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龚在专业领域里无疑是个少有的强者。这里所谓“强”，不仅指他的博大精深的学识和强烈的创新欲望，而且还指他的虚怀若谷和雍容大度。

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扬起风帆。全国上下积极性高涨，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老龚在理论上再度活跃起来，发表了一些阐释和宣传邓小平思想的重头文章，得到各方面的好评。之后“中卷”的编纂工作再次启动。1994年初，老龚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邓小平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文章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比较系统地归纳和论述了邓小平反对“左”倾错误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即受到党史界重视和推崇，但也引起了某种程度的非议。当年6月中旬，在京某研究单位也以“邓小平与中共党史研究”为题，开了一个小规模的研讨会，邀请了一些研究、教学单位的学者，老龚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者都领到了一本刊有老龚文章的1994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会议进行了一天。上午发言时，已经有几个人间接或委婉地对老龚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但也有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的几位教授明确表示赞同老龚的观点。因为下午党校还有事，老龚未及发表意见，中午就走了。听说此会在北京理论界引起一定反响。后来我曾问老龚，事先是否知道会议的内容，他说“有所耳闻”。我又问：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参加？他笑笑说，各种意见都听一听嘛。

大概是在1996年前后，当时我们在昌平苗圃写作“中卷”。一次晚饭后与老龚一起散步时，我向他提出：当天他在讨论会上提出的“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在现实中不容易实现，是一种理想化的要求。因为恢复历史原貌本身就是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而站在时代高度又涉及政治高度还是思想高度的问题，又容易产生一个根据现实要求重塑历史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吗？他听了后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看着前方慢慢地走着。过了一会才说，这应当是一个努力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不容易实现，但处理这个问题时人们的历史修养、道德修养的区分还是存在着的，他们笔下的历史是有区别的，后人是会有所感觉的。

1994年底“中卷”写作启动后，老龚要我与另外一位同志各写一个样章，1995年上半年完成。我选择的样章是1969年九大后至1971年的“斗、批、改”运动（即第二十二章“‘斗、批、改’运动与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这样选择，一则是因为这个题目当时还没有人触及，二则是经过不断深入的研究，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目的密切相关。我的观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是希望通过“斗、批、改”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有空想的成分，但却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严重弊端。我曾几次在讨论时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似乎没引起什么反响。1995年3月下旬初稿完成后，送老龚、郑惠等几位同志审阅。大约一个星期后的晚上，老郑从玉泉山（当时他与老龚都在玉泉山参加中央文件写作）给我打电话，对我在试写章中有关“斗、批、改”的观点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写是为“文化大革命”说好话。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在电话里争执起来，但谁也没说服谁。4月下旬老龚在党史研究室90号楼二层召开样章讨论会。会议一开始老郑又对我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我也表达了自己的理由，一时又争执不下。老龚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笑眯眯地听着，说了一句“老郑与小郑争得不可开交”。最后轮到他发言时，他拿出我的稿子看了半天，却没说话，我当时还真有点紧张，怕他也反对我的观点。又过了一会，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在稿子上批的字写得太乱了，他一下子也认不出来了。老郑把稿子拿去认。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文字交往多，老郑对老龚的字很熟悉。结果还是老郑把几个关键的字认出来了。老龚对我试写章总的看法有三条：有基础、有希望、有信心。但在具体意见中，他对我有关“斗、批、改”的看法也有保留。老龚认为，“理想社会”似不太准确，可以考虑用“新秩序”来替代。这个看法我也不太同意，我们两人又争论了一会。最后老龚表示说，既然谁都说服不了谁，可以先放下，大家再考虑一下。当晚，老龚从玉泉山给我打电话表示，还是不要上升到“理想社会”的高度为好，用“新秩序”就可以了。经过一番讨论，我在“中卷”里还是按照老龚的意见写的，但在我自己的著作中，还是用的“理想社会”。

