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王佩英评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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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一——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深夜了，坐在他宽旷的办公室里，张大中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他的名字常常在商业杂志上出现。他给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乐观随和的，脸上总挂着笑容。在赫赫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我和他见面源于查建英的介绍。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记录民间口述史的工作，建英告诉我：“你应该见见张大中，他家的故事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你看看这个”，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抬头一段“最高指示”“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到她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这份判决最后还注明“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不过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零年一月二十七日”[1]。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生前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父亲1960年因肝病去世，家里有七个孩子，他排行老三。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平反后，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张大中觉得，在家里他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因为六十年代他留在北京和母亲接触最多。他并不知道其他兄弟和妹妹对这件事的态度，“弟弟妹妹当时年纪都小，他们不大懂。我哥是特别老实的人，对政治不敏感。”并且多年来，家里关于母亲的话题始终是一个沉重的禁忌，在各种家庭聚会中也有意回避。“对母亲的事儿，估计他们也不大了解什么。”张大中认为。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审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政治气氛好转后，在他的反复上访下，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2]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张大中怎么想都觉得母亲不是精神病，他认为母亲其实是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英雄。“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人……，文革的时候，国家被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但是张大中自己也想不通。在他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在家里她也从来不跟孩子谈政治。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很难理解，如果母亲确实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拜托你帮我搞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张大中诚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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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二——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一个女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病、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气焰嚣张、坚决镇压……。几个关键词在我脑海中串联起来，就立刻让我想到一个故事的梗概。从1949年之后到1978年之前，中国大陆出现过多次以各种名义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有和最高当权者有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稍有表露，必受迫害，更不要说被捕在押期间还坚持不改自己观点的人。几乎根据经验判断，我就可以断定王佩英是一名烈士。
　　今天已经很难考证总共有多少人被卷进了那个年代的政治绞肉机。国内涉及那段历史的很多档案依然被封存，年轻人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有一个“十年浩劫”。以致于今天还不乏有一些“新左派”、“老左派”公开的歌颂文化大革命。德国二战之后，到现在每年都要纪念奥斯威辛，并且让下一代参观，以牢记历史教训，而中国某种力量似乎有意识地要让人民遗忘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好像只有在教训邻国的时候才会理直气壮地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的主流社会对文革的认识依然是肤浅的。希特勒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目的是净化社会，理由是犹太人擅长从事商业金融行业，属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萨达姆用毒气对付库尔德人的时候，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由是他们为叛国者。我们假如批判他们，不会说希特勒犯了“反犹太人罪”、萨达姆犯了“反库尔德人罪”，我说他们犯了反人类罪。同样，当毛泽东夺取天下，自己已经成为“红太阳”之后，对手无寸铁的本国国民同胞发动一次又一次、从精神到肉体加以摧毁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不是在“反地主”、“反右派”、“反党内走资派”，而是在反人类。
　　一个尊重人的社会才会有人的尊严。在孟子看来人和动物的差别其实并不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关键就是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而这些人性最光彩的东西在“红太阳照耀”的年代，似乎都被摧毁了。在那个年代除了伟大领袖，生命的个体就像野草一样低贱。不要说持不同政见者，就连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的贫下中农们也没有生存的保障。在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中，杨继绳寻访了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信阳。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杨蔚屏的调查是“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杨继绳采访的见证者告诉他“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尸体也没人管，“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 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 多人。”[1]绝大多数老百姓就像蝼蚁一样死去，没有名字留下来。他们不会反抗，甚至不会哭泣。更极端的有些人在被洗脑之后，枪毙的时候还高呼毛主席万岁，留下的遗书还是要子子孙孙“听毛主席的话”。你甚至怀疑这些人是否还有神经的痛感。
