大领袖于哪一年的9月15、16两日分别接见了两派的代表。
到云岗不久，有一天吃饭时听老姑跟奶奶说，单位里在整党[34]，每天开会。我不懂整党是什么意思，也没问。过了些天，有一次老姑中午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跟奶奶说：“妈，今天我哭了，今天轮到我，大家给我提了意见。”我当时站在旁边，听了她的话很惊讶，但的确看到她的眼皮还发红发肿。那时老姑上下班骑车，路很远。我想，过了这么长时间还这样，那当时她该哭成什么样子呢？
还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自己也上过一个学习班[35]。一天早晨，我突然被老师从教室里叫出来，在走廊上会齐同连其他排的另外几个同学，自带椅子，随着一个姓罗的男老师到走廊尽头坐下，集体学语录。我们利用的是每天“天天读”的时间，这样学了整整一个星期，无非是读得比较快，罗老师还稍作讲解。学习结束，回到班上后，焦老师说：“知道吗，这个学习班是给你办的。”我暗暗吃惊，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严重错误，也不敢问；扪心自问，不过是偶尔自由散漫一点，上早自习时爱说话。我庆幸自己学习班期间态度还算认真，没再被罗老师抓到什么小辫子，惟不知那些陪我上学习班的同学是否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时除了上课，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挖防空洞。那是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之后不久。当时说情况紧急，苏修马上要打过来，要扔原子弹，防空洞都来不及挖，所以只挖了些猫耳洞。我们每人发一把铁锹，在学校的操场东边大动干戈。天很冷，土很干、很硬，我们人小，挖不动，再加上用人海战术，很多孩子挤在一起，结果有一次我闯了祸，用铁锹刃碰破了在我旁边干活的一个男同学的脑袋。当时很害怕，因为不知这漏子捅得有多大。后来老师带他去了医院。此外，每个学生还被要求上交两块砖坯，说是烧成砖，修防空洞用。我老姑家里没有模子，不能拓砖坯。看见别人在外面摆开架势，挖了河泥或者和了黄泥拓坯子，我几次站在一旁看，想鼓起勇气问人家能不能让我也干点活儿，然后分两块，但最终也没有说出口。后来还是同班一个叫陈启林的同学给我救了急。她家只有姐妹俩，不知怎样弄到了几块砖坯，我们三个人一共只需要六块，所以给我分了两块。



图：与云岗小学的同学一起游故宫。后排右四是陈启林。1971年

那时还搞过防空演习。一天下午，我们列队走在街上，突然听到哨声，表示来了敌机，需要按要求马上就地卧倒，脚朝敌机方向，胸口与地面保持大约两寸距离，双手拇指分别堵住两只耳朵，另外四指分别挡住两只眼睛，还要半张开嘴。事前我们被告知，天上的太阳标志敌机，但那天恰好是阴天，而且听到突然的哨声，大家都一片惊慌，没人顾上抬头看太阳，就哗啦啦卧倒了一大片，头朝哪边的都有。另外，学校要求每人上学时兜里带生蒜若干，以防毒气；衣服内襟上还要钉一块白布，上书家长姓名、家庭住址，以防不测。
我还参加过一次拉练[36]，前后只有几小时。那天，我们凌晨三点在老姑家旁边的大操场上集合。除了远处间距很大的几盏昏暗的路灯，四周几乎一片漆黑，周围十几栋居民楼的窗户没有一扇透出灯光，大人们还都在梦乡。我们只能互相呼唤名字，找到各自的班级。记得行军速度很快，前面的人一直在一路小跑，我勉强看见前面那个女孩儿李瑞芬不断晃动的小辫。我们都很怕掉队，怕因一时看不见前面的人而走失。回到云岗时，曙光初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只能强打着精神去上学。
1970年盛夏母亲生我妹妹时，父亲从鲤鱼洲回北京探亲。妹妹出生不久，有一天下午街道搞防空演习，让大家都去钻防空洞。父亲连忙让我在母亲身边躺下，然后出去告诉街道来人，说家里有人坐月子，她们这才没进来检查。那天院子里几个上了初中的大孩子也没去钻防空洞，而是躲进了后院一个废弃的半地下锅炉房。我后来跟他们去那里看过，那屋子很黑，很深，很吓人。




图：与父亲在西总布胡同51号院内合影。1970年

妹妹出生后两星期，父亲就赶回了江西干校[37]。母亲只有法定的56天产假，假满之前，忍痛把不到两个月大的妹妹送到张家口我大姑家寄养，然后自己去了磁县。最让母亲不安的是，张家口的牛奶供应比北京的差，隔天才供一次奶，她很担心妹妹营养不够。1971年夏天，母亲休假，带我去看过妹妹一次，那时妹妹还不怎么会站。后来妹妹大些了，大姑带她到照相馆去照了张全身像。因为是冬天，妹妹穿着预备穿两年的大棉裤，显得腿有点罗圈。母亲后来说，她接到照片，当时就哭了，不过幸好妹妹长大后身体结实，腿也没毛病。
最初下放时，母亲的地址是：河北省磁县1584部队二中队美院一连。他们单位那时归军队管治，所以是军事编制。父亲的单位也是半军事化的，他的地址是：江西省南昌县北大分校八连。我不记得是否给父母写过信，但老姑让我记住了他们的地址，也许因为别的同学都可以在衣服内襟上写自己家的住址，唯有我不生活在父母身边。
我小学一年级上了一年半，直到1971年寒假之后才升班。全北京市的学校都是如此，原因大概是当时中学毕业生除了下乡插队[38]无处打发，一时积压过多。直到我上了初二，才又改回暑假升班，所以初二又念了一年半。另外，小学只上了五年，这应该是因为毛主席说过“学制要缩短”。
1971年秋，云岗小学一分为二，我们分到新建的云岗二小，搬到南区的新校址，还在老师带领下，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种了两排小树。就是在那时，林彪座机坠毁蒙古温都尔汗。开始，消息都是小道的。先是焦老师悄悄告诉我们，以后讲用[39]时别再说“活学活用”[40]，只说“努力学习毛主席语录”就行了；后来，同学里也开始有人私下说，林副主席出事了。再后来从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我还当是什么大新闻，以为林彪之后又有了一位副主席。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听说北京市中心街头的外国记者在到处打听，林副主席怎么不见了。至于尼克松，学校要求，如果被外国记者问到如何看待美国总统访华一事，只许回答：“我拥护我国政府的决定，同意尼克松访华。”一个字都不许更改。其实那时的云岗及附近地区由于七机部的关系，不对外国人开放，我们被外国记者采访到的机会等于零。
也是大约在1971年，老姑家楼上的一个邻居自杀。她是个家庭妇女，姓唐，丈夫是个矮小老实的四川人。他们有四个孩子，老三刘培比我小一岁，她还有个弟弟刘杰。我以前常去她家玩。听别人说，刘培的妈妈有神经官能症，不能工作；姐姐也一样，不能上学。记得她妈妈自杀之前，街上贴过大字报。我那时识字有限，但从字里行间看出，刘培妈妈的罪名之一是她曾经说：“地主富农都是坏的吗？贫下中农都是好的吗？”不记得给她贴大字报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给一个家庭妇女贴大字报。她在家里吃了安眠药。出事之后，来了一些人，用一块木板把遗体抬下楼来，身上盖了一层白布。我那时不懂得害怕，只觉得好奇。记得早两年在美岱召时，村里的骡马大店有一天死了个旅客。孩子们奔走相告，先是聚集到那间大客房去看，只见炕上炕下围着很多人，听说还在给那个人做人工呼吸，但我们什么也没看清。后来有人抬着尸体去铁道北侧的阴山脚下埋。我想跟去看，被姥姥一把拉住，说是不能看死人，要不然夜里会梦见鬼。这次刘培的妈妈被抬下来时，单元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老姑家住在一层，我就扒在自家阴台的外侧，高出别人一头，趁他们刚出楼门、被人群挡住之机，一伸手掀开了那块白布。刘培妈妈的脸色是青灰色的，除此之外，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刘培家的孩子都不出来玩，她爸爸也更沉默寡言了。
林彪出事之后，学校里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是塑料菱形的红小兵臂章被文革前的红领巾所取代，红小兵组织改回老名称“少先队”[41]。原来的军事化编制也不用了，恢复了年级、班的名称，每个班是少先队的一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小队，全学校是一个大队。中队、大队都有队长、队委。我们学校改戴红领巾之前，老师教大家用皱纹纸条练习系红领巾；授巾那天，大队委先站到主席台上，由辅导员老师给戴领巾，然后下面其他队员才戴。我从那时到五年级小学毕业，一直戴着那一条领巾，戴破了缝，晒得退色了就翻过来戴，不光是舍不得那第一条领巾，也因为买一条新的要花一毛四分钱。
父亲1970年夏离开北京前，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那时市面上塑料皮精装的《新华字典》一块钱一本，纸皮简装的八毛一本。父亲给我买的那本简装的因为是书店柜台上的样本，卷了边，卖七毛。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中国美术馆参观，我在那里的小卖部花两毛多钱买了一本《红小兵革命斗争故事》，回来后抱着字典一篇一篇啃，不认识的字都用一毛多钱一支的红圆珠笔笔芯标上了拼音。后来，父亲还从江西给我寄来过两套井冈山的明信片。焦老师让我把明信片一字排开摆在黑板槽里，给全班同学看。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还给我寄来过两本小学三、四年级用的《常识》课本，我读过很多遍。1971年底，父亲随单位从江西回到北京，开始到位于丰台区长辛店的二七机车车辆厂“七二一工人大学”[42]教课，离老姑家大约十里地，可以每个星期天骑自行车来看我。他在云岗百货商店花一块二给我买了一个绿色单面正胶粒乒乓球拍，又花一毛八买了一只“健将”牌乒乓球。这两样东西，我一直当成宝贝。
那时家里的饭菜都很简单。有时星期天早晨，奶奶用淀粉熬点糊糊、加点白糖给我和老姑的儿子小军吃，就很稀罕。平时菜里肉很少，鱼则更少，主要是店里没有卖的。我老姑夫那时在北郊工作，属于空军地勤，每星期六晚上才乘公交车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往往天还没亮，就又走了。副食店只有星期天早晨有可能卖鱼，老姑夫就让我先去排队，其实就是等商店一开门，赶快挤进去，排上队，他再换我。因为他穿军装，不便跟大家硬挤。但常常是大家空挤一场，到了店里面才被告知，今天无货。后来全市鱼的供应更紧张了，只有逢年过节才卖，而且要凭副食证[43]定量供应，每人一、两斤。1974年春节前夕，我在海淀镇冒着寒风排大队买带鱼，站了两个小时，回来时既没有网兜，也没有手套，硬是用手托回来的，别提多冷了；鱼刺扎破手指，血流出来，很快就冻得凝结了。1975年五一，北京连以往的黄花鱼、带鱼都供应不上，只卖一种 “橡皮鱼”。那鱼要把外面的一层硬皮扒掉才能烹食，而且味道不好。
住在老姑家时，最常见的客人是她的同事、研究室主任赵普，老姑称他“赵主任”。他家离老姑家不远。周末老姑夫回来，赵主任常来跟他聊天，往往中午饭在我们家吃，偶尔聊到吃晚饭的时候，就又接着吃，接着聊。我那时不懂他们聊些什么，也不大注意这些事。后来父亲从鲤鱼洲回来，星期日来老姑家，跟他们一起聊天。我零敲碎打地听他们说一些话，似懂非懂，隐约觉得中国跟阿尔巴尼亚关系不好了。那时中苏早已交恶，社会主义阵营[44]里，欧洲就剩下了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两个国家还是中国的朋友。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我在小学里学过的另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阿尔巴尼亚，欧洲明灯，暴雨打不灭，狂风吹不动，反帝最坚决，反修最英勇，光芒照四方，永远红彤彤。我们歌唱你，英雄红山鹰。”阿尔巴尼亚号称“山鹰之国”。还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嘹亮的歌声震天涯，风儿呀、风儿呀请你停一停，捎支歌儿带给小米拉。捎去中国儿童友谊情，带来阿尔巴尼亚少年的心。中阿两国儿童放声歌唱，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恩维尔·霍查！[45]”小学语文书里还有过一篇课文，介绍一个阿尔巴尼亚少年如何向往北京，渴望见到毛主席。课文的开篇是这样的：“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业余艺术团十五岁的少先队员鲁米，曾跟随艺术团来中国访问。”刚学课文的时候，由于有些字不认识，老师带着我们念，但怎么也不明白那个“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跟阿尔巴尼亚是什么关系，同时觉得这个长句子格外拗口。
因为奶奶当时住在老姑家，她的子女们每到北京，都会来看望。有一次，我父亲、他的二哥、弟弟碰到了一起，家里大人多起来，我就跑到外面去玩。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几个弟妹正在劝我二大爷，说二哥你还是交党费吧。二大爷一声不响，只闷头抽烟。我不懂他们的话，但记住了二大爷不交党费这件事。二大爷那时在山西大同火车站当扳道工。多年以后，我问父亲那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文革伊始，全国到处喊“毛主席万岁”，二大爷觉得别扭，有一天正好看见市场上有人卖乌龟，就指着乌龟说，这个才万岁呢。这话被人告到领导那里，他受到党纪处分，一赌气，不交党费了。时间长了，人家要给他加重处分。正好那时他到北京，弟妹就都纷纷劝他。
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尔后我们的语文课上用“喜讯”一词造句，总免不了用上这个例子。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几点几分，人造卫星会经过北京上空，可以看到。当晚，我提前来到大操场，跟很多人一起，仰望夜空，不一会儿，果然看到一颗会动的星星缓缓自西向东划过，耳畔还听到舒缓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声。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我大惑不解，不知道这乐曲声是后来看了什么人描写卫星的报道联想出来的，还是当时从操场周围谁家的窗户里飘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尽管据说那颗卫星一路播放《东方红》乐曲，站在地球上听到从太空传来的歌声，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那时同班同学的家，我差不多个个都去过，而且家家差不多都是不用敲门就可以直接登堂入室的。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叫朱亚林的同学家，我推开门，见他正流着眼泪跪在搓板[46]上，他爸爸站在一边，气得直喘，他姐姐妹妹都在旁边劝，但爸爸根本不听。我不知亚林犯了什么错，但立刻上前，一把把他拉了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新社会了，怎么还能下跪呢？亚林的爸爸见我来了，也就顺势饶了他。我想他爸爸其实也是疼孩子的，只不过在气头上，不会听自己女儿的话。
上三年级的时候，班上转来了一个新同学，叫赵燕军。她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叫燕民，弟弟叫燕林。有一次，她爸爸出了差，妈妈要上班，还要照看三个孩子。不巧赵燕军得了急性肝炎，妹妹得了急性痢疾，把妈妈急得不行。我当时不懂得肝炎会传染，去看赵燕军，碰上她妈妈正在给她爸爸起草电报稿。我记得电文是：“军肝炎 民痢疾 林体弱 速回京”。打电报按字数收费，只能求简单，而且不用标点符号。
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还开过手工课。老师要求每人准备一个针线包，里面要有针、线、布头、扣子等，上手工课的时候带来，老师教大家怎样缀扣子、打补丁。我也让老姑帮我做了一个针线包。第一堂手工课安排在下午。那时中午放学都回家吃饭，暑热季节，学校还要求学生睡午觉。那天下午去上学之前，我先拐弯到同班一个叫杜新亚的同学家玩，忘了带针线包，临离开他家时才想起来。小亚的妈妈赶快从他的一个旧背心上裁下一块布，三下两下大针脚给我又做了一个，装上针头线脑。虽然那个包不怎么好看，但有了它，我才没耽误第一堂手工课。学过手工后，我开始自己练着用六块两寸见方的布块做小包，里面装上小石头子或者豆子，这样再玩夹包、砍包，就不用求奶奶给做了。
学写钢笔字之前，老师让每人准备一支钢笔。那时买一支普通钢笔相当贵，印象里带软塑料笔胆的没有一块钱以下的，透明硬塑料抽水笔管的也要好几毛钱，所以老姑给我买了一支木杆蘸水笔，连笔尖一共一毛二，又买了一瓶蓝黑墨水，一毛七，回家以后给我做了一个花布小口袋，把墨水瓶装进去，袋口有根小绳子可以收紧，这样，我每天拎着墨水瓶去上学。班上同学都使钢笔，谁的笔没水了就找我灌，但只有用蓝黑墨水的才行。当时店里卖的墨水还有一种颜色叫纯蓝，一瓶一毛六。我想不起来当初我和老姑怎么没为省那一分钱而买瓶纯蓝墨水，不过我后来一直很喜欢蓝黑墨水的颜色。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时父亲每月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寄给大姑供养我妹妹，母亲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寄给老姑供养我。钱一拆开花，往往就不够用。我当时虽然还不懂得大人的难处，但知道不能买贵东西，所以也不计较。
那时北京的市场上，供应紧缺，但物价稳定，经年不变，副食店里卖的酱油一毛五一斤，一大瓶一斤半，两毛三；黑醋一毛四一斤，白醋一毛三；酱豆腐四分一块，臭豆腐三分五；细盐，也叫再制盐，一斤一毛七，粗盐一毛四。粮店里卖的白面叫“标准粉”，一毛八分五一斤；大米分等级，小站[47]米，一级的一斤两毛一分三，二级的两毛零五；再次些的一毛九分七，更次的一毛八分三；最次的“早稻二号”只有一毛五分二。那时每户有粮本，每月凭粮本领取粮票，口粮定量为成年男子每月32斤，女子28斤，粗粮、细粮搭配；小孩的定量略少。在粮店买米买面要凭米票面票，都算细粮；凭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面和豆子。不过在饭馆里买油饼、油条例外，可以免交粮票；但如果交，不但可以用粗粮票，而且一两粮票还可以抵二分钱。有一次母亲的二叔从河北乡下来，临走时，母亲给他带了十斤白面。这于他是重礼，于我家是重负，因为细粮的定量很有限。另外，买花生油凭油票，每人每月半斤，八毛五一斤；1974-1975年，有一段时间花生油供应紧张，改卖菜籽油，一斤八毛三。
那时在北京，买猪肉不凭票证，但价格不菲，一斤一块钱。父母当时的工资都是每月62元。有一次，一个比我大得多的堂姐带我去美院替母亲领工资，记得扣掉房租、党费、工会会员费，我们领到五十八块五毛三。稍大一点以后，母亲打发我去副食店买肉，一般一次只买两、三毛钱的，夏天，店里就给一张荷叶托着，不包。一次买五块、十块的一般都是外地人，而且他们喜欢买肥肉，买了带回家去炼油。排队的时候，常见外地人跟卖肉的为肥肉的多少发生争执。有一次我父亲的胞弟从长春来北京，买了一大块肉，要带回去，先到我家找母亲要了一把小毛刷子，用酒精涂了好半天，说是防腐。那时听说外地的食用油供应更差，比如辽宁省，陈锡联[48]当了省革委会主任以后，把每人每月的定量从半斤改到了三两，所以人送外号“陈三两”。
鸡蛋也是一块钱一斤，每户无论几口人，每月凭副食证可以买一斤，一般一斤八只鸡蛋。我每次去买鸡蛋时，总希望售货员顺手抓起的那八只蛋分量超过一斤，哪怕多付几分钱；但往往秤杆一翘高，售货员马上就把一只大蛋换成一只小的，有时甚至换两次，刚好凑成一斤整。豆腐一斤两毛四，虽然每月凭副食证供应，但还不一定总买得到。此外凭证的还有芝麻酱、粉丝、粉条[49]等。肥皂凭证每人每月半条（一块），四毛四一条，主要有“灯塔”牌和“北海”牌两种。如果恰好只能买半条或一条半，售货员就用一根细线绳一勒，把整条肥皂从中间断成两块。
布票是买衣料必需的。我不知道布票的定量有多少，印象里是按年度发。小时候个子长得很快。记得父母常说，别长了，再长，布票就不够了。上初中后，我的裤子短了。那条裤子本来是灰色的，但母亲找不到同样颜色的布头，就用蓝布给我接长了一截。我第二天去上学的路上，实在觉得无法容忍，就从头上摘下钢丝卡子，把那截蓝布缅进裤腿里，用卡子夹起来。那时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市场上短缺的工业品，都需要工业券[50]。一直到1975年，我家都没有缝纫机。那时母亲去王府井东风市场，即现在的东安市场，买衣料的半成品或布料，借邻居刘波阿姨家的缝纫机给我和妹妹砸衣服。后来好不容易在单位里等到了一个缝纫机指标[51]，才买了自己的缝纫机，花了一百多块钱，用的是父亲文革初扣发后来又补发的工资。但在那之后不久，生活开始好起来，半成品不太见了，缝纫机也就慢慢赋了闲。
此外，每年入冬前，北京居民还要贮存大白菜，不限量，每家一般都要买一、二百斤，吃一冬天。大白菜一级的每斤二分五，二级的二分，三级菜基本上就是没菜心儿的了，一分五一斤。
其他不需要凭票凭证购买的食品，在我儿时的印象里，主要是零食，比如冰棍、糖葫芦、酸奶、西瓜、米花、水果糖等。那时北京的冰棍有很多种，最便宜的三分钱一根，有红果的、小豆的等等；五分钱的有巧克力的和牛奶的两种。这两等冰棍一直到八十年代初还在卖，一般都是由小脚老太太推着白色的小木车坐在街头或沿街叫卖。我小时候，还卖一毛钱一根的大雪糕、一毛五一对的鸳鸯冰棍和纸盒装的冰激凌，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些比较贵的冰棍、冰激凌从市场上消失过一段时间。母亲偶尔带我到胡同西口的德昌厚去买雪糕，售货员打开冷柜的顶盖时，总会腾起一股白气。糖葫芦只有山楂的一种，也叫冰糖葫芦，冬天才卖，一毛钱一串，山楂果从上到下，一个比一个小，一共十个，我每次都数。酸奶只有店里才卖，除掉杯子的押金，两毛四一杯。米市大街路东的宝泉堂浴池旁边就有那样一家酸奶店。装酸奶的粗瓷杯很重，杯壁很厚，舀酸奶用的绿色搪瓷勺几乎是扁平的。母亲带我去吃酸奶时，总是只买一杯，我一个人吃，她坐在旁边看。夏天德昌厚门外卖西瓜，有红瓤的“早花”和黄瓤的“黑崩筋”两种，很少有人买整个儿的。售货员用很长很尖的刀把西瓜切成牙儿，放在玻璃柜里挡苍蝇，一牙儿一毛钱。柜台外面有一个大铁皮桶，方便大家站在桶边吃，啃完西瓜瓤顺手把瓜皮扔进桶里。米花有玉米花和大米花两种。玉米花三分钱一包，大米花四分；玉米花和不加糖的大米花都是一大方包，包装纸上印着简单的玉米、稻穗图案；加糖的大米花只有细细的一小管，以透明玻璃纸包装。水果糖不知道多少钱一斤，但零售一分钱一块。
听母亲说过，德昌厚的蛋糕六毛六一斤，她偶尔去买，最多也就买半斤。我不记得跟她一起去买蛋糕，但记得看见售货员给别人称蛋糕时，为了凑到一定分量，把一块蛋糕用铁夹子掰成两半，然后把半块放到秤盘上。父亲有个老同学，也是他的同事，叫周南京，五十年代的印尼归国华侨，家境算比较好的；1962年我爷爷过世时，父亲临时回家奔丧，还找他借过200块钱。周叔叔的儿子周冰比我小四岁。大约1973年，周叔叔家里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女儿长了牙以后，周冰的妈妈给她们分发蛋糕，先把一块掰成两半，再把半块掰成两半，两个孩子一人一角。周冰看见了，说妈妈我也想吃。妈妈说没你的。过一会儿两个女儿吃完了，伸着小手又要，妈妈再把另外半块一分为二，周冰只能站在旁边看。
说起物价，还想起一件事。母亲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大山楂丸，每次路过东单三条东口那家中药房，都得让父母带着进去买一丸。我记得山楂丸酸甜的味道，记得中药房里我伸手都够不着的高高的柜台，记得称草药的十六两[52]小称上精巧的秤杆、秤盘和秤砣。那时山楂丸三分钱一丸，很多年都是这个价。八十年代上半期，物价开始浮动，或者说开始出现市场经济以及与之俱来的通货膨胀。父亲的同事林被甸有一天去药房买山楂丸，本来说好买五丸，一毛五；刚要付钱，里面出来一个人，说涨价了，五分钱一丸了。林叔叔没有更多的预算，只好说，那买三丸吧。
我上幼儿园时穿的斗篷、棉猴[53]，从里儿到面儿都是母亲用自己留苏时国家发的裙子一针一线改做的。我长大以后看到母亲大学时代的照片，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刚上小学时，我有过两件大红色的罩衣，可以倒换着穿。一件平绒的，稍小，另一件条绒的，稍大。小一点的是二姑送的，大一点的是老姑给买的。老姑还给我买过一条裙子。那时我大概在上二年级。有一天，老姑带我来到云岗百货商店，看到柜台里挂着两条童裙，一条浅黄色带碎花，另一条主调是咖啡色的，掺有黄、蓝色块，两条价钱差不多。我喜欢浅黄色的，老姑坚持给我买了那条咖啡色的，理由是禁脏。因为裙子相当肥大，我一直穿了三、四年。这是那几年里我唯一的一条裙子。头两年没碰到过什么麻烦，我也每每努力找出那条裙子的优点安慰自己，比如觉得它的色块有点立体玻璃的效果等等；但上了五年级以后，当我回到城里的西总布小学时，因为每逢五一、十一都有游园[54]活动，女生一律要求穿裙子，我那条因为色彩不够鲜艳，每次检查都通不过，只好临时找同学另借。
老姑家旁边的那个大操场偏东侧，竖着两根高高的杉木桩，是放映露天电影时挂银幕用的。一听说哪天要放电影，孩子们就会提前去占位子，自带凳子放在木桩西侧；谁要是去晚了，人太多，就只能坐在木桩东侧，从银幕的反面看。大孩子有时候会蒙小孩子，说今天晚上演新电影《夜战白桥》（与“夜占白瞧”谐音）。那时候常演战争片，比如《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等，所以小孩子往往会信以为真，带着凳子跑去空等一场。
操场北端临马路有个四周由砖头砌起来的台，中间是用土夯实的。我们在操场上开过运动会，但更多的是开公审大会，那个台就当主席台。印象里公审的都是刑事犯，但公审大会的形式是从文革初承传下来的，即犯人或者戴着手铐，或者反剪双臂，由两名戴白手套、扎武装带的公安人员押着，沿台边低头弯腰站成一排。如果是女犯，押解的就是女警察。宣判到哪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头就会被公安人员先使劲按下去“坐喷气式”[55]，然后再被揪住头发拽起来让大家看到脸。最后，他们都是在台下群众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被押赴监狱或刑场，后者都是“立即执行”。记得他们都是被一溜小跑着带下去的，很有戏剧效果。几年以后，我上初中时，已经不再开这种形式的公审大会。记得放学路上看到过胡同里张贴的法院布告，上面列出新近被审判的刑事犯、他们的罪状以及判决结果，最后有法院院长的签名。每次看到这类布告时，我眼前总会浮现出云岗公审大会的场面。
1972年春节前夕，父亲带我去乡下看望母亲。那时母亲单位的干校已经从河北磁县迁到获鹿县，在前东壁、后东壁两村。我们晚上从丰台站上车，我身高将到1.4米，按照购票标准买了1/4票。第二天早晨，来到获鹿县城火车站，我们被告知，从那里没有开往前东壁的长途汽车，要返回石家庄才行。我们掉头回到石家庄，才上午十点。长途车下午两点开。下着小雨，很冷，我跟父亲在街头闲逛，来到一条大街，叫北马路。我想起老姑夫的父亲家就住在北马路5号，但父亲说不能去。下午在长途汽车上，我们遇到一个美术学院的人，叫俞士松。下车后，他带我们步行了八里地，最后一路领我们进村，找到母亲的住处。
那时母亲与一班六、七个人同住一个老乡家，除了历史学家翁独健的三女儿、大高个子的翁如兰在地上用秫秸和干草搭地铺，其他人都挤住在一条土炕上。我们来探亲，母亲被允许搬到一个专做客房用的老乡家。路上经过一户农家，母亲说，这个地方叫“呼家楼”，解放军把睡觉打呼噜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住。“呼家楼”本来是北京朝阳区大北窑附近的一个地名。过春节那天，我们回到母亲的班里，跟大家一起包饺子。班长叫刘伟，是美院的政工干部；副班长叫张德华，雕塑家；还有一位是母亲的朋友，叫赵瑞英，也是做雕塑的。那次，翁如兰给我画了一幅素描，是我平生第一幅，很像。有一天晚上，我跟父母三个人黑着灯躺在炕上，母亲向父亲描述她此前不久去内蒙奔丧的事。我姥姥1971年秋得肝炎，住进呼和浩特一家医院。由于医生误诊，姥姥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很快就去世了。她病危时，母亲本想请假去探望，但那些军人不允许；直到我姥姥走了，他们才让母亲回去。母亲对此耿耿于怀。
过完节，我跟父亲一起离开，母亲送我们到另一个长途汽车站李村去上车，那里离前东壁有十里地。父亲去买票时，我看到墙上贴着一纸通缉令，上面说那个通缉犯身高1.7米，于是我缠着父亲问1.7米到底有多高。上车后，看到母亲站在窗前，样子很难过。我强忍住眼泪，尽量不看她。不知那十里路她一个人是怎样走回去的。
我们离开后不久，母亲碰到一次医疗事故，大难不死，是她的朋友赵瑞英救了她。那次母亲生病，需要输葡萄糖酸钙。由于设在前东壁村的连队医务室没有输液设备，随同单位下放的原美院医务室的一位医生只能用普通针管给她输，本来应该用非常慢的速度推。可那天那个医生要去开会，不敢迟到，就一针一推到底，母亲立时抽成一团。幸亏当时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小吉普，赵瑞英阿姨闻讯赶到医务室，一把抱起母亲，冲上吉普车，把她送到医院抢救。母亲后来说，她生我时得了一场产褥热，就险些送命；在干校又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注：