在此后一次讨论“前十年”初稿的会上，老龚与一位执笔者也就一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两人争论得比较厉害。我记得当时老龚的声音很大，脸色都有些变了。但到晚上，他又给那位执笔者打电话，表示白天的讨论声音大了，希望能理解。两人又深入地讨论了写作中的一些问题。老龚在1996年1月给胡绳的信中说，“中卷”写作中“经受了七嘴八舌的讨论，经历七稿八稿的修改”，由此可见一斑。

四

由于个人的天分和多年的苦学、历练、积累，以及长期参加中央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特别是参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编纂，深受他们思维方式和文字风格的熏陶，老龚不仅有许多深邃、新鲜的思想，而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字风格：简洁、质朴、准确、明快、沉稳、凝练、大气，没有官腔和八股气。《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八、九章深得胡乔木同志赏识，成为他下决心同意于1991年出版的重要原因。其中第七章就是老龚执笔修改统稿的。胡乔木在题记中说：“这三章（第七、八、九章——作者注）确是比较难写好的部分”，他读了这三章之后，“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

这三章中的一些精辟论述、经典事例和文风，成为我们经常引用、模仿的“范文”。例如其中第七章的导语：“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入党的史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用这两段话来引领第七章“前十年”的历史，既精当贴切，振奋人心，又意味无穷。此后我们在写作“中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及其他一些党史著作时，都经常引用这段话。

2019年我参加全国九年制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执笔写作第27课《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等。这一课讲的是1957年至1976年中国的历史。课文的导语我与几位先生先后写了几种，但大家都觉得不满意。后来我把老龚这段话稍加改动用作课文的导语，一下子就得到大家的认可。

五

老龚大智若愚，为人谦和，虚怀若谷。他没有城府，没有心计，没有架子，没有以势压人的官场病，对官场那些繁文缛节既不在意，也不计较。几年前一次会议上，几位同志说到，几十年来，老龚参加了包括好几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等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但大家却从未听他讲过起草文件的经历。

大约是2015年，在一次学术会会间休息时，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君如也讲到老龚一件往事。老龚的儿子龚克因在清华大学副校长任上表现突出，教育部准备把他提拔为教育部副部长。老龚闻听此事后即找到李君如，请他带话给教育部部长（他们都曾在上海工作，彼此熟悉），希望不要有这方面的考虑。记得当时李君如很感慨地说，现在那么多人在跑官、要官、买官，只有老龚不仅自己不跑官，还阻止儿子去当官。

老龚有的是一颗童心，一颗好奇心，一颗说真话的责任心。他一心向学，把学术问题看得很重，兴趣都放在研究问题上。老龚1995年担任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后，李传华任副主任，负责处理机关里的日常工作。一次老李跟我说，他在向老龚汇报工作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在谈到一些行政、人事工作时，老龚往往打不起精神来，低着头不作声；而一旦谈到“中卷”或一些学术问题，却是立刻抬起头，两眼放光，问这问那。

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道德修养方面，老龚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胸中自有高山流水，光风霁月，在各种漩涡中，他自我保护的方式是沉默。一次，在外单位一个会后，大家围坐在一圆形饭桌上吃午餐，边吃边聊。有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最近几个人的人事安排及升迁过程。老龚却兴味索然，只是慢慢地吃饭，或默默地发呆。而在另一些场合，在学术讨论中，在学术同道中，在我们“中卷”编写组里，在散步时吃饭时或会间休息时，他往往一扫沉默寡言和不苟言笑，兴致勃勃与大家争论不休。讨论中大家都没有顾忌，没有压力，没有后怕，没有戒心，畅所欲言，生动活泼，各抒己见，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从徽班进京到许地山的笔名，从航天飞机外层涂料到飞机舰船设计中的冗余度，从德热拉斯到孙冶方，从北京人艺的话剧到西方大片，从康德到叔本华，如此等等。我们都希望从他那里尽可能多地学到一些东西。对我们这些后学来说，听老龚报告，与他一起开会、讨论或散步，真可以说是一种如沐春风、如饮甘泉的享受，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是人生中一段令人神往的回忆。老龚的人格魅力和大家风范，是1995—1998年间“中卷”写作任务顺利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2期。