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近川：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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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记者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存在过的一个小机构，归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称办事组)领导，1966年9月成立，1969年5月撤销。它派出的记者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求是杂志前身)、光明日报等报刊记者的名义，奔走于全国的大中城市；所调查采写的稿件，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中央常委的案头。40年过去了，对它的有关具体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其时，笔者参与了记者站工作的全过程。

　　海运仓集训

　　1966年夏天，我从农村“四清”点上回来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匆匆走访了两个军所属的几个部队，想熟悉一下离开8个月后的部队情况，准备做点报道。就在这时，接到新华社军事部的紧急通知，让我立即去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报到，参加集训。我于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便赶到集训地点，这是8月下旬的某一天。
　　到海运仓招待所集训的，都是新华社驻各军种、军区的军事记者。来自驻空军、海军及北京、南京、广州、福州、济南、兰州、内蒙古等大军区的分支机构(分社、支社、记者组、常驻记者)共二十多人。听新华社军事部的同志说，我们是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新华社选调来的。选调的条件很严格，必须是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工作和思想等方面没问题的才行。记得集洲中和展开工作时，还因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有两人被退回。
　　集训由总政治部和新华社共同组织，主要学习有关“文革”的文件，其中有“五一六通知”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材料。大家边看边讨论，提高对“文革”的认识。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和新华社副社长王敏昭给我们讲了话，介绍了“文革”开展情况，传达了中央关于选派记者的决定，向我们交代任务，提出要求。副总编胡痴代表解放军报社也出席了会议，这是因为中央决定要我们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工作的缘故。
　　谢镗忠说：在前不久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毛主席提议，选派一批记者，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去全国各地为中央调查“文革”情况。这就是交给我们的新任务。两位负责人还反复要求记者要认真学习，站稳政治立场，广泛接触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如实采写稿件反映情况，遵守纪律，严格保密，把这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去圆满完成。同时给我们发了四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让我们随身携带，经常阅读，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调研工作。
　　对于这种写“内参稿件”的工作，记者并不陌生。早在很多年前，中央就决定新华社记者，在采写公开报道的同时，要给中央写“内参稿件”供中央领导参阅，就是说记者既要做党的喉舌，也要当中央的耳目。新华社多年来就有写“内参稿件”，直报中央的工作任务。后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单位也有了这项工作。这是中央了解下情的一条重要渠道。与各级党委上报的报告相比，记者写的“内参稿件”，往往发现问题及上报速度快些；不受地域因素影响，更客观一些；常常是第一手材料，更详细真实一些。这是各地党委按组织系统层层上报报告的补充，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去中央根据记者的“内参稿件”，了解到基层许多真实重要情况，为决策提供了根据。因“文革”时许多地方大乱，各级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很难掌握和及时上报情况，中央决定派记者调查情况，及时直接向中央反映，这对中央及时了解下情，及时决策，掌控混乱的局势，是很必要的。同时因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平时反映大量情况的机构已被夺权，或出了造反组织，也乱了起来，没法正常工作。中央只好直接派出记者，调查反馈情况。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至于要用解放军报的名义，是因为军报在群众中威信不错。而当时军报已派出大批记者，办起了“文革”《快报》，主要调查反映北京地区的情况，已经无力调查全国的情况了。这些是我们当时根据已知情况，做出的判断。
　　但是，调查“文革”情况，我们是生疏的。那时候，“五·一六通知”早已发到全党，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也已公布，全国不少地方开始大乱。我们这些来自军队的记者，对地方运动很不了解，对运动的性质、目的、做法的理解，也只限于中央文件和报纸上讲的那些，并不深刻。这样仓促上阵，脑子里自然装了不少问号。
　　当时，给我们讲话的两位负责人，讲活并不透彻，好象对当时的运动也不甚理解。王敏昭还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向我们谈了一件事，并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北京一些红卫兵已“勒令”新华社回答问题，他们指责说新华社发的一幅毛主席照片上，有一把刀的影子，说这是“政治问题”，准备冲击新华社办公地点。王敏昭说，这幅照片上根本看不出刀的影子。毛主席身边即使有一把刀，可以裁裁纸，削削水果，难道领袖身边就不能放把刀吗?王敏昭还说，给我们讲完话，他就要赶回去，研究安排如何应对红卫兵即将到来的“问罪”行动。听了这些话，我们心情自然沉重。这样子，新闻机构咋能正常工作?看来，中央直接派记者搞“内参”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的调研工作面对造反的声浪，任务也是艰巨的。
　　这次集训，人心惶惶，对怎样工作，心里确实没有底数。
　　接下来，我们按要求开会，选举记者临时党的支部。结果，广州、南京、济南、福州军区及海、空军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及带队人当选。

