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珞珈山下

tuffy05

珞珈山下（一）
　　
叶志江/(2010-08-26 16:17:41)

　　
　　出雅安记
　　
　　一九七四年，文革大势已去。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邓小平已从江西流放地返回京城，重新进入政治权力中心，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闪亮登场，为一年后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和后来的全面否定文革吹响了序曲。
　　
　　文革的重灾区—高等院校在停课闹了几年革命后，从一九七二年起以招收工农兵学员为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开设了面目全非的大学课程，如今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工宣队依旧把持着学校的的大权，葛优的父亲葛存壮在电影《决裂》里扮演的“愚蠢”教授，因为在课堂里大讲“马尾巴的功能”而被革命群众嘲笑，但已夹了好几年尾巴的知识分子却本性难移，开始蠢蠢欲动。一些开明的共产党校长，如刘达、朱九思正在悄悄地网罗天下英才。南京大学的“红专标兵”温元凯捷足先登，刘达的一纸调令让他在一九七三年告别浙江绍兴的一个小厂，走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大门。
　　
　　远在边陲之地安常镇的陈育延虽身居茅庐却能从北京家中获知天下事，大学里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让她燃起了希望。陈的父亲是中联部的高官，文革初期被罢官后赋闲在家。当京城那些曾被打倒的老干部刮起“走后门”之风，为他们曾经一同受难，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谋求出路时，陈育延的父亲自然想到了他的女儿。
　　
　　那些被打倒或未被打倒的老干部虽然不再大权在握，但中国官场的关系网并未被文革彻底摧毁，依旧游刃有余。陈的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在河南官复原职，执掌教育部门。他说，可以安排我们去郑州大学任教。
　　
　　就连陈家原来的保姆也神通广大。这些在高级干部家中做保姆的人因为已通过“政审”，常常在高干的圈子里“兜圈子”，因而消息灵通。譬如，陈家的保姆也做过蒋南翔前妻区棠亮家的保姆。保姆的儿子在武汉，虽是个普通工人，却有其母之风，消息灵通。不记得他是如何知道武汉师范学院正在网罗人才的，反正学校通过他向我和陈育延发出了商调函。
　　
　　位于徐家棚的武汉师范学院现在已改称湖北大学了。这徐家棚是民国时修建的粤汉铁路终点站，是武昌的“下只角”，当年的武汉师范学院也不过是个二、三流的大学。但在一九七四年，这所二、三流的大学却出了个名人，青年教师冯天瑜。这个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学生像生物系出身的方舟子一样“不务正业”，喜欢跑到其他领域去打假，以一本“打孔”的书而让龙颜大悦，正合“孔学名高实秕糠”的朕意。因为“皇上有喻”冯天瑜写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比冯友兰的《论孔丘》好，冯天瑜因此而名扬天下。
　　
　　现代人讲“为人民服务”，冯天瑜说，在殷、周奴隶社会，“人”和“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是指奴隶主贵族，而“民”是指奴隶。譬如，孔老二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那意思是说对“人”要"爱”，对“民”要“役使”。所以，“为人民服务”说完整了便是为老百姓和当官的都要服务，不应批评那些嘴上挂着“为人民服务”而中饱私囊的贪官是言不由衷，那只是表达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无论去哪所大学，都会使我们的处境大为改善。陈育延的父亲很幽默，他说：到头来，你们这些革命小将还得靠我们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寻找出路。
　　
　　我和陈育延经历了“八年抗战”后，此时双方的感情正处于最低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分离了六年而终于有了相逢的机会时，“向何处去”的问题却成了我们彻底分手的导火索。
　　
　　陈育延主张“北进”，去郑州，不仅可近靠北京，而且有父亲的老战友关照，其理由十分正当。但我却出于私心力主“东征”，去武汉。其原因一是吃不惯北方的面食而武汉人以大米为主食，二是武汉师范学院已向我表示，可将尚在雅安的“扑克俱乐部”成员照单全收。
　　
