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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址：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620/1472880.html
（刘 涌）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9- 06
1966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议，突然宣布中央通知，决定撤销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职务。其中被撤职反省的有我（时任市委常委、政法部长、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市监委代理书记、市保密委员会主任）和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等人。北京市委是第一批被“文化大革命”冲垮的党组织。其中邓拓和李琪是“文革”开始后，被迫害致死最早的两位同志,他们两人的离去，使我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震惊与悲痛。
林彪、“四人帮”等人一手制造了震撼全国的“三家村”文字冤狱，邓拓同志最先遭到恶毒的诬陷和迫害，成为林彪、“四人帮”一伙用笔杆子杀人的第一个无辜的牺牲者。邓拓同志是我国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与书法家，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环境中，马背上办报出了名。全国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党的文教、宣传事业。他在任职市委书记处书记期间，经常深入各区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我多次陪同他到郊区各县检查工作。他对郊区各县的文物古迹都很熟悉，在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北京猿人的发展情况；在去往延庆的沿途，所到居庸关、望京台、点将台、詹天佑等，一一将历史故事讲解，谈到长城为防御体系的历史时，更是绘声绘色。回到办公室，他即兴挥毫泼墨，将沿途所见所闻以诗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发表当年的《北京日报》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墨，充分展示了邓拓同志诗人与书法家的才能，表现出了他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敬仰与羡慕。在他逝世的前一天，送还了我为他借的一本书，并附有嘱托之言的简信，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
1964年，邓拓同志书赠我一首短诗，以示他对我的鼓励：
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
一腔热血千秋业，莫话艰难直到今。
“北京饭店”会议后，李琪同志是又一个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诬陷和迫害致死的同志。李琪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对敌斗争和建设根据地、土地改革等斗争中，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文革”前，我们同在市委工作，李琪同志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党校校长，领导北京市的宣传理论和文艺工作，是一个敢于实事求是、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实干家。1979年6月8日，李琪同志的追悼会后，应李琪同志妻子李莉之邀，写了一首怀念李琪同志的诗，以表达我思念之情。
缅怀李琪同志
辛勤自学苦钻研，文武双全留美谈。
“两论”释文传海外，一身正气斗凶顽。
古来秀木易摧折，毕竟乌云难遮天。
学习哲学读君著，此时最是思连翩
庚午年夏日
注：李琪同志宣传毛泽东哲学的著作（《实践论》解释和《矛盾论》浅说）分别于1953年和1956年出版，在短短几年中，单“中国青年出版社”就重印十次。后来日本朋友相继把两本书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
“北京饭店”会议后，北京市公安局成了重灾区。当时上报的《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中称：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十个正副局长，一百一十七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和三反分子”，“全局有一千多个坏人”。
“文革”期间，我被“造反派”诬蔑为市委黑干将，先后被抄家10余次，人身自由被剥夺了，生活受到了管制，10年的时间是在挨批斗和被监督劳动中度过的。1966年8月中旬，市委机关处级以上干部70余人被定为所谓修正主义分子，被押送到昌平县居庸关外清华大学的一个基地，又被称为“反修堡”，任务是除了继续检查挨“造反派”批斗外，大部分时间是参加植树、秋收等重体力的劳动。两个多月后，“反修堡”撤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分别管制处理，我又被押到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煤球场劳动两年多；之后，郑天翔和我等4人又被押到首钢特钢劳动，“造反派”让我干起了翻沙工，一干又是半年多。当时，对时值50多岁的我来说，显然是力已不从心，工人师傅深表同情，关怀地对我说：“这是重体力劳动，消耗体力非常大，年轻人开始都吃不消，像您这样五十多岁的人，真是不该来，咳……”但我坚持下来了，在劳动中与工人师傅们相处的关系很好，进一步增强了我的工人阶级意识。当时，工人中流传的这样一句顺口溜：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脏搬运，苦翻沙，春夏秋冬汗不断。
1969年国庆节后，林彪发布“一号令”，我和市委领导干部20余人，又被遣送山西潞城县，在这片黄土高原上，劳动改造二年多。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形势变化，情况缓和，次年初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劳动部门的一个学校里，继续接受“造反派”监督、管制。1975年恢复自由，解除群众专政，这时，我已身患多种重病症，耳聋因未得到及时治疗变成全聋，原有痔疮变成脱肛流血，并患肺结核。
但令我心痛的不只是这些，而是记录自己大量工作情况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抄家拿走后，未能归还。1949年解放至“文革”的工作日记十七本；入城前我在中社部训练班的讲课提纲；公校第一二期 “公安人员修养” 讲课提纲；延安时期到入城前日记等。