　　记者站初建

　　8月底海运仓集训结束，我们由国家机关管理局工作人员带领，转住到北京钓鱼台宾馆斜对面的花园村一号院。这个院有几座二层小楼，听说原是国务院几位部长的住宅，这时没有人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到这里给我们讲话，重申了为中央调查反映情况的任务，宣布成立中央文革记者站，由记者站具体组织记者工作。他同时还宣布了记者纪律和注意事项，即：只调查反映情况，不介入派驻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遇事不要表态、干预；调查要深入，材料要核实，表达要简要、生动；拿不准的事，要及时请示报告，不要泄密等等。
　　王力还介绍了全国运动形势，说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发动起来，一些地方造反派受压，斗争复杂激烈，但总趋势是在发展前进。中央的方针是让它先乱一段时间，乱而后治。
　　王力给记者站确定的领导体制是：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受中央文革办公室领导；派驻各地的调查采访活动，不受当地党政军机关领导，只对中央负责；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打印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时明确了工作方式：去外地的记者组，持解放军报的介绍信和记者证，住各地军事机关，由军事机关提供交通、通讯、办公地点等工作条件。在当地党政军民学等各界中，独立调查研究，自主采写稿件。稿件一般要用保密电话，少量适合的用机要传递或邮寄，传给设在北京的记者站，由记者站编辑人员编审打印成《简报》和《各地动态》，再由机要通讯人员直送中央领导力公地点。
　　当时还确定，记者站就设在花园村一号院，邮政代号是北京811信箱。站的内 设机构，开始只设负责编审稿件的编辑组、接收稿件的通联组、打印稿件的印刷厂。印刷厂工作人员是由解放军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两个印刷厂临时选调来的。国家机关管理局派来了财会人员和交通、服务人员，负责后勤保障。中央办公厅机要人员负责稿件打印后的呈送工作。
　　刚当选的党支部成员，成了记者站的行政业务领导成员。根据分工，他们有的留京主持全面工作，有的带记者组去外地。
　　9月初，记者站匆匆完成初建，就派出记者组，分赴当时最乱的兰州、西安、沈阳、哈尔滨、青岛等地，每组三至四人。北京地区的调研工作，由解放军报社负责，不归记者站管。

　　记者站扩充

　　“文革”形势发展很快。不久，全国几乎都乱了起来，为适应更大范围的调研任务，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从1966年9月至1967年2月，陆续从中央办公厅、新华社总社、人民日报社、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空军、海军及沈阳、济南、北京、南京、成都、广州等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干部来站工作。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又由成都、兰州、济南、内蒙古等军区调进6人补充力量。此外，还从工人日报调进两名记者。最多时，采编和行政人员(不含印刷厂、通讯和后勤人员)达200多人。后期还吸收了少量在校大学生，作为通讯员使用。
　　1967年1月，原本相对安定的解放军报社也乱了起来，他们办的“文革”《快报》停了，也由记者站接手续办。记者站的任务范围扩大到北京这一大片。
　　为便于横向联系，1967年我在记者站抄录了全站人员名单，这就是扩充后的全部人马。根据来源和原工作性质，这些人大体为四种类型。
　　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共40人。其中军事记者27人，是来自战争年代的战地记者和建国后培养的军事新闻工作干部；新华社总社的记者、编辑7人，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编辑6人。他们都是我党培养的老新闻工作者和建国后从大学生中吸收的新闻工作新人。此外还有工人日报记者两人。这些人是记者站的骨干。记者站的主要领导、编辑组的几乎全体编辑、北京组的主要岗位，由这些人充任。
　　马列主义研究院来的13人，都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大都在30岁左右。解放军政治学院来的24人，其中多数是教员，少数是机关干部。这些两院干部大部分是理论工作者。
　　来自空军、海军及北京、沈阳、济南、广州、成都、福州、兰州、南京和内蒙古等军区的军队干部135人，其中多数来自各级机关，少数是团以下干部。
　　中央办公厅来的是一名年轻干部。
　　有的公开出版物上说，“从各地回京向‘中央文革’汇报的约有600名穿军装的所谓‘解放军报记者’，其中很多不是现役军人，更不是什么军报记者……”这种说法，起码有三点出入：一、记者共200多人，并不是“600名”；二、使用解放军报记者证的都是现役军人，是经解放军总政治部选调，经《解放军报》承认，组织上合法的军事记者；三、记者中非军籍人员只有29人，他们都着便衣，更没有当过解放军报记者。
　　上述人员都是选调来的，他们大多工作热隋高，能深入群众。执行任务时，夜以继日，不分节假日，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武斗现场，有些甚至遭围攻、被殴打、被关押，但仍坚持完成工作。
　　记者站扩充规模后，领导班子成员也相应做了增补。在北京的机构，也陆续健全，增设了秘书组、联络组和北京组。秘书组负责全站行政事务；联络组负责联络在北京大学生中特邀的联络员；北京组负责北京地区的调研工作，类似外驻记者组，但人员多数住在站里，少数在点上。还设专人负责编印全国重点大字报，这也是独立的一摊，后来称它资料组。编辑组、通联组和印刷厂也都增加了力量。
　　不久，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也改选了党组织，支部改为分总支，下辖外地记者支部、机关支部(包括站领导和站机关各业务组)和行政支部(包括后勤人员)。分总支归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领导。