　　红军长征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主张会师后的红军北进陕甘，张则坚持西征川康。毛泽东陈述的北进陕甘理由是近靠苏联，便于得到苏联的援助。因为双方意见不合最终导致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带着他的队伍，在“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鼓舞下跑倒了雅安地区的天全、芦山一带。
　　
　　陈育延和我也决定分道扬镳。她去郑州吃面食，我去武汉吃米饭。
　　
　　我的“东征”一路无阻。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在重庆坐船去武汉报到。文革初“亡命天涯”时，我曾经走过这条路，面对急流险滩和茫茫前途，不免感叹何时才能走出人生的夔门！如今再过三峡时，却已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欢快了，大有少年郭沫若出川时的雄心壮志：“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然而，就像张国焘的西路军最后走了一段“悲壮的历程”一样， 陈育延的北进之路几经曲折，终因“文革那些事儿”而受阻。
　　
　　唐伟和陈育延曾是清华文革中的一对“金童玉女”。文革初期“金童”唐伟因其革命行动在郑州市声名大噪，文革后期“玉女”陈育延却因她的革命经历而在郑州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命运总是让人悲喜交加，或者啼笑皆非。
　　
　　原载叶志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ye5688

tuffy05

珞珈山下（二）
　　
叶志江/(2010-08-28 20:45:43)

　　
　　奇人奇事
　　
　　武汉师范学院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但出了个冯天瑜，压倒大儒冯友兰，倒也并非偶然。文革初，最高领袖讲北京大学是“庙小神灵大”，这多少有点委屈了北大这个大庙，但将这话套在武师的头上或许还算恰当，小小的武师并不缺少奇人奇事。
　　
　　接待我的学校人事处处长刘刚军便是一个奇人。他借用手上的人事大权，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年代敢于“不拘一格降人才” 便很有一点勇气，因为这很容易被人扣上“招降纳叛”的帽子。郑州大学便因为“文革那些事儿”拒绝了陈育延，而像王醒民那样犯有“恶攻”大罪的人，刘刚军都敢向清华发去调函。
　　
　　雅安“扑克俱乐部”的成员也都收到了他发出的调函，但只有周同衡一人冲出重围。他到武汉师范学院报到时，刘刚军说：“只要是有才的人，我们都要。”当然，他又补充了一句：“但你们这些人思想活跃，要是太多了，也会出乱子。”
　　
　　其实，最容易出乱子的人还是他自己，常有“离经叛道”的惊人之举。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公被撤消一切职务。四月七日晚上，当政治局的两个决议在电台广播后，我和刘刚军等人凑在一起喝酒，并借酒力针贬朝政。席中，我提议为总理英灵干杯，他喝了，却又马上提议为邓公干杯。我们鼓着勇气也喝了。有人大概觉得气氛不对头，提议也为最高领袖干一杯，不料刘刚军将酒杯一放，说：
　　
　　“这杯酒我不喝！”
　　
　　刘刚军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团政治部主任，二十九岁时便被叛徒割掉首级去向国民党邀赏，后来做了湖北省委书记的八路军团长张体学视他为养子。一个烈士子弟，自然是躺在红色保险箱里的人，不管他如何“胡说八道”，也不会有人给他扣上“反X”的帽子。
　　
　　但他终于走了一次“麦城”， 在二十世纪最后的风浪中，一句“哪有怕学生的”话让他丢掉了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乌纱帽，被贬去电视大学当了个弼马温式的“小官”，从此闲云野鹤，倒也自然。
　　
　　一天，他翘着二郎腿，对着满头大汗地在拖地板的夫人幽幽地唱着《红灯记》里的戏词：“只要你忠心为帝国卖力气，飞黄腾达有时机。”
　　
　　但他自己从未有过飞黄腾达的时机。就他的本性而言，他也不是当官的料。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讲义气，加上嘴无遮拦，这都是当官者之大忌。
　　
　　一九七七年，南京化学公司计算中心从丹麦进口了一台计算机，要派人去丹麦培训，我收到调函后去找数学系总支书记，以我大姐和父母在南京为由申请调动，但他拒绝了我的要求。一日，这位总支书记去找刘刚军，要求照顾夫妻两地工作的困难，将他的妻子从汉阳调到学校所在的武昌工作。刘刚军当场将了他一军：
　　
　　“你和老婆相隔只有十几里路，你也要求照顾困难。你们系的叶志江和父母相距千里，你为什么不肯照顾他的困难。”
　　
　　于是，我被获准调到南京工作。
　　