[1]即寄宿托儿所，孩子星期一早晨送到那里，星期六下午才接回家。
[2]旧时皇家缎匹库所在地，故名。
[3]旧时疫苗未普及时，得过天花的病人脸上会落下大量小凹痕，俗称“麻子”。
[4]文革初期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子女的蔑称。
[5]文革初期造反派对被管制者实行的一种人身羞辱方式，即无论男女，皆给剃去头发的半边甚或剃掉不规则的一片片。事后被羞辱者如想到理发馆修整，也往往会遭拒，因为理发师不敢得罪红卫兵。
[6]在人名上打红叉叉也是文革中对被打倒者、被管制者的一种羞辱方式。
[7]即巴掌大小塑料皮的“小红书”，正式名称为《毛主席语录》，也称“红宝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于六十年代初，流行于文革初期至七十年代初，发行量超过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据有关部门统计，除汉文版外，还出版了8种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版及37种外文版、1种汉英对照版和1种盲文版，总发行量超过10亿册；而截至到文革结束，中国的人口仅有8亿。此外，“红宝书”还被翻译成20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8]文革期间流行的一种集体舞蹈形式，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
[9]即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原为比利时殖民地，1960年独立，建立刚果共和国，简称刚果（利），六十年代中期一度改称刚果（金），1971年更名扎伊尔，1997年改为现名。与刚果（利）相邻的刚果亦称刚果（布），曾为法国殖民地。两国曾同属古代刚果王国。
[10]美国曾于1960年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出兵刚果（利）。
[11]文革初期对被专政对象的一种体罚、羞辱方式，盖因在炎炎烈日之下、大庭广众面前拔草，可能随时受到本单位或外单位前来“串联”的革命群众之围攻、批斗。
[12] 瑞金为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赣南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及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文革中很多更改的地名都借用这类“革命圣地”的名字。
[13]文革初期在群众专政下一些机关、大学的造反派随意关押受管制对象的地方。被关押者会随时随地遭受打骂、批判，同时还被派以难于承受的体力劳动。
[14]那时许多不能令当权者满意的、政治上不符合“标准”的美术作品都被扣上过这顶帽子。
[15]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初期，对立的造反派之间各自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武装械斗。有些地区的武斗一直持续到1976年。
[16] 1966年5月正式成立，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等人为副组长。1967年中央政治局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小组执掌大权。
[17]文革初期各地大、中学生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左臂佩戴“红卫兵”袖章，打着红旗结队到外地去鼓动革命，还被允许免费乘坐火车。
[18] 即由本单位造反派实施管制、并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专政形式。在文革初公检法被“砸烂”之后，这种方式的群众专政曾把许多无辜的人置于死地。
[19] 1977年之后改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并列。
[20]文革中许多人因为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加上这项罪名。
[21]旧时乡下的旅店，给赶牲口上路的旅客备有拴牲口、喂饲料的棚子。
[22]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
[23]全称分别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24]从1969年到1973年，北京大专院校的大部分教师及中直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接受思想改造。他们被斥为“臭老九”，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叛（徒）、特（务）之后，被冠以“臭”。其中“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简称。
[25]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江心，在主航道中心线中苏两国边界的中方一侧。1969年双方武装冲突之后，边境问题长期悬置，直到1997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才正式承认中国对珍宝岛拥有主权。
[26]即从1949年10月建国直至1976年1月病逝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27] 文革中，文艺界万马齐喑，只剩下五部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一部交响音乐《沙家浜》，及两部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合称八个“样板戏”。
[28]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简称，也是从五十年代末中苏两国交恶直到八十年代初中方舆论对苏方的惯用称呼。中共指责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以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篡改，是为“修正主义”。
[29] “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各级革委会在文革期间替代了原来的同级党委和政府机构，行使党政职权。
[30]这就是下文提到的“五·七指示”的一部分，出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31] 董存瑞在解放战争时因舍身炸碉堡而牺牲；黄继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用胸口堵枪眼而牺牲；邱少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在燃烧弹引起的大火中为避免暴露目标一动不动而牺牲；罗盛教在抗美援朝期间为抢救一名落水朝鲜儿童而牺牲；王杰在帮助民兵训练爆破技术时遇到意外爆炸，他为保护周围民兵舍身扑向炸药包而牺牲；蔡永祥为钱塘江大桥守卫，在列车驶上大桥时为搬开有人放到铁轨上的一根圆木而牺牲；刘英俊为抢救6名儿童，舍身拦住惊马而牺牲；李文忠在渡江时为抢救落水群众而牺牲；门合为抢救他人舍身扑向防雹土火箭而牺牲；焦裕禄为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为治理盐碱地积劳成疾，病故；王国福为北京郊区大兴县一生产队干部，克己奉公，后病故；杨水才为湖北省许昌县一农村干部，积劳成疾，病故；向秀丽为广州一制药厂工人，在一次酒精瓶爆裂事故中舍身截流，避免了严重爆炸，自己因严重烧伤而身亡；刘文学为四川省一少年，因发现有人偷窃公社海椒上前阻拦而被砍死；金训华为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在一次洪峰中为抢救漂流的木材而牺牲。
[32]当时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即后来的航天工业部。
[33]文革初期许多学校、机关、厂矿的基层群众分裂为不同派别，各自标榜捍卫毛主席、党中央。有些造反派以强制手段夺取本单位的领导权；有些造反派之间还发生武斗。两派之间的冲突一般叫“派仗”；同一造反派的成员互称“派友”。
[34]文革期间共产党组织重新审查党员的政治表现，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重新确认党员资格的方式。
[35]文革中对所谓有“问题”的人实行的洗脑方式，包括强制他们集中学习，读报（当时流行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读《毛选》（即《毛泽东选集》四卷），接受批评、批判，并进行自我批判，以期改造思想。上学习班的人，行动自由一般不受限制，但因学习班期限长短有别，有些人学习期间不允许回家，必须集体住宿。
[36]文革期间各地中、小学对学生进行的一种旨在改造思想的体能训练，分长途和短途。长途拉练耗时多日，参加者需把棉被打成背包，用粗线绳“三横两竖”扎紧，包内还需打入换洗衣服鞋袜。学生在老师带领下，长途步行到乡下，有时甚至到 “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沿途住在农民家里，自己做饭、烧炕等。短途拉练则不带行李，一日之内结束，以急行军方式为主。
[37]即“五七干校”，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遣送农村下放劳动的场所。
[38]指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生甚至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在校生被遣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或到东北的北大荒垦荒种地。数百万下乡插队的年轻人被称为“知识青年”。
[39]指交流学习《毛选》或《语录》的体会。
[40]这是林彪鼓吹毛泽东思想时使用过的一个词，即要求大家“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41]“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简称。
[42]文革期间工厂里给青年工人开设的一种技术培训班，名称由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对上海一家工厂开办此类培训班的批示而来。二七厂名称的由来则是纪念1923年2月7日爆发的反对北洋政府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43]每户一本，用以向有正式户口的市民定期限量供应一些副食品，也叫“购货本”。
[44]二战之后冷战期间世界上对立的两大阵营之一，原以苏联为首，包括东欧诸国、中国、古巴、北朝鲜、蒙古、越南等国。
[45]霍查当时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及国家元首。
[46]洗衣机出现之前搓洗衣服用的长方形窄木板，上面刻着许多近一厘米深的平行棱，跪在上面的感觉可想而知。
[47]在天津附近，以出产小站稻著称。
[48]陆军上将，从1959年到1973年长期在辽宁省担任领导职务。
[49] 粉丝以绿豆粉制成，白色；粉条以白薯粉制成，暗黄色。
[50] 全称为“日用工业品购货券”，每年按户定量发放，往往得积攒数年才能买一辆自行车或一台缝纫机。
[51] 由于产品严重短缺，有了钱，有了足够的工业券，往往还要有指标，才能买缝纫机、自行车这类产品。
[52] 古代度量衡，一市斤分为十六两。成语“半斤八两”即由此而来。到八十年代，北京的中药房里还用十六两小称称草药。
[53]北京人对旧日带帽兜的半长棉大衣的称呼。
[54]文革期间，原来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上的观礼、烟花都被取消，代之以在天安门两侧的中山公园及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游园活动，参加者主要是小学生。
[55]指文革期间开批斗大会时，挨斗者被按下脑袋、双臂同时向后、向上反拽的受虐方式。

