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大规模经济调查


作者：王梦奎
来源：党的文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79年3月14日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财经委”），作为研究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财经委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这一决定。

财经委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根据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的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27日，姚依林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经济理论和财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中央有关经济部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负责人共30多人出席。这实际上是正式启动调查研究工作的动员大会。此前，姚依林已经主持召开过几次小规模的座谈会，为这次大会做准备。

姚依林说，中央提出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基本上克服目前存在的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对经济改革搞出一个大体的眉目来。有的同志提出，要开个经济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胡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我们一起研究过，觉得现在来开这个会，大家掌握的材料还不够，要研究的问题也不清楚，现在来开的话，很可能“务”不出一个真正在实际工作中可行的、大家认识比较一致的方案来。我们的意见是先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而且要做理论工作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结合起来做。


1979年6月至1980年3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中的很多重要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图为中南海西楼

姚依林根据此前几次小规模座谈会的意见，把这次调查研究归纳为三个大的题目：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关于经济结构问题；关于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同利用、改造现有企业相结合，使一批现有企业首先现代化的问题。姚依林对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办法，说了自己一些初步的原则性的想法，特别强调要打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思想框框；为了广开就业门路，要注意发展个体工商业。除这三个题目外，还同意于光远在筹备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增加经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这样，就是四个大的研究题目，相应地成立四个调查研究组。各组的负责人分别是：经济体制组（以下简称“体制组”）负责人张劲夫（财政部部长）和房维中（国家计委副主任），会后又增加薛暮桥（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廖季立（国家计委委员）和刘明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所长）；经济结构组（以下简称“结构组”）负责人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和孙友余（一机部副部长）；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同利用、改造现有企业相结合问题的研究组（以下简称“引进组”）负责人汪道涵（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副组长，1979年7月起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组（以下简称“理论组”）负责人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研究所所长）。为了适应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的迫切需要，要求在春节以前拿出第一批研究成果。姚依林宣布：今后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的召集，由邓力群、张劲夫和马洪负责。

财经委是决策机构，下面没有办事机构。由于姚依林是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是财经委秘书长；邓力群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后，改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同时还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而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还领导着社科院的几个经济研究所，这次调查研究是姚依林主持，主要组织工作是由邓力群和马洪负责的，具体的组织协调和综合资料整理之类的秘书性工作则由中办研究室经济组承担。中办研究室经济组也力所能及地独立做一些专题研究。为了向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同志及时反映并在各调研组之间沟通情况，中办研究室经济组创办内部刊物《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创刊第1期刊登的是姚依林在6月27日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心协力做好经济改革的调查研究》。中办研究室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成立的机构，我是组建初期从一机部研究室调进来的。中办研究室开初人员很少，经济组只有四五个人，除这次调查研究活动的工作外还有一些其他工作任务，人少事繁，大家都很忙碌。我参加了姚依林主持召开的两次大会，邓力群和马洪主持召开的多次各调研组负责人碰头会（张劲夫工作忙，很少参加），组织和编发《经济问题研究资料》稿件，和各调研组都有些工作联系。由于亲身经历，印象比较深刻，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还能保留一些关于这次调查研究活动的记忆。毕竟年代久远，资料保存不全，有些事情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

二

6月27日会议之后，四个调研组都开了几次会议，迅速传达落实，组织队伍，制订调研计划，并开始一些实质性问题的初步讨论。大家积极拥护财经委组织这样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认为这对搞好当前的经济调整，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邓力群和马洪主持召开几次各调研组负责人的碰头会，相互交流情况，补充、修改调研计划和题目。

7月19日，姚依林主持召开第二次调查研究工作会议，李先念、薄一波出席并讲话。中央有关经济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和参加调研活动的经济学家共五六十人出席。四个调研组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打算。

