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给毛泽东写信批评林彪

tuffy05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也是我给已故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批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之事40周年。因为给毛泽东写信批评林彪和张贴批评林彪的大字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进了北京监狱，距今同样也是40周年。如今，回忆起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66年9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的林彪在某军事院校发表了题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的讲话。那时候，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位置，已经从众多的党中央副主席中脱颖而出，成为非常显赫的“毛主席的最亲密地战友和接班人”，他在中共内部的地位仅次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而高于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然而，林彪讲话中的许多内容却让我感到惊讶和困惑。
林彪说：“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所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用99%的时间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林彪说：“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其实，他们的那一套那里比得上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
林彪说：“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问题，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靠强大的毛泽东思想”等等。
1966年11月14日下午，我和我的河北省唐山第一高级中学的7位同学一行8人，满怀着对“中国革命圣地”无比崇敬和向往的心情，肩背行囊，翻山越岭，徒步走到延安。11月15日上午，在中共延安地委门前的大字报栏内，我极其偶然地看见林彪“9.18讲话”的抄件，认为上述言论荒谬有害，先后征求几位同学的意见，取得一致认识，就由我执笔起草了一篇题为《我们的看法》的批判稿。因为要真正批评林彪，毕竟是一项事关重大的举动。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决定先去北京进行调查，核实这篇讲话的真伪。
11月20日，我和五位同学专程乘火车抵达北京，经“首都红卫兵来京接待站”接待，安排在西城区新街口板桥三条11号院内住下。
11月22日，我们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机关，看到了印发的关于林彪“9.18讲话”的文件，内容与我们在延安看见的林彪讲话抄件完全一样。于是，再经过反复议论，分别在11月23日和25日，由我执笔先后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对林彪的“9.18讲话”提出我们的看法，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林彪，并且要求毛泽东主席批评林彪，责令林彪纠正所发表的荒谬有害的言论。
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给毛泽东的这两封信，都不是匿名信，而是实名信，即在信的落款，光明磊落地签署着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的真实姓名、所在学校、以及在北京的临时住址。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在落款签署的是：“河北省唐山第一高级中学学生杨传新张淑芬张素珍现在北京的临时住址：西城区新街口板桥三条11号”。给毛泽东的这两封信，都是由我们三人一起亲自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交给中南海门卫，并且，我还坚持索要了加盖公章的收条。
11月29日下午，我们自己掏钱买了纸张、毛笔和墨，把批评林彪“9.18讲话”的大字报抄写了一式三份，一直忙到深夜，也都没有睡。11月30日凌晨，我们分别在中南海门口的红墙上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大楼内各张贴了一份。大字报的题目是：《我们的看法——评林彪同志的“9.18讲话”》。
11月30日上午，我们携带着剩下的一份批林大字报和糨糊，按照预定的计划进入清华大学，准备在清华大学最热闹的大字报区进行张贴。在清华大学最热闹的大字报区，我们忽然看见了署名“北京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的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其内容与我们的大字报基本相同。从文章的写作水平看，他们比我们高。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不再张贴大字报，转而去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找伊林、涤西，与他们进行联系。……

12月初，按照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文件要求，大约二百多万名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被陆续安排离开北京，返回原单位。而我和我的几位同学不仅没有被催促离京，还给调整了住处，安排到北京积水潭岸边的西海西沿2号。西海西沿2号是一所正宗的北京四合院，院子内原来大概只居住一户人家，主人的身份不一般，院内既干净又清静，环境幽雅。我的住室不仅有当年少见的沙发，还有一部电话。
1966年末的北京，已经进入严冬，那时的气温比现在偏低，冷风阵阵，寒气袭人。
12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大专院校学生代表时严厉地提出：“现在，有一小撮坏人在活动，他们贴标语、撒传单，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揭穿他们！”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与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座谈时特别强调地说：“攻击林总（即林彪）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
12月16日夜晚，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接见大专院校学生代表时明确提出：“最近，有几个小家伙名字很古怪，叫什么……（康生插话说：“叫伊林、涤西。”），他们贴了林副主席的大字报，你们（指在场的大学生）把他们的大字报撕了之后，他们又印成传单散发，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公安部不能无动于衷！”
12月17日，我认识的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生白晓红、白晓萍兄妹被捕入狱了。此时，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贴着“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坚决镇压反革命！”等等大标语，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逮捕开始了。
12月20日下午，我在北京火车站内的火车上被便衣警察抓捕，被关押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批被捕入狱的学生之一！时间不长，被捕的人员急速增加，这所监狱很快爆满。尽管监所的狱室相当紧张，我从进入监狱第一天起，就被单独关押。
1967年春节过后，我被调换了狱室，从一座楼转移到另一座楼。在这里，与我同关押在同一条监狱楼道的狱友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七机部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清华大学学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小儿子（名字已忘，他是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儿子赖锐锐（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周维皇等等。
这些狱友与我一样，都是单独关押。
在狱中放风的时候，或者在提审的路上，我还看见过北京农大附中学生伊林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白晓红（男）。
1967年2月中旬，几位元帅和几位副总理一起大闹中南海怀仁堂，叶剑英元帅揭露北京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抓的人太多了，愤怒指责中央文革对学生“不教而诛”！不久，毛泽东批示要求释放在押的学生。我很幸运，于1967年5月20日获释，被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押送到我父亲所在的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3880部队”（即驻扎在唐山军用飞机场的空军部队），与部队领导办理了交接手续。
从北京监狱回到唐山之后，就不断有来自北京的军政人员到唐山找我谈话，了解和询问有关情况，搞得我无法安宁，让周围的人们对我另眼相看，不敢接近，担心受到株连。
1968年4月23日傍晚，有十几个学生突然包抄我家所在的院子。我在院子南门和北门都被包围了的情况下，向院子南门突围失败，转向北门，怀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拼命冲了出去。我又很幸运，冲出了罗网，死里逃生。不然，我肯定活不到今天。
自1968年4月23日，我逃出追捕后，乘着全国混乱之机，四处流浪，先后在北京、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天津、东北流浪。那一年正好遇上淮河发大水，淹了沿岸的许多地方，我混在逃荒的难民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与他们一起沿着铁路线乞讨。我偷吃过生长着的玉米、豆子、红薯；在炎热的夏天，铁路工人给的红薯面饼子馊了，掰开后，拉出的粘条，足有2尺多长，我也吃得津津有味；我还曾经在沈阳火车站的垃圾池内搜寻可以充饥的食物，有一次在垃圾堆里，找到一个脏兮兮的熟鸡蛋，高兴的舍不得吃，还分给一位山东小伙子半个，两人共享这一“美味佳肴”。冬天来临了，我身上仅有一条裤衩、一条破烂不堪的长裤和一件破烂不堪的衬衣，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两条腿不听使唤，步履艰难。无奈之下，我选择了投案自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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