　　回京集训见闻

　　1967年4月，我从外地回京参加全站记者集训，并汇报隋况。当时，记者反映情况的形式，除写成稿件传报以外，还有三种：一是记者回京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回答问话。所问的情况，都是相当重要，文稿中不易说清的事情。我所在的组曾去汇报过两次。二是记者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中央解决各地问题的会议，随时为中央领导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我所在的组，曾被抽去过一人。三是受中央领导的委派，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作专题调查报告。如武汉1967年发生“七二○”事件后，周总理派记者站5名记者，分别亲自交代任务，让他们组成调查组，去调查事件真相及相关反应，然后尽快向他汇报。
　　我这次从外地回来，赶上了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会议，是同秘书组的人一起参加的。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有中央及军委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在场，下边坐着内蒙古党政军领导和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周总理在会上很严肃地批评了内蒙古军区领导人打击群众的错误，也批评了军区支持的那派组织的头头，并宣布此人已不能代表那派群众，让那派组织另派代表来京参加会议，解决内蒙古的问题。他还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召来北京军区的两位领导，当场书写并交给他们一纸命令，命令北京军区派部队去接管呼和浩特铁路局，并让其中一位领导去内蒙古主持党政军工作。在这个会上，我亲眼目睹了周总理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干练。会后回到记者站，听人介绍：中央对内蒙古问题的处理，与记者的调查报道有关。原来，驻呼和浩特的记者报道了内蒙古军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并向群众开枪的问题，记者也遭到内蒙古军区的关押殴打。中央和军委发现了这些问题，立即采取措施，改组了军区领导班子，派人去解救了记者。内蒙古问题会议几天后，周总理接见记者站回来集训的记者，讲话时又提起这件事，表扬说驻呼和浩特的记者站对了立场。
　　这次回京，我还赶上了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同志的批斗会，这也是秘书组通知我去的。当时会上人山人海，我们到晚了，又没有报道任务，就在后边看了看。那天，北京记者组拍了造反派体罚王光美同志的照片，他们写的稿件立即上了《快报》。周总理当天从《快报》中得知，造反派开完批斗会后要用卡车载王光美游街，他立即作出批示，并马上传到清华大学，赶在批斗会结束前，制止了这一有辱国格人格的恶行。当时，记者站一些同志都议论，如不是记者当场快速发回报道，不是《快报》上报得及时，周总理处理得果断，沿北京市区的大游街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发生不测事件。记者当场拍的照片我看过，它反映了造反派的恶行。
　　当时我们的报道，特别强调真实、快捷，要达到中央领导要求的准、快二字。外驻记者对重要的事情，基本是当天发生，当天电话传到北京。编辑组立即编审处理，根据内容急缓程度，分别印成《快报》和《简报》，并立即派机要通讯员直送中央 领导办公地点。因此，全国各地当天发生的紧急事件，当天晚上，最迟第二天上午就能摆到中央领导的案头。
　　后来，《简报》《快报》的送阅范围有了改变，扩大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个时期还扩大到国务院副总理。开始，中央文革对《简报》管得很严，稿件打印前，要由中央文革成员穆欣等人审查，得到他们的批准再印。后来，这个印前送审制度作废，改由记者站领导把关，记者写的重要稿件，基本都能打印上送。

　　记者站的管理

　　1967年秋，我回京向记者站汇报新疆情况。一天，记者站领导跟我谈话，让我立即返回乌鲁木齐交待工作，然后尽快转赴宁夏银川记者组工作，说银川组只剩一个人了，须尽速补充力量，并告诉我已把第二天早晨去乌鲁木齐的机票订好。我于是连夜处理须在北京办完的事情，一直搞到次日凌晨才完。怕误机，我告诉值夜班的同事，到时喊我起来，好及时赶赴西郊机场，随后才放心休息。没想到值班的同事当夜接听的电话太多，把这个事忙忘了。那一夜我住小楼二层，房间只我一人，周围房间也没人住，早晨没听到任何响动，因此就没受干扰地睡过了头，误了飞机，只好改乘第二天的班机。
　　没想到，刚到银川，记者站的电话就跟来了，让我就粗心大意误机的事，写份深刻的检查，尽陕报回北京。我不想写，拖了几天，北京又电话催促了一次。我心里不通，检查自然写得不好，摆客观过多，找主观原因不够。结果，记者站领导说我的检查不像样子，有位领导还毫不客气地在我的检查材料上批道：“根本就不像个检讨。”后来，听说那天值夜班的同事替我承担了责任，这事才算完结。
　　类似情况，银川组还出过一次。那是一位同事，按要求从银川乘火车回京开会，接到通知时已离会期很近了。火车开到宁夏北部的石嘴山站，因前边铁路被洪水冲垮，就停下不走了。那位记者打电话给北京，说明路断情况，要求返回银川，转乘飞机去京。记者站领导答复：必须按时赴会，不能乘机。当时没有长途公共汽车，这位同事就徒步跋涉，走到内蒙古包头，乘上火车赶到北京，结果误了会期，受到记者站领导的批评。
　　当时，记者站派到各地的记者，很受各地尊重，多数享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可以说名声显赫。记者站领导怕大家产生优越感，懈怠工作，脱离群众，就对记者要求较高，管理很严。还有件小事，也能说明这一点。那是有次我从西北回京参加集训的时候。当时记者站规定，在京人员早晨要按时起床，集体列队跑步出操，每个组轮流派人带队。轮到我值班带队的前一天晚上，站里开大会，深夜才散，大家都很疲乏。我觉得有些同事年龄偏大，特别是那些抗战时期的干部，年长体弱，搞得太劳累了不太好，于是就请示站领导，是否取消第二天的早操，让大家多睡一会。这遭到站领导断然拒绝，说：再累，再困，也要照出不误，这是制度。于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喊口令，按时集合大家整队，在院子里跑了一大圈。大家到得很齐，精神也挺饱满，看来大家确实都很适应记者站的管理。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记者站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尽管有些简单生硬。
　　其实，上级对记者站的管理也很严格。1967年春，驻哈尔滨记者组用电话往北京传黑龙江省三位一体夺权的稿子，就是被毛主席批示在全国推广的那篇材料。因为打电话人普通话讲得不好，北京通联组接听很困难，加上稿子又长，喊了小半天才听懂记全。对此，国家机关管理局还查过这次打超长电话的事，让记者站注意节约。记者站领导就此研究后，让通联组采取措施，力戒浪费。记者站的严格管理，可以说是上行下效。