房维中报告说，体制组开了三次会，讨论调研工作安排。体制问题长期以来是个老大难，谁也不敢碰，现在中央下了决心，又有财经委统一领导，有希望把改革搞起来。对现行体制弊端的认识比较一致，应当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有些初步议论，还没有完整的设想。调研工作打算分两个阶段：八、九、十这三个月以拟订明年就要实行的小改方案为主，12月以后研究大的改革方案。体制问题涉及全局，由国务院14个有关部、委和总局分别牵头，组织13个研究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即计划体制组（国家计委牵头）、工业体制组（国家经委牵头）、农业体制组（国家农委牵头）、基建体制组（国家建委牵头）、商业体制组（商业部牵头）、外贸体制组（外贸部牵头）、财政金融体制组（财政部牵头）、科学技术体制组（国家科委牵头）、文教卫体制组（教育部、文化部和卫生部牵头）、物资体制组（物资总局牵头）、物价体制组（物价总局牵头）、劳动工资体制组（劳动总局牵头）和综合组（国家计委牵头）。各个小组都要有中央和地方的同志、经济业务部门和理论研究单位的同志参加，特别要注意听取企业的意见，把企业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统一部署，分组活动，提出改革方案，集体讨论；综合组负责协调和汇总，提出总体规划和设想。

马洪报告结构组的工作计划，说这次对经济结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是要弄清楚我国经济结构的历史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合理经济结构的建议方案。要对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价格结构以及积累和消费结构分别进行研究，还要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当前调研的重点，是农业、轻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跨农、轻、重的石油化学工业，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分别与有关部门和地方进行专题讨论。八、九、十这三个月，要结合三年经济调整计划的编制，先提出一个过渡性的经济结构改革方案。调研工作的组织，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家农委、国家科委和国务院财贸小组以及国防工办等单位，分别成立八个研究小组，对有关的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由上述部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个经济研究所各指定一人，共同组成秘书组，负责协调各调研小组和各部门、各地区的调研工作，进行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还要成立一个“经济模型组”，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经济结构的研究，提出各种经济模型和方案，以便进行比较和选择。

汪道涵报告说，引进组邀请有关技术经济管理和科研情报单位开了几次中型会议，商讨调查研究的任务、范围、组织和工作方法，并筹备成立世界经济研究会；设立调研工作联络中心，这个联络中心同时也是资料库；约同有关单位共同起草几个法律草案，包括《外汇管理法》《合资企业登记法》，最困难的是《公司法》和《合同法》。已经开始对引进工作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普查。调查范围分以下几大类：跨国公司和财团的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管理方法；利用外资问题，包括资金来源、利率、期限和适用范围以及优惠条件；合营企业涉及的法律和章程；扩大出口的途径、方法以及出口构成；对已经进口的设备和正在进口的项目情况的调查。调查研究分综合、合资、技术引进、进出口、法制条例、经营管理现代化六个小组进行：综合研究由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工业经济研究所，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央行金融研究所和科学院情报所以及技术进口公司和国际贸易促进会等单位组成；专题研究由有关部门和地区按照自己的情况和要求组织调研。现在许多事情不甚了了，计划组织出版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国际金融和贸易方面的读物。汪道涵根据驻外大使反映的出国考察准备不足、互有重复，外国人敷衍应付，以致收获不大的情况，建议制定出国考察办法。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入了虎穴，只弄点虎毛就不够了。”

于光远报告说，理论组开了几次座谈会，准备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就是从最终产品出发计划和安排生产，以是否做到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作为衡量整个社会经济工作成绩好坏的根本标准。与此相关，还要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理论、市场理论、生产调节理论、人口和劳动就业理论，以及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工作方法的一些问题。于光远提出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中加强数量观念，运用数学方法。还准备举办外国经济学讲座，并对一些流行的经济名词进行规范。当于光远说到动员更多的高等学校教师参加理论研究工作时，李先念说：“对，还要吸收科技人员。”