　　在汉剧团当了个小干部的夫人对他常是“恨铁不成钢”，但她自己也是个泼辣性子的人，也难以“官运亨通”，改革开放后便下了海。某次，她在武汉申办民办小学，一直拿不到批准文件。某日早晨在床上睁开眼，她拍床而起：我办不了小学，为什么不办大学。结果她办成了。虽非正规的大学，倒也不是西太平洋大学那种卖文凭的野鸡大学。
　　
　　数学系里有个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了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但这并不妨碍他从事最前卫的研究。他的病情很奇特，从不歇斯底里，只是逢人便谈他的研究成果。他说，人类的原罪来自于数轴上的原点，只要去掉了这个原点，人类就不再有原罪。但数轴上又不可能没有原点，所以他虽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
　　
　　现代物理讲宇宙起源于“宇宙奇点”，但没人弄得清这奇点是个什么玩意儿。世界上的事都可以“由点及面”，但当凡事凡物都缩小到一个点时，人类又糊涂了，或许只有像朱清时院士那样走进佛教后才能弄明白，因为科学和宗教可能是相通的，或如朱院士所说：当“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其实，只要将朱院士的研究工作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便可以发现科学和精神病有时也是相通的。诺贝尔奖得主纳什便是个著名的精神病患者，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曾经到处都有他神秘的涂鸦，那是谁也看不懂的数学符号。
　　
　　我希望武师的那位数学教师真的能从数学上解决人类的原罪问题，那是继纳什用数学解决经济问题后更加重大的成果，那绝对不是让“龙颜大悦”的问题，而是会让上帝“大惊失色”的事。
　　
　　物理系有同事结婚，那年代时兴送红宝书或伟人像作为婚礼，实惠一点的可送脸盆、热水瓶之类，也有送革命对联的。生物系毕业的教师冯天瑜可以写出让“龙颜大悦”的文章，这物理系的教师也不输文采，可以写出让众人大悦的对联。
　　
　　洞房花烛夜，新婚夫妇的新房门上贴了一副革命对联。我只记得上联是：“夹皮沟今夜活捉小炉匠”。下联和“奶头山”有关，但我已不记得是谁在这山上摸爬滚打了。这“夹皮沟”和“奶头山”都是红极一时的革命文学《林海雪原》里的地名，又因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而家喻户晓。所以大家只能会心一笑，如有人作非分之想，那可是在污蔑革命样板戏了。
　　
　　我不知道这对联是物理系教师的原创，还是有抄袭之嫌。清华的才子一向喜欢对对联，不知哪位才子可对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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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下（三）
　　
叶志江/(2010-08-30 15:36:14)

　　
　　珞珈参禅
　　
　　从小县城到了大城市，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譬如，出门可坐公交车。但那时候的公交车辆非常破旧，起码不像菲律宾的大巴连车窗都是钢化玻璃的。因此，虽未用大锤敲打过，也大多破碎了，开了天窗。车门口拥挤，有人便越窗而入。我学武汉人，在车门口紧紧抱住已上车的人，除了脚蹬在车上，身子则挂在车外。身后往往还有别人抱着，如此可挂三、四层，如演杂技。好在车速低，并无大险。
　　
　　汉口的街道有好几处让我觉得仿佛身处上海滩，常去转悠，不同的是街上卖的是豆皮一类小吃，不是阳春面。夏天卖的冰砖更是名副其实的“砖块”，大得惊人，亦无奶油，不是让你品味，只是为了降温。
　　
　　春来暑去，不知不觉在武汉已生活了近一年。忽一日，收到陈育延的来信，告知她北进受阻的情况。她要求调动的事已在安常镇闹得沸沸扬扬，自然不宜再留在那里，遂决定“东征”来武汉。
　　
　　西征天全、芦山的红军四方面军也是在一年后北进和中央红军会合，并受到中央的热烈欢迎。但我当然不敢“自封中央”，武师这一“根据地”又是陈家保姆发现的，从道义上来讲，我起码得学刘备三让徐州的仁义之举，让出武师，以迎王师。但我也如刘备一样并无立足之地，让了武师，不知可去哪里安身。
　　
　　情急之中，我想起刚到武汉时曾风闻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院长有意调我去他那里。这华工是所名牌大学，人称“江南小清华”，我内心自然盼其事成。但因武师待我不薄，我去华工有“过河拆桥”之嫌，也就渐渐忘了此事。
　　
　　陈育延的来信让我重新想起了这件事并心生妙计：我可学刘备让出徐州暂居徐州城外小沛的办法，设法让陈去华工，而我留居武师。
　　
　　我去信陈育延，告知我难以撤离武师，但我一定设法在武汉“攻取”更好的学校作为她东进的落脚处。对我的建议，陈育延自然并无异议。
　　