　　造王力的反

　　建站初期的一段时间，多数记者对“文革”不理解，跟不上直接领导——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王力的要求。比如有些地方报道了红卫兵搞打砸抢抄抓的严重问题；有的地方认为工厂的运动不同于学校，不能搞乱生产秩序，更不应停产闹革命；有的地方在报道中为中央文革打击的群众派别说了好话；有的地方报道了“文革”给工业、农业、商业造成的损失；有的地方记者给当地领导干部说了公道话……因此，王力对全体记者几乎都不满意，不断提出批评，到1966年底，他对全站做了一个总体的低评价，对记者提出严厉批评，并使用了一些挖苦、讽刺的语言。
　　此事发生在1966年底记者集训的时候。当时，记者站调几乎全部外驻记者回北京学习集训，听周总理安排记者站下年度工作。周总理在接见讲话中，对记者们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给予了鼓励。他说记者在下边日夜奔波采访，很辛苦，发回的大量报道，对中央了解、解决各地问题很有帮助。他还对记者如何进一步做好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大家听了，感到周总理很了解下情，关心体贴记者，给记者指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原则和具体工作办法。大家都觉得在总理的领导下，为中央服务，心里暖烘烘的。但周总理讲完后，王力也讲了一段话，却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他不顾记者工作的实际，不顾周总理的肯定和好评，对记者站来了个全盘否定，说记者报道不深入、不得力，跟不上“文革”形势等等，说得一无是处。在讲到原因时，他不顾事实，武断地说，来自军队的记者，由于工资高、待遇好，养成了当官做老爷的作风，不善于学习，不钻研问题，作风飘浮，报道跟不上中央等等。
　　会一开完，记者站就炸了窝。大家纷纷议论，说王力的讲话不符合事实，批评不是出于善意，把整个军队都给歪批了。大家实在气愤，就由新华社驻北京、兰州、内蒙古军区的三名年轻记者牵头，其他人呼应，给王力提出了几个质疑。一问军队的工资高、待遇好吗?当时在站工作的记者工资并不高，抗美援朝回国的不高于19级，很多50年代入伍的是20级和21级，60年代以后入伍的绝大多数是22级、23级，并且经过1965年取消军衔，都减了薪。二问军人是长期当官做老爷吗?军队长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实行官兵平等，发扬军事民主等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作风，这是中央和全党全国都肯定的。三问王力讲话为什么同总理讲话截然不同?一连提了好几个，让站领导电话传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强烈要求王力到记者站回答问题。还有人要给王力贴大字报，被站领导说服，最终没贴。王力不敢来记者站面见记者，就让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另一名负责人来站做解释工作，再三说服大家不要造反，不要搞乱工作秩序等等。此事闹了好几天，最后才在站领导的说服下平息下来。就在此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撤销了，王力的主任头衔也跟着被撤掉。大家觉得出了口气，也就不再要求揪他了。