感谢作者来稿。首发于《万象》。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6&tid=157&pid=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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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记忆

　　　－－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作者：浅寒

北大21楼：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1972-1974）

1972年暑假，父亲在二七厂上完了课，把我接到北大，跟他一起住在21楼二层的历史系教工宿舍里。他带我去学校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拉萨尔》[56]，作者是父亲系里的同事丁建弘，我后来的小朋友丁玫的爸爸，因此感到很新鲜：熟人的名字印在了书上。那天，父亲花五毛四分钱给我买了一本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作者李心田；小说讲述的是三十年代江西苏区[57]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第二天，我告诉父亲，书看完了，要再买一本。他说不行啊，我给你借书看吧。

从那以后，父亲常从历史系资料室给我借书，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回忆录《悲壮的历程》，作者程世才曾经在红四方面军任职，1935年接张国焘的命令率部强渡黄河，进军青海，遭到马步青、马步芳军队的截击，几乎全军覆没，将近一年后到达延安时残部所剩无几。书里有张插图，画的是一个28岁的师长，受了重伤，不能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只身留在祁连雪山上。他的政委李先念给他写了一张字条，以使他日后有机会寻找地方党组织。我当时很受震撼，觉得那位年轻的师长非常勇敢。还看过一本很厚的小说，叫《雁飞塞北》，讲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的，里面有一个情节，说南方人坐火车往东北走，一个孩子看到车窗外地上的积雪，以为满地都是白糖。我还从邻居何芳川叔叔那里借过一本讲抗美援朝的小说，叫《激战无名川》，里面描写一个志愿军工兵连在美军轰炸的间隙不断抢修大桥的故事。他们工兵连的口号是：“打不烂，炸不断。”此外，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张正桡到刚刚复刊的《北京少年》当编辑，每期给我寄一本，我由此得以看到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比如孙犁的小说。

1973年初，母亲的单位回城前夕，她和一些同事被安排提前回来整理图书，这样，她从美院美术研究所的图书馆给我借了一些小说、剧本。以四十年代末国共两党斗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岩》就是那时候看的。那年入冬前，即1972年底，父亲买了十斤胡萝卜代替水果，我每天下午去上学时顺手拿一根，到水房洗洗，然后一路走，一路呛着西北风啃。春节到了，家里什么年货都没有。早晨起来，父母打发我去食堂打饭，结果除了凉馒头，什么都没买到。那是我过得最冷清的一个大年，虽然父母都在身边。

那些日子，我还用一个直径大约两寸的圆柱状中药盒攒钢蹦儿，父母隔三差五把自己兜里的零钱交给我，放进那只盒子，这样到月底，一般能攒两块多，最多的一次攒了五块钱。到月底，父母周转不过来了，就找我取盒子里的零钱用，我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每次都全数交出。那时母亲到发工资前几天，还经常需要找她的同事、国画家吴冠中的夫人朱碧琴借五块钱，等领了工资再还，如此往复，过了不算短的一段时间。

1972年秋，我第二次转学，进了北大附小。父亲带我去学校报到。那时的校革委会主任是父亲大学同班的罗正清，学生称他“罗主任”或者“罗老师”。因为是学历史出身的，1973年清明节，罗老师带领全校师生去八宝山烈士公墓，给1950年去世的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扫墓。由于建国之初八宝山还没有开辟革命公墓，任弼时葬在了烈士公墓的最高处。父亲带我去报到那天，还见到附小文革前的老校长郝素梅，她是父亲的同事荣天琳的夫人，当时早已“靠边站”[58]。郝老师带我们去她的办公室，那屋里有好几张办公桌。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小青年。我们说话间，小青年仰到椅子背上，翘起了椅子的两条前腿。郝老师一个巴掌打过去，训斥道：“坐好！”那小青年咧嘴一笑，满脸惭愧地坐好了。后来，我被分到三年级六班，那个被郝老师敲了后脑勺的小青年成了我的班主任。他叫白雪升，是此前两年北大附中初中毕业后被选送到附小任教的青年教师之一。

原来在云岗二小时，尽管每天早晨“天天读”都是读语录，老师还是尽可能教我们文化知识。焦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自己工作也非常努力。我们二年级的算术课本提前学完，她就开始教我们本来要到四年级才学的珠算；哪个学生不守纪律，她就要找家长；我们描红要是不能让她满意，她就给我们打很低的分，比如“中”甚至“差”。记得一个叫戴建军的同学字写得不认真，一次在算术考卷上用橡皮涂出一个大黑窟窿；虽然他答对了所有的题，焦老师还是扣了他两分。有一天上课时，焦老师正在给我们念故事，声音渐渐小了下去，人也趴在了桌上；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昏厥，栽倒在地。全班同学“唰”的一下同时站了起来，然后跑到别的班去叫老师。记得来了一位蒋老师，帮我们把焦老师抬到桌上，给她掐人中。焦老师慢慢醒来。那天她提前回了家，但没过两天又回来了。那时我们每个学期都有算术、语文两科的期中、期末考试，语文考试的前三项总是听写、组词、造句。考试成绩在全班公布，学生多少有些压力。大人见了我们，也不时会问：“是不是考了双百？”多年后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谈及此事，她很惊讶那时的学校还考试。那已经是“复课闹革命”[59]之后，在北京的学校里，考试是常规了，但听说外地的许多中、小学校仍然不考。1972年到了北大附小，赶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批林整风、反回潮[60]、黄帅[61]日记发表、批林批孔，不一而足，学校的秩序也开始出现混乱，学生上课随便讲话、不服从老师的事屡屡发生，但期中、期末的两次考试从来没误过。

1972年秋，有一天我跟父亲去食堂打饭，看见北大38楼里走出来三个妇女，前后排成一列，中间的一个年纪较大，个子较矮。父亲告诉我，那是聂元梓，前后那两个人是看守她的。那时38楼是哲学系所在地，聂元梓正在受隔离审查。我当时虽然不知道聂元梓其人及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意义，但这个名字还是听说过的。

我进北大附小时，三年级共有六个班，其中五、六两班的学生基本上都曾随父母下放江西鲤鱼洲干校。他们在那里没学过汉语拼音，所以直到回北京以后，拼音还普遍不好。另外听同学说，在江西时，因为食品供应有限，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锅巴；要是哪天食堂的米饭做糊了，大人都主动把锅巴留给孩子们。还听说，小学生从鲤鱼洲拉练去过井冈山，因为路途远，行军速度快，又是爬山，有些孩子的脚趾甲盖都走掉了。还记得后来听父亲说，当初在鲤鱼洲时，有个西语系的老师出差去南昌，买了一个咸鸭蛋吃，结果食物中毒死了。其实那咸鸭蛋他还没舍得一下子吃完；他死后，别人在他兜里发现了吃剩的一半。当时工宣队说不能给他开追悼会，因为他私自买鸭蛋违反了纪律。听说他的追悼会是文革后在北大补开的。

“九大”之后，北大由8341部队[62]派驻军宣队；从江西下放回来后，学校的革委会主任是王连龙，大家按照他在部队里的头衔，叫他“王副政委”。历史系的军代表姓高，大家叫他“老高”。有一天晚上，老高来到父亲的宿舍，聊了很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学点历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找别人，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父亲头上有“帽子”。我在云岗时，晚上一般八点半上床睡觉；到了北大，推迟到九点。那天老高坐到九点半还不走，我实在挺不住了，就用一个手指头指指闹钟，冲他说：“嘿，看看表！”记得当时父亲和老高都很尴尬，老高赶忙告辞，父亲事后批评了我，说我没礼貌。

工宣队不记得是从哪个工厂派来的了，只记得历史系的两位，一个姓贾，很胖，另一个姓苗，有点斜眼，大家叫他们“贾师傅”、“苗师傅”。有一天接近中午，我看错了表，以为已经12点多了，感到很饿，又不见父亲回来，于是拿上饭盆，从21楼走到当时历史系所在地36楼去找他。父亲和很多人一起，正坐在一层的会议室里听苗师傅训话。我以为早到了开饭时间，又不知深浅，所以壮着胆子推开门，大喊一声：“该吃饭了！”苗师傅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只好宣布散会。大家立刻纷纷起身，赶往食堂。那天吃午饭时，许多人跑过来拍我的头，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我还莫名其妙。

如果那次我是无意得罪了苗师傅，那么对贾师傅，我则往往不够恭敬。我在食堂一见到他，就模仿一个罗马尼亚电影里小孩子的动作，两手十指张开，手心相对，然后慢慢分开，中间留出越来越大的空间，表示他胖。他当然不高兴，但又不能跟一个十岁的孩子一般见识，所以总是无可奈何地瞪着我，从鼻子里发出哼哼声。父亲为此批评过我，但我那时根本不在乎。要是当时我知道父亲的处境，怕是绝不敢那样做的。那时午饭时间，一些住在21楼的历史系老师经常端着饭碗，凑到我们屋子里边吃边聊。看到那么多人来，我总是很开心。历史系的人结婚，凡是在21楼办喜事的，都找父亲写喜帖子，父亲也每每出面，找大家各出五毛钱给新人凑份子。我由此当然无从知道父亲在文革初年的遭际，也没有感到过任何压力。为这一点，我后来对父亲的那些同事一直心存感激。他们从没有以任何方式向我暗示过任何一点与父亲的际遇相关的事，没有对我表示过一点歧视，没有在我的心上投下任何阴影。他们对我的恶作剧总是非常宽容，对我也总是给予长辈的关怀。

我一直记得，十岁那年，林被甸叔叔给我买过一根一毛钱的大雪糕，那是自从有了妹妹之后我就再没问津过的奢侈品。林叔叔是那种严于律己的人，在系里被大家称作“板板”，即样板之意。郭华榕叔叔当年在历史系号称“外长”，因为许多外事活动都让他出面；我喜欢去他屋子里看《世界地图册》，他就时不时地考我，哪个国家的首都是哪个城市，大家因此叫我“部长助理”，借用的是当时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的头衔。父亲有一次要去二七厂上课，当晚不能回来，怕我次日早晨听不见闹钟，耽误上学，就托住在斜对门的何芳川叔叔叫我，结果第二天早晨闹钟一响我就醒了，还拿着闹钟跑去敲何叔叔的门，那时他还在蒙头大睡。何叔叔教我念过一个绕口令：“板凳宽，扁担长，扁担躺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躺在板凳上，扁担非要躺在板凳上。”他还告诉我，何、胡、郝、蔡都是胡姓，我们姓何、姓郝的祖上都是胡人。他教我要 “坐如钟，卧如弓，站如松，走如风”，还给我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上了大学，选修过他的“世界现代史”。他说：“看，咱爷儿俩还挺有缘分，你还当了一回我的学生。”但我平时在校园里看见他，尤其是他骑自行车的时候，却从来不敢跟他打招呼，因为他耳背；万一听到了，又怕他看不清，因为他高度近视。1996年我回北京，何叔叔正在北大海外教育学院工作，父亲带我到勺园他的办公室去看望。我先进门，他迎出来，非常客气地问：“有何见教？”我笑得直不起腰来，他才认出我。21楼当年还住着父亲的另一位大学同班同学、他的老朋友林华国。这是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父亲同事的名字；他跟父亲文革前在北大19楼集体宿舍就住同一个房间。林叔叔在21楼结婚时已经38岁，因为喜欢孩子，又没孩子，所以常跟我小妹妹一起玩；后来他自己有了女儿，又给女儿取了跟我妹妹相同的名字。

1973年秋，母亲已经随单位下放回来，不久把三岁的妹妹从大姑家接回北京。因为妹妹在大姑家里管大姑叫妈妈，管大姑夫叫爸爸，而且因为她实际上等于没见过父亲，所以母亲在回程的火车上给她做了一路的工作，让她回家一定叫爸爸。她进了门，叫了一声“爸爸”，就后悔了。父亲想方设法跟她套近乎，还去食堂买来平时很少买的肉包子给她吃。妹妹吃完，仍不开口，直到三个月之后，才慢慢放松下来，逐渐接受了我们这个她不熟悉的家。

妹妹上了全托幼儿园，我跟父母仍然一起挤住在21楼那一间屋子里；周末妹妹回来，就跟我睡上下铺。那年，我们家花两块多钱买了一只铁皮小火炉，可以烧两块蜂窝煤[63]的，放在屋门口走廊上。平时父母都上班，我们从食堂买主食，自己做些菜，前者可以省时，后者可以省钱。那时21楼还住着历史系一位姓曾的福建籍老师，我叫他曾大爷。他的家属在乡下老家，家里孩子多。他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最最基本的生活费，全都寄回了家，连邮费都是从寄回家的那部分钱里扣除的。他没钱吃食堂，刚入冬，街上卖冬贮大白菜时，他到海淀的菜店门口去捡人家间下来的菜帮子。系里的教务员戴季冠阿姨有一次看见了，赶忙避开，怕让他难为情。自从我家买了小火炉，每天傍晚我们做完饭，曾大爷就过来借火，用我们的余火做点吃的。母亲从来不让我出去看，所以我始终不知道他做什么，吃什么。

那时的邻居里，还有考古专业的年轻教师秦文炯。印象里秦叔叔总是大大咧咧的。有一次学校后勤部门从校园里的未名湖打了鱼，分给大家。秦叔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锅，把他仅有的半斤油都倒进去炸鱼，弄得大家都笑他，他也不在乎。过了一阵，听说因为家属不能调进北京，他调回西北老家工作去了。又过了两年，听说他跳黄河自杀了，尸体一路冲到河南才被偶然打捞上来。大家对他的死都大惑不解。听父亲说，秦叔叔本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有时甚至非常粗心。文革中，在两派冲突中，历史系有个叫李原的教师被斗、被关；有一天秦叔叔值班看守他，竟然同意让他一个人去海淀买东西，结果李原买了安眠药，自杀了。

那两年在21楼结婚的人当中，有三位的新婚夫人是中、小学老师，后来都陆续调到北大附近的学校教书。其中王晓秋的夫人郭小非是数学老师。结婚那天，父亲问郭阿姨：一加一等于几？她不愧是教数学的，立刻回答：等于三。听大人们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过一个故事。王叔叔在文革当中曾经被逮捕关押；为此，婚前郭阿姨所在的学校还来北大外调过，结果发现没什么实质性问题。问题是出过的，不过颇有戏剧性。文革初期经常贴大字报，有一天晚上，王叔叔抄大字报抄到很晚，太累了，往刘少奇等被打倒的人名上打红叉叉的时候没留神，打到了毛主席头上，自己也没发现，就贴了出去。结果可想而知。

21楼里有一段时间还住过一个寡妇和两个很小的孩子。记得那个阿姨相当年轻，也许还不到30岁，但人显得很憔悴，总是愁眉不展。北大大批人马下放江西的时候，理科有三个系去了陕西汉中。我听说，他们在那里搞定向爆破，那个阿姨的丈夫就是在定向爆破试验中出事故死的。她带孩子住在21楼时，好像是抚恤金问题还没有落实。[64]

北大从1971年恢复招生，当时还在江西干校，所以回到北京以后，第一批在江西招的工农兵学员被称作“江西班”。我记得有一个江西籍学员叫陆勤俭。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一个口号：“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所以学生党员里还有人进了校党委。他们当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只因为是劳模，就被推荐上了大学，但听说也有走后门的。记得有一次父亲批改学生的文章时，我站在一边看，看到有个学员的文章被他改得很厉害。我问，人家怎么看得懂呢？父亲说，没问题，他原来是排字工。那时印刷厂里的排字工算是文化程度高的，受过训练，能看懂被编辑涂改得乱七八糟的稿子，熟悉那些符号。