　　于是，我又挂在车门外去了一趟武昌喻家山。这喻家山偏偶一角，路途遥远，校园给我的印象有点大而无当，只是一些水泥大楼，让我有点失望，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我便离开了。
　　
　　大概每个人在青少年时都会对某所学校情有独钟，譬如李敖儿子李戡的北大情结。对我而言，清华自然是我青少年时的梦想，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位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也是我向往的地方。这依山傍水的校园是那样的美丽，在那里度过大学生活一定是十分浪漫的。
　　
　　我有缘进了清华园，但我自觉和珞珈山的情缘未了。刚到武汉时，曾和系里的同事一起去探望她们在武汉大学的朋友。那是深秋季节，珞珈山的山间小道上落叶缤纷，层林尽染。那些教师便住在这风景如画的山上，让我好生羡慕。
　　
　　在我对华工的环境颇感失望时，我不免想到，我和珞珈山的情缘或许将应验于陈育延的归宿。
　　
　　陈育延在清华读的是计算数学。我径直走进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主任的办公室，毛遂自荐了一番。不出我的所料，系主任对我相当赏识，表示可以发函商调，但怀疑武汉师范学院能否轻易放人。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向这位主任“献上一计”。我说，我刚到武师不久，学校肯定不肯放人，但我有一女友，清华计算数学毕业，如你们能将她调来，假以时日，我便可以用照顾两地生活的理由调到武大工作。
　　
　　系主任不疑有诈，欣然同意，也或许是陈育延本是清华毕业，又专业对口，何乐而不为。
　　
　　为了让陈尽快调到武汉，刘刚军又协助武汉大学解决了陈的户口问题。在一切都已落实后，我给陈育延去信说：我用青少年时代的梦来偿还我的情债。因为我自知，我从此便和珞珈山无缘了。
　　
　　在将陈育延接到珞珈山，提着她的行李拾级而上，走进半山腰的教师宿舍后，我便再也没有去过珞珈山。几年后她调离武大去北京中科院，我事先不知，从刘刚军那里得知消息后便匆匆赶到珞珈山去送行。
　　
　　相传孙权巡视江夏，天降大雨，停车驾于山上暂避，故此山原名落驾山。闻一多做武大文学院长时，取其谐音，改名为珞珈山。珞，指石头坚硬，珈，古代妇女的头饰。陈育延性格刚烈，倒是颇合“珞珈”二字，可解为“刚烈的女性”。在珞珈山的小屋里我们遂有如下对话：
　　
　　“你认为我们两人分手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陈问我。
　　
　　“你脾气太粗暴。”我答之曰。
　　
　　“我认为脾气粗暴不会影响两人的感情，斯大林粗暴，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希特勒粗暴，也和爱娃的感情很深。”陈育延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引经据典。
　　
　　“是的，我们可以容忍一个男暴君，但我们很难容忍一个女暴君。”我半是玩笑，半是认真。
　　
　　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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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下（四）
　　
叶志江/(2010-09-01 05:48:27)

　　
　　命系一纸
　　
　　学校招的都是工农兵学员，课上得不多，倒是经常去部队、下工厂，我更多的是在兼任学生的思想工作，发扬过清华干部“双肩挑”（即兼任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的光荣传统。但这未免有点滑稽，工农兵学员，按当时的宣传，都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革命力量，是来学校改造老师旧思想的。譬如，老师在台上讲“马尾巴的功能”，下课后学生便应贴出《少讲马，多讲猪和牛》的大字报，猛批老师。
　　
　　但武师的工农兵学员却喜欢上了我这个夹着尾巴，从“旧学校”出来的教师，而且公然欣赏我那条尾巴的功能，羡慕我们在学校里学到了不少知识。他们不仅在课堂、部队和工厂里同我“打成一片”，还经常到我的宿舍来求教。一次，一个女学生当面赞扬我说：“ 叶老师，我们都很喜欢你，觉得你不像一个党员。”让我哭笑不得。
　　
　　如今的党员大概有很多不像党员的，所以我们的党深受大众喜爱。
　　
　　小淮，全校公认的“三好学生”，深得许多教师的喜爱。她家在上海，常和两个上海学生一起到我的宿舍来聊天。她并不说“我们很喜欢你”这一类的话，更多的是如许广平那样向先生求教人生之路。系里的一些教师后来也几次三番地、几次三番向我地说起她的好处，我自然也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但此时的我已被情感搞得焦头烂额，而她又是个高干子弟，所以只能违心地退避三舍，生怕误人终身。但她的真诚和热烈使我始终有一种亏欠之感，那种对真情的亏欠之感。