　　但是，有一些人选择了反抗。他们的反抗其实只是勇敢地对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荒谬加以质疑。加缪1951在他的《反抗者》一书中说： “在荒谬经验中，痛苦是个体性的，一有反抗活动，人就意识到痛苦是集体性的，是大家的共同遭遇。”因此，这样的反抗者也是极权体制最恐惧的敌人，那个政权对他们的折磨也最为残酷。张志新是1975年被枪毙的，行刑前怕她喊口号而割断喉管。而且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蘸着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2]林昭是1968年被枪毙的，她在狱中时“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3]这些人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使我们有自信说，中华民族并不都是软骨头，即使在最极端的暴政下，也依然有人延续良知和勇气的血脉。王佩英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位英雄。
　　但真正了解一个人和其对于生命道路的选择，绝不仅仅是判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烈士或是叛徒那么简单。有时候你听中央台新闻联播里面用统一的慢三分之一拍的语调，读某位领导人的悼词，即使用一大串排比，也听起来更像是表态，而无助于你理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对王佩英的好奇就在于，她除了是一位英雄、一个烈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母亲和妻子？就像张大中做为她最亲近的儿子也都不好理解：他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清洁工，那些当时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在母亲的头脑里开始出现的？是从哪里来的？
　　在法院的判决书、公安局的档案里，留下的也只是她没有上下文的片言只语。都是像口号一样、很激烈的表态，如果抽离上下文单独的拿出一句话看，你会觉得匪夷所思。甚至真的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精神受到刺激，有些不正常。于是你会产生一种困惑：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以考据学孤证不立的原则，要真正理解王佩英的选择和心路历程、并给出对所有按照逻辑思考问题的人都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我看来需要同时理清三条线索,一是王佩英个人的信息。她的成长经历，一切有可能塑造影响她人格的背景因素；二是王佩英的遭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她的家庭，她的工作，她的友人都发生了什么；三是那个年代国家的命运。把这和前两条线索对照起来，就可以勾勒出王佩英比较清晰的形象，进而可以找出一个在别人看来身份职业都非常普通的女性思想的脉络。是什么使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发出最坚决的异议。
　　王佩英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反抗者，没有留下对她自己观念系统的叙述。假如是哈维尔，索尔仁尼琴，甚至巴金，都会留下很多流传的文字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她也不是地位很高的人物，被许多人关注，有很多门生故旧，比如刘少奇、彭德怀甚至林彪，即使他们自己没有留下什么，也总有人会追忆。
　　而要追寻王佩英的足迹，就必须主动去敲开一扇扇沉默的记忆之门。尽管张大中一开始觉得他的弟妹不见得对母亲了解什么，我还是坚持要采访老张家每一个家庭成员。多年来母亲的死是全家心头的创伤和巨石，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张家的家庭聚会中兄妹们也会小心地避开关于母亲的话题。王佩英一共有过八个孩子，头生女儿很小就夭折了，接下来六个都是男孩：老大张运生、老二张贵生、老三张大中、老四张大江、老五张大路、老六张大圃。最后一个小女儿，是她最疼爱的。因为一直想有个女儿，因此对朋友们都说“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就叫张可心。
　　张家老二、老五都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只能采访其遗孀。大哥张运生前些年中风了，丧失了语言能力，走路也需要人搀扶，所以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扬永茹女士讲述。怕触动悲伤的记忆，以往杨永茹并没有系统地向张运生了解过张家发生的事情，只能根据长期共同生活中偶尔的只言片语，还原一些片断。
　　杨永茹被采访的过程中，张运生坐在旁边。他不能说话，但提到很多事却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而泣、老泪纵横。有些地方似乎想补充什么，却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和他告别，张运生不能起身，坐在沙发上挥手，于是我上前和他握手。他捏住我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想把手抽出来都没能做到。当时我还开玩笑说：“老先生力气不小啊！”回家以后，再想起张运生当时盯着我的眼神，应该是有所托付的意思。
　　张家的几个孩子每人性格都不一样，对那段历史的体验也不一样。回忆母亲是残酷的，就像撕开早已结痂的伤口。但也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对母亲的回忆都有不同的独特视角。老四张大江是个活生生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一样的人物。对政治毫不关心，说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都来一句“挺好玩儿的”。但对朋友非常仗义，似乎在街坊的年轻人、甚至小混混中颇有威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母亲被关押期间和枪毙之后，张家并没有受到红卫兵冲击的原因。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在学校是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一些大人到处去“抓反革命”，母亲一出事，他班长就被免了。大圃含着泪叙述说，当时，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的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站出来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我采访王佩英子女们的时候，就在想：丈夫去世后，这样一群孩子要让她操多少心？！
　　更难采访的是其他旁观者和当事人。王佩英的友人大多数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八十多岁了。而且即便是王佩英的友人，往往直到现在也为她在六十年代的政治立场感到恐惧，或者说他们很难理解王佩英为什么要批评毛主席，那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有人留着眼泪回忆说：“王佩英居然连毛主席都骂，真的是疯了！”。可想而知，王佩英在她失去自由前的最后时光，是“多病故人疏”了。除了那些为之惋惜、伤感的友人，更多的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他们中不少人或多或少的对王佩英的死负有责任：有的检举了王佩英的反动言论，有些人甚至直接就是打手。采访这些人是最困难的，大多数都拒绝接受采访，有的接受采访也在问及关键问题时反复说：“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但从这些人的其它表现包括表情来看，他们并不糊涂。这样的采访是难得的观察人性的机会，大多数人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不光彩的经历的，而掩饰的方法则各不相同。有一次我和张大中聊起这个的现象，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张大中说：“就算那几个当时主动参与迫害了我母亲的人，我今天也不会记恨他们，而且想劝他们别太过意不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只是被利用的老百姓。”
　　但是我很怀疑：有些人真的会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哪怕一丝的自责。
