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北大文革中使我终身难忘的两件事

yangharrylg

过两天就是毛泽东来到人世120周年了。人们在发表文章纪念。有点感想写在这里也算是一点表示吧。
1976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他说，这两件事都没有完。特别对于文革说，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迄今，中央虽然对文革有了一致的结论：那是一场“浩劫”，但也还是有人拥护（尽管不多），有人反对。
作为一个草民，要议论毛泽东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够格的。不过，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正是身在“池深王八多”的北大中，谈论一下亲身感受。特别选取对我影响至深的两件事来谈，这种感受在许多和我一样经历的人身上也许会有同感。
自从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说宋硕、陆平是修正主义，并且6月1日，中央广播台广播了这篇大字报后，学校天天处于动荡中。1966年的6月18日，吃过晚饭后，我照例到学校看看。那时，数学力学系的活动场所是在哲学楼。
那一天，一些学生未经工作组同意，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进行体罚、拳打脚踢和人身侮辱。后来听说“斗争”最热闹的是在学生宿舍38楼前头，设了一个“斗鬼台”，把从各系和学校揪来的“修正主义”或“反动知识分子”轮流到台上斗争和侮辱。据说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就是6.18挨斗后于次日自杀的。
我到哲学楼前时，楼前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只听见人们在高声呼喊，但听不清他们在呼喊什么。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看了一会，我进哲学楼的洗手间解手，这时突然听见楼道里有人喊，“丁石孙是坏人”、“打倒丁石孙”，我连忙到楼道看个究竟，发现人们给丁石孙先生头上扣了一个厕所里盛手纸的纸篓，还将一桶写大字报的墨汁劈头倒到他身上。后来的事情我不敢再看下去了，心情很坏地慢慢回家。
6.18学生们在斗鬼台上斗了些什么人，并没有引起我多大注意。因为大多不熟悉，最多也是听到一些片段的情况。可是对于丁石孙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他是我们一年级的启蒙老师，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教我们的代数课，绝对是一位最优秀的教师，同时，他和学生亲密无间。无论是业务还是人品，都是我们的楷模。我们都想，如果将来做教师，一定要像他那样。
岂料，在1959年底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而展开的“反右倾”运动中，他被批判为反党和阶级异己分子。那时我作为一个党总支委员目睹了批判的全过程。事实是，1957年北大反右运动之后，因为原来党委书记江隆基反右不够有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从铁道部和部队调来一批干部。校系两级的领导都“加强了”。新来的党委书记是陆平，数力系新来的党总支书记是一位叫刘沙的女老干部，她是吕正操的夫人。新来的领导们，对于教育是完全的外行，再加1958年的“大跃进”氛围下，出现层出不穷的瞎指挥。丁石孙先生他们难免要提一点不同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反党”。
事情是先从法律系和哲学系的“河南河北调查组”开始整起。原来1958年学校要紧跟“大跃进”的形势，派出了两个调查组，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岂料这些不懂跟“风”的“书呆子”们，他们如实调查，如实写调查报告，却带回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一大堆问题，如食堂吃不饱、产量浮夸等。于是上头说他们诋毁人民公社。组织全校干部的批判。结果，调查组领队，副校长邹鲁风自杀了。调查组的骨干有数人全校批判，开除出党。
这个批判，并没有就此为止，延烧到在大跃进中，对学校工作中的瞎指挥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批判范围逐步扩大。先后有技术物理系、数学力学系、无线电等系的部分系主任和教师受批判。批判的根据是他们既是党员又是专家，说他们以业务专家为资本向党讨价还价，不服从党的领导。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党内专家”一案。数力系前党总支书记林建祥，和系秘书丁石孙，技术物理系的孙亦梁，无线电系的张世龙，就是其中的典型。最后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或给以处分，并且找个理由说，林建祥是漏网右派，丁石孙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那时刚留校，又是系总支委员。因为在批判他们时表现不够积极。被认为对他们划不清界限。事实上，我从根本上就不认为应当批判他们。心里认为他们才是办学校的主力，一切对他们的批判，只不过是一场胡闹而已。一个刚从学校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我，这样的指鹿为马的把戏，在我的心灵中引起的震撼是终生难忘的。也只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对一切问题独立思考的必要性。从前那种盲目认为凡是领导说的都是正确的，那可不一定。
