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读徐正全的《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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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他为什么还留恋文革？——读徐正全的《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 一个文革中被判死刑，坐了21年牢的人，到今天仍然表示对文革很留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不久前，香港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革回忆录，书名叫《雪地足迹》，副标题是“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作者名叫徐正全。 1966年文革爆发时，徐正全是一个刚满20岁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文革中他一度成为基层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因牵涉一桩命案，他手下的一些人打死了对立派的一名成员，后来追究刑事责任，徐正全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于1968年被捕入狱，1989年才出狱。徐正全在这本书里，回顾了他参加文革的过程，写到了他的反思与忏悔。 按理说，徐正全因为文革而被判处死缓，在监狱中消耗了最美好的21年岁月，他似乎应该对文革不堪回首，深恶痛绝，但是他却说，文革那一段经历，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亮点”，表示“虽败犹荣”，“至今不悔”。这看上去很是令人不可思议。对此，徐正全是这么解释的。 徐正全说：“我出身貧寒，初中都未畢業，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像我這樣的中國老百姓，人生平淡無奇，本無任何意義可言。正是‘文革’，使我們毫無意義的人生有了那麼一點意義，讓我們真正做了一回人，當了一次自己的家。雖然過程是那樣令人心酸，時間又是那樣短暫，我們付出的代價又是那樣沈重，但這是我們人生中唯一的亮點。 我們參加‘文革’，一不為當官，二不為發財，是為了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雖敗猶榮，赤誠之心，天地可鑒。這就是‘文革’對我、還有與我類似的人的意義， 這也是我們至今不悔的原因。現如今掌握話語權的人全面否定‘文革’，連我們人生中僅有的一點意義也要剝奪。當然這也無關緊要，這個意義在我們心裏，與別人的話語權無關。” 其实，对文革抱有这种态度的，并非只有徐正全一个人。 早在1994年，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拍摄过一部纪录片《革命现场》，采访了五位前中学红卫兵：徐友渔，田壮壮，黄玲，刘龙江和胡晓光。这位胡晓光，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北大附中高三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红旗战斗小组的一位创始人。胡晓光讲起文革的那段岁月，他说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他紧接着又补充道，这并不等于说那段历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和胡晓光类似，徐正全也不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比如对打死人这件事，虽然不是徐正全自己动手打死的，但是作为头头，徐正全承认，他本来是可以制止的，然而却没有制止，所以是有责任的。对此，徐正全有过深刻的忏悔。徐正全之所以留恋文革岁月，是因为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亮点；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一次机会，使得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与才华而出人头地，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而受到众人瞩目，从而获得平时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荣耀感和成就感。 我们知道，正常状态下的极权社会无疑是一个壁垒森严、僵硬死板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正当机会。人们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一概被严格地限制在当局所规定的既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沉闷和压抑。 文革的爆发，意味着给这种压抑的青春活力提供了一个渲泄的出口。毛泽东批准了一张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封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还亲自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称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都犯下了打击迫害革命群众的错误，号召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当权派的反，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巨大骚动。 这场骚动，一方面固然是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那更是年青人对先前那种缺乏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而进行的一种反叛。青少年们兴奋地发现，他们从此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凡而进入一种充满伟大变化的历史场景，可以不顾各级组织的层层管束而径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当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而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 不错，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命，但是，既然在过去他们还必须服从每一级地方组织的控制，那么，如今的他们可以拒绝服从各级地方组织而仅仅是服从伟大领袖，这首先会使他们获得一种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压迫感和束缚感。 更何况他们那时还正以服从伟大领袖为原则为光荣呢。 虽然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作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将，很少有人从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具体的利益，有不少人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后也很少有人对自己往日的观点行为毫无忏悔毫无反省；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之怀抱着一种特殊的兴奋感。