　　还能做什么呢？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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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2] 王友琴: Memorial for Victim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3] 载于《中国青年报》 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她的故事被纪录片导演胡杰拍成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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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王佩英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河南开封。这是一座历史名城， 曾被称为大梁、汴梁、东京、汴京。古人曾有“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诗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开封的繁华。直到1954年10月河南省省会迁往郑州，开封变为省辖市，与往日的辉煌相比才逐渐的衰落了。
　　有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和敬仰的人物与开封都有深厚的渊源：一位是在戏剧里常被表现为黑脸的包公。在豫剧中包公戏尤其多，其实他是安徽人，但一出《铡美案》太有名，“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的唱词几乎妇孺皆知。北宋时期，他在开封担任过类似今天纪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之类的官职，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包拯就是开封人，现在开封还有包公祠。千百年来包公形象受到老百姓的传颂和戏剧的不断演绎，寄托着民间的正义感。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与今天类似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皇权是一切的中心，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以道事君”甚至“以道抗政”是对皇权几乎唯一的制约。例如在《打龙袍》戏中包公批评宋仁宗赵禛不孝。因为前面还有一出著名的戏《狸猫换太子》，讲皇帝的亲娘李妃受到迫害避难民间。在儒家的传统下，说一个人不孝几乎是最严厉的批评，而且是当着群臣的面批评皇帝。皇帝狂怒，几乎要斩他，但他坚持说皇帝错了。最后皇帝在事实面前悔悟，不仅认错，还脱下龙袍让他打，以作为象征性的责罚。包公戏广为流传，在我看来，其实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委婉表达的是非观——皇帝也是可以批评的，而且即使他是皇帝，他错了就该认错。[1]
　　另一位是明末的史忠毅公——史可法。他常常被当作是江苏人，他的祠墓在扬州，其实他是开封人，和包拯一样都是进士出身。在大明朝江河日下的时候，他一个书生起兵勤王。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夏完淳说他：“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他守扬州城只守了一天就被多铎攻破了。清军占领扬州后，为威慑江南汉族人民，对扬州展开了屠城。杀人、纵火、强奸、抢劫，暴行一直持续了六天，多铎才下令封刀。扬州一直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是人口稠密而重要的商业中心，加上战前逃入城内的人，这场大屠杀遇难人数之多，当时估计有80万人，有的保守估计也为30万，其惨烈胜过四百年后的南京大屠杀。有人或许会说：史可法怎么这么傻啊？扬州外围的明军当时都投降了，扬州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无粮草，从军事上讲是守不住的。如果他不抵抗就不会激怒清军，也许就不会有大屠杀了。这种逻辑是冷酷而又怯懦自私的，怎么能怪史可法呢？其实在多铎劝降时他就表示过：“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怡，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举起屠刀的人才有罪，而不是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中国的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方面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常常会告诉他们要识实务者为俊杰；但另一方面我们向往的理想人格，我们视为文化标杆的先贤，必然有着坚守信念毫不退让的决绝，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列举这两个人物，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某种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选择，一定有其思想的资源。这种思想资源不见得一定如学者那样坐在书斋里，从故纸堆里获得。可能来自于童年他成长环境中的耳濡目染，比如听说书、听唱戏所获得的熏陶，浸润在其潜意识中的善恶是非观念等。一位西方传教士曾观察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惟一的全民娱乐方式。并得出带有调侃的结论：“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2]往更深层次说，历史是中国人内心最隐秘的信仰。一个基督教背景下的人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时，也许会想到自己要在上帝面前接受的末日审判，而一个中国人终极的敬畏是历史。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对死后的灵魂往往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大人物会在史书上留下评价，遗臭万年或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小人物也会在祠堂和家谱里有他的位置，甚至有些人如果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会在未来的戏剧中被描成红脸或白脸。外国传教士很难理解，儒家文化背景下，一个中国人扮演的似乎戏剧中的角色，其实是他心目中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
　　王佩英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她的童年应该是被视为掌上明珠的。据文革前外调材料中提到的王佩英童年生活，语气不无夸张，刻意强调她的“剥削阶级生活”，但也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家里两个保姆对我非常好……冬天吃一碗剩一碗，夏天吃一碗晾一碗，夏天有人给我打扇子”。她7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时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有部分房产[3]和地产[4]，应该还有少量的钱和其他家当[5]。14岁继母也病故了，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佣人，但可以确认的是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在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6]。这所学校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赫赫有名，是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于1932年创办。盖夏嬷嬷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热爱的传奇人物，出生于美国，1920年就来到开封传教。[7]在日军占领河南期间，她和其他修女在保护、救助难民方面有很多英勇的行为。1948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在中原溃败，盖夏嬷嬷选择了迁校去台湾[8]，重建静宜，就是今天的静宜女子大学。她的后半生都在中国度过，直到1989年95岁的时候逝世于台湾。顺带一提的是，开封在上世纪整个三四十年代都是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重镇，今天开封城东还有1932年修建的规模宏大的天主教河南总修院遗址。