“文革”中，我被“造反派”百次的批斗，受尽了精神、肉体的折磨，面对这些厄运，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没有向“造反派”低头，始终坚信马列主义，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个观点：一是对罗瑞卿“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二是《二月提纲》彭真是正确的，张春桥的批评是错误的；三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完全是凭空捏造；四是邓小平同志的干部路线没有问题。我之所以能够经得起考验，始终在为捍卫党的事业做贡献，来源于党的多年教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力。
1、 我在与罗瑞卿同志工作接触过程中，“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
1965年12月的一个晚上，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海会议文件，说罗瑞卿反党反中央，被免除了一切职务。会后我怎么也想不通，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始终觉得罗瑞卿没有错。他工作有魄力、有成绩，领导有方，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党反中央呢？越这样考虑心情越感到压抑，实在是睡不下去了。是夜，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径直跑到了回京养病的冯基平同志的宿舍，把市委传达上海会议的情况向冯基平同志做了详细的介绍，谈了自己认为与罗瑞卿同志在工作接触过程中“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的想法。冯基平同志也有同感，认真地对我说：“罗瑞卿怎么会反党嘛！这事蹊跷，很复杂，等着瞧，千万不要乱讲！”
后来，李雪峰同志在他“我所知道的‘文革’ 发动内情”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深夜。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2、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的批示，内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大家有所警惕。’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称（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不久，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系统县局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要求“肃清罗瑞卿在公安部门的影响”。北京市公安局讨论此文件时，我是作为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部长出席了会议。我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事例，说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包括兼北京市公安局长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政绩是非常突出的，表明他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领导干部。我对他“只有好印象，没有坏的印象！”
我的发言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引起了“造反派”的强烈不满，群起而攻之，成了“造反派”首打目标。他们批判我中毒太深，要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错误”。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我置之不理，以沉默表示抗议。“造反派”被我的这种行为激怒了，骂我“装聋作哑，揣着明白装糊涂”，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但仍未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我与罗瑞卿同志的工作接触，应该说是从1949年6月公安部成立后开始的。那天，李克农同志在北京饭店主持开会，向与会同志通报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今后主管公安工作，此后，我与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接触较多。
1949年12月，罗瑞卿同志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我开始是公安局一处处长，后为办公室主任，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接触也就更频繁了，再加上我的爱人金信同志又是罗瑞卿同志的秘书之一，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密切起来。
他在兼任市公安局局长三年多时间里，非常重视公安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要求我们做到：“‘对敌要狠，对已要和’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是我们的法律，是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标准，是当好人民警卫员的最高标准。”他经常提醒我们：“公安机关有权威，但这个权威是人民交给我们去对付反革命的，绝对不能用来对付人民。”进而要求大家：“人民警察必须热爱人民，要把人民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没有做好人民的事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公安局是万人以上的单位，政治任务繁重，对干警要求严格，没有专门的政治机构是不行的。市局的政治部和机关党组是在他领导下成立的。记得有一次，罗瑞卿同志找我和冯基平、狄飞谈话，他说：“市公安局这么大的一个单位，没有专门的政治机构主持政治工作是不行的。政治工作是我们人民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你们要很好研究。”根据罗部长的指示，1953年5月，市局人事处撤销，很快就成立了政治部，由我和惠锡礼、王慎之主持工作。这年夏天，时任第一副局长的冯基平同志外出开会，由我主持的一次局务会，主要内容是讨论“特情”的使用和“特费”开支问题，当时排在第二位的副局长张明河和侦察处副处长狄飞吵的很厉害，谁也说服不了谁。张拍着桌子对狄飞嚷到：“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大家都不同意张明河同志的意见，认为狄飞同志说的对，可是又没有办法，会议气氛紧张极了，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我让时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徐守身同志打电话急告罗瑞卿同志，罗部长接到电话就来了。他说：“现将局务会变为党组会，要发扬民主集中制精神，少数服从多数，首长说话不算数。”会后，我根据罗瑞卿同志指示的精神，写了要求成立“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党组”的报告，很快市委就批准了，由罗瑞卿同志任市公安局党组书记。罗瑞卿兼局长期间，多次深入派出所搞调查研究，市局的大政方针政策，都是经他主持制定的，大案要案都他审批的，不是名义上的兼局长。