　　
　　始料不及的是，小淮的出现以及舞台上若干角色间的信件后来却在无意中戏剧性地促成了他人的美满姻缘。
　　
　　珞珈山下奇事多。
　　
　　在小淮这批工农兵学员毕业时，因为要给学生作鉴定，我这个“不像党员”的党员被派去查阅学生的人事档案，让我也有机会做了一件“奇事”：偷看了我的个人档案。
　　
　　离开清华后，我每到一处都会因在文革中炮打康生一事受到审查和批判，这使我很好奇在我的档案里到底塞了些什么东西。
　　
　　人事科的老余对我深信不疑，打开档案室的门后，将我一个人关在里面工作。室内立着许多木架，而架上摆放着一个个黄色的牛皮袋，让人感觉像是阎王殿里的生死薄。在那个年代，“命薄如纸”这个成语或许可以解释为：我们的命运都系于黄色牛皮袋里那些薄薄的纸片。
　　
　　进门时，老余向我交待了学生档案所在的区域。他的话提醒了我教师的档案也在这间档案室里，但偷看自己的档案自然是要犯错误的。
　　
　　我猜想过，为了避免我“犯错误”去偷看自己的档案，或许我的档案已经临时转放别处。如果真是这样，我倒是可以“死了这条心”。
　　
　　出乎意料之外，我看到我的档案并没有被移走，看来老余他们对我倒是深信不疑。望着那足有一寸多厚的档案袋，不免心跳加快，不得不赶快回到桌旁坐下，让自己慢慢地平静下来，并思考着是否和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
　　
　　我在档案室的几天中，老余或其它人很少进出挡案室。据此，我判断我有足够的作案时间。而且，我可以将我的档案混在学生档案里快速翻阅后再放回原处，即使有人进来，也不会注意到我居然在偷看自己的档案。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我动过自己的档案的痕迹，我又去细心地观察了档案袋摆放的位置和角度。
　　
　　总之，我党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让我成功地窃取了档案里的秘密。
　　
　　在我的档案袋里，中学时期只有几张表格，历史尚算清白。一寸多厚的档案主要是清华大学和中央党校提供的关于我炮打康生的揭发材料。因为看得匆忙，已不记得任何“告密者”的名字，失去了追记这些同学如何像黄苗子的右派朋友那样一笔一划地把我写进去，从南方周末报社骗一点稿费的机会。但我找到了工宣队为此作的结论是“犯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非常触目惊心。我离开清华后屡遭批判，盖源于此。
　　
　　除此之外，工作组期间整理的我父亲和中华书局董事王谨士的姻亲关系材料也放在档案中。王谨士在一九五一年因印刷厂工人罢工一案被捕判刑，清华文革工作组因此将我父亲列为“工贼”。但我在文革中因写大字报《鬼大夫救鬼秘方》而被打成反革命一案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时的揭发材料和成千上百张批判我的大字报大概都见鬼去了。也未见档案中有我充当团派“理论家”的蛛丝马迹，和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里的“考证”相比，这份档案还是有欠缺之处。
　　
　　当渥伦斯基得到安娜后，托翁只用了一句话来描述此事：“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当我将档案袋放回原处时，我想起了这句话。
　　
　　我相信数学系系主任王代钧和学校人事处长刘刚军都看过我的档案，但他们处处护着我，显然对我的历史问题熟视无睹。学校工宣队师父的阶级觉悟便要高得多。当我在教改中提出了一套“修正主义”的教改方案后，老账新账一起算，我后来被打入了“冷宫”。
　　
　　一九七八年康生被批判后，应我的要求，清华有关部门“召回”了我的档案，并销毁了其中绝大部分材料。在这一年前我已调到南京八化建工作，清理后的档案发回八化建时，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正有意向聘用我。公司的人事干部带着那个档案袋陪我去南大。中午吃饭时，我乘她上洗手间用手捏了一下她留在桌上的档案袋。薄薄的，我估计里面只剩下两三张无关紧要的表格了。
　　
　　但没有材料的档案袋也同样会成为一个人的问题。几个月后，我考上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大概是因为从档案袋里查不到我在文革时干了什么，计算机系对我政审时，只好去工程力学系调查我在文革时有无打砸抢行为。此举促使我下决心“远走他乡”，去了中国科技大学。
　　
　　如今，我但原这份档案依旧存放在清华的某个角落里。拂去历史的灰尘和恩怨后，它或许会让那些早已模糊不清的岁月更真实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珞珈山下，我了结了一段情缘，我也偷窥了我的命门。可以说，命系一纸，无论是档案袋里的那些纸片，还是在小淮卷入情缘时我所读过的那些阴差阳错的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