　　王佩英是静宜女子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她当时父母均已去世，照顾她的老妇人文化程度也不高，静宜又是新办的学校。因此可以推测，报考这样一所教会学校是王佩英自己做的主张，也可以看出在那个年纪她已经有相当的主见了。
　　当时开封社会上常说“静宜是贵族学校”，其中有一些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更多的是一些富裕中产家庭的子弟[9]。
　　据一些校友回忆，双龙巷校址是购买清末官吏林家的花园，教师大多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校友，学生必须食宿在校。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大多数学生并不是来自天主教家庭，但校内还是修有可容纳百人的小型教堂，可主持弥撒。虽然王佩英1949年后并没有过多提及她的这段教育经历，但一些来自宗教的普世价值观念，对她应该有潜移默化影响的。
　　基督教强调人是有罪的，所以要向更高的存在保持谦卑并勇于通过忏悔寻找救赎，这种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稀缺的。而这对于我们到后面要理解王佩英自蹈死地的一些言行，会有所启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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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并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可见毛泽东的时代，提倡的讲真话，主要是为了批判刘少奇和其他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人，对于真正的皇帝，也就是他自己，是不能批评的。在文革中包公戏也被“样板戏”所取代。
　　[2] 作者： （美）明恩溥　著，刘文飞，刘晓旸　译 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原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山东西北部传教，熟悉中国民间的生活。
　　[3] 二十几间房产的说法，来自王佩英１９５０年的入党汇报材料，考虑到共产党有推崇无产的传统，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只可能多，不可能少。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河南一些生前好友的描述是宅子占地十几亩。后在王佩英被捕前的外调材料中说，王佩英继承的遗产共房屋四十三间，土地四十三亩。有“老裁缝”回忆，王家的房子非常气派，“在开封北道门街数一数二”。
　　[4] 这说明王家已经很多代生活在开封。
　　[5] 王佩英和张以成结婚后,张以成长期没有工作和稳定收入,都靠变卖家产维持。
　　[6] 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49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7] 据总部美国印地安娜州的天主教修女会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 of Saint Mary-of-the-Woods的网站材料“The remarkable life of Mother Marie Gratia Luking”
　　[8] 从中能看出学校创办者的理念和政治立场。
　　[9] 高德惠写的回忆“高永昌与静宜女中”，高永昌37年之后任静宜女中校长。
　　[10] 无独有偶林昭也有基督教背景，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景海女子中学，她曾经离开教会加入共产党，后来重归基督信仰，她说她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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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四——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静宜女子学校有很扎实的教育基础，很多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甚至到美国深造。但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以至于后来王佩英的子女都不大知道母亲的这段教育经历。至于王佩英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学业，一是从常规角度看，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女孩子能够读到初中毕业已经算是相当有文化了。另一个重要的插曲是，她在这个时期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儒雅幽默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按照王佩英档案的记录，她是在刚毕业的当年，即1934年就与张以成结婚了。而且在当年离开家乡、抛下家里的产业，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今天可以在文字上找到的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在王佩英1950年入党申请汇报时的自述中说：“毕业后经同学介绍与张以成同志结婚了”。但经过走访和一些生前好友的叙述[1]，这里面我梳理出了一个浪漫而又曲折的故事。
　　张以成，一九一一年出生，河北人，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这所学校了，但在民国时期这是一所在法学专业方面赫赫有名的学校，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朝阳大学的法科非常出名，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也有“无朝（阳）不成院（法院）”的美誉。张以成毕业后，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来找工作、做律师。此时，张以成是法律系大学毕业生，还会德语。假设王佩英与他1933年认识，那时他也只有23岁，想必是非常的意气风发。
　　王佩英和张以成最初是什么“同学介绍”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王佩英的家里当时出现了一场纠纷。继母去世后，据说是远房亲戚[2]，也许是看王佩英幼小，想来争夺她父亲的遗产。王佩英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却只是一个初中的小女生，孤立无援。但她并没有一味退让，而是坚决的找律师和远房亲戚打官司。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是通过同学介绍找到了年轻的律师张以成，他对这个案子尽心尽力，最后官司打赢了，帮王佩英保住了大部分父亲留下的家产。
　　两人也炙热地恋爱了。他们的恋爱肯定是在王佩英从初中没毕业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照顾王佩英的老妇人并不是简单的老妈子，王佩英的父母大概对她是有所托付的，就像《乱世佳人》里思嘉丽的黑人奶妈，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大小姐，作为成年妇女，还有督导、看护年轻女孩举止交往符合淑女规范的责任，保护涉世不深的女孩不受浮浪子弟的引诱。王佩英虽然父母双亡，在婚姻大事上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方面也表现了她强烈的主见。但一开始，那个老妇人显然是不允许她谈恋爱的。
　　田贵勤向笔者介绍了一段王佩英告诉她的私房话：王佩英和张以成谈恋爱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瞒着别人的。每次见面张以成就化妆成女人，装成是王佩英的女同学到她家来一起温习功课。这听上去像小说里公子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的传奇经历，但也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张以成有个特点，五官不是很有棱角。从照片上看显然中年以后也没有很多胡子，可以想象年轻时面孔红润白皙，确实有装扮成女性的条件。老妇人老眼昏花，大概是可以蒙混过关的。
　　从这个情节中可以推测出两个事实，第一：王佩英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感情非常炙烈；第二：张以成当时的经济条件显然并不理想，大概也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律师，甚至可能连自己独立的住房都没有。