1952年春，中央派罗瑞卿同志奉命去广东省、广州市督促、检查、帮助搞“三反”、“五反”运动，刘复之、王仲方、李广祥、王赤军、郝治平和我等人陪同，组成工作小组，干了近四个月。其中途经长沙市时，罗部长在听取湖南省公安厅同志汇报工作过程中了解到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的案件”，当日派我和李广祥同志到湖南省厅监狱与王丕敏谈话，了解情况后，并与各方面知情人士进行谈话核实，后由李广祥同志执笔写成书面报告，向罗部长汇报。报告陈述了“王丕敏自任长沙市公安局长后，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罗部长审阅后，当天即给毛主席拍电报，当晚，就得到毛主席的回电：“与民争利，罪恶严重，不处决不足以平民愤，处以极刑”。大家接到电报后，十分惊讶，出乎意料。
那时，我们与罗瑞卿同志朝夕相处，一起开会研究、讨论问题，聆听他的工作教诲、感受他的启发教育，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切身地感觉到了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革命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因此，说罗瑞卿同志反党，我始终也不相信。
“文革”后期，我从山西流放地回来，恢复了自由，但尚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我和金信同志去西颐宾馆探望过罗瑞卿同志两次，他们夫妇俩招待我们一同吃了饭，并用他的车送我们回到勒令搬家后的宣武区铁鸟胡同8号（我因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没有让司机开车送到我们家门口）。
1978年5月，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同志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死于工作岗位。我将此噩耗及时报告了罗瑞卿同志，罗当即表示要参加追悼会。我对他说：“您身体不好，参加这样大的活动不方便，我们代您送个花圈，转达您对家属的问候就行了！”罗一再坚持要参加追悼会，看望、慰问一下邢相生同志的家属，借以表示他的思念之情。
那天，他来到了八宝山，坐着轮椅，参加邢相生同志的追悼会，并一一慰问了邢相生同志的家属，很多在场的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市公安局的广大公安民警对罗瑞卿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敬仰不已，崇敬的心情更是与日俱增。我对罗瑞卿同志“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的想法，不仅反映了我的看法，其实也代表着全局广大公安民警的看法。
1989年元月，为表达我对罗瑞卿同志的缅怀之情，特到郝治平家送上我写的一幅长联：
凌云壮志卓著功勋威武大将炳垂美名
献身保卫组建公安经天纬地景行高山
光明磊落劲直真诚秉公执法憎爱分明
“文革”劫后雄风犹在拨乱反正鞠躬尽瘁
良师楷模风范长留缅怀学习敬挽千古
2、《二月提纲》彭真同志是正确的，张春桥的批评是错误的。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文中提出：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根据《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4月1日，张春桥拿出一份《对〈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撤销和批判《二月提纲》的决定。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深秋的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我坚持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二月提纲》彭真同志是正确的，张春桥的批评是错误的。对《二月提纲》的批判，是不能说服人的，结果现遭到了大字报、小字报的批判，接下来就是我和宋硕同志遭到造反派的猛烈批斗。
“文革”期间，我和赵凡等人多次被拉去陪彭真和刘仁同志接受群众大会批斗，造反派在批斗会上多次对彭真同志体罚，他当场表示这种作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对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他为保护许多老同志免遭迫害，勇于承担所谓种种“罪责”，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北京市公安局所谓“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罪状”等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慷慨激昂地在“供词”上写下：“凡是由我批准的”，我都“应负责任”。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革命精神。1979年拨乱反正后，我和冯基平、闵步瀛同志看到他的“供词”手迹后，感动得泪淌满面，泣不成声。彭真同志这种忍辱负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质令人敬佩不已。
我认识彭真同志是在1941年6月。那年夏，彭真同志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报告中，他以大量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光辉著作是指导抗日军民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语言非常生动，与会同志受到了感染，产生了到抗日前线亲身参加火热斗争的革命愿望。
我和彭真同志相识是在1945年6月党的“七大”闭幕不久。当时我在枣园中央社会部干部科工作。一天，在国际友人处任管理员的邢相生同志找到我说，他的夫人郭云芝随冀察边区某地委党委宣传部长韩纯德同志已来到延安县城，问怎么办？可否来枣园（因当时枣园既是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又是中央领导同志驻地，对外来人员审查极为严格）。我即向中社部领导作了汇报。李克农副部长批示我持介绍信面见彭真同志了解情况。彭真同志当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枣园离中央党校有四、五里地，我骑上马一溜儿小跑来到党校。经传达室同志引见，我走进了彭真同志办公的窑洞。彭真同志正不知疲倦地伏案工作着，见我进来，即站起来同我亲切握手。我随即将介绍信递给他，说明了来意。彭真同志看后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然后他认真地看我递给他的信。一会儿，他用肯定的语气对我说：“我和韩纯德同志很熟悉，他这个人工作很好，对党忠诚老实，非常可靠，是一位好同志。他带来的女同志虽然我不认识，但韩纯德同志办事是可以信赖的！”彭真同志还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他待人平易，和蔼可亲，使我来时拘谨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我起身向彭真同志告辞时，他又一次和我紧紧握手，并把我送出了窑洞。