四个调研组汇报后，薄一波和李先念讲话，对调研工作表示支持和鼓励，并结合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体会讲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薄一波说：财经委把从事实际工作和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大规模的关于经济改革、经济结构和引进等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恐怕还是创举。过去提出经济体制问题，总是在中央和地方、集中和分散上打圈子。集中多了，大家一喊叫，说条条专政，受不了，就下放，历史上有过几次下放；下放后统不起来，乱了，又收回来。现在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触及了体制问题的本质。

李先念说，怎样实现现代化，应该拿出完整的材料来，非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不可。现在大家都说“一五”计划好，“一五”计划是不是好得不得了呢？其实，那时各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都忙于搞三大改造，顾不得用全副精力来搞经济建设。我那时在省里，管你统不统，我想的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想的是三大改造，想的是贯彻《婚姻法》。后来搞建设，说要学苏联，当时没有经验，不学也不行。现在怎么样呢？苏联的东西是臭豆腐，闻着臭，吃起来香，你没有拿出新的办法嘛。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叫做“统而不死，活而不乱”，话好讲，办起来真难，还是一统就死、一活就乱。现在问题很多，特别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动荡，真是问题成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体制问题、引进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很多，要全面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调查研究，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姚依林对各调研组的工作计划安排表示赞成。此后各组的调研工作，大体上就是按这次会议上报告的计划进行的。又开过几次各调研组负责人的碰头会，但这样的大会没有再开过。

三

为了保证调研工作的质量和进度，四个调研组都组织了精干的“直属队”，计体制组150人，结构组66人，引进组123人，理论组30人，共369人。所谓“直属队”，就是各调研组直接指挥的脱离日常其他工作而全力以赴参加调研活动的人，不包括临时抽调短期参加某项调研活动、受邀参加座谈发表意见以及个人向调研组提供口头或书面意见的人。所以实际参加调研活动的人要多得多。调研活动是以各调研组为主各自独立进行的，前文所说6月27日和7月19日姚依林主持的调研工作会，只是四个调研组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少数业务骨干参加的会议，“直属队”369人都参加的全体大会，没有开过。

财经委组织调查研究虽然没有公开发布消息，因为有各部门许多人参加，还到地方和企业调研，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秘密。8月8日，邓力群在全国物价、工资会议上披露了财经委组织调查研究的消息。新华社9月3日播发了关于这次调研活动比较详细的报道，次日见报。此后有更多的实际经济部门的干部、专业理论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的教师，纷纷表示希望参加调研活动，主动和调研组联系，有的还就相关问题提供书面建议。中办研究室经济组把6月下旬调研活动开展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作了简要的总结，写成《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和提出的主要问题》，署名“严金”，刊登于10月6日的《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向各方通报。

中央财经部门的领导对调研活动都很重视，除积极支持和参与财经委组织的调研组的工作外，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林业和水利各部门，都成立调研组，由部门负责人亲自参加和领导，对本部门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亲自召开会议布置调研工作，说部长如果不亲自参加调查研究，今后在业务领导工作中就没有发言权。

财经委组织调查研究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积极开展本地区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有的还专门发了文件。黑龙江省由省委书记杨易辰担任调查研究领导小组组长，省长陈雷任副组长，其他书记和常委按业务系统分工抓，并要求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调研组。财经委的调研组到地方和企业调研，都得到积极的支持和配合。体制组确定75个调查题目，引进组确定37个调查题目，供各地参考，各地都提供了不少实际材料。