还记得有一个叫赵杰兵的学员特别严肃，特别认真，为了一篇文章，他几次来21楼找父亲切磋。他喜欢皱着眉头说：“这个问题我是反复琢磨过的。”那个“琢”字，他念得很重。父亲告诉我，赵杰兵的父亲叫赵凡，是个老干部，文革初被打成了“叛徒”。“叛徒”的儿子能进大学算是很幸运，所以赵杰兵格外珍惜学习机会。

那时历史系还有一个学员，是罗荣桓元帅的女儿，在学校里一直是穿着军装的。此外，我还记得三个上海女学员，一个叫李瑞英，一个叫林乔英，还有一个姓吴，其中两个是上海市区来的，一个是郊区来的，她们自己分得很清楚。她们曾把自己用不完的粮票给我母亲，我也常去她们宿舍玩。当时系里个子最矮的女学员，我叫她“小蒋阿姨”，常跟她比个子，但不记得她是哪里人了。还有一个又黑又瘦的海南岛学员，暑假探亲回来时带了一包椰子糖，分给大家吃。我因为年纪小，多得了几块。毕业后留在系里工作的王春梅、刘隐霞、臧健等人，我那时候也都认识。

在我的印象里，工农兵学员对老师很尊敬，跟老师的关系一般都不错。听父亲说，前两年他们返校，还请了他以及系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吃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天在同一饭馆同一时间，历史系一班当年的红卫兵也返校聚餐，两拨人狭路相逢，红卫兵们跟当年的老师连招呼都没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曾经动手打过老师的。

批林整风时，我有一次不知从哪里看到一幅漫画，批判林彪的“天才论”，上面画着林彪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嘛！”据说这是他的原话。我找到一块大约两尺宽、一尺半高的小黑板，用粉笔照猫画虎把那幅漫画描上去，然后挂在了21楼二层楼梯口对面的墙上，大家上上下下都能看到，我心中不无得意。时间长了，不能老挂同一幅画，我就花样翻新，到楼下传达室去打电话询问天气预报，甚至电视节目预报，然后抄在小黑板上，等于给气象台、电视台做了义务广告，不过当时还没这种概念。

那时，21楼一层、三层分别住着北大制药厂生化专业的男女学员，没有电视；我要看电视，就得去36楼历史系的会议室。频道只有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全是黑白的，每天晚上大约七、八点钟播新闻，然后演一些老电影。新闻开始前，银屏上只有一些黑白相间的不规则色块；往往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只能干等。那时电视还远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21楼对面的19楼，中文系教工宿舍里，也有一台电视，本来去那里看更方便，但我去得很少。原因之一是那里有人找父亲给我告过状，说我看节目时曾经大声喧哗，随便发表评论。我不记得自己说过些什么，但说过话是一定的。

1973年底，黄帅日记在报纸上发表，批“师道尊严”、反潮流成了时髦。在21楼结婚的历史系教师朱耀庭的妻子，当时就在黄帅上学的中关村一小教书，好像姓陈。报上说，日记发表后，黄帅的班主任很快就承认错误，改过自新了。在那之后不久，有一天朱耀庭家来了一位客人。住在楼里的几个孩子得知他是黄帅的班主任，那位上过报纸的新闻人物，就都凑到朱叔叔家门口探头去看，弄得他很狼狈，只管埋头吃饭，不敢抬头看人。后来，有一次我跟父亲去北大西南门对面的长征食堂，正看到黄帅带着几个同学在那里擦玻璃。她成了典型，这种事不能不带头去做。

在北大附小上学时，星期六下午经常要开班会，老师讲评纪律；有时干脆只是学校领导在广播里讲话，学生一律不许请事假。有一个星期六下午，父亲系里组织工农兵学员去北京郊区参观一个叫焦庄户的村子，听说抗日战争时期那里的农民挖过地道，跟日本鬼子周旋。电影《地道战》很有名，我因此特别想去看看真正的地道，父亲也很想带我去，但老师没准假。有时候我们板报组的三个人，我、陈江花和陈倚虹，利用星期六下午出黑板报。后来上大学，陈倚虹进了北大物理系；陈江花进了北大图书馆系，不过因为曾生病休学，比我们低了一届。

当年附小的广播台叫“北大附小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广播台”，每天下午上课前播音15分钟，广播稿一般都是各班投来的，内容多是表扬好人好事。我上四年级第二学期时，白老师不再当我们的班主任。他被调去教体育课，还兼职负责广播台，拉我去当了播音员。同时进广播台的还有比我低一年级的彭晔和韩小光。记得他俩同班。除了下午课前的播音，我每天上午上课间操时要到播音室去放广播体操的配乐录音，中午放学前还要提前几分钟离开教室，去给全校播放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放学时各班排路队，学校要求大家按照这首曲子的旋律整队出发。广播体操的绿色唱片比较薄比较小，是33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那种厚而大的黑色唱片，45转，所以每天总要调整两次。我有时忘了调，放出来的音乐声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那两年，我除了跟历史系父亲教过的一些工农兵学员混得比较熟，还喜欢跑到系里的打字室，去看打字员刘兰春打字。那时没有电脑，打字要用铅字，密密麻麻三大盘，每个铅字嵌在一个小格里，都是上下颠倒的。打字时，要把铅字用一个带长把的小夹子夹起来，速度很快，重重地敲在固定在一个圆轴上的深蓝色蜡纸上，这样字的上下就又颠倒过来了。那个夹子的一端好像是靠弹簧连在打字机上的，因此可以上下左右移动，对准需要的字。打字员要背下全部键盘，即每个字的位置，然后才可能熟练工作。蜡纸下面本来有一层像丝棉一样的薄薄的衬纸。字打好以后，把衬纸取下，把蜡纸固定到油印机的滚筒上，涂上油墨，抹匀，摇动摇把，这样，就能把打好的文字一张张印出来了。铅字敲到蜡纸上时，打掉了上面的蜡，所以油墨能渗过去。除了打字之外，刘阿姨还是北大女排的主力。她个子高，身体壮，她在北大第二体育馆外的球场上参加排球赛的时候，我总是她的忠实观众。

我住在21楼时，那里前后还住过另外几家带孩子的。1972年夏我刚去的时候，楼里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李玲，母亲是化学系的老师，叫罗淑贤。我在附小与李玲同班，后来她家搬家，她转学走了。另一个比我们大两岁，叫张芳芳，父亲是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老师，叫张剑奇。芳芳的妈妈是体育学院的老师，后来她家就搬到体院去了。听父亲说，芳芳的爸爸很会做饭，在江西鲤鱼洲的时候，每人每月一共几两食用油，他居然给大家做过一顿本来会很耗油的烧茄子。原来，他亲自到菜园里挑了一些皮一点都没破的茄子，然后在一口大锅里放上全连那个月所有剩下的油，连着皮炸茄子；因为茄子皮没破，所以油一点不费，用完的油又倒回桶里，以后接着用。那顿饭，父亲说吃得格外香。

考古专业一个年轻老师陈跃军，老家在湖北。大概是1973年，他女儿燕平来到北京，在附小插班上了一个学期，也住21楼。临走时，燕平带了一纸箱小人书。听说她回到老家后，周围的孩子都很奉承她，否则借不到小人书看。那时乡下孩子看到小人书，是非常稀罕的事。

此外，历史系一些家在北京的老师，暑假里带孩子来北大游泳，我们还一起打过乒乓球，比如郭华榕的儿子郭黎，徐天新的儿子徐宁和女儿徐红。他们都比我大一、两岁，打球的时候我们总是争来抢去。张广达的儿子张谦小我一岁，也来过；他喜欢自己踢足球。范达人的儿子范军比我小两岁，寒假来。他是个很和善的孩子，有时还送给我塑料彩色年历片，记得有一张上面有吴作人画的熊猫。那时小孩子没什么奢侈品，过年得到一、两张小小的年历片，就很开心。彩色年历片稀罕的主要原因是，那时家家的“年历”都是千篇一律的“月份牌”，即一块16开大小可以挂在墙上的硬纸壳，上面印着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洞，以窄条铁片穿过，吊着一叠日历，可以每天撕下一张；日历上除了阳历，还有阴历、节气等信息，但小孩子看不懂。我住在21楼时，何芳川的大女儿大冬也在那里住过一小段时间，那时她妈妈还在苏州工作。后来，考古专业的李仰松家搬进21楼，他女儿燕云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小妹妹的大朋友。我们每天一起上学，同年级，但不同班。那时我家住21楼224号，燕云家住203号，她家隔壁201号还住着一个父母不在历史系工作的小女孩一家。

1972年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这是继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的又一次重大外事活动。那些年，印度支那三国[65]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正如火如荼，跟中国常来常往的尽是那些国家的元首，比如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笋、总理范文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乔森潘首相等，再就是跟中国仍然保持关系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我另外记得的还有一些稍后访华的非洲国家首脑，比如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他的全名特别长，我从报纸上看到后背了下来：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他们来中国，就像走亲戚，中国人慢慢都习以为常了。尼克松来中国不一样，他让我们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即并非青面獠牙；田中来，也让我们知道了，跟“小日本”是可以打交道的。

话说那天下午放学，我跟同班同学杜荣、李玲三人排着路队走进北大东南门，没拐几个弯，快走到大饭厅（现在的百年纪念讲堂）东侧时，突然看到我们平时朝南走的路被堵住了，只有一条斜穿到小饭厅（后来的学三食堂，已拆）门口的路还开放，但气氛显然不一般，没有行人，只有十几个工农兵学员集中在大、小饭厅夹角的地方，转着圈子打腰鼓。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解放军女学员，因为她个子高，还穿着绿军装。我们不知怎么回事，好在杜荣打头，一路前行，我和李玲就紧跟，走到一半才发现我们抢了人家的镜头，因为在与那些学员打腰鼓的地方斜对的16楼旁边，架着几台摄影机，一些记者正从那里远距离拍摄。我们不能退缩，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待我们走近小饭厅门口时，突然有个穿灰制服的中年人迎上来，说：“你们表现不错！”后来才听说，那天田中到北大，带了一些日本记者，当然要拍摄中国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那些打腰鼓的本来是为了做样子，不成想让我们三个小学生提供了一点毫无准备的真实生活图景。还听说，那天的录像当晚就通过卫星发往世界各地。不知当年在海外的人是否有人看到过那一幕，是否真有过三个闯镜头的小学生。

1973年“反回潮”时，21楼里的气氛紧张起来。我本来刚开始学弹曼陀铃（八弦琴），刚学了现代舞剧《白毛女》里的一支曲子《北风吹》，就停下了。那把琴是父亲的同学李少先叔叔留在我家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摆弄过一点点，就教我。我从小上音乐课学简谱，总觉得不可能学会，一直不识谱，到学琴时想，这下好了，唱不出来的调调到弦上拨一拨，就知道了。可是有一天，母亲很严肃地跟我说：“现在搞运动了，大人都在思考问题，你不能再弹琴了。”我无奈，放下了琴，从此再也没摸过。

有一天下午，我和父亲正在屋里看书，燕云突然推门进来，风风火火地说：“郝叔叔，郝叔叔，快去，谢叔叔叫你！”她说的谢叔叔叫谢有实，也是历史系的教师，住在206号，燕云家斜对面。燕云那天本想去201号找小朋友玩，在走廊上突然被谢叔叔叫住，并被打发来叫我父亲。父亲一听，拔腿就往外跑，并嘱咐我和燕云不要跟过去。过了两分钟，听见父亲在走廊上挨着屋敲门叫人帮忙，安静了很多天的走廊里响起急匆匆的脚步声。出来一些人，把谢叔叔送到了校医院。后来有几个人陆续回来，说只有系的一位教师李玉陪着谢有实去了北医三院。

原来那时北大校园里又在贴大字报，谢叔叔不知说了什么话，被人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了。他一时没想开，喝了敌敌畏[66]。刚喝下去，他就后悔了。当时他的同屋高望之不在，他又因为药力发作，没力气自己出来叫人，就坐在紧靠门口的床边朝走廊探头张望，正巧看见燕云，就喊住了她。父亲后来说，他一进谢叔叔的房间，谢叔叔就紧紧抓住他的两臂，连声不断地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孩子。”父亲一时没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到谢叔叔第二遍重复这番话，他才觉得不对，急忙问他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谢叔叔点点头。父亲想出来叫人，谢叔叔死死抓住他不放。父亲费了很大力气才甩开他，冲出来。我后来问父亲，你叫的人都出来了吗？他说没有，有些人没出来，大概是怕受牵连。谢叔叔当时叫我父亲，也许是因为他头上已经有了“帽子”，已经没什么可顾虑的了。那天到校医院以后，医生马上开始给谢叔叔灌肠。我就是那次才听说，喝了敌敌畏，要是没喝水，就还有救；要是喝了水，敌敌畏稀释了，很容易被肠子吸收，就没治了。转院的路上，李玉叔叔不顾灌肠的气味，一直在救护车里帮忙举着输液瓶。此后不久，有一天李叔叔打排球伤了脚，我看见谢叔叔用自己的加重自行车推着他去校医院，此所谓投桃报李吧。

第二天早晨，谢有实自杀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事后我听说，36楼门口有过这样一番对话。两人相遇，一个人说：“听说了吗，谢有实自杀了。”另一个人说：“不可能，我刚才还看见他了。”第二个人说的也确是实情。原来谢叔叔进了北医三院以后，因为抢救及时，当晚就脱离了危险，于是李玉叔叔接他回了学校。第二天一早，他回到批判他的那张大字报前，刚好被人看到。我记得事后看见他妻子来了学校，跟高望之一起站在21楼二层的走廊上谈了很久，表情很严肃。多年之后我才听说，谢叔叔其实是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文革当中蹲“牛棚”时，他号称“牛倌”。有一天，红卫兵通知“牛鬼蛇神”[67]打倒了刘少奇，别人都赶快站起来，只有他一个人躺在床上不动。红卫兵喝令他起来，他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是反革命，我难受。”弄得红卫兵无言以对。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说出这番话，是需要大智大勇的。那时他都挺过来了，到1973年却差一点没挺住，可见当时的压力之大。

文革当中，历史系自杀或试图自杀的远不是一、两个人。我见过的，都是自杀未遂的。考古专业的俞伟超也是一个。那时他来我家，我看见他抽烟时用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着烟卷，两手的食指都只有很短的一小截。他写字时，也是用拇指、中指和无名指握住笔，笔垫在无名指上。我看着害怕，可又忍不住想看。听说他的食指是文革初期他试图自杀时触高压电烧掉的；因为触电没死成，他当天晚上又到北大附近的清华园去卧轨，结果被司机发现及时刹车，所以只被车头铲出去一段，受了重伤，但捡了一条命。

从在云岗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搞过开门办学[68]，不过那时的形式比较简单。起初是挖草药。云岗附近的土山包很多，老师带我们出去，教我们怎样识别，怎样采挖，可惜我只记得酸枣一种，因为采了酸枣回来以后，大家得坐在教室里分摊吃掉，然后只上交可入药的枣核。后来开始学工。当时云岗除了七机部下属的研究机构，还有一个针织厂，一个缝纫厂，都是从东北迁来的。我的小学同学当中，还有人说话带东北口音，老师里也有东北人。针织厂回收下脚料，回收前需要把布头抽成丝，我们干的就是这个抽丝的活，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到工厂去，就在学校干。

到了北大附小，开门办学的花样就多些了。除了夏天到郊区去捡过麦穗，入秋时节去帮菜农绑过大白菜（为的是憋菜心儿），我们主要在附小附属的小农场里劳动。小农场坐落在附小校园以南，北大物理大楼以东，中关园以北。农场里有一个大菜窖，冬天贮存很多大白菜，还一片苹果园，此外，还养猪、鸡、兔、鹅，听说都是给生物系做实验用的。负责小农场的是韩化南老师，中年，听说因为五十年代犯了什么错误而被调离了教学第一线。韩老师曾经带我们用小车、小桶拉粪汤浇果树，还教我们把白菜帮子剁碎，加上精饲料（麸子），熬成菜糊糊喂猪、喂鸡。寒假里，我们也要轮流去值班，剁菜帮子，熬猪食，还要把大捆的秫秸从院子里抱进厨房，拉风箱烧火。记得大锅里加上麸子之后，飘出来的香味很诱人。兔子是不吃这种东西的，它们只吃萝卜。韩老师每每嘱咐我们，喂兔子的时候不能给得太多，因为兔子不知道饥饱，给多少吃多少，常被撑死。他还教我们怎样连着背上的皮一起抓住兔子的耳根，把兔子从笼子里提出来，清理里面的粪便。那时同学们无不喜欢喂兔子，所以我们也喂死过几只。

回到西总布：五味杂陈（1974-1975）

1974年4月3日，我家从北大21楼搬回城里西总布51号，我们胡同当时仍叫瑞金路八条。我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那时母亲的单位在东城，北大在海淀，她上下班乘公交车，买月票。那时每个月月票的有效期都延续到下一个月的3日。母亲没买4月份的月票，所以利用4月初那几天，抓紧搬家。3日晚上，我跟母亲一起，带着妹妹，坐车进了城。妹妹那时快四岁了，还没有过几张照片，一进屋，看到墙上挂的我小时候的照片，就立刻对号入座，兴奋地喊：“我的照片！”听到妈妈说不是，她一下泄了气。第二天，我到西总布小学办入学手续，学校那时还叫瑞金路八条小学。我本以为会回到原来申老师教的七班，跟几个儿时的小伙伴在一起，但人家告诉我，七班已经满员。这样，我进了三班。

我回到西总布上学的第一天，就有俄语课。我比同班同学落后了两年半。那时北京市部分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开外语课。原来在北大附小，我学过将近两年英语。我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是在云岗二小上的，因为那个学校不开外语课，所以我转到北大附小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已经比同班同学落后了半年，从第二册学起。我从没正式学过字母，是父亲给我补的课。记得我学的第一课英语课文的标题是“The Red Sun”，课文内容如下：

That is a sun.