　　但王佩英爱的一往情深，就像琼瑶小说里,富家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愿意追随他到天涯海角。婚后几年，王佩英的生活是颠沛流离的，她非但没有跟着张以成过上一天好日子，还在用自己的私房钱和积蓄补贴他。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3]，原来生活困顿，在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出租一些空闲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
　　但大约是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也许是当时周围的人有很多闲言碎语，比如会议论张以成是贪图王家的财产云云。他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决心到北京谋求发展，王佩英也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但到了北京一切都很不顺利，张以成自己的纪录是“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个孩子11岁就早逝了，现在只知道她叫“玲玲”。
　　张以成老家在保定的安国县，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以几十元的本钱卖些小杂货，纸烟、火柴一类，每月将本求利，不过几元钱收入。王佩英到婆婆家的时候，还给每一个亲戚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会外文的大学毕业生，沦落到这个地步，张以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王佩英从一个大小姐到现在过苦日子，下要照顾孩子关心丈夫，上要孝敬婆婆，虽然没有一句怨言，但生活上难免还是有磕磕绊绊。张大中的大表姐刘英回忆说，有一次大概是张以成和王佩英小两口拌嘴，看见王佩英哭了，张以成母亲在后房听见就问她：“到底什么事儿啊？”王佩英赶紧抹了抹眼泪，换了一副笑脸说“妈，没事儿”。
　　这样一直到了1937年，张以成下决心再到北京找工作，投靠大姐夫。大姐夫也只不过在北平救济院女妇院当巡官而已，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工作。好在这次张以成有了二手准备。安国县自北宋始即为中国药材集散地和药材加工中心之一，有“药州”之称。他从家乡带来按方子自制的“吹喉开关散”，通过一个在纪生局做事的商小同学帮助办了许可证，到处兜售这副药“每月收入数元钱”。这个阶段，怕被北平的熟人认出他一个大学生做小贩，抹不开面子，张以成改名为“路平”。这些内容都在张以成的自述中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了。
　　这个名字让人可以联想到李白的《行路难》，表现了李白当时“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人生困境，到处的路都走不通，“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他又没有完全灰心丧气，总想有一天还能干一番事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大概也是张以成此时心境的写照。
　　假设张以成和王佩英是三七年的春节后来到北平的，只隔了几个月，即同年七月初“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日本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制药生意也收入微薄。一个在北海公园当扫地工的表兄“每月帮助我三四元”，一开始还靠当王佩英衣物来补贴家用，后来就从“当”变成“卖”，几年之内，王佩英从开封带来的值钱的衣物都当卖一空了。
　　另外，从侧面体现小夫妻生活艰辛的是，大女儿出世后的几年间他们都没有再要孩子。到了1940年，也许是意外，王佩英又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张家的老大——张运生。取这个名字大概也是期望家里能够时来运转。平常人家生一个儿子该有多么高兴，可对当时的张以成、王佩英夫妻俩来说，却只会雪上加霜。据张以成记载，那时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可想而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新出生的儿子喂奶，有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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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曾洁光的妻子田贵勤的讲述是最关键的信息，曾洁光是张以成在开封地下党时上级，两家关系非常紧密，田贵勤回忆在王佩英被捕之前，找她聊了很长一次，那次王佩英似乎有很强的叙述欲望，讲了过去她都不知道的王佩英和张以成的恋爱经历。田贵勤有些犹豫，“把王佩英的这些私房话告诉你们这些晚辈合适么？”我劝她这对全面理解王佩英的性格非常关键，做严肃的传记求证不能遗漏任何可能的细节。因此田贵勤的讲述有较强的可信性。
　　[2] 推测也许是王佩英继母那一方的亲戚可能性比较大。
　　[3] 在王佩英的档案中发现张以成档案摘录，其中涉及关于王佩英的部分，大概是当时为了调查王佩英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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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五——“我们回开封吧”

　　苦撑到了这一年的冬天，王佩英追随张以成离开家乡已经六年了，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她肯定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么多的苦。不过就像天仙配里的唱词“寒窑随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她跟定了自己爱的男人，哪怕受到再大的挫折也不离不弃，而且一直鼓励他。最难的是还要保护丈夫的自尊心，这六年间王佩英没有回过开封一次，设想这几年中她只要稍微抱怨一句“我过去在开封过得日子多好，现在跟着你苦成这样。”张以成一定会感到很大压力的。
　　
　　愁苦到了极点的时候，王佩英终于劝她的丈夫：“我们回开封吧”。其实这话应该早就在王佩英心底，只是没有说出来。现在对张以成来说，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除了去开封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在开封，王佩英至少还有很大的宅子、还有房租的收入，一家人的温饱就可以维持了。
　　1940年的冬天,王佩英和丈夫、大女儿玲玲,还在怀中的儿子运生，回到了阔别的家乡。家里的老宅子还在，由那位老妇人看管着。此时的开封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但总算一家子的生活安定下来了。
　　张以成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穷酸落魄，大概衣着也能显得光鲜体面一些。到了1941年的秋天，他终于谋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这也是第一份和他大学生身份相配的工作，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但就在这年冬天，出了一场无妄之灾。一群日本宪兵把张以成抓走了，说他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押解到了北京宪兵队，关在监狱里。其实这件事的起因是，他那个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了张以成处，张以成离京时又保存在了一个舅父那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舅父大概吓慌了，就说是张以成的。[1]
　　这段时间里，王佩英一定是担惊受怕，甚至变卖家产托人疏通，想了不少办法。对张以成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很快真正打死日本人的人被捕了，于是在过年前被放回了家。1949年以后王佩英也还会和孩子们说起张以成被日本宪兵抓起来，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的事情。在她的描述中，孩子们的父亲显然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过在当时，张以成的被捕经历显然只是一次意外，他确实没有杀日本人。