1964年，丁石孙和我被下放到怀柔县参加“四清”我们被分在一个公社。后来又转移到朝阳区“四清”。在一起有一年半的样子。在这段和丁石孙先生接触中我更加认识到，丁石孙是一位值得我尊敬的人。他对人对事，他办事认真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是很难得的。他担任工作队队长，手中也算是有一点权，可是他从不把上边的精神“放大”去乱整人。
由于，有多年接触和了解，又由于丁石孙先生的挨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亲身经历的不平和冤屈事件，他的挨整一直在我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在哲学楼前丁石孙又一次挨斗的一幕，我没有勇气继续看下去。尽管刘少奇当时的党中央认定6.18是反革命捣乱，可是后来中央文革却认定它是革命行动，是“造反有理”。从此也便对“文革”究竟是要干什么，产生了自己的看法。从此也便“逍遥”了起来。文革中撤工作组、大串联、分派、武斗，乱糟糟地进行了两年，学校什么都干，就是不上课。我一直是在圈子之外的。其间，我回了一次农村老家，农民是朴实的，别看他们没有文化，大字也不识几个，不过还是有常人见识的。记得与堂姐夫谈起“文革”，他只说了一句话：“锣鼓长了没好戏”。这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对文革的看法。
把乱批乱斗的魔鬼祭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收场。文革初期，刘少奇为了把6月1日“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引出的乱批乱斗压下去，想出了派工作组办法来收场。这被认定是刘少奇的严重罪行之一。后来，仍然是用刘少奇的办法来收场的。不过派出的不是工作组，而是工、军宣队，只是名字变了而已。
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首先是把造反派的头头，就是当年文革小组支持的“革命人物”们和“小将”们控制起来。然后进行请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办法是，将全部教师集中居住，与外界隔离。个个写检查交代历史问题。我们这些小助教，因为解放时年龄还小，所以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怕“清”。至于那些年龄较大的老师可就大不一样了。留苏的被说是苏修特嫌，留美的说是美帝特嫌，从国民党统治下被解放出来的，又说是国民党特嫌或反动文人，早年参加革命的人又要严格审查是不是叛徒和假党员。一时间整个校园布满了恐怖气氛。在“清队”的个把月时间里，自杀就有二十多个。党委副书记崔雄崑、历史学家翦伯赞、校医院副院长郭湘贤、物理系的老教授饶毓泰、数力系教过我们的老师陈永和，都是那时前后自杀的。其中给我刺激最深的是，董铁宝老师的自杀。
董铁宝是1956年携全家归国的专家。他在固体力学、计算机和抗震方面堪称一流的专家。他是世界上最早用随机过程分析地震现象的学者，有关的著作至今仍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他又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他曾经在美国第一代计算机上，算题并担任伊利诺伊大学计算中心的负责人。回国后，开始分配在数力系固体力学教研室，和我同在一个教研室。1958年，教研室有一半人下放劳动了，教研室里只剩几个教师。董先生负责教研室的工作。我被他指定去开结构力学课。这是我第一次走上大学的讲堂。在讲第一堂课时他来听讲，课后并且给了我许多鼓励的话和改进的意见。后来他还指导我和几个学生进行混凝土蠕变的研究。后来，由于在大跃进的气氛之下，领导号召学生批判老师，号召学生走上讲堂。他教的材料力学课，被有人批判为有资产阶级教学观点。于是他一气之下，转到了计算数学教研室。
“清队”开始，和董先生同住在一座楼里。一次在走栏里遇见了，我们便聊了起来。闲聊中，我发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我告诉他，我两年期间学会了装半导体收音机。一谈起这个，他挺来劲，他把他装的一个巴掌大小的超外差式的有短波段的收音机给我看。并且说，原来买来许多元件，准备给孩子玩的。结果孩子没有兴趣，只好自己装来玩玩了。
大约那次闲谈之后，没有几天，听说他自杀了。据说是，一天旁晚，他乘看管不严之机，走出去了。后来人们发现他时，已经吊死了。又听说，为了逼迫他承认是特务，对他进行了难以忍受的侮辱和体罚。我们都知道，董先生是一位有自尊心，而且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不能忍受那样的屈辱和糟践，就选择了自杀，也算是为了维护知识分子尊严的一种抗争吧。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40年。丁石孙老师的挨斗和董铁宝老师的自杀，一直是文革中对我刺激最深的两件事。事实证明丁石孙不是坏人，文革后他担任数学系主任，后来1984年他被推举为北大校长，他都干得不错。他的工作与为人是很得人心的。而董铁宝，是一位深受人们怀念的我国计算机、力学和抗震学界的先行者和专家学者。事情恰恰相反，文革中那些出尽风头，乱整、乱斗、乱批的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骨干们，没有一个是好人。那些响应号召，斗老师的大学生们，后来发现跟着起哄了几年，什么也没有学下，倒是许多人产生了负罪感。
我是一个弱者，权势面前，我无力，也没有胆识去公开捍卫真理，但是，文革教会和增强了我的是非观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庆幸能够保持一个常人的见识，常人的良知和是非观还没有完全泯灭。我想，什么时候，具有常人见识的弱小人们，能够变为强者，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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