　　中央文革不满意

　　除了王力全盘否定记者站工作以外，中央文革的其他头头，如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也都多次表示不满意记者的工作，不是说“记者跟不上中央文革”，就是说“记者不听话”“不支持造反派”“站错了队”，经常无端挑刺。
“驻郑州的记者，因为对河南各派的情况都做了如实反映，没特别支持造反的“二七公社”派，被康生、江青等扣上“站错了队”的帽子，下令全部撤回。
　　驻西宁的记者，在青海日报1967年“二二三”流血事件中，报道了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的严重错误，激怒了康生，他几次严厉批评记者，指示记者站撤换了驻西宁记者组。
　　驻长春的记者，如实反映了延边驻军武装镇压群众事件，受到江青的批评，并指令记者重新调查再做报告。记者在重新深入调查后，认为原报道完全属实，就根据事实重写了篇与原稿一样的稿件再报上去，弄得江青哑口无言。
　　驻保定的记者，因原驻北京大学时主张各派团结联合，不要搞分裂争斗，遭到陈伯达的指责，到保定后又因报道中肯定了陈伯达打击排斥的一支支左部队，更激怒了这个“华北太上皇”，多次遭严厉批评。在记者站撤销后，陈伯达还到该记者所在单位，指名道姓地批了两次。
　　驻福州的记者，搞农村调查时写了一份关于福建惠安县农村的稿件，也激怒了陈伯达。陈是惠安人，他误以为记者去惠安是对着他去的，是查了他的家庭情况，就在记者站大会上把记者批了一通。
　　驻四川宜宾的记者，在中央文革已决定为宜宾造反头头刘结挺、张西挺历史问题平反后，根据大量调查事实，写了一篇《刘、张何许人也?》的稿件，列举了刘、张的严重错误，受到王力的严厉批评，他指令记者站调回该记者，做深刻检查。
　　此外，江青还指责解放军政治学院来的几名老干部“跟不上文革形势”，指令把他们退回学院。其实这几名师团级干部主张稳定局势，保护军队，制止造反派的打砸抢抄抓，保护老干部，思想倾向不对中央文革的口味。
　　张春桥对记者站工作也很不满，曾指责记者站的“《简报》不简”“《快报》不快”，办得不好。实际上，记者站的《简报》文字并不长，多数是几百字；《快报》并不慢，重要的事件，往往是当天发生，当天发稿，第二天上送，没有丝毫耽搁，其文字更精炼，有的一篇稿只印半页纸。张春桥的指责完全不顾事实，是故意挑刺。
　　这些人所以对记者站横加指责，屡屡批评，就是因为记者们忠于事实，对工作负责，遵守职业规则，没有按他们信口开河的调子报道罢了。
　　如，江青胡说“四川渡口(国家三线建设核心企业)领导班子是彭真、贺龙线上派去的”，班子中的“安以文，是叛徒安子文的弟弟”，“在搞独立王国”。“渡口不在我们手里”。她指令记者站派人去彻底调查。结果记者经大量调查后，报道说渡口领导干部基本是优秀干部，班子也是好的班子，多年来他们创出了卓越的业绩。安以文是河北人，根本不是什么安子文的弟弟。安子文是陕西人。
　　又如，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的第二天，河南开封发生了驻军陆军第一军的一个排长带领一排战士上街游行的事件，林彪、江青闻听大怒，没做调查就妄下结论，说这是“第二个‘七二○’事件”。并胡联系说：“一军是贺龙的老部队，这可能要发动叛乱。”还说一军军长徐文礼“是个危险人物”。江青指令记者站派记者前去调查上报。记者经调查报道说：只是一个排长和二十几名战士，因对当地各派互相争斗，搞打砸抢，争抢部队武器的过头行动反感，就上街跑了一圈儿，叫嚷着要找“造反派算账”，没有打伤人，后主动回了营房。根本谈不上是又一个“七二○”事件。军长徐文礼不可能是搞阴谋、发动叛乱的人，陆一军更不可能叛变。这个报道完全把林彪、江青的结论否了。
　　一次，江青让记者站派人去王光美同志搞“四清”的河北抚宁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调查王光美的问题。她说：“桃园，你们要派两三个人去，给予揭穿。”这无疑是让记者去搜集王光美的所谓抓“四清”时的问题。记者调查后上报说：现在桃园形势很好，没发现什么“四清”遗留问题。
　　记者站违背中央文革意图，如实反映情况的事例还有很多。如中央文革主张打倒老干部，记者们却冒着风险，在报道中给潭启龙、许世友、张体学、王任重、武光、陈毅、李德生、郑三生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说了公道话。一位记者还千里奔波，替王任重的夫人转送求助信，使该信由发出到被毛主席批示只用了4天时间，让被造反派批斗得病情加重，生命朝不保夕的王任重得以及时就医，保住了性命。记者们还报道了大量造反派打砸抢抄抓，大搞武斗，破坏严重的问题；反映了稳定局势、保护生产的主张；报道了争取团结大多数，促进大联合，反对打倒一切，保护干部的主张、做法和经验。凡此种种，都是不符中央文革意图的，他们自然对记者站不满意。
　周总理肯定记者站工作