That is a red sun.

The Red Sun

The sun is red.

The sun is bright.

The sun is Chairman Mao.

The sun is our party.

后来还学过什么，却不太记得了，只记住了个别生词，还记得教过我英语的两位老师，一位女老师，姓梁，戴深度近视眼镜；另一位男老师，叫黄金鹏，后来我上大学时在系里的资料室又碰到他。他当了我们系的资料员。

五年级上第一堂俄语课时，我学的是动词变位。老师讲了俄语动词的两个主要变位法－－第一变位法和第二变位法，说每个动词都要根据行为主语的单、复数，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分别使用不同的词尾。我一无概念，但牢牢记住了老师说的话。西总布小学那时开的外语课只有俄语，据说是因为没有其他语种的师资。实际上，当时北京许多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都是原来的俄语老师自学改行的，比如北大附小的那位黄老师。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叫沙秀云，当时才二十出头，是北京外语学校俄语班的毕业生。那是在黄帅反潮流之后不久，学校里秩序越发混乱。沙老师年轻，个子又矮，很受学生欺负。因为我刚去，没有课本，班上就有几个男生冲老师大喊大叫，说她不关心新同学。我看沙老师眼圈都红了，心里很替她打抱不平，但初来乍到，又不敢说什么。

那时的外语课本，封里上印着两段马列语录，不记得哪一条是谁说的了，但记得第一条是：“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第二条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那时学英语的学生中盛行两句极富时代色彩的话：“我们长大又不当翻译，为什么要学ABC？”因此校领导经常向我们强调，俄语是列宁的语言，所以得好好学。我那时没什么远大目标，只是想把功课学好，所以回家以后经常让母亲给我补课。母亲下放回来不久，自己正在努力把文革几年间荒疏的业务捡起来，所以在翻译一个苏联学者写的大部头《美国美术史》。她单位还订俄文报纸，她常借回家来看，这样，我至少在课堂之外能经常接触这种语言。记得有一次上俄语课时，沙老师讲评作业，问学生：“你们做作业的时候有问题，为什么不问家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问题，但没想到班上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学郭艳霞非常实在地回答：“老师，我在我们家俄语水平是最高的。”她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知道，不是所有同学都有我的条件、我的环境，虽然我家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高。

回到城里，不能吃食堂了，母亲开始教我做面食。那时刚开始推广液化石油汽，俗称“煤气”，连煤气罐带炉灶共24元，每次换一罐气两块四。我家那一带是全市最早装备上煤气罐的地区之一。尽管炉子先进了，锅里的东西仍然单调。父亲有个大学同班同学，叫邹志正，当年上大学时是调干生[69]，所以比父亲大十岁，我叫他邹伯伯。邹伯伯那时已经回了山东老家邹县，每年给我们寄来一包一公斤的花生米，十分金贵。我还记得跟母亲一起到位于米市大街煤渣胡同东口的邮局去取包裹的情形。那些年只有过春节时每人才供应半斤带壳花生、三两葵花籽，而且并不能真正吃上，因为母亲总是把全家的定量二斤花生、一斤二两瓜子放到一只从苏联带回来的漂亮铜盘里，来了拜年的客人才拿出来招待。每当邹伯伯的花生米寄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母亲不时炒一小盘，撒上细盐，当荤菜吃。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还带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大概是肚子太空，见了油炸花生米，干脆把筷子横起来，一次夹一排。他们走后，母亲没少抱怨。

另外一样印象深刻的食品，是母亲的朋友赵瑞英从西藏带回来的黄油。那时美院有一批雕塑家去西藏创作大型组雕《农奴愤》，赵阿姨也在其中。回来时，她送给我家一块黄油，里面还掺杂着牛毛。母亲把黄油放进炒锅里融化，撇掉牛毛，再倒进碗里凝固。每天早晨，我们把剩馒头切成片，放在铁丝架上烤热，涂上黄油，黄油立刻就融化了。那股腻腻的味道顺着鼻孔直往头上钻，吃到嘴里就更香了。

那些年过中秋节时，店里卖的月饼样式有限，伍仁的是高级的，普通的叫提江月饼，白糖馅儿，硬得一口咬下去就是一道白印。多年后一伙小学同学一起在网上忆中秋，一个同学还记得另一种月饼，叫“自来红”，但我记得它的样子更像酥皮点心，中间点个红点，枣泥馅儿。印象里小时候伍仁月饼也吃过，但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只记得1974年，过中秋时家里买了一块提江月饼。那天妹妹上幼儿园不在家，奶奶在，我跟父母、奶奶四个人分那一块月饼。刚切开四角，一个路过北京的堂哥进了门，母亲把自己的那一角给了他。

到1975年，院子里有两户先后装备上了14吋黑白电视机。父母从来不让我到邻居家去看，但我若是晚上从人家门前或窗下走过，看见里面的蓝光，总难免停下脚步。那时院子里有一个公用水表，一个公用电表，每家按月轮流负责收水电费。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干的事，因为可以借机会走家串户，当然我还希望什么时候碰上谁家正在看电视。那时水费按人头收，电费根据各家用电器的总瓦数分摊，我家每月的电费有几毛钱。就在那时，家里25瓦的白炽灯都换成了8瓦的日光灯，据说它的亮度是同等瓦数白炽灯的三倍。

后来，邻居里有人率先买了自己的电表，只按自己家电表走的“字数”交电费，与公用电表余下的差额，则由其他各户摊。因为电表都有消耗、有误差，结果没有自己电表的人家就得多出钱。到后来，只剩下了我家和另一户没有自己的电表，电费高了许多。父母一咬牙，也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电表，请美院的电工小徐给装上了。那个月，院子里唯一一户没电表的被迫交了一块多钱电费，到下一个月，他家干脆只点蜡了。大家为了节省公共开支，把一进大门那段走廊里的电灯换成了一只1瓦的白炽灯泡，走廊里昏暗无比，堆放无序的自行车常碰到过往行人的腿。

1974年夏天，我的同龄小朋友之一小林子家搬走，院里搬来一个新住户，是母亲留苏时的同学、雕塑家钱绍武，我叫他钱伯伯。在小林子家搬走与钱伯伯搬来之间的两个小时，院里一户人口多的邻居抢占了那两间小屋。钱伯伯来了以后，只好临时把东西堆在院子里。邻居都不露面，没有人出来调停。到了傍晚，那个占了房子的人大概觉得实在过意不去，自动退了出来。那时，钱伯伯已经非常疲倦。因为当晚只有我一个人帮他把东西搬进屋，他日后主动提出给我画一张素描。做雕塑的人一般素描功底都比较好，钱绍武的素描尤其好，所以母亲很高兴。给我画的那张尽管色调有点暗，但还是非常逼真的；后来给我小妹妹画的一张，因为加用了彩色粉笔，属于试验性，效果不佳，钱伯伯没有给我们。

在那之后，不时见钱伯伯请一些演员来家里当模特，他一般花两个小时完成一张素描像，再花半小时临摹一张副本，送给模特。他有个习惯，喜欢一边画素描，一边讲故事，自己讲到高兴处，带头朗声大笑，这样模特听得高兴，表情也放松。我那时经常坐在旁边看他画，也顺便听了一些故事，可惜不怎么记得了。还有一次，我看见他搭了一个小木架，在上面捏泥稿子，就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是给一个印度医生柯棣华做雕像，并给我讲了柯棣华的故事。我这才知道，在白求恩之外，还有过另外一位外籍医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死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1974年初夏，学校安排我们班到位于东城灯市西口路北的一个小服装厂去学工劳动，我只学会了用锥子翻褶，而且一个星期重复干的就是这一种活儿。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又去那家小工厂马路斜对过的北京市服装二厂劳动，干了两个星期。车间里都是电动缝纫机，一间厂房里有几十台，噪音极大，谁说话都无法听清。我被分配在靠墙角的一台缝纫机上干活，但并没让我真去踩机器。干的什么活不记得了，只是记住了那个能看见全车间所有人背影的角落。

一年后，我们去的是东城区开关一厂，我被分派在喷漆车间，干的活儿主要是拿砂纸打磨铁柜表面，磨平以后工人就可以喷漆了。其实我们干的只是第一步，然后工人还要用喷枪装上金沙再次打磨。金沙很沉，一小麻包就100斤。因为我个子高，班主任曾昭青老师就让我跟她一起搬那些麻包，给工人师傅打下手。此外，我们学生还自己组织去近郊一个种菜的生产队帮忙。那个地方在永安里外，沿北京站东侧一条小胡同向东走，再过一条不知叫什么名的东西流向的河，菜田就在河南岸。我们每次去，都由一个姓郭的年轻女社员给我们派活儿，主要是在菜地里拔草。那时去劳动的名义是改造思想；后来想想，不知改造了什么。

那时，父亲带系里的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去的是北京541厂。后来父亲说，那个工厂是印钞票的，但钞票不需要老印，所以他们平时也印许多别的东西，包括地图。地图的次品成了下脚料，往往被工厂食堂用来包油饼等面食，于是父亲带回来许多世界地图的散页。我如获至宝，把它们排列起来，经常翻看，因为在离开北大21楼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机会看地图册了。

1974年初，全国又开始批林批孔，把林彪跟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挂上了钩。按照当时报上的说法，因为孔子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鼓吹复辟，故跟林彪是一丘之貉。邻居珊瑚的爸爸不得已，把自己的名字从“侯逸民”改成了“侯一民”。根据报纸上的宣传，古代批孔的英雄有一个叫“柳下跖”的，于是侯伯伯又改弦易辙，拾起国粹，画了一张国画《柳下跖痛骂孔老二》。那张画差不多有一人高，画好后挂在珊瑚住的小屋东墙上。

那时候伯伯也带美院的学生去开门办学，他们去的是一家钢铁厂。有一次出了事故，因为高炉缺氧，钢水溢出，站在高炉前的几个工人被钢水当头浇下，不治身亡，美院的一个工农兵学员李林琢当时在场，也大面积严重烧伤。他后来做过几次整容手术，但他刚养好伤出院时，形象还很恐怖。有一次李林琢来找侯伯伯，我刚好走出家门。由于我们两家的门紧邻，夹一个90度角，都面对一个小走廊，我跟李林琢打了个照面，那一跳吓得不小。听说他后来因为精神太痛苦，几番从宿舍里逃跑，每次都有很多同学出动，四处去找他。我家1975年秋搬到美院以后，他还跑过一次。当时正是吃晚饭之前，我看到一个姓雷的解放军学员张罗大家去追他。八十年代中期，我家跟李林琢家成了一个筒子楼里斜对门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此乃后话。

下放回来后，由于营养差，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1973年冬天，他得过很严重的哮喘，夜里只能坐着，不能躺下。当时美术学院的大队人马还在乡下，母亲从前东壁回北京时，买回来一些农民人工培植的灵芝。记得那时我们晚饭后用剪子把灵芝草剪成半厘米长的小段，泡在葡萄酒里，泡好以后给父亲喝。1974年冬天，他的哮喘又犯了，中医开的药方中几味主要的药，比如半夏、五味子、川贝母，东单药房里都没货。为了给父亲买药，我冒着风雪跑遍了王府井、南小街、北小街上所有的中药店，都一无所获。

1975年夏，父亲带学生到京郊大兴县去开门办学，得了一场急性痢疾。医生给他开了痢特灵，没想到他药物过敏，弄得全身只剩下一个食指关节能动。母亲每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父亲装进我小时候上托儿所时坐过的小竹车，推他到协和医院去打针。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们去医院的路上，遇到母亲的朋友、协和医院的内科医生焦浦惠。焦阿姨直说怎么没早告诉她。后来就是她每天来家里给父亲打针了。父亲病好以后，落下一点后遗症，就是手抖得厉害，于是他开始写毛笔字，借此努力把住笔，控制手抖。那时家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他写的字，我记住了其中的一首汉诗：“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览，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

母亲那时也偶尔下乡去收麦子。有一次她不在，我去她单位的图书馆，找她的朋友、管理员朱碧琴借书。朱阿姨人很随和，但要求我一定先做完功课，才借书给我看。那天朱阿姨借给我的书是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繁体字。那一阶段看过的繁体字小说还有柳青的《创业史》和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人间》、《我的大学》。小时候在学校里只学简体字，繁体字都是通过啃小说认识的。

1974年，上演了一部儿童片，叫《向阳院的故事》。胡同里很多孩子都效仿，纷纷组织起来，给各自的院子起个很有革命性的名字，用红纸写上院名，贴在门楣上。我们的院子因为在路北，门朝南，由珊瑚做主，也叫了“向阳院”。珊瑚和潘缨喜欢画画，所以她们写的是美术字，在胡同里显得很特别。

不久，胡同里还开设了一个小图书馆，其实就是一个四合院里的一小间西厢房，几百本书，每逢周六下午对小学生开放，每个院子有一张借书卡，全院孩子共用，凡借书都在卡上登记。管理员是一个病退回城的女知青，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她住在胡同中段，家里有个傻哥哥，不能工作的；但每次路过我家大门口，遇到我父母时，那个傻孩子都会非常礼貌地打招呼，称他们“先生”。因为我有时帮管理员收拾书，她破例允许我进到图书馆里面自己找书看，别的孩子在外面排队看到了，有时就会嚷：“为什么她就能在里面？”记得那时看过的一本小说叫《较量》，还没看完第二页，就已经知道坏人是谁了，觉得挺没意思。还有一本小说叫《盐民游击队》，我花了一个星期天一口气看完，累得头晕眼花，现在什么情节都不记得了，但当时非常投入。至于那两年流行的浩然的长篇《艳阳天》、《金光大道》，电台里都连续广播，但我没耐心一天听一段，所以就自己看了，有一些片段印象很深。他的短篇小说集《幼苗集》和《老支书的故事》，是我那时候爱看的书，它们文字浅显，故事也生动。

1974年，突然又批起了《三字经》。其实如果不批，我们还不知道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启蒙课本，也无所谓中毒。倒是从此知道了孔融让梨的故事，也知道了念书可以刻苦到“头悬梁、锥刺骨”的地步。再后来批林批孔深入，老师让写批判稿，就犯了愁，因为小学里还没教过怎样写这类论说文。记得在母亲的办公室看到一本小人书，里面都是批孔的内容，字字铿锵，就拿来抄。那时老师还让大家写儿歌，押韵就行。有一次全校文艺汇演，我们年级一班的同学出了一个三句半，第一段是：“三句半，一上台，/ 锣鼓叮当响起来。/ 今天说的哪一出？/ 批—林—秃！”不知是不是他们自己编的。

除了大批判，老师也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比如大队辅导员刘老师在广播里给全校宣讲共青团史，我记住了恽代英、关向应等名字，回家问父亲他们是谁。上面让“粗知马列”，学校就给大家介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但我们听不懂。有些老师积极主动地带领我们批判“师道尊严”，也许是出于不得已，做样子。有个年纪比较大的教音乐的张老师，鼓励大家给她提意见，反复说无论同学们提什么意见，她都举双手赞成，百分之二百地同意。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百分之二百”这种说法。

老师做自我批评也是家常便饭。有一次班主任曾老师上课时批评几个男生娇气，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娇”字，说：“你们看看，写这个字，要先写什么偏旁？女！你们不是女孩子，怎么能这么娇气？！”说完下课走了。课间十分钟休息后，曾老师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向全班做检讨，说自己刚才不该那样说话，因为有歧视女同学之嫌。那是1975年，我们在小学里上“戴帽初一”的时候。“戴帽初一”指的是小学毕业生留在原小学读初中一年级，等初二才升入中学。这是因为此前两年小学缩短学制，取消六年级，五、六两个年级的毕业生同时升中学，造成北京市各中学的普遍超员。

那时候还搞“评法批儒”，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贯穿了儒法斗争的一根红线。家里有一张《儒法斗争史年表》，贴在我的床边，午饭后睡不着午觉的时候，就把那张表念了个烂熟。表上按照朝代顺序列出法家、儒家代表人物的名字，结果凡是搞过些改革的人物，比如商鞅、秦始皇、李斯、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乃至武则天，都跻身法家之列；而儒家都是些文人，比如董仲舒、朱熹、程颐、程颢。总的印象是，法家比儒家的代表人物多，队伍壮观。同一张表上，还列出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时间、领袖、口号等。除了领导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以外，印象最深的是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受法家、儒家这类概念的影响，我后来还买过一些《活页文选》里法家的文章，大概两毛钱左右一份，记得有荀子的和王安石的，但没看懂。

1975年重演《长征组歌》[70]，其中的每个段子都跟1934－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程中的某个重要阶段相关联，我们在学校里学唱过一些。有些段子很抒情，比如：“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有些段子则偏重具体战事，比如有一段的唱词是：“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回家问父亲，为什么一条赤水河要过四次？父亲说，那是被蒋介石追得没处逃啊，只好来回跑，最后才算把他甩掉。

此前看电影《闪闪的红星》，记得电影里说，红军长征，是开始了“战略转移”；老师也告诉过我们，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最后到达了陕北根据地。我不明白，既然北上抗日，为什么红军刚离开江西的时候不朝北方走，而朝西南走。父亲说，离开江西苏区是被打得呆不住了，是逃跑，当时并不知道要去哪儿。这些说法跟我在课堂上学的不一样，但我没跟父亲争论。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类似的一个例子已经是几年以后了，有一次跟父亲谈起抗日战争。我们历史课上学的“正史”是：八路军八年浴血抗敌，蒋介石却躲进了峨眉山。父亲说，你看，说八路军抗日，都是说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那正面战场总得有人支撑啊，谁呢？国民党。记得当时我还有点吃惊，不过再想想，是啊，连歌里唱的都是共产党“建设了敌后根据地”，没有前线，怎么有后方？看来我们的历史课本把正面战场回避了。