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进行了一场万人瞩目的有声有色的表演；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赢得了某种承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相比起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平淡人生，这段经历就显得太精彩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当年的革命小将对文革非常留恋的原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革是件好事值得肯定呢？不是，当然不是。关于这一点，容我下次再谈。 如前所說，徐正全之所以留戀文革，是因為文革給了他一次機會，使得他能夠展現自己的個性與才華而出人頭地，在政治舞臺上一顯身手而受到眾人矚目，從而獲得平時根本不可能獲得的榮耀感和成就感。這揭示出一種深刻的人性。按照黑格爾，人甘冒生命危險，追求純粹的聲名之戰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人類之間的鬥爭絕非只是為了生存。動物之間是生存鬥爭，人類不是。人不僅是為了生存而戰，更是為了自由，為了榮譽，為了驕傲，為了顯示自己比眾人優越，有的乾脆就是為了稱王稱霸。這種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每每訴諸暴力，常常充滿血腥，並往往導致專制與獨裁。 文革無疑是一場動亂。當我們說文革是動亂，那似乎已經表明我們對文革的否定態度，因為一般人總是不喜歡動亂，反對動亂的。一部中國古代史，充滿了治世與亂世的相互交替。乍一看去，人們都是追求治世厭惡亂世的，所謂「甯為太平犬，不為亂離人」就表達了這一願望。 但其實也不儘然。有時候，人們——至少是有些人——倒寧肯生於亂世，「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亂世有什麼好？「亂世出英雄」。所謂治世，倒常常是壓制人才，束縛個性的。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奠定了中華文明的輝煌基礎，但是別忘了，那可是個相當動亂不安的時代。這些年來，反映中國古代歷史的電視電影一直很受歡迎，其中大多數講的都是亂世的故事。恰恰是亂世，才有人才輩出；恰恰是亂世，人生才精彩紛呈。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他那本《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裏，以黑格爾主義的立場，對自由民主制度提出了另外一種哲學解釋。 福山認為，黑格爾對自由民主的理解，要比洛克一派更崇高更準確。福山說，按照黑格爾，人類的歷史，是建立在「為了人性的尊嚴而鬥爭」的原則之上的。人類首要的追求是把人當人看。也就是說，要求別人把自己作為一個樣人來尊重。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有生存的勇氣，甘願冒風險去實現自己。 這樣，在歷史的開端，人與他人的遭逢就導致了暴力的衝突。由於人的驕傲。由於每個人都期望得到他人的重視或曰出人頭地，所以在一開始，人們並未建成一種和平的公民社會，而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後來人們才學會訂立契約，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承認。這就產生了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首先還不在於它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造就豐裕的物質生活；而在於它能保障人的尊嚴，保障人的自由與人權。 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認人有追求聲望追求優越的衝動或曰野心雄心，事實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於給所有人追求承認的衝動提供最廣闊的舞臺。它利用制度設計，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制衡權力。它只限制專制獨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於給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負的人保留機會。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每個人才可能發展自我，實現自我，通過和平的競爭去贏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 現在我們不妨來看看，像徐正全這類人留戀文革，他們到底留戀的是什麼呢？ 是留戀當時的隨便抄家捆綁打人殺人嗎？當然不是。 是留戀當時的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坐噴氣式的的批鬥會嗎？當然也不是。 其實，他們留戀的是，在當時，他們可以寫大字報，成立組織，自辦媒體，挑戰當權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實，他們留戀的那些東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規範得到保障得到實現。文革期間的所謂四大自由和無產階級大民主只不過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假冒偽劣的山寨版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當年的革命小將在經過深刻的反思之後，最終都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我想，如果徐正全繼續學習和思考下去，也會走上自由民主主義。 徐正全在1968年被捕，直到1989年年底才出獄。我發現，不少文革中的風雲人物，至今仍留戀文革的，很多都和徐正全一樣，後來曾遭受過長期的政治迫害，出獄後仍然受到嚴重的歧視。不錯，他們在文革中犯下錯誤，甚至犯下罪過，但是他們後來遭到的懲罰卻遠遠超出了他們的罪錯。就此而言，他們也是政治迫害的犧牲品。 對於徐正全這類人而言，因為文革中那一段風光歲月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乃至唯一的亮點，因此不管是好是壞，他們都難免會對那一段人生格外留戀。 又因為在後來，當局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名義下，對他們實行了往往是罰不當罪的懲處，因此他們對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文革後又復出掌權的老革命們總是耿耿於懷。 再加上後八九的中國是如此的畸形怪異，一方面是貌似資本主義的復辟和權貴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是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共產黨的高官們儼然新階級，打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招牌實行寡頭專政。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在相比之下最自由化的八十年代，徐正全們還在坐牢，與世隔絕，錯過了當時的思想衝擊震盪和理念的推陳出新，升級換代；他們總還在用毛澤東那套理論思考，只因為那是他們唯一熟悉的理論。 以上幾點，或許就是像徐正全一類人至今還留戀文革的原因。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