北平解放初期接管工作，凝结了彭真同志的巨大心血。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彭真、叶剑英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及主要干部任命名单。谭政文被任命为北平市公安局局长，我被任命为市公安局一处处长。是月下旬，谭政文和我及冯基平在向彭真同志汇报接管干部情况时，我再次请求增加干部，冯基平同志还特意提到平津地区有各大解放区情报站组情报人员的情况。彭真同志对这一情况已有所了解，当即表示向中央请示报告，中央很快就批准同意。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军管会肩负的任务相当艰巨和繁重。彭真同志提出公安工作首要任务是把敌情搞清，并具体提出了肃清反革命要“先武后文、先上后下”的方针，即先迅速抓捕搞行动破坏的武装特务和阴谋暴动的匪徒；先清理上层反动分子，“擒贼先擒王”。北平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以崭新的面貌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凝结了彭真同志的巨大心血。
彭真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令我终生难忘。1956年9月党的“八大”前夕，彭真同志提出建立北京市委组建政法部，以便适应形势的发展，更好地开展工作。经彭真同志提名，市委决定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我调任市委组建政法部当部长，彭真同志为此亲自找我谈话，阐述了成立政法部是健全法制的需要，是减少公、检、法发生错误的需要。并提出工作上的三管，即：“管政策、管协调（公检法）、管干部”。“管政策”就是主管掌握政法工作的政策；“管协调”就是搞好政法各单位的协调；“管干部”就是协助市委组织部管理政法各单位的干部工作。并要求协助市委做好其它方面的工作。我表示接受任务，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好工作任务。
“整风反右”期间，北京“反右”斗争比较稳和彭真同志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分不开。当他察觉到北京中小学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较多的情况，即指示我（主管政法工作）和主管教育工作的杨伯箴同志去门头沟区调查研究。了解到有的领导同志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竟把凡是穿绸缎衣裳（俗称“抖咪嗖”）的教师都打成右派。回来向彭真同志汇报时，他当即明确表示这种作法是完全错误的，指示市委教育部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过细做工作，防止和纠正扩大化的倾向。
彭真同志是我多年的老领导，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1962年我因药物中毒，听力下降。“文革”期间得不到治疗，听力继续下降，“文革”耳聋重听更加严重。1982年，彭真同志听力下降，经成都中医院大夫治疗，稍有好转。不久他即介绍我去成都中医院找李大夫治疗耳疾。彭真同志对我的亲切关心，表达了他对同志们关心的一腔热忱。
1990年3月25日，彭真同志为我亲笔题词：“坚持发扬延安精神、延安作风”。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勉励和希望，也是彭真同志对北京市所有老干部、老同志的关怀和嘱托。
3、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一起重大错案。1966年9月，康生经过一系列的策划，给毛泽东写信，诬告1939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发表“启事”出狱，是“自首叛变”，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尔后，这六十一人到处遭到红卫兵的揪斗。1967年3月中央“文革”用中央名义，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材料，认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的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就这样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而且在全国掀起一股揪“叛徒”之风，使许多党员、干部遭到迫害。
为搜集这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案的所谓犯罪证据，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又炮制了安子文“销毁敌伪档案问题”案。对安子文同志采取了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迫害。
1968年2月，中组部专案组诱逼部里的一位同志与我当面对质，让我承认是“刘涌奉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的命令”，将有关六十一个人的敌伪档案交给了他，后经他转手交给安子文销毁的。
为此中组部专案组对我进行审讯，拿出了他们编造的所谓证据，并不时地用坐牢杀头相恐吓。他们采用指供、诱供、诈供、逼供等办法，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证据”，便不断升级加压，从开始的推推搡搡，发展到对我采取揪耳朵、坐“喷气式”、罚站、熬鹰等方法，相继持续批斗一个月之久，仍一无所获。
我当时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在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情况下，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原则，使审讯我的人，既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为我的刚毅、坚贞而怯步。他们称我是“一块又硬又难啃的骨头！”。正是由于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说半句违心话，才使康生、“四人帮”迫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阴谋未取得所谓销毁档案的证据。“文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冤案进行了评反，评反报告中表扬了我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同安子文同志是1943年在延安他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期间就已相识。那时正值延安整风、审干阶段，我当时在中央社会部干部组工作，兼做机关整风委员会秘书。为了审干弄清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曾向安子文多次作调查。