《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后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直接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和当时进行的经济调整结合起来进行的。各调研组所了解的情况、所提的意见和建议，都及时报告了财经委，并和经济主管部门交流，为决策提供了参考。由于调研活动是有主管部门直接参加，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人密切结合进行的，许多建议具有可操作性。中办研究室对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研究，引起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重视。邓小平1980年3月19日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编制长期规划等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说：中办研究室最近搞了个材料，题目是《从历史经验中探讨我国合理的积累率》，很好。他们认为积累率占国民收入的25%比较合适。过去的教训是超过了，最高时达到43.8%，总以为积累率越高，建设速度就越快。我们这次搞长期规划，积累率就定在25%。陈云、李先念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当时的经济调整和“六五”计划的编制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体制组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1979年12月3日拟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印发全国计划会议，在更大范围征求意见。12月15日张劲夫在会议上作关于《初步意见》的说明。张劲夫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各方面议论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设想：一是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进行管理；体制组提出的是第三种，即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主要采取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以各项经济事业的特点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初步意见》强调，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要吸取国外体制中一切有益的经验，更要研究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特点和现行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体制组在调研工作之初就提出，调研工作的重点是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但首先要解决三年经济调整期间如何改革的问题，从大改着眼，从小改着手，方向要准，步子要稳。根据这样的原则，《初步意见》提出，在经济调整时期，要积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组织公司的试点，近期就要组织一批跨行业、跨地区的公司，如石油公司、烟草公司、丝绸公司的试点；看得准的改革，比如固定资产的有偿使用、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部分基建投资实行银行贷款、部分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等，要积极推行。当时国务院颁发的几个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地方经济管理权限的条例，都吸收了调研组提供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国家经委的报告，从1979年到1980年6月底，全国工业部门（不包括军工）试点企业总数达6600多个，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占60%左右，利润占70%左右；其中上海和天津试点企业利润达80%以上，北京更高达94%。

虽然自1979年以来，陈云、李先念和邓小平先后讲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相结合”，6月27日座谈会上薄一波也讲到这一点，但都还是关于经济体制的原则性的提法。体制组提供的这份《初步意见》，是以“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为目标模式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纲领。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步。

四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1980年3月17日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同时相应地撤销财经委。财经委组织的这次调查研究活动完成了既定任务，自然终止。体制组转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体制改革办公室，5月在此基础上组成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引进组的工作由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负责——引进组的调研工作，一直由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开始是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1979年7月进出口领导小组撤销，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汪道涵作为副主任之一继续主持调研工作——结构组和理论组撤销，转入经常性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办研究室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问题研究资料》继续由经济组编发。顺便说说，在调查研究期间，这份内部刊物共编发50期。因为内容适合经济调整和改革的需要，加之当时内部刊物不多，上下左右信息沟通还不太灵便，这份内部刊物受到重视，甚至成为发现人才的一个线索。邓小平1980年2月21日把《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80年1月30日刊登的冶金部科技办公室副主任周传典写的《对冶金工业现代化的一点认识和建议》批给余秋里、姚依林、谷牧、康世恩四位副总理：“请你们重视这个材料，周传典这样的同志，如何使用，也应考虑。”陈云说：各行各业，包括工业、交通、财贸等部门，都要有像周传典那样的人参加领导。周传典1980年7月被任命为冶金部副部长。当时实行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份材料提供了一个典型。考虑到《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印数不多，发行范围很小，为满足更多人研究经济问题的需要，我和中国财经出版社联系，把从1979年到1985年的资料汇编为5册，仍以《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为书名，作为“内部发行”出版，卷首有我写的一篇简短的“编者说明”。这是后话。


王梦奎为《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出版撰写的编者说明

财经委组织的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从1979年6月下旬启动，到1980年3月中旬终止，共进行八个多月时间。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组织的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集中经济调查。由实际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密切合作进行的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摸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对国外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为当时的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起步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从长远来看，进一步摸清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家底”，对国情有了更清醒全面的认识，这对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一些研究方法，例如经济数学方法、系统工程方法和经济模型，是从这次调查研究开始比较广泛推广应用的。一些国际经济和经济学知识，是从这次调查研究开始普及的。

这次调查研究活动对制度建设有一个贡献，就是把政策研究和咨询正式纳入经济决策机制。这次调查研究活动结束不久，国务院就先后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这三个研究中心后来合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少部门和地方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这类有专业人士深入参与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的设立，对决策科学化和制度化是个推动。

（写于2025年4月）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本文选自《百年潮》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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