我小学同班有个同学，叫陈少琴，她爸爸是老革命，当时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她家住在外交部街（那时还叫瑞金路十条）的外交部宿舍，每天上学时她都要绕道西总布胡同西口。因为路过我家，她就每天来找我，我们一起走。陈少琴有三个哥哥，大哥在外地工作，二哥在广州当兵，三哥还在124中上高中。她告诉我，她三哥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他们几个团支委经常交换日记，交流思想。不久，有个支委，还是个女生，主动申请毕业后去西藏，给她三哥造成很大压力。她三哥并没有想去，但觉得人家女生都志愿了，自己又是支书，不表态不好。不过由于父母坚决反对，他最终还是没说。

1974年暑假，我二姑的小儿子小胖从昆明来北京。他比我小几个月，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小胖胃口好，吃什么都香，只可惜没有多少好吃的。有一天中午，母亲做饭，先炒好了一个萝卜条。我和小胖扒着菜盆抢着吃。等母亲做好第二个菜端上桌时，我们俩已经把萝卜条吃光了。

父亲有个中学时代的朋友，叫李温，在宁夏银川工作，偶尔出差来北京。1975年暑假，他女儿小春也来北京玩，住在我家。小春与我同岁。那时没什么零花钱，我就带她去当时还叫“人民路”的王府井大街看街景。走在改名为“瑞金路五条”的东帅府胡同里，为了抄近路，我们溜进协和医院后门，从医院光线昏暗的地下室穿过。本来文革初协和医院改名叫“反帝医院”，后来因为尼克松来访，医院再度改名，叫了“首都医院”。九年后，小春从西安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协和医院工作，就住在医院地下室19楼的集体宿舍里。她每次从宿舍到值夜班的急诊室，走的都是我俩当初摸黑走过的那段路；每次说起此事，她都要感慨一番，仿佛少年时代的那一趟穿行预示了她的命运。

李温叔叔在银川有个朋友，叫蒋新明，是文革前高等教育部长蒋南翔的侄子。那时蒋新明一、两个月就来北京出趟差，李叔叔介绍他认识了父亲。蒋新明是个豪爽的人，非常健谈，每次来一聊就是一个晚上。那时我家除了一红一棕两把木椅，就只有一把黑色圈椅，扶手上的漆差不多都磨光了，弹簧也旧了，坐在上面很硌。蒋伯伯大概受不了，力劝父亲做一对沙发。来过几次之后，仍不见期待中的沙发，有一次他干脆背来一个麻袋，里面装的都是弹簧。那时很多人家自己做沙发，有了弹簧，只需弄些麻绳绑绑，再装上一副架子，做个布罩就行了。下一次来，仍不见动静，他干脆不问了。父亲有些愧疚，就托老姑帮忙买了一副沙发架，但仍然没动手把沙发做起来。1976年春，母亲因为胃下垂住进了宽街中医院。医生说她得此病，是因为太瘦，瘦得连胃都托不住了。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和妹妹去医院探视母亲，刚要出门，他的一个堂侄从张家口来了。等我们从医院回来，堂哥已经把弹簧绑好，正在往沙发架上安。母亲出院后，赶紧用缝纫机砸了一对罩子，这样，我家才算有了沙发。可惜那时蒋伯伯已经不再来北京出差了。


注：
[56]十九世纪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57]二十年代末，处于非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及周边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效法苏联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叫“苏区”，也叫“根据地”。

[58]指文革当中许多教授、学者或干部在遭受批判之后仍长期被剥夺原有权利、无法正常工作的状况。

[59]在经历过文革初始阶段的混乱及普遍的停课闹革命之后，从1967年秋起，学校复课，但又续上了“闹革命”的尾巴。

[60]从1973年开始，高校招生在单位推荐之外，增加了简单的文化课考试，被视为反“左”、“回潮”。有鉴于此，官方开始批“极右”，称“反回潮”。

[61]当时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的一名五年级学生。

[62]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

[63]以煤末和黄土加水混合而成，圆柱状，分“大煤”、“小煤”和“引火煤”三种，大煤高约三寸，小煤和引火煤高将近二寸，带排列有序的12个小圆孔。烧火时圆孔必须对齐，才能通气。

[64]后来听比我大几岁的北大附小同学说，这位阿姨叫邵玉芳，她故去的丈夫叫沈立。

[65]指越南、老挝、柬埔寨。

[66]当时流行的一种杀虫剂。

[67]文革中对被批判者被管制者、特别是蹲“牛棚”者的蔑称。

[68]指文革中学生根据“五·七指示”，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但往往耽误了文化课，也没学到社会实践本领。如果大学生间或还可以应用一点书本知识，中小学生则纯粹是充当无偿但低素质的劳动力。

[69]指五十年代那些已有工作经验、被保送带薪上大学或申请离职不带薪通过报考进大学的年龄比较大的本科生。

[70]原创于1964年，由长征参加者肖华将军作词，战友文工团1965年首演，后被拍摄成音乐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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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记忆

　　－－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作者：浅寒

美术学院的音乐：阳春白雪（1975-1976）

1975年秋，母亲所在的美术研究所从美院分离出来，与音乐学院的音乐研究所、舞蹈学院的舞蹈研究所、戏剧学院的戏剧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一起，并入新组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单位搬到了西城区前海西街17号，即后来对游人开放的恭王府。美术研究所原来在美院的2号楼办公，那是一座灰色两层小楼。因为单位迁出，人去楼空，暂时又没有人用，需要看守，这样，我家10月初就从西总布搬到了这里。那时楼里的居民只有我家四口和母亲的同事龚产兴家父子两人。我家住在靠筒子楼出口南侧相通的两间，龚叔叔家住在楼道最里面。因为没有厨房，楼内空房又多，所以又开辟出对面一间屋子当厨房做饭。家里变得空前宽敞，同时也显得空荡。

搬到美院不久，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母亲文革前在美院教过的学生。她来讨教材，说单位领导让她开美术史课，因为她是科班出身，可她什么资料都没有了。“科班出身”这个词，她那天说了三、四次，我以前虽然从来没听到过，但听她反复说，也就大概明白了。那是文革后期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强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些地方又开始抓业务，所以又开始启用一些科班出身的人。

1975年岁末，我到王府井大街北口八面槽的清华园浴池去洗澡，回家路上经过一座居民楼，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送最新发表的毛泽东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几天后，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电台里说，他临终还在学习这两首词。学校里组织了一些悼念活动，但规模不大。那天教音乐的梁老师来上课，要教大家唱歌，但同学们都没情绪唱，有的干脆趴在课桌上。同班有个叫寇淑华的同学，说她哥哥在127中念书，那个学校的悼念活动搞得很正式，礼堂里还设了灵堂，各班学生轮流守灵。尽管我们学校坐落在市中心，离周恩来停灵的北京医院不算远，但由于上面封锁消息，周恩来出殡那天，我们都不知道。后来看纪录片，看到还是有很多人冒着寒风站在长安街两侧为他送行，不知人家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放学在家，2号楼门口出现两个穿军大衣的人。他们说是来看房的。当时楼内各屋的钥匙都放在我家保管，我不知道来者是谁，家里又没有大人，所以不敢轻易交钥匙。过了一阵，又来了一个穿便装、年纪稍大、有点驼背的人，那两个穿军大衣的对他很恭敬，叫他“首长”。驼背跟我说，他是文化部一个什么管理机构的，要带那两个人看房，我这才很不情愿地把钥匙交给他们，但还是决定跟他们一起上楼看个究竟，他们也没反对。楼上有三间大屋子，原来是美术研究所的图书馆，我很熟的，现在都空了。另外还有两间小屋子，跟楼下的格局一样。他们一边看，一边指指点点，说可以在哪间屋子里做什么，听起来都跟音乐有关，这令我大惑不解。图书馆的每间屋墙上原来都挂着一只温度计，搬家时没拿走，那天我就都顺手摘下来，拿回了家，此后我家每间屋里都有了温度计。那天晚上父母回来，我告诉他们来了几个什么人，说了一些什么话，他们也听得没头没脑。

过了几天，楼道里突然热闹起来，来了一堆人，带着大小各种乐器，叮叮当当进驻了2号楼。美院的人猝不及防，眼睁睁看着校园里出现了一块飞地。新来的单位号称“琴筝瑟乐器改革小组”，简称“乐改组”，组长叫康绵总，广东梅县人，与叶剑英是小同乡，后来听说他们每人身上的那件军大衣就是叶帅给发的。乐改组的人都是夜猫子，一般下午才来上班，往往集体合练到很晚才散。后来还有一个从辽宁营口来进修的年轻人住在楼里，姓牛，母亲叫他“小牛”。那时我家刚买了一个带椭圆形喇叭、分高中低音三个声道的收音机，据说听音乐效果好。有一天我家收音机开着，小牛敲门，要求进来听。他按照东北人的习惯，管我母亲叫“婶儿”。小牛是学声乐的，但不怎么练功。相比之下，另一个常来2号楼楼上练嗓子的季小琴就刻苦得多，常听到她一个调调重复唱很多很多遍。几年以后，她在中国歌剧院的大型歌剧《刘胡兰》中担纲，唱B角，我去民族宫看的那场，正好是她主演。

开始，父母跟乐改组的人打交道有限。后来，乐改组里也有人搬进2号楼住，我们成了邻居，渐渐熟了。比较早搬进来的有那两个最初来看房的人之一、拉二胡的马树铭。他是相声演员马季的胞弟，当时还没结婚。他的未婚妻是上海南方昆剧院的昆剧演员蔡瑶铣。文革中，昆剧院解散，蔡瑶铣改唱京剧，在现代京剧《海港》里演女主人公方海珍的B角。马树铭和蔡瑶铣是1976年9月8日中秋节那天在2号楼里结婚的，来了不少贺喜的人，包括马季。第二天，毛泽东辞世，我看到新婚的蔡阿姨戴着黑纱进进出出，打心眼里可怜她。不久，她父母从上海来，傍晚到达。第二天中午我放学回家，一进楼门，看见新科女婿正在楼道里炉子前忙着烙饼，有一张刚出锅，他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然后才小心翼翼捧进屋去。当时有过一件事，让我知道了蔡阿姨的知名度。毛泽东死后，文艺界有十二位演员，联名给作为毛遗孀的江青写了一封“效忠信”，那封信上第十二个签名的，就是蔡瑶铣。如果不是因为住邻居，我本不会知道她的名字；而另外十一位，则都是听说过的。蔡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那时刚到北京，十有八九是跟着别人签的名。

后来从网上看到，蔡瑶铣出席过1974年10月1日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975年又到北京，专为毛泽东唱过古曲。我当年在2号楼也听过她唱《满江红》。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琴师，在我家隔壁那间空屋里架起一只古琴，蔡阿姨唱，就我一个听众。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她唱这支曲子，为什么唱了那么多遍，也许是为了日后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那一声“仰—天—长—啸”振聋发聩；但每次听到快板“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寒而栗。

乐改组里还有两个姓方的，一个是歌唱家郭兰英的丈夫方浦东，吹笙的，当年才28岁，每天骑着摩托车上下班，车过处，腾起一股尘土，在美院很惹眼。听说他是高干子弟。另一个叫方志训，是作家聂绀弩的女婿，弹钢琴的，大家叫他“小方”。方志训平时很客气，出入碰到谁都打招呼。有一段时间他常留在2号楼里，有时还涮干净拖布，把楼道的水泥地面擦得锃亮。后来父亲注意到，小方一拖地，那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来练唱歌。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方志训的妻子聂海燕因为丈夫有了外遇自杀了。没两天，方志训也自杀了，留下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跟了他叔叔。当时只觉得那孩子可怜，就那么几天，父母全没了。那时聂绀弩还关在监狱里。后来看到章诒和的回忆录里描写聂绀弩出狱后，家人如何长时间把女儿的死讯瞒着他，但我不知道他们对独生女儿及女婿都不露面这样非同寻常的事，是怎样向老人解释的。

乐改组里有一位女士，叫项斯华，是弹筝的。一个星期日，她来加班弹琴，同一支曲子练了不下百遍。原来，那次要从三个人里选拔一名古筝演员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我当时非常希望她能入选，结果她还是落选了。不知那时的选拔标准是什么。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时，2号楼里除了我家和龚叔叔家外，还住着乐改组里弹扬琴的张镇田。他的屋子里当时摆着两架扬琴，因为地震的纵波比横波传得快，所以有明显震感之前，那两架扬琴就已经发出嗡嗡声，把他吵醒了。当我被父母摇醒，跑到楼门口时，住在龚叔叔家对门的张叔叔也已经冲到门口。我们本来不熟，结果因为地震，附近居民都到美院的大操场上搭地震棚，我们2号楼全体居民携手搭了全院最高最显眼的一个，成了一家人。我们搬出两张上下铺的床和一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外面苫上帆布；张叔叔因为需要跟上级单位随时联系，又从楼里拉出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接通了电话。他开玩笑说，我们的地震棚已经接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境界。那时没事，大家晚上常黑灯瞎火的聊天。说起下放，张叔叔说，他很幸运，当时碰到一个懂业务的工宣队员，因为弹扬琴全靠手腕灵活，所以凡是碰到手腕用力的活儿都不派他干。那年夏天，张叔叔的未婚妻还带着弟弟来过我们的地震棚。印象里她是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天津人。

乐改组里后来跟我家混得最熟的，是弹古琴的吴文光。他那时29岁，长得有点老气，或者说是有几分夫子气。他父亲吴景略是当年全国数得着的古琴专家，但还在“靠边站”；他自己写得一手好字，喜欢聊天，还会弹琵琶。他住在二层。有一天晚上，楼上传来激越的琵琶声，父亲拉着我跑上楼去，我们干脆就坐在吴文光床边，相隔二尺听他弹《十面埋伏》。那种被音乐一下摄住的感觉，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过。吴文光结婚后，妻子王耀珠还在上海工作。后来女儿出世，她们母女来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因为吴家几代单传，生了女儿，吴文光有段时间很沮丧。女儿叫吴叶，她妈妈叫她小叶子，爸爸则戏称她“无业游民”。我记得跟王阿姨一起去天桥剧场看过一场内部片[71]。那天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苏联拍摄的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另一部是个法国纪录片，叫《静静的世界》，拍的是南印度洋深海里色彩斑斓的鱼。那时王阿姨还没孩子。

1975－1976年，父亲又去二七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课，课余在家的时间不少。那时政治运动频仍，他不愿回北大，只每月去领一次工资。同时在二七厂教课的还有北大无线电系的教师吴文淦。因为那里再没有北大的人，他们两人混熟了，有时吴伯伯来我家聊天。当年大家没什么娱乐活动，串门聊天就是很好的消遣；能有三两个谈得来的，就更惬意。我没怎么注意过他们聊些什么，但后来想想，当时吴伯伯肯来，就很不容易。那时家里常来的客人除了他、蒋新明，就是父亲的两位老同学杨讷、何龄修了。

因为不需要每天上班，父亲有了不少闲暇时间。他虽然没有做成沙发，但还是赶上了一趟做家具的末班车。不记得木头是怎么买来的，不过在家里放过一段时间以后，父亲终于下决心打一个大书柜。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打算自己设计，但没有基本技能。给他出主意帮忙的，是乐改组里当初跟马树铭一起来2号楼看房的黄珊。那时乐改组刚来不久，楼上的大房子还空着一间，父亲就在那里摆开架势，趁一般上午没人练琴的时候干活儿。黄伯伯教父亲怎样画线、刨木头、凿榫子，告诉父亲搭好架子以后要用猪皮胶灌榫眼，最后的贴面要用乳胶粘等等。尽管如此，黄伯伯一般还是不苟言笑，后来在走廊上跟父亲见了面，也只是点点头。我那时乐得课余给父亲帮忙，但出力最多的只是画线时帮他拉线、打粉，最后一拽一松一弹，把一条笔直的线打在准备锯开的木条上。到灌榫眼的时候，父亲才叫来我和母亲一起帮忙，最后搬来母亲的《俄汉大辞典》等有分量的书压住、固定。书柜做成后，父亲非常得意，因为是全木料，所以特别结实。那时家里书不算少，原来不知堆在什么地方，现在都堂而皇之上了架，而且每层架子都前后放了两排。

1975年秋，全国开始评《水浒》。我家搬到美院以后，正赶上运动升级，弄得我也按捺不住想找那书看看。父亲说，他有过一套《水浒》，文革前夕被人借走，文革开始就再没还回来，后来不了了之。好在2号楼前面就是美院的图书馆，晚上阅览室开门，《水浒》开架借阅，值班的又是我的小朋友杨莉的爸爸杨林森，于是我就每天晚上吃完饭，跑到那里去读。那时美院的工农兵学员除了画画，不大念书，所以《水浒》始终只有我一个人看。由于我看书时坐着不动，一个江西籍的女学员还趁机给我画过几张速写。

上了中学：政治生活的漩涡边缘（1976）

1976年2月，我从西总布小学的“戴帽初一”升入中学，上了与北京火车站仅一墙之隔的127中，被编入初二年级八班。学校离家很远，步行疾走也要至少半个钟头，每天两个来回，两小时花在路上。那时我每天早晨总是全家第一个起床，带上一只搪瓷缸，顺路到米市大街上的一家饭馆买一碗白浆，即不加糖的豆浆，二分钱；再买一个二两的火烧，六分钱。如果买一两一个的芝麻烧饼，虽然好吃，但一个五分，两个就要一毛钱，舍不得。有一天去买早饭，碰到西总布胡同的老邻居，我的小伙伴小林子的姐姐建新。她站在一口大锅旁边，围着围裙，从我手里接过搪瓷缸，盛了一大勺豆浆，连眼皮都没抬，就递给了我。我当时不知道该不该叫她，也许她也困，还没睡够呢。建新初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插队，因为人太实在，下地干活特别卖力气，每天都挣满女社员的最高分－－8分[72]，但也落下了病。回城后，她一直在东单那家饭馆工作；后来类风湿不治，不到30岁就过世了。