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15日，党中央做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决定》，指出东北的形势对我党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党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决定从延安和各根据地抽调两万多名干部，随同十万大军到东北参加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中社部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干部分作四批，每批的编制序列、带队人的情况都要向安子文同志作详细汇报。同时，还有少数干部随军南下，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安子文和中组部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指导和大力协助。在这些工作中，安子文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实事求是、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作风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安子文坐过军阀、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监狱，但他都没有屈服过。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部长等职的20余年中，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坚强的党性、良好的思想作风，堪称典范，值得我敬佩学习。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案”得到彻底平反。安子文结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由淮南回到北京。我也刚恢复工作，但耳朵听力已经很差了，根据当时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的要求，并征得我的同意，北京市委批准我回市公安局当顾问，同时任市局党委常委。
不久，安子文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我去党校探望他，我们见面后紧紧握着手，许久,许久……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我情不自禁地热泪夺眶而出，安子文同志也激动得眼睛湿润了。
一天，我陪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3人，去医院看望冯基平（1979年初，冯基平因患上直肠癌第二次住院，经友谊医院专家会诊后，决定给冯基平做手术，延长其生命，防止癌细胞转移。冯基平坚持不做手术，想抓紧最后的时间，继续多为党工作，许多老同志到医院劝他，都无功而返），薄一波等三同志对冯基平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你在国民党、‘四人帮’的监狱里，坐了13年牢，你已经是‘死’过几次的人了，难道还怕做手术吗？” “手术治疗直肠癌是效果最好的方法，在手术上不能再拖了，否则病情不好控制。”并转达了彭真同志劝他安心住院治疗的意见。冯基平听到这里，精神凝注，深情地望着我们，点了点头。
谈到彭真同志对冯基平同志的关怀，我又想起了彭真同志给住院中的冯基平的一封信，记得那是1983年4月，彭真同志在信中说：
基平同志：
我近日因为忙，没有时间去看你。希望你好好治病养病，这是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至于你参加革命后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文革期间刚强不屈、始终如一的情况，是很多同志所清楚了解的，历史事实俱在，同时事已过去，在病中不必反复去想它，致影响养病。你是个胸襟开阔、乐观主义的人，在病中更应如此。希望多多保重。
彭真
四月十日
经过薄一波等同志做工作，冯基平眼睛湿润了，当即表示同意手术。薄一波等同志的感情一下的舒展了，谈到“文革”磨难中我的表现时，薄一波同志当着大家的面，他感慨而动情地对我说：“你这个人真有骨气！”赞扬了我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
一天，我去郑天翔同志家（“文革”前，我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文革”中一起受到专政，可以说工作一起、患难又在一起），正赶上他练字，我看他专注的神情，洒脱、飘逸、豪放的字体，令我非常羡慕、钦佩，脱口而出向他求字，郑天翔同志提神凝气挥笔写下“狂风不移，烈日难化”八个大字，借以赞赏我在“文革”中的表现。
一些“文革”中犯过错误的同志，“文革”后期经常给我来信，表示悔过之心。1979年6月6日，中组部的某同志给我来信，对“文革”中自己的作法表示悔过。1986年他又再次给我来信，诚恳赔礼道歉！
1984年5月的一天，又有一个在“文革”参与了“造反派”行动的同志心中很内疚，多次找我，想表达一下悔过之心，因不巧没有碰上。他给我留了一个便条：
刘涌同志：
多次与您办公室的同志联系，请求面见，但均适逢您外出而未能如愿。
“文革”中我干了错事，迟至上月才呈上一信表示认错道歉，觉悟太晚，深感惭愧，敬拨冗接见，以便当面检讨，接受批评。
此致
敬礼！
×××敬上
1984年5月10日
他在道歉的信中写到：“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我没有经受住考验，犯有错误，特别是在对待刘涌同志的问题上，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理应专门检讨，请求处分，并向刘涌同志本人郑重认错道歉。”
“‘文革’中，刘涌同志一开始就遭到林彪、江青一伙反动路线的迫害。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又长期培养、教育过我的领导同志，在他身处逆境、备受摧残时，我不但没有表示应有的同情，反而乘机‘造反’，积极参加对他的批斗，甚至还动手打过他。我辜负党对我的长期教育，也辜负了刘涌同志多年来对我的信任，我的错误，无论是于情于理，都 是难以原谅的。”
“由于事隔多年，当时的一些具体情节虽已记忆不清，但刘涌同志那种激愤、伤心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每当想起这一情景，就感到格外的惭愧与内疚。共产党不打人骂人，这是党的一贯传统纪律，老幼皆知，既使是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曾多次重申这一纪律。这样的错误竟然发生在我这样一个入党多年又长期在领导机关工作的干部身上，这是找不出任何客观理由进行开脱的。”
通过此事，我深切地体会到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被颠倒的历史，终究会被颠倒过来。同时，也感到在“文革”时期那样的形势下，一些同志参加造反活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日后有检查有认识有改正，我认为可以谅解。
4、在“反修堡”期间与被“专政”的同志增进了深厚的友谊
1966年8月15日，刘仁、郑天翔、崔月犁、叶子龙和我等市委领导70余人，被押送到昌平县居庸关外清华大学的一个基地办集训班，由于关押的都是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故又取名“反修堡”，四周围着铁丝网，荷枪实弹的警卫日夜看守。
临走时，我们一起集中在市委汽车队的房子里，每人胸前歪挂着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条幅，叶子龙指着胸前的“条幅”对造反派说：“我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造反派用眼睛瞪了他一眼。到了“反修堡”，我们第一是接受审查，写“反省”材料，第二是分别被拉到城里挨批斗，第三是参加秋收、植树造林等强体力的劳动。