　　被捕事件之后，一家子的生活重归平静。而张以成的心里肯定对此留下了阴影，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二等公民，生活上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是有一种失落感。有时候和好朋友一起吃饭聊天时，会感慨“报国无门啊！”、“男子汉大丈夫真该马革裹尸还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发展的对象么？张以成应该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王佩英也很支持他。那时，张以成和王佩英应该并没有什么党派观念，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1937年后，共产党的军队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十八路军，名义上接受蒋委员长的中央领导。如果是国民党方面的军统早接触到张以成，他大概也会加入的。因为当时他的主要动机大概是为国家做事、打击侵略者。
　　就在这个阶段，根据各方的介绍张以成不再使用“路平”这个化名，而恢复了自己的本名。这也许可以说明，张以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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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以成恰好在那时离开了北平，也许就是因此成为了重点被怀疑的对象。在张以成的档案中出现这一段的详细叙述，也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对于所有有过监狱经历的人，都是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害怕那是变节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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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六——地下工作岁月

　　张以成最早开始地下工作的时间已不可考,比较大的可能是在1942年下半年。这一年是抗战非常艰难的僵持期，日军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岛国的战争机器已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而国民党方面也极为吃力。
　　河南属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是必守之地。豫北、豫南、豫东均已沦陷，国民党军三面受敌，坚苦支撑。而此时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基本已瘫痪，几十万抗日军队，主要依靠当地国统区征兵征粮，更增加了河南百姓的负担。而战争的拉锯中，国民党军和日军往往都会在撤退时烧庄稼，避免资敌，最后都是农民受苦。驻守的汤恩伯部虽在台儿庄大战中立过大功，却军纪极差，时常侵扰百姓。加上1942年旱灾和蝗灾又肆虐中原，以至于当时的民谣都说“河南四荒，水旱蝗汤”[1]。到了1942年秋季，虽已显出饥荒景象，但蒋介石正为正面战场焦头烂额，他的主要考虑是如何保障军队的供给，无暇顾及民众，甚至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征调军粮对百姓而言就成为横征暴敛了。
　　当时没有互联网，通讯不发达，只有大量河南灾民，四处流散，到了1943年，河南境内已是饿殍遍野，后来的估计有300万人饿死。在美国《時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看來，这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他曾经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把他视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而在河南国统区却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贪腐无能。让白修德无可容忍的是，1943年3月底，当他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蒋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有证据表明，蒋介石对于河南的灾荒早已知情。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就遭到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2]
　　白修德曾在采访河南一位国军军官十，指责他们横征暴敛。而这位军官却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大概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蒋介石的心思。在这位正直的美国记者心目中，蒋介石已经从圣坛坠落，“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争取援助。就在此时，白修德在《时代》上发表了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宋美龄甚至要求《时代》周刊的出版人开除白修德。
　　就这样，一个正直的美国记者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分道扬镳，转而痛恨，他看到“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官员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白修德之后在1946年和另一位记者贾安娜(ANNALEE JACOBY)出版《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这本书也在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出版，其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而对共产党怀有好感甚至赞赏。[3]
　　之所以在这个里用比较大的篇幅介绍这位美国记者的见闻和心路历程，并不是因为他和张以成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是因为我相信，那时民间的疾苦和由此产生的一触即燃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河南地区尤为浓厚,这种时代情绪氛围，张以成作为就生活在此时此地，有着爱国心的年轻知识分子，一定也是感同身受的。就在白修德痛斥国民党的1943年，张以成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此同时的延安，则是一颗红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刻。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拉开序幕，清算“左倾”和“右倾”。现在来看要整的人主要是三种人：一类是以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喝洋墨水的国际派，树立毛泽东的政治权威；一类是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为代表的地方诸侯、手握重兵前线大将，目的也是使得毛泽东在军事上树立权威地位；再一类是以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延安歌舞升平的风气、对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供给等级制不满，写了很多文章，虽然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护和理想主义，但威胁了纯洁的延安圣地形象，所以也要被打击，树立毛泽东文化上的权威。整风运动最积极的主力是康生和刘少奇。
　　这样，蒋介石之后，又一个领袖的权威被树立了起来，而且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前述几类势力对象被打击之后，除了少数人如王实味和王明，其他都彻底的服从了毛泽东的权威，形成了空前的党内团结的局面。 [4]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礼节上表示服从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但至少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天下三分有其一的气概。