　　周恩来抓记者站较多，过问得很具体，很了解记者的工作情况。他1967年两次接见记者的讲话中，对记者的工作做过评价。
　　4月那次接见中，一开头就说：“《快报》、《简报》报道了很多好消息。我们是依靠你们的《快报》、《简报》了解情况的，靠你们的消息是主要的。第二是省、军区的电报，两样合着看。我在广州接触了一些记者，共4位。今年解决各省的问题，到广州是第一回，我没带人去。我就靠这几位记者，接待群众，帮助谈话，了解情况，很得力，帮助反映了不少情况，多数是正确的。”
　　9月那次接见中，又是一上来就做总体评价。说：“首先应该说，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是有益的工作，这一点中央一向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从你们这条线上得到了很多情况，对中央了解各省市区的情况，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这方面我们大家在一起经常谈到这方面的好处。所以，你们的工作成绩，首先应该加以肯定。有些地方即使你们报道得不多，但是只要发现了问题你们报道了，只要有提醒的价值，我们就很需要，因为去年党委的报告，许多地方不真实，今年当然不同。今年主要的报道负责机关是出于军区，军区对底下的情况也不是那么了解。革命群众组织这一派那一派，你们和他们接触多些，把他们的情况反映上来，补军区的不足。军区由上而下接触的报道，你们由下而上接触的报道，或者从某个侧面报道，这对我们都很需要。我们根据这些报道，了解和解决了许多省的问题。你们这个报道在这里起了作用，而且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成绩是有足够的估计的。”
　　我参加了这两次接见，见到周总理那么忙，还了解得那么细，讲得那么具体，两次讲话用两个多小时，十分感动。现在翻看这两次讲话的记录打印稿，仍然感慨良多，深深感受到在总理直接关怀下工作的无限温暖。

　　毛泽东与记者站

　　记者站从组建到工作的全过程，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据中央文革的头头讲，记者站上报的《简报》、《快报》、《各地动态》和信件，毛泽东基本都仔细看过，还作了大量批示。
　　这些批件传到记者站的，就有几十件，如：驻沈阳记者写的“血统论”泛滥情况和危害；驻武汉记者转送的王任重夫人的求助信；驻哈尔滨记者写的黑龙江省三位一体夺权的基本经验；驻贵阳记者写的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归口大联合的经验，等等。
　　毛泽东批发的上述搞件，多数是正面的经验，少数是有倾向性的问题。批后，有的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有的加上社论、按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影响了很多人，甚至影响到“文革”运动的进程。
　　毛泽东对记者好的报道给予了好评，对记者的问题也给予了指正。对记者工作具体方法原则，也做过指示。批评指示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一段简短讲话中。这段话是记者站1967年11月18日传达的，讲的时间大约在11月中旬。这段话的全文是：
　　“记者要全面地反映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多作调查研究，要进行分析。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
　　这段话给记者指出了三点努力方向，实际也是记者当时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是要全面反映正反两方面情况，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文革”初期，毛泽东为发动运动，提倡大乱，多次告诫全党不要怕乱，认为乱是好事。当时全国乱的局面是空前的，后发展到不好收拾的地步。做为客观存在，那段时间，记者报道反映的，自然是反面的坏事居多，这些材料毛泽东很重视，批示过不少。并没有嫌反面的东西报得过多。到1967年秋季，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提出要制止武斗，批判派性，各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斗私批修，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讲团结，实现大联合。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也由支派，转向支群，促进大联合。中央也积极推动大联合，筹建各省革命委员会。中央的部署，是注重稳定局势，从倡乱到倡治。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上层问题已经解决。对干部的底数已大体清楚。群众派别争斗，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已达到极致，生产建设已受到损害。全党全国人民治乱思安的意识极大发展。毛泽东大概认为该安定下来，落实政策，解放一批干部，集中抓抓斗批改和生产建设了。尽管这时一些地区还很乱，坏事也不断出现，记者自然还报一些反面的坏事，但报多了就不适宜了。这时中央需要的治乱求稳的正面经验。所以毛主席提倡也报正面东西，并批评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
　　二是多作调查研究。在乱的时候，突发事件多，记者自然多陷在报道这些紧急突发事件上，调查面过窄，报道很零碎。有的地方，有些时候，缺乏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抓不住主要矛盾，没完全找到关键性的症结所在。这时，中央需要的是深入全面的调查，需要解决主要问题的关键报道，而不是零碎的动态性的报道。
　　三、进行分析。不分析就辨不清虚实真伪，就抓不住本质，找不到规律性的东西，就容易片面。这时，中央需要规律性经验，指导下步运动。
　　毛泽东这段言简意赅的讲话，可以说切中了记者工作问题要害。可惜当时记者站没有大力组织记者认真研究执行，只给各地发个简单的传达式的通知，给毛主席写了份空洞的致敬信就完事了。