患难中与崔月犁同志互相勉励
在“反修堡”里，我和崔月犁同志被分在一个房间，真是不幸之中有幸事，我俩又可以有时间相互交换意见、交流感情、相互慰勉、相互帮助了。崔月犁同志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1月到晋察冀中共中央分局城工部工作，同年三月被派往平、津做地下工作，主要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
我和崔月犁同志的友谊可追溯到解放初期。当时北平的社会治安情况十分混乱、复杂。虽然，市公安局已经掌握了大量敌特分子的材料，但对个别人的具体情况、现实表现了解不深。这些情况我们向市委刘仁同志做了汇报，刘仁当即表示可由原地下工作各系统的主管同志来座谈。
不久，崔月犁同志被冯基平邀请来谈情况，谭政文、冯基平和我(时任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书记兼一处处长)等少数几人在座。崔月犁同志坦诚地说是奉刘仁同志之命来汇报情况。他硬是凭着自己良好地记忆，非常有条理地谈了医务系统等方面的敌特情况，他非凡的记忆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友谊交往自此开始。
当时的北平市警察医院位于现在的绒线胡同内，缺少像样的医生，广大干警生病后，治疗十分困难。冯基平同志去劳改农场检查工作后，发现一名叫宋元凯的服刑犯认罪服法、表现较好，在农场医务室为干警和在押犯人医疗治病很起作用。宋持有英、德两国医学博士学位，在医学理论上有造诣、有点名望。冯基平建议为其办理减刑依法提前释放手续。他的想法得到了市局领导的同意，也得到崔月犁同志的支持。宋提前释放后，安排到公安医院当大夫，经过短时间考验，经崔月犁同志推荐，市卫生局任命宋元凯为公安医院医务院长。后来，又陆续从农场服刑人员中选出两名有声望的医生，采取减刑或免刑的办法，安排到公安医院，经过短期考验后，充实了公安医院的科室领导。还经崔月犁同志推荐，从北京市其它医疗单位调来几位较好的医生，提高了医院的整体医务能力。到“文革”前，北京市公安医院成为北京市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院长宋元凯、内科吴主任经常被邀请参加各医院疑难病的会诊。
1962年我因患感冒，用药不慎引发了耳鸣耳聋的重病。我当时不以为然，退烧后，认为过几天就会好的，但刘仁、崔月犁同志对我的耳鸣耳聋病症十分重视。有丰富医学知识、医疗经验的崔月犁同志对我说，对这种病不能“马大哈”，不抓紧治疗，发展下去会越来越重，甚至全聋，就悔之晚矣！经崔月犁向刘仁同志汇报我的情况后，刘仁同志令我立即住入同仁医院，并经崔月犁同志会同医院组织有经验中西医专家会诊治疗，病情稳定稍有好转。1963年崔月犁同志还亲自与上海医务部门联系，安排我住入华东医院，由上海的耳科专家会诊治疗一个多月。
到“反修堡”后，我们俩都成了专政对象，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治疗耳疾是不可能了。崔月犁同志被送到城里参加批斗会的次数比我少，而且基本是文斗，每次回来，身体上基本上没有受损伤，对他的情绪影响不大。而我的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送到城里参加批斗会的次数比他多，而且基本上武斗。政法系统的造反派,更是无法无天，批斗会上体罚比较严重，我的胳臂每次都被他们扭伤，头部经常被撞起血泡等。回来后，全身酸痛难忍，被扭伤、磕伤的部位更是钻心般的火辣辣地痛，让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每逢此情况，崔月犁同志就以乐观的情绪给我讲故事，“某某同志在敌人监狱里坐老虎凳、手指插竹签都满不在乎……”鼓励我坚持斗争。
刘仁同志的关怀令我热泪盈眶
在“反修堡”期间，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是不断地被揪出去参加名目繁多的批斗会。但他仍然关心的是如何鼓励和保护同志。记得有一次，我从城里挨批回来，造反派不让我休息，直接送我到田间参加麦收。批斗中被造反派扭伤的胳膊青一块、紫一块，新旧伤痕在伏天太阳照射下，疼在表皮，伤在心里。
这天劳动间隙时，刘仁同志悄悄地过来，对我深情地讲：“不要怕，不要闹对立，要相信党，相信人民！历史是人民写的，颠倒的历史终究会被纠正过来！”
我的眼睛湿润了，刘仁同志也是在不停地被批斗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处境最坏，自己尚不能照顾自己，心中却仍想的是战友，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他又关心地问我：“吃饭怎么样？胃病犯了没有？要注意身体健康，保证革命的本钱！”等。我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深深地被这种战友情打动了，哽咽地回答：“能吃能睡，没有犯病。”刘仁同志会心地笑了，他笑的是那样的自然，笑的是那样的甜蜜，让战友们从他的笑脸中，体会到了什么是力量，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民的事业。
我与刘仁同志的友谊之初是在1938年，那时，我们都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在29班学习，担任党支部委员，刘仁同志在党校任秘书长和19班班主任。解放后，我先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56年11月调到市委组建政法工作部并任部长，刘仁同志任市委副书记，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我与他相接触的几十年工作中，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仁同志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真理，丝毫不以个人荣辱为念，对我印象至深。解放初期，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特务头子徐宗尧，以他的身份和罪行，本来是罪责难逃，应执行枪毙。但徐宗尧在北平解放前，曾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并交出保密局北平站的人员名册、所使用的密码及在南京授意下布置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和电台等，对革命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刘仁同志对市公安局的领导同志说：“对徐宗尧可以宽大处理，将功折罪，不要枪毙，判他徒刑，以利改造。”嗣后，徐宗尧被特赦，还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封闭北平妓院前，我陪他到前门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调查妓女饱受压迫摧残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了封闭妓院的顺利进行。大跃进时期，实行推广集体食堂，我陪他去延庆检查工作，老县委书记罗林向他哭鼻子，说执行不了。我们下去一查看，这里山区的农民住得很分散，确实不可能集中吃饭。在当时的情况下，刘仁同志实事求是，勇于负责，马上拍板同意不搞食堂。