　　在笔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感到惊讶：张以成最初因为爱国而加入八路军情报部，但无论在张以成的自述中，还是他早期战友的回忆里，都没有发现他针对日军的谍报活动。即使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张以成和他战友的主要工作都是刺探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并向国民党军组织作渗透。十八路军在1943年开封情报站建立之初的指示方针就是“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依靠下层、分化上层”。对在沦陷区搞谍报的国民党人上级的指示是，不允许接触，相反可以接近亲日派，争取他们为党工作。而“敌占区的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由于共产党的威望和统战政策的正确，许多倾向我们，也正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5]
　　当时张以成有一个对的外身份是中国记者协会理事[6]。家里有三个孩子，平时外出穿着非常体面[7]。但所谓记者身份虽然是打探消息最好的掩护，却应该并无什么实际收入。张以成这时外出交际应酬的开销，都依靠王佩英家产的支持。
　　有两个细节可以印证，八路军的情报站并无常规经费支持，非常清贫。张立奎记得1947年张以成负责郑州情报站，非常困难。派他去豫西地区找一位王政委，给郑州情报站解决一些生活困难。这位王政委给了两口袋麦子，运回来换成钱，才有饭吃。还有田贵勤的回忆，应该也是在1947年的郑州，原本全靠王佩英炒瓜子、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后来佩英怀着老三，正要临产，而家里已经无米下锅了。曾洁光从一个小商贩处借了5元钱，托另一个地下党员给张以成送去，以解燃眉之急。
　　另一段辅助材料是在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中提到，开封情报站建站时，“吴芝圃决定给开封工委30斤特货，换成法币解决地下活动经费问题”。[8]
　　从中可以发现几个问题：一是和以前一样，只要一离开开封，张以成就立刻出现经济危机。而为了帮助他，连作为情报站负责人的曾洁光都要向别人借钱。可想而知，情报站平时并没有自己稳定的经费来源，也就是说，支持张以成几年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佩英在老家开封的房产收入。
　　张以成常常在外工作,王佩英带着孩子，让丈夫免除后顾之忧，除了支持掩护自己的丈夫[9]，有时还需要帮助传递情报。在地下党碰头的时候，她还承担放哨的任务[10]。在这个过程中，王佩英和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佩英对于共产党最初的印象，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们建立起来的。
　　陈克强记得一个细节，可以了解王佩英那时的政治立场。他是1945年认识王佩英的，他的父亲陈振洲后来也成为八路军的外围情报员，是张以成的下线。而陈振洲是先认识王佩英，再由王佩英介绍给张以成的。1948年，陈克强中学毕业，病了躺在床上，正为前途发愁。王佩英刚生下老三，还把孩子抱在怀里，来到他床头跟他讲八路军的故事，告诉他“八路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介绍他去解放区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还给这所她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做招生宣传，说去了那里“不要钱，管吃，管住”，并且给陈克强准备了介绍信，[11]还是写给应该和张立奎提到的同一位“王政委”。查阅那段历史，在豫西地区活动的确有一位王其梅政委[12]。
　　后来王佩英在入党申请的自我介绍中也说“那时我的精神和我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
　　此时张以成的正式身份已是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建立了由郭宏文为组长的工人党小组、和以周舟为组长的技术人员党小组，发展了一批候补党员[13]。在情报工作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张以成和他领导的战友们给共产党军队送去了郑州的城防图[14]；瓦解国民党军方士气，通过外围组织策划、发动罢工和学生运动[15]；保护包括电信局设备、铁路甚至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被转移到共产党手中。[16]
　　就在这一年王佩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7]
　　在此时的王佩英心中，共产党就代表着解放和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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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刘震云的《温故1942》
　　[2] 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新华出版社
　　[4] 见高华的作品《红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
　　[5] 据当时的开封工委书记 郭有义的文章“ 回忆集总开封情报站和晋冀鲁豫开封工委”
　　[6] 查阅在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通联科长孟起的 回忆中“解放战争时期的冀鲁豫开封工委”，提到当时开封的《中国时报》社，已经被共产党基本渗透和掌握，发展了几个地下党员，社长郭海长就是地下党员。有很大的可能张以成是通过这个途径获得的记者协会理事身份。另据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曾给《中国时报》，“几十两黄金”作为经费。
　　[7] 这是据张以成河北安国县老乡张立奎的回忆。
　　[8] 吴芝圃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等职，他49年之后曾任河南省省长，第一书记。共产党内部早在延安时期，到后来的缅共都把鸦片称为“特货”。
　　[9] 1958年7月张以成以张翼的笔名介绍敌后工作策反国军保五团的经历，发表自《红旗飘飘》。其中提到46年之前张以成曾一度在解放区工作，46年被派回，同过策反一个当旅长的表兄，为共产党服务，并在暴露身份的危险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其中也提到了妻子“佩英”，沉着机智地与敌特周旋。
　　[10] 郭秀华 是郭鸿文的女儿，写了“忆张以成叔叔和他爱人王佩英婶婶”
　　[11] 中原大学设立在中原军区的司令部宝丰县，1948年8月1日成立，其实是八路军培养知识青年的干训班，也就是说王佩英推荐他是去做第一届学员。陈克强回忆“说是大学，也并没有什么文化课，就是教育大家国民党有多么坏，让大家谈认识，晚上还看白毛女。”陈克强毕业后参军。
　　31 后在曾洁光的回忆中也查到了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一位“王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新四军第4师33团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4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豫西军区桐柏军分区政治委员，49年后授少将军衔。在1967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32 张以成 “深入敌人心脏 迎接郑州解放”
　　[14] 见郑州市档案馆 林淑玉 阎杰 李新生 城防图背后的故事——解放郑州的情报战 http://www.hada.gov.cn/html/gong ... /20091105/1665.html
　　[15]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进 2009年07月08日 北京晨报 忆"郑州解放" 毛泽东亲手拟定电稿发布消息
　　[16] 林可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决战开封——解放战争档案(百城百战解放战争系列)
　　[17] 应该就是张以成发展的，因为比如包括黄毅民在内，当时郑州发展青年团员，都是经过张以成。这个青年团就是共青团的前身，它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育青年，把广大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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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七——解放了

　　到了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共产党的军队战胜国民党几乎已毫无悬念。