　　陈、江一伙开始整记者

　　1967年底，派驻各地的记者，大多数被召回北京参加集训，我也被叫回来参加。集训期间，陈伯达两次来记者站发表讲话，要求记者揭发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气势汹汹地批评了记者。
　　第一次讲话，给了些表扬鼓励，说什么：“记者作了大量有益工作，”“大多数报道是接近事实或符合事实的。”他说自己“是官僚主义，对记者关心不够”等等，虽是一些套话，没有新意，但总体还是让大家认真学习，做好工作的。
　　第二次讲话，调子就变了，主要是挑刺，批评了一些人。他首先质问曾去福建惠安做过调查的记者庄锡民：你到惠安去干什么?我陈伯达是不是大地主?他问得没头没脑，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好像记者去查了他的家庭出身似的。庄锡民原是新华社驻南京军区的记者，同我在一个组工作半年多，是个认真严谨、头脑冷静的同志。不知他怎么得罪了这个重权在握、整人如麻的同乡。庄锡民也是福建惠安人，1967年他在福州记者组搞农村调查时，就近回原籍看看，也写了惠安农村的稿子。调查活动和所写稿件，根本没涉及陈伯达的家事。面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庄锡民马上站起来说，自己去农村调查完全是正常工作，更没有调查任何人。陈伯达不听庄锡民的解释，继续大声质问，弄得会上气氛很紧张。下来，庄锡民同我谈过这件事，我们共同的疑问是：作为中央领导人的陈伯达，怎么能这样无根据地胡乱猜忌?不问青红皂白地随便训人?他家有什么事这么害怕?当然，这只是我们私下议论，并没往深处想。
　　陈伯达还批评了驻保定的记者。他开 头就问谁是驻保定的记者，得知此人已去外单位时，就让人去找。记者到场后，他没问情况，开口就批，讲了一大篇。他的福建话太难懂，我只听出了大概意思，是指责记者肯定的一支支左部队是有错误的。说记者的报道不对头。原来，这位记者在北京大学驻点报道中，主张学生大联合，要团结不要分裂，引起过陈伯达的不满。后到保定肯定过的一支支左部队，正是陈伯达所打击的一方，这更触怒了这个华北的太上皇。记者站撤销后，陈伯达仍抓住这位记者不放，又批了几次。直到批陈的华北会议前夕，中央批发的一份文件中就列举了陈伯达打击记者这件事，把它作为陈的一条罪状。
　　陈伯达讲话时，还对少数记者持红旗杂志记者证工作一事，提出了批评。他气呼呼地扯谎说：谁让你们用《红旗》的记者证?我这个《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怎么不知道?当场让人收回。记者们对他这一指责，很是震惊。记者开始使用解放军报证件工作，后来因这样采访地方群众不大方便，才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部分人使用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证件。这件事连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周恩来在几个月前接见记者讲话时还提到过，说记者站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都是中央文革派出的，是一个口子的。周恩来讲这番话时，陈伯达恰恰在场听了。他还不断看《红旗》记者写的稿子，怎么能说自己不知道，反而指责别人呢?后来我在记者站听说，是毛泽东对《红旗》记者提出了疑问，他问过凡是有红旗记者工作的地方，都很乱，这是怎么回事?这样，我才明白，身为总编辑的陈伯达这是妄图推卸责任，诿过于人。
　　1968年初的一天晚上，陈伯达又来记者站，召集在京全体人员讲了几句话，让大家马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地，听江青讲话。原来他是特地跑来下通知的。这类事务性的小事，过去本是由工作人员用电话说说就完事的，这次由他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来做，而且事先没打任何招呼，是很不寻常的。
　　记者站在京人员来到钓鱼台江青住楼的会议室，看到陈伯达和江青已等在那里。过去几次集训接见，都是周恩来主讲，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陪同。这次与过去的接见不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其他成员都没到场，只有陈伯达、江青二人。开始陈伯达讲了几句开场白，随后江青主讲。
　　江青首先大讲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其中说到“是中央文革小组识破、并端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坏人。”这些话，使人吃惊，王力、关锋、戚本禹本是陈伯达、江青的得力干将，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说江青、陈伯达主动揪出了王、关、戚，完全是欲盖弥彰。
　　江青还声言：“王、关、戚背后整了我的黑材料”。这话更不能置信。当时江青重权在握，红得发紫。与她同伙的王、关、戚绝不敢整她的黑材料。很显然，江青是借此标榜自己“正确”，掩盖她与王、关、戚一伙的关系。
　　奇怪的是，江青竟扯起了她三十年代的历史，说她自己当时参与了“左联”的工作，是革命的。说有几篇文章可以证明她当时的情况，并表示要把这几篇文章发给记者看看。这时她还冒出一句“人言可畏”的话。对她有关个人历史的表白，听众们不感兴趣，认为文不对题，多此一举。她说给记者看的文章，以后始终没有发来，她标榜革命，正在掩盖丑恶。无故对记者的表白，反映了她对记者的戒心，是深怕记者发现她的历史丑闻。
　　下来，江青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所属机构的负责人。竟诬说“中央文革办事组、记者站和办信组架空了中央”，“成了王、关、戚的黑手”。她要求这些单位要暂停工作，集中揭批王、关、戚，整顿内部。办事组是中央文革的办事机构，相当于办公室：办信组是中央的群众来信接转机构；记者站是中央的文革动态调查机构。这些机构组成人员都是选调来的，绝大多数是现役军人。与王、关、戚没有历史瓜葛。这次江青给这些机构负责人，扣上了吓人的“大帽子”，并没举出半点事实根据。
　　最后，江青讲完，陈伯达又奉承了她几句，吹捧江青“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