刘仁同志心系公安关心首都社会治安不遗余力的精神，确属难能可贵，让我历历在目。他对市公安局向他报告、请示问题或送审材料，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都随时审批答复，有时深夜已睡下，也马上起床进行处理。他经常对市公安局的领导讲：“情报工作方面的问题，不论白天、夜晚，什么时候来找我，我都接见，该签字的签字。”他非常关心公安干部队伍建设，入城初期，他就亲自决定从大专院校、高中学生中抽调100多名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充实了公安队伍。他非常爱护公安干部，鉴于苏联内部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他明确指示建立健全侦查情报工作档案，要求手续要齐全，件件有批示，防止将来说不清楚。
“文革”中，刘仁同志被打入监狱6年的时间里，他将精神上所受的凌辱、身体所遭的残害他都置之度外，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医院身着囚衣、体患重病含冤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心里依然牵挂的是那些干部的情况，喋喋不休念叨的仍是北京的生产建设情况，唯独没有他自己。
2000年，《刘仁传》出版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用一周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并在2000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题为《丹心照汗青——写在〈刘仁传〉出版之际》的怀念文章。
5、邓小平的干部路线没有问题。
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已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理。1976年夏“批邓”，学习小组长指名要我在大会上“批邓”，我坚决不干，因为争执不下，我心胸发闷，心里不舒畅，经医生检查是“心绞痛”，批准到小汤山疗养三个月，直至揪出“四人帮”后，才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
我认识小平同志是在1939年9月，当时，我在延安枣园中央社会部工作，在中央党校广场上，聆听了小平同志为我们中直机关工作人员和党校学员作了一次报告，小平同志以大量的事实阐明了抗日战争形势和我党我军面临的任务，语言简练生动，事实分析透彻，听了使人耳目一新。
1956年秋，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我有幸陪同罗瑞卿、徐子荣等同志去中南海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当时，我任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亲自抓大会的警卫工作，副部长徐子荣任大会警卫组长，公安部长九局、八局的汪东兴、岳欣和我任副组长。小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秘书长负责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对大会安全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听取警卫工作汇报，小平同志对我们汇报的工作情况许多已了如指掌，并就进一步加强保卫工作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小平同志敏捷的思维、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人折服。
1958年秋，陪同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再一次感悟到了小平同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随即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当时，市委也成立了大炼钢铁领导小组，由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任组长，我是成员之一。国庆节后不久的一天，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打来电话，通知刘仁同志要我随同小平、尚昆同志到西南视察大炼钢铁的工作，学习外地的经验，并协助当地公安机关做好对小平同志的警卫工作。我跟随小平同志去西南视察工作期间， 小平同志在当时党的“左”倾思想日益膨胀和情况下，仍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表现了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的高贵品格，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天，随小平、尚昆等同志乘专机在武汉稍事停留后，继续乘飞机抵达广西柳州市。我们一块儿来到一炼钢工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座“土法上马”的炼钢炉，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大坑，用当地的硬木头烧矿石，一层硬木一层矿石。小平同志看到炼出的钢铁像豆腐渣，不由得眉头紧蹙，当场向柳州市的有关同志讲：“你们算过账没有？蚬木值多少钱，钢值多少钱，究竟哪一个上算？”这一连串的提问，使在场的几位同志相对无言，陷入窘境。小平同志当即找来柳州市委书记，明确表示不能这么搞 ，并指示随行的冶金部同志留下来调查解决。
在成都，随小平同志进了一家茶馆。他发现茶碗换成了盖杯，长嘴大铜壶也不见了，就对陪同的四川同志直截了当地批评道：“四川的茶馆有文化嘛，人民群众饭后休闲时间，在这里读书，聊天说地……你们把四川茶文化都搞掉喽！这怎么能行啊！？”
离开成都后，又跟随小平同志到了川北的绵阳、江油、广元、剑阁、梓潼一带视察。小平同志见到农村男女老少都去炼钢铁，田野一片空寂时，心里十分不安。他对陪同的省、地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道：“你们这里的农业是大失败、大垮台，明年是大减产！”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群众的干劲大、热情高，这很好。但越是这种情况，你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实事求是，保护好群众的积极性。”
在川视察期间，小平同志多次召开座谈会。每次都是先听取到会同志发言，有的还作扼要的记录，最后集中大家意见，结合自己的体会言简意赅地做了总结。小平同志讲话从来都是观点鲜明、道理深刻、语言精炼、深入浅出，反映了他尊重实践、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使我受到了终身难忘的教诲。
小平同志在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膨胀的形势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非常难能可贵。
6、“百丑图”留下历史，令后人难忘昨天
1967年1月27日，在谢富治等人的指使下，“公安公社”的头头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大会，对冯基平和我及邢相生等12位同志进行批斗。会上，对我们这些人进行了人身摧残和迫害。