因为那时上学走东帅府胡同，中午放学，走到那条胡同靠东口的协和医院护士楼附近时，几乎天天迎面碰上协和妇产科的名医林巧稚，每次都见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陪着她。我放学的时间是固定的，可见林巧稚下班的时间也很固定。小时候听母亲说，林巧稚医道很高，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同病房有一个从内蒙来的妇女，她的新生儿有一种先天的血液病，不能存活，林巧稚发明了一种方法，给他换血；后来我妹妹出生时，母亲在病房里又碰到那个内蒙妇女，她这次生了女儿，又来给孩子换血。她还带来了那个与我同龄的儿子。母亲说，那孩子因为从小喝的是马奶，长得比我壮实多了。

127中原来是一所民国时代的老学校，文革前好像是个女中。到我们进中学的时候，学校的设备已经非常陈旧，最大的一栋教室楼一共四层，楼内的墙上很多地方露了洞，木楼梯、木地板走上去都吱呀作响。因为楼层高，所以爬上四层得花些时间。每堂课之前，都打预备铃，学生回到教室等待老师；两分钟后再打上课铃，老师稍后走进教室，开始上课。上初二时，我们班的教室就在四层。等老师的时候，班上的宣传委员杨捷起头带大家唱歌。当时比较流行的全是电影插曲，现在能想起来的有《决裂》的主题歌，歌词是：“满山的松树青又青，满山的翠竹根连根。新兴的大学办得好，它和工农心连心。光辉的道路毛主席来指引，共大培育着一代新人。反修防修斗志坚，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青春。/ 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三大革命打先锋。光辉的道路毛主席来指引，共大培育着一代新人。学好本领接好班，向着共产主义奋勇前进，前进！”那部电影讲的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73]学员半工半读的事，学校简称“共大”。这首歌大概被我们唱过许多遍，否则不可能到现在还记得每句歌词。

我们的班主任叫付素玲，20岁，教语文。副班主任是个姓严的男老师，南方人，个儿不高，总戴着一顶皱巴巴退了色的蓝帽子，教历史。因为他口音重，念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发音比较滑稽，班上男同学有时起哄，但严老师从来不跟他们生气。教数学的是三班的班主任，姓倪。那时候特别喜欢听倪老师讲课，每次看到她拿着大三角板走进教室时，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倪老师上课慢条斯理，几何题讲解得非常清楚，说话时总不停地往上推眼镜。物理老师叫李美珠；生理老师叫李德芬；俄语老师叫张无恙，后来也当过我们的副班主任。政治老师是我们的年级组长，姓张，走起路来左肩比右肩低，常戴一顶深灰色的帽子。张老师字写得很漂亮，但那时他来上课一般不带讲义，因为1976年的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他能教我们的，都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比如“翻案不得人心”、“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我当时的政治课笔记本不但记录了这些最新指示，而且记录了每堂课的日期，简直就是一本1976年的中国大事记。可惜后来父母搬家时我不在，那个本子跟其他许多零碎东西一起，被处理掉了。

刚进127中不久，付老师告诉我们，学校要补充鼓号队员，需要很多人；为了集中快速培训，抽调我们八班和同年级七班两整班的学生去学敲鼓，这样日后补文化课也方便。开始女生都学敲小鼓，男生个子高的学敲大鼓，个子低的学吹号。大镲、小镲属于技术性比较强的项目，暂时由原来的老队员顶班。鼓号队的阵容是大鼓打头，继以大镲、小镲、小鼓、小号。鼓号队有正、副两个指挥，都是高中生。正指挥统管全体，副指挥只管号队，所以他站的位置在小鼓之后。起初我们女生每人从家里各带一只小板凳和一副筷子到校，集中在一个教室里，照着鼓谱练习。我们学会的第一套鼓谱叫“迎宾一号”，比较长；后来又学了几套，都稍短。

第一次大规模出鼓是1976年4月8日。那年4月初清明节前，很多人聚集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写诗念诗，纪念周恩来，受到官方干预，直至酿成“四·五事件”，许多参与者被捕。事前，学校里的工宣队张队长，一个戴深色呢帽、宽边眼镜的老头，在广播里反复警告我们不许去广场。他说：“你们小同学年轻，放学一跑就到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去！”我们还被要求检举别人，如果知道谁去了要报告。我的同班好友钟蔓瑛悄悄告诉我，她已经跟她小姨一起去过，还抄了一些诗。她父亲是军人，当时随部队驻扎在河南新乡，母亲及妹妹也在那里，她一个人在北京跟着姥姥、姥爷，小姨还很年轻，有时候带着她跑出去。记得钟蔓瑛是在张队长训话之后告诉我的，她可能是觉得压力太大，自己扛着比较难受，说出来了反倒轻松。但我知道此事到我这里必须打住，万万不能再跟任何人说。

在张队长训话之后，一天下午放学，我独自沿东长安街朝天安门方向走去。不是因为有多么大的勇气，而是因为越不让看，越想看个究竟。走到南池子，碰到了戒严。天色渐渐暗下来，只能远远看到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当时长安街上只有在广场不停的1路公共汽车还在运行，中途逢小站必停的10路车已经停驶。我很想哪怕坐车过去看一眼再回来，可惜兜里只有一毛钱，而1路车是固定票价，无论坐几站，上车就是一毛。我若是坐车过去，就没钱坐车回来了，而步行回家的路，如果不走长安街，我又不认识。在南池子路口站了很久，不见撤岗，身上又冷，我只好转身回家。

过了两天，刚放学，父亲对我说：“再不能去了，风声不对了。”当天晚上，电台里就播出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就出动首都工人民兵[74]抓了人。我同班的刘玉华后来说，她哥哥是工人民兵，他们厂出了很多人，那天都坐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每人发了一根木棒。4月4日清明节那天，父亲的老同学何龄修来过。那是星期日上午，下着蒙蒙细雨。何伯伯是直接从天安门步行到我家的。他情绪亢奋，顾不得擦掉脸上的雨水，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描述刚在广场上看到的一幕：一个年轻人突然从怀里抽出一条白布，上面是一份血书：“毛主席万岁！周总理万岁！周总理万万岁！”

4月7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联播节目”播出了中共中央“四·七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那天风很大，美院的高音喇叭被吹得杂音不断。我跟母亲一起站在楼门口听新闻。母亲听完，赌气说：“还保留党籍干什么，开除算了！”说完转身进屋去了。

第二天上学，鼓号队全体集合出发，沿北京站前街行至北京站口，再左转上东长安街。街上已经有了很多游行队伍，各单位都打着红旗，举着标语，呼着口号，跟文革中我见过的红卫兵游行的阵势差不多。走到王府井大街南口，碰上美院的游行队伍，看见里面还有我认得的几个工农兵学员，扛着一大幅毛主席像。此外，还看到了外交部的游行队伍，走在头里的是当时的外长乔冠华。

我们一路走一路不停地敲鼓，后面的号队只是不时地吹号壮壮声势。吹号很费力，所以他们总是赶节奏，吹得比我们敲得快。由于小鼓的后排离号队近，号声响起后，我们就只能听见后面的声音，而听不到前面的鼓声、镲声，只能跟着号队的节奏走。等号声落下，我们每每发现自己已经跑到了大鼓鼓点的前面。那天我们沿长安街经天安门一路向西，然后拐上南长街、北长街、西皇城根，再沿护城河北岸走到东皇城根，经东华门，穿过金鱼胡同、米市大街，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中午了。由于我们的技术还不够熟练，那天还有几个高年级的老队员跟我们一起出鼓。有个敲大鼓的高中生过分用力，把鼓皮都敲破了。

那时出鼓，一般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其实当年大家的裤子差不多都是深蓝色的，可白衬衫我没有，买新的又没钱。自从上了初二，我跟小学同学陈少琴就进了不同的学校，但到了缺衬衫的时候，我还得去找她借。她比我个子高，她穿小了的衣服我还能穿。她妈妈黄阿姨从不嫌我麻烦，总是有求必应。1976年初夏，我们的鼓号队被调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志愿赴西藏的知青。我们在站台上排开队伍，吹吹打打，本来以为该是件欢快的事，可看到车下送行的人都在哭，车上的人也都强作欢颜，自己不禁跟着觉得鼻子发酸。我陡然想起陈少琴三哥同班的那个女同学，不知那天她是否在火车上，同时庆幸此时陈少琴不必站在这里，为即将远行的哥哥难过。

“四·五”之后，报上发表社论，给这场事件定性，说那些闹事的人十分猖狂，写了很多反动诗，其中之一是：“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人见鬼去吧，我们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惜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当时看了，没觉得这首诗有什么反动的，倒是觉得它有点怪，前后语体很不搭配。后来《天安门诗抄》出版，才发现这原本是两首不同的诗，硬是被写社论的人捏到一起去了。

“四·七决议”之后，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项主要的内容是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二十条》[75]。据说《论总纲》是胡乔木主持写的，而邓小平的罪名之一是在《论总纲》里闭口不提阶级斗争。学校要求我们课余参加小组学习，批判这株“毒草”。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在同班姚晓丽家学习，轮流读《论总纲》，本来很多地方看不懂，也觉得没意思，但突然看到一行字，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这正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回家以后我问父亲：“这不明明写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吗，为什么说《论总纲》不提阶级斗争？”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简单说：“书就该这样看，要自己看，自己动脑子。”

那年6月初，纪念文革十周年。我们年级四班的古老师因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被学校领导指定抄录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然后张贴在校园里。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虽然看到毛泽东夸奖那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我没忘记带头写那张大字报的聂元梓早已被隔离审查。

6月下旬，我们去京郊顺义县参加夏收。走之前，班上有个叫王翠的女同学因为有梦游症，医生不同意她去，怕她夜里起夜掉到井里。她坚持要去，付老师只好同意，但临时把她跟我编在一个组，让我照应她。我们那天中午从北京站上车，一个多小时后下车，又步行了很久，下午太阳偏西时才到达目的地。不记得那个村子叫什么了，只记得我们年级七、八两班被一起分配到第三小队，还有一男一女两个高中生给我们当辅导员。那个女辅导员姓李，带着几个女生负责给大家做饭；男辅导员好像姓甄，他每天跟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我们预计呆10天，所以每人交了10斤粗粮票，其实麦收时节，到乡下都是吃细粮，不过理论上只有白面，没有大米。此外，我们都正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一天1斤粮食本来就不够，再加上干农活，农民还得给我们倒贴。

第一天，晚饭吃过，我们就都到各自的房东老乡家睡下了，王翠躺在我旁边。我本来换了地方就兴奋，很久睡不着；刚迷糊，就觉得王翠在推我。她小声说：“我想上厕所，你能陪我去吗？”我马上起身，陪她出来。院子里有几分清凉，地上洒着一层月光。那天我们到了村里就听说，那里的井都是机井，不会有危险；可王翠怕老乡家的狗，所以她去厕所时，我一直站在院子里等她，尽管我也怕。我们打着手电回到屋内，把手电架在炕沿上正在脱鞋，睡在旁边的郭文莉一个翻身，伸手把我的手电抢走，塞进自己的被窝，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来。第二天早晨我问她怎么回事，她一点都不记得。

第二天，我被换到另一个老乡家，与付老师和另外两个同学刘玉华、韩春梅住在一起，每天早晨多了一项差事，就是挨门挨户叫同学起床。那正是夏至前后，昼长夜短，早晨不到四点，天就亮了。农民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们入境随俗，也早晨四点起床，我则要再早起一刻钟，每天到班上同学借宿的老乡家，挨门把大家叫醒。往回走的时候，正好大队的广播站开始播音。虽然那个村子就在京郊，但他们在喇叭里讲的话我却听不懂。我们白天到打谷场上，帮社员脱粒，扬场，班上只有一个叫于宏的女同学会推独轮车，可以帮忙把脱好的麦粒送进谷仓。还有一个叫李新香的女同学很喜欢说俏皮话。她看到一个大鼻子、因此外号叫“美国佬”的男生刘凤云躺在麦垛上翘着腿偷闲，就喊：“看啊，美国佬高—枕—无忧！”

过了两天，生产小队长要求我们班当夜出两个小组打夜班，趁凉快加班干活。付老师挑了一组男生，还有我们几个跟她住在一起的女生。我们白天、黑夜连轴干，干到半夜吃夜宵。作为犒劳，那天队长做主，给我们做了大米饭。后半夜干活时，场上突然停电，四周一片漆黑。我们躺在麦垛上，只见天上繁星点点，有明有暗，布满夜空，这才相信以前在北京天文馆看的科教片《夏夜的星空》里同样的一幕是真实的。第二天，七班的班主任杨老师听说我们班夜宵吃了大米饭，找到队长去闹，要求第二天夜里七班全体，无论打不打夜班的，半夜都一起去吃大米饭。队长很为难，说大米不多，能不能全体吃面，岂料杨老师差一点哭起来，弄得队长只好同意。原来在学校时听说杨老师有神经官能症，这下才相信。我私下里还觉得，杨老师是欺负我们班付老师年轻，看我们班吃了大米饭，她心里不平衡，否则何至于把夜里不干活的学生也叫醒一起去吃饭呢？

下乡前，我们班的卫生员郭文莉学会了挑(tiǎo)水泡。到了乡下一干活，我们的手上就都磨起了水泡。郭文莉拿一根缝衣服的针，划根火柴烧一烧 ，算是消毒，然后拿一根长头发丝穿过针眼，再用针刺穿水泡，带过头发丝，轻轻拽动，慢慢把泡里的水放出来。后来想一想，那根头发丝可是没消毒的，不过头发也烧不得啊。当时的条件就是那样了。

每天收工回来，还有一件事要求我们做的，就是给老乡家挑水。我们都从没干过，肩膀承受不了两大桶水的重压，但有“五·七指示”做精神武器，不能不咬牙。我个子高，当然不能落后，每天都去挑四挑[76]水。几天下来，右肩疼痛不堪，扁担一挨上去，肩膀就不由自主地往下缩。也许再多练一阵，就能适应了，但我们一共没在那里呆几天。别的组的同学也都加紧练习，有的挑着空桶在院子里转圈，有的在肩膀下方的后背上垫一块毛巾，扁担架在毛巾上哈着腰练，看上去有点滑稽。那个高中生甄辅导员当然包揽了他们小组挑水的活儿。由于体力消耗大，我们每人午、晚两顿都各发两个大馒头。那馒头不但比城里食堂二两的馒头大许多，而且是用新面做的，格外劲道。据说为了备战备荒，那时城区粮店里卖的，都是在国库里存了六年的陈粮，早就没了香味。我们在乡下时，有一天晚饭吃的馒头，是用清早割下的麦子上午扬场、下午脱粒后磨成的面做的。天下再不可能有比这更香更新鲜的馒头了。那几天，七班最能吃的一个男生有一顿吃了五个。

那时主食吃得多的另一个原因，是副食太少，大家肚子里没油水。记得我同桌的宋维曾经告诉我，他平时一顿吃四碗饭，我大惊，问他怎么吃那么多，他说，没菜。同学当中，家里生活特别困难的远不止一家。那时班里还有一个同学，叫唐万生，我小学就曾与他同班。他家孩子多，收入少，学费是免交的，实际上是由他爸爸所在的工厂负担。这样就得走个形式，他家先交钱给学校，拿了发票再去工厂报销。小学的学费每学期两块五，他家还能拿出现金来；到了中学，学费涨到五块，他家一下子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了。付老师非常通融，先给他开发票，等他爸报销回来，再把五块钱还给学校。

不出去开门办学时，我们经常课余去北京站义务劳动。我们帮人家清理候车室的地板，让拥塞在空气污浊的候车室里的旅客把行李提起来，我们再用推式拖布扫地，弄得大家都很烦。车站工作人员则乐得我们去，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了。女生去还好；男生去，还容易闹误会。有一次，我们班的韩慎刚主动上前帮一个老太太提行李，老太太拔脚就跑，以为他是行抢的。回校后汇报时，韩慎刚说起此事，自己都哭笑不得。

我们那时还花大量课余时间写黑板报。我们班的板报组有五个人，杨捷、钟蔓瑛、郭文莉、赵慧雯，加上我，全是女生，每个星期六下午在学校写板报写到很晚。班长刘玉华是学校美术组的，星期六下午美术组活动结束之后，有时也来帮忙。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写板报，干到初三毕业升高中，痛下决心再也不干了，才算结束了板报生涯。由于上初中时我家离学校远，我们写板报花的时间又多，回家晚了，父母总不放心。有一次我走在美院大门前的校尉胡同里，偶然看到马路对过一个简易楼[77]三层的阳台上站着我们学校的董书记，回家后无意间跟父母提起。后来因为我总是回家晚，有一天父母找到了董书记家门上，但我并不知道。第二个星期，我们写板报时，付老师跑来，叮嘱我们早点结束回家。我提前回到家，父母很高兴，才告诉我这是他们找了董书记的结果。我那时最担心的是付老师是否因此挨了董书记的批评。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由于校舍多半成了危房，我们只能在操场上临时搭起的大棚里上课，自带马扎。地方不够，所以实行上、下午轮流的“二部制”，一直到仲秋，在大棚里久坐冷得受不了了，才搬回教室。那时，住在美院操场上地震棚里的居民也已开始陆续搬回家。

1976年9月9日，轮到我们班上午上课。下午我一个人在家，大约两点钟，听到美院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反复宣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播送重要新闻。这是前所未有的。我预感到出了非同寻常的事，但不愿多想。三点整，播音员夏青低沉缓慢的声音送出了毛泽东的死讯。与那一年报道前面几个故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同的是，这次在“因病医治无效”之后没说“终年XX岁”，大概毛主席是不能有终年的。听到消息，我不知该做什么。当时我们年级一个教数学的张老师住在美院家属宿舍，我傍晚在美院大门口碰到她，就问她要不要去学校。她说别人都已经去了，你快去吧。我不记得吃没吃晚饭，就又往学校赶。我每天上下学，都路过米市大街与东长安街的交叉路口，即东单。那是一个大十字路口，东南角上有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的内容不时更换。那天中午放学时，我看到几个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打格，书写新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没过几个小时，伟大的导师已经不在，没写完的标语也不写了。