　　记者站领导人的遭遇

　　江青，陈伯达讲话后，记者站领导班子立即被彻底改组，班子成员被割了韭菜，全部被关进地下室，隔离受审。后来得知，就在江青此次讲话前后，办事组和办信组的很多人，也被不明不白地关了起来，多年后才被解救。
　　记者站在陈伯达的授意下，经选举，在记者中选出9人，组成了新的领导机构——服务组。选举后的第二天，陈伯达来记者站，当众宣布批准服务组的组成，让服务组领导记者站的各项工作。
　　从此，记者站开始了揭批王力、关锋、戚本禹，审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记者站原负责人的阶段，开始由姚文元领导，后来由中央办公厅领导。抓记者站比较多的是中办副主任王良恩。
　　记者站服务组负责审查站里原负责人，还派人参与审查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五个人。记者们写出了一批揭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文章，有的还贴在了办公室墙上的专栏里。
　　开展揭批审查工作时，在外地各点坚持工作的记者，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也陆续全部调回北京。
　　对记者站负责人的审查，搞得十分彻底。查封了他们的办公室，查阅了他们的笔记、批文、讲话记录、来电来信记录，最后查明他们与王、关、戚只是工作关系，没有不正当的活动；记者报来的情况，重要的已全部呈报给中央领导，并无从中截留。不存在当王、关、戚“黑手”、架空中央的问题。尽管如此，在陈伯达、江青的压力下，还是给几个负责人，定了个”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
　　记者站原负责人被关押一年多，在记者站撤销后，带着记者站服务组草拟、经中央文革批准的审查结论，回了原单位。这些所谓“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又给他们带来了多年灾难。
　　记者站原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战争年代是随我军转战的战地记者。解放后任新华社驻某大军区记者组组长。带着审查结论回到军区后，立即被撤销原职，名义上被派到某县人民武装部任副政委，可一直没得到工作权力，继续接受审查。在清查所谓“5·16”分子运动中被关进了监狱。后因没有证据，摘了“5·16”分子帽子，但被说成“问题严重，态度不好”，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经个人申诉，组织复议，加上新华社总社的交涉，处分被撤销。后又经新华社军事部的协调，把他调回北京，职务调为副师职，安排到北京军事机关的干休所，离职休养。
　　记者站原负责人，被错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又被复查平反的事实，充分说明，江青强加给记者站的“架空了(党)中央”，“成了王、关、戚的黑手”的结论，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她们滥害无辜、粉饰自己、掩盖罪行的阴谋。

　　中央办公厅的两份文件

　　受迫害被冤屈的记者，纷纷不断申诉，甚至向中央写信，一致要求落实政策，还自己清白。
　　据此，中央办公厅于1972年11月29日发出了43号文件，专门就记者站的工作和审查记者一事，发出通知，对审查记者作出政策性规定。文件中，首先肯定1966年从军队和中央机关抽调干部，成立记者站是中央的决定，这等于说这不是中央文革的决定。也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决定。肯定这批记者离开本单位是正常的组织调动，而不是记者的个人行动。肯定记者站是中央的记者站，而不是中央文革或其他什么人的记者站。文件还说，记者站“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也有少数同志在陈伯达、王、关、戚蒙蔽下犯过一些错误，办了一些错事；坏人则是极少数。”这就把大多数记者解脱出来。文件提出了政策规定：“对记者站的成绩应当肯定”，对记者“应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不能把他们都推到陈伯达、王关戚那边去。”“对犯过一些错误的同志要热心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揪住不放，改了就好。”“对极少数有严重问题的人，应认真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并实事求是地做出恰当的结论。”此文件下发后，一些大搞阶级斗争、大抓“5·16”已经上瘾的单位，并没有严格认真执行。一些记者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中央办公厅于1974年7月1日又专门发出了12号文件，重申了第—个文件的基本精神，督促落实上个文件。此件与前件不同的地方是：指出记者站“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取得的。这等于进一步强调了记者站是中央的，是合法的。此件中指出：“对于受林彪反党集团迫害的记者，必须调查研究，公开平反。”第一次承认记者受迫害，是林彪一伙干的。此件中还把前件中说的“坏人”改称为“个别不好的记者”并“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把性质改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个文件下达后，随着清查揭批林彪集团工作的深入，记者被陆续解脱。其中有的单位为掩盖迫害记者的错误，还给少数记者的结论，留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尾巴，直到八十年代才给予改正。

　　八十年代获复查平反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党整党时，中央发文要求在整党中清查一些历史问题，其中包括清查中央特派记者，特别指出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这次清查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中央纪委领导，由记者所在单位党委组织实施。各单位抽调了得力人员，组成专门班子，进行大量内查外调工作。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记者当年写的稿件；去记者曾工作过的城市走访了诸方面的知情人；征求了所在地区党委的意见；甚至还审问了关在监狱中的各地造反派头头，根据调查情况，作出了明确、基本实事求是的结论。把结论给记者看后，征求了本人意见，听取本人的申述，之后报上级党委最后定案。这次清查重调查研究，重事实根据，结论基本实事求是，经办人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较高，又有各级党委层层把关，程序严密，态度认真严肃，给记者洗雪了多年的不白之冤，使大多数记者心情舒畅。
　　这次整党，基本恢复了记者站的真貌。恢复了记者应有的声誉。


党史纵横 2009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