会前“公安公社”头头孙某对造反派讲：“社会上搞批斗会，弄了百丑图，我们这次也要搞”。当天即派人将冯基平和我及邢相生、张锋、吕展、闵步瀛、张烈、李路、李一平、阎塘、崔潮、宋乃煊等12位人用汽车押送到东四四条三处处部，然后送到北京体育馆。下午2点30分开会，按照事先排好的顺序，他们采取法西斯手段，2至4人押一人，每人胸前挂上大牌子，以“喷气式” （弯着腰，低着头，双手被人反叉到背后往上举） 的形式进入会场，接受“大批判”。 批斗会历时3个多小时。使我们12人受尽了折磨迫害。尤其是吕展同志，他被造反派摔倒在地，脸部磕破出血。仍有人在叫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这样就有一只脚踏在吕展同志后背上，连续对吕展同志进行残无人道的人身摧残。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因自己的两只胳膊也被2个造反派紧紧地撅着，想说说不了，想动动不了，心似刀绞，却又无可奈何。
吕展同志是湖南省平江县人，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华北地区，立下战功。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公安总队总队长、武警北京市第一总队政委等。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致残，双目失明。1997年2月2日，因病逝于北京，终年78岁。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被造反派照了相，照相时又被揪着头发，撅着胳臂，后来用这些相片印成了“百丑图”宣传张贴画，到处散发，造成极恶劣的影响。
“百丑图”三个字的上面写着最高指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下边一行大黑字“把政法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示众！”底下是照片，4人一行，共4行、16人。每人被2至4名造反派押着，胸前挂一个大牌子，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字样，排列顺序依次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刘涌、邢相声、张峰、吕展、闵步瀛、张烈、李路、李一平、阎塘、宋乃煊、崔潮。下边落款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公社》”。日期是1967年12月7日。
1997年，为了表达我对吕展同志的怀念之忱，我写了一首“悼念吕展同志”的诗，发表在当年的《首都公安报》上。
悼念吕展同志
刘涌
少小当红军，战斗忘死生。
进城干公安，勤奋又认真。
“文革”遭迫害，双目竟失明。
信念不动摇，逆境见精神。
无私更无畏，不怕险与辛。
胸情坦荡荡，磊落骨铮铮
为党为人民，耿耿诚忠心。
一生为革命，英名誉京城。
其他“百丑图“过世的人，凡是我了解的，均写了诗，表示我的怀念之情。
1983年10月14日，冯基平逝世后，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我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怀念他的诗：
胸正眸了气节高
——悼念冯基平同志
刘涌
胸正眸了气节高，泰山压顶不弯腰。
四年囹圄战魔鬼，九载监牢斗佞妖。
宝剑石磨锋更利，青松霜冻叶无凋。
京华痛失一英杰，含泪悲歌风雨潇。
1993年，阎塘同志逝世时，我写了一首诗，表示了我的怀念之情。
痛悼阎塘同志
刘涌
英勇无畏干革命，对敌斗争是英雄。
致力情侦多建树，敌动我知信息灵。
立场坚定作风正，团结同志善用人。
无私工作创经验，保卫北京立功勋。
1994年1月，宋乃煊病逝时，我写了一首诗悼念，刊在1月19日的《首都公安报》上。
悼念宋乃煊同志
刘涌
投笔从戎不畏难，参加革命保卫员；
进城前后情报员，队伍建设有贡献。
平易近人好学习，艰苦朴素好楷模。
风雨人生八十二，无私奉献勤务员。
200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宋乃煊的女儿宋敬一（北方交通大学退休教师）给我的秘书打来电话：最近，《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地方志的编写消息，讲到“文革”那段灾难的历史也要编进去，我认为很好，也得知北京公安志即将完稿。我家中珍藏一幅“文革”中的“百丑图”， 据我了解，文章中没有提起这件事及这张图，写志时没有写这方面内容。 我想把它献给编北京地方志的部门。建议考虑将这件事及这张图写在公安志中，用以教育子孙后代，让他们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政法战线上的杰出工作者。请你和刘涌同志讲一下，方便的时候让他和有关方面反映一下。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那挨批斗的场面，再一次重现在我的眼前……往事不堪回首，却不得不回首，撕不掉，抹不去，牢牢地刻在了我的心头。我非常赞同宋乃煊同志女儿的意见，当即让秘书向她表示谢意，鼓励她继续关心党的事业，支持首都公安工作，为教育后人多出力。
2000年12月30日，宋敬一又给我发来了挂号信，再次重申了她的建议，她在信中强调：“这张图是一张真实地记录‘文革’罪行的典型、确凿的一件罪证。虽然历史是人民创造，抹杀不了客观存在，以往由于人们认识上不一致，或认识上疏忽，或没有条件，已有许多宝贵的史料失传，因而留下若干历史空白的遗憾，使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说不清，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因此被湮没，不是没有教训的。例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在，并出席国际法庭，日本人就借口空说无凭，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因此，一些长老如巴金先生，晚年在自己的作品里，多次呼吁要立‘文革’纪念馆。现在各种纪念馆、传记相继产生了，众所周知，都代替不了史志的作用。”“记载这件事，不会有损于党的威信，也不会有损于受害者们的形象，相反，正说明党是伟大的，正说明他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告诉后人不要忘记这惨痛的历史教训，从这里不但看到了造反派丑恶嘴脸，更主要的是后人见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为民族的正义事业奋斗不息视死如归的硬骨头精神。”信的结尾处，宋敬一同志如是讲：“使亿万人民用沉重代价换取的宝贵教训不被遗忘，使后人提高警惕，防止类似悲剧在我国重演。”
2001年1月3日，我在给宋敬一同志的回信中写道：你来信提供的《百丑图》资料很重要，拟于最近一、二日内请主管北京地方志有关公安志部分的负责同志认真研究你的来信，请他们认真妥善处理。其次你的来信拟请北京市人民警察博物馆的负责同志阅后，与你联系作为提供的历史资料存档保管，以资作为法制教育的材料。
在本文结束时，我想用一首发表于1981年1月27日《北京晚报》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严惩顽恶
九尾精藏骗九重，狰狞毕露假峥嵘；
蒙旗作虎危华夏，垒骨当床梦曌龙；
臭硬真如茅厕石，疯狂丑扮打伞僧；
人民喜庆惩顽恶，正义伸张法制明。
注：九尾：传说狐有九尾；九重：《楚辞》“君门兮九重”；曌：同照，武则天名。
（薛宪明整理）
2003年9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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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7 03:5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