　　共产党夺取政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心所向，尤其是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朝气蓬勃的景象。王佩英回忆说“有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处处都是黑暗并有不平等的事情太多了，如果和共产党的政策来对比相差天地之远。”
　　这时，王佩英的第一个举动是投身工作。王佩英多年来在家是大小姐，嫁给张以成后心甘情愿做家庭妇女。除了为贴补家用去做小买卖外，她身上应该是有着比较强烈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即使张以成穷困潦倒的时候，她也没有自己出去工作过，大概是要考虑丈夫的面子问题。
　　1949年之后，大概受到新政权意识形态“劳动最光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影响，认为做家庭妇女是封建落后的表现。王佩英在自述中说她“离开家庭”，参加郑州邮局的工作。王佩英做工作非常认真,她说自己“业务不熟悉只有埋头苦干，有时带病亦上班，处处愿做一个模范”。她还参加了邮务培训班，“毕业成绩是85分”，应该是比较好的。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邮局工作期间，张以成不支持王佩英入党。她在1950年的自述中说“局长和同志们口头奖励并且还争取我入党成为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但以成对我不大关心，所以不向邮局做证明，以致我至今尚未入党”。
　　在所有朋友们的回忆中，都说王佩英和张以成夫妻感情非常深。可为什么这个阶段王佩英要说张以成对她“不大关心”呢？笔者推测，这说明王佩英的转变之大，让张以成一开始很不适应。多少年都是围着丈夫孩子转的家庭妇女，即使她支持地下党的工作也都是一切以张以成为中心。1949年之后，一下子受“新中国”的鼓舞成了工作狂和积极分子，整天想着工作和学习，张以成大概是猛然之间有一种男人的失落感。他们夫妻之间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也产生了一些小矛盾。
　　其实王佩英依然是很顾家的。这段时期，张以成的母亲搬来郑州同住，大约是张以成想尽孝心。张以成外甥女刘英回忆，每次吃饭王佩英都是尽着婆婆、丈夫和孩子先吃，自己甚至饿肚子。刘英当时全家还没租到房子，5口人都住在王佩英家。王佩英家里租的房子也并不宽敞，但她作为主妇对丈夫家的这些亲戚毫无怨言，而且热心帮助。
　　但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到了1950，即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的当年，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宣誓“我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教育下使我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并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超过七千二百万，在1950年却只有500万，确实有很强的“先锋队”色彩。王佩英这一长串不加标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宣誓，代表着她当时很虔诚的心愿。
　　有一段旁证是，在入党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关于王佩英祖传宅子的事情。到了文革中，单位派人去开封外调，这时王佩英祖传的宅子已经在别人的名下。[1]张家孩子当时都年幼，不大记得宅子是怎么处理的。大嫂杨永茹回忆说，大哥张运生曾跟她讲过一个版本的故事：王佩英入党后就“把房子捐给组织了”，原因是她认为“共产党员不能有私产”。[2]以王佩英的房子在三十年代出租每间每月可获得20元租金计算，如果连同主人自住的房子大概每月租金不会少于25元。以房子的价格等于5年的房租计，这个房产大概在当时能卖1500元。考虑急于出手等原因，大概最起码也可卖出千元。有几个理由是可能让王佩英这么做的，一是那个老妇人也许已经过世了，王佩英大概觉得再也不会回开封了；二是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组织的人”了；三是共产党实行配给制，倡导的理念又是组织管生老病死。她当时对共产党满怀信心，没有留着老宅子的必要。这符合王佩英一贯的性格，认准的事情，九头牛拉不回。她爱上了张以成，就把自己全豁出去了，跟他再苦也心甘情愿。她加入共产党也有这样一种托付终身、以身相许的坚决。
　　另一个版本的介绍，在后来对王佩英的外调材料中可以找到。这份材料中说，王佩英在1953年为了躲避土改，把20多间房卖了2000元，用于“自己享受”，还在后面下结论说这是“剥削阶级的本质，唯利是图”。这份材料出于构陷王佩英的“剥削阶级出身”，所以有很多不可信的地方。比如评估1942年-1948年之间，房租收入每月“折合面粉约480斤，现金约84元”。这结合这段时期对王佩英夫妇生活水平的评估，显然是过于夸张了，有刻意要把王佩描绘成剥削阶级的倾向。但其中提到1953年卖了一批房，有一定的可信度。
　　可以确信的是，到了1953年，按外调的说法，王佩英父亲遗留给她的房屋四十多间，土地四十三亩，只剩下二十多间房子，土地都没了。也就是说1949年前的这几年中，王佩英当卖房产土地，支持张以成和地下党的工作是可信的。
　　另外，王佩英卖了开封的祖宅之后，都是单位分配住房或者租房子，并没听说在郑州或武汉买房子。从其他亲友的回忆中也表现出这段时期生活清贫，没有挥霍的迹象。那么她卖了最后老宅子的一大笔钱，是在她正式入党后的头一年。她至少把一部分或一大部分捐给党组织交党费，作为一个当时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王佩英入党转正本应该是在1951年5月，田贵勤回忆是在汉口铁路分局办的。不过在她档案中查到另一条记录“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候补延期一年，到1952年5月才正式入党。还有一条组织意见，是说她“斗争性不强”。这种评价显然是严厉地批评，但从王佩英的性格而言，她并没有错。“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和“斗争性不强”都反映出，从一开始王佩英就没有赞同共产党内部一些极左倾向的作风。王佩英入党申请中表达对入党的理解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恰是王佩英天性中的与人为善。共产党中左的思想一直是强调“斗争哲学”，有些人参加革命是出于仇恨和报复的欲望，在斗倒了外部敌人之后还不过瘾，人民内部又要分出三六九等，相互斗得你死我活，这种哲学和王佩英的天性是不吻合的，这是王佩英所理解不了的，自然就是“认识模糊”。王佩英对革命的理解是爱和同情，是为人民服务，是保护被侮辱和践踏的人。这对于理解为什么当文革把中国变成一架绞肉机时，王佩英会站出来做最坚决的抵制有很大的意义。那时候的王佩英，就已经很有自己的立场了。
　　“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也很好理解，王佩英的出身和她的教育背景，使她和一些以“大老粗”为标榜的革命者很不一样。注重仪容、穿着干净整洁，这在一些“无产阶级”眼里自然是虚荣的表现。所谓“爱面子”，换个角度说就是有尊严、有荣誉感。只有有尊严和荣誉感的人，文革时看到人们早请示、晚汇报，相互检举揭发的丑态才会感到强烈的恶心。而“接受意见不虚心”关键要看什么样的意见。对于自己内心不能认同的意见一定要做出虚心接受的样子，那不叫“虚心”叫“虚伪”。
　　从整风运动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动员仪式，甚至是整人工具。掌权者想整谁就可以批评谁，同时被整者必须低头认罪，也就是自我批评。这背后是一套权力秩序和意志，越在权力系统底层的人越没有尊严。而比如毛泽东，他可以批评别人，偶尔也会轻描淡写地自我批评，但没有人可以批评他。
　　王佩英当时在理论上大概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想法，但她在天性上和这一套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她是热爱共产党的，她对党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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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据韩景淑的外调材料
　　[2] 张运生是长子，大概对他母亲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他在50年已经10岁可以记事，应该有较大的可信度。笔者向田贵勤求证此事，她表示并不知情，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以王佩英的性格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