到了学校，果然看见全班同学都已到齐，看来谁的觉悟都比我的高，都主动来了。同学们聚在一起用皱纹纸、剪子、筷子和针线做白花；礼堂里又设了灵堂。电台里在反复播送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付老师手快，全文记下来，核对一遍后，让我抄到黑板上。几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追悼会，各班都有一个同学被选去参加，但他们好像只到了东单，因为东、西长安街上也站满了人，号称总共有一百万。其他同学在学校操场上列队，收听电台里的实况转播。追悼会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过悼词之后，王洪文宣布：“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遗像三鞠躬。”然后空了好几秒，他才接着喊：“一——鞠躬！”又空了好几秒，才喊：“二——鞠躬！”如此重复，直至“三——鞠躬！”因为这种间隔，还闹出了笑话。我们班那个说话俏皮的李新香跟毛主席有缘，也是12月26日生日。追悼大会刚结束，我们在操场上临时解散时，她告诉我们，一听王洪文说要三鞠躬，她就迫不及待地鞠了两个；这时才听到喊“一——鞠躬”，她又跟着鞠；因为有间隔，她没把握，又鞠一个，然后才听到“二——鞠躬”，明白自己又鞠早了，不过还是跟着鞠了一次；最后终于等到“三——鞠躬”的喊声，她随着大家鞠了最后一个，一共是六个。我们当时听了都忍俊不禁，但又不敢让老师看见，就几个人头扎成一堆，埋住脸，使劲憋着笑声，对李新香说：“透着你跟毛主席同一天生日，那么忠诚！”追悼会结束时，全国机动车停驶三分钟，鸣笛致哀。我们学校在小巷深处，平时听不到街上的汽车喇叭声，但隔墙北京站的火车头汽笛齐鸣，震耳欲聋，就是街上的汽车喇叭声能传进来，也早被盖下去了。

那时美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常去看电视的就是几个住校的工友和家属院里的一些孩子。1976年9月30日晚，天安门城楼上有过一个小规模的国庆活动。记得从电视上看到，那天江青去了，黄帅也去了。一星期之后，“四人帮”被捕。开始上面还封锁消息，然后才逐渐传达到处级[78]干部。不过，社会上总有小道消息；中国人那时不相信报纸、电台，经常通过这种渠道接受信息。记得1975年，有一阵追查一个与江青有关的流言。在母亲的单位里，那个消息最早是由画油画的张祖英传出来的。领导追到他，他一口咬定是此前不久出差，下飞机时听走在后面的人说的，上面这才作罢。

“四人帮”于10月6日被捕后没几天，母亲的一个老乡殷若南叔叔来到我家。殷叔叔以前也来过；我小时候，母亲还带我去过地安门附近他的家。殷叔叔在我的印象里总是很严厉，我有几分怕他。那天他一来，就把我从里屋轰到外屋，关上中间的门，跟父母在里面不知嘀咕了些什么，然后一脸神秘地走了。第二天，父亲的一个老同学田珏来。田伯伯那时在北京市教育局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家住靠近东城干面胡同东口的学部宿舍，我上五年级时去过他家，跟他的两个女儿田年、田丽一块儿玩。有一次他发心脏病，差点没救过来，我还去看过他。因为他总是很和气，所以那天他一来，我就跟进了里屋。开始他东拉西扯，过了一会儿，见我不走，终于说：“小朋友请出去。”我心里好纳闷，心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大人非要瞒着我？那时妹妹还小，我想，他们总不至于连她也提防吧，于是打发妹妹进去听。过了一会儿，妹妹出来，报告说：“他们说叛徒去大寨[79]了。”我越发一头雾水。第三天傍晚，父亲不在家，我正在帮母亲做饭，来了一个姓宋的阿姨，在海淀区教育局工作，认识父亲的。她见父亲不在，等了一阵也不回来，就什么实质性的话都不告诉母亲，只连说了三次“形势大好”，然后走了。很久以后父亲告诉我，那两天何龄修伯伯也来报告过消息，当时我不在家。

不过没出两天，我的好奇心就得到了满足。那时我同班姚晓丽的爸爸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处级，正式听了上面的传达，回家后就把三个女儿叫来，向她们宣布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姚晓丽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家住西总布胡同53号，就在我家原来那个院子的旁边。上初中那两年，我跟姚晓丽放学几乎总是一起走，到米市大街上西总布和东帅府两个胡同相对的那个路口才分手。那时每天跟我们同路的还有钟蔓瑛。蔓瑛的姥姥家本来跟姚晓丽家同住一个四进的大院子，前门在西总布，后门在外交部街，但后来中间隔开，成了两个院，蔓瑛回家得走外交部街。姚晓丽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回家路上，就把从她爸爸那里听来的事全悄悄告诉了我们俩。那天晚上帮母亲做饭时，父亲又不在。我一边低头切土豆丝，一边对母亲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都知道了。”母亲立刻紧张起来，问：“你知道了什么？”我说：“不就是‘四人帮’么，姚晓丽都告诉我了。她爸单位传达了。”一听连我的同学都在传这个消息，母亲才放松下来。但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件事对我父母意味着什么。

正式宣布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鼓号队再次大规模出动，走的还是4月份那条路线。那时除了两个指挥以外，其他高中生已经全部退出鼓号队，一些原来敲小鼓的女生改去敲小镲；有个吹号吹不出声音来的矮个子男生许刚，也破例被允许去与几个中等个子的男生一起敲大镲。出鼓时，敲大镲、小镲的都能绑上红绸子，很风光，休息时还可以把红绸子垫在屁股下面坐在地上，而敲大鼓、小鼓的则不但要一路背着鼓，而且休息时还不能坐在鼓上，比较辛苦。那天走到长安街上，我们的队伍由东向西行，碰上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卡车。车上插着红旗；我们认出了坐在上面的祝新运，他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饰演主角潘冬子的小演员。因为路过的中学生总是对他指指点点，车上有个妇女干脆用红旗把他裹了起来。再往前走，看到马路对过由西向东走来了中央办公厅的队伍。他们敲锣打鼓，跟在一身戎装、挎着盒子枪的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后面。这次的游行比4月份那次热闹得多，大家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

不久，我们再次出鼓。那天又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中午先到达东华门附近27中门口，与东城区另外四所中学的鼓号队汇合，排成大型方阵，来到东长安街历史博物馆北侧。我们到得晚了，已经没有空间摆下我们的方阵，只好临时变换队形，排成了200人一排的三大排。我们学校的号队指挥王京生被临时指定为总指挥，整队时神气活现地把哨子吹得山响。我们只知道庆祝大会三点钟开始，但没有手表，整好队以后就叮当敲了一阵鼓。待到我们消停下来，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有人在讲话了。

结算：葫芦僧判断葫芦案（1977－？）

粉碎“四人帮”，理论上标志着文革的结束，但社会体制未变，社会生活的车轮还在凭着惯性向前转动。仅从我们学校，就可见一斑。那时同学们在纷纷写入团申请书，本来有了这一纸申请，只需组织考察合格，就可以发展入团，但那时校团委还要求大家写思想汇报，团委书记王丽晶老师给我们训话时强调：“不写思想汇报怎么能入团呢！”可这一条《团章》里是没有的。我看到班上同学的思想汇报发回来，团委副书记冯炽赢老师给每个人写的评语都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此有点怀疑冯老师是不是真的都读了。那时还鼓励我们互相交流，我看过几篇别人写的汇报，发现他们往往不写自己的想法，而只写看到别人做了什么，很有打小报告的味道。我觉得别扭，下决心不写，所以就跟团组织疏远了。

但别的同学的入团仪式，还是组织我们去观摩的。记得我们年级发展第一批团员时，全年级10个班共发展了11人，其中十班多一个。十班的两个人，有一个后来与我考进同一所高中，成了好朋友，叫张建华；另一个叫王琳，我进西总布小学一年级就跟她同班过两星期。宣誓之前，每个新团员都要谈自己对组织的认识，王琳那天主要谈了她对她舅舅“右派”问题的看法。那时“右派”还没“改正”[80]，不把这一点说清楚，是不会被团组织考虑的。我不明白的是，王琳的舅舅当“右派”时，我们都还没出生，她对这件事能负什么责任？不过依照那些年间养成的习惯，这个问题我没问。

1977年春，我们还到位于崇文区铁匠营的北京市皮件二厂学工劳动了一个月，打一张月票，每天从东单上公交车。我干活的车间里有个小个子年轻女工，右手只剩了一个手指，听说是她刚进厂不久出过工伤事故。她平时总戴一只毛线手套，但就是这样，每次看见她，我还是感到害怕。我在皮件厂干的活很简单。工厂生产医院里放射科医生穿的铅围裙，材料送来时还带着毛边。我用一块样板比好，用圆珠笔画线，工人再沿着线把毛边裁掉，然后包边。因为围裙含铅，分量比较重，每天一、二百条搬来搬去，也很累人。我们干活时从来没戴过手套，对直接接触了多少铅、中了多少毒这类问题，根本没概念。

那时还在继续挖防空洞，地点在米市大街和南小街之间干面胡同中段路南的一个院子里。据说那防空洞很长、很深，通到很多地方，但我们只管在洞口出土，有人在里面挖。老师分配男生在下面运土，然后装进筐里，女生用辘轳摇上来，再运到院子外面的街上倒掉。就是在那时，学校的工宣队要撤，有一天来人通知我们回校去出鼓欢送。记得同班的韩慎刚在洞口下面扯着嗓子喊：“我们不—去！当初就没欢迎过他们，现在也不欢送！”就这样，我们八班真的没去。不知七班去了没有。

那时127中有个很不错的管乐队，经常到首都机场参加迎宾活动。指挥是一位姓冷的老师。除了管理乐队，冷老师还教过我们初三的农基课，即农业基础知识，其实就是生物。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主席后，不再在首都机场安排迎接外宾的欢迎仪式，而改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上安排中学生的乐队、鼓号队、花队欢迎。有一次，我们的鼓号队被调去欢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另一次是欢迎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两次的形式一样，鼓号队沿街排成很松散的长方阵，即每两个人之间前后左右的间距都很大，这样可以多占地方。我们远远看到，华国锋陪同外宾的汽车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前，车停下，敞篷打开，他们从后排座位上站起来；然后车继续行驶，他们向欢迎队伍挥手致意。车队就从我们眼前经过，相距大概十几米。记得铁托身穿笔挺的深蓝色西装，戴浅色墨镜，肚子很大，虽比华国锋稍矮，但块头却大得多；波尔布特穿很合身的黑色衣服，中等身材，不过站在华国锋旁边，就显得矮小了。每次他们的车队一过，我们就立刻偃旗息鼓，班师回朝。在那之后不久，有一次去看电影，前面照例演加片[81]，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毛泽东主席会见波尔布特同志》。我很纳闷：波尔布特来北京时，毛主席已经永垂不朽了啊。一看电影才明白，原来七十年代初，波尔布特就作为一个柬埔寨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来过中国，受接见时跟毛泽东握过手。那个新闻片剪辑得不好，先是看到毛泽东跟乔森潘握手，然后屏幕上一片花白，还带着杂音，像是在大幅跳跃，然后就是波尔布特突然站到了毛泽东面前，可见他当时在柬埔寨的地位还不很高。

还有一次，是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那次的欢迎仪式规模宏大。我们没出鼓，印象里全年级的同学都被安排到天安门城楼前的灰观礼台上蹲着组花。记得是4月，那天风特别大，刮得天昏地暗。广场上放置了十来个巨大的红色气球，都用粗绳拴住，绳子固定在金属台座上。尽管如此，外宾车队到达之前，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好几个气球被风吹走了。那次我们距离车队较远，何况还有花挡在头上，所以只看见齐奥塞斯库和夫人站在敞篷车上的轮廓，没看清面目。1989年底罗马尼亚发生暴动，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我在电视上看到照片才想起来，我还算看见过这两个人。

文革后期，北大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有不少教师进了“梁效”[82]，成为御用写作班子的成员。我熟悉的只有历史系的范达人和何芳川。文革结束，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受到隔离审查。几年之后，有一次何叔叔很诚恳地跟我说：“那回在首都体育馆开批斗大会，你范叔叔站在前排最后一个，你何叔叔我站在后排第一个，结果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就在我们俩之间划开了。”属于敌我矛盾的范达人（原名范达仁，文革中改名）被关了一年。记得范叔叔从监狱出来不久，来过我家。那时正在上演电影《大河奔流》，分上、下集，我只看了上集，并听说下集不如上集。范叔叔聊天时，说他都看了，我就问他哪一集更好。他赶快说：“下集好，下集好，下集有毛主席！”我当时感到他是怕了，不敢不说下集好。其实后来我看了下集，才知道那里面的毛主席，只是老演员于是之的一个短暂的侧影，一点都不像，真是说不上好。到了八十年代初，历史系一些老师开始打破传统课型，准备开新课，范叔叔找何叔叔搭档。何叔叔的夫人陈建新阿姨坚决反对，她的理由很简单：“你们俩还没搭档够啊？”那时，大家对刚刚过去的那场动乱都还心有余悸，也有很多人不愿触及不堪回首的往事。

父亲1977年2月得到平反，代表北大党委给他宣布平反决定的是副书记马石江。这是文革后北大平反的第一个冤案。那时大家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还不明确，连邓小平都没有恢复工作。华国锋还在坚持“两个凡是”[83]，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灾难没有实质性的认识和批判。郭沫若当时填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对时代变迁作出了直接反映。这首词的文字如何且不说，光内容就有一些滑稽之处：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父亲的案子[84]非常简单，直接与江青有关；江青成了阶下囚，给他平反，名正言顺，没有任何异议。平反决定宣布那天，父亲回家后，写了一首感言诗，我才开始知道一些与此相关的事。后来陆续退回来一些他自己当初被迫写的交代材料，我看过一部分，了解到一些细节。文革结束后，各单位均开始清理积案，外调很多。从一些单位的外调中，父母才得知，文革期间由于父亲的“问题”，他们的一些亲戚也受过牵连。

接下来几年，父亲所做的事，就是在北大清理积案，给别人平反。他感到义不容辞，我则说他一直是在“擦屁股”。毕竟有很多事情是无可挽回的，是擦不干净的。对很多冤死者的亲属来说，无非是讨个说法，但又有什么用呢？再说，很多事情也不是父亲能做得了的。记得我上大学时，常看到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去历史系教工宿舍找父亲的一位同班同学杨立文。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历史系那个在文革中自杀了的教师李原的儿子。李原家在辽宁，孩子没考上大学，又没有工作，想找历史系帮忙，而父亲能做的，最多是安排他在北大当个临时工，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文革后出现在我家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孙孝廉。他原来是彭真的警卫，文革前“四清”[85]时曾与父亲在一个工作队，文革中又一起蒙冤，他全家发配山西。文革结束后，他调回北京，但在当地结了婚的女儿却无法回来，就连彭真都帮不了忙。这样的事，是平反能了断的吗？那些下乡多年的知青，他们葬送在“广阔天地”[86]的青春，是回城能补偿的吗？是灾难，就会有后果；而后果的影响，往往不是我们能马上充分地意识到的。多年以后，有个小学同学给我写电子信说：“我们这一代是最幸运的，小时候不用念书，大了还没耽误上学。”虽然他这话不无调侃，也道出了很多真实，但这个“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而只是我们这代人当中的一小部分。我几年前才得知，那位同学的爸爸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死的；而我们小时候知道的是，他爸爸是做科学试验出事故死的，他由祖父抚养长大。他的记忆也许已经定格在那个“事故”；对他来说，多年以后接受父亲被毒打致死的事实，大概很不容易。

往事不堪回首；往事不容湮没。历史的包袱是沉重的。文革记忆，我早就想写。现在写出来了，我如释重负。


2009年7月7日－20日 初稿

2009年8月－10月 修改      

2010年3月－6月 再改  于芝加哥


注：
[71]指文革后期及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北京一些机关里不对外放映的外国及香港电影，有些有配音翻译，有些仅有现场同声传译或字幕。我看过的内部片除正文提到的那两部，记得的还有苏联电影《雁南飞》、《第四十一》，法国电影《红色的客店》，英国电影《王子复仇记》（据《哈姆雷特》改编），美国电影《孤星泪》（据《巴黎圣母院》改编）、《翠堤春晓》、《根》（八集），香港武打片《路客与刀客》，以及后来公演的《叶赛妮娅》、《冷酷的心》、《佐罗》、《音乐之声》等。

[72]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都是社员。他们每天下地劳动，工作量以工分计，男社员每天最高可得10分，女社员每天最高可得8分，年底结算，按劳动总量分红。

[73]创办于1958年，为普及农村教育，招收农民为学员，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各个层次的班级，均半工半读、勤工俭学。1980年改制为江西农大。

[74]当时北京各大工厂里的一种非正式工人武装，在镇压“四·五事件”的参与者时被官方利用。

[75]指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根据他的几次讲话精神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提交给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以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二十条》。这些文件的出台被上层当作“右倾翻案”而于1976年受到全面批判，是为“反击右倾翻案风”。

[76]用一条木扁担两端垂下的铁钩挂上两只大铁桶挑水，是为一挑。四挑水可以灌满农民家里的一口大水缸。用扁担挑水是当时乡下农民及一些城市居民从水井或机井里往家里取水的主要方式。

[77]六十年代为解决住房紧张问题而突击盖起的一种两层或三层的简易楼房，只有一侧有屋子，出了屋门就是阳台兼通道，楼梯也是镂空的，外形很像美国的“汽车旅馆”，但不通煤气，也没有暖气，冬天取暖要烧煤炉。

[78] 中国干部级别从一级到十五级，总理为一级，处级为七至十级，一般与县级等同。

[79]位于山西省昔阳县，文革期间被树为全国农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1963年，毛泽东提出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80]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后，“右派”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对全国50万“右派”的“改正”拖延到了1979年。

[81]指一般故事片开演前加演的新闻纪录短片，一般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

[82]取自“两校”的谐音，是文革后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之一。

[83]出自1977年初《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内容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84]这件事最好由父亲自己来讲。

[85]指1963-1966年在全国相当范围内展开的 “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86]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告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